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09 17:46: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方法不得当，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成为紧缩型的财政政策。当前有些地方政府的行为让笔者对此甚为担忧。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都有投资的冲动，尤其是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投资冲动，在2003年以来，这种冲动一直处在被压抑状态，随着国务院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该冲动立即释放出来，从随后各地报的项目的规模就可以看出来该冲动有多么强烈：一个并不富裕的省动辄报出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比该省一年的 GDP还多好几倍。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钱从哪里来？按照老办法，一般是中央财政拿一部分，地方财政拿一部分，其余由银行贷款解决。其中，地方财政那一块很重要，如果拿不出来的话，中央财政配套的这一部分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搭上明年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快车，必须落实自己的钱袋子问题――要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几乎成为今年年关各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有些城市甚至下了“死命令”――必须让2008年的地税比2007年增长多少百分比。于是，税收系统的领导们发挥了天才般的想象力，把几年前的老帐拿出来清算。根据税务部门一贯的做法，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征税往往较松，有些城市在2006年、2007年只征收一个季度的税收，因为只要征收一个季度就可以完成上级制订的全年税收计划，如果多征则下一年基数增加，不利于来年“超额完成计划”。因此，在经济下滑之时，将前几年“未缴”的税收拿出来充数，企业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即使现在日子不好过，资金周转都困难，但“欠税”不缴是犯法的，不敢不从。
篇2
为应对通胀，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到了2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尽管抑制通胀是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警惕紧缩性调控政策误伤实体经济，以有效预防经济滞胀的发生。
经济滞胀是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国目前除了经济增长率较高外，已具备经济滞涨的多数特征。
那么，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经济滞涨的迹象？整体而言，目前的经济数据还不能说明滞涨已经显现，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经济继续下滑，引发经济滞涨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CPI趋增态势可能强化
我国的通货膨胀大致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3种。我国近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属于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进与国际输入叠加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自2010年11月CPI达到5.1%以来，在各种调控政策的合力效应下，最近3个月通胀压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缓解。目前，对于2011年我国CPI的走势，大多数预测表示乐观，认为全年CPI将呈现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现在上半年。笔者认为，在劳动力成本、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均未达到拐点之前，我们尚不能对通胀走势表示乐观，也不敢断言CPI全年会出现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势。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来货币发行过多的滞后效应会继续显现。经验表明，从货币投放到通胀的形成大约有18个月左右的时滞。基于这一规律，目前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两年过度货币投放的结果。即使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长能够控制在16%的目标以内，银行信贷投放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会继续上行。某种意义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
其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将愈演愈烈。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食品引起的，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货膨胀高企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农产品价格方面看，世界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近来，国际粮价飙升，部分粮食价格已破纪录。国内粮价也随着国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而不断上涨，由此带动2月食品类价格上涨11%。
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工资上涨压力。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抬高，将反过来强化通胀预期，加剧未来的通胀压力。
再次，油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助推我国通货膨胀的高企。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导致美元的进一步泛滥，持续提高了世界市场上对美元贬值的预期，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近期，受利比亚和中东地区局势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每桶突破10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这究竟是否是拐点，暂时还不敢妄言。需要关注的是，日本近期发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导致了日本央行巨额拯救资金的注入，对于我国来讲，这也将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四，游资炒作和市场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抑制。当前，我国市场上的游资一部分来自海外，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内。近些年，由于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变小、投资环境不佳、风险较高以及体制机制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不断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在高回报的“诱惑”下，纷纷追逐虚拟经济和进行市场炒作投机，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随着房地产等调控政策日益严格，民间资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食品类价格上涨。客观讲，就目前的调控能力而言，我们尚缺乏对社会游资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措施。
以上说明的是2011年的通胀走势不容乐观，那么，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胀的高企？笔者认为，当前由紧缩性货币政策、紧缩性房地产政策、紧缩性劳动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组合而成的紧缩性调控政策组合可能药不对症，甚至适得其反。
从货币政策看，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尽管紧缩性的政策对抑制房价高企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应高估。因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仅仅盯住房地产的需求层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给环节，不努力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努力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政策问题，房地产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劳动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资制以及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动机是正确的，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但是，这都需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为前提，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社会福利增进统筹协调，合理把握，稳妥渐进。否则，就会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尤其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揽，也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过早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否则，就会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滞胀风险。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与其对劳动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不如增加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与其补贴农民种地，还不如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将社会劳动力从报酬递减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部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近两年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为行政主导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导致对市场的替代，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相悖的。而且，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以高税收为代价的，这对于激励产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继续沿袭现有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未来一段时间CPI将可能继续上行。总体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现，而且峰值会达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过5%，实现4%的调控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宏观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胀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不仅有通胀问题，还面临经济下滑问题。两个问题的叠加，极易诱发经济滞胀。因此，决策层必须在调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胀，又促进经济增长，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滞胀保持足够的警惕。
首先，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来促进就业的增加；要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应当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有长期的政策安排和准备，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措施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就业的不断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
其次，实行紧财政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结构性通胀，必须通过财政措施来解决。
如，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过吐出食品如猪肉库存以平抑食品价格；通过增加某些“供不应求”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缓解价格上涨势头；通过财政补贴受灾地区的生产者，来抑制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三，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贷款。
应对经济滞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控制手段，表面上会减少社会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但也会抑制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减少就业和供给。加息打击的不是物价，而是本国的内需。所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经济之“滞”。
治理经济滞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适当放松货币，保生产、保就业、保住社会稳定、保住经济增长。在汇率政策方面，人民币升值不能激进，我们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增长，促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GDP转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也开始出现类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
经验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增长居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善民生问题。否则，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篇3
关键词：MF模型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转轨经济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在国际金融理论演化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R.Mundell）和英国经济学家弗莱明（J.M.Fleming）于20世纪60年代在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外部均衡而形成的。它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偏离均衡状态时政策搭配的工具，同时又是分析在资本流动限制不同条件下，不同政策手段调控效果的工具。
西方学者针对MF模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针对模型假设前提进行放松或更正，演绎出适用于不同条件的MF扩展模型和相关理论成果；二是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MF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论推理逻辑予以修正然后得出新的结论；三是将新的经济变量引入原有模型进而扩充MF模型的分析角度。这些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划分其对原有MF模型的贡献，分别是模型假设、模型变量、模型推理逻辑。之所以有学者不断对MF模型的自身框架及其适用性做出研究，一方面说明模型本身较强的理论应用价值与可进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模型自身假设与逻辑推理的开放性与复杂性，这一切又是由于当今全球化经济背景的深化以及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不同轨迹与方式。
在我国对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沿着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原有模型前提假设和理论分析过程的修正和验证，并应用模型对中国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并给出政策搭配建议。二是进行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间政策协调与政策效应传递的理论分析。吴照银（2003）从我国资本账户管制的非对称性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与美国间利率水平不同情况下两国经济政策的传递，黄玲（2010）对MF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推演，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效应并提出对冲手段下的MF模型。焦瑾璞，庞莉洋（2009）在MF模型框架下分别分析了美国、日本、中国不同货币政策的实施影响，并提出对我国政策实施货币政策带来的干扰。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许多经济制度带来了转轨经济中的特殊经济现象同时也对相关经济调控政策效果带来了不同影响。反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调控政策经历了多次变革，调控效果明显，经济调控水平也处于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当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政策调控的相关副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依据中国转轨经济运行情况对MF模型进行修正，并运用修正后的MF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与影响进行定性分析，同时提出了两个命题并加以证明，最后针对经济发展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所体现出的特殊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MF模型的修正；第二部分：运用修正模型对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修正模型下的两个命题与证明；第四部分：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转轨经济异象的探讨。
一、MF模型的修正
在经典的MF模型中，一共包含三条曲线分别是衡量产品市场均衡与否的IS曲线、衡量货币市场均衡与否的LM曲线与衡量国际收支平衡的BP曲线。其中LM曲线形式与封闭条件下的曲线形式完全相同，这显然存在着不足，即无法将外币资产等引入分析框架，在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市场上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背景中，我们需要对IS曲线和BP曲线进行深入地再考察，得出充分适用于我国经济运行分析的曲线工具。因此对三条曲线的具体修正如下：
(一)BP曲线的修正
BP曲线反映了一国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出的差额情况，被称为国际收支差额曲线。其具体表达式为：BP=nx-F。表达式中包含两个函数，分别是净出口函数与净资本流出函数。传统的MF模型中nx函数表现为一国净出口与一国收入成反方向变化，净资本流出函数表现为■国内利率r的反函数。我们仅对nx函数提出修正，反观中国从94年到09年的经济数据，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外向型依赖，导致我国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增长，因此我们认为nx函数在中国具有正向斜率，即曲线方程满足■均为正参数。参数被称为边际进口倾向，即净出口变动与引起该变动的收入变动的比率。根据《中国2010统计年鉴》及巨灵数据平台相关统计数据，我们收集了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相关年度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拟合出了BP曲线，回归输出结果为：（如表1所示）。
方程实际表达式为■（单位：亿元），这里回归分析目的是判断偏相关系数的符号，因此存在正向自相关的前提不干扰我们对回归所得方程中符号的判断，得出方程与本文之前的理论分析相符。则在我国特殊经济发展背景下，修正的BP曲线呈现出向下倾斜的特征，其表达式方程为■。
具体我国特殊情形下BP曲线的理论推导图1-1示。
按照宏观经济学定义，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被称为外部平衡，是指一国国际收支差额为零。当BP>0时，称国际收支出现顺差，也称国际收支盈余。反之，则为国际收支逆差。
(二)LM曲线的修正
在MF模型中LM曲线与IS—LM模型中的曲线形式相同，没有充分反映出开放经济模型的基本特征。因此，对其修正的角度我们遵从引入新变量从而带来与外界经济运行联系的原则。从我国近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成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给渠道的内生性与外生性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为刺激经济复苏和保证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国内信贷膨胀性溢出，另一方面是结售汇制度带来的由于外汇资产持续高速增加而产生的被动货币投放。因此我们将LM曲线方程M=PL（R，Y）中的变量M进行进一步扩展，根据黄玲（2010）将其分为央行的国外资产F与国内资产D，这样使得LM曲线在货币市场方面与外部发生联系，曲线方程形式为■，其中a为货币乘数。
(三)IS曲线的修正
对IS曲线的修正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nx函数的改变导致IS曲线斜率的轻微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更具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殊的经济现象，推导新情况下的IS曲线，本文将其中命名为IS曲线的反常状态。凯恩斯理论框架下由于投资与利率的反向变化关系导致IS曲线的下倾。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政策制度安排等综合因素，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部分年份中出现了利率与投资正相关的情形，因此反常状态下IS曲线呈现向上倾斜的形式.正常情况下IS曲线的表达式为■。
反常情况下的IS曲线的表达式斜率和截距项符号相反，其理论推导图示1-2。
我们依据中国经济运行的自身实际情况对MF模型中的三条曲线依次进行了相关修正，形成了修正后的MF模型。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我们可以运用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对以上方程式及修正方程中所含变量汇总说明：
■
方程所含主要变量：
■
二、运用修正模型对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分析
理论分析的相关假设前提如下：
一是一国施行固定汇率制且资本自由流动受到一定限制；二是产品市场中商品价格保持不变；三是对于模型中所有方程，被解释变量均对参数成线性关系；四是分析中不考虑政策作用的循环自我反馈，仅考虑初始效应。
(一)在IS曲线正常状态下，政策调控效用分析
1、IS曲线斜率小于BP曲线斜率时
当资本自由流动限制较少时，σ较大时，IS曲线斜率会小于BP曲线斜率，图像上表现为IS曲线较BP曲线较为陡峭。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分析
经济初始均衡点处于A点。政府在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通过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等不同途径，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新的均衡点B位于BP曲线上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本国货币存在升值压力，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同时央行在市场中买入外汇资产间接投放本币，维持原有汇率水平，以上一系列措施使得LM曲线右移。在固定汇率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不会带来BP曲线的移动，因此为我们在寻找新的均衡点时带来了依据。最终经济均衡点处于C点（见图2-1）。若我们放宽假设，允许汇率小幅调整，则在B点时，本币汇率下降，BP曲线右移，最终均衡点为点C。汇率的小幅调整会在一定程度减弱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见图2-2)。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分析
为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必然使得本币投放在市场上数量减少，导致LM曲线左移，与IS曲线交于点B。新的交点B位于BP曲线上方带来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存在升值压力，同上述效果相同，为保持本币汇率稳定的相关措施使得LM曲线右移，最终交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点C，即为初始均衡点A，如图2-3。以上分析过程与结论与传统的MF模型下得出结论相同，即是资本自由流动限制与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完全丧失，其均衡点取决于IS曲线与BP曲线交点。但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存在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盈余现象的异常经济现象其背后的原因。
2、IS曲线斜率大于BP曲线斜率时
当资本自由流动管制极为严厉时，即σ趋向于0时，IS曲线斜率会显著大于BP曲线斜率，图像上表现为IS曲线较BP曲线较为平缓。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分析
经济初始均衡状态为A点。政府在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使IS曲线右移至IS’，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在B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且在该种情况财政扩张带来的国际收支盈余效应要远远大于BP曲线正常情况下的盈余效应。本币存在升值压力或汇率存在下降趋势，为使汇率固定央行要买入外汇资产并投放本币，使LM曲线中的D项与F项增加，带来LM右移，带来外部均衡状况的进一步偏离，本币升值预期加大同时本币实质汇率不断下降，产生政策调控的循环悖论，如图3-2。同时这一理论推导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中违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The 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的原因和近年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形成的一个可能性路径。可见在这种情形下，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带来产出的增长，但为保证汇率的稳定只有以不断牺牲外部均衡的代价换取一国汇率水平的暂时稳定。只有在逐步放松资本自由流动限制和放宽汇率调整幅度的情形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收支盈余效应才能减弱，财政政策调控的循环悖论才能予以解决，最终得到理想的调控效果与稳定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状态。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分析
当中央银行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促使LM曲线左移，与IS交点位于BP曲线下方，形成国际收支逆差，为本币带来贬值影响，一国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必然卖出外汇储备并购入本币，以维持本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贬值，LM曲线进一步左移。此时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出现模糊化，并且产生调控惯性，最初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要对货币量收紧，但是当出现需对外部均衡进行同时调整时，货币政策紧缩程度无法受到有效控制，紧缩趋势进一步加强，政策调控目标受内外均衡的制约而模糊化，如图3-3。只有辅助财政政策的变化才能有效控制货币政策并产生预期的调控效果，如图3-4。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称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扭曲并产生强烈的政策依赖性。就经济运行现实情况来看，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由中性转为偏紧的同时辅助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主要为保证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持续，另一方面从模型中我们也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源于对货币政策调控依赖性和扭偏的需求。
(二)在IS曲线反常状态下，政策调控效用分析
回顾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的关系，可以看出在2004至2006年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的相关性表现为正向且投资对利率敏感性较强。
这里我们仅分析IS曲线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时的情形，因为当IS曲线斜率小于LM曲线时，使之成立的一种条件可理解为d■，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对利率弹性较大的经济含义可表述为利率下降伴随投资严重萎缩，利率上升投资急剧扩张，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太大以至于抵消了政策扩张的正常效应，这些结论严重违背了基本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忽略此种情况，仅讨论IS曲线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的情形。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用分析
当政府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IS右移至IS’与LM曲线交于B点，由于B点在BP曲线上方，因此产生国际收支顺差，并且由于IS曲线向上倾斜BP曲线向下倾斜，带来了相比于IS曲线正常情形下国际收支盈余效应的双重强化。本国为维护本币汇率水平，投放本币同时买入外汇资产，使得D和F上升，LM曲线右移形成新的均衡点C。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挤出效应，但其作用被货币政策的被动调整所削弱，如图4-1。
当我们放宽对汇率固定与资本流动的限制时，财政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产生特有的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即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扩张导致本币升值IS曲线下移趋势，会被BP曲线的上移而部分抵消，同理当财政政策收紧时，由于本币贬值导致的IS曲线上升会被BP曲线下降而部分抵消。如图4-2，经济初始均衡点位于点A，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由于与LM曲线交于点B，由于位于BP曲线上方，因此国际收支盈余使得本币存在升值压力，汇率下降使得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IS曲线左移同时BP曲线右移，最终均衡点位于C点。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分析
当央行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左移至LM’，与IS曲线交于点B，产生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存在升值压力，为维护本币汇率水平恒定，央行投放本币并买入外汇资产，导致D与F上升，从而LM曲线右移趋向初始均衡点，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大幅减弱（见图4-3）。若为确保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一国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配合，产生了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依赖性，货币政策调控自由度减弱。
若放松汇率固定与资本自由流动限制的假定，则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会逐步体现出来。在初始均衡点A，当货币政策收紧，导致LM曲线左移与IS曲线交点位于BP曲线上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升值进一步导致IS曲线左移至IS’，BP曲线右移至BP’，最终交于点C，如图4-4所示。
三、修正模型下的两个命题与证明
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我们提出两个命题并通过模型中所包含的方程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论证。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转轨经济异象的探讨
针对文章的上述分析，我们对理论分析过程中的特殊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对现象的存在给出了可能的原因解读。
(一)关于模型修正中体现出的在特殊经济现象。
1、近年来净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同向变化的现象转贴于 我国经济增长中出口带动的比重常年保持较高，一方面是我国现阶段贸易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客观上出口纺织品、以及装配加工的电子产品等对于本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并且出口产品大多属于必需品范畴因此受外部经济环境冲击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看，在出口相关政策鼓励以及进口相关的约束条件下，我国出口企业积极性较高，出口创汇以及为经济增长贡献较为明显。当然关于净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于此我们仅从不同角度给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
2、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为正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产生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场化因素。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运用和形成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名义利率会大幅偏离实际利率，进一步使得投资与名义利率间的关系被扭曲；b、国有银行主导型体制导致贷款获得途径的非均衡性。由于国有企业在资金市场具有垄断优势，且投资占比较高，同时其自身特性可概括为资金需求量大，议价能力极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这对于利率提升带来的投资抑制效果带来了很大程度地减弱；c、资产替代限制的效应。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居民储蓄的刚性表现，导致资金的逐利性被动弱化，使得名义利率调整幅度缩小，同时资金流向受到影响，名义利率对于投资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
(二)关于政策效用分析中体现出的特殊经济现象
1、IS曲线正常状态下
财政政策调控悖论的产生。如图3-1所示，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必将伴随本币资产的投放，外部失衡的进一步扩大。
货币政策的调控依赖性。如图3-4所示，在此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趋势的终止依赖于财政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目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模糊化。
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原因均来自与汇率固定的影响，因此合理放宽汇率调整幅度，放松对资本流动项下的管制，对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2、IS曲线非正常状态下
在放宽前提假设条件下，财政政策出现棘轮效应。财政政策的调整会由于汇率变动带来的BP曲线移动而使效果更加显著，具体体现为扩张和收紧时，均存在一条外部机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惯性调节。这一效应得益于汇率的一定浮动。
(三)对两个命题的思考
命题1中我们考虑了外国利率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命题2中我们考虑了财政刺激计划或赤字的融资方式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在相关的严格条件约束下，两个命题均对中国自身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意义。
首先，在美国经历多次量化宽松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扩大货币供给时，国外的利率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在满足命题的一定条件时，若我国利率水平长期保持恒定，根据命题1结论，外生经济冲击会带来我国的产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的主导效应等使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增长态势，而我国在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经济发展时期合理弥补财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为财政刺激计划融资对经济增长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命题2结论，利用发行国债的方式为财政刺激计划财政赤字进行融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产生经济运行异常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集中与利率的非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固定及资本项目的严格限制，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为有效解决政策调控中问题，具体政策建议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指标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机制，逐步减弱利率作为政策变量的性质，有效连接金融市场内部不同利率形成机制和传递机制，进一步发展并完善资本市场，使居民投资的资产形式多样化，同时配合利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提升资金流动的趋利性，使得资金拥有个体对于政策调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应，使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显著改善；逐步放宽汇率的调整幅度，缓慢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使得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健全同时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体的冲击。
2、针对国企资金获取途径设立监督渠道
并对其资金的非正规漏损及效率缺失设置指标进行监控，减弱其资金议价能力进而提升其对调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资金市场上的垄断现象。
3、加大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的投入
宏观层面，从增长依赖途径转变入手，为继续保证经济增长将动力逐步转向国民内需的开发，同时在短期中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微观层面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创新角度提供辅助，鼓励企业等市场微观主体技术革新，并且进一步提升本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保障经济增长途中所需的知识与技术积累。
本文构造的MF模型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种尝试。经济理论和分析应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的运行背景，对于西方经典理论的运用和考察应本着谨慎的态度加以学习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将其融入我国的经济运行框架，理论与模型才能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与命题中中国转轨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异象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新的时期也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缔造了东方乃至世界的神话，其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经济体量层面的头号大国。但是反观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质量与为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而付出的成本代价，我们不得不冷静的思考许多异常现象背后的问题所在。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等地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稳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如何摆脱身处世界工厂中资源净输出者的尴尬地位，从创新与技术发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场的红利；如何合理解决长期中自身的“双顺差”现象问题及其间接影响，兼顾内外均衡的实现；如何避免在高速经济增长后期产生滞涨的可能，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证全球经济引擎的功用等等，这些始终困扰并将长期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是转轨经济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应对这些从历史长河中走来并在现实中不断相遇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谱写出永恒而辉煌的乐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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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自2008年以来，我国物价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物价偏离中央银行规定的控制线（3%）越来越远，通货膨胀趋势日益明显。尽管还不能由此断言我国将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但为了抑制物价上涨的加速化趋势，我们无疑应当未雨绸缪，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
一、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
由于去年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今年价格的翘尾影响较大，再加上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较多，因此今年控制物价上涨的难度正在加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本推动导致价格上涨。目前，国际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维持高位运行，而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而上升。2008年南方出现冰雪灾害以及5月的四川大地震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基本建立，部分地区实施农民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进而推动物价上涨。
二是物价上涨滞后影响较大。2008年，物价翘尾影响较大，据有关方面统计，会影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4%。也就是说，如果2009年我国物价绝对水平和2008年12月份持平，没有新的涨价因素，但由于去年的物价涨幅不断加快，统计上仍表现为月同比价格仍在上涨。
第三，居民的通胀预期对物价上涨形成支撑。首先，从需求看，公众的通胀预期会促使其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由此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提高价格总水平；其次，从供给看，通胀预期会促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样就抬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社会总供给，导致工资物价轮番上涨；再次，通胀预期的增大还会使公众更少地持有货币资产，转而增加持有证券、房地产以及实物资产，进而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当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不断上升，这很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
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大，其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这部分人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明显较弱，所以，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防止个别产品的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是今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我认为必须以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并将这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成为防止通货膨胀的真正有效的“防火墙”。
二、应对之策
要使对策起作用，首先要了解通胀的原因，对症下药。通货膨胀通常是指，由于货币供应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所造成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钱不值钱了”，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是货币问题，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如果把一国的经济比作列车，那么，货币政策就如刹车的功能一样，控制着车速的快与慢。经济发展慢了就要适当地放松“刹车”，反之，经济发展过快了就要“踩一下刹车”。在经济发展已经偏快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踩货币政策这个“刹车”，那么，最终结果就是“翻车”。
治理通货膨胀无疑首先应当从控制货币供应入手。自从2007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不断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连续5次提高利率，连续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目的就是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抑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如此密集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效果并不理想，流动性过剩问题仍然存在，CPI还在加速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还不足以有效抑制物价的上涨；二是在缺乏财政政策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单一的货币政策对于克服通货膨胀必然显得力不从心。
在单一的货币政策功效难以一时奏效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必然的选择。从财政政策上看，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的作用。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不仅应当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应当通过供应政策刺激生产、促进市场商品供应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实现的物价稳定和供求平衡，是一种消极的平衡策略，它以强制性地压缩消费需求、降低社会消费水平为代价。而通过供应政策实现的物价稳定和供求平衡则是积极的平衡策略，它在不损害社会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刺激生产、增加供应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从而达到商品市场供求的平衡。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快引发，特别是油脂、肉禽及其制品更成为CPI上涨的领头羊，而造成这些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的原因则是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的生产规模缩小和供应减少。这种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仅仅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压缩总需求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供应政策来克服。为此，必须改变过去过分看重消费者权益而忽视生产者感受的做法，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我认为国家财政一方面要增加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遏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发展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要通过关税手段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适当增加国内紧缺的重要消费品的进口。
另外，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税收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国家几次高通胀都引发了很多的社会矛盾，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也有高通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要想减轻这种风险，政府的财政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减税或者补贴，我认为这个领域里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比如，凡是交税的低收入群体都应该大幅度减税；再比如说个体户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税率可以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扣除额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其他税目的个人所得税也可以大幅度减轻负担，这些都是对低收入群体有好处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收入群体应付通胀的困难。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减少级次，扩大级距，降低边际税率的办法来降低税负水平。
当然，对没有交税义务的低收入群体政府财政就要增加补贴，这些补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发放现金、减少这些低收入群体需要支付的费用等方式，比如减少医疗的费用、子女读书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等等，这些都需要统筹设计。这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这部分非常重要，有这部分，就能够在通胀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两大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有所长，前者着重于控制总需求，后者则着重于增加总供给，只有两种政策齐头并进、互相补充，才能更顺利地实现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所以，今后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认为我国将会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组合拳”，从而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王晓.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及对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
篇5
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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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近段时期我国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低，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通货紧缩迹象非常明显
从宏观层面上看，今年前5个月由于需求不足引发的通货紧缩现象仍然是我国经济面临 的最大问题，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前5个月均大幅走低，1到5月份 分别为－6.3％、－5.4％、－4.9％、－4.4％和－3.8％，累计同比下跌5.0个百分点，无论 批发还是零售，产业上游价格还是下游价格，一、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价格走低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实际走势也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数据显示，CPI在3月份又开始掉头向下，达到－0.8％，4月份更是达到了出人意料的－1. 3％，创下1999年8月以来单月最大降幅，5月份是－1.1％，预计今年未来几个月CPI仍会延 续颓势。商品零售价格也持续低位运行，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6％，而1 月～5月份CPI则整体降低0.8个百分点，通货紧缩现象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消费价格的持续走低使实际利率上升，从而对市场利率构成一种下行的压力，从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平均利率来看，今年1月份以来银行间同业拆借平均利率逐月走低，1月～5月 分别为2.37％、2.27％、2.22％、2.16％和2.12％，1月～5月累计为2.24％，比去年同期的 2.57％低了0.33个百分点，由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形成是大宗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集体竞价的结果，其利率走势基本上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并且是其他各类市场化利率形成 的基础和参照，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今年以来的逐月走低预示着市场对利率有一种内在的下 调要求，这一点也应该引起决策层的注意。
中国国民经济在总体上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经济体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没有很 好解决，股市低迷及货币流通性严重不足、产业的重复建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等都 是造成目前通货紧缩现象重要原因，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正在迎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低 利率时代”。
通货紧缩成因的分析
国外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等相伴随。事实上，引发通 货紧缩的原因很多，既有货币因素，又有非货币因素，甚至不排除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非 货币原因如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产泡沫破灭、新技术的普及和市场开放度的不 断加快等，使商品和劳务价格下降的压力不断增大，从而引发物价的普遍下跌。经济体制方 面原因如国民收入的积累率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垄断的普遍 存在等等。我们认为引发通货紧缩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各种非货币因素及体制因素，因为货币 只是对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一种反映，但当一个社会的虚拟资本活动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 引发的货币流通规模时，货币因素引发的紧缩性力量就不容忽视（如股市下跌引起的“负财 富效应”）。
通货紧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自身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从去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 滑坡和美国高科技泡沫的破灭，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溢出”效应，出口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外币贬值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同时，IT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讯及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 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人口，信息技术和外商 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强化了竞争，贸易壁垒被打破，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从而形成 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成为引发我国通货紧缩的外部诱因。但我国经济固有的非 货币因素及体制因素却是根本性因素，外部因素只是放大了这种冲击效应。始于20世纪80年 代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其体制性经济扩张潜力已经基本释放怠尽，而1998年政府为拉动经 济较快增长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国债投资 并未有效带动民间投资的快速跟进。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民间投资的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经 济是难以健康、快速发展的。目前民间投资已经占总投资的1/3，民间投资能否有效启动， 已经直接影响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 说，在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后，民间投资将成为我国经济的“发动机”。
民间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如“软着陆”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滞 后效应、货币政策的取向未能及时调整及信贷政策对民间投资的歧视性；另外投资者的不良 预期所导致的投资意愿不强也是民间投资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造成我国通货紧缩局面进一步发展、深化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下降。我国居 民消费从1997年至2001年持续出现负冲击，1998年为最大。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对GDP 的贡献率一直占到了一半以上，且历史上几次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如农村消费增加、城市居 民家电消费增长等构成了当时经济的增长点。而自1994年居民消费就出现了较大的下降，到 1998年底降幅将近4／5，且在通货紧缩发生和最为严重的1997及1998两年，居民消费的负面 冲击在程度上都要大于其他部门。居民消费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不佳。1997年亚洲 经济危机的爆发，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转轨时期的特殊性，职工下岗压力及住房、医疗、 养老保险和教育政策改革，加剧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即期消费下降，预防 性储蓄增加。
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是我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而高积累的背后是经济增 长的质量不佳和投资效率差，在长期的高积累政策下，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受到压抑 ，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一直被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所掩盖。消费不足导致中国的生产过剩 时代过早到来，过剩又导致企业效益下滑进而导致投资急剧萎缩，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 出来并引发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决定了这一压力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一个长期 矛盾，因此需要将短期的刺激政策与中期改革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协调起来，着眼于提高增 长质量和投资效率从而改变高积累政策。
应当指出的是，货币紧缩并非我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我国经济的紧缩更多表现为“ 流动性陷阱”的特点。“流动性陷阱”是指当利率下降到某一低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 能使利率进一步降低，而只是引起人们手持现金增加的现象。日本经济明显符合“流动性陷 阱”的大多数特点，日本1999年三季度的隔夜拆借存款利率只有0.02％，而一些短期政府债 券的收益率仅为0.055％。我国在今年春节第8次降息后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也与日本相似， 今年1月份以来银行间同业拆借平均利率逐月走低。而随着央行第8次降息的付诸实施，场外 资金不断涌入国债市场，国债市场的价格节节上扬，内在收益率不断创出新低，其中以长期 国债的表现尤为明显。最近数据显示，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中，20年期国债010011券内在 收益率已降至2.89％，15年期国债010004年收益率也仅为2.79％。虽然交易所市场的20年期 长期国债0107券的收益率稍高，为3.3％左右，但如果考虑回购因素，则这只券种收益率应 该还会有所下降。4月份物价指数公布后，当日的交易所国债市场放量上涨，新老券种价格 的收益率全线下降，大都跌破了2.5％的防线，可见我国经济也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 成为引发通货紧缩的又一重要原因。
通货紧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滑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危害极大
从目前各种迹象判断，我国未来几年都不会具备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环境，但却不可 避免需面对通货紧缩的严峻挑战。
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主观预期；价格粘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76―07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事实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Friedman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中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
认识到货币政策可能存在着非对称性效应之后，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大量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货币总量对产出的不同影响上。Cover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Cover用M1来代替货币供应量，使用两步OLS法，考察了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出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结果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大。众多学者为Cover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撑。许多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的非对称性影响，同样证实了Cover的研究发现。
实证研究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存在性提供了数据支撑，那么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产生的原因与机理是什么?引起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此给出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近期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文献进行梳理，从三个层次归纳和综述了主要文献。第一个层面是心理层面，主观预期的变化是非对称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层面是传导机制层面，价格粘性是导致非对称性产生的关键因素；第三个层面是市场环境层面，传导渠道和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根源。
一、主观预期的非对称调整
经济人是一个含义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差异。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因而预期是理性且相同的，货币政策效应因而呈现出完美对称的特征。但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自利性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事实上，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每个经济人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从而经济人很难完全理性地按照最大化原则来进行预期决策。因而，有限理性的假设构成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假设前提。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
第一种对货币政策非对称的解释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主体的信心会发生改变。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思想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这就是大萧条期间和日本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对称性是指，相对于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指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发挥效应的。
第二种解释是正向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理性经济人做出不对称调整的根源。经济环境是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气氛中，由于“随大流”的经济人心理规律的存在，经济人行为具有趋同的趋势。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加强，而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而正向冲击受到削弱。因此，由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价格和产量调整的不对称就自然出现了。
二、价格调整的非对称性
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微观解释。凯恩斯主义假设，工资和价格向下调整刚性和向上灵活调整，以及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总供给曲线为凸。在存在凸的总供给曲线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推导出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相同强度但方向相反的货币冲击就会对价格和产出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负向的货币冲击，正向的货币冲击对价格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产出只产生较小的影响。
Mankiw and Romer为“粘性”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在经济紧缩阶段，价格和工资粘性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失效，货币政策效应出现了非对称。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减少作用大于对产出的增加作用，其理论依据之一是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因此总需求减少往往大于总需求增加的效应。Abel and Eberly指出，非对称的真实刚性(例如投资的不可逆性)可能是造成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之一。Kandil也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提供了类似的理论解释。Senda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归结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然而，Rhee and Rich用韩国的数据说明价格和工资粘性不能有效地说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结论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这个结论事实上表明非对称效应在长期内表现为动态不一致性。
如果存在菜单成本，价格向下调整缺乏灵活性或者价格向上灵活调整，那么货币政策就可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Ball and Mankiw的菜单成本理论为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也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提供了一种解释。货币政策冲击非对称效应取决于趋势通货膨胀和菜单成本的大小。在菜单成本模型中(垄断竞争)，企业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无成本地设置价格，但是如果它们改变该区间的价格，他们将会承担菜单成本。如果企业在改变价格时面临着菜单成本，真实价格稍微偏离预期的价格水平将不会导致价格调整，但是如果价格偏离过多(超过了范围线)，那么企业将
会调整价格。即在静态分析中，标准菜单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货币冲击具有“中性”，而小的货币冲击才具有真实效应。这是因为，厂商发现，当“大”的货币冲击导致不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大于价格调整成本(即菜单成本)时，那么调整产品价格的策略则为占优策略，于是厂商便调整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大”的货币冲击将导致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产出基本保持不变――激进的货币政策不具有真实产出效应；而“小”的货币冲击如果不能被经济人观察到(即使被经济人观察到，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将会导致产量水平的变化，而价格水平仅仅做较小的调整或不调整――即温和的货币政策具有真实产出效应。所以，波动性较大的货币政策与微调性质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非对称性。
基于菜单成本理论，Garibaldi认为货币政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公司面临市场经济所特有的非确定性时，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外生地提高利率，所以能够立即传导到经济层面并使工作岗位“跳跃”减少；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创造工作岗位起效较慢，特别是不能在某一个时期使工作岗位的增加产生一个“跳跃”。因此，净就业率的变化对利率提高的反应强于对降低利率的反应，利率变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在改变就业率上非常明显。
三、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传导渠道的非对称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两类传导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银行信贷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但两种传导渠道都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全，使得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加昂贵，反映在外部融资贴水上，最终反过来会导致借款人净资产的变化。货币供给的减少会使银行系统产生逆向选择，继而影响经济活动，但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没有类似的效果，货币政策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
Lamont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潜在原因归结为“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即新项目的投资收益都流向了债权人，使新项目流动性支持不足，因而当前债务形成了新投资的障碍。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因为投资收益高，厂商净现金流充沛，净现值也相应增加，可以直接通过内源资金或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而不必求助于银行贷款，所以债务积压不会对厂商形成硬约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几乎无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当经济周期处于萧条阶段时，厂商投资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净现值和净现金流萎缩，以至于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积压问题突出，所以利用内源资金或证券市场进行项目融资难度较大，新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此阶段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的效果明显。债务积压生动形象地比喻出不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厂商投资的障碍，正是这种债务障碍的存在隔断了厂商连续投资的行为。由于厂商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而厂商的净资产和抵押资产缩水，银行预期信贷风险增加，其信贷配给则会形成对厂商的硬约束，此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产生的效果最为显著，从而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双重约束”也能解释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信贷渠道。Bliss and Kaufman在银行亲周期效应、信贷危机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准备金约束和资本金约束都会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首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扩张期，资本金将对银行构成约束，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银行资本金的实际水平很可能随着贷款违约、呆帐核销和呆帐损失准备提取而减少，这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除非银行能够从外部融入资本金。在此期间，虽然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但资本金约束使银行无法将超额准备金转换为贷款。所以，在准备金约束放松、资本金约束强化的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加信贷总量、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经济扩张和货币紧缩期，准备金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非常有效。在此期间，虽然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但其信贷扩张的能力受到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约束。所以，两个阶段比较而言，中央银行约束经济扩张比刺激经济更加有效。由此可见，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
2．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导致厂商的投融资行为受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约束。融资约束是指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受限；成本约束是指企业外部融资升水受到净资产的限制。当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时，借贷双方人问题导致的金融摩擦使得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可替代性大打折扣。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厂商净资产的现值降低、抵押资产缩水，银行将向企业索取更高的风险升水和贷款留存。企业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净资产价值下降、财务杠杆提高，从而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融资条件，导致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降低。尽管中央银行为拉动经济复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由于企业净资产和贷款抵押资产价值下降，还款保障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银行不会贸然贷款，从而会产生政策时滞。其次，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消极冲击比积极冲击具有更强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当于消极冲击，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够将之加速和放大，从而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与企业投资支出的相关度在经济低迷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高；对大企业与对小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Gertler and Gilchrist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期与经济下降期不对称，对小企业的作用甚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对存货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是不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高，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低。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后，小企业的现金流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度比大企业的要高。Guariglia and Mateut发现英国在通货紧缩期，小企业的存货和投资对利息保障倍数更敏感。Mojon等人考察了1983-1997年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情况，实证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资产负债表对企业投资影响显著，资产负债表恶化能放大货币政策的冲击，并对公司投资支出有负面效应。不同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存在差异，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金融加速器效应亦不同。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小企业投资受影响最大，对中等规模的企业和大集团公司，在非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不明显；在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对大集团公司效应仍然较小。吴建环等人将金融加速器机制归纳为双重不对称特点：资产负债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在经济下
降时期比繁荣时期大，对小公司的作用比对大公司的作用大。
上述模型都将银行置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心，通过分析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资金成本，来解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产出对货币冲击的非对称反应，最终还是应该归结于投资。Karras研究了货币供给冲击与利率冲击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是引起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根源，而且外部融资渠道和存货的变动又是影响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Mortensen and Pissaride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Karras的结论，使用匹配模型，他们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促使银行快速地收回贷款，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却不能推动银行快速地扩张信用，这是由于银行难以发现好的投资机会且存在时滞，因此，银行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对称的。他们对墨西哥和美国的实证研究支持了Dell’Ariccia and Garibaldi所建立的匹配模型，即银行借贷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和下降的反应存在着非对称。
四、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
由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宏观经济会产生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于EMU货币政策执行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间有差别、不对称的冲击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出现问题，目前这类冲击使各成员国失业率上升到无法控制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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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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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紧缩政策双顺差扩大内需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不良资本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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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