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时间:2023-11-08 17: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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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风险

篇1

【关键词】宏观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后,我国实体经济开始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由治理因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向“保增长,放衰变”转变。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看,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要求。经济运行开始步入正轨,主要表现为:投资持续上升,消费稳定增长,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工业增速稳速上升;金融行业运行正常,社会信心基本恢复。但危机并未结束,虽然经济形势好转较快,但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复苏非常吃力,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在短期内还难以迅速恢复。受出口下降,产能过剩,就业困难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压力,世界经济走势依然不是很明朗。

就在国内出现复苏迹象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声音悄然在民间传开。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再次调整。自2010年4月14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20元;当前1年期和2年期品种的收益率分别为1.4941%和1.8746%。同样两年的资金运作期限,如果直接投资2年期品种,按照单利计算,投资人获得的利息为本金的3.7492%(1.8746%×2);如果分两次投资1年期品种,第一年的利息率为1.4941%,要达到同样3.7492%的回报,第二年投资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需要达到2.2551%,这比目前的1年期国债收益率高出了0.0076个百分点,也就是76个基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1年期利率在1年后将上行76个基点。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升温。

在国内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持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会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国家有必要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以保证我国经济正常稳定的复苏。

一、通货膨胀简要介绍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学上把它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普遍的和显著的上涨。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1]。

通货膨胀通常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公式为:

其中:πt为现期的通货膨胀率。Pt为现期物价水平,Pt-1为基期物价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依据

1、出口下滑和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引发通货膨胀。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内需出现停滞或者不同程度的下滑,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的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我国GDP增长率由11.5%(07年第二季度)下降到8.9%(09年第三季度),已连续7个季度持续下降。

在出口严重下滑和内需无法迅速提高的条件限制下,原有的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掩盖下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一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出口贸易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些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够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国内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受阻的产品无法在国内消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的矛盾,最终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2、流动性过剩易引起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在2004年由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实际的货币存量对预计的均衡货币存量的正向偏离,也就是指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经济过热现象和通货膨胀危险[2]。在宏观经济上,流动性过剩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广义货币量与GDP的比率,常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最常用的标准。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RM2与GDP的比值为160%,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57%和俄罗斯的21%,更远远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19%。由此可见,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共同决定了通货膨胀率。但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增长量,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代表名义GDP,RGDP代表实际GDP。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年~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年到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左右;从2003年开始RM2开始大幅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超过20%,并于2003年8月到达极大值,它的上升带动了CPI的上升,GDP的增长率也在升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保持一致,GDP的增长率在10%左右。由此可见,RM2与CPI、NGDP、RGDP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09年1月的18.7%上升到9月的29.3%,增幅连续6个月超过25%。

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9.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银行为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还要提供配套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流动的压力。长期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供给短期内大量增加使得通货膨胀有了货币基础。

同时,由于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截至09 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1,3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4%,是世界第一储备大国。大量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两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 18%,并且有升值幅度加大的趋势。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国际上套利的热钱大量流入,更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压力,使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过于巨额的流动性在短期内注入市场,如不能迅速被生产领域消化,可能造成短期内货币供给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新注入的流动性全部进入生产领域,也会引起总需求快速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但综合多角度分析,笔者认为近期马上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M2/GDP)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度还不高。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减弱,所以短期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经济景气度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是通货膨胀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

尽管CPI和PPI双双回升,但是并不会马上就带来通胀,只是会为明后年出现通胀埋下伏笔。现在价格同比还是下降的,环比在上升说明经济在复苏是好现象。也可以说,双收窄,说明市场价格在逐步回升,通缩压力在明显减小。

很多学者认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未来中国物价上升的最主要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中国金融资本而言,参与大宗商品的投机不成主流。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部在中国,中国金融资本还没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国内期货市场的资金规模大约只有1000亿元左右。所以,不会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

但在低通货膨胀率的可能下,警惕资产泡沫是必须的。过剩的资本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必然向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流动。尽管是否有资金进入股市还有争论,但股价在2009年近一倍的涨幅和最近创业板市场的火爆登场等表现无不向世人昭示中国股市的“不差钱”。房地产方面,总所周知房地产中有大量的银行资金,如果出现房价的大幅下跌,将直接表现为银行坏账迅速增加,会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在外需即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唯有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放大的情况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应将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内容上。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所以,有效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者适度紧缩状态,以避免国内货币发行过量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3]。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

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万亿,GDP就能增长3.3%。所以,合理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一直很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过多。加上中国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消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3、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上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放卖弄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五、总结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增长必然的伴随品会一直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过快和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产物。短期内,我国经济处于短周期的调整恢复期,难以再次出现1992年、2007年的超高增长,因而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而长期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只要政府控制得当,措施及时,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经济仍将重新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07-02.

篇2

证券投资实验教学通过对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之间联系的动态实景揭示,让学生在过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投资实践中依托自身的操作感受会根据资本市场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探索证券市场对宏观经济情况如何反应,把脉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情况,接触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自身的知识不断充实完善,作出创新性的思考。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反映宏观经济的数据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分析,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失业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商品总值、社会总投资、工业用电量等,了解并尽力把握一段时间宏观经济的大概动态演变趋势和波动规律,结合证券市场上指数波动的情况和相关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宏观经济指标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二、货币、财政等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

证券投资实验教学要引导学生关注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了解国际国内经济政策如何服务于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会如何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和传导。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孤岛”,其运行有着本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要对实体经济扶持和支撑,在特定宏观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又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何种影响。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针对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政策意图进行解析,比如M2增速、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投入、税收等,了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时点以及一段时期以后变动的趋势和方向,结合证券市场上指数的情况和相关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宏观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三、产业发展和证券市场

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需要包容性强、吞吐能力大的资本市场用社会的资金转化风险投资,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相应的资本支持。产业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服务和支撑,强大的产业发展又会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和动能。证券投资实验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对资本市场投融资体系、市场环境、体制机制等与产业发展的要求衔接起来,既要把握资本市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也要了解产业发展如何传导资本市场。对学生进行分组,每4~6人一组,让各组分别选取一个产业进行产业调查和分析:调查产业发展的过程与生命周期,调查国际国内竞争力和产品技术,调查产业链条的稳定性和产业进入退出壁垒,调查产业内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调查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各组自发组织组内讨论和研究设计,结合产业板块证券的市场价格波动,给出初步的研究结论并撰写实验报告。各组形成的结论实验报告统一在班级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对产业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关系进行辩驳、归纳、总结。

四、公司微观治理与证券市场

公司治理是中国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应成为推进中国公司治理建设的强大力量,成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公司的温床。证券投资实验教学引导学生将公司微观治理与资本市场建立深层次的联系,理解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是围绕投资标的价值估值进行波动的,倡导并树立学生价值投资的观念。按照产业分组,给每一个学生指定该产业内一个上市公司进行调查分析,主要通过公开的数据信息平台,搜集整理该上市公司经济区位、行业地位、经营战略、产品管理、经营能力等基本情况,搜集并对比分析其财务指标,研判其未来发展的风险和机遇,给出投资的建议对策。各组进行组内的讨论及策划,在教师指导下,公开进行上市公司投资推介。

五、技术分析和投资策略

篇3

【关键词】 香港商业银行 风险因素 实证分析

银行监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银行危机和控制银行风险,因此,完善银行监管体系的同时,必须对银行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影响银行风险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和途径,从根本上构建风险防范和内部监管体系。

一、香港商业银行的风险影响因素

风险是任何盈利性的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面临的问题,香港商业银行的风险按照风险性质可以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类。而这三大类风险的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包含各自独立的影响因素。归纳来说,影响香港商业银行风险的因素包括银行经营风险因素、资产价格泡沫因素、客户心理和预期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因素。

银行经营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方面引起的操作风险、信贷风险等。而银行经营风险因素又可分为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财务因素引起的风险源于各个银行自身特有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是各个银行特有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主要包括银行偿债能力、银行营运能力、银行盈利能力以及银行现金流量能力四个方面。就银行本身来说,除了以上的因素会影响到银行风险大小之外,还包括银行的资产规模。一般来说,银行资本规模越大,承担风险的能力越强。财务杠杆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银行风险,如果银行的财务杠杆比例高,其风险承担也越大。贷款集中度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贷款集中度高说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良好,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贷款集中也容易造成风险过度集中,可能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

资产价格泡沫因素表现在:大多数发生危机国家的一个共同先兆就是金融自由化和信贷的显著扩张。随之而来的便是股票价格的平均每年上涨幅度高于正常年份的40%,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也都明显上涨。当在某一时间泡沫破灭、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实行崩溃。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隐含过多地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放信贷,平均一年之后就会爆发银行危机。

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即吸收存款和发货贷款,香港商业银行也主要是为公司或个人客户服务的,因此,客户的需求及其满意程度对香港商业银行的经营和获利能力都有重大的直接影响。客户心理和预期因素表现为:在银行面临信用风险时,可能会发生挤兑。挤兑的发生将会导致银行发生严重的危机,最终会导致银行破产。此外,当一项用银行借款形成的资产预期收益率低于当前的借款利率时,借款人从理性角度考虑,就会产生违约行为。此时,银行即使拥有抵押物的权利,仍然会遭受损失。从而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使得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大。

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除了上文中所指出的通过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放大途径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之外,还与银行信贷的周期性具有直接的联系。经济景气时,银行信用不断扩张,信贷规模扩大,使得商品市场上消费和投资持续增长,进而导致社会总需求过度旺盛。政府会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从而控制通货膨胀。而利率的提升又进一步增加了借款人的经营成本,企业利润减少,投资需求降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都将恶化,并导致信用违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从而导致信贷风险增加。

二、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影响因素模型

以上所分析的影响香港商业银行的各个因素比较具体,为了便于构建模型,我们将以上分析的各种因素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客户因素,主要是指客户的心理和预期因素;第二类为银行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状况;第三类是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因素。这些因素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可以用图1的结构因素分析图来表示。

符号假定:客户因素用符号CF表示,银行微观因素用符号BF表示,宏观经济因素用MaE表示,银行风险用符号BR表示。那么,商业银行风险综合影响因素可以用简单的函数表示为:

BR=f(CF,BF,MaE)

其中,客户因素主要包括客户心理因素CPF和客户预期因素CEF,因此,客户因素又可表示为下列的函数关系:

CF=fc(cpf,cef)

同样道理,银行微观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可以分别表示为下列函数关系:

BF=fb(bff,bnf)

MaE=fm(mf,rf,gdp,spf)

其中,bff、bnf分别表示银行的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mf、rf、gdp、spf分别表示货币发行量、利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股票价格。

将以上所分析的客户心理预期因素、银行自身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函数代入商业银行的综合影响因素方程中,可得:

BR=f(fc(cpf,cef),fb(bff,bnf),fm(mf,rf,gdp,spf))

上式即为商业银行风险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这些影响风险的因素的作用机理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

三、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因素的实证分析

下面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以面板数据来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和银行自身因素对香港商业银行风险的具体影响效应。

1、银行风险计量模型设定

篇4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

篇5

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篇6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宏观经济 政策调整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以国债发行为手段,以财政信贷协调为基础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它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内需不足状况始终未得到彻底改观。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利率的不断降低,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应适时调整和充实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间的缩小,应适当地调整和充实财政政策的内容,把以政府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变为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晓凡.调整经济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点[J].发展研究,2011年07期.

[2]张志昊,尹鉴.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1年08期.

[3]朱延强,韩俊,彭振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J].现代农业,2011年08期.

[4]王富祥.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供给管理政策[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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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持续出现信贷快速增长的情况。信贷高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商业银行未能有效识别潜在的信用风险导致的盲目贷款。对此,各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都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调控,其中,审慎监管措施是重要的一部分。

实施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中东欧国家目前处于后转轨时期,宽松的货币环境和对经济增长前景的过度乐观促使银行高速增长。例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金融业的改革开放,私人部门收入预期的不断上调,强劲的消费与投资引发了信贷需求的急剧扩张;同时,一些计划加入欧盟的国家,如金融中介水平较低的立陶宛、摩尔多瓦等国由于回归欧洲的美好前景及预期也导致了银行信贷的快速膨胀。银行信贷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具体来看,中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且发展尚不完善,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很强,扩张银行信贷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给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带来诸多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贸易急剧恶化,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二是造成对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各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三是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波动性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信贷高度增长对信贷质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理论上说,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社会总需求,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和银行体系的贷款供给能力,缓解信贷过快增长的压力。然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实行的是盯住或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不能全面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为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进一步推动货币和信贷扩张;而且汇率政策放宽的空间非常有限,结果是一些国家的外汇贷款显著增加。高度欧元化削弱了货币传导机制,难以通过利率的调整影响贷款利率。部分国家财政政策紧缩力度已经很大,财政政策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

由于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审慎监管措施与宏观经济措施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抑制信贷增长,缓解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趋势,纠正银行贷款中扭曲的问题,如高风险行业的贷款集中度过高、银行借款没有进行套期保值的安排、银行未经认真审查而盲目的贷款行为、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引发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由于中东欧国家外汇贷款占比很高,借款人能够用以对冲风险的工具较少,要求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必须加强评估和管理外汇贷款风险的能力。

审慎监管措施及实施审慎监管措施的内容

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或实行差别资本充足率管理,根据贷款的类型、期限和货币构成提高相应的风险权重;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充分考虑到市场风险及其他一些风险。如乌克兰在2004年3月将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从8%提高为10%,塞尔维亚也于2005年3月将这一标准提升至10%。二是加强贷款分类和准备金要求,如贷款增长过快的银行,提高一般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实行差别贷款损失准备金管理。三是提高授信标准,如限制抵押贷款的抵押率,防范因抵押率过高导致的处置抵押品无法足额清偿债务的风险。例如,罗马尼亚通过审慎的标准加强对消费者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的资质要求,规定消费者贷款和个人抵押贷款的每月偿还额不能超过个人净收入的30%,首付款不得低于25%。四是严格抵押品管理规定,如对抵押品资产进行分类,采取逐日盯市的资产估价方法,防止银行贷款组合质量恶化、形成资产价格泡沫。五是规定贷款集中度,限制关联贷款、大额客户贷款比例和行业贷款比例,避免向高风险行业的信贷投放过度集中。如乌克兰规定,银行必须对关联贷款额外计提资本。六是调整外汇贷款限额,降低汇率风险。

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手段

一是加强对问题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系统地检查和监督银行的报表、风险评估及管理能力,以便及时地识别风险并加以控制。如乌克兰在2004年3月起采用一套“风险评估系统”对银行进行检查。罗马尼亚建立了国家征信局(Credit Bureau)来监测银行的消费者信贷和商业信贷。波兰也开发了一个信用信息库并组成专门部门监测银行的信用风险。二是加强银行和借款人财务报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的披露规定,强化市场纪律、提高金融体系的透明度,限制贷款过度扩张的空间。三是银行和监管当局要定期检查借款人和银行的外汇贷款总额,以便有效监督、评估未套期保值的外汇贷款。如波兰监管当局定期检查银行的外汇头寸以具体了解外汇贷款情况,包括借款人对外汇贷款的偏好、客户对冲外汇风险的比率及形式、贷款套期保值成本占贷款的比重、贷款分类及损失准备金等。四是加强对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监管,防止银行通过向监管较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以规避监管当局采取的审慎监管措施。如克罗地亚于2004年10月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统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填补监管真空。五是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的对话和交流,以减少外资银行贷款给国内银行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审慎监管措施效果

实践证明,中东欧国家审慎监管措施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降低了银行体系贷款供给能力,充实了银行资本金,增强了银行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大部分国家国内信贷增长总体放缓,其中,克罗地亚和波兰的效果最为显著。克罗地亚的实际贷款增长率从2001年的17.2%经历了2002年27.5%的高峰,至2004年成功地降至11.3%;波兰在2000年的时候5.8%,至2004年已降至0.1%。特别是克罗地亚国内信贷和波兰外汇贷款增长速度明显降低。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等国信贷增长速度依然偏高,但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两国的实际贷款增长率从2000年的32.9%和33.9%开始一直处于高位徘徊,至2004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分别降至21.6%和28.5%。只有少数国家信贷增长速度依然强劲且没有放慢的迹象,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的实际贷款增长率分别从2000年的7.4%和28.1%一路飙升至2004的39.5%和41.1%。各国采取的措施及效果详见表格。

存在的问题

受中东欧国家特殊的经济环境和银行体制的影响,各国实施审慎监管政策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监管政策效应的发挥。具体来说,加入欧盟后许多中东欧国家国内贷款利润极高,银行扩大贷款规模以寻求高额回报的动机非常强烈;欧元区市场整合导致货币环境总体宽松,极易刺激信贷需求,银行存款快速增加,银行拥有稳定的信贷资金来源,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难以对其施以影响;外资银行主导的银行体制,使得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其母银行方便地从海外金融市场融资,拓宽了筹资的渠道,并通过内部交易采取变通的手段发放信贷等规避监管,影响了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另外,部分国家已经高度欧元化,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避

险工具,抑制了政策效果。

启示与借鉴

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受银行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外部约束弱化等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1994~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年均增长17.2%,同期GDP的年均增长8.9%。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驱动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银行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较差。2004年以来,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我国监管当局适时出台了多项审慎监管政策,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贷款集中度(行业、区域、客户)等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的监测和考核,控制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实践表明,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有力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并支持信贷规模的适度扩张,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4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14.4%,增幅比上年下降7.1个百分点;2005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长13.2%,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实践都说明了审慎监管措施在控制信贷快速增长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审慎监管制度可以在控制信贷过快增长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短期内难以改变,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速度和运行质量关系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局。审慎监管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推进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塑造理性发展模式,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平滑信贷运行波动,增强商业银行应对负面冲击的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相对于货币政策的价格性工具而言,审慎监管制度的作用更为直接。

审慎监管制度可谨慎地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其着力点并不完全相同。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是通过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改进宏观经济表现,其目标是短期的,政策导向是双向的,可松可紧;而审慎监管制度更关注商业银行的微观决策行为,其行为是单向的,追求长期目标。我国作为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监管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如本轮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是控制信贷,而商业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约束也必须降低贷款增长速度,二者目标一致,相互促进。2006年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大力压缩产能过剩,更为如此。但两者的目标在特殊时期也可能存在冲突,相互制约。这也并不意味着实施审慎监管制度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不应该为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而放弃长期制度建设,需要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密切配合,审慎监管政策出台前要评估对宏观经济的效应,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必须充分考虑对商业银行行为以及审慎监管的影响。

篇8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2012上半年,中国GDP增长了7.8%,为最近三年来首次破八。其中二季度增长7.6%,总体呈下行趋势。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20.4%,6月份单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1.7%,比1~5月份投资累计增速高1.6个百分点,为期间的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如何避免经济失速、硬着陆风险,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认为,“低要素成本”时代已经过去,继续维持GDP9%v2上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中国将进入次高速(5%~8%)的增长阶段,未来经济政策应该在适度宽松的前提下,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经济下行惯性和稳增长之间谋求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些,本期以“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产业转型”为论题,集中讨论未来经济政策选择。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宋雷磊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中。提出了三点结论: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结构因素;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发达经济体可能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新兴经济体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在中长期内致力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贺力平、樊纲的《从过热增长回归正常增长》,回顾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对2012年宏观经济走势中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应当坚持及时和微调原则,并注意把握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方针。

赵湘鄂、赵成、陈雳的《中国钢铁行业亟待转型破局》,针对目前行业的困局,提出了市场化行业整合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要调整品种结构,更加重视特钢;加强政策指引,强化环保指标;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重视兼并重组的经济效率。

黎峰剖析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问题,认为转型不仅仅是调结构,重点是发展模式的转变。胡春林、贺娜、陈鲲玲基于充分的调查,分别以珠三角、河南省和克拉玛依市为例,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刘三林则从企业如何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期论题八篇文章,从不同视角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力求多维度论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新的政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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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金融危机

2006年春,美国“次货危机”开始显现,最后发展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其原因分析,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对预测美国金融危机、解释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国宏观调控要以此为鉴,主动作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形成和扩散的一般原因

1、次货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触点论”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市场内因论,认为没有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导致美国次贷市场运转失灵引发金融危机。次贷是美国房产贷款中面向信用纪录不佳或收入证明缺失的持“次级信用”的客户而产生的贷款。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房价2004-2006年上涨了40%-70%。在房价上涨预期下,银行降低信用门槛,推出了“无本金贷款”、 “循环贷”等贷款品种,助长了投机,推动房价继续走高。美联储2005年开始将利率从1%提升到5.25%,促使经济降温,房价下滑。房价下降预期增大和还贷压力增大的双重约束,使次级贷款违约率在2006年底上升到13.3%。违约率持续上升,带来债务状况恶化,导致美国大型次级房贷公司纷纷破产,前者的破产和倒闭带来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和公司破产,造成整个金融市场动荡。

2、金融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政策论”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政府外因论,认为次级贷款仅占美国房贷市场的7%-8%,次贷危机之所以形成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政策是根本原因。一是金融工具创新过度。次级贷款被房贷公司购买后,资产证券化成为债券在市场发售。经济繁荣期,它们被投行和对冲基金看好并购买,投资银行利用金融创新再出售,一元贷款被放大为数十元的金融衍生品。信用链条拉长,导致金融产品的基础价值被忽视,助长了极度短期投机。美国还依靠政府信用成立国家保险公司对债券违约进行保险,总额从2001年的9000多亿发展到2007年底的62万亿美元。这种情形下,总额不大的次级贷款危机产生了规模巨大的债务危机,政府已难以挽救。二是金融监管不力。美国鼓励自由的跨国金融活动。对新金融产品,政府主要依靠市场评级机构的评级、研究报告和资本抵押标准要求来化解金融风险,缺乏审查和监管以及对金融泡沫的预警。这样,当投机盛行时,投机主体和评级机构结成利益共同体,评级机构做出背离信用基础的评级行为,向市场释放错误信息,便会提升系统风险。

3、经济全球化形成全球经济危机的“桥梁论”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外部条件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活动使美国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一是金融活动全球自由化使美国金融危机向发达国家扩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商业银地普遍购买美国次级债券,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汇丰银行、德国工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集团等相继暴出巨额坏帐,引发本国金融动荡。二是金融危机的财富效应和政策效应使危机延伸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消费者个人财富缩水,银行紧缩银根,消费和投资下降,导致总需求减少。三是全球经济活动依赖性增强使金融危机向全球实体经济漫延。美国在全球几大经济体的出口市场中占据很高比例。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大幅下滑,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二、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成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本上是生产过剩导致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引发的。生产过剩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消费者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在于私有制引发的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银行制度、信用制度、分配制度等制度结构的冲突把生产过剩矛盾推向不可调和地步时,潜在危机便转化为现实危机。

(2)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根本性制度变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变革,才能根本化解经济危机。二是政府宏观调节。通过调节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创造新的投资和消费机会、实行信用扩张、扩大政府公共支出等宏观政策,刺激需求,缓解生产过剩。

2、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1)依靠信用过度扩张化解需求矛盾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生产力越高,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越大,在市场上实现的困难也越大。解决这一矛盾,一个途径就是依靠信用支持消费和投资创造需求。90年代末,伴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实体经济投资需求锐减,全球范围内出现大量资本过剩。2007年,全世界有8000多个对冲基金,总额2.8万亿美元,世界各国财富基金达7.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全球储蓄的60%。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公开或非公开鼓励房贷公司、金融机构通过过度扩张信用支持消费。所谓信用过度扩张是指不顾信用风险、超过偿还能力的信用扩张,表现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放松风险监管、放松交易监管等。信用的过度扩张在刺激消费同时,也拉动了投资,更重要的是由于信用被转化为证券出售,为全球巨额流动资金提供了短期投机机会。短期看,信用的过度扩张缓解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但长期看,信用过度扩张把问题从“当前”转到了“未来”,当金融投机不再延续、债务链条无法维系时,危机便会显现。

(2)信用过度扩张的危害。一是增加了不良债权,加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对客户信用层级、偿还水平不加审查,会导致不良债务累积。2008年,美国住房贷款达14万亿美元,政府公共债务达10.3万亿美元,金融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21%上升到116%。信用的本质是债权,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特别是信用质量较差时,债务风险就变得十分巨大。二是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虚拟经济背离服务经济职能。虚拟经济本质是使有能力的人利用有资本的人的闲资为社会和资本持有者创造财富,这对于分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信用的过度扩张,使虚拟经济背离了这种职能,产生一种“钱生钱”的错觉,自身迅速膨胀。在美国,企业盈利的44%来自金融服务业,制造业仅占10%。1996-2006年,美国金融公司盈利年增长13.8%,非金融公司盈利每年增长只有8.5%。2004年,美国金融业占据了GDP的20%-21%。金融机构对高管的激励措施也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促使他们利用金融创新技术把金融杠杆率提高到几十倍。房贷机构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款人,金融机构将房贷资产打包卖给投资者。据统计,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就占全球的80%,2005年全球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为名义GDP的32倍,全球长期证券的总价值超过了10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虚拟经济重心转向短期投机,在证券、楼市造成巨大泡沫,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三是引致虚假需求,造成虚拟繁荣。信用过度扩张刺激楼市,导致投资性资产价格和证券价格上升,为投资性基金和银行提供了短期投机机会。当生产过剩矛盾得到解决,各类资本竞相追逐高额投资回报时,所有人都受益,进而产生了螺旋式的信用扩张,如果哪一期资产价格开始缩水,消费者和投资人便成了最大受害者。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存在结构性生产过剩矛盾,也就存在着依靠信用过度扩张来化解生产过剩的潜在风险。我国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既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又要防止走上利用信用过度扩张化解生产过剩矛盾的不良路径。

1、坚持依靠创新刺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

一是通过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刺激消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国民需要较高的储蓄率才能应对各种风险,导致总需求中消费所占比例一直不高。因此,国家要加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制度改革,解决百姓后顾之忧。通过转移支付、救济等制度创新,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刺激消费。二是加强技术创新吸引投资和消费。熊彼特指出,技术创新使资本主义在毁灭中重生。技术创新既可以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使多余的资本找到生利机会,又可使消费者产生新的换代需求。三是通过市场创新扩展投资机会。要实行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特别是开发农村市场。实行优惠政策,鼓励资本到海外投资。积极开展贸易摩擦协调,促进出口稳步增长。

2、以国家为主体有效控制金融系统风险

一是政府承担起风险集中管理的责任。市场经济不可避免会产生信用过度扩张,产生金融泡沫。防止资本经济中的泡沫转化成危机,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协调和制约。由于金融产品很少受知识产权保护,任何金融机构都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产品的交易情况。政府要建立统一的风险管理窗口,集中清算,统一监管,准确评估,避免各个金融机构各自为政。二是善用金融创新,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国内金融系统在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小,主要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没有投行、评级机构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没有形成危机传递的链条。这种状态虽然安全,但却牺牲了效率。在未来,我国既要稳健地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又要有效控制和化解市场风险。对新推出的金融新产品,政府要认真审核,对产品的价值、价格要实时监控,避免过度放贷,努力做到多方共赢。三是积极培育理性投资。从强化风险意识、加强素质教育出发,加强对投资者教育,使投资者的投资趋向更加理性。严格杜绝非法市场操作行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市场充分相信政府的决心,防止错误信号引发的错误导向。

3、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连贯和平稳,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环境的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在2005年前后的货币政策大拐角就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诱因。当前,我国货币信贷速度极快,一季度新增信贷完成全年的90%,这可能会对后期经济发展又造成通胀压力。应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把握好调控重点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并与财政政策、行政手段相结合,互相弥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参考文献】

[1] 蒋定之、郑学勤:美国次贷危机研究(两篇)[J].新华文摘,2009(1).

[2] 谢丽威: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环渤海经济望,2009(1).

[3] 王国民:浅谈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启迪[J].知识经济,2009(2).

[4] 苏昊成:试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启示[J].华商,2008(16).

篇10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对宏观经济研究和对策固然是巨大挑战,但“祸兮,福之所倚”,这种现实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难得的理论检验机会,有助于我们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断完善相应的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研究总量经济,它最关注的四个宏观经济变量为:经济增长、劳动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是有微观基础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运动规律。

当经济周期需要时,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波动。虽然多数发达国家的央行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但总体说来,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IMF、世界银行及主要投行都下调了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潮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是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利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已有所显现,2009年可能进一步加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影响主要会通过两条渠道。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外需下降,可能对中国出口产生较大冲击。2003年-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都是大顺差。中国出口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联度很高。历史数据表明,美国和欧洲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恶化,恐慌性的不安情绪传染到国内,会加大国内市场的调整。股票市场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房地产市场成交低迷。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增长的潜力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预测中国经济走势。

第一,要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这可通过四张资产负债表来体现。目前,中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相当稳健。中国居民有储蓄传统,债务负担较低。到2008年11月末,中国居民存款余额21.5万亿元,消费贷款余额3.7万亿元,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储蓄的最大提供者。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合理,总体上盈利能力较强,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据中国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调查,2008年11月末,非金融类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9%。财政状况稳健:2007年末,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仅为22%,同期美国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3%;2007年,中国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只有0.8%。中国还持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策调节有较大空间。

当前,中国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从2003年起,中国就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等金融体制改革,并抓住最好的时间窗口,成功实现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改革,上市银行初步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不良资产持续下降,盈利水平稳定上升。此外,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实现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第三方存管,能够有效避免投资者资金被挪用的风险。保险业保持较快发展。同时,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刚刚开始,持有境外资产相对较少,虽然在危机中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总量相对有限。

第二,要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流动性的枯竭。由于资本充足率下降导致抛售资产,形成“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加之担心交易对手方风险,市场越来越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流动性资金或购买资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信贷紧缩和流动性枯竭。中国的流动性状况与此不同,金融体系流动性依然充裕。从2003年到金融危机前,中国一直存在流动性过剩,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多余的流动性。全球金融危机使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上流动性供给仍然充足,中央银行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适度水平。以上两条说明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健康,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

第三,要看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主要看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1978年-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2003年-2007年均超过10%。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较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学习新技能并接受新理念,社会总体的人口素质有所提高。由于技术进步、劳动者技能改进、管理和组织改善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等因素,全要素生产率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各种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解释变量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面因素。

第四,要看经济的发展阶段。

欧美等发达国家交通通信设施完备,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基本饱和,而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巨大。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会在基础设施、住房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形成巨大需求;民生领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加大投入;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建设等也需要大量投资。这些都为中国拓展内需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五,要看物价总水平、利率和汇率。

1998年-2002年五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货紧缩;2003年-2008年上半年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货膨胀。2008年9月以来,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原油、铁矿石、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大大缓解了通胀的压力。同时,由于2008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明显,预防通缩的风险也提到议事日程;经济增长和物价形势在10月可谓急转直下。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较大实施空间。当前,中国银行间市场上隔夜同业拆借利率为0.89%;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31%。相对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0-0.25%和日本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0.1%,我们处在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位置上,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具有一定空间。站在当前时点上向过去看,特别是以CPI同比和累计同比向过去看,中国是负利率;但如果以CPI环比或向将来看,中国是正利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到2008年11月底,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14.32,较汇改前(2005年6月)上升21.94%;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3.65,较汇改前上升27.41%。

在当前情况下,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由于中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相对较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具有良好的条件。

给定我们对国际经济的预测,给定我们知道中国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分析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物价水平、利率和汇率之后,我们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基本判断:2009年,中国经济外需会减弱,通货膨胀率会回落,但由于基本面较好,预计经济增长在8%左右,CPI可能在3%以下。

相同的经济问题会有不同的判断及不同的对策,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尤其如此。宏观经济学是对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展开辩论的科学。不同的前提假定会导致不同的分析框架和结论;而更深刻的对立是理念的不同。理念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对市场机制相信到什么程度,对政府管理能力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人性如何理解。坚定对市场机制的信念,依法治国,是中国经济渡过当前难关的关键,也是长期稳定发展的可靠保证。■

作者易纲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张帆供职于北京大学

评之评

2009中国经济三大悬念

沈明高/文

外需走势本身是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悬念。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而且很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仅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这两大经济体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贸易规模收缩。WTO数据显示,最近一次全球货物出口的收缩发生在2001年,出现了4.1%的负增长;而在2003年-2007年间,全球出口总额基本上保持了15%以上的年增幅。如果全球贸易从扩张转向收缩,不能排除2009年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的可能。

相应地,外需收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几何,是第二大悬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随着加入WTO迅速上升。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将以怎样的方式考验中国仍有待观察;但是,2008年下半年经济的急速下滑表明,外需放慢的影响远比市场预期的要大。2008年11月,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从去年同期的16%下滑到9.7%的负增长,同期工业增加值也从17.3%降至5.4%,幅度下降之快,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仅见。尽管内需不足也是经济下行的一个原因,但由于出口产品的产业链较长,对整体经济特别是企业信心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三个悬念,是政府提振内需的计划与萎缩的外需在结构上的匹配程度。2007年人民币计价的出口规模或达到10万亿元,从总量上看,未来两年“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可以弥补外需的不足。假设2009年净增2万亿元投资,相当于2008年出口总额的20%,即使2009年出口零增长,内需扩大仍然可以大致抵消外需损失,确保经济8%以上的增长。

然而,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不但产业链较短,而且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对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些投资难以避免大量企业倒闭,也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何况,以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量的增长很可能是以质的下降为代价的。

中国经济在应对全球危机时虽有不确定性,也有重大机遇。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革也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使得商业银行有一张比较干净的资产负债表;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使中国消费的实力和潜力逐渐显现出来,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创造了内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