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1-08 1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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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层次 汇率储蓄保值
一、引言
在当前我国CPI一直高企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以及2007－2008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几次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这几次大的通货膨胀进行总结，它们的相同点主要有：第一，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第二，历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升；第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猛，金融环境不稳定等。它们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政策强度不同，虽然每次通货膨胀发生时，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执行力度有较大的差异，这不仅取决与政策制定者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决心，也与金融环境的敏感度有关，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业对政策的反映也越来越敏感，保证金融业的稳定成为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点；第二，成因不同，例如1987－1989年的通货膨胀与1984－1985年紧缩政策没有被彻底执行有关；第三，环境、形势有很大差异，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在人民币升值、其他大部分国家普遍通胀、次贷危机、原油和粮食价格高涨等环境下发生的，这在之前几次通胀中是没有的，这给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献回顾
（一）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
经典通货膨胀理论依据通货膨胀的原因将其分区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又将中央银行过度的货币供给和预期因素作为通货膨胀发生上涨的重要因素。在通货膨胀的成因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货币供给方面，不同学者之间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Friedman(1968)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效果。此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了一系列“政策无效”的命题，并指出积极的货币政策经常是反生产的，它会将经济推离其均衡位置，特别是当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或立场已为社会公众所知时，货币政策就难以减少产出与失业的波动而只会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李力、杨柳（2006）通过对1996至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环境变化的分析，建立通货膨胀率的ARMAX模型，分析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通过对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后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也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以上学者和机构的研究结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汇率
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说，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就会因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回复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2007）认为，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更加重要。
汇率变化对国内价格传导效应的大小亦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20年间，出现了大批讨论汇率传导效应的经济文献，传统文献的重点是微观经济因素，如市场力量的作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歧视等。泰勒则于2000年提出了一种新视角。他认为，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传导效应的大小，因为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梁红，乔红（2007）运用1992年―2007年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中国的汇率传导效应进行了估算。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如果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 O％，在1年内将导致以消费价格衡量的通胀率下降1.2个百分点，而2年和3年内的通胀率累计降幅将分别为1．5和1.6个百分点。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及处理（1999－2008）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其中，数据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pbc.省略），来衡量货币供给和汇率变动；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来源于数据库wind资讯，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变动。本文对MO、M1、M2进行处理，在介绍处理思路之前，有必要对MO、M1、M2进行简短的阐述。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是：
M0=流通中现金；
M1（狭义货币）＝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广义货币）＝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对数据进行处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以上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依据来看，简单的使用MO、M1、M2来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回归的准确度；第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是用同比增长率来衡量的，是一个相对数，而MO、M1、M2和汇率是绝对数，有必要对其进行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是：（1）将M0、M1转化为同比增长率；（2）在第一次回归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M0, M1与M0的差（M1M0）, M2与M1的差(M2M1)，汇率取对数进行回归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这在之前的研究是没有体现的，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
相关度检验与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最小二乘法
模型①：
其中，cindex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增长率，M0表示MO的同比增长率，M1M0表示M1与M0差的同比增长率，M2M1表示M2与M1差的同比增长率，erate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RMB/$），T表示回归模型为时间序列模型，为回归误差。采用1999－2008的月度数据，对上述时间序列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Cindex＝1.338616+0.051662 M0 +0.076796 M1M0 - 0.188895 M2M1
(0.186587) (0.037649)(0.037462) (0.050709)
－0.124611 log(erate) + 0.000396 T
(0.080780)(0.000115)
R2=0.608769, S.E.=0.014727, D.W.=0.288926, F=25.20775
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的出以下结论：（1）对MO进行t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零假设，MO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即社会上流通现金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回归中，本文将MO从模型中删除，不予考虑；（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汇率对通货膨胀也没有直接的影响。（3）M1M0的系数为正，这是本文的新发现。M1M0表示M1减去MO的差，即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等活期或短期存款之和，其回归系数为正，而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零假设，说明该类存款每增加1％，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会增加0.076％，因此，该类存款的增加不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相反，该类存款增加会增加通货膨胀的程度，这与通常的直觉是不同的。
通过对模型①的分析，接下来对模型①进行修正，得到模型②，与模型①不同在于：（1）模型②不包括M0,因为M0在10％，甚至1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但包括erate,因为erate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为了更加准确的检验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对汇率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2）模型②，将M1的同比增长率放进回归模型，同时将M1M0从模型中移除，重点考察M1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以来多重共线的程度会大大的降低。
至此，本文对不同层次的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结合现实的政策建议，例如储蓄保值计划（GID）等，本文将在第五部分政策建议中予以讨论。学者王少平（1996）运用granger检验，验证了M1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使用的数据过少，本文在数据采集方面更为充分，准确度方面有较大提高。另外，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准货币（M2与M1的差）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的又一创新。
（三）实证小结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实证检验与分析，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M0和汇率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相关性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与通货膨胀负相关。
（2）准货币（M2与M1的差）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显著负相关，经因果检验后，准货币增长率下降是通货膨胀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3）M1同比增长率上升是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准货币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此时M2的减少转换为M1的增加，进而又刺激通货膨胀的上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四、政策分析
本文重点探讨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有关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方面的政策。结合上述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具体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些观点。
（一）GID计划
结合本文研究，通货膨胀的上升将导致准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就是通货膨胀的上升会使准货币同比减少，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存款等定期类存款减少。适当的实行储蓄保值（GID）计划，不仅有利与抑制通货膨胀上升对准货币的影响，而且能够通过阻止准货币的下降，进而防止M1的同比增长，从而对抑制了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至于GID计划是否昂贵的问题，本文认为GID计划并非针对所有的存款，其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会很高，是可行的。
（二）紧缩政策
以上讨论的GID计划是以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为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研究结论，M1同比增长率的上升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因此如何通过通货紧缩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应成为政策考虑的重点。在引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关注如何反对通货膨胀，这将是治理通货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工具；财政部于5月26日起发行280亿记账式国债这一点同样显示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我国的政策取向。
（三）汇率政策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汇率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治理通胀方面，汇率政策不应成为考虑的重点，这与余永定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汇率政策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1).
篇2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制 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 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 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 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 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考文献:
1.谢平:《新世纪货币政策的挑战》,《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2.易行健:《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3.Ben S.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83, vol, 73, No.3, 257-276.
4.Ben S. Bernanke and Alan S. Blinde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 Monetary Transmi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Vol. 82, No. 4. pp. 901-921.
5.Ben 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Vol. 9, No. 4. pp. 27-48.
6.Ben S. Bernanke.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5, vol, 27, No.1, 1-28.
7.Ben S. Bernanke and Ilian Mihov. ”What Does the Bundesbank Target ”,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W5764.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 通货膨胀 目标制 可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局限性日益显现，许多工业化国家开始采用一种新型的货币政策理论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西方发达国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在促进经济增长及抵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接着，巴西、波兰、捷克、智利、以色列、南非、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些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后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基本达到了稳定物价的目的。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为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2008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现象较为严重，我国在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物价上涨是政府需要调控的重点。既然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其他国家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能否也采用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呢？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主要理论观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货币政策倾向则可以保持不变。有专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货币政策策略，它包括五个因素：(1)对公众宣布通货膨胀的中长期数字目标；（2）一种价格稳定的制度性的承诺，并以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他目标从属于该目标；（3）不仅是货币总量或汇率，其他各种信息和变量都可被用来确定政策工具模式；（4）通过与公众和市场交流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5）为保持通货膨胀目标，应增加中央银行的责任度。
与汇率目标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的经济状况，对国内经济冲击进行反映。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优点在于，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稳定关系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成功并不重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并不依赖与这一关系，而是使用所有可用信息去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设定。其优点表现在以下几点:（1）通货膨胀率的公布简单易行，并且很容易被公众所理解和接受;（2）通货膨胀目标制拓宽了央行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3）消费者可以享受价格稳定所带来的其他好处，避免或减小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如市场体制扭曲，分配不公等。另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及其易变性，提高产出增长并降低了其易变性，降低通货膨胀的持续性。
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条件
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执行需要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即中央银行能够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第二，货币当局有愿意和有能力不钉住其他目标，如汇率等目标，不使通货膨胀目标从属于其他目标而使政策无效。第三，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并且与大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1.中央银行应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的是在三个大的领域必须排除或大大削减政府的影响：人事的独立性、融资的独立性和政策的独立性，而后者可以分为目标的独立性和工具的独立性。任何国家要考虑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货币政策，其首要条件是中央银行应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即便说中央银行未必需要拥有完全的法律上的独立自，但是货币当局至少必须具有为了达到某些名义目标而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自由。为达到这一要求，国家不能显示出有任何“财政主导”的迹象，换句话说，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应受纯粹的财政上考虑的支配或制约。
2.货币当局具有单一货币政策目标
一个选择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会将其货币政策目标从属于汇率目标，从而在追求其他名义变量（如通货膨胀率）时变得无效。如果通过固定汇率制的变相形式来放松这一限制条件，那么从理论上讲，汇率目标是可以与通胀目标同时并存的，但前提是这种目标足够清晰明确，并且中央银行的行为能够表明通胀目标在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处于优先地位。然而，实践中这两种目标的并存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货币当局可能不会事前就将这些优先目标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公之于众。相反，公众可能会从货币当局面临汇率压力时的实际反应来推测其优先目标。而且，在此情况下，货币当局到底是调整工具组合以维持汇率目标还是允许汇率波动超出预定范围，以及对这两种行动过程是否公开，理论界至今仍无定论；而事实上，这两种过程恰恰能向公众传递恰当的信号或提高货币当局的可信性。因此。避免这些问题的最安全的方法是货币当局不要对汇率水平或其跨期变动做出承诺。
3.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决策结果的公布，以及对决策理由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中，把透明度定义为“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并且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范围”。从目前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通过引导和管理公众的市场预期来实现。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及时准确的政策信息披露来正确引导公众预期，就将会增加公众预期错误对宏观经济的扰动，致使货币政策操作滞后于公众预期，最终必然加大调控的试错成本。在实行通货膨胀钉住制度的国家，其货币政策无一例外具有很高的透明度。
从理论上来讲，满足了上述三项基本要求的国家都可以采用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一致的方式实施其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必须具有对国内通胀建立模型及进行预测的技术与制度能力，能够准确评估政策工具变化对未来通胀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货币政策传导对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方式。
三、我国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分析
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大部分国家，其宏观经济运行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越来越受到更多国家的青睐。从实践看，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中央银行有相当的独立性、有明确的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有较高的统计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信息透明度高等。我国是否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呢？
1.我国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目前，在政治独立性和组织独立性方面，我国央行都不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相当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低:（1)货币发行不独立;(2)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上不独立;(3)监督和管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方面不独立。另外，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寡头结盟的市场结构，而国有商业银行又在其中居垄断地位，货币政策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这些方面会使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受制于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考虑，使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应，从而会使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有实现不了的风险。
2.我国不具有明确的单一的货币政策目标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中央银行将物价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且目标期的实际通胀率是否落入目标区间被认为是评价中央银行政策绩效的首要标准，这常常会激励中央银行“不顾一切”地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这种唯“物价稳定”是图的作法有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而这也是中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譬如，当通胀率上升时，中央银行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若通胀率上升是由过度需求引起，则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正确的；但若是由供给条件恶化引起，则紧缩性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减少产出，增加失业。1991年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久，就受到了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供给冲击，但中央银行为了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反而提高了利率，从而引起经济的严重衰退，1990年～1995年加拿大的产出损失累积高达4000亿美元，平均失业率高达15.7%。由此可见，我国暂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3.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程度不高
中国人民银行的问责机制将随着其独立性的增强而加强，其透明度和沟通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但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央行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建设相比，我国的中央银行问责机制建设仍旧比较滞后。按照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议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议案和例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不得对外提供或公开发表，有关议案表决通过后形成建议书，人民银行在向国务院报送有关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时，将建议书或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上。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就是每个季度之初，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一次例会，然后在有关报纸上发表非常简短的“会议纪要”。由于“会议纪要”简短而且均为原则性表述，所以传达出的信息量有限，公众从中了解到的，充其量是未来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向，而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具体内容，这种信息披露方式，透明度应该说是不够的。
四、结论
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暂时缺乏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会将其拒之门外，我国中长期内应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以长期性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重构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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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中，以物价稳定的衡量指标通货膨胀率为门限变量，分别建立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式，构建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门限回归模型。通货膨胀率作为门限变量，是反映物价水平高低的体制变量。当存在一个门限值γ时，通货膨胀对另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态影响就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当存在两个门限值γ1，γ2时，通货膨胀对另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态影响就被划分为三段。
门限回归模型设计由Caner和Hansen提出的带有内生解释变量和外生门限变量的门限回归模型，［15］使用了两阶段合并最小二乘估计(2SPOLS)以及斜率系数的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极大地推广了门限回归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
二、实证检验
(一)货币政策多目标系统指标选择与模型设计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与其他四个目标关系密切:首先，经济发展必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投资、消费等的增加都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物价波动;其次，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就业在短期内存在替代关系，两者呈反向变动;再次，物价稳定与资产价格稳定是以货币表现的不同经济活动的实施目标，如果央行适当调整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变量，则不仅可以实现金融稳定，也可以平抑物价和产出的波动;［17］最后，在当前开放环境下，国际收支会从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两条途径冲击国内物价水平。因此，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门限回归模型的门限变量。具体分析如下:1.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Fischer在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宏观经济变量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为非线性关系的可能。他认为一旦通货膨胀值发生变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变化。因此，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这种非线性关系，那么原则上估计这一拐点(即门限值)就是有可能的，在这一点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根据上述理论，借鉴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资本存量和投资规模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初始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18］此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会直接影响生产链上游的产品价格，进而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于是投资所形成的有效供给或将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物质基础。最后，对于我国而言，人口红利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因此，在考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投资、人口自然增长率、初始GDP水平等因素的间接效应。模型引入变量如表1所示。2.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替代关系的曲线，由威廉•菲利普斯提出后，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和改进，其中索洛和萨缪尔森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将原来表示失业率(u)与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但是，索洛和萨缪尔森认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并非长期固定不变，制度性改革会缓和这种关系，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会通过小幅度通货膨胀来提高就业水平，［19］政府基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这种关系，通常将两者控制在某临界点以内的安全范围内。因此，采用索洛和萨缪尔森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表示通货膨胀与就业(失业)之间的关系。3.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和实施作用于最终目标，金融市场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有效性。［20］但在现实中，物价稳定往往会抑制金融市场的活力，阻滞金融市场发展。美联储前任主席Greenspan指出，货币政策很难协调兼顾同时实现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的稳定。但是Greenspan仍然主张货币政策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在关注物价稳定的同时也要重视金融市场的稳定。限于数据选取的局限性，本文选取上证综指(SH)作为反映金融市场情况的指标，对上证综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此外，由于超出公众预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引起资产价格的升高，［21］利率的变化也会通过影响投资者行为和上市公司决策进而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因此，货币供应量、利率、社会固定投资额等也是研究物价与金融资产价格关系应考虑的因素。(控制变量见表1)4.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操作与调控关系重大，国际收支主要通过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条途径来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Karras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对国内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水平越高，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22］且国际收支对国内物价水平的非线性拉动作用要求我们建立非线性模型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有很多，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条途径考虑，选择国际收支差额(BOP)作为国际收支平衡的衡量指标，同时考虑国外实际利率水平、汇率、国内利率水平等因素的间接效应(如表1所示)，建立其与通货膨胀率的门限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引入投资、人口红利、初始GDP水平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改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考虑到货币供应量、利率、社会固定投资额等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国外实际利率水平、汇率、国内利率水平等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冲击作用。选取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率的衡量指标。为了避免CPI分布的双峰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对模型稳健性的影响，使用半对数变换方法对其进行半对数变换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平稳的时间序列是模型构建的前提，也是门限模型对数据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对上述模型进行门限效应检验之前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PP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各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进行门限模型的检验。
(三)门限值估计和门限效应检验运用MATLAB软件，以式(2)为基础对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的门限回归模型进行门限值估计，各门限估计值在10%的水平下均符合显著性要求。门限值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基于式(4)(5)(6)对货币政策多目标体系的门限回归模型进行门限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门限效应，且所有LR统计量均拒绝有一个门限值的假设，不能拒绝有两个门限值的假设。因此，货币政策多目标模型存在门限值，表3所示门限值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表3的四组门限值估计结果中不难看出，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相应衡量指标之间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结合表5的系数估计结果，具体分析如下:1.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当CPI低于3.40%时，GDP对CPI的反映系数约为0.55，此时温和通货膨胀带动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会提高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引致通货膨胀;当CPI进一步上升介于3.40%～15.20%时，GDP对CPI的反映系数转为－0.86，此时社会公众产生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增长;当CPI高于15.2%时，GDP对CPI的反映系数进一步恶化为－3.40，恶性通货膨胀将会对经济增长甚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我国CPI的最优目标区间为(0%，3.40%)。2.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当CPI低于0.80%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相关性较弱，为0.02，且t值检验不显著;当CPI介于0.80%～15.7%时，低失业率伴随着高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明显，失业率对CPI的反映系数为－0.15，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的预期，且经验数据表明这种情况下失业率能控制在社会可接受范围之内;当CPI高于15.7%时，失业率对CPI的反映系数为12.2，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大幅上升。此时，我国CPI的最优目标区间为(0.08%，15.7%)。3.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当CPI低于2.32%时，上证指数对CPI的反映系数为0.03，但是社会投资需求不足，此时以上证综指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低迷;当CPI介于2.32%～11.6%时，公众投资信心增加，资产价格有所回升，此时上证指数对CPI的反映系数为0.64，适度的通货膨胀带动各项社会投资升温，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稳步上升;当CPI高于11.6%时，上证综指变化幅度和变化频率增加，上证指数对CPI的反映系数高达4.89，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泡沫，此时金融风险增加，金融市场运行状况不稳定。该情况下我国CPI的最优目标区间为(2.32%，11.60%)。4.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当通货膨胀率低于2.67%时，国际收支差额对CPI的反映系数为0.02，历史数据表明这段时间内国际收支差额明显小于其他年份，且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在内的国际收支账户交易较少，经济对外开放并未很好地带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当CPI介于2.67%～12.30%时，国际收支差额对CPI的反映系数为0.45，国际收支差额随着通货膨胀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增加，这符合我国前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国际收支顺差带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和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当CPI高于12.3%时，国际收支差额对CPI的反映系数为2.80，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加甚至恶化。且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经常账户的增加幅度远大于资本账户，说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开放模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发展状况。因此，基于该方面的考虑，理论上我国CPI的最优目标区间为(2.67%，12.30%)。综合比较上述通货膨胀率(CPI)在不同传导机制下的最优目标区间，并在数轴上呈现(见图1)。可以发现，四个区间之间存在交集(图1中的阴影部分)，即(2.67%，3.40%)，这表明货币政策五个最终目标在其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中是可以协同兼顾、并非绝对排斥和矛盾的。当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区间(2.67%，3.40%)内时，货币政策其余最终目标的衡量指标也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GDP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GDP就会增加约0.59%;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增加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失业率会下降约0.15%;在此区间内上证指数从低迷状态平稳回升，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上证指数约增加0.64%;国际收支差额在此区间内有所增加但仍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国际收支差额约增加0.45%。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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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上，投资高速增长或高投资率与通货膨胀往往并肩而行。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1991―1994年间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速高达45％，其中1993年的增速达到难以置信的61.8％。在同一时期，我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1993年的CPI达到14.7％，1994年更上升到24.1％。1995年虽有所回落，但仍超过两位数，达到11.7％。当时的投资增速与物价指数竞相高速攀升的态势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密切相关毫不为过。
历史的教训的确值得警惕。但现在需要冷静考虑的问题是，在现实条件下，投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率是否还有必然联系呢？
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连年创历史新高的基础上，投资增速仍高达25.9％，今年投资率将再创历史新高几乎已成定局。同时，6月份CPI也创30个月以来的新高，同比增长达到4.4％。在这一组数字面前，我们注意到，分析家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将二者密切联系起来，几乎没有人再将投资的高增长指为诱发通货膨胀的“元凶”。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在一个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重新认识高投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的本质在于相对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和劳务，其内在原因或是由于总需求冲击，或是由于总供给冲击。当人们将高投资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是从总需求角度考虑的。由于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的，这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因此，投资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也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并不总是由投资引起。
在什么情况下高投资增长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消费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净出口的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但对投资品的需求超过了投资品的供给，使得投资品价格上升，并拉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则可以说是投资引起了通货膨胀。但应强调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通货膨胀的板子也还是应打到货币当局的屁股上，而不是投资者的屁股上。因为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是由于货币当局实行较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一方面，在正常的市场运行机制中，当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偏低的利率水平和充裕的资金供给时，一个个分散的投资者的合理反应自然是要扩大投资，在整体上必然形成较高的投资增长或高投资率。投资者们这样做只是对现实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做出自己的合理反应，其投资行为是被不适当的宽松货币政策诱导的结果，显然他们并不应对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负责。另一方面，当投资需求因市场或政策因素引致增长较快，但资本品供给增长较慢时，如果货币当局能够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将货币供给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则投资品部门的价格上涨应为消费品部门的价格下降所抵补。当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时，并不一定会出现整体性的通货膨胀。顺便说一句，由投资引起的通货膨胀与由消费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投资本身毕竟具有供给效应，最终会从影响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根据这样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判断，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当出现所谓高投资率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时，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因”，通货膨胀是“果”，而高投资只是二者之间的传递载体而已。换句话说，当出现所谓高投资率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时，把板子打到货币当局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上显然比打到高投资上合理得多，这更有利于政策的适度调整。这时最根本的治理的措施显然不在于控制投资规模本身，而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把力量放在控制货币供应上而是放在控制投资规模上，是没有抓到点子上，费力不讨好。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高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从世界经验看，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的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2003年的投资率只有7%，不可谓不低，但其1990－2002年间的以GDP平减指数度量的通货膨胀平均值高达617％，可谓世界之最。可见通货膨胀不一定以较高的投资率为前提。另外，日本的投资率在最发达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但其10多年来却一直深受通货收缩之苦，1990―2002年间的GDP平减指数平均值竟为－0.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投资率高低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紧密。
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统计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在1985年和1988―1989年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当时的投资率较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1993―1995年间的高投资与高通胀发展趋势高度一致，但其后二者又分道扬镳，反向而行。如2002年的投资率达到36.3％，比出现高通胀率的1994年还高出1.8个百分点，但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负值。2003年的投资率比2002年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更爬高到39.2％，但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再创历史新高，但CPI的增幅比上年却又下降2.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应该可以表明我国固定资本形成率的高低与消费价格指数变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趋势性联系。
再如今年6月末，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4.4个百分点，引起不少人的担忧，但分析家们明确地指出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显然，在此背景下，尽管投资增速不低，但并不需要为CPI的上升负责。
从实践的角度看，应特别指出，前边的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即将货币政策视为一个可由货币当局完全自主操控的外生变量。在这个框架内，货币供给态势可以与投资增长态势无关。我国实践中的情况要复杂的多。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单一投资主体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投资者与货币当局的“配合机制”，确实可能使得高投资成为通货膨胀的源泉。所谓“配合”，是指面对投资者要大干快上的巨大压力，货币当局没有将货币政策的实际目标确定在保持币值的稳定上，而是屈从地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投资增长。或更有甚者，还可能有主动支持投资大干快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在各级地方政府空前的投资热情中，1992年我国货币供应量M1比上年增长31.3％，1993年增速为37.3％，1994年增速为34.5％。货币政策如此“配合”，投资和物价岂有不竞相攀升之理。实际上，只要想一想保持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目标在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才被正式提出，在此之前竟然是空白，而且在此之后关于货币政策单目标和多目标的争论还绵延不断。货币政策在实践中更被赋予许多任务，例如保证企业资产需求、进行结构调整等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投资者与货币当局的“配合机制”了。显然，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政府实际上是通过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税或强制储蓄的形式来支持投资增长，因此投资增长态势与货币供给态势内在相关，或者说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这时再去讨论是投资增长倒逼形成货币超经济发行还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的高增长并最后引发通货膨胀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还应指出的是，实际上，在我国传统体制下，货币当局不仅可以与投资相“配合”，还可以与消费相“配合”。上图显示我国在1985年和1988―1989年的情形即是如此。当时货币当局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民众收入高速增长，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最后结局自然是消费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并肩而行。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膨胀又成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递载体，消费者显然也不应为通货膨胀负责，板子还是要打到货币当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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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CPI 小波变换
一、理论基础回顾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主要有两种传导渠道：一种是以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为主的传统经济学派，他们认为政策效应主要通过货币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和改变货币供给量，经由利率水平的变动进行传导，影响投资和有效需求，进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是信贷渠道。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通过信贷配给理论，信贷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可得性，信用的延期和展期，使储蓄和投资主体发生变动，进而影响到经济活动。
在国内众多文献中，不乏关于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周期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深化了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不稳定关系的间接认识，为判断二者周期波动关系提供了有利的经验证据。但也应该看到，以上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指标选取上，没有对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进行全面和到位的分析。
二、货币状况指数的重新构建
对于MCI（货币状况指数），存在实际MCI和名义MCI之分，考虑到本文是针对价格水平构建MCI，在这里主要构建名义上的MCI。
（一）变量的选取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利率是投资和消费的价格，利率的上升或下降会抑制或刺激投资与消费，导致产出与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此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还会影响金融资产（如股票、房地产等）的价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多重性说明在货币政策实践中仅仅关注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利率与汇率、信用状况、金融资产价格等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二）数据的处理
根据以上对变量的选择，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名义有效利率NEER代表汇率水平，考虑到我国过去几年房地产业繁荣以及房地产业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本文选取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指数，下同）作为变量之一。货币供应量则采用狭义货币供应量。以上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时间范围从1996年1月―2012年2月，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等。所有时间序列均取自然对数以避免数据剧烈波动，并消除潜在的异方差性。
（三）指数的计算
考察各变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响应，从而计算每个变量在MCI中的权重。针对月度数据可在1年期内考察所有冲击的特征，因此将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设定为12，即period=12。表1显示了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因变量对来自各变量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未来12个月的响应过程。
表1 脉冲响应函数值
最后即可构建名义MCI，根据公式计算，各变量权重各为0.32、0.16、0.43、0.09，进一步，假定基期（1996年1月）MCI=100，则可根据以下公式构建名义货币状况指数：
根据前文对货币状况指数的定义和所估计的各变量权重，可以构建自1996年1月到2012年1月的月度的我国名义货币状况指数MCI。对比指数则是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同比价格指数。
图1 中国名义货币状况指数与通货膨胀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名义货币状况指数MCI综合了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因素，较全面地反映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与通货膨胀率趋势变化相似，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上升区间，我们可以从上图看出与具有特别好吻合效果，特别呈现出的是相比具有一定意义上的预测功能（我们从上图看出总是相对于更早的出现上升趋势，更早的出现下落趋势），这表明MCI与通货膨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货币状况指数领先于通胀膨胀的变化，特别是货币状况指数拐点对通货膨胀率拐点经常领先1―3月。
三、政策建议
由于利率调整进入下行周期。2008年以来的外部经济形势的恶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衰退进程。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9月开始逐步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直接调控信贷规模，中国经济在2009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是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针对上述货币状况指数表示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周期波动相关性的检验结果，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强对货币增长量的控制，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到符合经济发展所需的要求。在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和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应该继续致力于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和调控体系，抑制货币需求，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相关研究表明，无论哪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都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原因，这与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思想一致。因此，应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寻求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的平衡点。
2.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以抵御外部货币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作为当前宏观调控部门，央行应该进一步做好深化外汇体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监控体系，加强外汇储备的结构性调整，建立黄金战略储备体系，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产业政策的协调，提高对各种复杂条件下的调控能力，特别是在通胀和紧缩时缩短经济波动的周期，减少经济波动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3.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信贷渠道梗阻对于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开发央行货币政策新的调控工具。中国人民银行所能控制的对象是基础货币，它已经无法代替商业银行做出信贷决策，只能通过手中的工具约束商业银行的行为，如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利率等间接调控工具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这些政策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往往存在局限性，是否应该完全转向使用间接工具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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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 土地价格
一、引言
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不难看出，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土地价格膨胀问题也在愈演愈烈。这不仅引起了经济参与者的讨论和关心，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研究对象。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到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事实：流动性过剩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实体经济也会随之出现快速扩张，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实体经济将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爆发经济危机。而2007年爆发于美国，最后演变为全球的经济危机引起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货币政策理论的反思，开始再次审视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讨论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我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波及者，此时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土地价格膨胀问题自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货币政策如何制定也变得更为棘手。本文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视角出发，通过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对货币政策进行理论分析，揭示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与土地价格膨胀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产生通胀压力的机理。
二、中央银行动机的理论模型分析
（一）传统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为了研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动机，我们需要知道中央银行的目标。Barro and Gordon模型假定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包括产出和通货膨胀两个变量，且各期效用相互独立。中央银行的目标是最大化期望效用，其效用函数为式（1）：U=λ(y-yn)-1/2π2。在此效用函数中，y是实际产出；yn为自然产出水平；π为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存在不完全的替代关系，此效用函数意味着中央银行为了获取最大效用，需要在经济扩张和物价稳定之间进行权衡，寻求通货膨胀与产出扩张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模型中的产出水平由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决定，式（2）：y = yn + a(π-πe)+e。式中yn为自然产出水平；πe是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e是随机供给冲击，均值为零，方差为σ2e。系数a代表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带来的边际收益。由式（2）可知，均衡状态下产出水平取决于自然产出水平，只有没被公众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能使产出高于自然产出水平。模型还提出通货膨胀水平遵循货币数量理论，由式(3)表示：π=Δm + v。式中Δm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假定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v是货币流通速度冲击，均值为零，方差为σ2v，且与e相互独立。
由于模型假设中央银行在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冲击v之前确定货币供给增长率Δm以达到中央银行的最大期望效用目标，因此得到Δm = aλ的结果，进而可知中央银行为了最大化其目标函数会制造aλ+v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而E［π］= aλ则表明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在确定货币供给增长率时有正的平均通货膨胀倾向aλ。因为公众被假定是理性预期即能够理解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且在未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冲击时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所以有πe= aλ，进而得出实际产出为yd = yn +av+e，中央银行的期望效用为E(Ud)=-1/2(a2λ2+σ2v)。
与此相比，当中央银行承诺实施零通货膨胀政策时，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为πe=0，实际产出为yc = yn +av+e= yd，中央银行的期望效用为 E(Uc)=-1/2σ2v > E(Ud)。可以明显看到，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与规则货币政策相比，在带来了正的平均通货膨胀偏差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产出的增加和更高的效用。因此规则货币政策优于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另外Barro and Gordon模型还进一步指出除了中央银行希望用通货膨胀换取高于自然产出水平的产出外，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会出现正的通货膨胀偏差还缘于中央银行不能够预先承诺会执行一个零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即零通货膨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
（二）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在传统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中，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使实际产出高于自然产出水平的唯一途径，也是中央银行制定一个正的货币供给增长、造成通货膨胀偏差的根本原因和动力。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这样的假定未免有些不够全面。近年来我国的土地价格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提高了财政收入，进而促进产出扩大和经济增长。鉴于此，我们将“土地价格膨胀”这一扩大产出的途径考虑进来，通过建立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来分析和揭示我国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的动机。我们在传统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中加入以下几个假设关系，从而得到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假设一，土地价格变动可以使国家财政收入发生变动，财政收入变动进而又会给产出带来直接的影响。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土地出让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许多文献通过理论或者实证的分析研究也指出财政收入会推动经济的增长。
假设二，货币政策对土地价格有影响。我们认为正如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一个正的货币供给增长也会造成土地价格的增长。
根据这些假设，我们得到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如下：
U=λ(y-yn)-1/2πc2 （4）y = yn + a(πc-πce)+bΔG+e （5）ΔG=γπL+ε （6）πc=βΔm + v （7）πL=αΔm + v（8）
式（4）是中央银行的目标效用函数，这与原来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一致，其中πc为通货膨胀率。这一效用函数表明稳定土地价格并不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
将“土地价格膨胀”这一扩大产出的途径引入便有了新的产出函数式（5）。式（5）在原有的函数基础上增加了ΔG这一变量，代表财政收入的增长。系数b代表财政收入增长带来的边际收益，即单位财政收入增长可以带来b单位的实际产出增加。
根据我们第一个假设得到式（6），其中ΔG为财政收入的增长；πL代表土地价格增长率；系数γ为单位土地价格增长所带来的以财政收入形式表现的边际收益。ε表示均值为零、方差为σ2ε的随机扰动项，且与e和v互相独立。根据我们的假设二得到式（7）、（8）。式（7）与原有的式（3）类似，式（8）则是表示土地价格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认为货币对土地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不同，所以在式（7）、（8）中分别设置了β和α两个不同的系数。
类似地，中央银行在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冲击v之前确定货币供给增长率Δm使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Δm =λ（aβ+bαγ）/β2，进而可知中央银行为了最大化目标函数会制造（aλ+λbαγ/β+v）的实际通货膨胀率。由E［πc］= aλ+λbαγ/β> aλ可知在将“土地价格膨胀”这一扩大产出的途径引入模型后，实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会有一个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倾向。这个通货膨胀倾向由aλ和λbαγ/β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aλ与Barro and Gordon模型的结果一样，即是由中央银行希望通过意外通货膨胀扩大产出的动机造成的。第二部分λbαγ/β则是缘于中央银行有通过货币供给增长推高土地价格，进而依靠“土地价格膨胀”这一途径扩大产出的动机。当然，同传统的Barro and Gordon 理论模型一样，在理性预期假定下公众会认识到中央银行这一正的平均通货膨胀倾向，形成与之一样的通货膨胀预期。因此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最终的结果是承受一个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却不带来长期的产出增长。
三、政策建议
（一）将土地价格的增长引入目标效用函数
基于我们之前扩展的Barro and Gordon理论模型的分析可知，将“土地价格膨胀”这一扩大产出的途径引入模型后，由于土地价格增长率并不包含在中央银行的目标效用函数中，因而中央银行此时有更大的动机增加货币供给。而其结果便是造成更高的土地价格和通货膨胀倾向，却不会带来长期的产出增长。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将土地价格增长率纳入中央银行的目标效用函数中。
（二）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虽然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央银行抵制来自政府方面要求扩张经济的压力，实行更为合理的货币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维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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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 通货膨胀 世代交叠模型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
对于中央银行学的概念，学者从理论或经验发现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是立法、行政及司法部门等同的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而且他的行动受制于司法部门的解释。”而库基尔曼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就是一种承诺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置于价格稳定方面的行为”。综合各方学者观点可以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法定职能时自主性，能不受外界压力、干扰的影响。当然这种独立性是有限制的，一般是相对于政府的独立。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据调查发现，在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独立性较强的通货膨胀也高于同比的发达国家，表明政治稳定性，良好经济基础等因素可能使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联系减弱。同时，选定的发达国家在80年代都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较高。所以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不足以明确其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但大部分学者仍认为二者间有一定关联，并且二者之间呈反比关系。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率的分析
保持央行独立性充分，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还可以抵御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压力，降低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建立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考察政府l行货币融资造成通货膨胀是否受央行独立性的影响，即用理论模型分析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
情况一：政府完全控制货币发行权，即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
假设政府的目标既包括控制通货膨胀率，又包括利用转移支付，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减轻社会动荡，因此政府目标可以设为：
minL=Ч（π-π*）2-ωW （1）
其中，π*表示社会最优通货膨胀率，W= wdw，Ч和ω为正的参数。根据以上可得，转移支付的总价值：
W （2）
情况二：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由一位保守的银行家来执行各种货币政策。
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能够独立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时，必然会对通货膨胀率给予更多关注。所以在公式（1）中引入另一个正的参数δ，使对通胀的比重增加为Ч+δ，则央行的目标设为
minL=（Ч+δ）（π-π*）2-ωW （3）
一阶条件：
=
2（Ч+δ）（π-π*）2-ωW （4）
所以只要满足（3）式中的π与Ч成负相关则说明央行的独立性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将（3）式两边δ求导得：
2（π-π*）+[2（Ч+δ）+ωW ] （5）
因为一般情况下r大于0，π大于0小于1，所以
（1+r）（2+p）-π2（1+p）>0 （6）
则式（5）中的 前面的系数为正。
由（6）得，（4）式中的
ωW >0
根据（4）式可得：（π-π*）>0。可得：
三、针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提出调节建议
从经济层面看，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但这种通胀不具有西方国家政府的偏好性质，而是由我国客观的国情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需要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它经济目标必定受到损害。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我国央行实行货币政策最高阶段，可以逐步建立，不可一蹴而就。
从政治层面看，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可能完全保持独立性，因为不仅要考虑财政措施，还要考虑金融体系的稳定、增长和就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希腊危机说明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需要和政府合作，许多央行都是在受到政治压力下调整了货币政策[8]。缺乏绝对的独立性也说明了央行和政府存在共生关系。所以，就我国而言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是一个渐近过程，在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下，央行独立性会慢慢得到提高。
从法律层面上，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严格保障其独立性，所以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指数（CBI）需要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建立完善的保证机制。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学者很少，大部分由官员担任，这使得货币政策委员所起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委员会几乎没有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利，更不用说在央行任免人员问题上的权利。所以建议扩大货币政策委员的权利同时增加学者数量比重，且从法律上给予保证其独立性。以此为基础，央行的独立性稳步提高，使宏观经济保持平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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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1］(437)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2］(475)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3］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4］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5］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6］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7］(70)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8］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9］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10］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11］(607-654)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3］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14］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15］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6］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17］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大多数研究均已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为中介目标的转变奠定基础。
3.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与其设定中介目标作为最终目标的名义锚，通过调控中介目标来引导货币政策指向它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逻辑。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这种框架体系中，用于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货币当局能够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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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惯性；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2
1引言
1.1通膨胀惯性研究的意义
维持物价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可以发现大多都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2中国通货膨胀惯性的研究背景及新变化
通货膨胀率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2月，达到了87%。虽然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率整体虽然不高，但是物价总水平运行并不稳定，而是表现出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来回频繁转换。为了稳定该段时期总的物价水平，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日益频繁。二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逐步增大。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随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是逐步增强的。
2通货膨胀形成理论
目前人们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方面达成共识的包括三类：一是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二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三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2.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如图1所示，横轴Y表示总产量（国民收入），纵轴P表示一般价格水平，AD为总需求曲线，AS为总供给曲线。
2.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过程用图形可以表示如下，如图2所示，假设经济起始于总需求曲线AD与总供给曲线AS1的交点A点，对应的价格为P1，产出为Y1，这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
2.3结构性通货膨胀
除了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以外，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他们将这种价格水平的上涨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包括需求结构的变动、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变动、各部门开放程度的差异等。
3通胀惯性的研究方法
3.1通胀惯性的基本特征
根据弗赫尔（Fuhrer）的结论之一是，通货膨胀惯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即通货膨胀水平越高，通货膨胀惯性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结论隐含着，不同时期，或不同特征的通胀或紧缩，对应的通胀惯性不同，通货膨胀的惯性随着经济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适应性而改变。而对于通胀惯性的形成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工资或价格的刚性及通胀预期的变化是造成通胀惯性的主要因素，它包括工资或价格契约中存在的刚性以及缓慢的市场预期调整等。我国学术界和央行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惯性也做出了相应的研究。易纲（1995）较早地对中国的供求与通货膨胀问题做出了研究，虽然他讨论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并注意到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但并没有应用通胀惯性的概念，也没有对通胀惯性的成因进行阐述。在国内最早研究通胀惯性的是戴园晨（1998），其对我国通货膨胀惯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与国外专家所得出的结论相似。
3.2通胀惯性的测度模型
通胀惯性的研究通常采用自回归模型，又称AR模型。用AR模型的滞后项系数和来度量通货膨胀惯性，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πt=a0+a（L）πt-1+μt
CIRF=∞i=0πt+iμt=
11-a（1）
我们可以看到，a（1）的值越高，越接近于1，则累积脉冲反应函数的值越高，通胀率受到冲击后的累进效应越强，即通胀率波动后返回均值的时间就越长。因此，AR模型中滞后项系数的算术和一般被用来衡量通胀惯性水平。
4通货膨胀惯性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GDP平减指数等都可以用来衡量通货膨胀。一般来说，GDP平减指数是最为合理的通货膨胀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社会所有的产品的价格变动信息。但由于目前我国的月度GDP平减指数无法取得，所以这里用月度CPI、RPI和PPI数据，对中国的通胀情况进行衡量。选取数据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15年3月。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1年中下旬，CPI与RPI的波动情况非常相似，RPI略小一些；而PPI的波动明显大于前两者。三个通胀指标在2004年中旬和2007年年末分别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峰值。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三个指标都有所下降。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将这十五年来的通胀指标的变化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
这一阶段通胀指数都比较平缓，都在（-05%，05%）的区间内低位运行，而且RPI基本上都是负值。由于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我国在90年代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度出现了物价持续下跌的情况，经济较为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拉动内需。从2003年开始，由于政府一系列有效政策出现效果，经济形势发生好转。
第二阶段：2003年5月至2006年8月。
2001年末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全面加速，商品的贸易流量和对外贸易盈余急剧增大，在资本流出逐年扩大的情况下，资本流入更是空前增长，外资在国内全面开花，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内的工业化、城镇化得以实现加速。但这一阶段也为以后产业转型的困难埋下伏笔，由于盲目的引进外资，挤占了民族企业的空间，国内产业升级停滞。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对外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越来越充裕的财政收入掩盖了我国产业过于低端、经济增长过于粗放且难以持续的弊端。
第三阶段：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
这一时期的通胀情况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由于加快增长的愿望十分强烈，加之前一段时期扩张性政策的滞后效应，中国再次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物价增长过快的老问题。这一时期物价的上涨主要表现为粮食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2007年猪肉价格的疯长让人印象深刻。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股市也迎来了创市以来最强劲的牛市，大量国际热钱的涌入使得流动性过剩，反映在物价上就是物价急剧上涨。
第四阶段：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2008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拉动内需，增加投资。尤其是4万亿计划令人瞩目。同时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从2009年末开始，经济出现回暖，反映在通胀率上，从2009年11月开始，CPI、RPI、PPI由负转正，并且一路开始缓慢增长。同时在国际方面，美联储的两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欧洲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加，这些都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也导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
第五阶段：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随着一系列拉动内需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国际上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希腊，冰岛等国家的信用危机影响不断扩散，为世界经济形势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各项经济指标明显上升发力，同时政府也在积极进行产业调整，逐步摒弃之前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由此进入新常态。
5货币政策启示
根据我国通胀惯性的变化特征，结合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的含义，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给出一些启示。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央行必须具备改变利率及其他货币政策相关变量的权利，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独立制定调控政策的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仍会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影响，其独立性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2）中央银行应该实施通胀目标制。欧元区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在实施通胀目标制以后，通胀惯性都显著减小。这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毕竟越小的通胀惯性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滞后期越短，也就是调控的难度更小，效率更高。中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时期内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同时它还必须准确描述由于Q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等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
（3）中央银行需要对通货膨胀进行目标预测，即央行必须对未来的通胀走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定产出和通胀的操作。在此，对通胀惯性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通胀惯性高，央行调控的侧重点就在控制通胀的扰动因素上，并且要考虑高通胀惯性带来的政策效果的高滞后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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