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规划；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人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地发挥政府职能部门重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与核心

改革开发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在此基础上，今后一段时期，更要按照党所提出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要求，认真总结过去多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加深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认识，从而走均衡、持续发展的道路。

1、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实质

城镇化与城市化不同，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必须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不能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速度，更应关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做到以人为本。城镇化应成为劳动生产率更高、生活条件更好、社会更和谐、文化更丰富、环境更适宜、安全更有保障的居民聚集地，而且能以其强大的实力带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而要真正实现城镇化的这一性质，就必须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农民进城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城镇化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劳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农村居民不断积聚而形成市民居住点的过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化农民为市民，就是让农村居民真正进入城市，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发生全面改变，他们的经济能力得以全面提升，以此来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创造社会的经济繁荣。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迅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据国家有关统计，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的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单就消费而言，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吸收1000多万农民进城，进而带动约15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不仅是简单的把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而是要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下，导致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源调配方式的演进，使进城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为此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定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城乡规划存在的问题

1、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作为支撑

现阶段，在我国城乡的规划设计中，还并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各种规划设计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作为支撑，导致规划的缺位。同时，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各种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之间并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缺乏统一的处罚标准，从而影响了城乡规划设计的规范性。

2、协调工作没有做到位

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由于规划管理的权限被下放到了地级的区县，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自行运作，不接受规划设计部门的统一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区域间的协调工作没有做到位，就会严重削弱规划设计部门的调控职能，从而对城乡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规划管理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

城市规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划管理的职能执行，但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规划管理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分析在城市规划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对于城市规划的研究大多从规划实施管理角度对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的有关探讨。这个角度多偏重于案例分析，寻求规划实施管理过程的不足，常常涉及到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等相关问题。

三、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规划的建议

1、对覆盖城乡和实有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立

不管是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还是已经从农民转化为非农民的市民人员，又或者留在农村的农业工人，都应该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使他们也能像其他城市居民一样，在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同时还能获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其中医疗保障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家庭会因为生病而致贫，如果不能享受到一定的社会医疗保障，很容易产生对社会稳定不利的因素。为了适应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要求，我国必须要对覆盖城乡和实有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立。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重点整合，对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进行统筹，使其缴费标准和待遇保持统一水平，这样能够更好地对推动社保体系由城乡二元保障向城乡一体化保障转变进程。

2、有效设计和监管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

最近这些年来，由于政府推动或者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等原因，我国一些地方相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反租倒包、土地入股和土地互换、委托经营等。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在土地流转上的方式还是以零星和分散为主而且在法律和制度上都没有保障，无法达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为了对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进行有效促进，我国应该对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方面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设计、制定。比如，可以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进行制定，并对交易平台和具体的交易规则加以建立，也可以对农村土地交易所加以成立，不断推出符合社会发展的交易新模式。与此同时，还必要要注意有效监管农村的土地规模化流转，尽可能地对一些腐化和分配不均等现象进行避免，对农民的利益进行保证。

3、推动农村市场化进程，对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就业能力进行提高

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还应该对农村市场化进程加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要想发展更加稳定和谐必须依靠产权交易市场的推动，市场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对农村现代化实现有重要作用。农业作为比较弱势的产业，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对农产品售出及价格平抑机制的完善，能够使农业市场向更稳定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各种权益。其次，农民工的问题国家也必须要重视起来。农民外出打工虽然一时能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水平，但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给我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很多隐患。针对这些问题，各地方政府可以多开辟一些就业渠道与岗位，对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加以解决。也可以对农民进行一定的职业培训，有目的性地提高其就业能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工作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结束语

总之，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城乡规划是一个动态发展规划，更是一项长期性和经常性的工作，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对城乡规划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解放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头等大事来推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如何科学的把城乡规划管理完美结合起来，我们还要在城乡规划管理的实践当中不断开拓探索和完善，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楚爱丽.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2011，8.

[2]林聚任.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J].山东社会科学，2012.

[3]王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关系辨析[J].中州学刊，2012，5.

篇2

关键词：知识管理；三农；信息服务；运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其它行业，诸如工业、服务业等都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生产活动的。可见，农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耕种历史，农业文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相关科技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发展技术化、生态化农业是转变农业耕种方式的重要途径。

1知识管理的基本特征和作用

知识管理是随着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科技学和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内容是对企业管理的需求。应用和评估提出一个系统性的观点。它的工作流程就是将社会中的各种有效的资源集合起来，通过有效的科学的处理方法，集中对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组织、分析和共享。准确来说，知识管理是以信息技术科学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是独立于信息技术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新的领域。知识管理以知识的组织、知识的发展、知识的传播以及知识的利用为前提，对相关的产业进行知识管理，实现知识的最大社会价值。知识管理的客体是知识，主体是人。知识管理不仅仅包括了对知识的有效管理，还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应的管路知识，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知识管理一般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创造知识的资源，第二个方面是将创造出来的知识资源应用到生产活动当中，使知识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主要是将知识资源应用到相关的产业当中，赋予相关生产者智慧，使他们意识到知识资源能够发挥效率以及实现知识的增值。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推动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管理模式，知识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到日常的管理当中，这是因为企业生产与管理工作当中，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总结都离不开知识管理。而且知识管理的相关内容和管理的方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以往的传统性的管理观念，使管理者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同时知识管理使人们对更深层次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使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变革。将知识管理用来解决“三农”信息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对进行新农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2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信息需求

2.1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信息需求

随着相关的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我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正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运用知识管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信息进行一个指导。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有关的致富信息、科技成果信息、生产技术信息以及市场营销的信息。由于我国的农业信息技术发展较晚，与国外的技术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的农村对经济信息的市场需求量很大，现有条件下的经济信息还不能满足。又由于农产品的销售方式较为传统，未能对市场的规模、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价格进行一个有效的掌握，导致了农产品没有合适的市场。或者是农产品滞销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建立农业信息的引导和服务，便于广大农民群众获取准确、实时的经济信息，以市场为向导，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指导农业的生产与经营。

2.2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信息需求

我国针对农业的发展颁布实施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广大农民群众在进行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时，对农业基本的法律制度有很大的需求。比如说农业产品质量的有关规定、农业产品流通过程中的相关规定、农业发展与农业环境保护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相关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等主要制度的了解，都有很大的欠缺。随后是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土地承包的制度法律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比如土地承包制度的使用范围、承包的价格计算、土地的流转形式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转换等。再次是对农业资源保护制度的信息需求，比如说土地资源的保护制度、草原的保护制度、森林的保护制度以及渔业资源的保护制度等。最后是城乡规划制度的信息需求，比如在进行城乡规划的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户籍的管理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农业发展的规划问题等。

2.3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信息需求

重视广大农民群众科技素质的培养是对农村进行信息服务的重要环节之一。加大对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培训力度，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掌握好农产品的新品种、农业生产的新技术，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进行农业的生产。提高科技在农业生产当中的转换率，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相关食品安全对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在农业生产领域出现了很多的新名词，比如说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等。这些新名词使广大农民群众很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做到农业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所以，转变以前的思想观念，重视农业产品的产出质量十分重要。对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培训，不仅是技术的培训，还有质量安全意识的培训。

3对农业生产进行知识管理的意义

3.1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信息需求

正如上文叙述的那样，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当中，广大农民群众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量是特别大的，虽然成立了相关的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站，但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局限性，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地方农业部门也开展了有关农业信息服务的工作，但是覆盖面不足，信息量少，的相关数据也没有及时性，对农业的信息服务起到的作用不大。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不知道从哪里获取相关的农业信息。另一方面，设立的相关部门又不能对农业方面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农业信息就在那里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有关部门对于农业的信息建设还不是很到位，广大农民群众仍然不能有效进行农业信息的获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

3.2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管理需求

农业的发展受地域、气象灾害的影响很大，是“靠天吃饭”的行当。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国相关的农业政策都会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借助知识管理来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是我国“三农”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广大农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目前，借助农家书屋、广播、电视、网络，构建相应的知识宣传平台，普及相关的农业管理的知识，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增强信息的敏感度，有效拓展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思维和生产观念，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知识管理的背景下进行的农业信息服务，实质就是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观念的转变。在农村，要建立相关的农业信息构建平台，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学习、培训的场所和机会，提高他们农业生产的综合素质，政府通过相应服务系统以及知识平台的构建，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职能，同时对于我国农业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李涛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篇3

一、党组重视，充分认识做好行政工作的重要性，把依法行政工作做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行政机制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关系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为此，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平政办[2009]7号》文件精神，为依法行政奠定了基础。首先，党组成员认真学习，熟悉宪法、《行政许可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大大提高了依法行政的能力，加强了运用法律、法规手段管理城市规划的水平，为全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守纪律，带头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带了好头，促进了全局各科（室）、队严格依法办事。其次，党组把依法行政工作做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中，坚持每个季召开一次领导班子成员会议，由主管法制工作的领导汇报上季完成法制工作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具体情况，党组专门研究解决的办法，布置下一步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较好地指导了全局依法行政工作。

二、认真贯彻落实《纲要》，努力建设法治诚信服务型机关。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建立“法治型、诚信型、服务型”机关，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为此，年初根据市法制办的要求，认真修制定了《纲要》规划，并将今年需要落实的进行细化制定了年度计划。同时，认真抓好《纲要》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该局利用每周二、五学习日学习《纲要》，并积极参加上级举行的各项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

三、完善各项制度，积极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一是严格执法责任，规范执法主体。为全面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按照市政府办公室要求，结合我局实际修订了《*市城市规划局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度》、《*市城市规划局行政执法标准》、《*市城市规划局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制度，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年初，该局结合实际和以往行政执法的经验教训，按照过罚相当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修订了该局自由裁量权阶次制度及自由裁量权，为该局行政执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更加符合执法实践。

三是认真落实行政处罚首查先行整改制度。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合理行政”的精神，按照市政府法制办《*市2009年度政府法制工作要点》（平政法制［2009］7号）的要求，在行政执法中实施首查不罚、先行整改，年初以来，共下达首查先行整改通知书8份，为响应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推动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应有作用。

四是以优质服务积极参加市政府开展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在行政审批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积极响应市政府提出的“白加黑”、“五加一”等要求，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四、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做好依法行政工作。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有关要求，严格管理，利用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及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广泛宣传《城市规划法》及相关知识，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规划意识和法律意识，努力营造“遵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的良好氛围；认真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按照城市规划编制强制性指标对各类规划的内容和深度进行严格把关，认真落实“一书两证”制度，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的基本要求，对城市建设依法实施有效管理。

二是严格依照法定职责和权限开展行政执法活动，加强规划执法队伍制度建设，认真落实法律、法规及各级规章外，对管理考评、分片包干、双向选择、竞聘上岗、队容（风纪）、着装、监察执法、廉政纪律十不准、目标管理考评督察、文明执法用语等十六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使规划监察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为更好地使这些制度落到实处，由监察大队及法规科人员组成的监督小组跟踪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每半月汇总一次，并召开大会进行通报，有效地促进了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

三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及规定格式开展执法活动。为使单位执法监察人员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法，首先，要求执法监察人员在熟知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将执法中的简易程序及一般程序细化为易记的流程图，使每位同志默记于心中，防止执法过程出现差错，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法律适用上，我们始终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行政处罚与批评教育相结合，力争做到处理一宗、教育一片、处理一次、终身守法，由于对当事人处理认定事实准确、运用法律适当、处罚程序正确。一年来，该局的执法既取得了当事人的谅解，又较好地维护了《城市规划法》的严肃性。同时，注重抓好规范执法文书，严格按照执法文书的规定格式进行书写或填制，另外，还不定期地举行执法文书展评，促进了执法文书书写的规范与整齐。

四是为较好地督促执法人员亮证执法,我们采取回访、检查等方式对执法人员亮证情况进行督查,杜绝了执法不亮证的情况,提高了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的素质,同时,对新调入的同志,我们采取先自学相关法律,达到熟记相关条文,清楚执法程序,能准确书写执法文书后,方可跟随2人以上有证同志一同执法,待完全掌握执程序后,统一由监察队报市法制办公室领证,有效保证了亮证执法率达100%。

五、以“监督”为保证，促进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有效的监督是推行依法行政、政务公开、规范管理的保证，在落实《*市行政执错案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的过程中，该局把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领导监督，作为促进各项服务措施落实的保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为很好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强和改进规划管理工作，我局积极建议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领导、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规划委员会，所有报建项目一律报规划委员会联席办公会议审定，通过后，由我局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二是以“高效”为目标，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依法行政中，该剧把“高效”做为基本要求和目标，规定了办事时限，工作标准和工作责任，在服务时间上求最快，在服务质量上求最优。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以“说办就办、该办即办”为座右铭，不等、不靠、不推，力争让当事人满意。为此，我们首先认真实行政务公开和服务承诺，制定了《政务公开实施细则》和《规划管理社会服务承诺制度》，明确了工作职责、审批程序、执收执罚办法、服务标准和服务时限，并在一楼大厅制作了十块规划展览牌，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使规划管理工作始终处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中。其次，认真落实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廉政建设。按照谁经办谁负责的原则进行错案原则进行错案追究，提高了规划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认真执行《收费许可证》、《罚没许可证》、《执法公务证》等制度，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行政事业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缴分离，上缴财政专户率达100％；第三积极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就“四乱”行为和利用职权刁难办事单位、无偿占有金钱、物等问题进行教育，使全局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第四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实行项目报建、窗口服务。一个窗口对外、集体办公。

三是以“诚信”为本，认真抓好市长热线及工作。年初以来，该局无论答复市长热线还是接待信询咨询群众，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任何人或事既不扩大也不缩水，实事求是的答复市长热线及群众的咨询及，依法处理群众的举报很和投诉。尤其是在接待群众中，彻底克服了那种“门难进，脸难看”的衙门作风，只要群众来到我局，我们负责接待的每位同志都能做到“进门一声问候，坐下一杯开水”，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满腔热情地给予答复，不厌其烦地给予解释，让群众真正体验到我们的行政机关，是人民的靠山，是群众的公仆。

六、建好队伍，强化素质，规范执法行为。

依法行政，规范管理不仅对工作质量提出了高标准、对执法队伍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使依法行政中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狠抓执法队伍的专业素质，思想作风建设。一是积极参加市政府及省住房和建设厅举办的行政执法资格认证和其它培训，转变思想观念，更新知识层次，提升行政执法素质；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坚持每周二、周五业务学习，监察队对每月的学习内容制订学习计划，报法规科审核备案，除每月监察队进行考核外，法规科每季还要对落实计划情况，进行考评，对不能完成计划的同志责令限期完成，否则，累计2次考评不及格者，建议党组，做待岗处理，尔后，将每季考评结果报局党组，有效地保证了计划的落实，真正使业务学习达到“人员、内容、时间、质量”四落实；三是还利用四、五月份的周六、周日时间聘请市委党校，市司法局干部学校，市人民法院的同志给全队人员进行依法行政的法律知识讲座，丰富了法律知识，提高了执文书的制作水平；四是为培养队员过硬的作风纪律，监察执法大队还坚持每周一个小时的队列训练，让每位队员学会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并使之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五是坚持每季开展优秀队员评选活动，并规定连续三次被评为优秀队员者，报请局党组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六是抓好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在违法建设的处理上，终坚持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亮证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执法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加强了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了执法水平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七、积极参加法制宣传工作，认真完成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布置的阶段性任务。

篇4

【关键词】行政行为 违法性继承 判例研究

序言

在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学理论中，尚无本文标题所用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述，也无相关的内容，同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度的成文规定中，也未觅见这类规范。[1]，但是，在法律的实际运行中，我国法院的一些判决已经不可回避地触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此作出了回答，尽管在制作相关判决书时相应的法官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此问题在学理上应该如何归属。这些判决事例中较为典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判决（以下简称为“沈希贤案判决”）[2]。“沈希贤案判决”针对所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其他相关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为论证立场，在理由部分展现了独特的逻辑思路，为研究司法活动的特性与成文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分析入口。

所谓“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存在于由连续数个行政行为构成的行政过程之中。当行政行为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行政活动的整体过程是由一系列连续多阶段的行政行为构成时，先行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瑕疵，是否会影响作为结果的后续行为的合法性，便自然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出发，承认后续行为因此也具有违法性，即后续行为继承了先行行为中的违法性的现象，被称为“违法性的继承”。

现代行政日趋复杂，行政活动已非只需要一个行政行为即可完成的简单之物。在现实中，一项行政活动的完成，往往需要通过数个行政行为前后相连，有时甚至结成复杂的组合关系才能实现。行政行为的这种关系，在城市规划的批准行为与据此作出的核发各类规划许可证行为之间、责令拆除违法建筑告示与其后的行政强制执行之间时常会不期而遇，在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三峡大坝工程这类的建设连接着无数的行政行为，最初的土地征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否会对最终的工程竣工验收行政行为产生影响，便不是一个已有明确依据，容易回答的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典型判决事例“沈希贤案判决”的分析，以期解答以下问题。其一，就“沈希贤案判决”本身而言，法院以怎样的方法对相关的成文法律规定（用语）进行了解释，从而使得其形成了可判断的构成要件；其二，进一步展开而言，成文法和判例的互动关系中，判例对构筑具体的法律规范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对“沈希贤案判决”作中立客观的法理分析，并不对该判决本身是否正确作出评价。

一、典型判决事例中的表述

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沈希贤案判决”触及到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各项特征。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实概要与判决的主要内容

1．事实概要

2000年1月卫生部作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建设清洁级动物实验室项目（以下称“该案项目”）。2000年9月1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被告）核定《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该案第三人针对该案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结论。2000年12月7日第三人就该案项目向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2001年11月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达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据此，2001年12月10日，被告向第三人就该案项目颁发2001规建字19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称“该案规划许可行为”）。2002年2月21日北京市环保局核发该案项目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沈希贤等182人（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作出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理由为①该案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②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 14925 -2001号国家标准和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的要求，因为原告的住宅楼位于该案项目中的实验室的北侧，其中一栋楼与该规划建筑的间距为19.06米，因此该案项目涉及方案不符合GB14925 -2001号国家标准中关于实验室动物繁育、生产、实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距离的规定，以及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的规定。

2．判决的主要内容及争点的归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3年6月29日作出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根据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审查申报建设的实验动物室建设是否保留至少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

概括上述案件的事实概要和判决的主要内容可知，这一案件的审理涉及到两个争议焦点。

其一，先行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因素，是否会导致作为结果行为的后续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具体而言，在本文讨论的案件中，在尚未完成项目环境评价时，计划行政机关就作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先行行为），是否会导致城市规划行政机关作出后续行为—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因此具有了违法性。

其二，环境评价、规章及国家标准之间对具体环境影响认定的关系。限于篇幅的限制，在这两个争点中，本文只讨论第一个争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到行政裁量中的专业技术裁量以及裁量基准及其表现方式等问题，则将另择机会讨论。

（二）提出的问题：违法性截断或违法性继承

通过上述“案件的基本情况”部分中有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到产生被诉的1969号许可证所具有的法律效果为止，整个行政过程主要由两个大的环节构成，一是计划行政机关作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二是在其之后作出的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环境保护法》第13条和《城市规划法》第32条分别对这两个行政行为之间的程序关系作出了规定。环保法第13条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从中可以看出，该条规定了计划行政机关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该行政行为必须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批准的基础之上才能作出，即审查确认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已获批准，构成了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的一个要件。

第二个环节是城市规划行政机关核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过程。依照《城市规划法》第32条前句的要求，“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无疑，在这段规定中，与申请人的申请行为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是“有关批准文件”。申请人向城市规划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由于《城市规划法》本身并没有进一步对“有关批准文件”的外延作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因此，单纯从该用语的文字本身则无法推断出自身的外延范围。具体而言，该“有关批准文件”除了包括表现第一个环节结果的，经计划行政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之外，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件是否也必须包含在城市规划行政机关应审查的对象范围之内，便成为讨论作为结果的颁发“1969号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所在。

对于如何理解上述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问题，整理该案判决书中所载各种认识，无疑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是否认先行行政行为与后续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判决书中所载的被告的主张，尤其是被告在上诉过程中的主张更是清晰地反映出了其中的逻辑关系。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3]：

根据城市规划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只是审查建设单位是否取得了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只要建设单位持有该项目经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就只能认定计划部门据以作出该批文的前提条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等问题均已解决，规划委员会不应当审查应由其他部门审查的事项。

上述文字所表达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只要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客观存在且具合法的外形，作为后续行为的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必须受其效力约束，该后续行为的主体不能对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进行判断。简而言之，该观点认为先行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停留在其行为本身的阶段内，不能由后续行为继承。这种观点在学理上可称为“违法性截断说”。

而与此相反的是该案判决中法院所持的观点。在“判决的主要内容”部分，法院根据《环境保护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规划行政机关在作出第二环节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时，“应该审查第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而“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行政机关“方可”作出第一环节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这里，判决书表达的观点是第二环节的该案规划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中包含了在程序上审查是否存在作为其第一环节行政行为前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换而言之，当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本身因缺乏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而具有了合法性瑕疵时，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如未对是否存在该报告书进行审查，就会导致该环节的行政行为也具有违法性，即第二环节的行政行为因此继承了第一环节的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性。这种观点在学理上可称为“违法性继承说”。

从学术的角度看，该案的判决采用的思路与“违法性继承说”的立场相契合。由于该案的判决虽然是作为基层法院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所作，但因被选登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中，对全国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作用，由此还需要剖析该案判决所具有的超越个案的一般意义，即该案判决所持的思路，所具有的影响力（甚至可能产生的规范性）究竟能够在今后的司法审判中延展至多大的范围。

具体而言，由该案判决引出的问题是，Ⅰ.“违法性继承说”是否可以适用于各类行政行为的全部行政过程？①如果是，就意味着在审查并对后续行为作出判断时，法院也同时须对先行行为进行了审查并进行判断。那么，如果先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2、11条）之内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就涉及到司法权的边界问题。②反之，如果先行行为在受案范围之内，那么，该具体行政行为如何接受起诉期间方面制度（《行政诉讼法》第38、39条）的限制。

Ⅱ．与上述Ⅰ的问题相反，如果上述命题不能成立，那么“违法性继承说”可适用范围的边界在哪里？在分析多环节多阶段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法律上应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

另外，如果减缩问题的表述和判断方法，当从行政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角度观察，相应的问题还可以归结为，是否采用“违法性继承说”，意味着在就后续行为展开的行政诉讼中，是否允许针对先行行为违法性的主张进行争议。

二、学理上的基本思路

正如本文序言部分指出的那样，在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学理论中，尚无“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述，也无相关的内容，因此，无法找到可以对此现象作出明确说明的理论框架。在此，本文借助日本行政法学理论中相关学说，对上述判决事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上一部分提到，判决事例涉及到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列举主义时，在审查后续行为是否合法的阶段，法院对先行行为进行审查还事关司法权的界限问题，而这也正是本文借鉴日本行政法学理论的理由所在。

在日本，明治宪法之下的行政法学之中，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被推定为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审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行政诉讼中，“行政法院……不应审理（先行行为）是否属于违法”[4]。除了无效行政行为之外，这项内容构成了行政行为法律效力（公定力）的一部分，原则上截断了违法性的继承过程，即后续行为不能以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为理由提出撤销后续行为的主张，由此树立了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原则上不继承的基本原理。

尽管战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受到种种质疑，有关在何处寻找其根据的主流观点也由战前（似乎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国家权威转为战后立法政策的结果，即行政事件诉讼法对行政行为撤销之诉的排他性管辖，但公定力概念及其制度本身并没有被否定[5]，因此，原则上先行行为不受法院审查，违法性在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可继承性的理论也一直得到支持。但是，对发展至今的学术基本观点稍作梳理，可以发现在学术发展历史中，先后有观点主张从行为之间效果关系的角度和救济目的的角度判断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应具有违法继承性，即承认在一般原则之外允许“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存在空间。

（一）主要学术观点

1．行为之间效果关系的角度

战前的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与现今大相径庭，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与现行《行政事件诉讼法》所采用的概括主义立法方式不同，其以列举主义的方式规定了可以诉讼的事项（受案范围），即只有被法律明文列举出的行政事项才能够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显然，这样的法律制度安排无法充分保护国民的权益。鉴于这样的成文法制度状况，有学术观点认为当一个行政行为必须与作为行政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对象的行政行为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法律效果时，该行政行为则不具有上述的公定力，而与作为争讼对象的行政行为不同，拥有单独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公定力，即在例外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才有获得承认的空间。具体而言，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基准是，当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以实现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互相结合时，先行行为中的违法性才能够在对后续行为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被争议，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才会得到承认。[6]

这一对是否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判断基准虽然形成于早期，但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并已经成为现代行政法学中的主流学说（通说），即违法性不继承为原则，继承为例外。而在是否可以适用继承为例外的判断基准方面，现在的行政法学界对其必备要件最为经典的表述是：①一个程序或过程中多个行为连续进行；②这些行为通过结合，以发生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反之，如果各个行为彼此之间并无以发生一个法律效果为目的，而是各自以发生个别的效果为目的时，行政行为之间就不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7]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由于日本战后行政法理论中，对公定力的认识也已经脱离了合法性推定的内容，转而从现实的行政诉讼制度入手进行界定，学界的共识认为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只要未经行政诉讼中撤销之诉的程序，就不能对此加以否定，即产生公定力的根源在于现实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所设置的撤销之诉制度（撤销之诉的排他性管辖）。[8]然而，一旦在针对后续行为提起的撤销之诉中，当先行行为被主张具有违法性时，如果法院的判决确认该先行行为中的确存在法律要件方面的瑕疵，且认为具有先行与后续关系的两个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着违法性继承的关系，后续行为则会因此被撤销，而这种判决的结果虽然只是针对后续行为的，但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同时将先行行为的法律效力归于无。[9]进一步而言，这样具有对先行行为产生撤销作用的判决，其结果在事实上将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起诉期间的规定置于空洞化境地。[10]因此，从先行行为的法律效果尽快得以确定化和后续行为的安定化出发，在以现实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的撤销之诉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之下，原则上也应该截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继承关系。[11]

2．救济目的的角度

从上述通说所展现的内容可知，该学说判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违法性继承关系，着眼于行政行为彼此的目的效果是否一致。但是，在近期的学术发展中，另外一些研究判断违法性继承关系的学说开始抬头。针对主流学说着眼于实体方面的倾向，新的观点开始转而注重行政诉讼法上的程序制度与救济目的之间的关系，即侧重于从诉讼程序方面分析问题。

从这一角度观察问题的观点认为，对于因先行行为而遭受到不利益影响，因而请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当事人而言，制度当然有要求其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在起诉期间制定行使请求权的必要性，制度本身设立起诉期间制度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是，在承认这个合理的前提之下，如果案件正处于一定的特殊情况中，严格遵守起诉期间的规定会导致十分不合理的结果时，也应该允许给“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留有生存的空间。[12]这样，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就可以概括为，在诉讼事项（受案范围）采用概括主义，制度上存在着可以直接针对先行行为提出法律争讼的前提下，如果针对该先行行为的起诉期间已经超过时，是否应该承认在针对后续行为的撤销之诉中主张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13]

这一观点首先通过对通说的批判而逐步树立自身的逻辑框架。这一观点认为，通说以先行行为具有法律效果，即处分性为判断标准，这样的认识方式过于形式性，而依据这样的判断方法，对于如何区分应该承认违法性继承的情况与不应该承认的情况，难以提供实质性的理由。[14]“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理论只有在出现私人对于先行行为无法直接使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行政争讼手段，其权利利益应该予以充分保障时才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当判断是否应该承认违法性继承时，在先行行为的阶段私人的救济权利是否获得充分保障的程度应该成为其中重要的考虑要素。[15]有学者主张“应该考虑的是，先行行为阶段的起诉期间中能否获得抗告诉讼的机会，否定未对先行行为提出争讼的人可以对该行为主张违法性，由此发生权利失效的后果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16]

（二）学理的归结点

1．重点：行政争讼制度

上述的各种相关观点尽管在思路的建构方面各有千秋，但从现今理论总体的到达点来看，其无非是分别着眼于实体法方面或者诉讼程序法方面。

在实体法方面，问题的归结点在于先行行为的违法性是否会由后续行为所继承，上述各种学术观点无非是从各自的角度建构论证的理由而已。但从诉讼法的角度而言，该问题其实已经转换为当先行行为的起诉期间已经超过后，在对后续行为提起行政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阶段，能否允许针对先行行为提出行为违法的主张。[17]从制度运行的结果来看，毫无疑问，肯定相互联系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关系，其有益之处在于可扩大相关利害关系人获得救济的机会。

起诉期间是成文法的明文规定，其所起的作用之一就是赋予相应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从而固定行政行为的各项效力。但如其违法性依然可以在对后续行为的审查阶段之中得到判断，并以此为理由撤销后续行为的效力，那么，进一步明确而言，在对后续行为进行争讼的阶段，只要允许针对先行行为具有违法性的主张进行争议，无论最终的裁判对该后续行为是否撤销，其结果都是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承认。

2．方法：解释受案范围等制度例外不适用的要件

由于“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是一种例外性的制度安排，而从上述学术观点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关系看，在对后续行政提起行政争讼的阶段，可以构成对先行行为进行争议的一般性制度障碍的，即原则上截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继承关系的法定制度，无非是两个。其一是诉讼的受案范围，其二是诉讼的起诉期间。因此，其例外的构成要件本身也是对作为对这两个制度的例外性突破（排除这两个制度的适用）。

在行政争讼阶段，无论是以论证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效果的一致性，还是论证先行行为缺乏直接可用的救济手段，其实都是在论证对先行行为的审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例外而不受到受案范围或起诉期间的制约。因为如果先行行为属于受案范围之内，且又在起诉期间之内，其自然可以单独地被直接提起诉讼而无需其他措施辅助。其实，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是战前的学说，也是通过论证没有被列举入受案范围（诉讼事项）的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效果关系而介入对该行为的审查。

3．载体：判例

尽管在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情况中，受案范围或起诉期间并不构成对先行行为的审查障碍，但是，由于缺乏成文法的明示性规定，究竟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对此予以承认，成文法自身无法明确地作出表述。从制度发展的历史看，法院的判例通过个案裁判中的论证理论，承担着将学术观点与相关成文法条款相结合，从而挖掘出潜在于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并将其显现于外部的功能。

在日本，这种可以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规范，正是通过判例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形成的。至今，以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效果一致为基准形成的判例有，农地征收规划与征收处分之间、项目认定与征收裁决之间，滞纳处分中的扣押与公卖处分之间、土地区划整理项目中临时换地指定处分与从前土地上的建筑物的转移、除却通知之间被认为存在着违法性继承关系。[18]但是，法院不认为农地征收处分与出售处分之间、行政处分与强制执行行为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的关系。[19]

上述立足于救济目的的观点也注重通过立法来解决“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问题，但其所能提出的主张还仅仅停留在一些单行法律的范围而尚未达到能够订立一般性的法律规范的层面。例如，一些学者主张修改土地征收法律，以立法的方式明确项目认定行为与征收裁决行为之间具有违法性继承性关系。但即便如此，在一般意义上仍然无法替代判例的作用，“在判断是否承认违法性继承时，在综合考虑行政行为对具体的私人的权利利益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法律关系或事实关系的影响的同时，应该彻底地从对规范先行行为以及后续行为的单行法律法规的具体解释入手作出判定。”[20]

三、典型判决事例中的规范性

本文第一部分归纳了典型判决事例提出的问题。对应于第二部分在学理中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可以看到，这些学理上的问题我国目前也同样不可回避。本文已经指出，典型判决事例“沈希贤案判决”采用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思路和立场，那么，从这样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具有指导全国审判作用的判决中，是否可以由此一般性地推导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以全面采用“违法性继承”的思考方式？显然，仅从个案出发还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的这种法律逻辑思路，其所表现出的规范性，该规范性的立足基础、与作为成为法的《行政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受案范围、起诉期间、《环境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相关行政许可审查权限行使的合法要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对同类案件审查可涵盖范围等事项，无疑成为中国行政法学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相关判决事例的表述

对于上述“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并无相应的明文规定，但在以往的法院行政诉讼活动中，也偶尔可以检视到与此有关的判决事例。除了本文分析的“沈希贤案判决”之外，还有几个案件也体现了法院在这方面的思路，其中，有采取积极承认“违法性集成说”立场的，也有从消极的角度肯定“违法性截断说”立场的。

1．采积极立场的判决事例

在“沈希贤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之后不久，该公报2004年第11期了“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杭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判决。该案件的一审判决（以下称为“念案一审判决”）也采取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立场。

该案中，原告诉请撤销被告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理由为该许可证不符合城市规划，侵犯其合法权益。原告提出的理由之一是《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因为其批准形式只是会议纪要。对于该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无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的问题，一审法院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21]：

对于城市详细规划的审批，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第八款和江苏城市规划办法第十二条第八款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本案中，……扬州市政府在执行城市规划法和江苏省实施办法所规定的详细规划的审批程序时，授权规划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法律、法规所禁止。一个城市详细规划是否得到合法有效的批准，应通过一定的批准形式表现出来。本案中，……至于这种会议纪要是不是一种通常所见的批准形式，由于法律、法规只规定城市详细规划应当由城市人民政府或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没有规定审批形式，故不能否定扬州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对批准详细规划发挥的实际作用，应当认定《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经过合法有效的批准。因此，28幢楼居民认为《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没有得到合法有效批准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在城市规划法律制度中，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属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的前提，从行政行为的位阶顺序而言，前者是先行行为，后者为后续行为。该案件中诉请法院审查的是作为后续行为的批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是否合法。在审查中，针对原告提出的先行行为违法的主张和理由（行政行为的权限和行政行为的形式两个方面），法院作出了积极的认定，以此为前提，判决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合法。其中，于2001年作出的先行行为已经超过起诉期间，具有了确定的效力，但在对后续行为的诉讼中法院仍然允许对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争议，并于此基础上认定先行行为被诉的合法性要件瑕疵不成立，在逻辑思路上表现出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立场。

2．采消极立场的判决事例

曾经广受注目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案”的判决，也触及到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问题。该案原告认为“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有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参加的价格听证会，但被告未提供价格听证会的有关文件。故被告作出的票价上浮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于违法行为。”对此，一审判决[22]（以下称为“乔案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该项请求。一审法院认为：

由于铁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性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保证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价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

在国家计委（其职权现由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继承）作出批准铁道部票价上浮方案文件的环节与铁道部作出《票价上浮通知》行为的环节之间，构成了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根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是否举行听证会是批准价格上浮方案行为过程中的一个程序，即是否举行价格听证会属于先行行为中的程序构成要件。依照上述的判决，只要在形式上存在作为前提的批准文件，以此为依据后续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的行为无需审查先行行为中是否应该和是否举行了听证会，即先行行为在程序要件方面是否存在违法性瑕疵并不影响后续行为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该案的一审判决思路是建立在“违法性截断说”那样的逻辑基础之上的。

与乔案一审判决的明示性表述不同，上述“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杭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以下简称“念案二审判决”）则在明文表述的层面上回避了案件的争点，即没有针对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否合法进行明示性表述，而是默示性地间接否定了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念案二审判决”指出[23]：

本案中，上诉人……提出撤销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扬州市规划局……所依据的《念泗二村地段详细规划》是否经过合法批准……进行审查。查明东方天宇公司已按有关法律规定向扬州市规划局提交了建设申请、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证件、设计方案、施工图等材料，扬州市规划局在依法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的基础上，核发了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此认定扬州市规划局核发的200307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并未侵犯28幢楼居民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妥。

从判决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念案二审判决”尽管列出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否经过批准这一争点，但在最终论证的阶段对作为后续行为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方面，其仅仅指出只需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文件即可。但该判决所列出的申请人依法应提交规划行政机关审查文件中并没有包含《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准文件。这样，该判决以默示性的方式，表明了对先行行为不予审查的结论。换而言之，“念案二审判决”所采的立场是先行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影响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判断。

（二）规范的构成及其涵盖范围

如上内容已经表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等行政争讼法律制度中设置了“受案范围”和“起诉期间”等制度，当先行行为在“受案范围”之外，或已经超过“起诉期间”时，原则上不承认行政行为之间具有违法性继承的性质。在此前提下，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承认只能是一项例外性的制度安排。因此，讨论“沈希贤案判决”所表现的逻辑思路，进而分析该思路所体现的规范的构成要件的一般意义及其覆盖范围就成为必要的任务。

本文需要整理的内容是，“沈希贤案判决”中允许先行行为例外地排除适用《行政诉讼法》中“受案范围”和“起诉期间”规定的逻辑思路。尤其是在与“乔案一审判决”、“念案二审判决”比较时可以发现，“沈希贤案判决”的逻辑思路存在着如下的几个特点。

1．规范建构的思路—共同要件及其适用范围

从判决内容与相应成文法的关系来看，“沈希贤案判决”解释的是《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的具体种类范围（外延）。这里的“有关批准文件”不仅设定了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材料方面的义务，同时也构成了相应规划行政机关的审查权限。因此，“有关批准文件”用语成为判决内容具有规范性的立足基础。“沈希贤案判决”的相关认定内容，也因此构成了法律概念“有关批准文件”的构成要件，成为具体化了的规范。

《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规划行政机关通过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批准文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沈希贤案判决”认为“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经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此明确“有关批准文件”中也包含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

但是，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就环境报告书与规划、建设法律制度的关系看，《环境保护法》第13条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即审查确认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已获批准，是作为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行为，即先行行为的合法要件。“沈希贤案判决”所展现的逻辑思路是将审查环境影响报告书是否获取批准的义务，解释为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共同要件，即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除了作为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前提必备文件之外，也同时构成了在后续行为主体规划行政机关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必须审查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沈希贤案判决”归纳出的[裁判摘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裁判摘要]指出：“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规划部门审查建污染环境项目时，在申请方没有提供有关环境保护影响报告书，且建设项目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即颁发建设许可证的行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24]

依照该判决这样的逻辑思路，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同时构成先行和后续两个行政行为的共同要件，或者也可理解为是将先行行为的要件内化为后续行为的要件。法院通过这样的解释技术，在不与《行政诉讼法》设置的“受案范围”或“起诉期间”相冲突的前提下，直接审查作为后续行为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创设出了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空间。

与此相关，“念案二审判决”尽管也同样涉及到《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的外延构成，但其默示性地否定了作为先行行为的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行为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关系，因此，从个案解释所表现出的规范的最狭义内容而言，也可以说“沈希贤案判决”确定的规范内容为，只有当先行行为是涉及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的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政行为时，其违法性才具有可继承性。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2008年1月1日起《城市规划法》业已废止，目前规范此领域中法律秩序的是新法《城乡规划法》。尽管新法第40条第2款前句规定“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较之旧法规定的“有关批准文件”而言，在表述上添加了“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等例举事项，使相应申请人和审查的行政主体的义务和权限具有一定的明确性，但在内容上依然存在需要在个案中解释的空间。因此，新法的“有关……材料”与旧法的“有关批准文件”一样，属于具有进一步可解释性空间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正因为如此，在规划制度的性质和体制、行政审查权限的目的和范围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用语便具有同构性，“沈希贤案判决”对旧法“有关批准文件”用语的解释，同样可适用于对现行新法的“有关……材料”用语的理解。[25]

2．规范的涵盖范围—推论的基本点

司法判决通过解释成文法的条款、用语，将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明确化、具体化或结构化，由此把判决的思路乃至结论构筑成规范本身。而典型的司法判决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个案处理的范围之内，其表现出的逻辑思路还应扩展至对同类案件的适用上。由于对这方面的判决事例的整理及其研究作业才刚刚展开，至今成果积累尚浅，难以归纳出能够严密地对“沈希贤案判决”的逻辑思路能在其他案件的适用范围方面（规范性的涵盖范围方面）作出分析的基础，因此，本文尝试从该案判决中反映出的基本事实关系和逻辑思路，对其规范性可能的涵盖范围，作一定程度的推论。如果本文至此部分的内容属于对实然事项的整理和分析的话，那么，以下部分所针对的是应然内容。

整理“沈希贤案判决”以及其上述其他相关判决的内容，以下两点可以作为推论其规范性可涵盖范围的基本点。

其一，从“沈希贤案判决”中的事实关系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文件与环境规制目的相关，也与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的环境权有关。[26]与此同时，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不限于对环境权的私益保护，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客观的环境秩序，以实现《环境保护法》第1条设定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的公共利益目的。“念案二审判决”认为该类“行政诉讼的审点，应当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许可建设的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建设管理的技术规范，是否侵犯了原告的相邻权”，在后者方面，因规划行政机关在“依法审查”了申请人“按有关法律规定”提交的建设申请等材料的基础上，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则由此认定该核发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并未侵犯28幢楼居民的合法权益”。[27]“相邻权”所体现的“相邻关系”中的有关权利也属于《物权法》上的私权性质，因此，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和环境秩序方面的意义便突出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这样，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具有违法性继承的性质，需要考虑先行行为中合法性瑕疵所侵害到的权利是否与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存在竞合性。同时，在计划行政机关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环节，相应的利害关系人并无请求权利救济的机会。综合考虑这两点特征，可以发现建立在救济目的基础上承认“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学理观点对此具有支撑的作用，或许，这里可以推断出“与维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竞合前提下的权利救济必要说”这样的学术主张。

其二，从先行和后续的两个行为的关系来看，“乔案一审判决”中作为先行行为的国家计委批准价格上浮方案的行为与作为后续行为的铁道部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行为之间，虽然构成连续的前后两个行为环节，但这两个环节的整体过程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行为过程（这与一般由公用事业企业提出价格申请，由价格行政机关主持听证会的程序不同，该案是具有政企一体性质的行政机关提出的价格申请），严格而言，该案中的先行行为属于本身并不是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28]。“沈希贤案判决”和“念案二审判决”涉及到的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之间都具有连续性，但在各个独立的环节中，无论是最终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行为还是之前的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行为，或是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都是独立成立，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从先行和后续的两个行为的关系来看，“念案二审判决”与“沈希贤案判决”的区别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准行为是使相应规划对外生效，从而完成对特定范围土地及其空间的规制目的（完成型的行政行为），而无论是批准建设项目涉及任务书的行为还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都是处在完成同一建设项目目的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建设项目本身而言，各个阶段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为了实现该建设项目目的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非完成型的行政行为）。具体而言，“沈希贤案判决”中的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为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针对的是同一个建设项目，行为目标具有同一性。但“念案二审判决”中批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与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行为之间则并不具有如此的建设项目行为目标同一性。对此，这类承认违法性继承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从建立在行为之间效果关系上的相关学术主张中获得学理支持的基础。而“乔案一审判决”中的先行与后续两个行为之间尽管也具有目标的同一性，但因上述“其二”部分的理由而被排除出适用范围。

结语

本文通过对“沈希贤案判决”的分析，论证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立足的基础和生存形式以及发生作用的条件。本文通过解剖个案判决与成文法律规范的条款用语之间关系的论证方法也同时说明，要认识实定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无疑不能欠缺判例研究这一环节。其实，本文对成文法与判例关系在我国所处状况的认识，已经属于是对一个事实命题的再次确认。[29]

以判例研究的方法分析典型判决事例，能够较为完整地说明了成文法系中判例与成文法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文在两个层面上讨论了个案的判决与成文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一是判决本身对成文法律规范的解释作用。产生于个案中“判决-条款用语”的关系，判决不仅在个案中对相关条款用语作出解释，而且在成文法条款在外形（即用语）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会因此导致在应对具体适用条件中，条款用语的构成要件等内容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基本的表现为，原本较为抽象的，具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特征的法律用语在具体的适用领域变得具体而可操作性。此后，随着同类判决的积累，这些法律用语和适用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类型化，同时也变得具有可预测性。这样，在文字构成的外形不变的前提下，因相关个案判决不断增加和积累，成文法中的法律规范也因此而变得内容丰富且能应对社会对相应法律规范更多的需求。“沈希贤案判决”中，构成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的要件之一的（《城市规划法》第13条中的）“有关批准文件”（目前应适用的是《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2款中的“有关……材料”），其内容因这样的机理而变得具体化，“有关批准文件”中必须包含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是这种解释的基本逻辑思路，作为规范可以一般性地运用多大的范围。在个案的“判决-条款用语”关系中形成的逻辑思路，在脱离具体的个案之后，能够在多大范围之内被作为一般性规范得以适用，则是考证个案判决作为先例的意义。具体而言，其适用范围也有两个不同的限定。其一是在针对（事实关系相同的）同类案件时，规范化的逻辑思路能够缩减各个个案中法官的裁量的复杂度，实现“同案同判”的结果。“沈希贤案判决”意味着今后作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时，相应的行政主体应审查相应项目是否已经获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二，就更大的范围而言，这样的逻辑思路，能否适用于其他案件的判决，也是判例研究需要关注的。本文在第三部分的“规范的涵盖范围”部分基于“沈希贤案判决”涉及到的相关制度和其他判决，构筑了一个推论基础，其具体的涵盖范围所至，尚需考察在此之后的判决事例与该案判决的关联程度。

就行政法学本身而言，本文考证的是我国既有判例所建立的“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规范的构成及其表现形式，从判例研究出发进行分析，无疑可以为行政法学理论建设和行政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立足点。当然，有关“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研究并不会仅限于本文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些从法学的角度之外提出的问题，可以启发法学研究者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面认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问题。例如，日本行政学家足立教授根据对土地被征收者进行的调查后发现，有的被调查者甚至不知道“征收”具有强制取得的性质，而几乎全部被调查者都不知道“项目认定”行为属于赋予项目设立人强制取得权的行为。此外，他对三个大学的法学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也进行了调查，其取得的结论同样如此。[30]由此他提出“知识之中的普通一般市民”这一概念，认为在当今社会，被征收土地的市民尽管具备着宪法上的权利意识，但是，其是否拥有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尤其是在运用法律、行政的制度和惯例方面的能力值得质疑，而在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项目认定作出之后，对于其自身的法定地位的变化是否具备明确的知识和信息，则更是如此。[31]我国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活动中时常可以看到，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确认建筑物违法责令拆除的告示并不提出法律异议，因为其并不懂得这种告示在法律上的性质。在此之后，往往在遇到强制拆除时，才会在对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提起的诉讼中表示对告示所载内容不服。这里暂且不论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事实行为是否属于可诉的行为，在分析这类案件时，如果告示行为已过起诉期间，自然在法律分析的角度需要考虑是否承认相关行政行为彼此之间的“违法性继承”关系，但从足立教授“知识之中的普通一般市民”的角度而言，如果相对人因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法律职业性知识而延误起诉告示时，是否承认该原因的存在，并将此“法化”为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的诉讼要件，便构成了在法律判断中一个值得斟酌之处。

注释：

[1]为了对此进行明确查证，笔者曾向国内从事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教学的几十位友人发送电子邮件，询问是否见到过“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概念。回复的电子邮件中，多数为否定性的，少数的称在介绍德国或日本行政法学制度和理论的中文文献中读到过此概念。例如，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此外，笔者在CNKI中国智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以“违法性继承”为关键词检索（检索日：2009年7月30日），其结果为零。

[2]“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的判决，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40 -43页。其他相关的判决事例将在本文的相关部分注明出处。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5期，第43页。

[4]美浓部达吉[日本行政法（上）]有斐阁1936年、第257 - 259页、第940页。

[5]有关日本行政法学中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各种理论，参见芝池義-[行政法総论讲義（第4版補订版）]有斐阁2006年、第148-149页；前引[1]，盐野宏书，第94页。

[6]参见*田春男「违法性*承继、小早川光郎·宇贺克也·交告尚史编『行政判例百选Ⅰ[第5版]、有斐阁2006年、第168页。

[7]参见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卷]（全订第二版）弘文堂1974年、第327页、第330页注4。杉村敏正[全订行政法讲義総论上巻]有斐阁1969年、第238页。

[8]参见前引[1]，盐野宏书，第95页。

[9]参见前引[1]，盐野宏书，第98页。

[10]如同中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规定的起诉期间一样，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14条第1款设置有主观起诉期间规定，“自知道处分或者裁决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时，不能提起撤销之诉”，且该条第2款还规定了客观起诉期间制度，“处分或裁决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一年时，不能提起撤销之诉”。

[11]参见小早川光郎「先决问题と行政行为、田中二郎先生古稀纪念『公法の法理（上）、第387页。*田春男[行政行为にぉけゐ违法性*承继]、大阪学院大学[法学研究]10巻1·2号、第207页。

[12]参见*田春男[行政行为*けゐ违法性*承--事业认定と収用裁决を中心*]、民商法雑志第111巻第1号、第16页。

[13]参见福井秀夫「土地収用法にょゐ事业认定の违法性の承继、西谷刚他编 [成田頼明先生古稀记念·政策実现と行政法]有斐阁1998年、第238页。

[14]参见前引[13]，第255页。

[15]参见市原昌三郎「行政行为*违法性*承继、金子芳雄他编[行政法上卷]法学书院1974年、第134页。

[16]阿部泰隆[収用と補償*诸问题（上）]、自治研究62巻11号、第20页。

[17]参见芝池義-[行政救济法讲義（第3版）]、有斐阁2006年、第79页注(1）。

[18]参见坂出市土地区画整理事案取消请求事件。高松地判1989〔平元〕·3·30、高松地判1990〔平二〕·4 · 9。

[19]参见有关否认项目认定与征收裁决之间存在违法性继承关系的判例有成田空港第一期工事土地收用事件（千葉地方裁判所判决1988年6月6日）。

[20]前引[13]，第282-283页。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第34-35页。

[2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号。

[23]前引[21]，第36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40页。

[25]有关立法者对《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2款“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的内容解释，参见吴高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135页。其中，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的说明，采用了非穷尽性的例示列举主义方式，因此，至少在形式上该种立法表述方式与使用“有关批准文件”的表述方式一样，仍然有着容纳批准环境报告书的空间。

[26]有关环境权的性质，参见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章。

[27]前引[21]，第36页。

[28]从学理上严格而言，外部效力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元外部效力的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在处于国家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我国，行政体制与商业组织之间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国外理论无法概括的复杂特性，尤其是铁道部这样的政企合一性组织更具这样的特性。在尚无更多的研究成果铺垫的基础上，笔者暂且使用“不是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暧昧的表述用语。

[29]有关我国法律制度中成文法与判例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可参阅近期有关“指导性案例”的相关文献，但其中的研究思路主要倾向于应然性的制度设计，具有实证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大陆法系判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的各篇论文，其中，对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成文法与判例关系展开研究的有，朱芒：《行政诉讼中判例的客观作用—以两个案件的判决为例的分析》，载该期第106-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