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政策与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检测与传感技术;教学改革;寓教于乐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2-0111-02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核心之一是“能力导向”。“能力”指工程类学生培养的质量及利用学科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可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工业科技发展迅速，需要大量不同规格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些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主要依靠高等学校培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就是要确认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要求，是一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各高校促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契机，也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目前，不同类型高等学校培养目标趋于雷同;实践教学、工程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类的课程开设严重不足;培养的人才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要培养以能力导向为目标的电子类专业人才，必须加强对工科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行“应用型、差异化、重实际”的培养模式。借鉴国内、外优秀大学培养人才理念，不断改进优化专业培养。

一、课程特点及存在问题

《检测与传感技术》介绍检测技术的定义、工业检测现场所涉及的检测手段、常见传感器结构、工作原理、主要参数、检测电路及其典型应用。学生可以了解传感器的基本概念、构成及与传感器原理有关的物理定律，传感器及现代检测技术发展的趋势。涉及到的学科面广，是自动控制学、物理学、电子技术、数学、机械工程学的交叉融合，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平台课，主要内容有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压电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光电式、超声波传感器等。本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所开设的《检测与传感技术》总课时44学时，目前没有实践环节。由于一些基础理论知识的推导，使得学生开始学习本课程时感觉抽象、枯燥、不适应。上课学生学了一肚子枯燥的理论，又没有相应的实验验证及课程设计去动手实践，所以学了等于纸上谈兵。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也无法培养学生实际设计电路分析电路的能力。还有，本课程包括各类传感器基础理论、检测技术基础理论，短短40多个学时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个问题。另外，传感器的发展日新月异，教材选取及教学内容的更新是个重要内容，要能使学生全面了解传感器发展最新动态，从而提高将来毕业后对工作的适应能力。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笔者就课堂教学中教材选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实践环节、考试及成绩评定形式等方面改革进行探讨。

二、教材选取要图文并茂

本课程在电子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目的是在于增强创新开发能力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学生学习该课程时，通常感觉思维跟不上，知识点多而分散。因此为了学科发展，为了迎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首先在指导书及上课教材的选取上颇下了功夫。现在可选取的教材多而杂乱，满目尽是公式和多而繁乱的原理剖图。教师把书上公式搬到黑板上或者多媒体课件上对着念，下面是一群昏昏欲睡的学生。教材选取的原则一定要“图文并茂”，最好能让学生“看图识记”、“看图说话”，为配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并从根本上改变该课学生厌学不好学的现状，笔者正主编《自动检测与传感技术及实例分析》，该教材注重学科纵向体系模式，将常见传感器知识整合成6大模块，将该领域的专业内容与能力培养同时进行，按照工业生产要求和实际需要，模块着重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突出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设计了模块目标、要求、计划、实施等环节，并及时给学生介绍。该教材比较注重实用性，清晰易懂，把原理与应用有机融合，在实例中讲原理，在配套的课件演示动画图中，了解电路设计的原理及工业现场模拟运行状况。目前课程组老师准备编写自己的实验指导书，每章都涉及到一种传感器小而实际有趣的应用实例，以提出问题的形式引发学生思考并完成。在理论授课时，先从一些生活中的例子、直观的图片、视频、媒体大片中曾出现先进传感器的短片等资料入手，以典型应用为起点，先激发学生的学校兴趣，带着好奇心去了解相对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用多媒体课件和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方法，课件制作以教材为基础，不断加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内容，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手段辅助教学，扩展学生视野，最终使学生掌握检测技术的基本技能。充分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在总学时上，考虑增加到60学时。增加课程设计环节，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三、实践教学内容要寓教于乐，娱寓于学

实践教学内容要贯穿于实验、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所有实践环节中，让学生有一个学以致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练、做中熟的学习过程。工程教育认证重点突出应用，突出专业特色，所以对于课程来说，突出实践性应用不但要从课堂教学不断渗透，更要在实验、课程设计中逐步引导和加强。如果教师教学没有什么实践性内容，只有条不紊地按照传感器的各种转换原理，从一种传感器组织讲解到另一种传感器，决定了很少甚至几乎与企业发展、传感器本身技术发展相脱节，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也显得枯燥乏味。实践教学包括实验及课程设计两个部分，严格说来也包括了部分同学的毕业设计。实践环节一定要调动学生积极性及求知欲。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其对应的测量电路无论听起来还是学起来都比较乏味，而传感器的应用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会比较有趣。超市收银扫描笔、银行自动感应门、小区楼道自动感应灯、自动干手机等都是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不错的例子。开始上课之前的绪论部分，可以用大量生动形象的与生活及生产息息相关的例子如机器导盲犬、智能安全门、智能电子锁、生命探测仪等引导学生步入传感器世界。比如讲授电涡流传感器时，从四、六级重大的考试进场前防止学生带手机的金属探测仪，到看的老战争影片中的排雷仪，到一些重要场所的安检通道，让学生首先了解这类传感器应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激起学生兴趣。然后，我们引出电涡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由于金属的电涡流效应，当探测线圈靠近金属物体时，金属导体表面会产生电涡流，电涡流产生的磁场会使探测仪振荡回路中的能量损耗增大，检测出这种变化并转换成电信号，再由此判定探测线圈下面是否有金属物体。就让学生借此了解为什么能够检测，就是工作原理的讲述。讲述完再进入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电涡流传感器在位置测量、安检中的应用要点，测量转换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最后让学生主动思考，平时生活中，能在哪方面应用，应该怎么去设计，然后应该选什么型号。这样学生对于这类传感器肯定就印象深刻了。另外，在讲一种传感器时，要结合已经学过的传感器，找出各章联系点或者这种传感器优点。比如电涡流接近开关，与电容式的接近开关有哪些不同，各自适合在什么场所应用。比如在讲述防盗监控方面，压电式周界报警电缆与红外的优缺点及区别，这样在趣味中体会学习知识的快乐。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

《检测与传感技术》内容难学，各章节具有独立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较少，涉及到电子技术、电路分析、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知识。针对以上特点，考核方法重在应用与综合，不以识记为主，所以考试形式由原来闭卷改为开卷考试。从调查的情况看，可以减轻学生考试压力，不用单独追求分数的高低，把学习的重点用于应用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上，几乎所有的学生对开放性的实验和课程设计给分方式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有利于引导学生向能力培养方向发展。实践课内容灵活多样，强调应用与综合，强调对知识的分析和归纳，比如让学生设计自动分检器，分拣出金属和非金属，白色和黑色物质的生产流水线，设计教室照明自动识别系统，识别是否有学生在自习，从而决定打开灯的数量和位置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作弊，对端正考风有帮助。成绩最终的评定以设计和最终作品两个部分，使成绩成为衡量学习态度及学到多少知识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得到学分的工具。

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通过几年来对《检测与传感技术》这门课程的探索、教学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实践教学方面，实验室购进了部分典型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看到内部实物的构造，让学生有个直观的认识。在14版大纲中，又增加了具体课程设计内容，确定几种应用较多且价格相对便宜的传感器，让学生在其中自由选题并做成实物，从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及作品完成的成就感。电子技术学科组会继续努力探索，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使该专业学生能在学习本课程后，适应一般生产需要，在日常自动检测技术的应用及设计方面有突出的成绩。

参考文献：

[1]陈振学，刘成云.工程教育背景下“检测技术”教学改革探讨[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3，35（2）：36-37.

[2]苑惠娟，秦勇，周真.“传感技术”课程设计改革探索[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0，32（4）：91-92.

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价；微观经济计量学；因果分析；决策支持

基金项目：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企业集团推动创新驱动新突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编号：15HZKT070。

一、公共政策评价的概念和目的

现代公共政策评价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的是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建立公共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传统的公共政策评价方法（如成本一一收益法）相比，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在于运用微观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将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微观经济的主体收益变化，直接归为该公共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排除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因此能可靠估计公共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根据实施效果做出继续或终止执行政策的决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调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二、微观经济计量学框架下的公共政策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统计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微观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大规模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化实验的运用，使得公共政策评价的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

1、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和估计量

（1）主要分析框架。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是鲁宾因果模型，开创了公共政策评价的现代分析框架。鲁宾因果模型认为：因果效应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个体或公司的影响称为事实结果；反之则称为反事实结果）之间的比较，因而无需设定特定的参数模型。经过Heckman和Manski的进一步发展，鲁宾因果模型成为统计学、经济学分析的主流模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评价是研究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即某个个体或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质在于比较实施和不实施该项公共政策两种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收益变化情况，从而得到该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

（2）主要估计量。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估计量是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ATE（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指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也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的差异。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由于无法观测到反事实结果，公共政策评价实质上是缺失数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微观经济计量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并使用控制组样本作为反事实结果的变量，通过比较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之差，来估计实施某项公共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正的平均处理效应说明公共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可取的结果。同时，对平均处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对其相关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以获得期望的政策实施效果。

2、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方法

（1）分析方法的主要区别和选择依据。在微观经济计量学分析框架下，对公共政策评价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对选择性偏差的处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受到个体不同特征的干扰，即产生了估计偏差。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在存在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平均处理效应ATE的估计结果往往会产生选择性偏差。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时，必须满足条件的独立性假设，即保证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在实践中，主要采取随机实验方法和准实验方法来克服选择性偏差，获得平均处理效应的一致估计量。

（2）随机实验方法。随机实验方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机化实验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构建处理组和控制组，因而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能较好地克服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在公共政策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收入税政策及日间用电定价等政策均使用随机实验来进行政策评价。80年代，随机实验方法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和主要基金会政策评价的主导方法，美国劳工部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布了工作培训项目的政策评价。美国联邦政府也选择了试验方法来进行家庭子女抚养救助政策改革的评价，劳动经济学者运用随机实验方法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政策评价。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也运用了随机化实验研究进行政策评价。

（3）准实验方法。一般认为随机实验方法是最为稳健的政策评价方法，但随机化实验在运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农业和生物学实验不同，社会实验的参与者和处理的管理机构都是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人，具有个人的偏好，而不是被动的随机化处理的接受者。控制组个体失去了获取参与处理收益的机会，因而随机分配可能会产生伦理问题。在政策评价文献当中，研究数据往往不是来自于随机化实验，而是来自于非随机的观测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又称准实验方法。准实验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其选择依据主要取决于可以获取的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数据，如果可以获取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运用一阶差分方法DI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来克服选择性偏差；如果无法获取面板数据，则可以采取横截面分析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样本选择模型。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篇4

国内一些高校正在试验一种新型的交叉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比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试验构建了交叉复合培养平台。其中信电分学院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融入创意和创业教育元素，探索跨专业、跨院系复合交叉培养方式。其外语分学院试行英法双语人才培养，成功培养出兼备英法双语能力和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人才[1]。华中师范大学致力培育具备多学科专业优势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开设了“化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美术”、“化学—物理学”“、日语—国际贸易”等多个交叉培养实验班[2]。交叉复合人才培养模式试验都涉及人才培养方案里的课程设置改革，跨学科交叉课程群的开发与建设正好应运而生。下面将探讨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为满足对海洋经济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开发建设跨学科交叉课程群，实行交叉复合培养人才的问题。

二、海洋与公共管理跨学科交叉课程群设置的必要性

（一）海洋经济发展急需海洋与公共管理复合型人才我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提升加大了对海洋与公共管理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012年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洋事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面对海洋经济和各项海洋事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高等院校也将迎来对海洋方面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对既精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知识又掌握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知识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二）海洋与公共管理专业培养方案调整的要求国家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规定在海洋科学专业里设置一些有关海洋管理的课程，基本思路还是属于理工科专业知识配备一些海洋管理知识的传统套路，其人才培养基本定位在：行业技术+行业管理知识=本行业管理人才（技术官僚）[3]。但是，现代经济社会经常需要一些跨行业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比如政府机关需要既掌握海洋管理知识，又熟悉政府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知识的多面手的工作人员。他们视野开阔，可以兼顾多方面管理业务，还具有通盘思考、把握全局的素质和能力，更适合在政府机构压缩、人员编制精简的新形势下担任工作。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不仅要掌握本行业专门知识，还要了解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要能够理解国家对本行业管理政策及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全局中的作用。从工作性质来看，海洋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管理职能属于政府管理或者行政管理，其他部分属于公共事业管理。所以，在原来开办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或者行政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跨海洋事业与公共管理的交叉课程群，可以为较快地培养出社会急需的交叉复合型人才提供一条便捷途径，还可以省去正规设置新专业的程序上的麻烦，并且具有根据社会人才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培养方案的方便性。

三、海洋与公共管理交叉课程群设置的构想

篇5

近年来洛高校《公共政策学》任课教师针对公共政策学学科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不断探索新教法。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济南大学等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政策课程组为例，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有同:

1.教材讲授法。多年来公共政策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厂般涵盖西方公共政策学介绍、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型、公共政策概念、功能、类型和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价值、公共政策环境、公共政策的决策体制、政策议程和制定模式、政策工具以及公共政策的执行、评估、终结等分析过程。教材讲授法厂般会梳理上述基本理论。在讲授中首先介绍公共政策学的历史起源;其次介绍公共政策所研究的理论体系;再次介绍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和具体分析方法。通过教材讲授，让学生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脉络，了解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

2.案例教学法。在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是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的重要授课方式。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加深对公共政策学原理的认知，来实现对现实问题更加规范深入的分析，这是任课教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解决途径之一就是案例教学法。公共政策学教材内容有大段理论阐述。虽然我国公共政策研究起步较晚，但丰富的政策发展现实使得可供用以教学的公共政策案例俯拾皆是。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案例，引导同学们用所学理论指导与分析实践在实践分析中总结鲜活理论提高公共政策实践模拟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理论分析水平和公共政策视野。每堂课可以穿插一到两个案例。一般在上一次课结尾让学生们了解素材然后分组、分班级或指定几个人准备在教师讲解的基础上引导重点发言和集体讨论其他人可以发表意见。根据教学内容逐次展开分析。逐日积累，可以整理形成案例库。一般来说，准备的同学都能充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闻述时能做到逻辑清晰舰点独特、立场鲜明课堂气氛一般较为活跃。

3.时事解读法。公共政策的重要范畴之一就是国家每次召开重要会议出台的重要文件。一方面，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朝气蓬勃、对社会满腔热情、忧国忧民庆注时政、关注国家发展;另一方面限于知识、阅历、经验大部分学生对当前的热点政策问题一知半解、跟风赶潮投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见解思考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不够紧密容易陷入“空谈误国”的群体氛围急需老师引导。为让学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肥握时政动态，公共政策学课程组根据国家重大和主要会议精神，专门制作专题讲座课件赴学生了解前沿政策。在解读时事政策时任课教师还补充讲解公共政策基本理论知识，用理论原理来解释时事政策用当前政策来验证理论原理。

二、当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突出问题及创新思路

虽然可以较为深入地讲解教材、较为生动地分析案例，较为鲜活地结合时事但综合来看肖前我国公共政策学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发展滞后实践滩以和政策现实对接。公共政策学教学中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现象较为普遍。面对丰富的政策现实案例，却常常发现难以和社会的现实政策实现无缝对接。原因在于:一是教学中的教材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限于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历史，虽然《公共政策学》等众多高校的教材不断更新引用最新的社会政策案例，辅之以专题讲授和案例教学，但是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根本格局没有变教材中大段的理论叙述和现实常有脱节现象。公共政策学的核心特征—实践应用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二是理论与现实差距巨大。讲解理论基本上是从科学性角度来阐述肥标准化、系统化、理想化作为常规思维来对学生进行引导教学。但是现实、实践又是零散、复杂、多样、丰富、变化、普遍联系的，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时间差距、现实差距、情况差距都很大滩以即时跟进超前预期。

2.教学内容方法单一滩以和社会发展同步。一方面，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介绍公共政策的概念、学科对象、性质、范围对论公共政策的特征、类型、功能介绍政策主客体、环境、公共决策体制和公共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等内容且常年不变。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质疑能力不断提升的学生、政策分析不断发展的现实常年不变或极少改变的教学内容难以满足不断发展的政策现实。另一方面，虽然近年已经改观很多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重规范分析、轻实证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倾向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分析、统计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方法的运用较为欠缺。较为单一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偏重于灌输理论知识使得深入、丰富的研究方法和课程教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脱节。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仍旧没有脱离照本宣科的巢臼，并没有紧紧联系丰富的政策现实实践从根本上进行课堂教学创新。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怎么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在鲜活的政策现实中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才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所在。

三、改变思路主要有两个方向

1.注重交叉学科知识渗透锻炼政策仿真实施能力。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具有跨学科、边缘性、实践性的显著特征公共政策又具有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专业性、变化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公共政策学的课程内容关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系统分析与运筹学等学科。网因此交叉、综合、多学科知识的渗透和相互联系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视角，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更加深入地把握政策对象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分析等综合创新能力。在这一方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具有天然优势。我国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公共政策的着力点都放在城市且均以经济管理为主通过经济管理手段推进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教学具有学科优势。在学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课堂仿真模拟教学通过当前我国现实政策问题的模拟和解决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膜拟现场情况进行实时点评。

篇6

一、学科基本认识

（一）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

学科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根植于建筑学科的城市规划学不断兼收并蓄经济地理、环境生态、园林景观等周边学科理论与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政府公共治理进程的推进，依附于城市空间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凸显，使得城市规划管理由极度重视物质空间转向关注居住在物质空间的居民和政府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远见的城市规划管理学科人才培养首要的是正确的趋势判断和价值选择，而趋势判断的基础则需要经济投入产出的分析、社会伦理和政府公共治理等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基本知识的支撑。

（二）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制度的学科

国外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是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由公共部门组织的城市规划具有深厚的公共政策传统。与此相悖，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因此制度是与城市规划技术无关的变量。事实上城市规划管理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变化过程中，制度的忽略使得规划远离了现实。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城市规划管理由管理增量转向管理存量，由管理空间转向空间与社会并重，因此城市规划管理重心、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需要不断调整，使得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退到次要地位，城市制度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城市规划管理需要掌握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技巧。

（三）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责任的学科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大部分历史性失误并非由于具体规划技术方案、手法出现错误，而是规划目标和理念导致偏差。城乡规划管理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任务，促进土地科学使用为基础，促进人居环境根本改善为目的。当前城市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平衡基础是公共利益，协调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本质核心。城市规划管理的前提首先是责任和人本精神，社会责任感是城市规划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责任意味着需要具有提供“诗意栖居环境”的技术能力、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捍卫“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二、教学体系特征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经过近10年的探索，克服了一系列教学难题，初步构建了具有人民大学特色、符合时展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一）构建适合学科发展方向的课程体系

从2005年本科培养开始，每年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教学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讲授公共基础课，针对学生反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二是开设教师擅长的又符合培养计划的课程；三是研究其他院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计，征求毕业学生和用人单位及专职委的意见，逐步建立具有人民大学自身特点的培养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哲学与方法论、法律、计量分析、计算机应用与价值取向教育，设置社会学、公共政策、社区建设、社会福利、城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将经济学作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根据城市管理前沿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大学学科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与工学互补的城市管理本科教学体系，构建了“4+2”课程结构：即4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主线：公共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2类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方法（包括GIS分析、CAD等规划制图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公共管理学主要开设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原理、市政管理学、城市土地与不动产管理、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概论；社会学主要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规划学主要开设城乡发展与规划导论、中外城市发展史、建筑学基础、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研究、城市地理学、城市更新与旧城保护、城乡规划法律与法规等；经济学主要开设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土地经济学等。

这套城市管理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符合时代需求、特色鲜明、脉络清晰，在强化通识教育的前提下，拓展规划学和管理学的深度，既弥补了传统的部门化管理重技术轻理念、重微观问题解决轻城市系统优化之不足，又弥补了传统行政管理重理念轻方法、重政府内部管理轻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管理之不足，因此广受学生和用人单位欢迎。城市规划是综合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手段，城市规划管理是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人民大学城市管理本科学科建设突出城市规划学的教学，同时突破中国传统的技术性规划教学，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体系，构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规划教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将城市规划引申到公共政策领域的教学体系，符合公共管理学专业化、城市规划学管理化趋势，为国家培养转型期需要的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体系的指引下，为突出特色，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有4门专业课开展了课外体验和实践。课程考核采用“大作业”形式，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技术手段，解决该课程领域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在大学的四年时间设置了三次递进的实习：2年级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初步认识城市管理；3年级暑期在实习基地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城市问题，学习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4年级最后一学期根据自愿的原则在相关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实习，或者参与系里教师的学术研究，锻炼提升学生解决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能力。

跟踪前沿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教学。一流的学术研究是一流教学的保障。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学术研究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带上课堂，60%的老师申请到国家基金项目，每个老师都围绕学科建设需要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实证研究项目和规划编制项目选择也都以符合学科建设方向为主要原则。为此我院规划与管理系根据区域特征先后建立了北京朝阳区、扬州市、安庆市、成都温江区、自贡市等5个教学科研实习基地。3年级学生暑假集体在实习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地方需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民大学师生为实践单位带去了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受到实践单位欢迎。实践基地则为师生跟踪最前沿的城市管理实践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师长期耕耘于城市管理学术前沿，实现教学相长。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社会调查竞赛。为增加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通过微信、公共邮箱等途径，挂出课题题目和需要的人数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的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申请。

城市规划管理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我系根据教学培养方案，积极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其中按照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签订的系列本科教材协议，出版了《城市管理学》、《城市总体规划原理》等教材。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签订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规划系列教材包括：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城市发展的政治学分析、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原理、乡村规划基本原理、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近几年将陆续出版。

（三）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培养手段

好的教师支撑好的教育。由于我系教师数量少，结构趋向于多元化、年轻化，为弥补前沿问题研究的不足和拓宽学生视野，一方面采用聘任兼职教授的形式弥补目前师资结构的不足，另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聘请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实践工作一线的资深专家进行专题研讨，保证学生有机会聆听全国一流的教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为学生拓宽国内视野提供条件。

我们一直坚持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导向，通过鼓励教师出国进修、为学生出国交流创造条件、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平均2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机会，并与国外大学形成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教学合作关系，包括与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签订学生互访协议，与奥克兰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联合课程；每年多次邀请包括剑桥大学Elisabete、墨尔本大学韩笋生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UPENN的John Landis教授和Eugenie Birch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 LeGates教授、格罗宁根大学的Gert de Roo教授、UIC大学张庭伟教授等国外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建立与国外大学的联合研究渠道，共同展开国际研究，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

（四）树立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以“人文、人本、人民”为核心理念，培养具有综合分析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人才，明确公共政策导向的城市规划管理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把德育培养作为课程体系之中贯穿始终的关键。为此，教学团队每月至少开一次讨论教学相关事宜的会议，向学生推荐必读文献，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与实践，强调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我系师生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赶赴灾区，在前沿事件中锻炼成长，援建3年时间里共有30名学生到过灾区，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国家责任感。

三、教学体系创新

（一）树立城市管理专业的基本理念

传统城市管理专业设置多基于部门化管理的需要，侧重本部门的技术管理，或者是直接针对政府管理需要的行政管理。城市是具有自身发生发展规律的复杂巨系统，中国转型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城市各领域之间的互动性，几乎所有城市的重大管理难题都是跨部门的复杂问题。我系创新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理念，以城市发生发展规律的教学与研究为起点，赋予学生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期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二）重构城市管理学学科体系

经过多年对城市问题的跟踪研究和教学实践，我系逐步建立了能够面对和解决重大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专业教育体系，拓展和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架构，增强了公共管理学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传统规划学的经济社会内涵，为工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专业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转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完善教学体系的逻辑脉络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2年级分专业，1年级的公共基础课由学院统一安排，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从2年级学生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规划专业课程本着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到现代的教学逻辑在两年内进行安排，同时按照2年级开设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课，3年级开设社会学专业课的基本原则，方法课程安排从1年级开始开设，遵循从数据到图形空间的教学逻辑，同类课程前后具有逻辑连续性，不同类课程具有互补性，形成目前相对合理、均衡的教学时序体系。

（四）探索专业教学的创新模式

篇7

一、公共政策评估课程框架

1．概念界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而施行的社会利益权威性分配方案，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政策评估是政策分析的重要板块。公共政策评估是评估主体根据特定标准，通过专门的程序，考察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对政策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的专门研究活动。公共政策评估具有预测、诊断、反馈和校正功能，评估主体通过检验政策效果、效益和效率，衡量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为下一步决定继续、调整或终止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从而促进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构筑良好的公共关系，实现政策资源优化配置。

2．评估体系。公共政策评估贯穿政策制定、实施和效果的整个过程，分为准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段（图1）。［2］准备阶段主要回答评估什么（评估对象）、为什么评估（评估目的）、谁来评估（评估主体）和如何评估（评估标准、方法和指标的选择）的问题。评估主体一般有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专业评估机构人员、公众传播媒介和目标群体自我评价。［3］评估方法和指标由评估标准所确定。实施阶段具体又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事前评估是政策执行前进行分析、判断的可行性预测，旨在把握问题和政策的发展趋势；事中评估是对政策执行进度、力度和负效应的分析，是政策调整的基础；事后评估是对政策实施后效果的评价，又分为主客观、微宏观等多重维度。最后总结阶段重在提出下一步持续、调整、终止或重组政策的方案建议，应根据不同政策具体目的，对效率和公平准则有所偏重。评估模式根据韦唐（1997）的划分主要有同行评议的职业化模式、注重成本效率的经济模式和注重政策效果的绩效模式，第三种模式又可以细分为目标达成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顾客导向模式等等。政策评估的偏误分为主观和客观来源，主观上评估人员可能出于不良动机而有意识地掩盖或曲解某些事实以实现某种特殊目的，具体又分为以表象取代事实、以形式取代研究和以政治取代科学。客观上是由于客观评估条件限制导致评估过程和结果不一定能反映或不能全部反映客观事实。为避免评估偏误，就需要掌握科学的评估技术和方法。

3．评估方法。公共政策的评估的重点是事后政策绩效评估，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推断变化中有多少来自于政策贡献，本质上是政策干预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Ney－man－Rubin反事实框架Yi＝DiY1i＋（1－D）Y0i是分析绩效问题的基础。定义某一政策参与者参与（Di＝1）与不参与（Di＝0）该政策的潜在结果分别为Y1i和Y0i，政策效果就是Yi＝Y1i－Y0i。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同一个体面临参与或不参与政策的二元选择，两种潜在结果只有一种可以真实观测，而另一种潜在结果数据缺失。这被称为因果推断的基本问题（Holland，1986）。对此就需要构建一个反事实，对缺失实际测量数据的潜在结果进行模拟还原。比如考虑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时，就需要构建假如父母没有外出务工，孩子学习成绩会怎样这一反事实。但仅仅解决这个问题还不足以避免评估结果的偏误。这是因为选择外出务工的父母与选择不外出的父母自身特征就不同，他们对家庭、子女学业的看法不同势必会影响子女学习成绩。同时父母外出务工并不是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唯一要素，学生自身的种种其他特征如年龄、性别、性格、学习态度、营养状况等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习成绩。［4］不考虑政策干预分配中的样本选择偏差会造成政策净效应被高估或低估。消除样本选择偏差的方法主要有社会实验法、工具变量法（IV）、匹配法（PSM）、间断回归设计（RD）、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和动态面板等等。其中，社会实验法通过人为操作模拟随机分配过程，但实际操作量巨大且容易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工具变量法的正交性条件苛刻导致在经济领域基本无法成立；匹配法通过将多维特征降维到一个倾向得分进行半参数估计，但无法消除隐性偏差；DID异质性样本趋势变化相同的条件难以满足。每种方法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只能根据政策研究目的，尽量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接下来以就业政策绩效评估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二、就业政策绩效的满意度评估

1．理论基础。积极就业政策（ALMPs）是包括职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职业介绍、社会保险、公益性岗位等诸多种类的政府促进就业计划。这一政策在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种类的就业政策的实施手段、适应群体及目标各有侧重。以职业培训、小额贷款和职业介绍项目为例：职业培训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过让失业者掌握更多企业所需技能、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再就业几率；小额贷款以自雇佣理论为基础，通过政府贴息贷款，资助失业者创业成为自雇人士；职业介绍的理论基础是工作搜寻理论，通过提供更多的职业空缺信息，提高失业人员求职效率和岗位匹配度。公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增进社会公平。绩效评估旨在帮助政府提高现行政策的质量，同时更好地设计未来的就业政策。以往国内外学者的评估往往从再就业几率、再就业收入等客观维度着手：如Richard等（2004）研究发现英国职业介绍项目使长期失业青年再就业几率增加了5％；Benu（2009）发现培训项目在武汉有助于失业者找到工作但在沈阳效果不显著；［5］McK－ernan（2002）、褚保金（2008）、王春蕊等（2010）均发现小额贷款项目的收入增加效应；［6］王海港（2009）考察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影响时发现，参与概率最高的群体从中获取的边际收益最低，等等。［7］但收入、就业率并不能成为衡量政策成效的决定要素，尤其对于积极就业政策来说，其出发点是防止弱势人群（残疾人、无技能者、长期失业者等）就业形势持续恶化，根本目标在于增进社会公平、维持稳定大局。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都只是人们获取幸福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政策满意度和由此带来的幸福感才是公众对政府质量的最终判别，才可以真正衡量失业者从政策中获得的全面效用与价值。满意度水平是感知绩效（perceivedperform－ance）和期望（expectations）之间的差异函数（Car－dozo，1965），这一定义既符合心理学上对满意的理解，同时也对满意度的实际测定与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关满意度的测评和分析研究已形成成熟完整的体系，更在现实中广泛应用于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公共政策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也适用于满意度分析。国内外在公共政策满意度评估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Carroll（2007）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失业对居民幸福感的负效应超过了收入对幸福感的正效应，相对于年轻人对自身评价乐观和老年人期望较低，经济压力最大的中年人受失业影响最显著。Leonardo和Pierluigi（2009）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贫困贷款人的实证研究为例，论证小额信贷对个体尊严、社会认可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控制了生存偏差后，信贷周期较长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Stefan（2010）发现公共政策的收入效应对提高正向满意度作用不明显，但对降低不满意度效果明显。何立新、潘春阳（2011）从公平观角度出发，得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机会不均对居民满意度损害十分严重。陈刚、李树（2012）采用GGSS2006数据分析得出政府自身的质量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尤其显著，要求政府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柳清瑞、闫琳琳（2012）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研究得出，新农保政策的满意度主要受政府信誉度、政策了解程度及缴费给付水平三个变量的影响。朱红根（2011）发现年龄、婚姻、文化等间接影响农民工对返乡创业政策的满意度，作为中间变量的创业培训评价、信贷扶持评价、税收减免评价等直接影响满意度。《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财社［2012］17号）中指出“对外公布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信息及社会公众满意情况。该项指标主要是指各地及时对外公布资金支出数额、项目，以及享受相关政策人数，并通过调查问卷方式反映社会公众满意程度，根据社会调查满意度予以评价”。这是政府文件首次公开明确满意度分析在就业政策绩效评估中的地位，旨在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2．满意度评估框架。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影响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包括：收入（Graham，2002）、就业（Julio，1989）、年龄（骆为祥，2011）、性别（Sibel，2008）、教育（Xie，2012）、健康（胡洪曙，2012）、婚姻（Sibel，2008）、消费惯性（Frank，1997）、收入分配（Michael，2004）、社会比较（Os－wald，1998）、机会公平（史耀疆，2006）、政府干预（陆铭，2008）、政府质量（刘祥祺，2012）、制度变迁（刘孝云，2002）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被解释变量由政府或第三方评估机构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询问项目参与者"你对参加的就业项目满意吗？"得到，解释变量包括参与者个体特征（a1－a8）、宏观地区环境（b1－b4）和考察项目动态效应的变量（c1－c3）。表1只列出了评估所有项目的共同指标，而根据具体项目不同还可另附评估指标，如评估职业培训项目的还有：培训内容、培训学时、组织单位、职业技能类型、教师素质和培训设施等等。评估小额贷款项目的还有：贷款金额、创办企业类型、目前经营状况、是否税费减免、雇佣工人数量等等。就业政策满意度绩效评估模型的基础同样是Rubin反事实框架Yi＝DiY1i＋（1－D）Y0i，经过严格推导过程可以简化为Yi＝Xiβ＋θDi＋ε（推导过程略）。［10］其中Yi是结果变量满意度，Xi是表1中影响满意度的一系列可观测变量，β是回归系数矩阵，ε是不可观测误差项，Di是项目参与状态的二分变量（Di1＝1和0表示参与或不参与培训，Di2＝1和0表示参与或不参与小贷，依次类推），θ就是总体平均干预效应也即政策净效应差异。注意到实际操作中结果变量是一个五分有序量值（非常差＝1，比较差＝2，不明显＝3，比较好＝4，非常好＝5），因此需要将标准模型的结果变量转化为离散型响应变量S，对S＝m的被调查参与者。首先通过工具变量法、匹配法等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然后通过Yi＝Xiβ＋θDi＋ε构建反事实评估政策潜在绩效，可以得到各因素影响政策满意度的方向和程度和不同就业项目的效果差异，得出具有何种特征的人群和地区对何种政策的满意程度最高。

三、课程教学建议

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 消费率 指标体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居民消费率却不断下降。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在50%-60%之间，而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2000-201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

居民消费率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过低的消费率易造成大量产能过剩，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刺激居民消费。

二、文献综述

针对公共政策和居民消费，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国外研究主要侧重公共政策理论及政策工具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定性研究。范剑平（2001）进行了鼓励消费政策可行性的研究。徐媛媛，严强（2011）对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功能、选择及组合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和调整的方法。孙鸿炜（2009）分析了我国消费政策中的中长期、短期政策体系的建立和调整问题。第二，定量研究。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胡书东（2002）、陈冲（2011）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李良智，吴佳伟（2012）借助回归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论证了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财政政策。周晓蓉，李霞（2012）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税收、信贷、土地供给政策与中国房价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政策是引致房价波动的格兰杰原因。武晓明，王思薇，李永清（2007）实证分析了煤炭消费政策与煤炭消费的关系，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煤炭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第三，政策评价研究。于兆吉、王文娟、苏长海（2010）提出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丰富了政策评价的方法。陈世香，王笑含（2009）总结回顾了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理论研究现状。

总结起来，国内的大量文献是从定量角度去研究某一项或几项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作用。其他的文献则或是单纯从定性角度进行政策建议型研究，或者侧重于政策的评价研究。几乎没有针对影响消费的公共政策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宏观角度尽可能全面把握影响消费的所有公共政策，建立政策影响作用评价的指标体系，以期对政策影响消费方面进行有效分析。

三、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系、相互制约、能全面反映事物特征信息的指标构成的科学的、完整的结构系统。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可以构建出不同的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科学性。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各评价指标应具有典型代表性，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过于繁琐，又不能过少过简。第二，整体性。设计指标体系是要将所有指标编制成一个内在联系的，具有层次性的体系。根据编制目的和评价对象的不同，指标的层次也不同，但是各指标间、各指标层间都应有内在联系，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第三，典型性。指标要具有一定代表性，是为一定社会经济的需求而服务，要尽可能准确反映特定问题的综合特征，各具体指标的设置、权重分配都能代表所研究的问题。第四，目标性。指标体系的设计是为一定的经济社会需求而服务的，具有很强的目标性，这样才能保证设计出的指标体系能更好的反映所研究的问题。

2.本文指标体系建立的依据

由于政策种类非常丰富繁杂，很难系统去把握，因此，参考了具有很高权威性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及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分析了其中关于消费方面的政策，以此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过分析，可将具体的公共政策划分为四大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对于经济发展方面，相关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城镇化，支持就业，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等；对于科技教育方面，相关政策有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教发展等；对于资源环境方面，主要侧重三农问题的政策；对于人民生活方面，主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人口发展等。

3.指标体系的建立

结合前面影响消费的公共政策因素的分析，考虑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本文提出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构建的四个要素，即四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水平，资源环境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在这四个指标要素中，选取18个二级指标，构成公共政策影响消费率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2）科技教育水平的二级指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人民生活水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3）资源环境水平的二级指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4）人民生活水平的二级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亿人）、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万套）、全国总人口（万人）、人均预期寿命（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从居民消费启而不动看居民消费政策[J].金融研究，2000，（3）.

篇9

关键词：旅游产业演进 路径 旅游公共政策

旅游产业是一种从需求角度定义的综合性产业，它与从供给角度定义的产业一样经历着发展演化的历程。尽管理论上对旅游产业演进的认知仍然有限，但旅游产业的发展程度和阶段在区域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已是不争的事实。系统厘清旅游产业演进及其特征是一种回顾性研究，有助于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是旅游经济研究中富于价值的命题①。

一、旅游产业演进的概念

纵观目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尚未有学者明确对旅游产业演进（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的概念进行界定，严格意义上以“旅游产业演进”为题名的研究论著也极少。相关研究大多采用诸如“发展”、“演变”或“演化”等关键词，其研究主题、角度和范围尚存在一定差异，并未形成统一范式。在英文中，“演进”一词evolution是指事物经过了某个程度之后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达到一个更高级或成熟的阶段。受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渗透和影响，旅游产业演进应表征为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过程。因此，判定不同阶段之间的标准和边界便成为从技术上界定旅游产业演进概念的关键。

然而，与一般产业相比，旅游产业化发展的历程仍然相对较短，理论上和统计上对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认知仍然有限。目前大多是以弹性较大的消费份额作为经验判定依据的做法，尚未得到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支持，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同时，“旅游产业演进”在大多数语境下已经不仅仅是“结构性演进”。从狭义上看，旅游产业演进是旅游产业在结构上不断由低向高转型升级的过程，一般是以发达国家旅游产业结构的经验值作为观测标准。而从广义上看，旅游产业演进则是旅游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规模扩大、效益提高以及结构升级等现象和关系总和。广义上的旅游产业演进是把旅游产业作为一个整体，特指旅游产业发展历史进程中不断向前向上的整体趋势和规律。

二、旅游产业演进的基本特征

（一）自发性与人为性的统一

当旅游活动进入产业化阶段之后，旅游产业演进过程既体现其自身演变发展的固有规律，也逐步地融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高度的自发性与人为性的统一。旅游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的活动，区分旅游产业演进的自发性与人为性的标准并非在于是否有人的参与，而是在于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政府人为的干预和调整。

自发性与人为性在旅游产业演进的整个历程之中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两者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发展和变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各种干预最终仍然必须建立在旅游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在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缺陷和失灵也促使政府开始意识到加强对旅游产业的各种干预的必要性。因此，旅游产业演进的特征首先体现出的是自发性与人为性的统一。

（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对比不同地区的旅游产业，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世界旅游产业演进的特征无不体现着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旅游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全球接待国际旅游者指标从1950年的2528万人次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89680万人次，国际旅游收入则从21亿美元上升到6827亿美元，旅游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②。其中，不论是OECD的工业化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崛起的国家，各自都有着相似的旅游发展基础和增长趋势。但纵观全球不同具体区域，其旅游产业演进在发展规模、增长幅度、发展速度以及发展效益等方面并不均衡，旅游产业演进的差异性较为显著。

例如，从1950年到2005年，非洲旅游产业从1亿美元增长到215亿美元，增长214倍；美洲从11亿美元增长到1446亿美元，增长131倍；亚太地区则从0.4亿美元增加到1408亿美元，增长了3520倍；欧洲地区从9亿美元增长到3483亿美元，增长了386倍；中东地区从0.3亿美元增长到276亿美元，增长了919倍。由此可见，全世界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在绝对规模和相对实力上仍然悬殊较大。不同地区之间在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各有不同。旅游产业演进因此表现出相似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特征。

（三）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旅游产业演进作为一种向前向上的发展演化过程，既会随着时间循序渐进地发展，也有可能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使演进过程产生突变。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安妮塔・M・麦加恩在《产业演变与企业战略》中，归纳了产业演变的四种轨迹：渐进性演变、创新性演变、适度性演变和激进型演变。虽然上述不同的演变轨迹针对的是不同类型的产业，但引起突变的各种诱因在旅游产业演进中同样客观存在。

例如，一些旅游产业后发优势地区由于发展制约因素较多，旅游产业只能处于缓慢渐进的演进过程；而另一些地区旅游发展的某些影响因素改变后会使旅游产业获得跨越式增长并带动了整个旅游产业的提升。引起突变的因素是多样的，它包括交通可达性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提升、旅游者兴趣和品位的转变、旅游产品吸引力、营销活动以及其它事件等。所以，旅游产业演进是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四）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统一

旅游产业演进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也是一个依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旅游产业演进的独立性源于现代旅游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罗明义（2008）曾指出：其一，旅游产业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要的扩大而逐渐从商业服务中派生出来的，但其经济活动的内容及范围已经超出商业服务业的范畴；其二，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已具有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旅游需求和供给，并形成独立的产品生产、市场结构和生产经营体系；其三，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产业，已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并且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产业③。另一方面，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序列中主要隶属于服务业。根据产业结构理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般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之后，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旅游产业演进所具有的依附性特征。因此，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既有独立性的一面，也有依附性的特征。

三、旅游产业演进的时间路径

与其它传统产业一样，旅游产业演进所经历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同样能够用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描述。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源于生物学领域的一种过程，随后便被许多学科借用以描述自然或社会中与之相似的演化过程。在旅游领域内，有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Gilbert对英国海滨胜地成长过程的研究④。而旅游地生命周期概念的提出则是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Christaller的成果⑤。随后，包括Plog在内的众多国外学者均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学者Butler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系统阐述⑥。

如果说生命周期是旅游产业演进的一般化表现，那么在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各异的不同区域，旅游产业演进则有着各自特殊的路径表现。纵观不同区域旅游产业演进的现实，旅游产业演进的路径可细分为马太效应路径、渐进效应路径以及突变效应路径。

（一）马太效应路径

旅游产业演进的“马太效应”路径是指在旅游产业发展先决条件优越的地区，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旅游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一种持续的驱动力。“马太效应”源于《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对已富有的人，还要给予，使之锦上添花；而对于一文不名的人，即使有了一文，也要强行夺走。”概言之，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日趋分化。“马太效应”被广泛地引证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证实了效应存在的客观性。在旅游产业发展领域，一些传统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便是凭借良好的先决条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众多后起旅游目的地短期之内无法相比的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益。

目前，我国具备马太效应的旅游目的地大多拥有品质极高的旅游资源，旅游形象鲜明，辨识度高。以旅游产业演进的趋势水平线表示，其产业演进的水平指数一般将比其它目的地以更快的速率上升，并更容易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二）渐进效应路径

旅游产业演进的“渐进效应”路径是指在旅游资源非优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条件、知名度和影响力均较弱，并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表征出缓慢增长、逐渐演化的演进路径。相对于旅游资源富集、开发条件较好的优势区域而言，旅游资源非优区广泛而客观地存在。由于先天不足，加上一些固有因素的限制，旅游产业演进的过程与优势区域相比具有较大差距。即便如此，此类地区仍能够相对于自身原有水平获得一定程度的渐进式发展。因为，一方面，受旅游行为距离衰减规律的影响，旅游产业渐进式演进的地区能够首先成为本地区以及周边一日游及休闲需求的首选目的地；另一方面，随着旅游者兴趣的转移和小众旅游的兴起（如自驾游、背包游等），旅游资源非优区的非大众式旅游的机会市场将日趋广泛。

（三）突变效应路径

旅游产业演进的“突变效应”路径是指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地区，旅游产业的规模和效益从缓慢增长迅速演变为跨越式增长，实现旅游产业演进轨迹突变的一种路径形态（见图1）。与旅游资源非优区不同，旅游后发优势地区并非资源条件不够优越，而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旅游资源价值尚未充分转化为经济价值。旅游产业演进过程中形成突变的诱因可以是多方面的：一是发现，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突然被挖掘出来为世人所认知，如湘西武陵源、川西北九寨沟等；二是事件，即在特殊事件发生背景下，引致世人重新认识旅游吸引物的价值，如云南丽江地震、名人故居、名人墓葬的争议与炒作；三是基础设施改善，特别是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四是政府强势推动打造产品、打造形象，创新营销手段，如“焦作现象”；五是一些特殊政策的实施，使一些旅游目的地获得特殊的开放特权或免税政策等等。

四、主要启示

旅游产业演进过程的分析是对旅游产业发展历程在时间尺度上的初步总结。受西方经济学及产业经济学思想的渗透，旅游产业演进的特征和差异性将成为政府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旅游公共政策的理论前提。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比了各国的经济与政策后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政策，而不能听任经济自发地转变和增长⑦。

旅游产业与此有着相似的特征：在旅游产业演进的不同阶段，同样应借助政府的力量实施不同的旅游公共政策。但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之间的具体相互关系如何，仍是一个有待系统研究的命题。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必须改变传统上对具体旅游公共政策就事论事的分析角度，在宏观上将所有旅游公共政策视为一个整体。通过研究视角的根本转变，研究旅游公共政策的发展和演化规律，从而更有利于科学应对当前的各种问题，并为我国未来制定一系列旅游公共政策确立总体依据，形成适应新时期需要并符合客观规律的旅游公共服务与政府监管体系。这既是旅游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命题，也是政府当前已然面对和亟待破解的问题，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①刘德谦. 一次对旅游前沿课题的审题研究[J]．旅游学刊，2000（2）：18―21

②张凌云. 世界旅游市场分析与统计手册[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③罗明义，杜靖川，吕宛青．现代旅游经济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9）

④Gilbert E. The growth of island and seaside health resorts in England[J].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1939，55:16-35

⑤Christaller W. Some consideration of tourism location in Europe: the peripheral regions-underdeveloped countries-recreation areas[J].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Papers，1963，12:103-105

⑥Butler R， Wall G. Introduction: Themes in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5，12(3):287-296

⑦闫应福，贾益东，毕世宏．产业经济学[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篇10

关键词 家电下乡 公共政策过程 惠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目标，经过试点，2009年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依据现行文件规定，家电下乡既是指国家对购买指定家电产品的农民给予一定比例（13%）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经济发展中的新兴产物，家电下乡政策在实施后取得了不菲成绩，但在实施中也暴露其不足。家电下乡是我国独有的惠农经济政策，综合已有文献研究，国内学者对“家电下乡政策”研究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家电下乡政策过程的研究综述

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来已经得到了各界的关注，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家电下乡政策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公共政策学角度，特别是把“家电下乡”当作是惠农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却并不多见，譬如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各地方该如何实施执行、政策出台后该如何评估、监督呢？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笔者认为以家电下乡为例，从整个政策过程：制定、执行、评估、监督来探寻农村公共政策的实现机制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

公共政策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界普遍认为，广义的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监督五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分析、制定、执行、评估、终结。无论怎么分，概念的本质还是一样的。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对“家电下乡”从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政策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分析。因此笔者认为以家电下乡为例，对整个政策过程包括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的制定出台的、出台后又该如何更有效执行政策，完善监督机制、纠正终结政策，让政策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效果。为方便统计归纳，对家电下乡政策整个过程有一个更为直观系统的了解，将公共政策过程采用广义的定义。

（一）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

公共政策制定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对整个政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公共决策信息失真，偏离公共原则。二是违反程序导致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超越权限决策，是无法保证公共利益的。三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颇，违背公正原则，这些都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颇，违背公正原则的客观体现（贾金臻，2008）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存在着障碍性因素。其一，政府和公民对公民参与的认识存在误区。其二，公民组织发育不成熟。部分公民组织管理欠佳、自律性差、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利益表达组织化不足，公民对民间组织的认同度低，影响了公民通过民间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其三，制度化缺失。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整合与表达，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大多是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的，没有法律上的制度保障（谭颖，2009） 。认为在“家电下乡”制度构建方面的研究，家电下乡政策的制定中要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原则、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刘广明，王艳宁，2009） 。

（二）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

目前家电下乡的执行效果的研究大多都是以实证调查，案例分析为主。譬如黄振华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现状与绩效评估――基于全国205个村庄的调查》中以全国205个村庄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基础，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现状与绩效予以分析和评估。孙双义的《关于家电下乡的调查报告――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例》、朱文蔚、袁岳驷的《对“家电下乡”工程的调查与思考》、王鑫芳的《家电下乡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以株洲市农村地区为例》等都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的研究。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调查表明由于这项政策在全国推广经验不足，各项制度性规范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家电下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譬如农村公共政策缺乏合理的梯度；农村公共政策的实施环节过于繁琐；农村公共政策的实施缺乏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等（杜智民，2010） 。有学者认为由于部分家电下乡产品价格较高，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实行最高限价经销商所得利润微薄；兑付程序复杂，款领取困难；翻新、假冒家电也去下乡；售后服务不到位；农村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部分家电的销售和使用（张顺，孙天，张小彤，2009） 。李娟娟认为一项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政策执行中是否考虑到公共政策问题的性质、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公共政策以外的因素这三方面的因素（李娟娟，2009）。家电下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不够，实行一刀切，无论地区全国范围内家电下乡产品的补贴比率一律为13%，并没有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学者提到了影响家电下乡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的执行没有做到原则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相关主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政策宣传不到位、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经济环境使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与效果缺乏信心。

（三）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

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政策去向、配置政策资源、强化政府责任、检验决策质量及补充合法性。政策评估应“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果、效果等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陈振明，2003） 。

政策评估是寻求、论证、确定和校正政策价值的过程。我国政策评估的标准与指标理论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过多强调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较少关注“事实标准”，甚至以“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其次，政策评估的“事实标准”过于泛化，未能结合特定的政策评估进行深入探讨。再次，缺乏可操作化的一级、二级或三级指标，削弱了政策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政策评估标准基本局限于抽象标准（杨成虎，2010）。

有学者认为科学的政策评估指标应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指标体系，构建这一体系首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确定一个综合性标准，并在这一综合性标准的规定下，通过选择、排列和组合，制定出具体的、经过细化且可以操作化的标准体系。

目前因缺乏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政策评估信息渠道的不畅、不确定的评估对象，学界少有对家电下乡政策有系统的政策评估，仅有黄振华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现状与绩效评估――基于全国205个村庄的调查》中以全国205个村庄所获得问卷作为研究基础，从农民满意度、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的若干因素等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予以分析和评估。

（四）在公共政策监督方面。

公共政策监督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普遍认为，由于我国政策监督主体较多、不明确的各监督主体的分工使得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在组织上，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不是由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兼任就是由行政机关任命；在经济上，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从同级行政部门那里领取工资、办公费、事业费和奖金等，从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社会监督也存在问题：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王宇颖，2007）。

谭彩兰认为家电下乡政府执行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一是内部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群众监督机制不够深入。因此对家电下乡决策的权力主体没有形成直接的监督。

二、已有的研究总结和评价

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学界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和研究了家电下乡政策出台后实施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家电下乡政策的评估、终结，为出台其他“惠农政策”提供宝贵借鉴。

综观已有研究，目前各界普遍认为“家乡下乡”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总体上利大于弊。首先，家电下乡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其二, 有助于家电行业发展。第三，有助于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其三, 有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其四，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和我国外贸顺差过快增长的态势。其次，家电下乡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监控不力，宣传不到位，实施过程过于繁琐、政策缺乏合理梯度，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

由于研究时间还不长，已有关于家电下乡政策机制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少，定量分析多；实证案例分析多，理论分析少。

其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空白点，当前国内还鲜有学者从整个政策过程的角度对家电下乡政策进行制度反思并提出完善的建议。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可是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各地方该如何实施执行、政策出台后该如何监督、评估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

其三，有关研究还属于初步阶段，表现为“零散、理论支持少”。研究论文虽然数量不少，但在较高档次杂志上发表的高水平成果很少，也没有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财政补贴为推动的家电下乡活动，对刺激农村消费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暴露了公共政策实施中由于长效机制，政策实施和制度初衷相违背等弊端。所以，要扩大农村消费仅仅采取家电下乡这类措施是不够的，必须采取一些根本性措施。综上所述从通过对家电下乡整个政策过程的研究来探寻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路径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

（作者：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9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注释：

贾金臻.关于我国公共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科技信息,2008(24).

谭颖.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新西部(下半月),2009(4).

刘广明,王艳宁. 家电下乡制度构建的经济学解读..财经问题究,2009(07).

杜智民,雷晓康,夏云.从家电下乡看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

张顺,孙天,张小彤. 家电下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9(11).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