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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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
1、引言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谢燮、杨开忠[4]（2005）。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
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邱竞，薛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8（4）
[2]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5（4），79-89
[3] 刘长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情况：2009（12），75-82
[4] 谢燮，杨开忠.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 杨盛标，张亚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分析――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8-72
[6] Krugman P R. Space： The FinalFrontie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2（2）： 161-17
[7] 李娟，郑平.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62-65
[8] 任光辉.市场规模扩张、区际分工转换与“义乌商圈”之谜―一个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147-149
[9] 韩永彩.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产业联动发展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1（04），71-74
[10] 张明倩，臧燕阳，张琬.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J].经济地理：2007（11），956-960
[11]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综合[J].世界经济：2009（3），82-95
[12] 胡洁，陈彦煌.自由贸易化、产业聚集与失业：新经济地理观[J].世界经济：2011（3），40-50
[13] 陈林生，李刚.四川城市化战略选择―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50-52
[14] 周加来，李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管理：2008（9），29-34
[15] 郑剑峰.从制度、地理之争到新经济地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136-138
[16] 柴志贤.产业集聚、演化与政府作用――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考察[J].经济论坛：2007（15），4-6
篇2
关键词：新经济 国际贸易 创新 中国
21世纪的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如何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同时发挥本国贸易优势，相对应地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共谋和谐发展，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
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就是利用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有意义的商业实践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产生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如果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较高的收入，以及低失业率和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发展下，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经济相比较传统经济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一种从知识经济而发展过来的全球化经济。有着显著的高科技化特征和全球化特征。新经济趋向于的主体是全球一体化，借助于电子商务来实现交换，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着重于集约型，凭借高科技和信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增长的原动力，无限供给人类所需的资源，让人类都可以获得资源的共享。总之，新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科技，是利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生产、分配以及更好使用的经济。
二、新经济时代影响下国际贸易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将产生行业内贸易朝气蓬勃的发展，行业范围的扩大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尤其经济贸易这一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下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首先是商品结构
对外出口的商品贸易主体是“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而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是指那种含有高科技的高成分的产品。国际上对此也有相关规定，无论是使用高科技的生产的产品还是有传统技术被高技术改造之后生产的产品，如果其高技术成分超过百分之七十，那么这些产品都被成为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与传统的相比，它们重量相当轻，甚至是没有重量，商品种类多样，方便操作使用，有很强的可用性，价格相对低廉，是无法与传统商品相比拟的。从现在的贸易现状来看，未来贸易的发展趋势是，以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增速会超过其他产品。
（二）新经济时代下，知识或者说是技术的密集型这一类的服务贸易将飞速发展
这也是一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提供各种各类的知识（技术）服务，具体细分是四个方面：1、信息产品和服务。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信息产品与服务都在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对信息产品和服务产品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所以说，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尤其是以知识性为主的国际服务贸易中，将信息产品和服务结合起来就是贸易的主要内容。2、知识。这个知识时代，科技的时代，知识也是一种商品，也是可以进行贸易交流的，包括很多方面，专利，管理，专业知识等等。3、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交易等等。4、投资服务。提供可供覆盖跨国经营投资的各种服务，具体的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能够供国际投资使用的一些通用知识，信息和知识技术都是这些功能的载体依托。
（三）在贸易中高技术贸易越来越重要
科学技术依然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这一要素，一部分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一部分是作为国际贸易中可以用于交换的对象，因此，与之相关的技术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作为体现技术的技术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的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新经济时代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新经济时代是依托信息与网络，那么全球的网络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必然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新经济时代这把双刃剑，让中国经济在获得机遇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必须秉持这全面看待问题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效政策，充分发挥知识这一资本在外贸中大施拳脚，走出被动境地，争取占有主动地位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中，持续不断地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健康、持久地发展。
（一）增大科技投入，实行用科技发展带动贸易
注重科技的力量，不是一味的投资引进外资。同时深化市场上经济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宏观投资或融资和微观上各个企业的不同经营体制的转变，较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同时加强对知识产业的投入。
（二）增加教育基金的投入，重视人才资本的培养
相比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教育这方面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样造成，国民的素质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在一些服务贸易方面相当显著。这不适应现在的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这方面，对素质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需要专业的人才。一，国家加大教育基金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二，外贸企业也应该重视人力资本，多对员工进行培训，适应不断更新的知识。
（三）加快转变贸易的方式
如今网络交易已有取代传统交易的趋势，而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传统的交易方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电子商务以及网络贸易的宣传，另一方面，培养大批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和营销的人才。
四、结语
新经济时代是科技的时代，知识的时代，互联网络的时代。一系列科技的发展变革，促使经济环境，贸易，商业等一系列发生变化。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机遇，一种创新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紧迫的任务，调整格局，有效的利用科技网络资源进行发展。无论是国际的贸易，还是中国的贸易，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断调整完善自我，才能更有利于本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祖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J].当代财经，2003（1）
篇3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管理人才培养；教育改革
一、经济形态演变与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分析：历史的观点
管理学科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规律与联系。管理学的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且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有关。从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主线看，每一次新旧经济形态的更替，都能促进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并进而带动管理学科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经济形态本身也往往对管理学提出特殊要求，成为引导管理学发展的另一动因。
迄今，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经济过渡的时期（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时期）。在农业经济社会，庄园经济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虽说是初期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的管理主要是为庄园主服务的，是庄园主的“管家”。其管理的重心在于财产物质本身的保管，以及各种往来款项的收取等。由于经济活动比较简单，不涉及投资、融资等业务内容，因此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些文化，会书写和做事精细即可。这时的管理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当然，管理科学也不会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产生。
现代的管理科学是以产权管理和管理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大体上有两个发展阶段：产业革命之前以贸易经济为主的时期和产业革命后以工业经济为主的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财产物质及其交换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交换而实现增值和赚钱。因此，人们不仅关注财产本身，而且更加关注财产的归属关系，即财产交换所反映的产权关系或权益。权益思想的出现和其概念（资本）上的普及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使得管理工作由对财产本身的管理而转向对企业产权结构、管理组织形式的管理。自此，产权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优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之一。而同期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以及嗣后产生的制度经济学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与产权管理相对应，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管理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经济阶段，管理技术是不重要的，也缺乏完整的方法体系。工业革命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纺织、冶金、煤炭等工业由于大量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管理学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如何科学地使用各种设备；如何对费用和成本进行有效地控制等。面对这些新问题，靠传统的管理方法是无法完成管理工作的。现实的需要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于是，工程师与管理者联袂努力，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生产过程控制和成本控制的管理方法。
目前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知识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时，其对管理学及管理者素质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对管理学科的教育和管理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管理者应掌握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的管理技术已非常丰富，已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被应用于管理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科技向管理学方面的渗透。如ERP和电子商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2）管理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管理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如果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持，管理就会走入歧途。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尤其是新经济的一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和分析管理中所遇到的间题。
（3）管理者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新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企业的网络化和业务的国际化。尤其是我国加人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因此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以便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开展业务。
（4）管理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素养。企业管理有信息管理、资金管理、物流管理等之分。
二、管理学科教育的变革之途
（一）加强“双语”教育
在语言教育方面，目前有两个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的间题：一是重视英语教育，强调四、六级的过关率，而对汉语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大学的管理类专业至今没有开（大学语文）或（汉语写作）课程。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是有偏颇的，因为这会影响学生表达自我思想和与人沟通能力的培养。二是在英语教育上，重视大学英语而对专业英语重视不够。主要表现是，与大学英语相比，专业英语的课时少，而且多是选修课。
（二）重点培养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
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是学生的基本素质，尤其对有些管理类专业如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必须具备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对此间题尚无良策。现在很多学校侧重于到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判断，效果并不理想。
（三）突出专长，兼顾全能
全才与专才是一对矛盾。在学校教学课时既定情况下，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当地配置课时资源，是各校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强调全才、通才培养，课程按照宽口径、淡化专业的精神设置，增加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压缩专业课的课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因为有一个现象已经出现，而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专业之间界限模糊，学生专业不精，没有特长。该掌握的看家本领学而不精，其他相关知识似懂非懂。表面看来，好像学生的知识面广，适应性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我们认为，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学有所长，学有所专，“一手仙，吃遍天”的信条在当前社会仍然适用。基于这种理念，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该加大各专业课程的比重，尤其在必修课中要体现这种思想。
篇4
一、美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
1较为开放的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贸易逆差和流入外资均在2000―3000亿美元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和贸易逆差国。美国经济规模庞大，严重依赖国外的原料和市场。因此，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经济规模的不断膨胀，美国经济模式自由开放的特点也更加明显。
2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在美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从近20年的发展趋势看，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缩小，而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从4%下降到3%，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从27%下降到21%，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从69%增加到76%。
3较低的政府干预。美国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干预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主要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以及为社会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的。
4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美国在市场经济方面有一套比较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与实施，使得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市场主体自由进入或退出得到了保证，保护了平等竞争规则的贯彻实施及政府调控措施的执行，并鼓励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秩序框架。
二、美国经济模式与经济增长
1美国经济模式中以股权融资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有助于企业进行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的增长。首先，股权融资可以增加企业的自有资金，从而为企业进行创新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这在银行融资的情况下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股权融资可以通过所有权激励鼓励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与知识创新；第三，股权融资为企业与风险投资者开展股权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增加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来源。
2美国经济模式中的金融投资机制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完善的退出机制，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与金融衍生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不同，风险投资所面临的风险都不是十进位制，而是二进位制的，因而是无法通过风险定价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因此，需要一种特殊的退出机制来保证风险投资者的获利。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具有这种特殊功能的、能够为风险资本带来投资收益的退出机制。
3美国经济模式中的自由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美国的自由主义政府干预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放松政府管制，鼓励企业创新和金融创新，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以及生产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如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安全等。正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模式具有以上的优势，才造就了美国长达十多年经济高速的增长。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的干预，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范围、方式不同而已。例如美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实施“行政保护措施”，动辄对所谓以倾销价格出售商品或利用政府补贴进行销售的外国出口商征收惩罚性关税，筑起壁垒，保护本国的企业，并对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行“最为严格”的控制。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相反，市场经济呼唤敢于干预、善于干预的政府，呼唤能根据国情和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干预的政府。
2谨慎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控。我们在鼓励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不能对金融市场采取过分放任自流的做法，因为过分放任自流的金融市场将导致严重的机能障碍。在美国，金融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工具为投资者提供获利的机会，但是，这些金融投资工具中的绝大多数与实际经济无关，它们纯粹属于虚拟金融活动，很少对实际生产领域的能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谨慎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尽可能地防止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过分脱节，保证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受到一定的约束。
篇5
【关键词】 集聚 增长 新经济地理理论 新增长理论
经济活动的集聚与现代经济增长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两者之间强烈的正向关系已由经济史所证实。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展现在多个层次：从全球的层次看，表现为全球范围的跨国界经济集聚现象。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发展南北分殊的“南北”（North-South dualism）问题。世界银行把全球分为不同的区域共七个组群，世界人口在七大区域分布是不均匀的，而经济活动的分布不均比之人口分布则尤甚。从国家的层次看，国家内部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如德国的东部与西部、英国的南部与北部，意大利以及中国的东西差距。从城市的层次看，伴随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活动集聚以城市大量涌现、规模扩张直至集聚表现出来。可以说，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是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展开的过程。
随着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地理因素引入主流经济理论的努力，以及知识外溢等与地理相关的因素在新增长理论中占据的重要位置，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集聚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集聚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脉络与进展进行梳理。
一、新增长理论框架下的集聚与增长
知识外溢的范围和程度是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理论上关联的一个节点，但随距离增加而递减。增长理论将索洛模型的技术进步内生化，设技术进步为总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或创新活动的函数。由于对内生技术进步在理论与方法上对外部性处理的不同，又有人力资本外部性和知识或技术溢出两条研究路线。
1、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externalities）
卢卡斯对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在于人力资本外部性（Lucas，1988）。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具有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内部效应（the internal effects），而且加总人力资本也能具有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外部效应（the external effects）。人力资本外部效应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共享。因此，卢卡斯认为，作为一种集聚现象，“城市的存在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证据”，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使研究城市作为一种典型的集聚形式与经济增长关系成为集聚与增长的一个活跃领域，涌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献。
一般而言，技术学习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得：一个是工人在企业里的联合生产活动，另一个是居民在城市中的交往互动。格罗姆融合了Todaro的城乡迁移理论和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对“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命题尝试提供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试图分析人口向迁移集聚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实质作用（Glomm，1992）。格罗姆认为Todaro模型把迁移视为非均衡现象的一种短期调整过程，但是，事实上许多国家人口迁移却是长期持续存在的，这要求模型能够解释为什么城市能够不断吸引农业工人迁移。假设有两个地区――农村和城市――分别以各自特定的技术进行生产，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流。由于城市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因此城市人口降低了交流成本、提高了交流效率，再加上“干中学”，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人均产出增长比农村快。在这里技术是内生的，这与以工业化模型外生假定城市部门的生产率高于农村部门的处理方式不同。
除了正规教育，通过这种学习效应，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这就是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他建立了一个经济转型的城市化模型（Lucas，2004）。卢卡斯认为可以将城市化理解为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密集型技术向具有无穷增长潜力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变的一个过程。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在城市里更容易发挥作用，因此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城市是新移民学习和积累现代生产技术的场所，城市化就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长期增长的过程。
该研究路线将集聚与增长的动力建立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基础上，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存在长期影响力的证据。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城市长期增长的驱动力，较高的初始教育水平通过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Glaeser，Scheinkman et al.，1995；Simon & Nardinelli，1996；Eaton & Eckstein，1997；Beeson，DeJong et al.，2001）。
2、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或知识外部性（knowledge spillovers）
技术或知识外部性可以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是静态外部性，而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则被视为应的动态外部性（Henderson，Kuncoro et al.，1995）。在此，静态外部性有集聚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也就是对经济集聚有影响，但对未来的增长没有影响，而动态外部性不仅有集聚效应也有增长效应。动态外部性分为Marshall-Arrow-Romer（MAR）外溢、Porter外溢、Jacobs外溢。MAR外溢刻画了同行业企业间的知识外溢；Porter外溢则强调行业竞争对企业追求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的积极作用；Jacobs外溢则认为行业多样化带来相互碰撞和交流是创新和增长的主要源泉（Glaeser，Kallal et al.，1992）。
当知识生产和创新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进入生产函数时，集聚与增长的联系更为密切，而知识产生的最大源泉就是研发活动。如果进一步将信息与知识区分开来，前者便于明确表达且易于存贮和传递；而后者难以文本的形式明确表达，需要感知。知识与信息的这种区别意味着距离对知识溢出的范围很重要，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可以节约知识传递的费用。因此，作为新知识的生产活动，创新与生产的地理空间有关。知识溢出是内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知识溢出包括几个机制（Audretsch & Feldman，2004），首先，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机构，研究型大学的实验室是企业进行商业化开发的重要来源。研究型大学与商业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是创新知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通道，大学与企业研发部门在地理空间上的聚合有效促进了知识生产与商业化开发之间的互动。其次，一个区域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也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如研究型大学对地方的技术转移和互动，学生派驻企业，或建立大学与企业、个人和政府代表交流平台等都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最后，高层次的劳动力也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特别是新知识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这类新兴产业对该学科领域的明星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这类企业的发展与科学家具有较强的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倾向。
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集聚与增长
1、无增长效应的集聚：新经济地理基本框架
新经济地理（new geography economics，简称NGE）理论的基本构成要件包括：内部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贸易成本）、内生的企业区位（endogenous firm locations）、需求联系的内生区位（endogenous location of demand）。最初的经济地理模型建立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交互作用基础上的制造业地理集中（Krugman，1991）。假设存在两个地区，两个部门。一个农业部门――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为零，劳动力不流动，生产同质产品；一个制造业部门――垄断竞争且报酬递增，正的运输成本、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差别化产品。该模型外部性的含义限定在需求和供给联系的资金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而非纯粹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引入地区之间运输成本概念之后，消费者以及生产者的“需求联系”对于消费者和厂商的区位选择至关重要。选择在同一个地区的企业增加不断吸引其他地区的工人，工人的支出提高了当地产品的需求。维纳布尔斯认为对产品需求的联系效应不仅来自于劳动力供给和企业工人，还有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效应”(Venables，1996)。模型中出现了一个中间产品部门，将上下游产业合为一个不完全竞争的部门，每个企业的产出既作为最终产品卖给消费者，也作为中间产品卖给其他企业。没有跨地区的流动，因此工人是从其他产业吸引过来的，更高的需求则来源于新加入企业的中间产品支出。需求联系与投入产出联系是引发经济活动集聚的两股力量。
2、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增长
新经济地理标准模型以资金外部性为基础，这类模型并未将增长作为考察的内容。增长的关键要素，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在Krugman模型中不存在。但是鲍德温等人认为，集聚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关联(Baldwin & Forslid，2000)。其理由包括：第一，增长与区位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有着清楚的理论基础。例如内生增长理论所依赖的创新活动得益于知识外溢和生产外部性，而知识外溢和生产外部性是产业地理集中的主要集聚力。因此，技术创新与经济活动集聚可以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第二，政策制定者常常面临对现存产业基地与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政策的判别问题。为了评估振兴地区经济政策的静态特别是动态收益，需要一个包含生产区位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模型。第三，产品的贸易成本是经济地理模型的传统视角，然而地区一体化不仅降低了产品贸易成本，同时也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共享。因此，将产品贸易与另一种贸易――思想（idea）贸易结合实属必要。第四，经济地理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在方法论上内生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地理模型（NEG）都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都假设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的。
关注增长的经济地理模型试图在保留标准经济地理模型的基本要件基础上将关乎增长的理论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对经济增长要素的不同理论假定又衍生不同的理论模型。将增长与地理联系模型化较早尝试，是通过引入具有垂直联系、人口迁移的内生产品种类模型以及行业层次的外部规模经济，从而实现贸易自由化触发集聚和经济增长(Walz，1996)。通过将Grossman and Helpman和Romer的内生增长方法植入经济地理模型，设定一个中间部门，该部门推动服务和中间产品种类的不断增长，中间投入品种类的增长促进最终产品生产力的实质增长。假设最终产品可自由贸易且无需耗费成本、但垄断厂商生产的差别化中间产品则具有较高贸易成本。在节约贸易成本的激励下，最终产品部门与中间产品部门相互集聚，最终产品部门诱致中间产品部门的集中从而推动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增长，中间产品部门与最终产品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效应创造了一种集聚效应。
基于企业层次的递增报酬，马丁等人将Romer和Grossman and Helpman知识溢出的增长分析框架、Martin and Rogers的资本流动分析以及Helpman和Krugman的区位分析框架融合(Martin & I.P. Ottaviano，1999)。模型强调技术外溢地方化对于资金外部性集聚的强化作用。在两国、两部门之外加入一个研发部门，该部门完全竞争，以差别化服务作为投入。新产品、新专利可自由贸易也可在其他地方投入生产，研发部门以专利权的方式获得收益。研发部门集聚进行研发活动有效节约了所需专业服务成本，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较低的创新成本进一步吸引研发活动集中进而提高中间产品需求，最终导致中间服务部门的集中。同时研发部门的集聚活动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产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模型中，研发部门的技术外溢地方化与Krugman模型中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需求联系、Venables和Krugman and Venables模型中投入产出联系都是一种集聚力量，所不同之处是，Martin and Ottaviano模型中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后两者仅解释了经济活动区位转移的集聚现象。
没有要素流动，集聚也可能发生。鲍德温提出了一个结合新经济地理与新古典增长的模型(Baldwin，1999)。在Krugman & Venables（1995）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个从事发明和专利活动的研发部门，差别化产品的生产以劳动力和专利作为投入。假设专利权可以永久保留但不可贸易，那么产品只能在研发活动进行的地区生产，研发地即为生产地。如果没有后续的创新活动继续出现，现有专利的报酬趋于递减意味着经济最终会趋于均衡。然而经济发展提高了地区资本存量从而改变了地区间相对市场规模，在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的作用下经济活动趋于集聚，产业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这与krugman模型中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需求转移的集聚作用相当，只是生产环节的需求转移（production shifting）取代了消费环节的支出转移（expenditure shifting）。假设一个地区受到外部冲击后资本回报提高，高资本回报率诱使居民增加投资，投资率提高使初始的资本存量得以维持从而使产业中心形成，这就出现所谓的“集聚诱致”（agglomeration-induced）“投资引导”（investment-led）的增长。
藤田等人在Krugman的中心与模型和Grossman―Helpman差异产品的增长模型基础上考察了集聚与增长的关系（Fujita & Thisse，2002）。藤田等人设定专利为企业固定成本，并进一步分为可贸易专利与不可贸易专利两种情形。在专利可贸易的情形中，贸易成本足够低时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集中在一个地区。流动的专利生产熟练工人、知识溢出地方化、专利产品不可贸易三种集聚力量促进经济增长。研发者的劳动生产率是过去创新思想积累形成的知识资本的函数，而知识资本是地方公共物品，一个区域的知识资本量是区域中熟练工人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结果受熟练工人空间分布的影响。经济增长是由产品种类数量的增长引发的，随着专利和产品种类的增加，知识资本也增加，知识资本的增加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三、结语
现代经济的经济增长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由于经济增长与集聚相联系对区域不平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日益引人注目。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成分，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前者开始将增长因素纳入解释经济集聚现象，后者则试图吸收地理因素以解释经济增长。理论越向前发展，两者之间的关联显得越紧密。经济增长与集聚是两种重要的经济现象，而新经济地理关注的区域问题与新增长理论关注的内生增长问题都是未来理论发展的方向，因此两股研究相互吸纳必将极大地推进理论与实践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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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ujita，M.&J.Thisse（2002）.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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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lomm，G.1992）.A Model of Growth and Migr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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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ucas，R.E.，Jr.（2004）.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篇6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篇7
范式创新与循环经济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环境经济学界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技术、法律规制、经济政策、市场机制为手段，将“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传统线性物质消耗范式变革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范式，以最小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最少的污染排放，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中国要在实现2020年经济翻两番的目标的同时使环境状况好转，单位GDP产生的污染总量必须降低到2000年的八分之一，显然，必须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环境立法中实行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虽经几次扩展但其内容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没有根本的差异。“谁污染，谁治理”的局限性就在于将污染治理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虽有排放标准却无总量控制，忽视了环境容量的极限。而且，这种治理模式对于大量乡镇小企业和生活污染没有可行性，因为小企业和居民没有能力，其结果是“只污染不治理”。2000年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推行污染总量控制战略。
篇8
从外国教育学者夸美纽斯到卢梭再到中国教育大师陶行知先生，无一不在围绕这一命题进行潜心的研究，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高中历史教学在让学生了解历史的同时，还要“以史为鉴”，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让高中历史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构建生活化的课堂教育教学模式，使高中历史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融合，是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时代的要求。然而就当前来说，当今历史教育偏离了经世致用的方向，学生“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造成学生对历史课普遍缺乏兴趣，不仅影响了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无易于学生个体人文素养的发展。因此，历史教育联系实际生活是必要的。
在历史教育过程中怎么样实现教育与生活的贯通，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
一、课时备课生活化
大教育家孔子说过“凡事预而立，不预则废”。也就是说，要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好准备工作，只有准备充分，才可以获得成功，没有准备，则会遭到失败。教师上课也是如此，备课是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为完成教学任务形成教学能力所作的一切准备工作。备课是教学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保证，因此，要使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对教师提出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教师在备课时树立大历史的观念，要将历史教学内容置于学生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
二、教学语言生活化
教学语言是课堂的灵魂，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载体。教师语言表达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分析、思考能力，这就要求了历史教师必须要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符合要求的教学语言吐字清晰、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富于感染力。更重要的是教学语言要生活化，历史教科书的生活化趋势决定了历史教师用语的通俗明白、生活化，教师应恰如其分的将历史讲解的通俗明白。
比如，在讲到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农业政策时，笔者是这样讲述的，1921 年底一个阴霾的上午，切科夫再次来到了镇上的集市，这次他选择坐在街道一个隐蔽的小角落里，将两小口袋的土豆和玉米放在自己面前，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老农是在兜售自家的土特产呢，类似于“摆地摊”。一开始切科夫似乎有所顾虑，经常四处张望。不过他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没有发生，它的粮食还卖了个好价钱。寥寥数语，将余粮收集制和新经济政策的农业税作了比较。课堂语言的通俗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无味甚至低级趣味，教师的语言应该富有美感，给学生熏陶和启迪。另外，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语言才能使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注意力，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学组织形式生活化
普通高中新《历史课程标准》指出，“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四、是学习的主体，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学生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必须让学生动起来、活起来。我们要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老师教、学生学”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尽量采用更生活化的模拟情境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创设情境模拟，使学生身临其境，激感，最终实现学生由情到智的发展。情境教学模式形式多样，有课堂讨论、辩论、撰写调查报告、角色扮演、演讲、模拟法庭等方式，此类形式最能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比如在教学《罗马人的法律》时，本人是通过“模拟”古罗马法庭的方式来完成的。本人在教科书探究活动课提供案例的基础上，加上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内容，增加可信度。
在罗马帝国 8年，在罗马城郊，奴隶帕帕提赶着一辆骡车在向城府方向去的山坡上行走，为了减轻骡子的负重，帕帕提下车顶住往回倒退的车板。可就在这时，车开始向下滑，帕帕提松手，跳到一旁，结果骡车向下倒退时碾过一个奴隶的孩子，孩子不幸死亡，于是孩子的主人拉斯提奴隶主向帕帕提的主人奴隶主贾赫图提出诉讼。为了全班学生都能积极参与，本人将全班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负责法官及陪审团的工作，第二大组负责原告及律师的工作，第三组负责被告及律师的工作。并布置提前预习准备，要求学生搜集与罗马法律有关的法律条文，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并结合当代法庭审批程序，多途径准备资料，如阅读教科书，查找相关的工具书或网络资料。
学生的积极性果然被充分调动起来，纷纷收集、整理资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并进行分析论证，课也上得非常成功。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是把学生真正置于主体地位，让学生感知历史学习的真正乐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学生探索、创新的潜在能力。其实教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内完成，开展社会调查、访问、问卷等也是历史学科重要的教学手段。如在讲到近现代婚丧礼俗的变化时，我就让学生回家对自己家里的父母、爷爷奶奶或者邻居等进行调查、访问，了解近现代婚姻和丧礼习俗的变化，体会时代的变迁。教师要做个有心人，在日常生活中多挖掘课程资源。
五、学内容生活化
发掘教科书生活化内容。新课程标准是这样阐述课程资源的“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师生要成为课程资源的参与者、操作者和开发者。”我们要顺应新课标的理念，以课标为指导，因地、因时制宜地把生活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搬进课堂教学，用学生感兴趣的、真是存在又贴近学生实际的生活素材来补充，把学生所想、所关心的事情引入课堂，尽可能使教学内容生活化，对教科书中的教学内容进行大胆的变革与创新，让学生更好地把握教科书中的文本历史。这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除了尽力发掘教材内容与生活实际的联系，还要有一定生活经历和教学智慧。
篇9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储蓄 投资
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论述一般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储蓄理论方面。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存在着一致的结论，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储蓄理论在于研究主体的储蓄行为，认为收入增加对储蓄增长有重要的贡献。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各国经济长期内普遍存在增长趋势，不过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并导致明显差异的因素。按照增长理论的发展进程，主要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等。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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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简介] 邹，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广西 南宁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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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剑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