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
时间:2023-11-09 17:46: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太极拳;大众化;群体特征
Study on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 Chi Popularization
―― taking Jiaozu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ANG Li-ming, WANG Bo-li
(P?郾E?郾 College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1400,China)
【Abstract】Tai chi,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 has highlighted its important times value in today's competitive society?郾 Taking Jiaozuo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studies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ai chi participants, and explor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ai chi exercise groups?郾It concludes that most of Jiaozuo tai chi exercise participants are the youth and the elderly; male participants are more than female participants in Jiaozuo; the professional feature of Jiaozuo tai chi exercise is freelancer, students and farmers are in the majority?郾
【Key words】tai chi; popularization; group characteristics
引言
乔晓光先生在他的《活态文化》一书中指出:“一种文化的兴衰,往往依赖于拥有这种文化的人类。”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而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太极拳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河南省作为太极拳的故乡,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并拥有庞大的锻炼群体。研究参与太极拳锻炼人群的群体特征、价值取向和需求欲望,分析太极拳在群众体育锻炼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找出适合他们需求的太极拳组织形式、推广模式及传播路径,不但能为河南省政府发展太极拳提供决策上的理论依据,也可为太极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推广起到引领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郾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焦作市参与太极拳锻炼人群为研究对象。
1?郾2 研究方法
1?郾2?郾1 文献资料法
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电子文献,广泛收集参与太极拳锻炼人群群体特征的相关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郾2?郾2 问卷调查法
对焦作市区、博爱、孟州、沁阳、温县、武陟、修武七个地区发放问卷420份,进行分区调查研究,围绕着在全民健身活动中选择以太极拳作为活动内容的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特征,通过研究这些群体参加太极拳的动机、目的、情感等价值取向,分析这个群体所需要的太极拳的组织形式、情感归宿、文化价值等需求欲望。依据大众参与太极拳的需求欲望,制定出太极拳发展、传播的形式、策略,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1?郾2?郾3 逻辑分析法
根据所查文献资料,结合调查数据对焦作市参与太极拳锻炼人群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
1?郾2?郾4 专家访谈法
通过电话或者拜访的形式对省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本省的领导进行访谈,得出相关结论。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郾1 焦作市大众参与太极拳锻炼人群性别特征分析
对焦作市七个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效调查问卷403份,男性261人,女性142人,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篇2
剪纸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中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我校将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引进校园,在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把剪纸与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融为一体,发挥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并把民间和乡土文化资源与美术教育研究相结合,是民间美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
但在这一项目的初步探索中,我们发现,我校的剪纸兴趣小组活动和校本课程的开发还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问题。如缺乏必要的系统性,活动比较随意;无教材,无完整的评价体系等,因此,我们对剪纸艺术的传承活动进行了系统编排。
《课程标准解读》中指出“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内涵,使学生通过民族艺术的学习,懂得尊重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学会感受各民族艺术的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立足本地本校来弘扬民族艺术文化,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校挖掘民间剪纸艺术蕴含的丰富资源,开展“剪纸艺术校园传承的实践与研究”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功能,更有利于对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
一、确定研究目标
首先是课题目标的选择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以校本课程的开发为基本手段,实现由课外兴趣小组向校本课程转变,完成剪纸校本教材的编写任务,进而充分发挥学校功能,实现对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其次是学生发展目标。学生掌握剪纸的基本知识技能,能独立创作作品,学生通过体验和感受,激发兴趣,培养特长,陶冶情操。第三是教师发展目标。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教育理论和专业自主意识,掌握扎实的课程理论和样本课程开发的知识、技术,形成相应的实际能力。第四是学校发展目标。以剪纸为载体,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在学生和教师整体素质提高的过程中发展学校,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
二、确定研究内容
依据课程标准,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的需求以及文化背景,有机整合国内外民间剪纸风格特色并依据学习内容联系渗透其他多种民间美术形式的基本知识,尝试探索一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校本课程开发渠道,真正实现“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的规范化和普及化。(1)通过对剪纸这一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培养学生对剪纸艺术的热爱。(2)开发剪纸校本课程,包括剪纸内容的编排体系、各阶段教学目标的达成、教材设计方案、教学活动原则、评价标准等共12册教材。通过系统训练,使学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爱国情趣。(3)通过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养成主动观察、探究的能力。(4)通过整合校园文化优势资源,开发主题式剪纸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课程,形成较为完善的主题式剪纸艺术教育活动体系。
三、确定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法。搜集、学习有关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的理论专著和科研信息、剪纸信息等,指导本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二是行动研究法。运用于课题研究的实施阶段,是课题研究的重点。三是经验总结法。总结教学活动中的心得体会,寻找理论依据,做好实验资料的储备、整理工作,运用于整个实施阶段。
四、课题研究的成果
第一,初步完成了撰写《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专著,完善了我校剪纸校本课程体系,完成了教材的编写。研究过程中注重突出实践性、自主性、趣味性、创新性、发展性的原则:内容编排体现了实用价值,做到形象生动,易懂易作;教材编写是按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性格爱好分为低、中、高三部分共12册;呈现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的递进关系,适合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呈现形式图文并茂……为学生的主动学习提供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创意,使“剪纸艺术校园文化传承的实践与研究”形成良性循环。
第二,努力提高教师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能力,增强教师的教科研水平,打造引领一方文化的品牌课程。
第三,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俗话说“心灵手巧”,手巧又能促进心灵,表现美的技能需要特别精心培养。因此,对学生进行剪纸教学目的是唤起学生对祖国各地民间艺术的热爱,了解剪纸知识,掌握剪纸技能,提高创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着重发展他们的个性特长,以此培养具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代新人,使他们成为传承民间文化遗产的骨干。
第四,加强宣传,做到学科间的渗透,逐步普及剪纸艺术。为达到既定目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剪纸作品评比、展览、汇编学生作品集。以艺术的观点为支撑,将学生的作品融入生活,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让学生在活动中受到美的熏陶,而且还发展了学生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保护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艺术。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语言教育;探究
中图分类号:D4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885(2015)04-68-04
一、前言
我国是由55个少数民族组成,形成了我国语言文化形式的多样化,内容丰富多彩。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语言的生存发展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所以,为了保护我国的民族语言,在全球化及民族多元化的发展背景下,保存和发展关系到我国的民族情感、意志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儿童的语言能力和教育问题的培养成为了其民族发展的核心。因此,设法在增强儿童汉语运用能力的同时,对本民族语言能力的培养也不能忽略,这对中华民族及民族间的和谐发展,促使少数民族的孩子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语言的传承、发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加强民族儿童语言能力的必要性
1.保护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作为一种活化石根植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之中,对民族的思维、情感和意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的发展中,民族语言的失传引起了人民的思考和担忧,频临灭绝的语言在受到外来的语言及文化的冲击及本民族对语言不重视的观念影响下,出现了大部分少数的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仅保存了口头传授的山歌等,导致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会讲母语的现象发生。这对少数民族儿童语言的发展极其不利,对探索民族语言的使用及保护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2.了解人类语言的本质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在民族地区中有数个民族居住的现象普遍存在个民族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还要掌握本民族的语言。由于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言。导致了民族儿童会讲多种语言及方言,这对于探索人类的语言的本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提供教学理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教学的依据
在儿童少数民族汉语运用能力提高同时,对儿童本民族语言的运用能力也不能忽视。但由于大部分的学校在教学上已不采用双语教学,甚至在课堂上禁止使用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的学生最熟悉的是本民族的语言,作为母语的民族语言是有其价值的,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儿童民族地区语言的教学没有切实的从儿童语言能力的运用作为出发点,对于民族儿童语言能力的运用及发展没有给予相当的重视。所以,在教学中应加强民族语言的教学地位,为少数民族的地区的语言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三、少数民族儿童语言能力的优势
1.增强语言领悟能力
儿童的语言领悟能力较强,随着对本民族语言的熟练掌握,对第二语言的掌握速度随即增快,儿童的双语领悟能力也会增长。
2.语言意识发展的优势
双语儿童具有语言意识的发展优势,且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不仅对本民族的语言有很好的控制力,在对汉语的学习中,同样表现出控制力的优势。所以,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汉语的共同发展对儿童的注意控控制发展起到了领域普遍的作用。
3.理解能力的提高
通过对儿童民族语言的教育,使儿童的理解能力、创造力的培养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加强少数民族儿童语言教学对儿童语言的运用的流畅性、独创性及精致性上具有加快速度的作用。
4.语言转换能力的提高
在对儿童进行本民族语言及汉语的学习中,能够促进儿童的语言的转换能力,对两种语言的转换的自然、平稳和可理解的优势起到了很好的证明。
5.促进语言间的彼此进步
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不但可以促进儿童的其他语言的发展,还可以促进儿童认知技能的提高,本民族语言对于儿童其他语言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儿童的特征和智能,而且还使儿童具有语言的优势。
四、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现存问题
1.民族语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大背景下,以汉语及西方文化英语的融入,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民族传统文化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这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不仅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更是民族间内部情感沟通语言的纽带。但由于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中,教育力度的不强造成了少数民族在语言的学习中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2.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目标的培养具有功利性
我国少数民族在语言的教学上只局限于考试成绩上,缺乏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培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语言的教育目的远远偏离语言教育学习的本质,不仅是为了能够取得国家给予少数民族考生降低语文考试难度的优惠政策等现象出现,在教学方式上由人文素质的培养向应试能力的培养,形成了民族语言交流的能力没有提高,民族文化的传承没有很好的体现,而是成为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功利性工具。
3.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无用处
语言的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语言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语言将作为知识传播的媒介,但在“变质”的民族语言教学中,如何正确的对待本民族的语言,将民族语言的发展引入健康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中是当今民族语言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4.少数民族缺乏语言教育资源
在民族语言教育中存在着经费问题,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不足现象存在。在语言教材的编写、教学参考书籍、民族语言的课外阅读等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少的经济负担。所以,在实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同步发展就是一项造价昂贵的社会系统发展工程。
5.高素质教师匮乏
对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教学水平的提高,必须要对教师队伍进行素质培养,建立完善的高素质教师团队,这对于民族地区儿童的素质培养具有现实意义,而在现实教育中存在着人才结构单一、整体素质低下的现象,导致了在实行双语教育的过程中,缺乏共素质教师的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中的紧迫问题。
6.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编写不完整
教材在课堂中对师生间的交流起到了媒介的重要进而色,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材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教材必须要符合民族的特色要求。但在教材的编写上存在着层次划分的不清晰、知识的不灵活及时代性滞后的现象,教材没能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与教学内容很好的结合,使学生没有能在学习中学习到本民族及生活有关的知识,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不了解,成为了当前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编写的漏洞所在。
五、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语言教育提高的建议
1.以发展民族儿童语言能力为目的双语教育
在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的过程中,要针对本民族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使学生正确的处理好与汉语的关系,民族语言和国家共同语言的统一,在教学上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的基本知识上,要培养学生潜在的语言能力,发挥对多种语言的优势作用。
2.使儿童正确处理好语言转换的规律
儿童进行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帮助的作用,促进其他语言的学习领悟能力,通过对儿童双语能力的特点及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使得对儿童民族语言能力的运用培养及民族语言的保护起到极其有利的作用。
3.探索有效的双语教育途径
在民族语言及汉语的教学中,不仅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还要合理的利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符合民族特色的教育教学进行有关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的文化课程,在教学中因地制宜的进行语言的转换、规划,灵活的运用教学模式,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的质量,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双语教学模式的发展。
4.建立优秀合格的教师队伍
教育水平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语教师的专业水平上,所以应加大对教师双语的培训力度,国家和政府应加大力度提高教师的语言文化知识,同时双语教师必须要了解语言发展的规律,丰富语言的文化知识。加强教师的民族语言教育意义观念,提高民族文化意识。还在建立完善的培训系统,通过经常性的对教师进行语言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语言整体水平,并在教学中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及技能,从而达到专业知识由外向内的自我成长的转化。
5.编写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教材
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必须要彰显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对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及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教材的编写上必须合理的结合传统文化、地域特点与现代文化的良好关系。同时本民族的学生对于语言的学习仅限于教材内容,这对于语言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对学生语言的学习通过建立课外阅览室、图书馆等多方面的渠道提供民族语言的书籍、报刊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了解和拓展,让学生对本民族的了解,增加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同时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知识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六、总结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受到了国家及社会的重视,大力改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是极其必要的,通过对儿童进行本民族语言及汉语的学习,不仅能够培养儿童对本民族及汉语的学习和掌握,增强民族语言的使用,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外语的学习,改善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意识不断的增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语言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还要针对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语言教育,改革教学途径提高师质力量,将民族传统文化有机与教材相结合,这样才有利于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促进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而且通过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不仅能够让少数民族的孩子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及发扬民族精神,还可以促进民族之源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李天乐.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3,(37):168-171.
[2]林泳海,李荣宝.有关民族儿童语言能力研究的几个问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2(01):72-75.
篇4
一、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必须致力于对它们的保护。在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之前,立法显得格外重要。况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一代做下去。要实施好这项工程,仅有应急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已颁布实施,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因此一部法律不可能包罗万象地涉及到每个问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法规条例。因此,健全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才能由无序到有序,并走向层层深入的发展阶段。
二、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的有效措施
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倘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都只能是政府和官员们的一厢情愿。所以,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只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事,而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一是要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民族传统节日,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较好的结合起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激发他们热爱传统文化的热情;二是与教育相结合,尽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系。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等活动,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教育,使广大学生认识、了解和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支持个人、企业和民间团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通过举办各种体现地域特色的、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为传承人创造展示其精湛技艺的平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三、重视专家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要长久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发掘参加保护工程的人力资源,通过开展传承和培训活动,加强保护工作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才能保证这项文化工程有效而可持续地向前推进。
四、加大财政投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
要设立专项基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收集、整理、建档、展示、传承和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这首先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支持。同时鼓励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捐款,专款专用,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专门的使用制度。
要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资金。目前一些老手工艺人年龄较大,从事的职业无法带来丰厚的收入,生活困苦,后继无人。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技艺不能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与社会上的其他职业相比,既不能带来带来较高的收入,也不能提供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不愿去学习和继承这些将要消失的东西。所以,应该给予从事此业的人员一定的工资或补贴,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使他们既可解决自己的生存,又可满足自己的兴趣,愿意把这作为一生的职业来做,使某些工艺走向职业化。
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途径
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已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他国的政策、措施和经验中借鉴成功的做法,是条有益的捷径。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是保护工作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宝贵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既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倍加珍视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保护工作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六、认真做好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篇5
关键词: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民间美术具有很高的文化、审美价值,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兼具历史性与现代性的民族文化,是几千年来集体劳动积累起来的具有大众化的丰富经验的结晶,带有强烈的本民族色彩的美术形态,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它的题材、图案、造型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而其工艺技术和艺术符号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在高校美术教学中合理运用民间美术元素可以突出美术教学的地域特征、丰富美术教学的内容,强化美术教学的效果,并具有深化美术情感诉求,凸现美术文化价值的功能。
1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1)“言传身教”式传承。民间美术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一种体现。“言传身教”实际上是师徒、父子关系等直接传授的方式。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普通百姓,其技艺的交流是通过“口头”这一最为直接俭朴的方式将其经验传播给下一代。口头语言通俗易懂。因此,能更生动直观的交流技艺。在民间的师徒传承中“身教”的情况可能比“言传”多得多。在很多民艺传播者自身文化和能力的限制他们或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其技术精要的情况下,以实际操作来教育徒弟,徒弟观察师傅技艺的“身教”就成为民间美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
(2)书籍传承。殷商之后,文字的出现为民间美术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民间美术自然地借助于文字传播的方式,出现了一些记载民间工艺的理论和民间创作者所画的艺谱,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唐代《工艺之法》、明代《天工开物》等[1]。虽然其来源不统一,但都是经过几十代人的日积月累而逐渐完善而形成的摹本,这种传播形式有利于普及和传播,有利于民间艺人的交流。
(3)民间艺术品传承。民间艺术品传承和书籍图谱传承一样属于以“物”为媒介进行的传承。但是它并不是在创作者内部的传承,而是通过这些民间艺术品的所有者而将民间美术的技艺带到四面八方。这种参与商品交换,又不局限于行业内部的传播方式,使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更加广泛,其社会功能也随之增强了。
2高校民间美术教育的现状
高等学校是对公民进行高等教育的学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高层次的人才素质包括美术等艺术方面的素质。最早提出对民间艺术关注的是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汀先生。他早在二十世纪期间,不断探索着民族化的现代艺术教学模式,提出了重传统、重民间、重实践的美术教学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新阶段。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的艺术院校和有相关艺术专业院校都纷纷开设了民族民间艺术的相关专业或者相关课程。自各地开展民间美术教育以来,加强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了大量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的专业人才。同时,教师通过言传身教的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增强了学生保护民族艺术的责任心。
3本地民间美术资源的运用
“我们对于艺术如何起源跟对于语言如何产生一样不甚了了。如果我们所说的艺术是指建庙筑屋绘画雕塑或编织图案这类工作,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艺术。”[2]可见民间艺术的普及性和地域性。各地民间美术都具有自己独有的艺术体系和造型体系,这种艺术体系和造型体系不是取法自然的真实形象去表达某种观念,而是用观念去观察和描绘某种事物,不雕琢、不做作,使创作者的观念暗寓其中,是最自由、最生活、最淳朴的艺术。高校应该借鉴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优势开设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美术专业课程,民族传统艺术产品经典古朴,独具一格,都值得我们在高校美术教育中以课程的形式进行专业的探讨,渗透民间艺术文化。
为了借鉴、研发民族民间艺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考察、调研中收集原始资料,虚心地向当地民间艺人请教,从而得到创作源泉。这样,我们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才能保持民间的原生态艺术情趣。有的地方高校在少数民族特色地区建立了实训基地,开发了该地区的民族美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比如广西特色的建筑或者园林工程和苏州印象的海报活动。他们通过活动提高了本民族形象,宣传了本民族文化艺术。但是有些地方的民间工艺产品的推广研发并不乐观,大多处于手工或半手工生产的低层次阶段,人才素质层次偏低,艺术性不强,已成为产业发展缓慢的根源,由此可见高校根据当地特色开设相关民间美术课程的重要性。
4民间美术资源走进专业课堂的实施策略
(1)各地民间美术教材的编写。专业教材是课堂教学的理论依据。进行各地民间美术教材的编写研究,是民间美术走进高校美术课堂的第一步。相关部门应组织各地专家和民间艺人编写具有地方特色、高质量的教材,鼓励专业教师认真编写课堂讲义,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2)相关教学设备的完善。民间美术教学既是理论课、欣赏课,又是技能课,需要安排大量的实践教学环节,如手工制作、参观考察等。因此,要有相应的专业教室,配置性能质量较高的教学设备和专用工具,如年画制作就需要整套的木板刻印设备。此外,可与民间艺术作坊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这样,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同时又能给当地民间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
(3)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培养。地方高校不可能有现成的民间美术教师,所以, 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定期输送教师出去进修,鼓励专业教师钻研民间美术的课题,专心钻研备课,承担基本的教学任务。另外,可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高校兼课、举办相关讲座或作技艺表演,让学生与民间美术有近距离的接触。
(4)民间美术校外调查的建立。民间美术资源走进课堂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内的教学,还应延伸到课外,让学生走进民间,与当地民间艺人交流,虚心请教,深入体会当地民俗活动与民间美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进行调查研究。也可走进博物馆,观摩优秀民间美术作品,为教学提供直观欣赏作品的场所,让学生有机会经常接受民间美术的熏陶。
高校大学生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主体,因而对他们进行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至关重要。同时,美术教育自身就起到了对本地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民间美术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民间美术的民俗应用和社会应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应用,任何传统的民间艺术品种都会失去它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将民间美术带进高校课堂,既是对民间美术的普及、传承和发展,是一个消化、吸收、转换和升华的过程,同时借助传统的民间美术,赋予它时代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美术教育资源,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 和谐社会 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218
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观念系统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道德领域都出现诸多不和谐现象,在整个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之时,势必要求我们借鉴和吸收我国儒家经典的和谐思想,追求儒家“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达到修身养性、与自然和社会相处和谐的目的,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出理论指导与帮助。本文将对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阐述,结合当前社会中常见的不和谐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与局限,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1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谐旨在使各种要素配合得当,互相统一,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和”的本质在于将不同事物协同起来,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以“和”为目标的和谐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完美社会。儒家和谐思想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己和”,即人自我身心的内外协调,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和高尚人格,为“治国”、“平天下”打好道德基础;二是“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多重和谐关系,每个人各司其职,安于其份,遵守各种道德秩序;三是“天和”,即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达到天人合一,接受自然的法则和支配,合理利用资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当前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
我国社会各种关系基本和谐,但人民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和谐的隐患,主要包括人身心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得当等。首先,人的身心不和谐主要表现为道德缺失问题,尤其存在利益的矛盾冲突下,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认为经济可以改变一切,导致社会上经常出现拜金主义不择手段的黑暗面,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其次,社会中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等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紧张。最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失衡表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资源的减少、物种的灭绝、空气的污染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失去平衡所造成的。
3 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3.1 修身养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
和谐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没有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就很难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要求个人崇尚道德、重视智慧,结合儒家和谐思想“道德至上”的主张,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不被金钱利益所左右,遵纪守法,以“中庸之道”“乐道精神”为标杆,宁静、平和地对待物质财富。所以说,儒家和谐思想中的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是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人身心和谐的道德标杆。
3.2 和而不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人是群居动物,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在人际关系日渐冷漠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更应为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其作用,启示人如何做到与家人、社会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理论指的是正确把握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和统一人与人的矛盾,尊重个体的差异,追求整体的和谐,最终建立和平有序的安定社会。儒家和谐思想认为实现社会和谐需要施仁政、民为贵、均贫富,正是当今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中应该秉承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在互相监督中达到和谐。
3.3 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乱砍滥伐、破坏环境使得我国资源严重减少,荒漠化增大,物种的灭绝也在加剧,这些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人深省。儒家思想对天人关系非常重视,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社会在大生态环境中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主张尽物之性,防止人类过分索取自然资源,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4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局限
“和谐”思想是一种理想,我们若想实现儒家和谐思想最终构建的“大同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匮乏,个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真正的“和谐”;还有一个原因是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在开明的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儒家和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十分重大的,有着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巨大力量,但是要真正做到建设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还是要对儒家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5 结语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古至今都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当今社会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儒家和谐思想主要分为“己和”、“人和”、“天和”三个层次,通过修身最终实现人人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拓宽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为我们化解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合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对于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D].山东大学,2010.
[2]叶金宝.儒家和谐思想的价值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8,(5):215-218.
[3]姚文峰.儒家和谐思想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63-64.
篇7
关键词:畲族舞蹈;传承;创新;人才培养畲族舞蹈以极富神韵的个性动作展现了畲族文化体系特征,它是畲族人民表达情感、描摹生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地重要工具,特别是一些仪式舞蹈,如“传师学师”“安祖舞”“功德舞”等等,都是畲族文化的活化石。但是,随着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多元化、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具备这些“活态”的民间传承人越来越少,并且大多都已经六、七十岁了,如何抢救这一文化遗产艺术迫在眉睫。同时,大部分民间艺人由于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虽然对本民族的舞蹈有着深厚的情感,却对深入的研究工作束手无策,而当下大学生接受着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做好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者和传递者,成为高校舞蹈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畲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在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以传承与创新本土文化为核心,探索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引入地方高校的艺术教育,构建“畲族舞蹈的研究与实践”“两个平台”“多个支撑”为主要内容的“畲族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立足于民间,尊重它的价值标准与发展、演变与变迁规律,是我们保护、发展、创新民族民间舞蹈的出发点。让我们在思考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追寻民间舞蹈何处去的今天,真正在挖掘与加工、保护与发扬民间舞蹈的工作中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循环。
1深入畲族传统舞蹈的研究与实践
作为一名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要有继承与发扬民族艺术的自觉性、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正确的学术引导、良好的媒体宣传和深入的教育实践,大力推进民族艺术的发展与研究。丽水市畲族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县市区有莲都、景宁、遂昌、云和、龙泉、松阳,1000人以上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有33个,畲族人口占30%以上的行政村有208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为畲族舞蹈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采集、整理、研究的极佳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畲族人民也认识到本民族独特文化的珍贵,但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多年来,我们课题组一直进行地域间的实地采风,深入景宁畲族县、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松阳板桥畲族乡、云和黄家畲村等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掌握各地区畲族舞蹈的独特动律与风格,建立畲族民间艺术人才库,把原生态的范围从舞蹈艺术这一领域,扩充到民族文化这个更广泛的领域中;同时,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知识,使我们对畲族舞蹈的研究更具有宏观性与科学性,更好地进行畲族音乐舞蹈素材的挖掘、传承与创新,艺术作品的表演与创作等方面研究。课题组在中文核心期刊、省级期刊发表了十多篇相关方面的学术论文,省部级课题5项、市厅级课题6项,并且创作出许多优秀的音乐舞蹈作品,其中获国家级金奖2个、省级7个。这些成果为畲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
2构建畲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途径
(1)编写畲族舞蹈系列教材。目前国内大多数师范院校的舞蹈教学均采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材或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材,可是由于专业要求与对象的不同,此教材不适应师范类教学体系,尤其是师范类民间舞教材应加入区域性民间舞教学教材的整理与选编,这样才能突显自己的特色。这方面,扎根本土民族文化的云南艺术学院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不但创作编写彝族、苗族、哈尼族等大量的云南少数民族舞蹈教材和开展其特色教学,并且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剧目,在桃李杯、荷花奖、全国舞蹈大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云南民间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畲族一直都与汉族杂居,所以汉化程度较深,其舞蹈语汇较少,基本舞步只有“坐蹲步”与“悠荡步”两种,因此我们收集其舞蹈素材编写教材时,更注重对畲族舞蹈原生态“魂”的挖掘、“根元素”的整理与应用和合理创新研究,从而制定出一套适合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和发展的畲族舞蹈教材。
(2)制定具有畲族舞蹈文化特色的课程体系。专业课程设置是最能体现教学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显性形式。普通师范院校应该发挥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在确定培养大学生成为本土民族艺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的教育观念下,有计划、有规律的设置畲族舞蹈系列课程和讲座,如:开设畲族舞蹈编导课,根据不同的素材让学生编排出各种创新性的民间舞蹈组合,这样不仅对畲族舞蹈起到了传承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开设畲族舞蹈的系列专题讲座,聘请畲族舞蹈专家或者民间艺人向学生传授畲族舞蹈文化知识。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畲族舞的表演风格。紧紧抓住浙西南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文化之根,孜孜以求地追求学校特色发展的方向,定能成就地方院校特色舞蹈的发展之路。
(3)加强多创新性师资队伍的建设。无论何时,学校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就是教师队伍的竞争。舞蹈界中教学方法、表演深度、理论研究、文艺评论等方面人才梯队的建设不完善,严重影响着舞蹈学科的深层次发展。所以我们通过聘请国内畲族舞蹈研究专家、地方文艺研究专家为兼职教授,加之本校梯队合理的骨干教师,组成了具有多重创新能力的教学团队,有效解决师资不足和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同时,积极开展民族民间舞蹈学术研究与交流、举办畲族舞蹈名家讲座,组织畲族舞蹈表演与比赛,不断提升教师自身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和创作能力。
(4)依据舞蹈教学特点,探索递进式教学新体系。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与专业艺术学院相比的一大优势就是专业设置齐全,校园文化氛围浓。我们组建大学生民间艺术表演团,面向全校师生招收民间文艺爱好者。艺术团采取“基础―提高―强化―创新”的递进式培养训练方法,建立理论结合实际,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递进式教学新体系。具体方案如下:针对大一学生,进行形体与民间舞基础性的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舞蹈能力;针对大二学生,进行畲族舞蹈剧目提高性的培训;针对大三学生,进行舞蹈技巧强化性的培训;针对参加比赛的学生,进行密集型训练,提高其创新意识。这样以赛促能,解决了民间舞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的问题。
(5)服务地方、协同创新,有效解决就业难题。民间舞蹈是区域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其得以更好生存的重要途径,民间舞蹈在社会经济中转化和应用的成功与否,也是继承和发展民间舞蹈的重要因素。丽水正在积极打造“生态绿谷、养生福地”,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文化,而畲族歌舞表演已经成为宣传必不可少的活动。因此,我校艺术团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定期在各类重大活动和旅游风景区进行畲族歌舞表演。一方面,通过此类演出,学生的舞蹈表演与创新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另一方面,我校培养的畲族舞蹈学生将成为民间舞蹈传承和发展的主力军,为畲族歌舞这一特色品牌提供了的有效保障。
3创设两个平台,全面保障畲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的发展
(1)高校创作平台。我校艺术学院创建了一支较强的畲族音乐舞蹈研究团队,积极开展畲族音乐舞蹈的研究、创编,传承和发展畲族音乐舞蹈,使古老而淳朴的畲族音乐舞蹈发扬光大。其中,团队创编的畲族舞蹈《祈福》获得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舞蹈表演类甲组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2012年创编的畲族舞蹈《选种》又一次蝉联获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同时,这些优秀的畲族舞蹈作品都是社会各级各类大型活动的指定表演节目,俨然成为地方政府宣传畲族文化的一张品牌。
(2)社会演出平台。学校积极组织畲族舞蹈学生参与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三月三”畲族歌会和“竹柳新桥”等畲族民间活动。其中,学生们参加表演的畲族风情剧《畲山风》《畲家谣》《千年山哈》分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表演金奖,并获浙江省绿谷文化精品工程称号。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比赛活动中,我校学生与许多优秀的畲族民间艺人相互切磋,交流合作,取得珍贵的经验,增加了他们对畲族舞蹈的了解和认同,从而逐渐成为传承和发展畲族文化的生力军。
4结语
全球多元文化的激荡为当今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新的挑战,地方高校应拓展大学生文化多样性视野,培养大学生对地方民间艺术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提升和发展做努力。构建畲族舞蹈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开启了将民族文化内容系统性融入高校教育的新思路,为地方高等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地方高校传承、提升和发展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的提供一条新路径。参考文献:
[1] 姜盛,王海英,肖灵.高师音乐舞蹈复合型艺术师资培养模式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7(5).
[2] 陈鸿.论高师音乐专业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湖南社会科学,2012(1).
篇8
[关键词]神话;外来说;南方说;中原说;盘瓠;伏羲
[作者]侯红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圈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18-009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创世型神话、化生型神话与再创世型神话在多个民族中均有流传。为了厘清神话的原产地与族属,学术界关于神话的研究延续了一百余年。无论是史学家、民族学家还是神话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的原产地、族属等问题。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神话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据笔者所掌握的有关神话研究的资料来看,关于神话的起源地,学界一直存在“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而“本土说”又分为四种: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以及“根在中国说”(笔者把持“中国本土说”的,而又没有明确指明是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的姑且称之为“根在中国说”)。南方说又有苗族说、瑶族说、壮侗语民族说(以壮族主)。主张“外来说”的除极少数认为是巴比伦外,主要是持“印度说”。现将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中有关神话研究的作者以及各持主张与发表言说的时间以列表的形式作一番初步统计。
一、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神话产生时间是立论的重要依据
神话最早产生于何时,古籍文献有关神话记载最早又于何时,这是关键性问题,也是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无论是持本土说还是持外来说的,这个问题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持南方说的学者一般认为三国徐整的《三五历纪》是有关神话的最早记载。持本土说的学者一般引梁任防的《述异记》中有关于的“秦汉间说”、“先儒说”、“古说”以及“吴楚间说”,认为神话于秦汉时已流传。但刘屹以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所认为今本《述异记》是中唐以后人所伪托的;又引中岛长文氏所认为今本《述异记》应为中唐至北宋初形成,并说今本《述异记》有可能对的记载源于中唐不知撰人的《灌畦暇语》。学界关于神话最早的文献记载颇有争议。饶宗颐对《益州学馆庙堂碑记》与《益州名画录》中有关图的记载进行考证,最后得出结论:“由贺氏记所志,知以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则之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何新撰文引此并补充说“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已在东汉末季”。而刘屹对所谓汉末“图”产生质疑,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他认为“《益州学馆庙堂碑》和《益州名画录》关于成都学堂或周公礼殿壁上绘有图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出现的时间可以提早到东汉末年高朕的时代”。但他又对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的《魏大衡记碑》、以及韦昭的《洞纪》与徐整的《三五历纪》,这三条三国时代的史料进行分析,认为:“三国并非是神话的初传时期,神话似应产生于东汉中后期”。张光廷认为传说最早记载于东汉葛洪的《枕中书》、《方笈七签》等书。公元12世纪,治学严谨的罗苹在《路史・前记・初三皇纪》中有记载:“氏者,神灵,一日九变,盖无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韬・大明》云:‘召公对文王日:天道清静,地德生成,人事安宁,戒之勿忘,忘者不详。之宗,不可动也,动者必凶。”陈钧对《六韬》成书年代进行考证,其最后结论是:“因此断定《六韬》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末期,看来是可以成立的。诚如是,则‘始称’,应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他与另一些创世神‘伏羲’、‘女娲’、‘帝俊’等出现于典籍的时间,是不差前后的”。这是多数学者在考证记载文献时所没有注意到的。若此考证结论成立的话,那么神话在春秋末期就已流传。这是学者从典籍中考证出有关记载的最早时段。退一步说,即便汉籍中有关的记载较晚,并不代表在典籍记载之前民间没有神话的流传。对此,汉学家李福清已指出。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是否可假设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早,越能证明其是中国本土的?而有关记载的文献越晚,越能证明其是外来的?实难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神话产生时间是他们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最早提出是印度之神的可算是明代的马欢。日本学者高木敏雄在1904年著的《比较神话学》中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典籍中的神话起源于印度,并从类型学的视角做了论证。历史学家吕思勉从考据的角度论证神话受汉译佛经的影响,并对《述异记》关于“秦汉间说”产生质疑,认为是任氏之误也;并在1942年著的《先秦史》中再次重申此论。持外来说的何新从故事在中国出现、流传时间和地域进行考察,认为这与“佛教和印度文化进入中国的时间地域相吻合”。据此,他探究了中国故事的最初原型:“我认为可能来自西亚巴比伦关于天地开辟的一部诗史中。这诗史中说,在天地开辟以前,有一个最原始的混沌之神(The Premitive chaos)名叫‘Bau’,由它产生了大海和天空诸神。它死后被分尸化作天穹和陆地。Bau的故事向东流传到印度后,演变为梵天的故事。(梵天Brahma)汉译音,也作盘。它从蛋中创造了宇宙。别名Atman”;他并把神话与西方开辟宇宙神故事的诸要素进行比较以及结合苗族《创世歌》与刘锡蕃《岭表纪蛮》所述瑶族风俗中均把记为盘王作依据,最后认为:“它在南方本名‘盘’,而无论的反切音或盘音,皆可作为‘梵’和Bau神的对译音。由上述已足可断定,东汉末三国以来的神话,正如曹冲秤象故事和华敷变名为华佗一样,是佛教与印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叶舒宪在高木敏雄、吕思勉、何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对此作进一步发挥,其结论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的神话的记载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世观念,他们均因印度佛经影响而产生,这个问题已由中外学者在几十年前就做了结论:神话的来源已经不是什么谜了”。持外来说的学者大多认为中外文化交流早已有之。但据陈钧考证,在中国典籍中的记载最早在三国前七世纪的春秋末期。陈钧也据此反驳了印度说,并考证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晚于春秋末期,证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精英。这个推论能否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籍记载,即便晚于春秋末期,并不能就此而忽视早就有民间交流的可能性。根据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便可知中国文学中的一些
原型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已经受印度的神话与寓言的影响了。关于中国人种西来理论向来有埃及、巴比伦与印度等说。持外来说的学者是否受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影响?清末丁谦在《中国人种徙来考》中就说:“西史谓徙中国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转音。中国人谓氏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但撇开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妄论,无论从中外文化交流时间、途径还是从神话与印度、西亚巴比伦天地开辟神话的诸多相似性来看,我们都不能否认神话(创世型、化生型神话)确实含有外来文化的因子。尽管高木敏雄、何新、叶舒宪等人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我们也并不能武断下结论说神话就是外来的,神话原产地之谜早已揭开了;尽管人类学的传播理论、单线进化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原始初民有心智与神话思维的相似性;尽管比较神话学对于跨文化神话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但原始初民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等问题也同样有相似的认识;尽管中国与毗邻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也不能就此忽视中国文化对其也产生影响,也可能存在回流的现象。那么中国有没有产生神话的土壤呢?闻一多、徐松石、刘诒徽、袁珂等人早就认为与伏羲、女娲有关系。陈钧还论证了伏羲就是。陈建宪在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的神话理论,从太极图和宇宙卵、垂死化身和天人合一两大方面分析,论证了创世神话的两个母题――“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其根在中国;并认为“中国的神话,既与其他民族的‘宇宙卵’神话有着共同的原始思维规律,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王晖在《考源》中认为是中国本土之神:东汉时期出现的创世主神,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亳’音变而成的;作为创世主神虽在东汉时才出现在典籍之中,但其具有能迅速生长扩大、孕育世间万事万物的性质,在商周之时用来分封薄姑五色土的亳社神祗崇拜中就已经初蕴其义了。韩湖初在综合分析、引证以往的研究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反驳了何新等人关于印度说的四点立论依据,并指出中国有产生神话的条件。就连一些汉学家也不赞成中国外来说,如勒莫瓦纳、李福清等人。2003年以来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蓝阳春等人在广西来宾市考察时所发现的系列文化,这可以说是证明中国是神话之乡的新的重要立论依据。
二、中原说与南方说之争:文献、考古资料、口头传承与民俗传承的多重论证
神话南方说与中原说之争,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有持续争论下去的可能。茅盾可算是早期持南方说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依据神话之记载者徐整是吴人进行假设,认为神话产生于南方(假定是两粤)。闻一多在1942年写的《伏羲考》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持转音说,指出是苗族始祖。这派主张苗瑶说的还有芮逸夫、徐旭生等人。随着我国神话研究的深入以及民间文学资料的新发掘,南方说到上世纪80年代受到了挑战。缘由之一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在河南桐柏县一带发现山神话群和济源县的寺的神话。此神话群内容包括:“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与奶奶滚磨成亲,生子以后,又与八子分掌九州(或分管天、地、花木),发明文字,最后死时肢体化作山等世界万物”。张振犁据此调查资料并结合文献中有关河南泌阳与桐柏的山的记载认为这与《述异记》中的“秦汉间说: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相吻合;最后断言“可见说神话最早产生自北方,是合情合理的”。河南另一位学者马卉欣通过一番考察万里行,掌握了有关文化的翔实资料,他在张振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通过考察全国各地的神话遗迹及其神话,还发现南方的神话与中原桐柏山神话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从中可认清源与流,还可互补……可见神话由北向南流传的说法是可信的”,“从人类学、史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足以证明:神话产生于中国的中原地带”。神话包含“开天辟地”与“死而化身”两个核心内容。神话是否源于中原,我们可以把典籍中有关神话的记载与河南泌阳与桐柏发现的神话群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其不是原生态的神话,与《三五历纪》相差甚远。的功绩是女娲、伏羲等的事迹在后世传承中附会上去的,而且神话已经道教化了。对此,我们还可从胡崇峻搜集整理的《黑暗传》中有关的事迹看出。不过近年又有学者如王晖(《考源》)从音韵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证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毫’音变而成的。中原说,能否成立?或许只是一家之言?叶舒宪曾指出以河南发现的神话群来立论试图证明北方中原地区是创世神话的发源地,很难自圆其说。就连持外来说的何新也不得不承认神话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民间。汉学家李福清也指出中原说是不可信的。李福清持南方说,他认为1980年以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采录神话时所发现以桐柏山一带为中心的神话群,从比较故事学来看并不足以证明山地区是神话(或故事)的产地,这很可能与山名有关系而已;他认为从山所流传的神话内容得知,当地民间把许多伏羲、女娲及其他文化英雄的事业转移到身上;河南所流传的兄妹结婚洪水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改成与奶战洪水、降龙,这些是晚期的故事;无论如何,山(中原)一带流传的民间神话应该不是原始的古代神话,而是有地域性的晚期之作,不足以证明中原是神话产地。神话具有“宇宙之卵”与“垂死化身”两个核心母题,中国南方畲族、瑶族、苗族、壮族都有身化神话流传以及祭祀的民俗,李福清据此认为“中国南部民族有这类型神话,北方没有,甚至中原民间流传的神话也未提及身体化宇宙的情节……这都证明神话是从南方民族来的,吴地徐整很可能记录南部流行的神话(但不一定像茅盾所说是从两粤),大概是通过道教宣传,这个神话人物列入汉族民间文学与一些章回小说(如明周游《开辟演义》,在民间神话传说中,有时也代替了伏羲,与女娲一起造或整理世界”。刘亚虎在《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中也认为是产生于南方越地的神话传说,甚至还说“百越各族为神话或神话的某种类型的首创者之一,或者说在百越古族中很早就流传着及同类型的其他神话,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神话到底诚如茅盾先生所假设产生于中国南方(假定在两粤)?假若诚如马卉欣对全国遗迹进行考察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南方没有存在祭祀的大型民俗活动,也没有像河南所发现的较系统的文化的活态传承,我们很难证明南方是神话的原产地。需要指出的是马卉欣在遗迹万里行的考察中,却忽视了一个既有丰富的口传神话又有祭祀的民俗活动以及存在大量的遗迹的广西来宾市。其中缘由可能是他南行考察中曾听壮族民间文艺家蒙光朝讲壮族原来没有神话,壮族师公戏《唱》讲的却是布洛陀的事迹。马卉欣南行考察的疏忽,岂
不是一种遗憾?幸好,他的遗憾却由壮学专家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所弥补了。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郑超雄等人于2003年9月与2005年3月两次对来宾市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发现了系列文化群。这系列文化群包括庙、地名、神话传说、山歌以及当地民众祀奉神的民俗活动,甚至有国的传说。壮学专家通过对来宾市文化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古籍文献有关神话、国、祠、祭祀民俗等的记载以及考古学资料,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以及考古学的学理为理论依据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他们在《广西民族研究》上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史上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属于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文化遗产。他们在田野调查中发掘了被学界所“遗忘”的神话依然存活的另一个“故乡”,在掌握大量活形态的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民族学、考古学等资料证明广西来宾市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而也有力地反驳了神话“外来说”之妄论。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与中原说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源性,呈现多元化,学术界也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高度来看待我国多个民族共同传承的神话。他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纠正我国一些学者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所存在的偏见以及由于田野调查研究的缺失而固持一说。其二,通过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论证,再次证明了创世型、化生型与再创世型三种类型的神话主要源于壮侗语民族。蓝鸿恩在1994年就曾撰文反驳所谓神话中原说、外来说以及苗瑶说的立论依据之不足,赞同茅盾的“两粤”论,并指出神话当属当时乌浒人所流传的故事@。这就是说壮族的先民之一乌浒人最早流传神话。所以说,覃乃昌等人从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的学理和资料对文化全方位考察研究,认为神话主源于壮侗语民族(尤其是壮族),这再次支持了蓝鸿恩的结论,并作进一步推断。其三,从研究的细节上讲,他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的原始意义,这是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覃乃昌等人从壮族语言的角度来揭示“”就是“盘勾”即“磨刀石与葫芦”,这样就使壮族至今仍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的“磨刀石”、“葫芦”与“”发生了关联,壮族兄妹洪水神话也就是“盘勾”神话(“磨刀石与葫芦”神话)。虽然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都讲到葫芦以及兄妹所生的怪胎,但是只有壮侗语民族中的壮族具体讲是“磨刀石”似的怪胎,而且“磨刀石是壮族社会由家权向族权、王权发展的重要物证,也是壮族社会由初期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权力符号”,并且具有壮族百科全书性质的壮族《麽经布洛陀经书》中就提到争夺“磨刀石”以及一些壮族人在迁徙时还有带走“磨刀石”的习惯。尽管洪水神话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对“”的原始意义的揭示再次证明了部分壮族地区所流传的盘兄古妹始祖型洪水神话是具有壮族文化特质的,盘兄古妹依然是某一地区的壮族人或某一支系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的再造人类的始祖神,更为重要的是“”的破译说明并不是在所有的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完全尊奉汉族的伏羲为壮族的始祖神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对于在部分壮族人的族群记忆中伏羲确实承继了壮族神话谱系在后世传承中的断裂,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因为壮族先民没有使族群记忆文字化的文字(古壮字是后来的事情),文化传承出现断裂造成;二是因为壮族分布较散,原来的支系较多,壮族文化内部结构呈现松散状态,难以整合,也缺乏担当壮族文化内部结构整合的社会驱导角色。总而言之,覃乃昌等人对文化的研究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学术突破,从而也使学术界对神话之论争呈现这种态势:南方说――中原说――南方说。
三、是否盘瓠: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
神话与盘瓠神话究竟是一个神话体系的还是两个不同的神话体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夏曾佑认为“”与“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始祖,并大胆进行推测乃是瑶族始祖盘瓠传说之演变。孙作云认为即盘瓠,监一字,瓠古同音,这是绝无问题的,并认为神话是盘瓠传说加入印度故事而演变而成的。民族学家徐松石从语言学与民俗志资料两个方面论证与盘瓠通用。神话研究大师袁珂在《中国神话通论》中列举神话由盘瓠传说影响而产生的三点理由:一是与盘瓠声音相近,由盘瓠音转而为;二是与盘瓠传说的地望都在南方;三是刘锡蕃《岭表纪蛮》中记载瑶族有奉祀之俗;而苗族亦有相似之俗;苗瑶所奉祀的与盘瓠相差无几。袁珂也由此认为是由盘瓠演变而来的。他于1993年为马卉欣《之神》写序时重申此论。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即盘瓠,一是可从训诂学的角度考释上古时“”与“盘瓠”一声之转,可通用。持转音说。二是神话与盘瓠传说在民间流传时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发生复合性传承而导致二者的模糊性与粘合性。而典籍的记载者也没有厘清二者的关系,而笼统地记载。况且用汉语记载脱离了一些民族语言的语义,有比附之嫌。这样导致后来一些学者在探究二者关系时也模糊不清。其实神话与盘瓠神话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从典籍有关二者的记载便知,神话是创世神话,而盘瓠神话是始祖神话。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创世神话在前,始祖神话在后。从民俗信仰来看,南方一些民族在奉祀两神时也是神位排第一,盘瓠神位排第二,一尊一宗,次序分明。与盘瓠都是瑶族奉祀之神,李本高以瑶族文献从与盘瓠的生年、瑶人对它们的称谓、各自形象、瑶人对它们的功用评价以及瑶人祭祀它们的仪式等方面来考察与盘瓠的不同,认为非盘瓠。彭官章从图腾信仰、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后裔及故事的流传方式、有汉“蛮界”定、名称由来及出世方式等方面来论证非盘瓠,并认为是北方汉族的开辟之神,盘瓠是南方苗瑶畲等民族的图腾信仰。张光廷亦从六个方面论证与盘瓠的不同,并认为神话反映了以血缘家族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性质;而盘瓠传说反映了人类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家庭特征和社会性质。对于与盘瓠关系之不同,陶立瑶于1982年就有所论述。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便知与盘瓠是两个不同体系的神话,我们既要从神话的发生学来考察,也要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民间口传文学、民俗志资料结合图腾信仰、民间对两位神祭祀仪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训诂学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确实很有帮助,但在上古神话研究中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若把两个不同的神话人物通过音韵的考释硬扯在一起,既忽视神话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忽视一些民族语言的具体语义及其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神话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由盘瓠传说演变而来,就是,盘瓠就是盘瓠。二者关系的疑窦已开。
四、是否伏羲?
与伏羲究竟何种关系,这也是一些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常任侠在《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指出:“伏羲与瓠为双声。伏羲、庖牺、。柴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运用我国西南民族以及台湾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民族志、民俗学资料以及周边国家所流传的洪水神话论证伏羲与葫芦的关系;并通过训诂学来考释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盘瓠”犹如“匏瓠”,“盘瓠”与“包羲”字异而声义同,“风盘亦一姓也”,“风姓盘姓,其初皆即匏生耳”,即认为盘瓠与伏羲是同源关系,均从葫芦中生。他所指的“盘瓠”其实是“”。因为洪水遗民神话中没提及盘瓠,盘瓠是始祖神话,涉及战争故事。徐松石亦认为就是伏羲:“瑶人的始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伏羲氏。伏羲氏亦名庖氏,或有句氏。庖字与匏字同音,句字与瓠的古音相同。匏即葫芦,与瓠原是一物”;并认为是苗瑶壮的始祖。南方少数民族洪水兄妹遗民神话有不同异文,有的讲述的是伏羲(或伏依)兄妹的事迹,有的却是兄妹的事迹。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伏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的交融而产生不同的异文。我们也不能排除采录者有把少数民族的直接记为汉族的伏羲之嫌。陈钧自称从掌握的256种古典文献与考古资料中研究分析,神话是从中国文化中心产生的伏羲神话演变而来的,即伏羲就是。其理由是与伏羲有五个共同点:一是形貌相同;二是同开天地;三是同分阴阳;四是同造万物;五是共同流芳;六是现实印证。难道诚如一些学者所认为即是伏羲?前文多次提及是创世神话。而伏羲是人文始祖是多数学者所能接受的。就典籍记载来看,与伏羲确实有相似的功绩,但不难看出除了开辟天地与垂死化身之外,其他的一些功绩是在流传中,由于民族迁徙,民族文化交融而把伏羲、女娲等文化英雄的事迹附会到头上。这一点可从河南发现的神话看出。马卉欣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不能单凭“推”,凭“疑”就把伏羲与扯在一起。其理由是伏羲与有五点不同:一是出生不同;二是“职称”不同;三是功绩不同;四是传说不同;五是二者关系不同。笔者较赞成这个观点即非伏羲。尽管韩湖初近年撰文所申明闻一多所认为就是伏羲的结论不可动摇。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确实掌握了丰富的民俗学资料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但闻一多是从盘瓠谈起的,只有一处提及“”之名,在论述图腾信仰、伏羲与葫芦、伏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时,均以盘瓠来论证的。这在认识论上就犯错了。韩文的出发点是对是印度传入“已作结论”的驳斥。他所举证的考古资料所涉及的是伏羲与女娲的,而不是,所以他的举证有牵强附会之嫌,很难自圆其说。不是伏羲,但是在神话的发展与演变中却出现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复合性传承,也不能排除在流传中有张冠李戴之嫌。为什么南方民族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或伏羲与女娲兄妹反倒以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兄妹却很少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以及南方民族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的名字多为“伏羲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一是因为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造成伏羲、女娲神话与神话的复合性传承;二是因为南方民族多为无文字的民族,其文化的传承或续或断,出现断裂状态,族群记忆没有得以文字化传承与强化,在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之下,族群记忆往往会稀释,这样在世代的传承中南方民族出现尊奉伏羲为祖先来叙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也是正常的。如壮族所流传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话中兄妹为“伏羲”(伏依)兄妹、“伏羲与女娲”兄妹多于以“盘兄古妹”或其他壮名的兄妹,这是汉族强势文化的嵌入而造成部分壮族人族群记忆的稀释的体现。
五、神话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及研究的展望
篇9
(一)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的建设带来了新农村的巨大变化,新农村幼儿园教师需要积极回应和适应这些变化。
近年来,随着全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整个浙江省都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我们三墩镇周边的农村也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高楼、厂房矗立在原来的农田、茶园上,新一代农居点的建设让一个个自然村变得如同城市里的花园小区,村落间的泥泞小道变成了水泥、柏油的康庄大道,到企业、公司上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老辈人都忍不住感叹:“我们乡下人也变成城里人了!”我们三墩镇中心幼儿园章家桥分园的全体教师们身处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城镇化给地方、自身和幼儿园带来的影响,也让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农村正在变成城镇,周围的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幼儿园教育能原地踏步吗?,《新纲要》的总则中提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新农村建设,没有旁观者,我们的教育改革与创新应该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积极回应和适应新农村的变化,让每一个新农村的孩子们接受适合自身特点的学前教育。
为此,我们进行了基于环境特点的幼儿园区域活动实践探索,实施基于农村自然材料的区域活动。经过全体教师一致的努力,我们所实施的区域活动不仅提高了教师们专业实践能力,也促进了幼儿操作、语言等方面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发现城镇化的进程也同样引发了区域活动材料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同样需要我们的积极回应与调适。
(二)新农村的变化,引发了自然环境、幼儿和文化构成的变化,推动了区域活动材料的变化,对我们的区域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
1、城镇化脚步的加快,让农田面积不断缩小,区域活动中收集自然材料的难度不断增大。
城镇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土地被征用和大量企业、商业机构进入的现象,这些产业构成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区域活动材料的收集,农田面积的不断缩小,对幼儿园区域活动最直接的影响是一些原来唾手可得的自然材料不再那么容易收集到了。比如稻草,原来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一次,我们向家长提出收集稻草的要求,一位家长挺无奈地告诉我们:“我们家的田都被征用完了,我们自己都要买米吃了,怎么还会有稻草呢?”,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工业的产品越来越多见了:废旧瓷砖、布头,原来不可能找到的物品变得越来越寻常。所以在开展区域活动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原来的农村自然材料特色,而是应该有所改变,让我们的区域活动能逐渐适应这些变化。
2、物质环境的变化,让幼儿慢慢远离土地,他们逐渐表现出城镇孩子的行为特征:
随着企业的增多,大量的外来务工者进入乡村,越来越多的外地孩子涌入了我们的幼儿园,在我园仅中班一个班级的外来幼儿比例已经达到16%;而本地的孩子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各方面也在逐渐变化,他们不再是原来那些以农田为最广阔的游戏场的孩子们了,很多孩子既不知道一些基本的农业知识,也不会进行最简单的农业活动。新农村幼儿园的幼儿们,无论在生活环境、经济条件还是在所见所闻上都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的幼儿身上,有些独有的特质正在慢慢消失而新的行为特征也在不断涌现。因此,我们的区域活动内容与形式也需要随之变化,特别是我们运用最多的自然材料,设计的活动方式要适应教育对象的明显变化。
3、人的变化,让乡村文明逐渐变革,一些传统文化因其“土气”而逐渐消失:
不断变化的环境,促进了人的变化,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更替,原来的一些传统文化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长期流传的一些乡村文化习俗越来越不为人所知:吃立夏饭、编宝塔、绕草绳,舞龙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应然”,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今天,我们实施的区域活动应该以合适的方式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合理利用现有的活动材料,既传承传统又适应现代文明,在传承与发展中寻求新的平衡。
(三)了解与适应城镇化进程给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带来的变化变化,设计与实施适宜的区域活动,是我园教师建设富有新农村特色幼儿园校园文化的有益尝试。
为深入了解与适应城镇化进程给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所带来的变化与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实施幼儿园区域活动,让我园的区域活动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为为适应城镇化的进程,教师们将开展《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变化与运用的实践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将进行以下的探索,让我们的幼儿园区域活动既适应城镇化的变化趋势,又能体现农村特点;既表现乡土性,又呈现工业文明;既传承传统文化,又能符合社会进步:
(1)尝试以生态的眼光看待幼儿园的区域活动,试图从活动材料的变化中折射出整个周围环境的变化;
(2)期望在新农村特色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收集、使用的过程中,能进一步深入了解环境与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变化和发展的关系。
(3)在真正了解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变化后,教师们能依据材料与环境的变化特征,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活动。
(5)在运用各类区域活动材料的过程中,将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和整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结合起来,同时在运用中适应人的变化,寻找适应幼儿现状的区域活动方式与内容,并在实施区域活动的过程中进行适当、有效的指导。
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适宜的农村学前教育才是真正属于新农村的学前教育。实施具有新农村特色的幼儿园区域活动,就是我们尝试创设真正属于新农村学前教育的大胆尝试,也是我园教师建设富有新农村特色幼儿园校园文化的主动探索,我们期望在脚踏实地的研究中,在富有创新意识的实践中,在全体教师积极的努力下,我园的区域活动能焕发新的光彩。
二.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1.相关概念界定:
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材料是幼儿在区域活动中使用的各种操作用品的总称,是区域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区域活动材料的使用一般经历教师根据幼儿的发展水
平、实际需要,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投放材料和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主选择、操作与摆弄材料的过程。区域活动材料的投放与使用中隐含着教师的教育意图,教师通过活动材料间接调控着区域活动的进程。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活动材料:
在农村幼儿园中,由于地域的限制和师资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收集与运用的区域活动材料多具有以下的特点:
(1)区域活动材料以自然材料居多,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季节性;虽然这些材料具有低成本与环保性等优点,但材料收集的长期性和均衡性受季节影响较难保证。
(2)区域活动的收集活动需要教师积极的沟通与鼓励;
(3)区域活动材料的利用率比较高,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保留时间较短,因此部分材料利用层次不高,大多在手工、泥工等美工活动中作为立体或平面构成的活动材料。
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
在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材料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收集与运用具有以下特征:
(1)区域活动材料提供人的身份组成发生了变化,原来农村幼儿园多由祖辈接送,现在随着父母文化层次的不断提高,父母亲对幼儿园教育的参与热情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年轻家长也参与到区域活动材料的收集过程中;
(2)收集到的区域活动材料内容发生了变化,有些自然材料的收集越来越困难,而有些则越来越容易,如前面提到的稻草收集已经相对困难很多,那些由于开发延迟而抛荒的田地上,野草野花遍地可见,同时很多工业产品、废料也逐渐走入我们的教育视野中。
(3)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和材料的变化,使我们使用这些活动材料的方式方法也在变化之中:首先是适应材料组成内容的变化,我们需要设计和组织既有效利用不同工业产品又适合农村自然材料的区域活动;再是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区域活动的指导在使用变化的材料的过程中跟随社会文化的变革,既适应现代文明又继承传统文化;另外是适应幼儿兴趣与能力的变化:区域活动的活动内容随着幼儿兴趣的转移和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2、理论依据:
教育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教育生态学是将教育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教育的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发生、存在和发展产生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教育生态系统是一种有目的的系统,有系统内的生态功能和系统外的生态功能(即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功能之分)。其内在功能为育才,其外在功能主要为其社会功能--传递文化、协助个人社会化、使人们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等。教育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限制因子定津:在教育生态学中将自然限制因子扩展到社会、精神因子。对教育生态系统,最主要的限制因子是能量流与信息流,能量流不足低于基本需求时,会限制教育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当然,限制因子多种多样,对限制因子要看到它的客观限制性,重视它,分析它,不断排除其限制作用和影响,教育发展就会更快些、更好些。
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实施有效的幼儿园教育一定不能脱离其外在的整个社会生态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高质量”和“科学化”,而是应当因地制宜,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不断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教育,促进农村幼儿的发展。
朱家雄教授关于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相关理论:在朱家雄教授的《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应然发展——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十二)趋向》一文中,朱家雄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反思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运用科学主义这把双刃剑“指挥”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带来的利弊;应该思考如何将幼儿园课程改革放置于生态背景中去考虑,即一切从教育实际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些理论或理念出发;”“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应然”发展趋向,应与我国当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保持一致。作为我国社会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幼儿园教育虽然地位不高,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会影响社会和谐安定。我们应以宏观生态的视野,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审视由社会变革而导致的对幼儿园课程改革提出的要求,顺应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应然”发展趋向,确立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应然”发展方向,并努力将“应然”的改革目标转化成为教育当事人“实然”的改革行为。”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相关理论:皮亚杰提出:“儿童的智慧源于材料”,幼儿园区域活动是一种基于各种活动材料的活动,活动材料是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核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冯晓霞教授主讲的《幼儿园课程论》中提出区域活动是“教育者以幼儿感兴趣的活动材料和活动类型为依据,将活动室的空间相对划分为不同区域,让他们自主选择活动区域,在其中通过与材料、环境、同伴的充分互动而获得学习与发展,”因此教师设计区域活动的类型与活动方式,“设计的不是具体的教育活动,而是活动的材料、环境。将教育意图或目标转化为活动材料和环境,通过创设环境来影响幼儿的活动,再通过幼儿的活动达到预期的发展。”
区域活动材料使用的互动性原则: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在操作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活动,在区域活动材料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互动性原则,即注重幼儿与材料的互动,材料使用与环境的互动和材料提供与教师指导的互动。依据互动性原则,教师在材料提供和使用的过程中,都应事先考虑幼儿的行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供适宜的活动材料,在材料使用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幼儿使用材料的变化,并做出适当的调整。
三.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区域活动的研究内容很多,关于区域活动材料的提供与区域活动的设计均有明确的理论和具体的指导,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常见,这些都为我们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支持,但将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变化、运用与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相联系的研究比较少见。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及内容:
(一)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变化和利用这些材料的有效方法,形成富有本园特色的区域活动;
2、通过研究,促进幼儿社会交往、操作、艺术等方面技能的发展;
3、通过研究,促进教师组织、实施、指导区域活动能力的发展,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具体内容:
1、调查、统计、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内容、种类和形式的变化发展情况,形成对新农村区域活动材料的科学认识。
2、研究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合理、有效运用新农村区域活动材料的策略,观察分析在区域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幼儿与材料之间的互动情况,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师指导方法。
五.课题研究对象:
研究生态取向下的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的变化与运用,即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材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教师如何适应这变化并依据这些变化实施有效的区域活动,促进教师和幼儿的发展。
六.课题研究的方法:
1、行动研究法:在调查纪录的基础上形成初步的区域活动计划,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调整,行动之后进行小结,在小结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行动计划。
篇10
从“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到“文件、档案全程管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我国档案界对其理论必要性和实践模式都展开了研究。基于我国对文件和档案概念的特定理解,文件归档后进入档案室就被冠以“档案”的称谓,因而我国大多把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理解为机关内文书与档案工作的一体化,实现方式也主要局限在机关内部。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建立在狭义文件观之上,只看到了机关内文书工作与档案室工作的联系,却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机关文书工作、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有机联系,不够全面和科学。2002年,笔者依据国内外对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已有认识,以广义文件观为基础,提出“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科学含义是一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对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和科学管理,使之实现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发挥各自以及总体的最大效能,确保从机关现行文件直至馆藏档案管理的高效和优化。
时至今日,国内外文件、档案管理的实践发展更加深入,电子文件大量产生和应用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推动了档案学理论的革新和完善。前端控制、全程管理等新理念逐步引入文件、档案管理实践之中,发展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内容。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在概念提法上适宜将“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转变为“文件、档案全程管理”。这种提法并非追求名称上的时髦,而是更能准确、全面地表达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科学含义,也能更好地适应电子文件管理的现实状况和需求。
2008年7月,笔者赴马来西亚参加了主题为“档案、治理与发展:绘制未来社会的蓝图”的第16届国际档案大会。根据笔者理解,大会展示了21世纪全球档案专业发展的新思维――平面延伸与立体交融的兼顾统一。因为“档案、治理与发展”分别与“专业、行政与社会”相对应,表明档案专业触及范围已经平面延伸,拓展空间面临立体交融。一方面,信息时代档案实践领域明显跨越了档案馆室的界限,向前延伸到文件生成和管理阶段。电子文件的产生和应用更加凸显了延伸的必要性。目前,档案专业触及范围向文件管理的平面延伸已没有疑义,并得到国际档案界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文件和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既是行政管理的工具,又是历史文化传承的手段。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迅捷发展为档案专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也制造了更复杂的生存环境。档案专业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环境中正在或需要拓展,向行政、业务领域拓展是其中之一,向社会服务拓展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拓展都是相对复杂的立体交融,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联系。笔者之所以论及1 6大的主题特点,目的是简单介绍当前国际档案界的最新态势,表明文件、档案全程管理已经成为国际档案界普遍接受的理念或理论观点。这也正是笔者提出用“文件、档案全程管理”代替“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提法的理由之一。
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理论依据
在探讨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理论依据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揭示其基本含义。基于我国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现实理解,文件多指现行文件,档案则包含室藏档案和馆藏档案。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含义简单说来就是对现行文件、室藏档案和馆藏档案整个过程的全面控制和科学管理。全程管理与传统一体化管理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涉及范围更加广泛。过去,我国普遍将归档视为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界限,因此传统一体化管理往往是指机关内部文书处理与档案室工作的结合,很少涉及档案馆的参与。文件、档案全程管理则要求在文件从产生到进馆的运动过程中,既加强机关内部文书工作与档案室工作的一体化,也注重档案室与档案馆的业务衔接,使现行文件到馆藏档案的全过程都得到有效控制。换言之,全程管理包括机关文书处理、档案室工作和档案馆工作的有机衔接和结合。
笔者认为,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理论依据是档案学的一大支柱理论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乍听之下,似乎有些老调重弹。但深入推敲,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因为是对文件、档案客观运动过程和规律的科学归纳,其基本内容经历时代的变化和挑战依然具有生命力。我国档案界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较为熟悉,研究评价也颇多。笔者无意泛泛介绍该理论的内容,只是在简要归纳其基本点和应用价值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它对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理论支撑。
笔者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做过系统研究,将其基本内容归纳为三点一一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文件的整体运动过程由于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可划分为若干阶段一不同阶段的文件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方式之间存在内在的对应关系④。需要指明的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立足基点“文件”是个广义概念,是现行文件、室藏档案和馆藏档案的总称。对应我国的现实情况。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从现行文件生成到最终进馆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因为文件价值形态的规律性变化可分为现行文件、室藏档案、馆藏档案若干阶段,它们具有不同特点,各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方式。
笔者曾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归结为三点――为文件的全过程管理奠定理论基础。为文件的分阶段管理提供实践指导原则,为实现文档一体化管理并对文件进行前端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起西方,但它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揭示和科学抽象。其基本内容具有普适性。结合我国的现实,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从现行文件到档案的全程控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也为现行文件、室藏档案、馆藏档案的针对性管理奠定了科学基础,还为档案馆室人员参与文书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理论基础。从现行文件产生到转化为室藏档案、馆藏档案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完整运动过程,这一整体过程尽管因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各阶段之间紧密联系。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内在联系,对文件、档案的完整运动过程实施全面管理和宏观监控,这样才能使现行文件、室藏档案,馆藏档案都得到有效控制。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还是档案馆室对
现行文件进行前端控制的理论依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从现行文件到室藏、馆藏档案是一个连续统一、前后衔接的运动过程。它要求必须把从现行文件到室藏、馆藏档案的管理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采取统一的工作制度、程序和方法来控制各有特点却始终相互关联和前后衔接的整体过程。换言之,不能再将现行文件管理与室藏,馆藏档案管理视为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系统,应当使它们从行政体制、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到工作程序都实现真正的交融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从现行文件到室藏、馆藏档案的全程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还表明,现行文件的管理质量直接决定着室藏、馆藏档案管理的成败。它要求档案馆室及其人员必须积极进行现行文件的前端控制。从而确保室藏、馆藏档案的管理质量,避免重复劳动。前端控制思想对于当前的电子文件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确保电子文件真实可靠、完整归档、安全利用和长期可读的有效策略,也是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优化管理功能、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措施。
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国外经验
文件、档案全程管理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概念或设想,而是已经付诸实践。不同国家都立足国情,实施富有本国特色的文件、档案全程管理。应当说,欧美发达国家积累了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一定经验,可供我国借鉴。限于篇幅,笔者拟选择最富典型性的美国,在分析其文件、档案全程管理历史溯源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其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的特点和经验,供国内同行参考和思考。
需要指明的是,美国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与我国不尽相同。文件通常在进馆后才被冠以“档案”的称谓,因此其文件、档案全程管理指的是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馆藏档案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在美国。半现行文件通常在文件中心里保管,从文件运动阶段来看,它与我国的室藏档案大致相同。
美国是世界上开创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国家,因为它最早萌生了文件管理思想,使之上升为一种专门管理活动,并成为档案实践和档案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美国之所以出现文件管理,主要是迫于文件数量急剧膨胀的现实。1934年成立的国家档案馆一开始就面临文件数量剧增的巨大压力,几乎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这迫使美国档案界思考缓解档案馆压力的措施,由此萌发了文件管理思想。即要求对馆藏档案的源头――机关产生的现行文件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1941年,国家档案馆率先设立“文件管理项目”,用以监督指导各政府机关现行文件的立卷、归档和移交工作。1946年,联邦政府颁布9784号行政命令规定所有政府机关必须实施文件管理项目,由国家档案馆行使指导文件管理的职权。到1950年,文件管理由于《联邦文件管理法》的颁布而成为具有法律保障的专门管理活动。从此,美国开启了文件、档案全程管理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