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手工业的现状范文
时间：2023-11-08 17:52:3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手工业的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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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传统手工艺是作坊式的师徒手把手地传承技艺的模式，它的核心就是将纯熟的手艺绝活保留下来。而高等教育是侧重创新研究模式，它是在否定基础上再肯定，寻求不断的变化和创新，两者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但是，它们也有互补性，传统手工艺目前面临的困境是缺乏创新，不能很好地和现代社会的审美和需求结合；艺术设计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民族性，创新的根基不牢固，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结合市场经济、企业的产业结构及对人才的需求来调整教学手段也是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在思索的问题。文中分析了两者各自存在的利弊问题，探讨了适宜双方发展的契合点、利于合作和发展的规划，以及如何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传统手工艺逐渐得到重视并恢复发展起来，但是某些种类的手工艺还是面临重重困难，无论从工艺手段、材质，还是应用价值等来看，都受到很多限制，如果只是作为一种传统手工艺的保留，它们需要社会力量甚至是相关部门的扶持，如果目前只是依靠自身发展，短期内很难振兴，需要重整发展之路，找到和现代社会需求的结合点，并适应现代审美、现代生活的新模式。传统手工艺注重手艺的传承，大部分是靠手工完成，其成本较高，在现代社会，比较难以适应大众需求，但也有部分高端或是特殊消费群体能接受，但类似需求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足以推动某一个传统手工艺行业的发展。对消费群体的科学细分将决定产业的出路，决定行业的存亡。
艺术设计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艺术设计的核心就是不断创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艺术设计教育理念随着一批海外学者的归来，而逐渐渗入了国内的艺术设计教学领域，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和实施的。时隔十几年，国内这些高校仍然在继续改革和创新着，并在不断摸索适合本土的教学模式。
在通常观念里，传统手工艺产业很难和高等教育联系起来。传统手工艺是作坊式的师徒手把手地传承技艺的模式，它的核心就是将纯熟的手艺绝活保留下来。而高等教育是侧重创新研究模式，它是在否定基础上再肯定，寻求不断的变化和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但是，它们也有互补性，传统手工艺目前面临的困境是缺乏创新，不能很好地和现代社会的审美和需求结合；艺术设计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民族性，创新的根基不牢固，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结合市场经济、企业的产业结构及对人才的需求来调整教学手段也是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在思索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两者可以找到发展的共通点，相互弥补，取长补短。
下面我们将结合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的教学实践来分析、探讨传统手工艺产业和艺术设计教育的互动现状：
以下是在当代手工艺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情况：2009年10月，我和几个做专题研究的学生到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对水晶手工艺产业进行考察。
首先，对东海县水晶城进行考察。东海县水晶城是东海水晶工艺品的集散地，也是全国水晶原料的集散地。在水晶城里大多是简单加工的水晶工艺品，有的水晶饰品是按份量销售， 基本没有设计，也谈不上什么附加值。当然水晶城里也不乏精品，但是按照水晶石材的档次和雕刻工艺的精美来区分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高附加值的工艺品就是这两者完美结合出来的产物。但是就我们所见到的精品，还是以传统题材为主，它所面对的消费群体的数量正逐渐萎缩。
其次，对当地的水晶企业、作坊进行考察。通过对当地至善坊水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考察发现，目前他们在传统工艺的继承上做到了极致，比如他们雕刻的佛像非常活灵活现，神韵十足。有的水晶还有着非常漂亮的包含物，比如一些有色金属矿物质，会折射出美丽的光泽，挑选这一类材料雕刻成的佛像，几乎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在艺术品收藏领域中，这种传统工艺品有一定的优势，它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企业高层非常重视与高校间的交流，意识到传统手工艺行业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比如大多数传统手工业没有发展的远景规划，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只能满足对传统工艺的一部分市场需求，也就是不断复制传统的东西，形式上没有创新，消费的群体也比较局限，并且当代设计理念相当缺乏等等。我们深入接触的这家企业在行业里有一定的先知先觉，他们已经开始在自我的定位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通过与至善坊水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交流我们有了以下第一手的资料信息：
一、规划企业发展战略
企业在成立至今的6年时间里，以前三年的时间充分融入行业， 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企业规模扩大。
二、确定企业文化和理念
确定“我们的灵魂就是水晶，水晶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企业文化，提出“艺术化设计、产业化生产”的发展理念，坚持“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观点。
三、引进艺术设计专业人才促进企业发展
从08年引进第一批艺术设计专业设计师以来，企业在产品的质量、产品的销售、管理模式等方面发展迅速，成绩斐然。
通过至善坊水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个案分析，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和传统手工艺产业各自存在的利弊有以下几方面：
一、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优势：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具有系统性、开放性、交互性，对品牌意识及打造品牌的理念比较成熟 。
传统手工艺的优势：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拥有精湛的技艺，其产品在收藏市场上具备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弊端：由于传统文化和技艺等方面的“断代现象”，设计教育体系下的学生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方面存在欠缺，设计作品个性凸显风格前卫，由此导致设计产品与消费群体脱节。
传统手工艺的弊端：传统手工艺行业面临缺乏创新、品牌意识薄弱、市场分析缺乏科学性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的无力等诸多问题。
总的来讲，传统手工艺产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半自动化程度，特别是形态复杂的工艺品的加工大部分还是需要靠手工来完成，即使是使用机器，人工对机器操作的熟练程度也很难被电脑程序指挥下的机器完全替代。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很高，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照搬和重复古人的东西，其价值也是低廉的。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在传统手工艺产业中发挥了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与当代设计理念的融合以及对品牌的打造等方面的作用。 现代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和传统手工艺产业的结合需要找到适宜双方发展的契合点，看清以上分析的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具备的优势，这样才利于制定出长远合作和发展的规划，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因此我们还要逐步探索如何和企业产生联动，如何引导消费市场，以及如何增加现当代手工艺术品的附加值，这将是我们艺术设计学科将要继续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荣四海.基于创新生态链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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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玉雕;制作工艺;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44-02
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北京玉雕，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工艺始于元代，之后继承了明清的宫廷玉雕工艺及风格，并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发展和创新。
一、 北京玉雕工艺的缘起与发展
北京的治玉史将近800年，元代是北京玉雕的发端期。元代西征的过程中掳掠了很多工匠，他们的到来初步奠定了元代北方手工业的基础。元灭宋之后，又控制了中原与南方的手工业，无疑大大扩充了元代的手工业规模。至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于燕京，元大都所在地燕京及其周边腹地已然成为全国手工业的中心和官营手工业中心。因此，元代是中国南北方以及中国与西方文明在手工业领域的大交融、大汇集时期。从元建大都起，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为了满足内外交往及王公贵族的需要，中国玉器之精华均集于北京，加上美玉良师、能工巧匠荟萃北京，北京治玉业进入了地利、人和的发展时期。从工艺上来讲，元代北京玉作形制巨大①、豪放，如渎山大玉海。其做工甚至有些“渐趋粗犷，不拘小节”②的发展趋势。
明代市镇经济高度繁荣，手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治玉业作为明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新变化。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将玉器工艺归入“珠宝”类，作为手工业行当之一，详细记载了其原料来源、开采、运输以及琢制的方法等，表明治玉业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朝廷规定随进贡之玉而来的大量额外玉石可以公开买卖，因而每年有数量惊人的玉石流通到民间市场。虽然明代对用玉礼制有严格的规定，规定庶人冠服不准用玉，但是当时有财力的富豪及文人都占有数目相当的玉器。
清代的工艺美术与明代的相似之处在于其都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萌发于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清代继续缓慢发展，随之而出现的民主进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程朱理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治玉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顺治到康熙为恢复和发展期;雍正到嘉庆为鼎盛期;道光到宣统，手工艺品出现外流趋势，治玉业陷入衰败期。③在清代，南北方的治玉技巧有了较好的融会贯通，使得清代玉雕工艺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在中国的传统玉作中，有约定俗成的“北玉”、“南玉”说法。南玉作以江浙一带为中心，南宋以前就很发达，明清以后，苏扬地区又因为“工匠云集和产品有销路”④而形成中国三大琢玉中心之一。北玉作则以北京为中心，自金元定都于此而发展起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治玉集散地。北玉作风格雄浑大气，强调形式、气韵以及如何突出玉料的特色，在体量上、风格上极具皇家风范。
除了表象上的南北差异，北玉作还隐藏着一种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文化语义。以金元起始的、被赋予帝王趣味与意志，又设制度严格监管之下的以“官匠”玉作为主流，民间玉作为补充，役、佣结合，东西方文化并蓄，同时兼容西域、中原、南方玉匠技艺的北方玉作，从源头上就带有一种统治者把征服与融合相兼，技艺与尊严并行的精神文化起点，因而更具至尊与高贵的隐喻，皇权主流文化的示范性和中心性也更加显著。⑤明清时期的宫廷玉作，延续并强化了这种意志和范式。
时期，传统题材被禁，改为创新和现代题材。中后期恢复了传统玉雕。1992年，北京玉器厂成为合资企业之后，高品质的原材料有了保证并且面向艺术品市场。此后，国家大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玉雕工艺被继续大力传承。
二、北京玉雕工艺的特点及现状
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了中国玉器工艺美术大师张铁成。他师承北京玉器厂郭石林、宋世义、王跃堂等大师，是《奥运徽宝》典藏版、《世博和玺》典藏版的设计制作者和北京奥运奖牌、残奥奖牌的制作者。张先生认为，北京玉器讲究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巧用俏色，素有“工精料实”的美誉，并以极具特色的“金镶玉”技艺和薄胎“水上漂”技艺等在全国独树一帜。其风格形成于元代，后世受南作玉雕影响，服务于宫廷皇家。所以玉雕风格基本融合南北玉作之美，集两家之长，以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的风格为主。种类主要有挂件、把件、摆件、器皿山子。
北京玉雕的选料以和田玉为主，如新疆和田玉、俄罗斯和田玉和青海和田玉。这些玉石结构质密，易雕刻，可以很好地表现细节。大型器皿和小件挂件都可以很好地雕刻，还有一部分是翡翠，品相好的基本都会做成挂件一类。具体的玉石都适应于不同的题材，即因材施艺。题材方面，过去皇家用玉有很多定式，如吉祥纹样、地位象征等。随着时代的进步，玉雕的题材虽然仍然以祥瑞文化为主，但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增加了一些当代的题材和重构的吉祥主题，比如很多仿古纹的雕件，就是重构的商周或者汉代的纹饰。
北京玉雕工具有钻头、牙机、机和横机等。横机马力足、转速快，用于切料、开料。机用于修改大的外形。牙机很小，是以前修牙的机器，用于雕琢细节。
玉雕最看重的就是意境。从技术上来讲，其实玉雕很难达到像木雕那样精细的程度，更为看重玉石所传达的文化和作品的意境。玉石需要文化传承，它备受尊崇就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的文化性。因此，只有真正懂得玉石文化才能更好地雕刻玉石，从而让玉雕作品完美地传达出它被赋予的文化。玉雕的传承方式一般是带徒。师父把一生的经验和技艺教给徒弟，徒弟再通过自己的理解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徒弟从画图和学习文化开始慢慢学习。玉雕的传承中，最看重的就是德行。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工艺美术，北京玉雕工艺需要协调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传承需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对玉雕艺术挖脏去绺，留下最精髓的部分。创新要紧跟时代，雕刻符合当代人审美的作品。只有更多的人认同了这门技艺，它才能传承下去。
三、 北京玉雕工艺面临的问题
北京玉雕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普遍问题：工艺复杂辛苦，需要很长的时间学习基本功，传承人少。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玉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宋世义在接受采访时说：“旧社会玉雕是四大苦行之一，成年和水打交道，有噪音粉尘，非常艰苦……我跟王树森师傅学习的时间最长，刚开始学艺那几年，我手上经常拉出血口子，王老艺人说：‘不拉掉几两肉能学会磨玉吗？’王老艺人比较强调综合能力，也让我受益匪浅。他说，做艺术就应该像一个杂货铺，应该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有十样东西，你买十一样就不成，我有百八十样，你就挑吧。”⑥面对玉雕行业的高要求，能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学习和传承玉雕技艺的人并不多。因而爱好、耐心、悟性、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是招徒的必提条件。
其次是玉器行业问题对玉雕传承产生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玉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不良现象，比如原料价格飞涨，市场混乱，许多玉石被过度炒作，大大超过了本身的价值等。比起用一张纸、一团面粉就能开工的某些民间传统技艺，“燕京八绝”为了体现皇家的尊贵气派，用料十分考究，成本远非一般民间技艺可比，成品的售价自然不菲。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在采访张铁成时也曾提到。张先生表示，由于这个市场算是个新兴的商业圈，很多规则和制度极不健全，另外很多商人又唯利是图，导致出现很多不良现象。原料价格上涨是近年来的普遍情况，正常上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些商人趁机炒作就会出现市场混乱的情况，现在国家也在不断制定行业准则和市场指导方案，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不良现象会慢慢改善。
对于北京玉雕工艺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全面负责某些技艺的生产、销售，成立大师工作室，鼓励公开考试招徒，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粉丝”等方面着手，推动北京玉雕工艺的传承保护和持续发展。
[注 释]
①最著名的元代玉器渎山大玉海又称“玉瓮”，是一件巨型贮酒器。是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1295年在位）于1265年，敕令皇家玉工雕成。它重达3500公斤，口径135～182厘米，深55厘米，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椭圆形大玉石精雕而成。
②杨伯达评论元代玉器时曾提出：“元玉继承了宋、辽、金玉器形神兼备的造诣而略呈小变，其做工渐趋粗犷，不拘小节继续碾制春水玉和秋山玉以及从南宋继承下来的汉族传统玉器。”
③王君秀：《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治玉技术史初步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
④叶文宪：《中国玉文化的渊源与流变》，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⑤苏欣：《京都玉作》，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⑥李峥嵘：《玉雕好坏不只看材料――寻访燕京八绝传承人》，《北京晚报》，2011年10月7日，第21版。
[参考文献]
[1]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下）[J].东南文化，1989，（1）.
[2]贾寒筠.琢玉漫谈[J].珠宝科技，2001，（1）.
[3]周斌.镇国之玉器 渎山大玉海：酒瓮里的改朝换代[J].国家人文历史，2013，（1）.
[4]杨伯达.清代宫廷玉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1）.
[5]周树礼，曾伟来，何涛.浅述古今玉雕工艺流程与技法[J].超硬材料工程，2008，（20）.
[6]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篇3
一、卜庄镇草编产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昌邑市卜庄镇位于昌邑市东北部，面积115平方公里，辖95个村，人口5.2万人，耕地面积12万亩。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460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670元。
据史料记载，草编在卜庄一带有数千年的传承历史，目前已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门类，也是当地传统民俗和文化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草编产业，是以家庭为单位，利用当地丰富的麦草和玉米皮等资源，就地取材，主要制作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如草帽、坐垫、草篮、草鞋、草帘等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支持发展手工业制品用于出口创汇，通过外贸公司渠道带动乡村草编产业发展，在昌邑、莱州、平度一带，男女老少在集体劳动之余，几乎家家户户加工草编外贸产品，草编成为农民在生产队务工收入之外的重要家庭收入来源，形成了历史上草编产业发展最兴盛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其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转移，草编产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纺织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等工业制成品的替代，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给草编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节能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市场对草编等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快速上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意识的增强，国内市场对草编这类兼具实用和工艺审美属性的大自然原生态产品的需求持续升温，在旅游景点、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各类物美价廉的草编工艺品大受欢迎。当地一些农民企业家和致富带头人看准了这个市场商机，通过挖掘和利用本地传统手工艺特色资源，以开拓国际市场为先导，采取公司（合作社）连结千家万户等现代企业经营方式，为草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卜庄镇也形成了以润天、小芳两个草编合作社为龙头的新型草编产业链。
润天草制品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当地草编技艺非遗传承人纪丛建领头创办。合作社目前有固定农民工100多名，在全镇20个中心村设有加工服务站，每处服务站辐射周边几个村庄，组织和带动家庭从业人员4000多人。润天合作社以小麦秸秆、玉米皮、纸绳等为主要原料，生产制作草帽、提篮、收纳筐等500多个品种，主要承接外贸订单，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年营业收入9000余万元。
小芳草编工艺品农民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现有固定职工100多名，设有8个中心村加工服务站，带动农民家庭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芦苇、小麦秸秆、玉米皮等为原料，加工提篮、草帽、餐垫、收纳盒等工艺品，主要销住日本、德国等市场，年营业收入3000余万元。
两家合作社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主要承接外贸公司订单，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市场。根据外商提供的图纸式样等先制作出样品，符合要求后获得订单，再组织当地农民加工。二是产品加工采用公司（合作社）加农户方式以降低投资和劳动成本。获得订单以后，合作社先制作出样品，分发给各加工点负责人，加工点负责人再把有关原材料和样品送给加工户，并负责从农户中回收合格产品交回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进行质量把关、后期整理、包装集运等，从而完成一个产品流程。三是对一些工艺复杂、需要一定的专用工具设备、不适合分散加工的产品或分散加工后需进一步处理的少数关键工序，由合作社的固定职工集中进行加工生产，实现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相结合。四是两家合作社都意识到今后应当树立自主品牌，提高产品自主设计比重，开拓自己的市场销售渠道。
二、草编等手工业是典型的扶贫产业，应当大力扶持
通过对卜庄草编产业发展情况的实地考察，调研组认为，草柳编、家具、工艺美术、五金制品、灯具灯饰等劳动密集型传统手工业在扶贫攻坚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助力扶贫中具有其它产业不具备的几个突出优势，应当大力扶持。
一是市场空间大，投资门槛低、投入产出比高。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是大众日用消费品，品种繁多，产品花色式样更新快，生产周期短，国内外需求潜力大，市场空间广阔。特别是草编等兼具实用和装饰纪念意义的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意识的增强，具有更大的市场需求弹性。
产业进入门槛低，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初始投资可多可少，可以因地制宜，利用现有闲置场所和房屋灵活布点。如润天合作社在镇上的总部厂区主要用来收储原材料、存放回收上来的制成品、进行产品后期处理和加工包装发运等，厂房面积仅有1200多平方米，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不到100万元，流动资金平均占用300万元左右。而分散在中心村的20多个加工服务站都是本村村民利用自己家庭闲置房屋改建而成，主要用于产品临时存放和周转，基本不需要新建。千家万户农民从业人员在自己家里进行编织加工，与合作社之间是劳务外包关系，合作社只需按件支付加工费即可。但合作社一年的营业收入却可以达到近亿元。每1元资本投入可以带来20倍左右的销售产出。卜庄镇规划到“十三五”末草编年产值由目前的3亿元提高到10亿元，成为镇里的支柱产业。
二是扶贫作用十分明显。城镇和乡村比较，扶贫攻坚的主要领域在广大农村。扶贫的主要对象是农村中的老弱病残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平均年龄偏大，主要集中在六、七十岁区间，已经不能再从事田间作业等重体力劳动，也不具备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能力，基本靠子女们供养，无其它收入来源。或者因为文化程度低或身体病残等原因，创收能力相对较差，是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昌邑市虽然是经济强县，处于贫困收入线以下的人口总量较少，但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都认识到，广大农村中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群体仍然是脱贫的重点和难点。吕珊珊市长对调研组说：“从昌邑市政府的财力上分析，对贫困线以下人员的低保救助市里财力可以解决，实现老有所养没有大的问题。但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和提高农村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仍然是个大难题，关键是要找到好的产业结合点。只有依托产业，变“输血”为“造血”，才是扶贫的根本之策和长久之计。”调研过程中大家也觉得，草编产业的发展，恰恰就精准地解决了这一部分就业最难群体的从业和收入问题。草编产品易学易做，一个人在家里坐着就可以干，白天晚上都可以干，干多干少都随意，不耽误做饭和照看孩子，可以随时随地干，可以一边在邻舍家串门一边编织，既有一定收入，又可以多活动，解决了老年人孤独、交流等方面的困难，可谓一举多得。
调研组在卜庄镇新胜村的一农户家中看到，三五个妇女正围坐在一起，一边聊着家常，一边编着小筐，谈笑间一件精美的草编工艺品就完成了。63岁的村民王大娘坐在沙发上一边编着筐一边笑着对调研组说：“没干这活儿之前，俺们靠孩子养着。现在俺领了活儿，在家里干，不耽误干活、又误不了做饭，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一天能挣个三四十块，一年有近万元的收入，自己还花不了，不用再向子女们要钱了，孙子、孙女过来还能买点好吃好喝的哄哄。” 新胜村的贾乃仁、卢瑞香大爷大娘老俩口都七十多岁了，地里的活干不了，也没有其它农活需要做，就在家里搞草编。老俩口一年靠草编收入1.6万元左右，完全解决日常生活来源。调研组走访了几个草编家庭，基本都是听到类似反映，草编加工受到农民真诚欢迎。
像这样的农户加工点，在卜庄镇随处可见。行走在卜庄镇姚家村的村道上，看不到闲逛闲聊的农民。深入农户家中，看到洁白的玉米皮在农家人的手里飞快的跳跃，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草编不仅给卜庄农民提供了赚钱的门道，还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通过编织草编，活动了手脑，锻炼了思维，强健了身体。
卜庄镇党委书记刘广杰说：“全镇目前从事草编编织的人数已有6000余人，其中妇女4000多人，覆盖全镇70多个村庄，90%以上都是不能干重体力活的老年人，也是农村收入最少的低收入群体。现在有了草编，从业农民年人均收入能达到8000多元。草编产业解决了民生的一个大问题”。
根据卜庄镇两个草编合作社情况测算，合作社每件草编最终产品每100元销售收入当中，由合作社环节支付给上游业户的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草辫、处理好的玉米皮、纸绳等）成本占75元左右，支付给下游加工户劳务费占10元左右，全产业链活劳动成本占产品销售收入的80%以上。不论是上游采购原料还是下游委托农户加工，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上下游农民的收入。物耗成本非常少，民生价值十分突出。草编产业在对当地经济总量的贡献、提供财税收入等方面可能还不是支柱产业，但在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收入方面却有着其它产业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和发展前景。
三是就地取材，节能环保。草编产业所用的材料都是麦秸草、玉米皮、苇秸、纸绳、纺织线头等农作物副产品或下脚料，原料易得，可以就地取材，并且可以同时拉动上游的收购商、初加工户等，将农村大量难以处理的农作物秸秆加以利用，变废为宝。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以手工为主，最多用几台缝纫机，基本上不耗费水电。小芳合作社加工的一些向欧盟出口的产品中，按照外商的要求，整件产品都要使用丢弃后可自然降解和无污染的天然原材料。因此是典型的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
三、发展草编等手工业产业的几个关键因素
从卜庄镇发展草编产业的实践看，发展草编等手工业，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因素和关键环节。
一是要有产业带头人引领。润天合作社的纪丛建社长是卜庄草编技艺非遗传承人，肩负着传承草编技艺、发展草编产业的历史责任。他率先组织起了卜庄镇润天草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筹资金、收原料、传技艺、跑市场、卖产品，带领乡亲们闯出了一条脱贫增收的致富路。卜庄镇草编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以纪丛建为代表的一批产业带头人创业拼搏的过程。草编产业利润率低，批量大，规格多，组织生产难度也大，企业经营者既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又要有热心肠，对这个产业有感情，乐于奉献，愿意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二是要以公司（合作社）为依托。草编产业虽然适宜家庭分散生产，但也必须以公司或合作社等企业组织为依托，解决单个家庭难以承担的功能。只有成立公司（合作社），才能够承接国内外客户的批量订单，决定产品具体生产工艺和生产方式，确定产品质量标准，统一采购原材料，保持产品质量稳定以及统一解决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等问题。而采用公司（合作社）加农户的生产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和加工成本，实现批量规模生产的目的，才能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当地民间有一定的技艺传统。自古以来，卜庄镇民间就有深厚的创业传统。解放前，就有大批农民背着丝绸下南洋，闯市场。至今，卜庄镇在外华侨仍有245人，遍及美国、印尼、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昌邑市侨乡第一镇。草编文化、丝绸文化、陶艺文化、商贸文化、侨乡文化是当地文化的鲜明特色。当地农村中的懒人、闲人、无正经职业的人都被瞧不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是主流价值观。草编技艺在当地本来就有很深厚的传统，现在有了合作社组织，就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是离不开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卜庄镇将草编产业作为该镇产业扶贫的主攻方向，给予大力支持。一是抽调机关干部成立了草编产业发展推动小组，负责草编产业的规划、发展、指导和服务工作；二是建立沟通联络机制，镇领导干部分工具体联系合作社，及时解决草编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三是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农民合作社发展争取土地使用指标、产业信贷资金，提供消防安全指导；四是成立了草编行业协会，形成集团效应，积极为合作社提业资讯、市场开拓、权益保障、品牌宣传等服务；五是加大宣传，将草编产业作为卜庄镇的特色标志性符号，深入挖掘草编历史，鼓励技艺传承，邀请各层级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专题报道，提高卜庄草编的知名度。
四、几点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大家一致认为，以草编等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的各地特色产业，在活跃地方经济、吸纳农村弱势群体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扶贫攻坚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是典型的扶贫产业，应当重新认识其在新时期的重要价值，支持同类产业加快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1.为扶贫产业创造更加优惠政策环境。建议国家和省里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具有典型扶贫意义的产业，进行评审认定，对达到标准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在税费减免、社保交费比例等方面比照福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对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的龙头企业，按就业贡献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
2.加大资金扶持。草编等手工业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社会效益大，各级应当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其加快发展。建议广泛开辟资金渠道，充分利用各级扶贫资金和妇联、残联等其它方面的创业发展基金，与县乡进行对接，找准产业结合点，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扶贫产业发展。
3.加强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公共服务支持。要重视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强规划引导，优化空间布局，提高集约集聚发展水平，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和龙头品牌，搞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辅导，加强质量安全监督，帮助企业解决资金、人才、信息、市场等难题，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和措施。
篇4
关键词：国外 行业协会 立法模式
国外行业协会立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抗封建领主的产物。随着行业协会的发展，其名称也由商业本质逐步转变为包括商业、工业的商人行业协会。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对促进当时城市经济、政治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中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封建行会制度逐渐被现代新的行业组织形式所取代。马赛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商会，此后这一组织形式很快传到其他国家。20世纪以来，很多地区和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都相继制定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行业协会法律与制度。
由于各国、各地区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与模式的不同, 其行业协会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以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为考察重点, 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行业协会立法模式，英美模式、德法模式和日韩模式。
一、国外立法模式概述
（一）英美模式
以英美为代表的不成文法系模式。由于英美长期的自由主义传统，政府公共机构对民间经济团体历来较少干预。美国的行业协会完全是自发组建，自愿参加的。美国政府对行业协会不予干预、不予资助。但在税收费用上给予一定减免，如联邦政府允许行业协会组织所寄的邮件费用低于正常邮费标准。行业协会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以及行业组织内部的关系，向立法行政部门反映本行业会员的愿望，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加符合行业的利益。
属于不成文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体制大都与英国有着密切的渊源，其中包括英、美、加、澳和香港等，它们都强调行业协会的市场主体地位，运用市场对其进行调节，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美英两国行业协会都强调市场的作用，但两国对行业协会的态度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主义，对其调整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美国行业协会实质是企业，其运行完全依靠市场，而英国行业协会实质是行业自律组织，对重点行业如金融业强制企业加入，通过赋予行业组织管理权的方式进行间接管理。
下面，我们以美国的行业协会为例，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发展经验。
1、立法框架
美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结社自由，而是通过判例的形式承认了结社自由。美国对于行业协会的规范和管理主要是通过公司法和一系列与税收相关的法令来实现的。总体来讲美国的行业协会的法律体系虽然比较分散、不够系统，但是数量多而细致，比较完备。
2、法律形式
美国行业协会可以选择的法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非营利性行业协会；另一种是营利性行业协会，二者都必须登记。前者构成行业协会的主流，后者是行业协会中极小部分，二者性质都是企业，同时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3、设立模式
在美国注册行业协会是在公司法和税法的规范下进行的。行业协会的设立需要履行注册登记程序，法人登记在州一级，向所在州的司法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只要这些条件达到州公司法的最低要求，申请就会被批准，采用的是准则主义设立模式。
4、治理结构
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对于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法人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规定相当细致，在社团章程、成员大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董事和董事会、执行官、监督机构等条款上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尊重非营利法人自治的基础上，兼具强制性和任意性法律条款。
5、筹资模式和营利禁止
美国行业协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筹资模式，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有限，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支持还表现在税收优惠方面，对于依法获得了税收优惠的行业协会来讲，属于收入的消极增加。对于正常所得，即从事与组织目的相关的事业取得的收入，包括会费、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服务性收入免税。
美国对“无关经营收入”即超出公益宗旨及目的事业之外的经济活动征税，目的并非禁止行业协会从事经营性活动，而是为了避免造成与纳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二)大陆法系模式
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模式法国和德国继承罗马大陆法系，注重法律文字的梳理和法典的编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行业协会进行统一立法，使行业协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在德国的行业协会中，工商会是行业协会中唯一按照法律要求成立的行业组织，是半官方的，企业和企业主都是它的法定会员，即法律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参加。
两国都有关于行业协会的成文法，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德国对行业协会进行公私法性质区分，并在立法上区别对待，对公法性质的行业协会进行专门立法调整，对私法性质的行业协会多采用自治方式。法国行业协会立法历史悠久，对其经营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已发展成为按市场规律运作的企业管理组织。
下面，我们以德国的行业协会为例，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发展经验。
1、立法框架
德国是大陆法国家，同时具有很强的普通法传统。对于严谨的德国人来说，“法律比自由的观念常常更为重要。”①德国的对行业协会等的社团立法都比较完整，表现为多层次的立法框架，是世界上行业协会体系相对成熟的国家之一。德国行业协会除依照《基本法》和《民法典》有关公民结社自由的规定外，《德国工商会法》和《社团法》，又是公法协会与私法协会手工业协会的主要法律依据。手工业协会则由1953年9月通过的《手工业条例》调整。
篇5
关键词:服装工业;纺织工业;金属化学工业;机械电子行业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015-02
1 服装工业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服装工业的历史
服装工业的历史和成衣工艺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我国的成衣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严重地束缚和影响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致使我国的服装工业发展缓慢,在相当长时期还停留在个体制作和手工作坊的生产形式。19世纪初,随着西方服饰文化的传入,我国传统的服装生产形式及工艺方法得到改变,并在民间逐步产生“红帮裁缝”、“白帮裁缝”、“中式裁缝”、“大帮裁缝”,这四大服装生产形式成为当时的主要派系。20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使脚踏缝纫机在中国逐步推广,并逐渐改革手工操作的服装工艺过程,生产规模和形式也在不断地扩大,同时,在许多沿海大城市逐步形成西服、衬衣、内衣、童装、裘皮服装等行业,但个体劳动的生产形式仍占较大比例。
解放后,国家首先对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改变和摆脱了旧的生产方式,组织起四类不同的服装生产形式,即国营、公私合营、集体、个体。但是由于长期对服装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理想,致使服装生产发展的速度缓慢,跟不上人民生活水平的递增速度。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为了切实解决好人民穿衣问题,扭转“买衣难”、“做衣难”的局面,对成衣生产的体制作了调整,成衣生产的渠道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纺织、商业、乡镇工业、第三产业、个体业等系统的多种生产渠道。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服装工业已成为国家累积资金、扩大外汇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国家对发展服装工业十分重视,积极支持服装工业的体制改革,服装行业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现代生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体系。
1.2 服装工业的现状
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生产设备具有连续化、多针化、气烫化,面辅料品种繁多,纺织、印染、服装一体化形成了服装工业的现状:
(1)情报网系统的建立利用计算机网络,随时收集世界各地的时装情报、流行趋势及市场信息等,同时企业还可以将产品出厂后的销售情况及时输入存储,便于统计。国外许多服装生产厂家已于百货公司或服装店联网,用来调查服装销售和需求情况,便于企业及时组织生产或随时调货。
(2)服装CAD广泛应用利用计算机进行款式设计,图案设计,打板、推板及排料工作,缩短了服装企业从效果图到排料图的工作时间。
(3)综合自动化裁剪车间采用自动对齐布边、自动控制铺布张力,甚至有自动对条对格功能的全自动铺布机完成铺布工作;利用全自动裁剪机可与CAD联机,也可由其自身的电脑中心控制,按照磁盘上的排料图文件,自动进行样板或衣片的裁剪;最后再由裁片标签机完成打号任务,使得裁剪车间再节约大量人力、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铺布质量得到提高,裁片的质量也更易于保证。
(4)灵活生产系统(FMS)在缝制车间采用柔性材料传送装置,如由柔性吊挂线将某件服装的所有衣片,按设定的程序依次吊挂传输到指定工位,改变了以往将衣片成捆传递带来的车间半成品堆放混乱、解捆和扎捆时间长、衣片易折皱、整烫工作量大等弊病。此外,自动绱袖机、自动纳驳头机、省缝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缝纫机在生产线上的应用,使服装缝纫加工质量更容易保证,生产效率提高。
(5)烫整手段提高具有各种形状烫模的熨烫机,令服装的立体造型更加容易,免去了以往传统“推、归、拔、烫”的手工操作,外观质量易于保证。
1.3 服装工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一个电子技术时代和信息时代已经进入到服装生产领域中,各种微电脑、气动技术、激光技术及电子群控技术等科学技术将被广泛应用。展望未来,一个技术密集型的服装生产形式将逐步建立,我国服装工业必将进入一个从设计到成衣制作高速化、自动化、高效率的新时代。
2 服装工业相关行业发展历程
2.1 纺织工业
纺织工业是将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进行纺纱织布,而将一些具有服用性能的纺织材料,即服装材料提供给服装工业生产成为服装,由此可见,服装材料的更新和发展是受到纺织工业发展影响和带动的,而服装材料的发展必然推动服装工业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服装材料的发展与纺织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及其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纺织品从手工生产到机械生产,化学品染料也开始取代天然染料并不断地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生产出粘胶人造丝,1925年又成功地生产了粘胶短纤维。1938年美国宣布了尼龙纤维的诞生,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生产技术再次快速发展。美国1950年开始生产聚丙烯腈纤维(腈纶),1953年聚酯纤维(涤纶)问世,1956年又获得了弹力纤维的专利权。到20世纪60年代初,纺织材料已不局限在天然纤维的使用,化学纤维已被作为服装材料广泛应用。随着纺织工业和化学纤维的应用,人们认识到各种纤维的不足,在利用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混纺互补的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天然纤维合成化,合成纤维天然化”的口号,世界各国对化学纤维(尤其是合成纤维)的改进和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纤维作为服装材料的基本形成要素,其发展使得服装材料品种繁多,形态及性能各异,它们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高科技的21世纪,并已能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纺织工业所提供的服装材料已经成为服装流行的重要因素,新型材料的出现就会带来新服装的流行,服装材料在满足人们基本服用性能的基础之上更朝着科技化、功能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以高科技服装材料提高服装的附加值,新型整理技术和功能性服装材料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纤维的改变,物理改形、化学改性以及采用新材料等方法使化学纤维新品种增加,同时又采用了对织物进行的物理和化学的新型整理方法,从而使服装材料具有防水透湿、隔热保暖、吸湿透气、阻燃、防蛀、防霉、保健、抗菌、抗熔融以及防臭、防静电、防污等性能,为舒适服装和劳保、卫生等功能性服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2.2 金属、化学工业
金属或化学工业所生产的包括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提供给服装工业的如挂钩、拉链、纽扣等扣紧材料以及用于服装包装的包装材料等辅料。辅料中的扣紧材料提供给服装生产,从最初的完全由天然材料制成到后来随着金属、化学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合成材料、金属材料的纽扣、拉链等,降低服装生产成本的同时,由于也具备轻便性,保证了穿着的舒适。而包装材料更是具有保护服装,用以宣传从而促进消费的功能。
2.3 机械电子工业
机械电子工业生产的是金属材料和电子元件,提供给服装工业的如服装CAD、裁剪设备、整烫设备和缝制设备。以制作服装的工具为线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服装加工工具的进步是随着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而前进的,从而促进了成衣工艺的发展,推动了服装工业向前发展。
距今1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动物的筋线和骨针将兽皮和树叶这些取自于自然界中的天然材料缝合成片包裹住身体。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管状骨针和绕线棒等工具,都说明那时已经产生最原始的成衣工艺形式;公元前3000年人类进入到青铜器时代,铜针取代了骨针;随后钢针的出现又取代了铜针,但直到18世纪末,缝制服装的工具仍处于原始阶段,工艺方式一直是手缝操作。19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兴起,英国人托马斯・逊特发明了手摇链式线迹缝纫机;30年代,法国人巴特勒米・西蒙纳制造了第一架有实用价值的链式线迹缝纫机;英国人艾萨特・梅里特・胜家兄弟设计了转速600r/min的全金属锁式线迹缝纫机。这时,人们制作服装已经由纯粹的手工操作进化到使用人力的机械操作。19世纪末,马达驱动的缝纫机问世,人们开始进行机械高速化、自动化及专门化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起,缝纫机的转速已经从300r/min提高到10000r/min以上。1965年,美国胜家公司发明了自动切线装置,使缝纫效率提高了20%左右。至此之后,日本重机株式会社、美国格伯公司、意大利内基公司分别制造了数控(NC)工业缝纫机,使缝制工序程序化、标准化。
3 相关行业带动服装工业的繁荣发展
从纯手工缝制进化到使用人力的机械操作直至今天的机械化、自动化、高速化、专业化生产,服装工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势必是由其他相关行业的进步和发展陪伴带动的。
3.1 纺织工业带动服装工业的发展
纺织工业与服装工业密切相关,它提供给了服装生产最基本的服装材料即面料和辅料,新型纤维及纺织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带给服装不一样的穿着和外观感受。服装材料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也推动成衣工艺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新的风格的织物形态和新涂料的产生,将推动各种湿热塑形工艺、粘接缝制工艺的发展,从而改进部件的组合形式,促进旧工艺的改进和新工艺的产生。
新型服装材料的开发赋予了服装一些特殊的功能,迎合了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从业人员的穿衣需求,如潜水服、石棉服、航空航天服等。
3.2 金属、化学工业带动服装工业的发展
面料和辅料提供给服装生产,平分秋色。辅料作为服装材料的一部分在服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扣紧材料,看起来虽小,并且其价值对整件服装来说也是很低的,但是,如果对这些辅料选配得当,不但可以使它们充分发挥其功能性和装饰性,而且还会起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作用,提高服装的档次。除了其功能性外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也利用其来提高服装的装饰性,甚至也在考虑及研发辅料的特殊功能,其发展必然影响和带动服装工业的发展。
3.3 机械电子工业带动服装工业的发展
现今机种类型纷繁,常见的加工工具和设备多达4000余种,主要有单缝机、链缝机、绷缝机、包缝机、缲缝机、刺绣机、锁眼机、钉扣机、打结机等缝纫机械;有打褶机、拔裆机、粘衬机、各种部件熨烫机和成品熨烫机等熨烫机械;有铺布机、电动裁剪机、模板冲压机等裁剪机械。机械设备的高速化、专业化使得服装生产的效率提高的同时又保证了服装的质量,使得工业化的服装及时并保质量的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穿衣需求。
随着电子计算机在服装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各种电脑自动排料、铺布、裁剪系统,色差疵点分辨系统,缝制功能的电脑控制系统以及将复杂工序组合成由单一机种完成的特殊机种,将会大量使用于生产过程,成衣的生产工艺无论方法还是组织形式都将产生质的变化。服装CAD技术中利用计算机实现三维款式设计、二维纸样绘制及纸样完成后的立体造型显示,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简化系统的操作。在企业管理体系中,一种新的概念和模式即计算机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通过计算机硬、软件,将企业中许多单项自动化技术,如:柔性生产系统(FMS)、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生产(CAM)、管理信息系统(MIS)等日趋成熟的单元,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集成,使企业的生产管理迅速、准确、便捷,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货周期等方面达到总体最佳,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引入,使服装整体生产的周期大为缩短,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文斌.服装工艺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篇6
关键词：文化产业；手工艺业；凯尔布尔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意为“圣洁的土地”“清真之国”，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宗教意识极强，小孩从3岁起就开始背诵《古兰经》，其居民97%以上信仰伊斯兰教。巴基斯坦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贸易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和英联邦成员国。
巴基斯坦手工艺业发展较早，每年10月举办的民族民间艺术节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文化活动，在近十几年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此项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达到了20多个国家，使得这个活动的国际色彩不断加强。在2008年的民族民间艺术节期间，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搭建了装饰豪华的凉亭，向游客展示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遗产。
为了进一步振兴巴基斯坦地区的手工艺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创意文化产业的概念引进了巴基斯坦，改善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推动贫困地区的手工品创意产业发展。由此，巴基斯坦的手工业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启动了AHAN 计划，除了政策、资金支持外，还规划建设了手工业重点发展区域――凯尔布尔地区。为了振兴该地区的手工艺品业，生产者和相关机构通过建立农村创意合作社的方式，来提升手工艺系统的运作框架，通过合作运动，不断开放市场，提高生产效率。
一、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业发展现状
凯尔布尔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手工艺品发展的历史，但亟须振兴，其手工艺部门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随着手工艺品业所能带来的收入的减少，从事手工艺品业的人数也逐渐降低，手艺精良的手工艺人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原本就在走发展下坡路的手工艺品业更加雪上加霜，手工艺品质量不断下降，商品雷同现象严重，设计缺乏创意，导致了手工艺品的不断贬值，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手工艺品的产品精髓无法得到最深刻的表达。为了更好地保存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文化，巴基斯坦地区的非政府组织IRC（产业资源中心）、SEEDA（Sindh教育和环境发展协会）和SEWA（发展信托）等机构对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对凯尔布尔地区手工艺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更多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倾向于建立一个类似于泰国的“OTOP”（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对建设手工艺品的推广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凯尔布尔地区发展手工艺品业的资源分析
1.凯尔布尔地区发展手工艺品业的优势因素
政府政策的战略支持是凯尔布尔地区发展的最大优势，在政府的支持下，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品业将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凯尔布尔地区有着丰富的发展手工艺品业的所需原材料，这样的先天优势将有效地降低原材料的成本，提高产品的利润，从而增加从业者的经济收入，提高从业者的从业积极性。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品业的从业者众多，核心劳动力人口达到500人的社区，在家庭或者小作坊内利用传统的工艺技术进行手工艺生产，都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对于建设手工艺品合作社来统一管理、销售的形式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业者众多使得劳动力的成本降低，且劳动力充足，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对凯尔布尔地区手工业的振兴能够实现有效降低成本。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将有效带动该地区非正规教育、职业培训、小额信贷以及建立合作社等相关的活动的发展，这对在巴基斯坦地区推进创意产业的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凯尔布尔地区发展手工艺品业的劣势因素
经济基础薄弱，手工艺者分布相对分散，这导致了该地区手工艺发展的逐步衰落。产品生产缺乏创新性，产品竞争力弱，无法提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无法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从事手工艺品生产的手工艺者的文化素养普遍较低，无法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在以内容为王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动过程中，这无疑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在产品的销售环节，对中介机构和赞助商的依赖程度较高，手工艺者的市场拓展能力较差，市场渠道少，不利于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三、凯尔布尔地区发展手工艺品业的发展建议
一个地区从事该项行业的村民人数，决定了该行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凯尔布尔地区核心劳动力超过500人的地区不在少数，这说明手工艺业在凯尔布尔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然成为了该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得手工艺业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发展巴基斯坦的手工艺品业尤其要注重其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巴基斯坦的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但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巴基斯坦第一家旅游公司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巴基斯坦的旅游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利用，旅游业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外来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但发展仍较为缓慢，旅游产业发展较慢，旅游者多为定居在欧美的巴基斯坦人和海湾国家的游客。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旅游业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在发展的近四十年间，巴基斯坦推出了三种主要旅游类型：探险旅游、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将本国的历史文化、历史遗迹、名胜古迹陆续向市场开放。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巴基斯坦地区的交通状况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公路、铁路乃至航空运输网络逐步建立并完善，实现了景点间更为快速地到达，缩短了游客的出游时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出游条件。在旅游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与旅游业息息相关的旅馆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同档次的旅馆的发展满足了不同层次旅游业的消费需求。2009年3月5日，据巴基斯坦《每日时报》报道，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在日内瓦公布了最新一期旅游竞争力报告显示，在133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巴基斯坦的旅游竞争力排名为第113位，上次排名为111位（共124个国家和地区参评）。报告显示，巴基斯坦2008年旅游业GDP为37.8亿美元，约占整个GDP的2.3%，从业人员约为105.6万，占就业总人口的1.9%。
发展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品业，将有力地推动巴基斯坦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通过政府的支持，鼓励手工艺者参加展览会和交易博览会，不断扩大巴基斯坦手工艺文化的影响力；其次是要注重手工艺业与旅游业的互动性发展，通过旅游带动地区特色手工艺业的发展，加强区域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突出区域的文化遗产、创意资本、地域特征及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再次要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开拓地区市场、国家市场，乃至国际市场；最后要提高手工艺者的社会地位，建立手工艺者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提高其创新发展手工艺品的积极性；注重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在该地区的推广，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加其文化内涵，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巴基斯坦的手工艺品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手工艺品与旅游业的融合性发展是手工艺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凯尔布尔地区的手工艺品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围绕旅游业展开一系列的开发活动，仅仅依靠传统手工艺者的自生自灭式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无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巴基斯坦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手工艺业的经济价值，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引入将引领巴基斯坦手工艺业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杨捷生.伊斯兰伦理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4.
[3]张玉兰.巴基斯坦的宗教问题[J].当代亚太，1998（08）.
篇7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城镇空间形态、历史特征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are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rom qin to opium wa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wn before group space for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induces the towns in the area the history of the space form groups feature, and mining the deep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behi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reveal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 its formation was long time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empire of the policies.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wn, town group space form, characteristic history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李绮云：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广州市番禺区城乡规划编制管理办公室工程师。
当今城市的发展态势，正朝着区域城镇化和城镇区域化的方向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当代中国城镇空间发展群体化的典型地区，其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相对于具体的建筑和单个的城镇空间，城镇群体形态具有更为稳定的结构，是各种非空间要素在历史的进程中积聚、交织并且互相更替而产生的空间反映，时间跨度累积的渐进性是其特性之一。对具有悠久历史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该地区现实及未来问题的探索。
1 城镇的历史演变进程及群体形态特点
1.1城镇历史演变进程
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历史从28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广州开始作为一个城市存在 [1]。从秦汉起，广州就成为中国十大城市之一，长期以来是南方最大的贸易港。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地区却城镇凋零，主要的城市只有作为次级的行政中心和贸易中心的肇庆和惠州。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域的细分，小城镇出现并逐步增加，但是比起中原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仍可说是十分荒芜（图1）。
图1 珠江三角洲唐代城镇分布[2]
资料来源：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整理
明清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繁盛期。民间的海上贸易兴起，而珠江三角洲又是外贸兴盛的地区，因此，大量沿海港口贸易市镇兴起,其数量远远大于中国其它地区（表1）。另外商业活动的兴旺以及手工业的兴起也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工商业城镇和墟市的发展。据统计，明嘉靖年间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共有106个[3]，此后，其数量还一直在不断地增加。
表1 清前期我国沿海港口贸易市镇统计
地区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苏 北方
市镇数 67 20 15 22 8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4]
图2 清代珠江三角洲城镇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5]整理
1.2 城镇群体空间关系从弱联系到统一整体的演变
元以前的城镇，层次简单，只有城和镇两种类型。而这些城镇也仅为商品交换地，相互之间联系弱，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构不成等级关系，也没有性质和规模方面的从属关系。从城乡关系上看，尚处于一种弱联系的二元状态，城乡间因消费需求而发生的联系与全国性、世界性的物资调配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这是一个区内弱联系的城镇网络，但区域与区外全国性、世界性的开发联系却十分强烈，从而形成了城市无不繁荣，乡村却难觅繁华的景观。
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城镇的联系网络纵横交错，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起到了全国经济网络中心的组织作用。商品经济使得城乡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密切程度，城市与乡村被统一在一个整体的经济循环体系中，除了广泛的城镇之间的分工，还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分工协作。城乡人员的流动也相对自由。可以说，珠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区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大城市与市镇构成区域经济的立体网络，城乡之间逐渐结成区域性的整体。
1.3高首位度的城镇规模分布特点
清代末期，以前，是封建主义时期中国城镇体系最完整的时候，以之为代表，可以分析在传统社会经济条件下城镇发育成熟的规模分布规律。
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对1843年中国十几个区域的人口为1000以上的中心地的等级与规模关系做了分析。这里摘录其中有不同特色的的四个区域进行比较：华北、长江下游、云贵和岭南（图7）。
图7 清代中国四个地区的城镇规模分布分析图
资料来源：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晚期的城市》[7]
在规模分布分析图上，大城市显示斜率大的分布的区域，表明人口高度集中在区域最大中心地，相反的，斜率小的分布的区域，表明该区没有一个统领全区的中心，是相对分散的中心地体系。从图可见，有两个鲜明的首位例证，就是岭南和华北。它们也是施坚雅分析的所有区域中仅有的两个首位例证。如果把最大城市的人口同次于它的九个最大城市的人口的总和之比作为首位指数，那么岭南广州的指数为1．02，首都北京在华北的指数也只为0．86[7]。岭南七个最大的城市，有五个属于珠江三角洲，可见，珠江三角洲的五大城市首位度应该比岭南更高。这说明，珠江三角洲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里，尤其是高度集中在广州；古代广州在珠江三角洲中取得远远超越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地位。
2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空间形态形成的主要成因分析
2.1 外向型商品经济是导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强首位度空间规模分布的主要因素。
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市，具体表现在：
（1）广州是中国开港最早的港市。广州同南洋诸国的贸易，起码开始于公元前220年以前，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了。
（2）广州是千年以来中国唯一一个一直持续兴旺不衰的港市。唐、宋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额已逐渐居国内各港之首，并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北宋年间，广州一港关税收入要占全国的九成。明代和清代，广州都有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并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在2000年的历史中，广州居于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只有两次被其它港市取代过[3]。第一次是南宋到元约一百年，由于南宋迁都杭州，给泉州港带来繁荣，而超过了广州。元末后，泉州逐步衰落。第二次是后，上海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广州这种外贸港市的地位使其获得了极高的首位度。从表面看来，首位表明过份集中，意味着地区服务特别集中，或主要城市起了一种超出它的地区腹地的作用。首位分布的形成都和某一方面规模门槛相联系。如作为一个国家中心的帝国首都北京，1843年为止在地区中所占的首位，在民政和军政方面对整个帝国来说它起到中心职能的作用。它的影响腹地是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华北。
而地区城市体系的首位分布特点，很多同地区对外贸易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地区的最大城市异乎寻常地大的时候，它们那种过分的集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于相对地进行大量地区对外贸易”(施坚雅) [7]。广州可以说是这个论点的典型例证。差不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广州，其所起的影响作用远超出了岭南地区。因而就该地区的城市体系而言，它的人口和集中程度相应地是过高的。
2.2 封建中国的政策因素和广州的地理因素是广州能够长期保持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并长时间获得对外贸易垄断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
1.广州能取得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首先是由帝国的对外政策决定的。封建中国一直以来都以泱泱大国自居，认为天朝地大物博，对外向性的商业交流并不积极。到了明清两代，由于倭寇侵扰和清政府防止郑成功的反攻，前后实行了三百年的海禁。当时的珠江三角洲是作为中国的边缘地而存在的,虽然在政权上归属中央帝国，但在其它方面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正是因为广州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军事地位较低，因此得以作为唯一的对外窗口继续发展。可以说，广州成为垄断性外贸港口，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影响是大于经济因素的。
2. 广州所处区位有利于对外贸易。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只能依靠海运，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海运航线是经南海到印度洋。广州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
3. 港口和航道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从唐代地图可以看出，在古中国，广州就位于珠江口（图1），既是河口港，也是海口港。广州港及其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建港以来，无论是内港还是外港，都没有发生过淤港或者航线改道的情况。相反的，有的港市，如泉州，淤港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4. 具备方便的交通条件。广州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综合型的交通枢纽。对内，可以以珠江为纽带，连接包括广东省以及湘、桂、赣和云、贵、川各省区部分地区的辽阔腹地；对外，以南海作走廊，直通欧、亚、非三大洲。除了海河联运外，广州还可以在沿海同内陆之间实行水陆联运。这使得其它非综合型的港口货物也逐步转至广州港。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种优势，无论是在以前还是今后。但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心从南海、印度洋方向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以及原有政治影响因素的消失，珠江三角洲外贸的垄断地位将较难再现。这也是现在长三角竞争力日益增强的原因。
2.3 官贸性质的商品经济是广州未能带动珠三角发展的原因。
根据核心边缘理论，一个强大的核心会对周围产生扩散影响，为什么广州这个核心在明之前并没有带动珠三角发展，明后，珠三角的城镇群又依靠什么发展起来呢？
这种状况的产生也与外向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经济在当时帝国政策的影响下分为两种：官贸性质的与民间性质的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给珠三角城镇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状态。
封建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古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中央政权服务的。当时的物资交流，从地域上看，是以南北走向，连接到区域之外的交流最为发达；从形式来看，主要是官贸形式的物质交流；从交流品来看，官坊产品和官贵享受的奢侈品居多，如唐时，国外输入商品主要是“番药、珍宝”等[6]。这就使得外贸城市广州主要只是作为一个物资的中转港口而存在，有的只是跨越本区域的外向性联系。因此，它并不能像其它区域的大城市一样，对区域经济产生大的扩散影响。
然而，历史后期，民间产品贸易的比重慢慢增多。明以后，封建王朝的政策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农业渐行田赋折银，手工业方面逐渐以银代役和废除匠役，商业上逐步放松了对商人私营的禁忌，从而开始较有意识地将整个经济社会推到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这使得私营手工业、私营海内外贸易以及商品性农业都得到显著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6]。而广东正是上述政策的发轫地，庞大的商帮集团迅速兴起。北向输出的“广货”数量已经大于南下的商品量。在对外贸易方面，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市舶”繁于“官舶”[4]，民间私人广泛卷入贸易活动使得交易数量数十百倍增长。从交流品上看，输出以民间的手工业产品为多，输入虽仍多奢侈品，但民间需用商品的比重已经大为增多。
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逐渐取代了中古时期的封建国家经济杠杆，商品经济对地区的影响开始显著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同时，无论生产还是市场，地域分工的差异都十分明显。手工业生产及市场的专业分工导致了次级中心地的出现。中心地理论认为，与低级中心相比，高级中心供应较为专门化的商品，因而有着更为广阔的最大腹地。商业中心地的腹地范围与供应商的需求极限有关。因此，大城市对应的是对外贸易，中等城市对应本省的贸易，小城镇对应的是本县的贸易。明之前，只有广州一个大商业城市的情况，说明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内贸易的贫乏。而明后，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本地区专业分工的发展，才促进了面对本区域的贸易和中心地的产生。珠三角的四大商业重镇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可见，官贸的对外贸易带动的是一个城市的繁荣，而民间对外贸易就带动了区域的发展。这使得明清时该区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其它的地方要高，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中城市中。
3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中国其它的城镇密集区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发展历史具有其独有的地方特色。经济要素是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城镇群体形态最直接的因素，区位、帝国政策等要素，都是通过对经济的影响而最终反映到区域城镇群体空间形态上。与中国其它区域不同，这个区域的城镇的行政等级与其经济等级并不完全相称。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影响因素。
注释：
[1] 蔡人群主编.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
篇8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研究；起源
一、概论
按照Schlieper的观点，这里职业教育学应理解为“职业教育的科学”这一大概念(Schlieper，1963)，即其涵盖经济教育学、技术教育学、农业教育学等领域。职业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就人们在获取就业和生存的资格与能力并使其在社会公众生活中采取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任的态度的过程之前提与条件、目标、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子科学(Lipsmeier，1978)。职业教育研究的是“对完成组织化的工作过程有意义的专业资格以及人格的与社会的态度和定向之获取的条件、过程和结果” (Senatskommission，1990)。
根据对职业教育过程中关于“职业”结构的传承力(Tragfaehigkeit)的最新讨论(Lipsmeier与 Rauner的论争，1998)，必须将其严格地定义为：“能力本位的工作过程”。
如果人们要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和一个同样严格的研究概念(按照Beck的观点，是生成“基于真理要求的经验上可测量的”陈述，Beck，2003)，就要对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进行简要深入地分析。而要恰当地正确估计职业教育在其理论反思和理论导出特征方面的社会化建构过程的价值，就要以一个广义的研究概念为基础。这一概念涉及重要和透明的范畴、原理和前提的建立等已有知识的系统化、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反思、经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应用恰当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的完形(Vervollstaendigung)与扩展以及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反思性处理，总之要在考虑有效性的情况下确保结果的客观性与可测量性原则(Senatskommis- sion，1990；Rosenthal，1977)。
尽管对“研究”的理解相当开放，但从研究的观点来看，许多职业教育学的著作和文献，例如程序化的设计(如1969年德国教育审议会Deutscher Bildungsrat的学徒建议)、教育政策或教育理论的方案 (如1901年凯兴斯泰纳的应征论文)以及实践(praxeologisch)开发成果(如1907-1911年普鲁士教学计划的颁布)，都不会被视作研究。这些有着重大作用的历史文献可以被研究(如诞生史或作用史)，但不是研究的结果(Kell，1999)。
这里提到的起源，研究的广义概念要求追溯职业培训的历史，而不能只从1900年随着职业学校教师培养的学术化(首先是经济教育学的教师)形成的科学的职业教育学的建立算起，也不能只从1969年《联邦职业教育法》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官方决定算起(原《联邦职业教育法》第60-72条)。为此，正如 Dobischat／Duesseldorf(2002)所说的那样，对按照机构分类的研究的描述，特别是对职业教育学以外的，亦即以其他学科和多学科的方式进行的职业教育研究(如van Buer／Kell／Wittmann，2001；Senatskom- mission，1990)，应有一个界定。尽管如此，考虑职业教育与社会背景的联系，这里所提及的职业教育研究的起源跨越了传统的科学分工以及基于此而对职业教育学的诠释。
职业教育，或者简要地说对社会所需工作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自古以来其主要目标就是才能 (Tuechtigkeit)和应用(Nuetzlichkeit)。但大约首先是在传授手工技能的培训过程被简化(reduzieren)后，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社会存在的观点，而是追随由此产生的社会目标。手工业界，这一数百年来在职业教育措施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主办者强调，至少自中世纪行会职业教育开始，对职业教育就有一个深入的教育学理解：学徒培养不能只将学徒引入行会的工作世界，而且还要引入其生活世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还承担着社会的和教养的任务。手工艺领域里的学徒漫游以及商业领域里的国外培训，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Bruchhaeuser，1989)。
行会作为一个跨职业利益与就业利益的社会机构，不会只把培训任务局限于后备力量的培养，以补充因社会运转(Betriebsamkeit)而空出的工作岗位，而必须在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背景下对这些工作岗位进行符合逻辑地观察。
二、早期(前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自中世纪早期开始，倘若存在相应的教育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会有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行会在重商主义政治的框架内更多地与国家(Staatsraison)发生紧密联系时，早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家学和法律学只着眼于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困难(Stratmann，1967)。手工业律师Adrian Beier是第一个按照教育学观点从事研究的人，$tratmann在职业教育学的讨论中提到他 (Stratmann，1967；Stratmann，1993；Beier，1683)。
属于早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即首批系统的、具有比较强烈描述定向的学者有：Amman(1568)， Sachs(1568)，Garzoni(1585，1641)，Weigel(1698)和 Marperger(1704)。还有前工业化时期商务类学校的创立者Paul Jakob Marperger(1656-1730)及其1723年发表的论文，Johann Gott_fried Gross(1703—1768)及其论著(1739)，他们在商业职业教育其他一些学习地点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Bruch- haeuser，1989)。Ortloff在1799年发表的论文也属于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
这同样适用于自中世纪以来行会的许多分析以及关于帝国手工艺条例(1869-1871)和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建构”，直至1972年的职业教育基础年折算条例，一方面涉及不断磋商着且从未最终解决的国家标准政策和教学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职业“亲缘”(Verwandtschaft)关系(Stratmann， 1967)。这里只列举了一些重要的驿站(Station)。
Kell强调，对人类工作及对工作准备的“后思考”(Nachdenken)，也就是“研究”的“前形式”植根于对工作问题的观察——“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传统关联的行动去解决，就需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亦即对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开发”(Kell，1999)。这些策略可被称为格式化策略(Formalisierungsstrate- Sie：Bruchhaeuser，1989；Amold／Lipsmeier／Ott，1998； Sprenger，2000)。Kell进一步指出，合理化策略的开发和应用“在欧洲通过宣言(Aufklaerung)获得了新机遇”(Kell，1999)。
早期职业教育研究的成果体现在：职业教育走出了行会的“峡谷”，走向了社会需求的道路，为此相应的客观的和可测量的陈述(结果)与“理论”(普适化)构成了必要的尽管还不充分的前提。无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是一个大的计划。
三、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伴随始于1750年的工业化，欧洲大陆则是在19世纪开始，经济真正走上工业化轨道(Blankertz， 1969)，职业培训过程也获得新发展。处于萧条之中的大量的手工业职业培训，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予以补偿和扩充。根据1816年颁布的《手工艺法》，学徒到相应学校学习的规定得以确保 (《库尔黑森手工业条例》第63条)，后通过1869- 1871年的《手工艺条例》更为稳定，并通过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得到最终保障。国家通过在经济政策中的手工业自由(Gewerbefreiheit)措施，在1808年构建了(职业教育的)框架条件(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自1851年开始的世界博览会(伦敦，许多国家参展，始于伦敦1756年举办的手工艺与艺术博览会)带来了更多的信息，“面向工业的教育”(Erziehung zur lndustrie)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那些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民众有能力将现代技术与工业、与国家生活融人一体(nscher， 1972)。这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紧迫的任务。1766年开始，声望极高的哥廷根科学院与手工业职业培训联手，在对手工业问题有奖征集答案时引发了“一场科学论争”(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 Kunth(1757—1829)、Beuth(1781—1853，“普鲁士促进手-T．)lk发展协会”主要创始人)、Nebenius(1785— 1857)、List (1781—1848) 和Freiherr vom Stein (1757-1831)决定推动手工业经营者参加国家和社会的改革。这意味着，教育问题已处于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中心位置(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94)。在一系列的计划文件和调查(研究)中，通过比较，职业教育的“双元化”，即通过学校形式的教育对企业培训予以补充的必要性(学校化过程，Kell，1999)成为(研究)主题(例如，Diesterweg，1817；Hermann， 1826；Finckh，1829；Koehler，1830；Nebenius，1833； Trefzer，1833；Preusker，1830；Ammermueller，1837； Dilthey，1839；Schoedler，1847。 涉及这一主题的后续研究者有：Lipsmeier，1971；stratmann，1967； Thyssen，1954)。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实际情况表明：不仅传统的策略，即通过学校形式(主要是通用学习内容)对手工业实践进行的补充，而且国家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即曾经导致时代错误(anachro- nisch)的措施如艺术手工艺学校的建立，和国家中产阶级政策如1897年的《手工业保护法》的出台 (Blankertz，1969；Lipsmeier，1971)，都既未能缓解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压力，也未能解决伴随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新的原动力——“职业教育研究”出现了(Bucher，1877：Schmoller，1903)。这是由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ruer Socialpolitik)的评估与报告首先提出的，并对此发挥了促进作用(见Bd．10，1875；Bd． 15，1879；Bde 62-70，1895—1897；Blankertz，1969)。
经过广泛的讨论，这些意愿不仅加快了致力于企业职业教育的系统化的努力(Jost，1982；Rinneberg，1985)，加快了致力于从进修学校到职业学校的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标准化(Profilimng)的努力(集聚化运动，由Ruecklin、Pache、Seharf发起，见Monsheimer，1956；Lipsmeier，1978；Blankertz，1969)——但这些仅仅只是置于作计划的桌面并未被视作研究予以分类，而且加快了致力于向这些教育机构提供教育理论及获取社会政策保障的努力。这在所谓“侧门命题”(Pfortenthese)的职业教育理论中得以凸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 Spranger和Fischer(Mueller，1967)。由此奠定的基础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课程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学校教学车间的建立、公民教育课的引入)，但从科学观点来看(将其视作研究)还是存在问题(Blanke~z， 1969)。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观点被广泛宣传之后，西门子和巴沙克(Barschak)公司却陷入意识形态的疑问之中，因为其与职业现实仍有差距。但从满足职业教育学的科学要求方面，这一时期做了很好的前期工作(Greinert，1975；Muellges，1967)。
强调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尽管凯兴斯泰纳教育理论的尝试最后失败，但通过教育理论的创新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和解”。2ielinski却认为，这是职业学校“悲剧的根源”(Klinski，1963)。
职业教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大约是从1900年开始的，毫无疑问，那还是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可以确定有6个方面的结果和发展：
——商务类教师的培养(自1900年始，见Pleiss， 1963)和技术类教师的培养(自1834年始，其间多次中断，从1960年起所有培养地点实现统一，见 Lipsmeier，2003)均转移到科学型大学进行，其相应的参照学科逐步实现科学化；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发展，1920年帝国学校大会的决议(Lipsmeier，1970)最终且严格地确立了至今仍适用的职业学校教育任务的核心内容，积极的研究和开发行动实现了学校在组织、课程和教学论与方法论方面的稳定(Thyssen，1954；Sratmann／ Schloesser，1990)；
——各类具有极大不同的职业学校教师协会的建立，并自1990年起对其成员提出了专业化要求 (Baar，1923)；
——自1886年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符合科学要求的职业教育学杂志(Gruener，1974)；
——较早地对职业教育信息的分类和结构化进行探索，并将其建立在可靠的(二次)统计调查及系统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Simon，1902；Pache， 1896-1905；德意志帝国统计，1987、1909)；
——首次出现基本满足科学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代感且考虑全面的著作——“进修学校学”，对法律、组织、教学论和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描述(Siercks，1908；Sehlling，1909；Mehner，1912)，关于学徒培养的论文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Jauch，1911)。
1908年建立的“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 (Deutscher Ausschuss ruer technisches Schulwesen——DATSch)通过其“论文与报告”(1910，参见 Herker，2003)以及1925年工业界成立的“德国技术劳动学校研究所”(Deutsches lnstitut fuer Technis— che Arbeitsschulung——DIFTA)对职业教育的反思、分析和实施的科学化给予了强烈的推动。这是心理技术(Psychoteehnik)对职业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Erismann／Moers，1922)，主要对职业适应性 (Berufseignung)以及从业者体力的和心理的要求方面进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有Wundt、Stem、Ruttmann和Muensterberg。这一时期也正是泰勒分工作为科学的企业运行(方案)的时期，结果思维型的工人包括工业培训过程的显著成果被忽视了(Lipsmeier， 2003)。所有这些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对自1925年开始的工业类教育职业(Lehrberuf)的职业条例政策产生影响。这里不准备对Dobischat／Duesseldorf 所代表的被视为德国现代职业教育研究的机构化、内容拓展和形式化(Formierung)的起始情况赘述(Dobisehaff Duesseldorf，2000)，因为这些机构的开发工作比研究要多得多。只在一些出版物，如《技术教育》杂志里可以找到相关的研究。此外，还可注意到，1920年起所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对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是一个大的促进，例如Zieger(1916)和 Kuehe(1923)编著的手册、帝国工作介绍与失业保险署的“职业手册”(1930)以及帝国劳动管理机构的“职业咨询手册”(1925)，还有1928年的“基本问题”和Dehen关于工业学校(1928)的专著等。
纳粹时期的一些深入的而且与许多具体成果相关的职业教育学的思考与行动，从职业教育研究分类来说，还不能表明其正确性，其原因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因其是“敌视”经验的。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也可予以证实(Seuben，1977；Kipp／ MillerKipp，1990)。Kell依据职业教育的研究主题，将纳粹时期职业教育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分类，对将其作为研究进行的分层产生很大疑虑——“政治目标、主观理论与系统化的、积聚的经验知识对劳动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Kell，1999)。
四、后工业化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
标准与经验不仅在纳粹时期是典型问题，而且贯穿在战后关于职业教育学(Lipsmeier，1972；Abel与 Blankertz的论争)和经济教育学(Peege，1967)的科学理论的论争之中，并至少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末。正如被多次所诊断的那样，其结果：一是这一学科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其相应的研究也是抽象推理定向的(例如，Lemper，1970；Sloan/Twardy/Buschfeld， 2004)，二是在内容方面相对贫乏的职业教育研究，主要是经验定向的单一研究(例如，Abel，1957；Lemperff Ebel，1965；Heid，1966；Jungk，1968；Baethge，1970)。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下属的审议委员会的评价也有这一估计，如“在自我开发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研究’在60年代才被考虑。它成长于一个过程之中，在这过程中具有范式意义的单个研究凸现了其历史作用的标记”(Senatskommission，1990)。
直至那时，研究更多呈现出“特殊的、有选择的和主题化的初期开发”的特点(Dobischa/Duessel- doff，2002；参见：Rosenthal，1977)。
从研究角度看，在1969年职业教育政策的论争中，这一缺失情况显得更加清晰：针对德国教育审议会(Deutscher Bildungsrat)在其学徒培养建议书 (Lehrlingsempfehlung，1970)中提出的要求与对缺失的批评，雇主组织以这只是个别情况为由进行反击 (Bundsvereinicgung，1969)，并认为学徒培养的状况是无法用经验性的调查来把握的。日后，Lutz和 Winterhager(1970)、德国青年研究所(Deutsces Jugendinstitut)在1973—1974年(Crusius；raatz；Daviter； Epskamp)的研究，以及1972年出版的其他一些论文 (如Heinen／Welbers／Windszus、Diekershofe/Kliemt/Die kershofe)，才使这一研究获得成功(Lipsmeier：论争的关联与证明，1978)。
除了从经济教育学的典型实验对企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方法进行开发与研究以外 (Schmidt-Hackenberg，1989)，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职业学校领域奠定了良好的职业教育研究基础，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研究重心的推移(以下列举一些题目)。
——青年工作者的培养：Abel／Doering，1961； Hardt，1965；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74；Hoehn，1974； Schweikert-~，1975；Muench等，1979；Epping等，1980；
——职业教育(第二条)途径：Belser，1960； Kahlert，1965；Heid，1966；Jungk，1968；Storch，1974；
——全日制职业学校：Gruener，1967、1968； Reisse，1977；Alex，1982；Kaiser，2000；
——职业基础教育年：Muench等，1973；Bunk等， 1974；Holz等，1974；Bunk／Zedler，1976；Muench等． 1976；下萨克森州文化部，1976；Gerds／Glaser，1978； Erbe／Hoppe，1983；Hoehn，1983；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Blankenz， 197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教部长，1972；德国教育审议会，1974；Fucke，1976；Pischon等，1977；德国联邦教育与科学部，1980；Boianowski，1982；Kell等， 1989；
——课程研究／课程开发：Zabeck／Doerr／StiehI， 1973；Boehm等，1974；Strarmann，1975；Roemer，1975； Achtenhagen，1975；HogeJKaiser~eisse，1978；Pampus／ Benner，1988；
——学习地点合作：Muench等，1981；Paetzold， 1990；Dehbostel等，1996； 工作小组／Euler，1988； Paetzold／Walden，1999；Euler，2004。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伴随着自60年代开始的自动化与人本性的论争，这一时期基于社会科学的职业教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Kirchner， 1973；Feuerstein，1978；Mertens，1982；Dostal，2002)，但基于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教育研究的状况在总体上还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如此，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首次提出了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标准：
——开发了各类专业术语并以专业词汇 (Wefelmeyer／Wefelmeyer，1959；Schliper／Baumgardt／ Stratenwerth，1964；Eiehberg／Schulz，1968；Greener／ Kahl／Georg，197“Herderbuecherei，1973；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1977)和手册(Blaettner等，1960； Loebner等，1963；Amold／Lipsmeier，1995；Lauterbach等，1995-2005；Kaiser／Paetzold，1999；Euler，2004)的形式予以诠释；
——职业教育学和经济教育学的杂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通过新杂志的创刊(如《职业教育的科学与实践》，Berufsbildung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1972)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准；
——职业教育的数据(例如，自1974年才有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基础数据”、自1973年起才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颁布“国家承认的教育职业目录”、自1977年起才根据1976年颁布的《教育位置促进法》的第5条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和职业教育学与经济教育学的科学理论论争(Lipsmeier，1972)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的标准还较欠缺。
标准的建立，特别是1991年“职业教育研究网工作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Berufsbildungsforschungsnetz)的建立(Czycholl，1993)，使得“职业教育学与经济教育学”在“德国教育科学协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中成为一股活跃的力量，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五、自1969年以来的职业教育研究的定位、机构化和多元化
一个一致的看法是，通过1971年建立的联邦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不仅对职业科学定向，而且对以职业教育学为重点的职业教育研究是一个新的激励，这从1966年Blankertz等人进行的评估中可得以佐证(Blankertz／ Claesses／Edding，1966；Hegelheimer，1969)。由于“机构化的职业教育研究在法律框架内未被窄化为确定的领域和问题”，因而关注“更多的是要使在职业教育事业中着手进行的研究被纳入研究计划的优先权”的问题(Rosenthal，1977)。
自那时开始，对优先权标准的探询就贯穿于机构化的职业教育研究的始终。
《职业教育法》(第60条第2段第2句)关于优先权的规定着重其普适性，故在此没有太大作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主管委员会不得不早就着手采取多次协商的办法来解决。1973年，主管委员会提出了“研究政策准则”(Forschunspolitischer Grundsatz)方案，Raddatz在对其后续的修订中认为，所拟定的重点“实际上并非如此”(Raddatz，1995)。随后，主管委员会确定了4个研究重点(1979)，但这只是一个“规定框架”，并非一个优先权列表。不同时期关于优先权的论争都没有结果。Raddatz指出，主要原因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分歧(Raddatz，1995)。对两者具有同样的机会而进行补充咨询后，Raddatz确信，主管委员会对“研究规划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兴趣不大(Raddatz， 1995)。1989年，Raddatz对咨询的评论是：“注意，讨论表明，‘职业教育研究要从纯粹的相互并列的单个研究项目发展成为系统’，实际情况表明，主管委员会主席对首次进行的关于研究政策基本准则的论争得出了这样一个积极的印象。”(Raddatz，1995)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评估委员会在1986年的报告中，为在研究计划中体现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适度性，也负责任地提出在研究问题中已广泛应用的协调性原则(Konsensprinzip，1987)。在这一报告的咨询部分，主管委员会认为，关于研究的重点和长远视点的陈述不属于研究计划范畴，相关的决议关于优先权的前提是：只有当其超越职业教育研究总框架的分支部分或者超越研究计划所确定的主题范围的总和，才具有(优先)意义。
尽管主管委员会的决定完全正确，并考虑了对研究重点或优先权建构(Prioritaetenbildung)标准的寻求，尽管联邦政府还心存疑虑，却仍然决定在这一领域遵循协调性原则，因为它将促进“所需要的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研究”(联邦教育与科学部，1987)，而研究所所长的看法与此却不大一致(Puetz，200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希望能借助Delph方法来确定研究计划的结构及其优先权。尽管成功地获得了大量研究建议并将其归类为7个所谓的“研究走廊”，尽管在2003年研究计划的遴选中还成功地应用了这一原则(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2003)，但Delph方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这里所要求的协调并未实现(Brosi／Krekel／Ulrich， 2002)，至少优先权的构建并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雇主协会与雇员协会对研究主题的建议存在很大的分歧，其结果由于相互的这一成见而导致许多重要的内容被取消(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2003)。对这两个利益集团来说，要按照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GB)的要求求得统一，就必须使“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的继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决策基础”(德国工会联合会，2003)。
毫无疑问，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职业类的学校领域里开展的典型实验以及70年代末期以来在学校外的职业教育领域里开展的经济类职业教育的典型实验(Wirtschaftsmodellversuche， Alex，1996)，“通过有规律的事先安排好的科学伴随给大学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以强烈的推动”(Sen atskommission，1990)。
还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职业教育学的伴随研究出现了所谓“双重腐蚀现象”：其一，这一研究被大量转移至高校外机构(Lipsmeier，1989)；其二，伴随研究的经费被大量削减。尽管近年来，对伴随研究的科学成果提出了批评(Rauner，2002；Tramm／ Reinisch，2003)，但通过对德国研究联合会(DFG) 1994至2000年间开展的“商务领域职前教育的教与学过程”的重点研究计划的对比表明(Dubs，2001； Beck，2003)，典型实验的伴随研究在近30年来对职业教育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Nickolaus， 2003；Euler，2003)。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下属的“职业教育研究审议会”(Senatskommission r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 der DFG)强调“典型实验和伴随研究的必要性”(Senatskommission，1990)。此外，尽管针对“缺失”不乏颇有见地的批评，但这一观点对德国研究联合会在备忘录中对职业教育研究特征的确立产生了极大影响(Arnold，1992)。
从职业教育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研究中，其“研究理论基础”需要首先确定标准(Arnold，1992；Beck， 1995；SloanetTwardy／Buschfeld，2004)。Beck认为，有“作为人类学问题的人性图像”(Menschenbild als Frage der Anthrologie)范畴和“作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社会图像” (Gesellschaftsbild als Frage der Sozial- philosophie)范畴(Beck，1995)。Lempert早在1974年对利益集团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定位的分析中，就将这两个范畴作为其思想基础(Lempert，1974)。无疑，还应例入标准的是职业教育学的重心，即“工作与技术的设计”(Gestaltung der Arbeit und Technik)。这是技术与教育研究所(1TB)的一个研究重点(Kmeger等，1986；Alheit等，1990；Rauner，1995)以及“社会歧视的减少”(Abbau sozialer Benachteiligung，Lempert，1974）。
在这一背景下，—些学者认为，“工作与学习”的主题特别适合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优先权建构范围。工作与学习是“社会再生产与转变的中心过程”(Lempert， 1974)。对“工作与学习”进行稳定分析的范畴性框架建筑在“解放的观点”之上(Lempert，1974)，也就是“民主的职业教育研究”(Lempert，1974)。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工作与学习”的研究在设置标准范畴中的重要性(Kell／Lipsmeier，1980；Senatskommission．1980；Rau ner，1995；Lipsmeier，1997；Heid，2002；Dobischaft／ Duesseldorf，2002)。对“工作与学习”这一主题所具有的研究特征的作用问题，对企业继续教育研究工作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ruer Betribliche Weiterbil— dungs-forschung)的研究计划——这里指工作过程中个体能力开发的观点(企业继续教育研究工作协会，2001、2002)，以及对技术与教育研究所的工作过程研究——这里凝聚为工作设计的观点(Pahl／Rauner／ Spoettl，2000；Fischer等，2001)，可能还存有异议。
篇9
[关键词] 漓江流域 旅游产业链 工业
一、漓江流域的工业产业现状
工业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其在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在客观上促进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助于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广西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基础产业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涌现出有色金属采选冶炼、汽车、机械、制药、建材、制糖、化工、电力、食品等为主导的一批优势产业产品。而在漓江流域范围内的桂林、梧州、贺州三市，其工业总量规模并不突出，工业在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也都要低于全国,以及全区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直至2005年才有所改变(详见表）。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年鉴2002年～2006年
另据统计,2006年漓江流域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销售产值2498.5亿元,比上年增长26.4%，其中的轻工业完成增加值292.4亿元，增长25.8%，而重工业完成增加值542.5亿元，增长率为21.3%。此外在创造利税方面，规模以上工业2006年实现利税总额293.6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全年实现利润总额135亿元，增长11.3%，双双创下了历史最好水平。以上数据表明，“十五”期间一系列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漓江流域工业总体效益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与其他工业发达地区相比，整体规模偏小，优势不够突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业构成方面，虽然漓江流域的工业体系所包含的行业门类众多，几乎覆盖了整个工业部门，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电力热力生产供应、农副食品加工、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仍占主导地位，以2006年为例，仅这六大行业就完成工业增加值480.8亿元，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14.4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了60%。
二、漓江流域各市的工业产业结构
受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历史基础等多方因素作用，漓江流域各市的工业产业及产品构成存在着明显差异。
桂林是一座基础较好的新兴工业城市，其工业体系以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食品饮料及电子机电产品为主要支撑，已经形成了产品结构较为合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涌现了以燕京啤酒（桂林漓泉）、三金药业、天和药业、电力电容器总厂、国际电线电缆集团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工业生产企业。同时，在桂林所辖的县域经济部分，兴安的电力、水泥及酒业生产，资源的水电能源、化工、冶炼，龙胜的水电能源及滑石生产，荔浦的木业加工，还有永福的酿酒及药品保健品生产和全州的电力、冶炼、酒业生产，也都各具特色及优势，是地区的支柱性工业。
梧州是广西最早的工业策源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拥有轻工、纺织、机电、船舶、化工、食品、医药、皮塑等多个行业，其中的日用化工和食品工业更是名闻中外。梧州生产的豆浆晶、龟苓膏、蛋白肠衣、铅笔、锻压设备、工业锅炉等在广西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华牌电池、田七牙膏、冰泉牌豆浆晶等品牌的产品畅销国内外。在林产、林化工业方面，除了传统的木材生产加工，依托丰富的松脂资源，梧州的松香产业年产量已超过10万吨，是全国四大松香生产基地之一。另外，梧州的人造宝石加工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十分迅猛，到2002年，梧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人造宝石加工基地，宝石加工网点遍布全市城乡， 其产量占到了全世界产量的50%。
贺州则是凭借区位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加工型的特色工业，初步形成了电力、林化、造纸、制药、电器材料、冶炼、建材、农产品加工为主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其辖区内的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西区内惟一拥有独立电网的上市公司，在保证贺州市基本用电的同时还输往广东省部分县区，是“西电东送”的通道和重要基地。另外，贺州的松香加工、造纸产业的发展也较为突出，在地区工业GDP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各市的具体产业布局方面，除了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及特色工业园区的建设，各地对县域工业的发展日益重视，
通过市区工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对原有的市区工业中心进行调整的同时,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在桂林,通过采用“一区多园,滚动开发”的模式,以国家级的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基础,又开发了以机械制造、汽车配件、精细轻工产业为主的铁山工业园和以化工、建材和特色农副产品产业为主的苏桥工业园,以及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秧塘工业园。通过同样的产业布局调整,梧州的旺甫工业区,以及贺州的旺高工业区、信都工业区和平桂西湾工业基地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工业发展较之前有了极大的进步。
三、漓江流域旅游产业链中的工业
传统工业的职能是生产既定的产品，而生产过程、生产活动和与之相关的文化都是为生产而设定的，而工业与旅游的结合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或是作为提供相关产品设备的支持产业，或是作为旅游产品的一部分，直接构成对旅游者的吸引。
首先，作为支持产业，工业系统为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和安全卫生提供各种设备和旅游商品，从而成为旅游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能促进相关轻纺和手工业的发展和创新。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桂林的珠宝首饰和美术陶瓷业围绕着特色工艺品的生产制作和销售，曾一度十分红火，这些企业因产品具有的独特艺术特征，被作为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进行开发，所形成的旅游商品生产体系也就成为了旅游工业的重要构成。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往单纯的购买旅游商品已无法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旅游需求，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被某些特殊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及其相关的系列活动所吸引，因而也就出现了将这一系列生产活动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来进行开发而所形成的工业旅游产品，而这也是旅游工业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按产品开发方式的不同，工业旅游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景观型产品，主要是水库、水电站等，其特殊的行业性质决定了企业在选址时对地形地貌的特殊要求，而同时企业又与衍生的风景合为一体，风景景观在整个工业旅游产品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究这类企业特有的水轮机、变压器、发电机组和中央控制室，气势磅礴的铁塔和输电线路以及雄伟的钢筋混凝土重力坝等工业建筑，还可以回归自然，享受独特的自然风光，例如桂林的青狮潭水库、全州天湖等。二是民族文化型产品。这类企业或是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传奇的配方或商标故事，或是作为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企业，代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化水平，具有历史的因素和民族的情结。其旅游活动主要定位于展示企业发展进程中丰富的传统工艺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景观，注重活动的参与性，也带动了人们对企业产品的关注，例如桂林的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梧州松脂股份有限公司等。三是企业成长型产品。作为新兴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而更重要的是其先进科学的管理模式，同时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消费品，让消费者亲眼目睹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感受企业先进的管理水平和科学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比广告更为形象的宣传方式。开展这类企业的工业旅游，就其内容而言，应在生产过程、厂区厂貌参观的基础上，增加企业产品的展示和创建公益性较强的行业科普景点，例如桂林的漓泉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的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四是综合型产品，主要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园区内不仅聚积了大量国内外的优秀企业，加上园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配套设施，便利的交通道路，为旅游开发提供了综合优势，其代表为桂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铁山工业园区等。
参考文献:
[1]骆方金:桂林市工业所有制及部门结构探析[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2001,4.
[2]覃必元:梧州市主导工业产业的选择与培育[J].广西社会科学,1997,2.
篇10
关键词:山西;晋商文化;传统商业建筑
Abstract:Some 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s still exist in Shanxi province are discussed. Based on explan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merchant culture, sever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s in Shanxi are analyzed, such as, the plane layout of “shop front & residence or workshop behind”,the open pattern by the street, and the unique local character.
Keywords:Shanxi;Shanxi province merchant culture;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TU-09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9-0067-02
1引言
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资料统计,全国现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现状比较好,另一方面却也是山西省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
晋商现象,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很独特的。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相继出现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宁波商、山东商、粤商等“十大商帮”,其中资金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跃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要数晋商了。从明初开始,晋商一直活跃了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完全可以和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可见晋商重要的地位及历史文化意义。
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晋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①虽然最终晋商衰败了,然而晋商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产物,仍然焕发着无限的光彩,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晋商文化的载体,山西目前现存的部分明清城市、传统商业街区以及传统建筑就是晋商文化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山西商民巨额财富运作积累的一种体现。它们是由特定的经济、文化、地理、气象、材料、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有其独具的特色。本文就是以山西现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的。
2前店后宅(坊)的格局
在封建社会,商业和手工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宋代打破了市坊制,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前店后坊”、“前店后宅”的合院式格局。在山西的明清传统商业建筑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在从事商业之初,资本并不雄厚,主要的资金都用于商业活动,这时候,商户对于店铺要求并不高,加上从事商业经营并不需要特殊的场所,只需将沿街的四合院住宅或作坊对外设置窗门,向着街道敞开,就可成为一间简单的店铺。一种情况,手工业者兼商人,所以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点是连在一起的,作坊兼设店铺,这就是“前店后坊” 的格局。而对于一些没有实行雇工制的小型商行,则又是以家庭为单位经商,多靠家人或族人合力经营,因而又有一些“前店后宅,店宅合一”的格局(图1)。明清时期,山西是全国商业经济的中心,大多山西商人外出经商往往不携带家眷,家眷留在原籍,而商行也多是一些实行雇工制的发达商行,所以商业建筑中不需要过多地解决居住的问题,平面格局也以 “前店后坊”制为多。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山西又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出现了“日升昌”等票号,这时的商业建筑格局则又为前面是店铺,处理对外交易,后面为办公,料理每日的内部办公业务(图2)。店铺往往有规模、等级的不同,大型的两层五开间,小型的则为单层三、两开间,有的甚至一开间。
3临街的开敞式营业
前面说,山西明清的商业建筑格局,多为前店后坊,前店后宅,店坊合一,店宅合一的格局。商业建筑是脱胎于民居的,很多商业建筑也是由民居改建而来的,但民居较为私密,有蔽护和防范的功能,而商业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商业建筑要外向,才能更多地招揽顾客。商业活动要在一种外向的空间中发生,或者是敞开的门窗,或者是将门板全部打开的插板式的建筑,或者是街旁所设的小摊(图3)。店铺向街道开设门、窗,人们能直截了当地看到店铺内的货品,无须特别的宣传,人们对商品的形、色、质都能一目了然,如果是饮食行业,还可以加上味觉的吸引力。对于购买者来说,一旦发现自己所要买的商品,视线和注意力马上就被吸引过去,就可以去交易。另外,有一些店铺或商贩,还将货物陈列在门头,或将店内货品摆放到店铺前,并结合叫卖声、表演等多种宣传手段,来扩大营业。这样商品直接与顾客见面,构成很大的吸引力,而售买活动也不一定进到室内,这对于那些无需进店的潜在顾客也是一种吸引。邻街营业,顾客活动所占据的是街道空间,人们挑选、围观、购买等一系列活动都在室外或半室外进行(图4)。这样还节省了店铺的面积,这也是开敞式营业的一个原因。这种格局形式使各种店铺毗邻,形成了商业街道的丰富立面。
开敞营业店铺的临街门窗白天打开,晚上锁闭。像柳林县的插板式门面,就属于橱窗陈列,白天须将门板全部拿开,使顾客能看到并进到室内,这样就成了一个露天的市场,到了晚上再将门板一块块插上(图5)。这样商业建筑立面白天外向开敞,呈现虚的特性,而在晚上,紧闭门窗了之后又使街道恢复了宁静,这种虚与实的共生相间,也给街道空间增添了很多趣味与变化。
4地方性
山西商业建筑的地方性是由经济、文化、地理、气象、材料、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作为明清时期的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有其独特的地方特点。
4.1典型的北方风格
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为店面,其后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还有居住客房,与民居相似。每个市镇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统一,一气呵成。平遥,以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着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动和添加痕迹的一座座商铺,祁县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精美的建筑装饰风格,昌裕川茶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铺则相对比较高大森严,而碛口因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却又添了许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洪洞、襄汾虽然破坏较严重,但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无论是在哪里,由于地处北方,它们的商业建筑都表现出典型的北方风格,布局方正,追求对称性,屋顶厚重,用材粗大,封闭感很强。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商业建筑由于水文化赋予了其独特灵性,使其空灵轻巧。这也是与山西商业建筑的强烈对比。而就院落比例来说,长宽比大约为2:1,较北京四合院狭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狭,又兼之利于防风防沙,另一方面却也能体现出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4.2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应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拥有西北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窑洞,以往的观点认为,窑洞是贫穷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时全国最富的地方,窑洞却也是商业建筑中的一种主要建筑形式。窑洞具有许多现代建筑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里且不再赘述。我们看到,在山西,传统商业建筑大多为木构建筑和当地特有的窑洞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二层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大多时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为窑洞,有时候厢房也会为厢窑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遥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窑的出现(图6),所谓假窑,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个窑脸,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对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喜爱。它也是对其优良特点的一种折射。
4.3建筑质量较高
作为明清全国金融中心,全国的首富们都在山西,这样很自然地其商业建筑的质量也会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用材,装饰装修水平,建筑规模上看出。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的建筑往往会在砖窑洞前加一圈木构格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想来和当时当地经济的富足有些关系。其次,作为商业建筑,它的世俗性决定必然要有许多繁杂的装饰。在商业建筑重视吸引顾客的方面,人们往往将店面的华丽程度与它所经营商品的效益联系起来。因为装饰装修水平往往象征着一家店铺的发达程度。明清的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商业建筑的装饰装修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构思奇特,匠心独具,超凡脱俗,别具一格。建筑中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各种砖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艺术品(图7)。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吻兽到门窗、柱础、石鼓、佛龛、照壁……它们都体现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品位,体现着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水平。
总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镇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业店铺之间,我们不禁会为其华美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建筑空间而感叹,同时也不免会为院落的破败与零乱而深感惋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它作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们。
参考文献:
[1]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