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文化传播的历史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瓷器文化传播的历史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喇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白陶;高岭土;陶瓷之路

一、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白陶，为半山马厂所见白陶开了先河

在青海喇家遗址资料整理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白陶残片。这仅有的几十片白陶片令我们有些激动，把它作为整理工作上的一个新发现成果，一面选择标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科技中心寻求科学检测验证，一面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再逐一追溯查实它们所出土时的情况。最后，研究人员肯定地确认，这些白陶片都是马家窑文化遗存，而不是齐家文化遗存。我们遂又查寻前人对甘青地区白陶发现的报告和相关研究资料。恰巧，2014年是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90周年，马家窑白陶发现的意义当不一般。

考古科技中心用科技方法测试出白陶片的成分分析结果后，证实这些白陶片都是高岭土成分，完全印证了我们目测分拣的结果。随后，我们撰写了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的资料报道《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和初步研究》，刊发在《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第6版）上。对于在喇家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颇有一些欣慰，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发掘工作中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的工作失误，可喜的是，通过整理时的逐一经手过目，从堆积如山的大量出土陶片中，还是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由此，对以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

资料报道发表后，有学者不以为然，表示在半山马厂的遗存中见到的白陶更多，意即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有点大惊小怪，流露出马家窑的那点白陶算不得什么，没必要小题大作的意味。可是应该说，正是马家窑白陶开了半山马厂白陶的先河。按照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序列来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马厂类型。我们所说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就是马家窑类型。在早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类型中再发现白陶，使半山、马厂白陶有了相对更早的资料，马家窑发现白陶，大有可能为半山、马厂白陶研究找到一个可能的来源，它或许就是半山、马厂白陶的技术渊源或发展基础。同时，对于马家窑白陶也需要探寻其更早的来源，相信可以从更早或同期其他文化白陶资料中寻找白陶文化的影响。

二、对甘青地区史前白陶研究，既可表现独特也可如彩陶研究那样丰富多彩

我们从查阅资料中，基本上没找到曾经见诸报告的甘青地区出土史前白陶资料，也许是工作还不到家，就更没见关于白陶发现和进行检测研究及相关论述的文字。现在看来，未必此前完全没有发现过白陶，很可能虽有发现却并未认真对待，被一些同行轻慢了。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早该有研究的学术问题，延至今天，才因我们的重视，开始注意该问题。看来既有可能真的有没注意发现，也真有一些学者是见了竟没想到需要把发现的这些少量白陶分出来，更没考虑到它可能的科学研究价值，对其学术意义也就必然无知。他们或许看重的是些大课题大学问，对枝节细末的小问题没看上，轻视和忽略了。

问学没有高下之分。那种对我们的小问题现出不屑，多少有点傲慢无礼。其实，此小问题的意义并不小。我们还只是初步意识到白陶关系到陶器发展的某些影响和相关研究价值，实际白陶可成系列的一套大学问，意义实在可以另当别论。在黄河流域，尤其黄河上游地区，白陶也可像马家窑文化彩陶那样从研究中获知文化联系及发展关系的脉络，并有丰富多彩的广阔研究前景。白陶发现虽少却仍不可小觑，它代表了一类特殊的陶系。这样一类特殊陶器，可能牵涉深远，还远比彩陶更要源远流长，它甚至关乎瓷器发展。

甘青地区彩陶丰富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彩陶给我们认识甘青史前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家窑和半山、马厂彩陶，向前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特别是庙底沟时期彩陶被称为巨澜般艺术浪潮的那个重要彩陶文化渊源。在考古学界，说起庙底沟时期，学者们随之想到的就有可能勾画出史前期的华夏中国大轮廓。

在甘肃的渭水流域，在小小的大地湾，那里找到了中国早期彩陶的起源。黄土地带沟壑纵横的甘青地区，通过彩陶揭示，考古学家可以把8千年的文化延续和相互关系说得相当明白透彻。彩陶是了不起的史前艺术。在甘青地区，彩陶发展曾达到了巅峰，这个巅峰就是马家窑文化。史前文化交流和人群的流动变化，通过彩陶显示，曾经呈现彩陶之路。更有学者指出，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丝绸之路同时也可以说是陶瓷之路。

白陶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性。在中国南方，白陶几乎就如黄土地的彩陶那样强势，被大量发现，鲜明展现其文化特色。在南部中国的高岭土分布十分广泛，储量丰富，先民也就最早认识了高岭土，制作了白陶，广泛流传。如黄河彩陶一样，早在8千年前，白陶就在江南出现，其文化元素一直长期大范围流动在南方各地。白陶的流变，首先演变为原始瓷，然后再发展成熟，生成瓷器。

甘青地区白陶虽少，仍是文化元素。马家窑文化的白陶，不知是高端产品还是普通陶器，它可否反映出像多地的白陶那种传播影响，目前还难说清，需要积累更多资料来观察。或许白陶极少，与其他陶器显然不能比，其表现方式也或有不同。但白陶在技术上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品种和陶器文化的另一大系。一方面，白陶的追求，可反映对于白色与相关寓意的观念或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包含更多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白陶与其他陶器有大不一样的资源特殊要求，一般陶土原料基本上随处可得，但白陶原料高岭土矿物，并非每个地方都有充足资源条件，而且它还需要开采技术。

三、白陶到瓷器是窑火与高岭土的神奇造化，更是南北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数千年白陶的发展演化，是古代人类认识高岭土这种瓷器基础原料的资源开发和经验与技术的积累，对创烧瓷器有特别重要也是必然的促进作用。瓷器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史前白陶的历史意义，其实无需细数，已再明白不过清楚了。

历史性的白陶及瓷器伟业，怎么说高岭土的历史地位和功勋都不为过。从白陶到瓷器，是高岭土与窑火的神奇变幻和造化。也因此，在技术条件具备之后，尤其是高温烧制火候不断提高、高温釉出现，在升温可达，窑温可控中，低温白陶就在高温中演化成瓷器。

瓷器诞生在中国南方，不仅因高岭土的丰富物质条件和长期技术成熟的基础，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白陶的传播早已形成坚实文化传统，当时展提出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节和适应，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历史性地开创了瓷器的大国春秋。

瓷器发明还离不开社会对高等级器物品质的特殊追求和崇尚观念，即有其时代的需求。考古发现表明，原始瓷曾大量出现在夏商周北方各中心区域，可能受到这些重要地域的高层人物和上流社会的极力追捧。生产和消费，这种特定的南北方配合，协同求新，促进了陶瓷业的大发展，也推动了古代中国社会大格局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发明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也奠下了基础。

四、马家窑文化白陶是迄今所知最早进入青藏高原的高岭土新材料

目前资料显示，白陶在甘青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更多注意。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彩陶上就有见白彩，实际上它就是与白陶原料相同的高岭土材料。只不过它仅用来绘彩，没有用于制做陶泥。据说，青海高原的宗日文化，已有白陶，我们此前还未曾留意到。在临洮纪念马家窑遗址发现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技考古学者洪玲玉女士告知了这个资料。但即使是宗日文化的早期，也不过约略相当于马家窑文化，因此，我们之前对于马家窑白陶发现的认识，并未言过其实。是马家窑文化的白陶，在约近5千年前，已进入到了青藏高原。这大概应是高原上最早的高岭土人造材料。

我们还注意到，宗日文化具有土著特征的陶器类型中，陶色普遍偏白，还有人称它为乳白色（不过说乳白色显然言过其实了），尽管不是纯粹的白陶，但是否含有对白色的偏好或追求，是否在陶土中也添加了增白的呈色成分，也都值得探讨。

马家窑文化白陶现在开始让我们在甘青地区重新认识了这里较早就出现的史前高岭土材料，虽然认识它还是晚了一点。我们满心希望那些轻视白陶的考古学家同行们，现在能够体悟白陶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然而应该说，目前我们对它更多的实际认识了解，对它更具体的学术意义，仍然还是缺乏清晰。

篇2

关键词：卢塞恩；古城；规划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8-55-（5）

1 导论

卢塞恩是瑞士联邦卢塞恩州的首府，古城建于13世纪，历史上曾经是瑞士联邦的首都。卢塞恩古城依山跨河，面湖而建，犹如一颗镶嵌在湖光山色仙境中的明珠，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在卢塞恩古城区，至今保护完好的古规划遗存比比皆是，有城墙、雕楼、街巷、广场、教堂、宫厅、古桥、桥头堡、古邸宅等……本文试从古城墙、古街区规划、古建筑三个方面谈谈瑞士卢塞恩古城规划保护对我们的启示。

2 卢塞恩古城墙保护与启示

2.1 卢塞恩古城墙保护的现状

在卢塞恩博物馆可以看到卢塞恩古城规划变迁图和不同时期的古城规划模型。卢塞恩古城被罗伊斯河分为河南、河北两个城区。北城区比南城区大，北城区西部位于罗伊斯河北岸，北城区东部位于卢塞恩湖西北岸。南城区则位于罗伊斯河南岸，城东为卢塞恩湖西岸。北、南两个城区均有城墙，连接两个城区城墙的是罗伊斯河中的两座廊桥。（图1）

现存古城墙在河北城区的山坡上，1386年修建，砖石结构，长度近1000米，城墙高约8-10米，女墙高2米多，厚度约2-3米；有敌楼9座，高约20-30米。（图2）河北城区西部近河处有一小段1689年修建的古城墙遗址，为石砌结构，厚度约2-3米。该段城墙遗址位于北城墙西北敌楼与斯普罗伊尔桥的连接线上。（图3）

卢塞恩古城河北城区的古城墙的规划与走向，充分体现出因地制宜和便于防卫的筑城思想。罗伊斯河北岸城区的城墙依山规划，成为耸峙在罗伊斯河北岸城区的一道屏障。九座敌楼的设计也匠心独具：城墙西北角敌楼规划在最高处，西城墙从西北角敌楼沿山坡南下与斯普罗伊尔桥相接。

卢塞恩古城在罗伊斯河北岸的北城区，规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与南城区相对的北城区的中部，一部分是北城区的东部，一部分是北城区的西部。北城区的东部，南临卢塞恩湖的西北岸，地势比北城区的中部稍低些，以大教堂为古城之东端点，北有城墙，南有长桥，长桥东端连接大教堂，长桥西端连接卡贝尔桥北端的桥头堡，西与中部城区城墙相隔。从卢塞恩古城规划变迁图得知，卢塞恩古城河北城区的东部，为卢塞恩古城的原始城区，后来主城区移至地势相对较高的北城区中部。在河北岸中部城区的西北部，即在西北角敌楼和西城墙以西的罗伊斯河北岸沿河路上，又规划修建了一座桥头堡式的圆形敌楼，使河北古城区的西城墙以外，形成了一片南有罗伊斯河、北有古城墙的三角形地带，形同“卫城”，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城防功能。

罗伊斯河南岸城区，位于卡贝尔桥和斯普罗伊尔桥之间，建有城墙。在南城墙的东、西两侧，规划有城厢区。西侧城厢区，北直河北岸的桥头堡式的圆形敌楼，为南城区的西部防卫屏障。东部城厢区，即卢塞恩湖的西岸地带，为南城区东部防卫的缓冲区域。

在罗伊斯河入湖口处，即南、北城区城墙的临河处，规划修建有两座木质廊桥——著名的卡贝尔桥（又名“教堂桥”，长约200多米，始建于1333年，成为卢塞恩的象征之一）和斯普罗伊尔桥（又名“榖糠桥”、“磨坊桥”，长约60多米，始建于1408年）。（图4、5）这两座廊桥即为连接河南、河北两岸的“水中城墙”。在卡贝尔桥的北端建有圆形桥头堡一座，在靠近桥南端的外侧水中，建有一座八角形的“桥头堡”（俗称“瞭望塔”、“水塔”）。两座廊桥的顶部均于17世纪绘有彩画。随着日后长久的和平以及罗伊斯河南岸城墙的拆除，两座廊桥“水中城墙”的功能日益为人们淡忘。为了保持历史规划的原貌，卡贝尔桥在1993年后又按原样进行了复建。

卢塞恩卡贝尔廊桥的复建，真正体现了历史规划保护的真谛——为保持历史规划的整体原貌，而不是单纯地复建某一个历史建筑；或者说复建某一个历史建筑，不是在做一件假文物，而在于反映和揭示历史规划的整体原貌。复建的历史建筑，能否被游客认同，关键在于它是否是历史规划整体原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卡贝尔廊桥的复建，保持了卢塞恩古城城墙规划走向的完整性，充分反映出古代卢塞恩人的筑城智慧。

2.2 卢塞恩古城墙保护对北京的启示

参考或借鉴卢塞恩保护古城墙及其规划走向以彰显古城轮廓的做法，保护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城墙的规划走向，以展示古城几度变迁前后的轮廓，以及保护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历史规划，可从下列几方面入手。

1、标明北京古都不同时期城墙走向的原貌，即标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内城和外城城墙的走向。现存的古城墙遗址，要无条件地加以保护，需要修护的须按原貌修护，不允许人为地改动。已拆除的古城墙，可以在适当地点建立图示标牌，如在城角位置、城角与城角的连线位置、城墙的拐弯处建立图示标牌。还可以在北京城区旅游地图上标注出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内城和外城城墙的走向，使游客和读者获知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空间位置，以及800多年来北京城池的变迁情况。

2、在天安门以南的广场北端，标示出元大都“国门”丽正门的空间位置轮廓和元大都南城墙的东西空间走向，以便游客回溯历史，了解历史变迁，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3、在地安门南，复建或标示出元大都皇城北门的空间位置轮廓和皇城北城墙的东西空间走向，图志元明两代皇城北城墙的变迁。

4、在端门稍北处，标示出元大都皇城棂星门的空间轮廓位置和皇城南城墙的东西空间走向，图志元明两代皇城南城墙的变迁。

5、在正阳门以北标示出大明门（即大清门、中华门）的空间轮廓位置，图志1420-1958年的变迁情况。

6、在南河沿、北河沿大街西侧，标示出元大都皇城东城墙的南北空间走向和东安里门的空间位置，图志元明两代皇城东城墙的变迁。

7、在西皇城根大街东侧，标示出皇城西城墙的南北空间走向和西安门及西安里门的空间位置，图志元明两代皇城西城墙的变迁。

8、在地安门南大街南口，复建或标示出北中门的空间位置轮廓和禁城北城墙的走向。

9、在故宫神武门以北、景山门以南，复建或标示出北大门的空间位置轮廓和宫城北夹垣的东西空间走向。

对古城墙规划走向的标示和对中轴线上若干城门的复建或标示，不是单纯复建某一个古建筑，而是告诉游客，这些古建筑是帝京五重城规划及其中轴线上的节点。这样做对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有着直观的现实意义。

3 卢塞恩古街区规划保护对北京的启示

卢塞恩古城的面积不大，但古街区规划得井然有序——数十条古街巷和众多的古建筑组成了若干古街区，至今还保持着600多年前规划的原貌。古街巷有沿河路、北城区东西向主街、南北向街巷、西城墙顺城街等，其特点是依地形地势而规划街巷，虽然古街巷不是特别宽阔，但都便于交通。南城区古街巷已与新城区街道融为一体，但古街巷比新街道的宽度要窄，且古街巷多为商业街和步行街。古街区规划中大多有广场，广场四周有教堂或高大的建筑，与之毗邻的是古民居楼舍。

将卢塞恩和北京的古街区规划保护做一比较，可资借鉴。北京二环路以内为数不多的几个街区，至今还保持着明清北京规划的原貌，甚至有些街区（如南北锣鼓巷街区、钟鼓楼周边街区、什刹海周边街区、国子监孔庙街区、东单至东四街区等）还保持着元大都规划的原貌，实在是太珍贵了！遗憾的是，金城坊、骡马市、南横街、广安门内外等历史更加悠久的古街区规划的原貌在城市改造中消失了。上述几个至今保存较好的古街区规划，再也不能假借改造的名义使其消失了。因为古街区规划的整体保护，是古都的一张文化名片。由一条条窄窄的街巷和若干传统民居四合院所组成的古街区规划，其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要远远胜过新辟的街巷和改造后的新街区。什刹海、锣鼓巷、国子监、钟鼓楼等古街区的胡同游，恰恰说明了保护古街区规划整体原貌的重要性。

北美大陆的2亿多人口，大多数来自欧洲各国，因此在欧洲各国经常有来自北美的做寻根之旅的游客，有的游客还随身带有“祖居房舍”或“祖居街区”的照片。几代侨居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为思念祖国和故乡而做“寻根之旅”的为数也很多。今天，北京因城区改造致使不少古街巷、胡同和传统民居院落被高楼取代而消失，老城区居民多拆迁至郊区，但怀旧的情感因素使不少老北京故地重游，或拿着昔日的旧照向后代诉说其居住过的街区规划的变迁。“寻根之旅”和“故地重游”以及“旧照诉说”，都客观说明了古街区规划的文化价值所在。因此保护古街区规划的完整性，可以说是目前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一个亟需重视且极其重要的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卢塞恩的古城区和新城区有机地融为一体，新城区众多的建筑被称为“建筑艺术博物馆”，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建筑设计者前往参观、考察。然而，古城区的游客却是新城区的若干倍。这一现象告诉人们：拥有历史积淀的古街区规划的文化价值最能吸引游客。反观北京的现代建筑，能被世人称道的可谓寥寥无几，而最能吸引中外游客的却是古城墙、古街区规划和古建筑。因此保护北京现存的古规划，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还应该保护古街巷的原貌和古街区规划空间的完整性。例如，中轴线古规划空间、锣鼓巷街区、钟鼓楼周边的街区、什刹海周边胡同和街区、国子监街巷和街区、东城和西城现存的胡同与街区，以及一些斜街等的保护，应该尽量保持古规划的原貌或恢复原貌，不能再对现存的古规划空间进行改造、改变和毁坏了。

因此，规划者和决策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筑，可以靠钱在短时间内建成，而文化不是靠钱能够解决问题的；文化的实质是精神，它是靠数十年乃至千百年的累积而形成。古街区规划，本身就是一张文化名片。与其说改造，不如说保护，即原汁、原味、原貌、原样、原生态地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是文化的传承、是民族精神财富的积累；而改造则是原文化形态的异化，是脱离民族精神的一种再造（如，将四合院改造成楼群）。所以，古街区规划改造的提法实不可取。针对北京古都规划的保护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制定保护古街区规划的法规，要向古街区规划改造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问责。只有这样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保护住北京古都仅存不多的古街区规划的完整性。

4 卢塞恩古建筑保护对北京的启示

在卢塞恩古城河北、河南两个城区，保存有许多古建筑，有教堂、市政大楼、学校，以及众多的百年以上的民居楼房。在卢塞恩古城区内，现存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历史规划的古建筑。古城墙、古街巷、古街区及其周边的古环境，成为卢塞恩吸引各国游客从而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梁思成、陈占祥对北京古城保护、新城规划曾作“梁陈方案”。该方案如能施行，北京无疑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魅力的旅游城市。遗憾的是，金中都古城墙只剩下了一个残破的西南角遗址，金中都中轴线宫殿与城门遗址已经被道路建设所铲平；元大都城墙遗存不到1/3；明清北京古城墙已经“消失”了96%。进入20世纪，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和建筑也遭到人为的毁坏，①但万幸的是，其整体规划和主体建筑尚存，亟需全面保护。而所剩不多的古街区规划、②古街巷胡同、传统民居四合院、散落各处的古建筑以及名人故居，成为北京古都保护和建设世界城市的不可多得的、无法再生的文化财富，亟须得到保护，不可再因城市改造而毁坏。

保护古建筑，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本身，还应该保护古建筑周边的古街区规划和历史文化环境。例如，保护钟楼、鼓楼，不仅要保护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原貌，还应该保护钟楼、鼓楼周边的古街区规划和古街巷的原貌，进而恢复元大都规划的“钟楼市”的历史风貌。笔者曾经在《北京日报》（古都版）发文，谈及《恢复元大都钟楼市的意义》，引述元代史料《析津志》有关记载，论证了今钟楼前街、后街即元大都钟楼前街、后街，明清北京钟、鼓楼是在元大都钟、鼓楼的旧基上重建的历史事实，也谈到位于钟楼北街以北的若干条东西向的胡同，乃元大都时期的历史规划，犹如元青花瓷器一样，堪称保存至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作为古街区规划而给予重点保护，千万不能进行什么新的规划。

古建筑、古街区、古城墙，是不可移动的建筑文化遗产。如果把单体古建筑放在古街区、古规划中看，仅是反映古规划的一个点，而古街区则是反映古规划的一个面，而这个面又恰恰是古规划时代特征和时代风貌的一个缩影。因此，对北京古建筑的保护，应该同时对其周边古街区规划进行保护，应该把古建筑保护与古街区规划保护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对若干单体古建筑的保护和修护，以及对其周边古街区规划的保护和恢复，从而真正保全和复原古规划的历史风貌，传承历史文脉，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北京历史文化的厚重。

瑞士卢塞恩古城规划保护，对今后北京的城市规划、对中轴线历史规划和古街区、古建筑的保护，有着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现实意义。保护好北京现存的古街区规划这一文化遗产，应该列入市、区两级政府的工作日程，再不能借城市改造之名，将现存不多的古街区规划加以毁坏。

保护好北京的古建筑，尤其是保护好以中轴线为主的古街区规划，不仅是文保工作者和北京城市规划者的职责，也是文化发展和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时代需要。

注释：

① 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及其古建筑在民国以降遭到部分拆除：A、1915年拆除了“国门”正阳门的瓮城； B、拆除了宫苑禁垣北门北中门； C、1954年拆除了皇城北门地安门； D、1957年拆除了外城正门永定门（2003年复建）及其瓮城和瓮城门； E、1956年拆除了宫城夹垣北门北上门； F、1959年拆除了中华门，即明清北京皇城南门（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

② 目前，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有33片，其中，皇城内有14片，皇城外有19片。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9.

[2] 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1.

[3] 徐苹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J].考古，1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