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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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科尔伯格；哲学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典范，他对道德教育的研究推动了美国的道德教育，他的道德认知发展建立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这使得他的理论具有系统性。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重点探讨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启示。

一、尊重学生自主性，打造民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承认人都是天生的道德哲学家，每个人对道德问题都能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因此，它反对浪漫主义和文化传递论主张的灌输教育，坚持进步主义的教育哲学，把道德教育看成是在尊重个体道德判断能力的基础上的个体和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是人的内在潜能的发挥，也不是对既有规则的学习。这种进步主义的教育哲学前提就是主张人的自由和发展。它把个体能自主的对道德问题进行判断和选择当作道德教育的出发点。这种教育思想在科尔伯格的公正团体策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团体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有对集体的各种事情自主表达看法的权利，强调通过学生的民主参与来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在实行公正团体策略的集体中到处洋溢着民主的芳香。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大多是“灌输式”的填鸭式教学，它过分强调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求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绝对服从，抹杀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这种教育方式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对塑造具有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觉悟的大众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的个性的增长，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种教育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抵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响应人们的要求，力求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平等地进行交流，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这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实现必须以尊重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为前提，要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敢于表达对思想道德问题的看法，尊重他们的选择，然后可以根据他们实际的思想道德状况，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只有尊重受教育者的这种自主性，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展示个性，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来，才能激发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内在需求，让他们主动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变被动的学习为主动地学习，从而变专断的教育为民主的教育。

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尊重受教育者学习的自主性，让他们进行自主性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主性学习，是相对于传统的“被动性学习”、“机械性学习”和“他主性学习”而言的，就是让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思想道德伦理知识、思想道德判断能力的缺陷，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自主性地学习思想道德理论知识，提高思想道德判断能力的学习活动。这种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首先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的任务是提供引起学生思想政治品德认知冲突的情境，让学生认识到自身思想政治品德发展与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准的差距，产生提高自身思想政治品德水平的需求和动机；其次，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但不要规定学生应该完成的学习目标，而是由学生自己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自己选择需要的学习材料，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习动力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最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反思和监控，启发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并引导学生向着符合社会主导价值取向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

二、坚持普遍价值导向，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

科尔伯格认为心理学上把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的结论，当成人的价值追求和人的本性的结论，就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而心理学家往往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作为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往往会犯“心理学家的自然主义谬误”。这样很容易导致教育目标的低下和价值相对论，不能达到道德教育培养人的优秀道德品质的目的。为了克服这种谬误，科尔伯格提出道德心理学研究要从哲学假设出发，为此，他用元伦理学假设来解决道德教育的普遍价值取向，并确立了这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公正”。这就使科尔伯格的道德教育既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的发展，符合他们道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有原则性的价值导向，引导他们向最高的道德目标前进。同时，承认个体在道德选择面前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也并不是主张价值相对论，如果只是单纯的允许每个人对道德问题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释和选择，而不对错误的选择做出引导，很容易导致人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低下。

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承认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问题的自主性，以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营造民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但不应该仅仅把满足受教育者的现实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发展要求，而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否则将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低下。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尊重人们思想的多元性、个性的多样化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但绝不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单纯迎合人们的利益追求，弱化其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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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方法论 怎么都行 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438-01

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是美籍奥地利科学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年）、《实在论和工具主义—— 评事实支持的逻辑》（1964年）、《反对方法：一种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年）（以下简称《反对方法》）、《反对方法约束》（1976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年）、《实在论、唯理主义和科学方法》（第一卷）和《经验主义问题》（第二卷）（1981年）。其中，《反对方法》是费耶阿本德的代表作，而且是科学哲学界自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最为引人注意和争论的一本著作。

一、当代科学哲学界对他的评价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独树一帜，以任何理论的批判者自居，被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对他的评价上，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看法。

1、费耶阿本德是“一只迷连羔羊”，他的学说是“异端”。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并且言辞犀利，注重历史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使一些学者，特别是过于崇拜科学理性的人们直接把他看作是第一流西方科学哲学家中的“一只迷途羔羊”，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中的异端”。

2、费耶阿本德“出类拔萃”，具有独创性。西方科学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费耶阿本德大加赞赏，称赞他那“曲棍球式”的作法激起了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思考，欣赏他那种大胆、粗率、富有煽动性的表达方式。称颂他为一位绝顶聪明的哲学家，身上有一股常人不可比拟的猛劲，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没有人想过的独创观点，是20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内五六位出类拔萃的人士之一。

3、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不是无懈可击，但隐含某种真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费耶阿本德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哲学家，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库恩的历史主义，包括他的“历史再现”方法论研究纲领和发散—— 收敛方法论中的非理性因素贯彻到极端程度的产物。

二、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论原则—— “怎么都行”

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观念认为，方法包括一些不变的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则，它们指导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却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观点。他的方法论信条就是“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虽然他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有其片面性，但是也应通过考察他提出这句话的语境，看到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1、“怎么都行” 本质是主张多元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是在他看到认识论出现的齐一性倾向，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尊，过于僵化、教条，认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实质是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主张多元方法论，“什么方法可行就用什么方法”。

2、“怎么都行”是一个合理的宝贵的方法论。思想，是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文件，费耶阿本德看到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存在局限性，反对在方法论上用一切普遍性的标准及作为普遍性标准的规则，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结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怎么都行”是对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是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条件。

3、“怎么都行”符合科学史的事实。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进展与革命一般并非按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方法”而发生。恰恰相反，是靠突破某种固定、僵化的方法丽获得的结果。

4、具有一定“相对主艾”的色彩。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提倡多元方法论具有辩证思想。然而他否定理性的、科学的方法作为人类研究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主要手段的必要性，并最终将科学等同于非科学和伪科学，否认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取的。人类进步史表明，理性方法起更主要的作用。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决定着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

三、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科学方法论对当今的启示

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就是永不安于现状，不断打破常规。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思想与中国“猫论”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怎么都行”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让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措施，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1、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怎么都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使政治权力真正用来为人们谋福利。

2、精神文明建设，遵循的方向“怎么都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遵循的方向，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3、物质文明建设，符合具有中国特色要求“怎么都行”。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三大文明整体发展状况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三大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缺一不可。

4、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怎么都行”。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弘扬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古典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国的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保尔·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杜，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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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人为其代表的实证主义开始，经历了作为前者的继承与 发展 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然后是科恩为其代表的社会历史主义。便是简略的科学哲学的历史踪迹。

一、  引言：还得从康德说起

康德在1783年发表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单从题目来看，它旨在强调形而上学发展的可能具有的科学内涵或者说科学方法。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它是对这部著作的 总结 和说明。从而可以看出《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巨著中浓浓的科学味。这篇序是我们能够理解该巨著的极其重要的辅料。它从理性批判应遵循的基本原理上指出了对理性批判的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对它进行批判。

    它从数学、 自然 科学如何成为科学的这一叙述点的切入，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使陷入困境的形而上学实现一次革命。如何实现呢？革命的路标在何处？经过对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的学问反思和追寻，康德首先把逻辑学排除在外（尽管逻辑学最先成为了“科学的”）。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到那些所谓真正的、客观的科学里去找” ①便是数学和物 理学 。

第一个论证等边三角形的关系的人的作图引来了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巧妙地抽掉了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它的概念，它的质料等一切“非几何的”（几何外围的）因素。用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看，它抽出了所指，只剩下了能指。

“当伽利略使一个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体滚下斜面的时候；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拖住一个他预先设定为与他所知道的一根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所有这些科学家心中都曾闪过了一道光”②

二、  哲学的科学视角：孔德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主张把实证科学作为知识的范本。

在孔德看来，人类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据此他在哲学著作《论实证精神》中提出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神学阶段是一个面对着科学最基本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只能寄托于超自然的即神的力量的阶段。是人类发展的最低级阶段。而形而上学在试图解释着宇宙及人的本质，存在与意识，精神与物质的以及神秘的等“物自体”现象。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因此孔德说道，“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体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存在的。”它与实证阶段的区别在于它凭借的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与想象，而非以观察为手段，进行推理式的思考方式。

另外，孔德还十分强调实证精神所带有的人文性。他认为纯粹的科学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真实世界的。人自身由于其视域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导致着人必定要以人本身为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以人为中心，向着宇宙辐散开。这就是科学哲学这门新生代的学问它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science（而非wissenschaft）的根本之处。因此，科学哲学本质上还是归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它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证哲学。那么何为实证哲学呢？它到底新在何处？这就要从实证一词本身的含义或是特性说起。

实证一词的特性，概括为五个词：真实性（与虚幻相对）、肯定性（与否定相对）、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

如果一定要对着这五个特性进行综合内的分离界定。那么不妨设想出这样一个比喻。科学哲学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后者因为背叛，胸前烙有“红字”，因而应是母亲。而前者的侵占的本性似乎决定出应为父亲。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这三个孩子应分属于父亲旗下。而真实性和肯定性则是两个跟随母亲一起背叛投奔而来的孩子。

真实性所带来的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在于彻底抛开了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孔德强调我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真实的、实在的知识。作为真实性的孪生兄弟，肯定性的反叛不在于批判，而是隔离，类似于胡塞尔在现象学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以前所有哲学以及认识自然视角的隔离。所谓隔离，即避而不谈。不愿去趟那趟浑水。创立一种新的方法或路径。真实性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康德三大批判，洛克、休谟等经验哲学的怀疑以及笛卡尔式的怀疑等即采用了上面所说的隔离。它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关于有用性这一点，自然科学要比人文科学明确的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大到 工业 革命，无不印证着这一点。精确性似乎更能体现科学的特性了。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科学实验无不在严格的恪守着这一原则。绝不容许有一丝模糊的东西存在。拿实验来说，它的其中一个原则：单一控制变量原则。这种排除一切模糊地，可怀疑的因素干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相对性，科学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存在限制下的即相对真理。从牛顿力和运动中的参照系的选取问题，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两个人似乎代言了整个物理学界。因而他们的观点足以说明相对性对于科学而言的分量。

孔德实证主义还力图在存在观念和运动观念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我们知道，哲学是以存在观念作为其出发点，物理学则是一门建立在运动上的科学。因此，这就是说，实证主义在试图调合着哲学和物理学。更一般性的说，它在试图建立起科学与哲学的和谐。

三、  维也纳学派：实证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这一学派是一群聚集在维也纳大学的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等在此讨论与归纳科学哲学问题。其代表人物有石里克、纽拉特、魏斯曼、卡尔纳普的等。他们是一个很散漫的群体，但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这一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并结合了休谟的经验哲学，以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最新的科学成就。不仅如此，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它也继承了以莱布尼茨、费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研究传统。因这种结合，又被冠以“逻辑实证主义”之名。

在建立一个关于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时，面对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描述科学事实的基本语言时，学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物理主义的形式传统和现象主义的形式传统。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旨在提出了这个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并就语言的选择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它把其过程具有明显 规律 性的唯一的域即物理对象域作为自己的基础域。”但卡尔纳普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具有心理基础的系统。他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建立这样的一个逻辑系统之所以选择现象主义语言作为基本语言的合理性极其非必要性。

合理性在于它符合认识过程中的基本次序。接着他提出了构筑这一特殊逻辑系统的基础的基本要素和现象主义作为基本语言之间的联系。而非必要性则在于何为基础语言并不重要，并非像学派内其他人对于基础语言选择看的那样的重。卡尔纳普一再强调，它只是一个构筑语言系统的工具。而做出的选择只是出于个人的偏见及喜好。后来在纽拉特等人的影响下，他抛弃了现象主义语言而投奔了物理主义语言。

四、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的哲学视角

“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学说的主要动机就是解决归纳问题和划界问题。”归纳一直是科学界——不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归纳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它是这样一种手段或方法，即从经验知识到理论知识，从个别性到普遍性，从个体到整体。

对于科学进行划界，就要区分科学和伪科学，这就需要一个区分的标准。什么才能成为此重要的标准呢?似乎从近代以来，“归纳”一直乐此不疲的扮演着这个角色。他反对这个扮演者，因此他提出应当把证伪作为判断以及衡量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提出其实更重要还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可证实性作为其意义标准，从而也成为划界标准。”一般的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科学理论其本身地位的确立，归功于它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它在其领域内的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应用。以科学理论中非常有影响力的牛顿为例，它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在物理学界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应用就更为广泛了，由作为经典力学的理论基础——牛顿三定律（力和运动）开始引入力矩、冲量、动量、功、能等以及动量、能量、角动量和机械能等守恒定律。这种经典力学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建筑，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足以说明了其可证实性。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跟牛顿说抱歉呢？在爱因斯坦的体系中，即光速边缘范畴中经典力学便失效了。从而导致量子力学的产生。从而牛顿的例子足以说明可证实性原则是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可证伪性不能不说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更有效的标准。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后者的可证伪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哲学史，或者文学史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再微小的角落里找到自己所支持或赞同的学说或观点。从赫拉克里特一直到德里达，你都可以拜倒于他的脚下，它没有对与错，只有认同和反对之分，但这种区别只是个人的偏好，或者说是思维与思想的偏好。从康德的观点来看，整个哲学史是一个怀疑论和独断论交替的历史。这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进步与否。它们总能尽量合理的解释现象，完全拒绝绝对理性的介入。

但在 自然 科学 中就不是这样，现在傻子也不会信奉亚里士多德的静止说；也不可能有人去信奉地心说或者日心说。也没人相信经典力学是万能的。尽管这些学说在当时都有着极大地影响，尽管在当时作为权威统治着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另外，波普尔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同样是科学的一项工作。这一革新性的观念的提出，无疑不是在大胆地批驳着这个时期整个从 哲学 领域到科学领域，从人文科学自身到自然科学领域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庞大背景。

五、  库恩的 历史 主义观：科学革命结构以及科学理论

   这时科学哲学走到这里时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而这个转折的关键点就在于科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阶段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主要是在对科学之成为新的科学——科学哲学的重新建构。他们旨在建筑起一栋类似于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大厦。但走到了库恩这里，它的野心以及空洞性就明显的暴露出了。因而科恩把它转向了科学史。

科学愈来愈成为一项集体事业，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这样的科学集体在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的支配和指导下从事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提出表现了他的历史主义科学观，主张把科学放在其产生和 发展 的背景中，当做一种史来研究。从而发现其革命发生的 规律 ，更重要的找到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所接受的“信念”，即他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范式”。 “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提出实际上是在为分析和研究科学革命的结构打下基础。

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这一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模式的提出，是库恩历史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其著作《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这样描述：“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果所做出的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研究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信仰，共同的思维指向。这种范式可能会统治着很长一段时间，像亚里士多德的《物 理学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这种统治力很强的范式，它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但一旦遇到来自科学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时，这种范式便摇摇欲坠，不再具有权威，因而丧失了它的统治力。于是发散性思维就会顺势膨胀，一旦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它本身潜藏着的无限的张力的释放，从而达到了足以压倒常规科学所依赖的收敛性思维的程度时，科学在原有常规的基础上便承受不了来自于自身的这种巨大的膨胀，于是科学革命便发生了。

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即f(x)f(x)；而并非是兼容并包的原则，即f(x)f(x)，其中f(x)=g(f(x))；这种用数学中的函数对应法则来表达范式概念，可能是从数学角度理解范式的一种新的手段。因为科恩从未给范式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范式概念的模糊性让我们不得不试图从一切领域去寻找手段。

当新的范式可以暂时满足其共同体内的信念需求时，它便代替旧的范式占据了主要统治地位。从而发散性思维因过度的消耗能力，处于冷寂状态，它在储蓄着能量准备着下一次的膨胀。收敛性思维便重新回到了科学的研究中，于是一个新的常规科学便站稳了位置。它又重新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

六、  拉卡托斯：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的综合

拉卡托斯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但他更倾向于波普尔证伪主义，尽管他也像库恩历史主义一样以研究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此，基于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改造，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

它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即被拉卡托斯称之为的朴素的证伪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精致证伪主义认为只存在一个新的理论的出现超越了前一个理论是看接受的。而前者则认为只要是可证伪的便是真的，可以接受的。

吸取了库恩历史主义的经验，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身后出版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便是对这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释。

七、  结语：还应回到康德 

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就在于他认识到了形而上学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即理性的本性总是妄图对其自身提出问题。因此他试图重新科学的合理地建起形而上学大厦。最后还是被后辈直到尼采把它彻底推垮了。科学哲学这个新秀是否也会得到这种特殊的命运的青睐呢？

简单回顾一下科学哲学走过的路程，我们发现，当其走到了库恩那一关键点时，它自身的缺陷——空洞性就暴露出了，这恰好印证了康德的那句话的前半句“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库恩的历史主义似乎又在印证着其后半句“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尽管他并没有忽视科学哲学本身。因而整个科学哲学似乎就是踏着康德那句话的印迹兴奋地走过来的。而拉卡托斯做出的努力即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是否就能挽救科学哲学的前途，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也许还仍旧是在沿着康德的预言悲剧性的狂妄的走下去,只是更加冠冕堂皇了。

主要 参考 资料：

《欧美哲学通史》李国山王建军 嘉江鸿 郑辟瑞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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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性 非理性 科学美学 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114-02

科学家都非常推崇美学对科学发现的积极作用，美学与人的情感的紧密相连也让一些人指出非理性的因素不能参与到科学理性活动中来。那么，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是否能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规范，例如詹姆斯·W·麦卡里斯特的《美与科学革命》一书中就提出了“科学中的审美规范演化模型”，并且表明“科学的理性主义图像的根基既没有因为科学家乞助于审美考虑而受到侵蚀，也没有因为科学家参加科学革命而发生动摇”。

一、解释可能世界

在讨论可能世界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现实世界。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到今天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步步的变迁过程中，古代先哲和今天的杰出的科研人员提出无数个理论，构建出很多解释世界的图景，这一切都是人类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做出的努力。而这个世界就是理性主义发展的现实世界。解释实在世界的方式的不断更替，让我们很难回答，究竟是解释世界的方式出了问题还是解释的对象就有问题。

理性思维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将理性作为唯一的研究方法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指导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使得作为主体的人成了被科学技术奴役的对象。因此，单纯地从理性方面来认识现实世界是有局限性的。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真理具有外在的证实性和内在的完善性，但是内在的完善性必须在世界的整体化过程中才能完成。

可能世界是“理性超越现实世界后建构起来的形形世界的统称”。可能世界不仅包括人类通过自然科学建立起的世界图景，还包括人类在文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可能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人要经过感性——理性——实践才能完成认识世界的过程，因此，非理性、理性以及对理性的超越都是缺一不可的环节。所以，理性只能作为一个过程，而人类对可能世界的探索涉及到如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历史和神学等人类思想所涉及到的文化领域，因此探索可能世界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坚持理性作为唯一的方法只能固步自封，得不到发展。

凡是方法都包含着对客观对象的规律性认识，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被认识和反映的规律性构成方法的客观方面，而根据这些被认识和反映的规律制定的研究和改造客观对象的手段和方式则构成方法的主观方面。客观规律并不能构成科学方法，而根据客观规律所制定的那些用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现实，获得新成果的手段才是方法。主观判断也不能单一地作为科学方法，主观判断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扩展性的思维方式，发现沉寂在客观规律中的信息。

二、科学美学范式

库恩是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次出版）一书，提出了新的科学图景，即对形式主义的反对，建立起一个宏观的历史模式。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概括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在一套科学理论形成系统之前，即在前科学时期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和百家争鸣的情况，最终一个获得普遍认可的理论脱颖而出，成为研究某一科学问题的科研团体的集体规范，从而形成了常规科学。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时期的同一领域的科研人员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对该领域内的难题有着共同的理解和解决方法，“从事常规科学的科学家共享一个范式”。“范式”的形式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它有完整的理论模型，并且有统一的规范来指导和组织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工作。可以说范式充当着世界观的角色，并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

在常规科学时期，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难题。解难题的活动应该在范式中进行，难题的解决是对该范式的补充和完善；而难题的未解决，也不是因为范式的理论错误，只能从研究者身上找问题。而这些未解决的难题只是一个反常，可以成为范式下科学共同体未来研究的目标。在这一时期内，人们并不对范式进行严重质疑，然而反常的积累却可能对范式造成致命的打击。研究者发现难题很难在旧的范式下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寻找具有全新理论基础和方法的框架，库恩称之为危机。如果旧的难题在新的框架下被克服，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会把这个新的框架完善成为新的范式，将旧的范式取而代之，并开始新的科学研究，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常规科学时期。正如普朗克所说，“新的理论很少由于理性地说服了对手而得到认可，人们只需要等待，直到对手死去。”

范式看成科学共同体的投影与反映，所以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科学修养和心理特征正是范式所具有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素质。库恩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一文里就对科学和艺术的异同做出了分析。他指出，美在科学中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亦即当几种理论在其他方面旗鼓相当时进行选择的标准，或者是一种能启发想象以设法解决麻烦的技术疑点的指南。所以，科学美学在范式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对传统的科学发展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学知识的增长不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先进的范式取代一个落后的范式的过程。而且他甚至主张不同范式之下的理论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因为在不同范式下工作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因为理论术语的意义随着革命的发生而出现了变迁。”正因为库恩对科学图景全新的构建，颠覆了每个人对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认识。在这里，科学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变迁更替的过程。

三、科学美学范式的意义

从科学史上来看，科学研究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理性活动，但是客观性和逻辑性并不是它的全部，因为科学研究的主体还是科研人员，是人，这其中必然会渗透着人类的情感。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因此，科学研究不能被单纯地看成是对客观事实的证实，对美的追求在其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审美与艺术介于理性科学认识和感性伦理实践之间，美学也是一门“之间”的学问，它与多种学科有深刻的联系。科学美学可以作为一种探索可能世界的方式。但是在科学创造中，不能因为求美而失真。美和真这两个概念常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虽然真的不一定是美的，但美的一定是真的。对美的探索能够引导真理的发现，向科学家提出暗示，不是直接指出真理之所在。发现真理也是科学的最终目标。而决定性的看法总是通过实践和行动来确定。

当然，科学美学范式也具有库恩“范式”的特点，在常规科学的活动中，也不乏由于拘泥美学观念而妨碍对真理的认识的。狭义相对论中的数学部分主要是“洛仑兹变换”，但是洛仑兹提出“洛仑兹变换”的背景却是坚守牛顿力学体系，当然在经典力学中相对性的美学因素影响着他关于以太的假设。按照当时的理论基础，光速不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这也导致了他与狭义相对论擦肩而过。科学美学范式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美学观念，不可逆、不对称、不平衡等因素被认为是美学中不和谐的因素，放在科学理论中是被抛弃的对象，然而耗散结构理论却揭示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所以，要想让科学美学范式能够继续对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就应该对旧的范式大胆提出质疑，对审美活动中的“难题”要积极解决，以这种开放的态势才能不断将其充实和更新，并促进科学活动的进步。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麦卡里斯特（著），李为（译）.美与科学革命[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8.

[2]贾玉树.理性与可能世界[J].江淮论坛，2009（1）.

[3]吴国盛.科学史的意义[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1）：62.

篇5

关键词：网络；概念；结构与变化；认知

中图分类号：b811.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2－0075－06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经以十分思辨的方式指出，一切事物都是概念，科学赖以存在的东西就是概念自身的运动，并且，概念或纯概念（客观精神）是“范畴之网”。虽然后来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中的概念论一度沉寂下来，但自上世纪初以来，他的哲学概念论似乎又重现光芒。当代科学认知哲学特别是概念变化（conceptual change）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重新找寻并印证了黑格尔哲学概念论的主要精神实质 ①。这些研究表明，人类思维中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新概念、新隐喻的产生和变化，常常意味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概念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原子式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网络化的，或者说，概念的产生和变化只能是在作为整体的概念网络内发生。当然，新的研究是在多层面上展开的，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历史上逻辑“共相论”到语言哲学层面的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原型”到人工智能中联结主义的“语义网络”，从科学理论层面的“迪昂—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再到科学历史认知的“本体网络”和“树干转换”等，都显示出超越黑格尔思辨体系而寻求实证说明的努力。笔者认为，当前有关概念结构与概念变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网络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出人类语言和科学思想交往的扩大，以及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但是，对网络化不可作过度的阐释，不能矫枉过正，也不能就概念论概念，还必须站在客观知识的高度，为概念论寻求跨文化的心理类型和认知类型的说明。

一、从逻辑“共相”到概念的“家族相似”

关于概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其最初的讨论是同逻辑学中关于“共相”或本质的探寻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在其“论辩术”中通过对最概括的概念进行对分以寻找下定义的方法。例如，他曾用一个钓鱼人的定义来说明这种方法 ②。这种依靠增加“限定词”进行划分的方法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属加种差”定义方法的前身。

有研究表明，虽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不可能找到一个与“概念”这一术语相当的名词，但是通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大致上在两种意义上表述“概念”：第一种是将概念理解为关于对象本质属性的完整思想，即回答“这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把概念理解为本质知识的表达，或关于存在实质的言辞的定义；第二种是将概念理解为“被思考的东西”，或者，如果所指的是三段论前提的要素，就称为界限、规定性、前提的名词等 ③。这里，不管是在逻辑学还是语言学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都是作为一种思维抽象，即用肯定或否定的形式把握对象的属性及其种属关系，以确定言辞表达的本质内容。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或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中世纪逻辑学研究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按照中世纪大逻辑学家阿伯拉尔的观点，逻辑的基本问题是关于共相的问题。他认为，共相并不只是无意义的声音，而是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所指，它是用来表达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但是，一般性的概念只存在于思维中，它与客观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甚至说：“通过命题表述的近乎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方式，而事物并没有被指称出来。”④ 唯名论者奥卡姆虽然用他的“奥卡姆剃刀”摒弃了加诸概念之上的“实体形式”、“本质”、“隐秘的质”等，但他仍然认为共相是有关许多事物的记号，例如声音；并且它只存在于意念和理智当中。他赞同阿维森纳的观点，说：“在理智面前，一个形式关系到众多性，根据这种关系才说共相，因为共相是理智中的意念。”⑤

19世纪末，著名逻辑学家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一文中将语言学中的意义和指称作了划时代的区分。例如，“启明星”和“长庚星”同指金星，但两者的意义不同，因而不是同一个概念。他强调指出，概念或意义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语言与对象的指称关系，意义是大于指称的；意义正是概念的意义，人们借助于概念来理解所指称的对象，从而使所指称的对象有了意义。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于1916年提出了语言学上一个著名的观点：一个符号或一个词项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音响形象是所谓“能指”（signifier），概念则是所谓“所指”（signified）。他说：“被称为概念的意识事实是跟用来表达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象或音响形象联结在一起的。”⑥他认为，概念的作用正如音响的音节划分一样，是对浑然的经验之物进行划分。

从以上简要的勾勒不难看出，西方概念论的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共相论”（“本质论”）和“观念论”。即通过对对象一般属性、固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即共相）的思维抽象来构造概念的内涵，或以定义的方式寻求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来满足“对一般概括的渴求”，其结果通常是观念形态的，即把概念看作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东西。我称这种概念构成为原子论的和线性式的：它主要着眼于单个实体可以分割的属性和特征，并限制和固化这些属性和特征，再用一般名词（声音符号）加以指称；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蕴涵式的种属关系或线性递推关系；就单个概念边界来说，它是精确和固定的。然而，这种概念构成实际上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例如，一些词语或概念所指称的诸事物（成员）之间并没有所谓共同的属性或特征，或者说，其成员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并不完全相等，它们之间许多时候仅存在着相似性，并组成一定的结构。对于这样的概念又该如何定义呢？

为解决这些问题，奥地利著名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试图以概念网络论取代概念本质论。维特根斯坦在他早期的思想中，通过对语言的哲学分析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网络说的雏形。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是与世界相对应的映射关系；语句或命题只是提供了原子事实的“逻辑图象”或“逻辑形象”。而逻辑图象的共同的部分则构成所谓“逻辑形式”；它与现实或事态的关系仿佛几何学与现实及事态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力学理论对物理世界的描画，与视网膜对现实的感知一样，是通过“网眼”的方式实现的。“描画世界的不同体系是与不同的网眼相对应的”，但“种种规律，象因果律等，所处理的是网，而不是网所描画的东西”⑦。也即是说，“网”是像纯粹几何学那样的概念化了的东西。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说及概念网络说对他后期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后期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正是基于概念的网络说之上的。因为他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说得很清楚。他写道，在“语言游戏”活动中，“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相互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这里，他以家庭成员具有某些家庭的相似特性来比喻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由这些相似性所构成的概念之间的网络关系。即所谓“家族相似概念”⑧。

需要指出的是，《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德文原文是sachverhalt，照原义应译为“事态”（state of affair）。“事态”这个词的内涵不同于传统上一个个的、基本的“原子”或“属性”⑨，有些类似于后来学者所说的“样例”或“范式”；当人们说到事态的时候，已经是指经验世界中由某些原子事实组成的实体结构或状态，这种结构和状态不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概括性，而且具有了整体性和关联性。显然，“事态”一词与“网眼”、“家族相似”概念是有关联的。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论仍然有着原子论的痕迹。正如学者陈嘉映指出的，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仍然是从“是否具有共同性质”来探讨概念的，而且在他那里，有些概念是家族相似概念抑或所有概念都是家族相似概念，这一点并不太清楚。这些使得他的概念论不足以说明概念自身的结构。倒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汀的工作比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更近了一步。它表明概念的结构和表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⑩。

二、从语言的“概念原型”到“语义网络”

对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来说，概念的构成是一个认知过程。通过认知，人们很容易清晰地刻画出概念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概念的形成不只是逻辑学上共同属性的思维抽象，它还是具有相似属性的成员间的概括、归纳和识别的过程。

心理学家e.rosch于1973年在其《概念的内部结构与语义范畴》一文中指出，概念所包括的成员在典型性的程度上是有差别的，其中某些成员的典型性程度高，而另一些成员的典型性程度较低；典型性的水平依赖于该成员与其他成员共有属性的多少。通常，概念形成的刺激维度既不是孤立的又不是单一的，它主要以它的最具有典型性的实例（“原型”）来表征 {11}。这样，原型形成过程也就包括了概括、归纳和识别等认知环节。

可以看出，概念的认知边界是模糊和变动的，概念的形成不是以“全或无”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概念所依据的原型和特征只能发生于认知主体与对象的直接的互动认知活动中。这一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言起源于人们的互动性的感知体验，它由人们的感知体验，经过范畴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有关对象的范畴和概念，最后再用语言符号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可以说，只有感知才能有原型；没有感知的原型只能是抽象的属性，或者只是以离析的方式对属性元素的组装。

应当说，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关于概念的原型和特征的研究是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的证明。他们的假设前提是，概念的不同成员间的相似度存在着差异。但是，概念的原型说（还有特征说）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一样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原子论的影响。这不仅因为（尤其是）原型说立足于寻找孤立的最佳实例，而且因为其依据原型所作的定义性特征通常被看作是绝对的属性，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属性是在定义某项事物中必不可少的 {12}。与之相反，一种基于网络的概念模型和知识表征模型却可以避免这一不足。

早期网络模型中最著名的是a. collins和r.quillian（1969）的“语义网络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将语义知识表征为一种由相互连接的概念组成的网络。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概念间的关系用连线符号连接起来。通过这种复杂的语义和概念网络可以看出，各个概念之间有两类不同的关系：一是子集关系，一是属性关系。重要的是，在网络中一个概念意义是用其他概念来表示的（即不用一集语义基元来描述这些词或概念的意义），而且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它的所谓本质特征 {13}。在此基础上，a. collins和e. r. loftus于1975年进一步提出新的语义网络模型——激活扩散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概念间的关联度是以概念间的连线距离来表示的，而概念的关联度又是依据经验来确定的；在不同的概念组群内部，概念更易于激活与扩散。这表明，新的语义网络模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随着人工智能中联接主义的复兴，概念的网络化表征得以强化。一个经过训练后对刺激作出准确反应的网络可以获得对应于该刺激的概念。例如，如果一个网络的输入单元用来检测动物的特征，而输出单元用以确定动物的种类，如狗、猫等，那么该网络就能获取关于狗或猫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由某个特定结点来代表，而是由当给出一组典型特征作为输入时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单元激励模式来表征的。显然，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上作为结点激励模式的概念表征同传统的概念表征是很不一样的 {14}。认知科学哲学家a·屈森斯在《概念的联结论构造》一文中指出，为了解释概念的显现，需要有一个基于经验的非概念的心理内容的观念；这一观念并不必然涉及概念间的句法关系。所谓“内容”，是指世界的某个方面呈现于主体时所采用的方式；客体、特性和事物以这种方式在经验中给出。而概念的真值恰恰是依据这一“内容”而不是概念间的句法关系构成。同时，概念的内容又依赖于视角的转换，这一转换超越了“任务域”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制约。可以说，正是经验内容的视角转换为人类提供了完整的“认知地图”，这个认知地图是概念联结论的基础 {15}。

与概念的网络结构相联系的是概念的变化取向。因为网络系统本身对信息的处理是并行的和交互式的，它具有非线性、自组织、自适应的动力系统特征。就概念网络来说，概念的形成依赖于网络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依赖于概念结点的分布式交互作用。这样，概念与概念之间不仅有着类属关系，而且具有包含关系、占有关系、位置关系、时间关系、因果关系、相近关系等，其动力机制类似于人类神经网络的激活与抑制关系，并具有网络系统的一般特征。因此，当我们用网络来表征概念时，它本身已经蕴含了概念变化的机制。

那么，概念的网络化表征以及与之相近的“框架”、“程式”、“脚本”等表征形式的形成，是否意味着传统有关概念的“定义”表征被完全取代了呢？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中有一种忽视或完全否定概念的“定义”表征倾向。那种试图取消定义的必要而充分条件的观点，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偏颇的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就其本质来说，概念无非是根据某种共同的属性和特征将部分对象归入某个范畴当中，并用符号形式或名称来指称它们。而要概括对象的属性和特征自然离不开思维的抽象；虽然思维的抽象也不能保证所概括对象之间在属性和特征方面的完全一致性，但至少可以做到大致上相同或相近，这正是概念定义和概念原型得以形成的前提。从联结主义的角度看，局部化（localized）联结图式表明，每一单元都代表某种对象或属性，例如单词识别系统中，每一单元代表了可能在场的特征、字母或单词的一种假定，单元的激活程度表示的是对于相应项目是部分输入的信任程度。离开了局部化的联结图式，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加工单元的系统联结很容易被看作是神秘的黑箱状态。事实上，基于联结主义的概念表征和基于规则和形式主义的概念表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容的 {16}。

三、从科学理论“整体论”到科学革命的“树干转换”

科学中的网络观最初是与一种科学理论的整体论相联系的。这个整体论即所谓“迪昂—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在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的论述中，物理学理论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的核心观点是，物理学理论是一个整体，其理论中的单个命题或假设不能单独地交付实验检验。他说：“物理科学是一个整体，必须看做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有机体，其中单独一个部分不能发挥作用”{17}，“物理理论乃是一个由逻辑上有联系的命题组成的体系，而不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力学模型或代数模型。这个体系的目的不是要对实验定律提供一种解释，而是要对它作出描写和自然分类，因而它是整个被接受下来的”{18}。虽然在迪昂的“整体论”中，我们没有看到有关概念与理论的明晰区分，也没有关于概念网络的直接表述，但是他的论述由理论的整体性进入到意义的整体性层面，进而引导人们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世界加以理解，并将这个意义世界与经验世界作整体性的对应，而意义世界本身则可以构成一个相互融贯的命题系统或概念系统。这便是不少学者认为迪昂的整体论已经具有了意义或概念网络观的端倪的原因 {19}。

与迪昂的整体论相近，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中虽然也承认，“从整体上看，科学既依赖于语言，又依赖于经验”，但他否认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做出这种区分，也否认任何陈述可以孤立地由某些特定范围内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因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20}。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或者换个比喻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 {21}。“我曾极力主张可以通过对整个系统的各个可供选择的部分作任何可供选择的修改来适应一个顽强的经验……人们觉得这些陈述较之物理学、逻辑学或本体论的高度理论性的陈述具有更明确的经验所指。后一类陈述可以被看作在整个网络内部比较中心的位置。”{22} 相比较而言，奎因的整体论由迪昂的物理学扩展到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人文科学在内。他对作为整体的意义理论的阐述，使他的整体论成为“语义学的整体论”{23}。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说对科学史中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学派发挥着影响作用。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对于常规科学来说，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技巧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规则和假定而是通过相似和模拟科学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24}。可以说，“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25}。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用“推理链”或“理由链”的术语直接触及到科学理论中的概念变化问题。他指出：“意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精确的东西。我们用以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概念具有开放性。意义的固定性是科学的障碍，而开放性则是科学动态发展的关键。”{26}从这种开放性的、变动不居的视点，夏佩尔发现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其前后变化之间都有一条清晰可鉴的“推理链”。例如，电子这一概念不过是这一术语诸种用法的家族，这些用法是通过推理链联结成“世系—血统（或表亲）”关系的 {27}。

显然，科学哲学家们在谈到科学概念网状化时必然要涉及科学概念变化问题。近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把目光转移到概念变化（亦称“概念转变”）的研究上来 {2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库恩在后期思想中认为，范式之间并不是不能跨越的；跨越的前提是所谓类术语或概念的分类系统的转变，即所谓“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认知心理学家m. t. h. chi（1992）提出一种“本体网络论”来解释概念结构与变化。chi等从本体论（ontology）的角度来分析概念结构，指出所有的实体（entity）可分为三个类别：物质（matter）、过程（process）和心智状态（mental state）。分类在本体上的不同是基于下层的概念是否来自相同的属类别归属。（如图2所示）在这里，所有的概念都有它所归属的类别，类别之间是不相容的；概念改变就是改变概念所归属的本体论类别，即跨越本体类别间的概念改变 {29}。当代著名认知科学家萨伽德在《概念革命》一书中探讨了历史上七大科学革命中表现出的实质性的概念变化 {30}。他认为，概念变化涉及实质上概念系统的改变与部分关系的改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类型是主干转换（tree switching）。

我们看到，科学概念变化研究不论是认识论的还是本体论的，都触及到这样的问题：即同样是科学概念，何以相互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一种概念能够向另一种概念转变或跨越？其变化的依据和动力机制是什么？等等。许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学者邱美虹指出，chi的本体概念论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概念变化的具体脉络，且能很好地说明概念变化的动力机制，而萨伽德的概念变化说基本上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例如，萨伽德的概念变化只是停留于同一本体范畴中，其树干转换虽然有某些经验事实依据，但始终无法上升到本体类别的高度。其“特创论”到“进化论”的树干转换显然不如从本体概念的角度，将这种转换看作是从“物质”（实体）的概念本体树（特创论）向“过程”的本体概念树（进化论）的转换，更有说服力 {31}。

笔者认为，对于概念变化问题的研究应当从人类客观知识的高度，把人类科学看作是一个网络化的概念体系，即将本体论概念类型的划分与跨文化认知和心理类型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东西方不同的自然观及认识论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本体论概念类型的划分才不会只是在相对狭窄的“概念域”内进行，也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跨越本体的“树干”或“树与树”之间的类的转变。

注释：

① ［加］保罗·萨伽德：《病因何在》，刘学礼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85页。

②④⑤ ［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266-267、343页。

③ ［苏］阿·谢·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马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170页。

⑥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⑦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1-92页。

⑧ 以上几段引文均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⑨ 此观点参见《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文版郭英写的“译者后记”。

⑩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

{11} roch, e.h.(1973).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t. e. moore(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pp. 111-1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篇6

关键词：方法论个体主义 自由原子论 还原论 意向论 多线型分析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of both analytical and inpidualistic tradit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ence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keeps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at an arm’s leng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of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and intentionism， and multithreading-analyses. It points out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pecial space of expression an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intentionism， multithreading-analyses

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它的核心观点——社会集体的现象必须根据或落脚于个体的解释而得到解释——是基本的、稳定的，贯穿于该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一核心观点又只是规定了从社会现象到个体的解释方向，而实现这一方向的方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可变的，能够基于本体论、还原论和意向论等给出不同的表达。

从背景分析的角度看，这样立论的原因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分析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种交汇作用形成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本底色和特征，使得它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也正因为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既不是纯粹的分析传统形态，也不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形态。如果从分析传统的角度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它血脉相连但又若即若离。“若即”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分析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直接表现是试图把个体作为原子纳入还原论的解释模式，而且这一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若离”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不能不顾及个体的人文属性，给体现人的自由特性的意向论表达留下地盘。意向论模式虽然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纳入分析的范式，但它毕竟又偏离了还原论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这种偏离不仅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的特殊意义，而且也与科学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联系。当今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以还原论为研究基础又以超越还原论为其目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还原论的联系和偏离，虽然并非就是复杂性研究，但却与它有着一定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比仅仅讨论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具有方法论的现代意味。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特点还应该放在下述两种对立的传统中思考：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图景是一种特别的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其倾向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元理论，如果不是看作等同，那也是看作是对自然科学的类似（本斯滕，1983和1935）。在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则包含在人文科学中，即包含于Geisteswissenschaften中，与Naturwissenschaften 相区别。[1]这是两种社会科学概念，一则倾向于物的法则，另一则倾向于人的法则，表现了特有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又是相对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需要一种融合性的新的社会科学概念。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就其主要倾向看属于前一种传统，但它的包容性特点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具有某种一致性。

本文希望在这样一些背景视角之下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分析传统的关系。

一、自由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一种原子论，但是一种特殊的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与原子同处于本体性的地位。原子是自然的本体，个体是社会的本体，因此个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原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子。

原子论，历史地看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研究传统。它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它是一种与自然研究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传统；第二，它是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纲领；第三，它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具体学说。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一个关于自然的理论传统的历史展开，其本体论意义虽有所不同，但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原子论一开始以始基论的形态出现，即把原子视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描述德莫克利特的学说：“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他们在整个宇宙中由于一种旋涡运动而运动着，并因此形成一些复合物：火、水、气、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某些原子集结而成的”。[2]按照这种思想，原子是万物构成和运动的基础。此后的伽桑狄在介绍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过程中使原子论的表述接近近代科学的形式。他说：“原子也是事物的元素。首先由原子组成最小的矿物质凝核或者分子，然后组成比较大的，再组成更大的分子，然后组成最小的，再组成比较大的和最后组成最大的物体。”[3]他的思想影响了化学家波义耳，后者把微粒作为一切变化的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化学元素论，因此引发了化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原子论进入了科学领域，但它的本体论的意义依然保持着。原子论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而取得卓越成效的例证是牛顿的微粒论。牛顿说：“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整体物体的全部最小微粒都是具有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并且具有惯性，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如此。”[4]这里，原子作为本体，是所有事物属性的承载。

原子论本身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但它的近代形态的本体论含义仍然可以概括如下：

（1） 世界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它们的最基本的单位；

（2） 世界万物的变化过程是由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所决定的；

（3） 决定世界万物性质和过程的原子，其原质是相同的，只是形状、大小和数量不同。

这种概括对于我们认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原子论性质很有帮助。金凯哈罗德曾经这样概括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命题：

“（1）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不存在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

（2）社会过程完全由包含个人的过程所决定；

（3）所有个人的经济或社会的相关性质都是单子性质的，即其他人或社会实体，比如组织或机构都不介入这一性质之中。” 即使允许个人的非单子性质的存在，也只涉及它们的非本质的或外在的关系。[5]

从对比中不难看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原子论。

西方微观经济学可以帮助证明这一命题，因为它就是关于个体原子的经济学。它首先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单个市场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又是如何同时形成的。整个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个体的经济单位和变量，是个体的单子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企图把这种原则扩展到整个经济学。比较典型的奥地利学派把个体视为孤立的原子，认为分析这种原子就可以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它企图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宏观经济学命题。

原子论所以能引入社会领域，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乌罗塞堡对此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把原子论世界观中的一个单个原子的作用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结构中的一个单个生产者的地位相比较，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以此而获得有关17世纪初期原子论复兴的原因的说明，然而，我们却看到，发展着的新型生产关系，给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的自然哲学的抽象推论以一个完全另样的规模。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及哲学中，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发现了生产者之间正在形成着的那些关系，发现了他们的日益增强的个体化及他们的可调换性。”[6]乌罗塞堡把自然科学中原子论的复兴与社会个体的日益独立联系起来，把17世纪特定科学形态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个体这种原子地位的历史确立与个体自由历史发展的相互关联，从个体主义概念的形成也能得到佐证。据卢克斯考证，英文词Inpidualismu直接从法文Inpidualisme 演变而来。他认为，个体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以法文形式出现，用于概括启蒙思潮。19世纪20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也用个体主义概括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正是他们把自由经济原则、社会的原子化和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哈耶克对此描述说：“‘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初都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创造的。他们首先创造了‘个体主义’术语，用以描述他们所反对的竞争社会，然后又发明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描述中央计划的社会。”[7]

个体的原子性质与个体的自由性质不仅有着历史关联，而且它们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是相关的，因为个体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原子论，这是它与自然传统的原子论的重要区别。

自由原子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个体是一种主体性的原子，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它具有主体能力，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认知能力，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特定情境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其次，它能够自主活动，具有自然原子不可比拟的活动空间和选择空间；再次，由于它能够在一种确定的意向和信念指引下通过其行为改变自己和环境，因而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原子，一种价值源。所以，主体性是个体的存在属性，自由就是其本体状态，这种存在属性和本体状态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扩展和增强。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这种存在以特殊的地位。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使得社会与个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可同等而语；从微观的角度看，它限制了个体的进一步分割。

不可同等而语是指，个体自由的本体状态是真正的实在，而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整体在此意义上却不是真正的实在。

在原子论中，原子与其所构成的物质层次虽然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实在。与此相比较，在比较典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那里，个体与社会却不具有这样同等的意义。韦伯曾表示，他一生都在为驱散“集体”的幽灵而奋斗。他认为：“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即使社会或集体存在的话，这种“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8]一些著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还从经验的角度对此论证。波普指出：“所谓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会理论的公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加以分析。”[9]哈耶克则以历史上的唯名论作为说明：“个体主义是哲学上唯名论的必然结果”。（[7]，p.6）唯名论否认“共相”的真实存在，认为一般名词只是加给一组事物的标记，不能成为感觉经验的对象。所以，只有能够成为感觉对象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社会这些一般不是真实的存在。

个体与社会在本体上的不对等也体现在个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地位不对等上。穆勒说：“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斯考特高登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这一命题在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形式包含在Lionel 罗宾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论文’中（1932）”，在这一形式中，“经济学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从前提推出它的定理，而它的前提是陈述人的天性的命题。”。[10]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以特殊地位的另一表现是，这种个体不能再继续分割下去。在古代原子论中，原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原子被逐步认识到只是物质构成中的一个层次，它还可以继续分为原子核和电子等，而且这种分割并没有造成意义的断裂，也就是说，分割以后仍然属于物质的范畴。但是，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个体的继续分割却造成了意义的断裂：分割以后不再属于人文的范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强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根据个体的情境、意向和信念来解释”[11]时包含着这些个体的主体性质具有基本的意义，如哈耶克所表达，人的知觉和信念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因而它构成社会科学的事实；社会科学的起点应当是这种事实，并由此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知觉、信念这些主体特性与个体不能分离，个体以下的层次不再具有这种特性，分割只能到此为止。在这一点上自由原子论好像是对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回归。

所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具有自然和自由的双重性质。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比原子论中的原子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领域的个体自由论。这正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特点所在。

二、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

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是一种原子论，那么基于原子论的解释模式——还原论就同样适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对社会领域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自由原子论，它的原子——个体具有特殊的属性，因此仅仅还原论又是不够的，于是有了意向论的解释模式。不论是还原论还是意向论，其解释线路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使得社会的现象落脚于个体的一般或特殊属性，都是给出一个因果解释。从这一解释线路来看，还原论和意向论又都可以纳入分析的范畴，一种广义的分析范畴。

洛西（J. Losee）曾从历史的角度说：“原子论的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这样的思想：根据在更基本的组织上所发生的过程，可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个思想成为17世纪许多自然哲学家们的信条。亚宏观的相互作用引起宏观变化这一点被伽桑狄、波义耳和牛顿等人所肯定。”[12]这一信条首先表现为自然研究中的还原，主要有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

对象还原是把所研究的对象从宏观层次还原到微观层次。这种还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宏观层次的质变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变”；另一种是“假定更深层次存在着同样的性质和过程来恰当解释某个层次的性质和过程”。（[12]，p.28）前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间接形式，后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直接形式。

间接形式在化学理论中有其典型反映。从化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拉瓦锡已经认识到：化学元素是化学分析所能达到的真正的终点。这一认识通过查里米亚李比希的“当量比定律”和弗里契曼普鲁斯特的“定组成定律”得到证实。1808年道尔顿在《化学原理新体系》中作出关于原子的基本论断，之后柏采力乌斯制定的“原子量表”，杜马发现的化学性质决定于化合物的“结构类型”，阿伏伽德罗关于决定元素原子结合数的“假说”，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律”，都以不同形式说明了在化学中物质宏观层次的性质是如何被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的组合形式的。直接形式在物理学中有其反映。牛顿“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来揭示支配物体微小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希望“对短程力的研究将实现如状态、溶解、化合物的形成等物理—化学现象的综合，就象万有引力实现了地上动力学和天体动力学的综合一样。”（[12]，p.96）

对象还原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都有体现。间接形式被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确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发现”，而且经济学家指出的负反馈经济系统就是这样的发现。在这一系统中，个体动机是自利的，并非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在相互作用中却达到了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沃特金斯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这种间接还原的特殊关系：“我认为，在生物学者与方法论个体主义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平行关系。例如，生物学家不用有机体中的大的目的论趋势解释怀孕中的大的变化，而用小的化学的，细胞的，神经学的等方面的变化作解释，这些变化没有一个与它们的共同的似乎有计划的输出有什么相似之处。”[13]方法论个体主义所以如此重视间接形式，是因为它认为这种还原在解释上是一种进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方法论个体主义也重视还原的直接形式。同样是沃特金斯，他赞成机械论原理，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机械论是类似的，大尺度的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体的特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个体性质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经济学中“总需求是所有个体的需求之和”的命题是这种还原的直接体现。但是，他和波普对直接还原的某些运用持警惕的态度。例如，他们都反对心理主义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特性是相似的个人心理趋向的表现，即仅仅是个人特性的直接反映。他们认为这是把个人主义方法论推向极端，使得它在解释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沃特金斯认为，自从1714年曼德菲尔的《蜜蜂的神话》出版以后，个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就把重点放在非有意的结果上，更加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私的个人动机可能具有好的社会结果，而好的政治故意却可能有坏的结果。（[13]，p.740）

理论还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看作对象还原的逻辑结果。牛顿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14]]他将此推广至光学、电学、磁学、热力学、气体运动学等领域，形成了近代科学的谱系。这一观点后来继续被延伸：整个科学是一个等级结构，特殊科学在这一结构中可以还原到它们之下的更一般的科学，例如从社会学还原到心理学，心理学还原到生物学，生物学还原到化学，如此等等。理论还原不仅在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建立了理论的链条，而且也使自然研究中的理论还原成为社会研究中的某种范式。沃特金斯按照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的两分，也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规则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两种。前者是一个特殊领域中某解释理论的前提内容必须满足的东西，称为规范原理；后者则包括逻辑规则和某些现实的富有成果的约定。

还原论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不是没有其特殊的限制。其主要问题是，作为原子的个体，当他的主体性活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能够表现出重复性过程时，其所构成的现象能够以某些确定的规则为基础被还原论解释；但是当个体主体活动的自由度比较大，使得被解释的现象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情况下，其解释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基础，这时意向论的解释就成为必要。

沃特金斯说：“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类似于笛卡尔的机械论的立场。后者从不力图发现新的和闻所未闻的物理原理，因为他相信他拥有的接触原理是自明的最终原理。他的工作是发现典型的物理构造，该构造按照接触原理运作，产生可观察的自然规则。其理论模型体现了这样的规则，它们是‘自明’原理在某种假定的物理情境中运作的结果。同样，社会科学家在心理学方面也是依赖于熟悉的心理学的材料做类似的工作。他首先探查相关的意愿，然后发明简单而真实的模型以表明在精确的情境中，这些意愿是怎样产生某种典型的规则。社会科学家现在原则上能够解释这种规则性过程的历史实例，如果他的模型事实上确实适合这种历史情境的话。”（[13]，p.740）所以，对于可重复性的过程，从考察相关的意愿和情境出发，可以发现和确定某些典型的一般规则，通过它们逻辑地说明历史的情境。分配和交换经济学中的边际缩小效用原理，就是这样的规则。

但是在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中，由于不存在可重复性过程，因而不存在还原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方法论个体主义只能以个体的意愿和信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情境来解释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沃特金斯说：对历史情境或连接情境的顺序的重构，是“揭示个体（通常既是有名的又是匿名的）以他们的信念和意愿（可能包括特殊的个体意愿和典型的人类意愿）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是怎样产生要被解释的共同结果的。因为这一原因，我把侧重点放在意愿上，它是敞开的，似规律的”。（[13]，p.740）在这种似规律的解释中，意愿，特别是特殊的个体意愿具有特殊的地位，个体的自由属性在此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沃特金斯举例说，康斯坦丁大帝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在意大利以广泛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该事件可以作如下的意向论解释：康斯坦丁大帝具有使所有对手的权力服从于他的意愿；他同时认识到天主教不可能被摧毁，但如果使它成为皇帝官方宗教的话则能使它驯服，于是意愿与情境两者的结合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意向论的解释仍然可以视为分析性的，但这种分析性立足于人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更加人文的分析性，而不是更加逻辑的分析性。这种情形在对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探讨中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三、多线型的广义分析

相应于还原论和意向论的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分析方法至少也沿着两个方向在运用。一是还原论的方向，经验加逻辑的方法；另一个是意向论的方向，人文经验的因果分析法。为了说明这种复杂情形，本文在此使用多线型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虽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定向，但沿着这一定向的分析线路是多样的。

首先从理性重建的演绎和非演绎性质来看这种多线型。

分析一词源自希腊文anàlysis——分解、肢解，指思想上且往往是现实的分解程序，它把事物、事物的属性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分解为各个部分。笛卡尔对这一方法的描述也有这种意思：“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解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15]

但是，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分析方法，是和获取某种普适性和演绎程序联系在一起的。牛顿的目标就是应用分析方法归纳出解释性原理，而后以之推出理论的其它原理（定理）。这一方法在惠威尔那里有了更清晰也更形式化的表达。惠威尔认为“事实的分解是把复杂事实还原为陈述那些清楚而又区别的观念如空间、时间、数和力等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基本观念的意义可以用一组公理表达，这组公理陈述关于观念的基本真理。”“一个派生的概念仅当以理解这些公理的‘必然说服力’方式把它与基本观念联系起来时才被阐明。”（[15]，p.127-128）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是内含演绎于其中的方法。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启蒙学者运用于心理学、认识论、宗教、历史、法、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中，方法论个体主义中演绎性质的分析线路应该说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但是，分析方法并非仅仅以这样的纯粹形态存在着。在社会历史领域，许多时候在分析所获得的前提和被说明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演绎性关系，至多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性的关系。意向论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再建。这种分析方法在社会解释中有很强的应用意义，在某些学科中与演绎性质的分析难分伯仲，在有些特定领域甚至是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说明，社会的科学研究，很难仅仅诉诸于某一种分析线路。

多线型也表现在对经验分析的结果上，它们可能是某种一般原理，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之点。

与分析方法紧密相关的演绎虽然具有演绎论证的形式结构，但这时演绎前提的获得和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前提是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获得的，不是先验的；前提可能具有公理那样的特性，也可能只具有一般假设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E. Cassirer)说：“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分析的方法”。[16]在这种方法中，经验是分析的基点。莱欣巴哈也说：“躺在原子论摇篮里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被实验分析所取而代之”。 [17]]这一点为哲学家从更广的视野所注意，卡尔纳普指出：“长久以来，各种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概念和判断都是经验和理性合作的结果。”[18]就这种意义来说，科学是经验传统和逻辑传统“两个家族的联姻”。[19]在分析传统中，通过对经验的分析所获得的结果是某种一般原理。人们不仅可以对非生物进行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把生物，包括人在内分解为组成部分进行一般性概括。一旦人们理解了某一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何运动及怎样被组成为一个整体，那么人们也就认识了处于其规律性关系中的生物。在启蒙学者的一些著作中，人类社会也可以被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前提，该前提被作为还原的落脚点。

但是，也有许多时候对人类的社会经验无法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原理。对于人类具体的意愿和信念在一定的情境下达致的结果，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不具有重复性的因果过程。对它的分析结果，显然不同于一般原理；人们能够厘定的是一些特定的意愿、信念和情境，只能由它们对特定的经验过程作出说明。有时候分析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复合性的，既有比较一般的人类意愿，也有特别的个体意愿，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某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特殊的描述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多线型还表现在作为分析方法的多重背景理由上。

韦伯在1904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的文章中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程序，在所谓更为普遍的法则之下系统地包容观察陈述和低阶理论。他强调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决定以什么样的观点去接近历史，然后厘定和描述它的成分，最终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但是，在他死后出版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20]沃特金斯反对早期韦伯而赞成晚期韦伯的观点。但是，即使他也承认历史解释中有不同的情形存在使得分析方法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他描述了三种情形：一种是束缚性解释，它通过追踪与其它事件的固有关系解释一个事件，并且在它的历史顺序中确定它的位置。大部分“文学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是这样写作的，在这种解释中理想类型不起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是原则解释，在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中从高度精确、高度形式的前提演绎出被决定的范围。这种理想类型可以证明某种原则在历史环境中发挥了作用。这是理想类型表现最为卓越的领域。第三种是细节解释。在这里理想类型大部分被特别构建，并在实施中逐渐现实化，直到它们成为经验的建构。（[20]，pp.154-159）上述三种情形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其不同线路的存在有其实际的理由。

分析方法在社会领域的多线型与它的分析对象——个体的人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人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某种统一，那么不同的分析线路可以看作分析向自然或人文不同方面的接近。可以比较粗略地说，还原分析比较偏向自然的一极；意向分析比较偏向人文的一极。前者逻辑性比较强，但具体信息损耗大一些；后者逻辑性弱一些，但具体信息的损耗似乎少一些。这些都是向人本身的某种接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运用的合理性要视研究的对象和需要而定。

总的来看，四百多年来经典的分析性科学已经走过了辉煌的岁月，以致罗素能够自豪地说，“只有用分析才能有进步”。[21]分析方法的典型形态——还原论方法在自然研究领域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胜利也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的进军，程度不同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分析方法的胜利有其限度。它在社会领域的进军一开始就遇到了抵抗，特别是分析方法进入社会领域以后发生的复杂变异具有启迪性。社会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一开始就在提醒我们，经典科学的方法虽然在这里不乏建树，但新范式的出现在所难免，而且这种新的范式可能不会固着于抽象的唯一存在和客体化的形态，它可能更加逼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恐怕是我们在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回溯到分析传统时应该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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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7页。

[10] 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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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3]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Social Tendencie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Richard Boyd， Philip Gasper， and J.D. Trout，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p.739.

[14]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序言，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页。

[15] 笛卡尔：《方法谈》，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4页。

[1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7]〖德〗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7页。

[18]〖德〗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