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篇2

从20多年的财政实践看，我国倚重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变化，原有政策惯性对历史路径的依赖开始受到冲击，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必须抓住新时期财政发展的重要转机，进行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选择视野、运用艺术的积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式”发展。

（一）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需要提升，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潜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情况较为复杂、决策较为艰难的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不均衡、不和谐等因素潜伏的风险，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突破财政政策的现有目标层面并使之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成为抉择财政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注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通过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加公共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既提高社会发展的和谐水平，又改进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效率。

（二）财政政策选择视野需要拓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当前财政政策实践中，政策选择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时应急措施多，长期制度建设少；单一、僵化的措施使用多，多元、高效的工具集合少；原则与抽象概念多，可操作、有实效的内容少。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多次运用政府主导型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社会和谐，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财政政策的选择多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又往往习惯于运用行政性的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因此，需要拓展财政政策选择视野，在改革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财政政策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实现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上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

（三）财政政策运用艺术需要锤炼，以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成果。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僵滞、运转不灵的问题，这在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时机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表现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道。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运用艺术进一步锤炼。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运行机制，缩短决策时滞，改善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模式，适时适度微调，不断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2.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成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二）整合财政政策资源，促进自主创新链条和谐演进。

1.对有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教育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尽快建立一个以客观变量为基础、纵横交错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框架；利用税收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财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教育部门；利用有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方案。

2.实施有利于拓展技术自主创新空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使科技投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努力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3.通过制定相应政府采购政策，放大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效应，保证研究创新链条的延续。对企业自主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制定和实施优先购买的政府采购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导向功能，提高投资研发活动回报率，提升企业自身研发的成本补偿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创造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1.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强制规定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同时，提高目前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税费标准。

2.建立一个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责任。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研究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使企业从生产理念、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走循环之路。

3.继续调整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等取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投资抵免税的优惠政策；控制资源产品的出口，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4.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纺织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资源勘察和示范工程等。

（四）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统筹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如增加扶助贫困人口、农民工转移培训、九年义务教育补助、社会保障费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并从项目立项、政策优惠、资金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

2.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投融资应侧重于投向交通、通讯、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等，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投向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支持经济转型，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增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3.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减弱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逐步弱化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清理直至取消对东部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量避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实施熨平经济发展梯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以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经济扩张给予更多扶持，驱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合理公平的税费环境，避免市场封锁和资源竞争等区域摩擦，鼓励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发展。

4.调整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享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省份之间或地域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实现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横向财政援助。

（五）完善财政政策手段，实现人民福祉和谐增进。

1.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清理各类不合理的津贴和补贴，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征收特许经营权收入，将垄断收益纳入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因行业性质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健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落实增值税转型，完善资源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2.实行向民生倾斜的财政援助政策。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使财政支出向社会事业倾斜，特别是向当前十分薄弱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力度支持“三农”；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为公民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篇3

【关键词】心理辅导；大学生心理；心理压力；对策

一、学校心理辅导的内涵

（一）学校心理辅导的概念

对于学校心理辅导的界定，见仁见智，不同学者的表述不同，角度也不同。著名学者陈家麟对学校心理辅导的界定：“在一种新型的建设性人际关系中，学校心理辅导人员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给学生以合乎需要的协助与服务，帮助学生正确了解自己、认识环境，根据自身条件确立有益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活目标，使其能克服成长中的障碍，在学习、工作及人际关系等方面，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做出正确选择，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还有任华良学者给出如下定义：学校心理辅导人员运用心理学及其相关的知识，通过语言、文字、音乐、行为等方法，辅导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给予帮助、启发，解决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出现的心理问题，使其更好的保持身心健康。

通过对许多学者的给出的概念进行总结，笔者认为学校心理辅导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运用的知识和方法主要是心理学及相关方面；2、学校心理辅导是主动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行为；3、学校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开发心理潜能，保持身心健康。

（二）大学生心理辅导的目标

对于大学生心理辅导的具体目标，笔者在这儿借助美国学校心理咨询师协会在1997年通过的《学校心理辅导计划的国家标准》，认为学校心理辅导要促进学生在学习、职业与社会化三个方面的发展，具体如下：

1、学习发展

习得有助于在学校及整个一生中有效学习的态度、知识和技能；完成必要的学习准备，以便能在面临众多选择时能做出决定，包括升学；理解学习与工作、家庭及社区生活的关系。

2、生涯发展

获得研究世界与自我认知之间关系的技能，及做出明智的生涯决策的技能；运用一定的策略来获得成功的和令人满意的生涯目标；理解个人素质、教育、训练及工作之间的关系。

3、社会化发展

获得理解和尊重自我、他人的态度、知识和技能；能够做出决定、设定目标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达到目标；获得社会安全和生存的技能。

简单概括，学校心理辅导的三大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长、学习和发展。

二、竞争激烈的社会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来源

当代社会大学生已经不是当年稀缺的宝贝，而变得非常普遍，在当代社会中要承受众多的压力，从而导致心理上的压力与疾病。通过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大学生心理压力普遍增加，且引起大学生产生心理压力的原因很多，大体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压力、竞争造成的压力，就业压力及社会负面影响导致的压力等。

（一）经济方面的压力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市场经济使得部分人先赋予起来，但是大部分人才刚刚脱贫，而大学教育一般是收费教育，学生的年学费一般不低于4000元，有些学校的部分专业甚至一年上万，这比起20年前，费用增加了20多倍，但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5倍，农村收入增长更加缓慢。一个农村家庭要面对每年几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显然有很大压力，而且当今高校中人际关系交往经济化，学生之间喜欢盲目片比，这就使得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二）竞争压力

最近的复旦大学投毒案又将高材生的心理压力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尖浪口，近几年高校不断扩招，导致在校生不断增加，大学生开始在学校就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年有几百万学生走入大学，这些天之娇子在进入梦想中的象牙塔之后发现自己和别人相比也没有太大的优势，他们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而进人大学成为众多压力的开始，高考时一般只会考虑学业压力，而入学后要面对学习压力、人际交往压力等等，由此引发了很多大学生心理问题，而且全国因心理问题发生人身事故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

（三）就业压力

更大的压力是担心毕业即失业。人社保公布的2009届及2010届毕业生最终就业率分别是87%和90.7%，这两年麦可思的调查结果则分别为86.6%与89.6%，差别不大，2011年麦可思公布的最终就业率是82.1%。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是总体就业率为90.6%，相差8%个百分点。不管具体的原因为何，我们可以看出有一大批学生毕业后就失业了，按照基数为700万计算，17.9%的人数是125万，这么庞大的未就业人数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每年高校普通毕业生数量还在逐年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业压力也成为大学生面临的最主要压力。

（四）社会负面影响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西方思想不断涌入中国，市场经济也开始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及诱惑，这也使得当今大学生的学习环境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很多学生收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因素的而影响而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很多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可自拔，这些都是社会负面的影响造成的大学生心理压力。

平常还存在更多类似的压力源，比如必须面对的冲突、被老师批评、即将到来的考试等，都会让学生产生身体和情绪上的压迫感，造成大学生心理方面的压力和困惑，导致心理发展不健康。为此，学校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大学生面临的各种压力，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积极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排除压力，维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三、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作为人生主要的过渡时期，大学生正在从心理不成熟向着成熟过渡，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性格及人格的完善阶段，一般会存在理想与现实、情绪与理智、独立与依赖等种种矛盾。这个阶段中，他们需要面对外部环境的重大转变，开始面对人生的一些抉择，比如学业、恋爱、生存等等，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特别是在心理不适应这种环境的情况下。近年来，大学校园时常发生一些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悲剧，正因如此，国家教育部专门强调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辅导工作，在2011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被列为必修课。虽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上，教育部及学校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但是整体效果并不明显。

（一）心理教育课程体系的不足

大学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学生心理教育的主要方式，其内容包括心理健康的辅导及心理适应力把握，同时还有对自我意识、情绪的调节，对挫折及职业生涯规划的应对等等，这门课程一般是采用理论讲述的方式进行，这就导致这些理论仅仅停留在课堂层面，实际训练极少。心理教育类课程应该仅仅围绕学生的心理特点开展，必须和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显然和课程的开设方式格格不入，这就导致了虽然开设了此类课程，但是对学生并没有太大帮助。

（二）大学生对心理辅导的认识不足

除了课堂教学，心理辅导也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我国的心理咨询比欧洲起步晚，很多大学虽然设置了心理辅导办公室，但是形同虚设。大部分大学生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心理咨询，甚至大部分学生认为心理咨询就是对其思想工作的汇报，更为偏激的认为只有“精神病”才需要所谓的心理咨询，因此很少有学生主动进行必要的心理咨询。但是实际上大学生30%左右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且逐渐增多，这种对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阻碍了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另外在中国，心理咨询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参差不齐，大学中从事心理辅导咨询工作的人员缺少专业的严格训练，这也成为开展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一种阻碍。

四、高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对策

高校环境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因此高校应时刻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应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对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改革和完善，普遍推广个性差异式教育，即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心理辅导，这是解决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

要想做好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首先需要学生对心理辅导形成正确的认识，为此要对心理辅导进行普及宣传，对心理健康知识进行宣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心理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主动寻求心理辅导的帮助。要宣传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解析心理现象，让大学生了解到常见的心理问题，成因与表现，然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处理。这种宣传普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心理辅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心理辅导要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要坚持预防为主，发展为辅，不仅要发现和解决问题，更要普及、宣传、引导学生加强自我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做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这才是心理辅导要达到的最有效结果。

（二）学校应为心理辅导提供必要的软件硬件资源

学校要重视对大学生心理辅导老师的筛选，形成年龄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的教师队伍；要加强大学生心理辅导老师在专业、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大学生心理辅导老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要合理安排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提高心理辅导老师的积极性。大学生心理辅导的场地、设施和经费是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基础，在“寝室一公寓一学校”心理辅导体系中，要保证公寓心理辅导的场地、设施和经费。比如，在公寓中建立心理宣传栏，建立公寓心理咨询室，有条件的公寓应该配备心理活动室，播放心理电影，进行团体辅导，开展心理文娱活动。学校应保证开展大学生心理辅导活动的经费，对大学生心理辅导经费进行规范化管理。

（三）心理辅导从“专职”变“兼职”

心理辅导并不能限定为仅仅是心理老师的课程，而应当将这种思想管疏导每个学科的教学中，也就是授课老师也应该将心理辅导作为自己教学的一部分，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得到心理素质的提升与锻炼。实际上在很多学科中都有很多适合做心理辅导的基础材料，特别是一些思想政治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学过程中也有很多场合非常适合做心理辅导的教育情境创设。因此各专业教师都应该充分利用其教学资源，并和有关的心理辅导内容相结合，适时的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心理教育，从而更大程度上增强心理辅导的实用性。

篇4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权利边界；定位

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弊端，该制度根本无法解决经济房的权利定位问题，亦无法做到与其他法律规定的有机衔接。由于目前相关规定未能对经济房的权利予以准确定位与限制，巨大的利益驱动使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与黑幕事实上成为不可避免。比较中外相似于我国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的法律制度，杨遂全教授认为关键是缺少民事基本法的支撑［1］。目前我国各种有关保障性住房的规定，都只是行政法规或规章。。作为一种基本的物权制度，其他国家都有一些立法层次较高的法规调控。我们不能把这种长期的基本类型的物权制度一直置于立法之外。诺斯曾说过“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2］。本文认为，当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目前的制度设计未能构建经济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大鸿沟，未以法律形式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属性及限制予以明确定位。本文试图通过深入分析，探讨我国未来的相关制度设计，以解决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定位与限制问题，并力争做到与其他法律的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一、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及其物权化的意义

首先，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出现舞弊与暗箱操作事件，经济适用房领域成为投机与利益不正当输送的重灾区，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的结果远未能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对此有学者提出取消经济适用房，也有学者提出经济适用房不修厕所，希望以此来解决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本文认为，造成当前弊端重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规定侧重于公法上的审查与核准，未能在私法上对经济房的权利予以明确界定与限制。由于现行的制度未能确定经济适用房的物权边界，私法上权利的模糊导致了巨大潜在利益的存在。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经济适用房形式上的层层审查与核准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只有在物权上明确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给房屋购买人一个确定的权利预期，方能物当其用，有效解决当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行为。

其次，要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则需要厘清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尽管2007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指出，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但在实践及理论上，对经济适用房涵盖的范围却并不明确。广义上的经济适用房既包括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由政府主导修建的经济适用房，也包括面向特定对象，单位自建、单位集资建房及住宅合作社建房等。但就现状而言，目前许多单位自建、单位集资建设的房屋尽管挂着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但建设内容几乎没有不超标的，且在分配上往往根据工龄、级别等予以划定，此类房屋仅体现了福利而绝对未体现保障功能。本文认为，造成目前经济适用房超标准、超面积建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未对经济适用房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要理顺目前经济适用房领域的各种关系，首先应将其范围严格限定在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而由政府主导修建的经济适用房以及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条件面向本单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而由该部分职工集资修建的经济适用房。除此之外其余各类房屋均应被排除在经济适用房范围之外。不符合此类标准的房屋应由其他规范予以规定，而我们应逐步取消没有法定依据的住房供给，减少住房供给的种类。

最后，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只有通过立法方能有效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目前普遍观点认为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其依据在于经济适用房土地的划拨性质而将其视为一种区别于商品房的新的物权。也有学者提出经济适用房产权由政府与购买人共有的设想，但不论是对经济适用房的物权予以限制还是增设一种限制物权，按照物权法定原则，这些内容只能以立法形式予以规定与明确。根据立法法及物权法的规定，现行的部门规章无权也无力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予以定位及限制。此外，经济适用房制度尚涉及与民法、合同法、担保法、房地产法、物权法和婚姻法等法律的协调与衔接，因此，我们只有以法律形式对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予以定位，才能在效力及内容上使该制度与其他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二、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定位

经济适用房就其本意而言，一要经济，也就是要限定销售价格、要便宜。其便宜的主要因素在于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包括无偿划拨土地、减免各种税费等）。二是要适用，适用应理解为当且仅当适用，即要限定套型面积不能超标准建设，但也要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作这些方面限定的原因在于经济适用房保障功能的特定性以及其面向对象的特定性。正是由于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购买人享受了特殊的利益输送，因而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是不完整应受到一定限制的。产权是经济适用房制度中的核心和全局性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经济适用房是保障性住房，其在出租、出售时往往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其收益权和处分权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现实中更多还来自于单位或住宅合作社。亦有学者在区分产权和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虽受到一定限制，但仍不失为完全产权。对此，笔者不予苟同，一方面承认其权能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又认定其为完全产权，如此，则无论何种产权皆可认定为完全产权，那么一种产权是否是完全产权也就失去了辨别的意义了。在此抛开经济适用房产权受限是否是应然之义不提，其权能受限当是无疑的［1］。对于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性质，目前尚有争论。另有观点认为产权是可以分解的，完整的产权一经分解，就不再与所有权有对等关系。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只是对某物的使用权，并不能说他对该物享有所有权［3］。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这是指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情形，对经济适用房这类特殊的物权，法律尚没有予以明确规定。

1.占有权

占有权是指占有某物或某财产的权利，即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控制某物或某财产的权利。占有权是所有权最重要的权能之一，是行使所有权的基础，也是实现资产使用权和处分权的前提。在通常情况下，资产一般为所有人占有，即占有权与所有权合一，但在特定条件下，占有权也可与所有权分离，形成为非所有人享有的独立的权利。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通过支付一定代价（亦可以看做是若干年累计的房屋租金）取得房屋的合法占有权。但是，这种占有权取得的前提是基于一定的身份，因此其取得房屋后的占有应是事实上的占有而非法律上的占有，这里不论其是所有人还是按份共有人或非所有人，在规定的年限届满并取得完全产权前，本文认为，购买人在居住满一定年限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及被减免的税费后，方能取得完全产权。均不能移转对房屋的实际占有（当然基于合法事由房屋被依法处分的除外）。

2.使用权

使用权是指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依法加以利用的权利。经济适用房购买人的使用权涉及到房屋和土地两个层面。购买人对房屋的占有和使用均应由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行使，不能移转给第三人。并且，购买人须按照房屋的用途和性质合理使用房屋，不能改变房屋的用途。对于土地使用权，本文认为，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村集体土地，在一定年限内及购买人未补缴土地出让金前，均不可为购买人分割土地使用权，这也应是经济适用房与普通商品房的差别。经济适用房其性质是用于居住保障，故其不能也不应具备投资功能。购买人所取得的物权属于一种限制物权，我们只有构建起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大鸿沟，方有希望解决目前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与无奈。

3.收益权

收益权是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对于收益，经济学与会计学有着不同的解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收益定义为“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把收益看做是财富的增加。后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而作为一种权利的收益权，本文认为其属于法学范畴，即不管收益内涵如何界定，收益权强调的是获取收益的权利或收益的归属。本文认为，未来的立法应对经济适用房的收益归属做出明确限定。由于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为划拨土地，房屋购买人取得房屋时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或未支付土地使用价款（地租），因此，其对房屋的收益权应受一定限制。基于房屋的保障性质，可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可用做出租收益。满一定年限并补缴土地出让金取得完全产权后房屋方可上市转让，该转让收益应归属于所有权人。按照现行《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规定，购买人符合条件上市转让经济适用房的，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缴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从制度设计的严谨性出发，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如果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没有差价或者差价为负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基于此，目前的该规定显得不够严谨。本文认为，以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房差价来确定土地收益，既不准确，又缺乏操作性。第一，房屋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户型、楼层、朝向、采光、通风等等而不仅仅局限于地段，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屋售价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第二，买受人最初已完全支付了房屋价款（价款中尚有部分利润），因而房屋升值的收益应归属于购买人。购买人未支付的仅仅是最初的地价及享受了部分税收优惠，因此本文认为，购买人上市转让房屋，其补交土地出让金以届时该地段土地评估价直接补交即可，将房屋与土地分开计价既清晰又简便易行。

4.处分权

处分权是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终处理的权利，是所有权四项权能的核心，是财产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处分权可分为事实上的处分权和法律上的处分权。事实上的处分意味着实物形态的改变，法律上的处分意味着物的转让即物权主体的变化。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对房屋事实上的处分受到民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控，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购买人事实上的处分权与商品房买受人的处分权并无差别。但经济适用房基于其保障性质以及购买人取得房屋的特定事由（低收入及住房困难），经济适用房购买人在法律上的处分权应受到限制。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性质是为了满足住房需求，故购买人不能任意转让（限制措施如前所述包括使用年限限制及补缴地租和税费后取得完全产权的限制），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转让，在未取得完全产权前，应交由主管部门回购；取得完全产权后需要转让的，主管部门享有优先购买权；经济适用房购买人的其他处分权，如离婚分割、继承、赠与、抵押、出资等实体权利的处分亦应受到一定限制，本文探讨的权利限制是在购买人未取得完全产权前的限制。购买人取得完全产权后，可依据物权法等法律享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对这些具体权利的限制，未来的住房保障立法应予以重视与体现，而相关制度设计应与其他法律规定相互衔接与协调。

三、经济适用房的权利限制

1.经济适用房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权利定位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三种形式，在夫妻对财产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约定不合法的情况下，法定财产制是当然适用的夫妻财产制［4］。我国关于夫妻财产实行约定优先，没有约定则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这里“所得的财产”，按照通说，并非需要实际占有。“财产”可以是权利而非完全的所有权。但是，由于经济适用房性质的特殊性，其涉及家庭其他成员的住房保障，因此，对于经济适用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的权利定位应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就权利主体而言，按照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的初衷，其保障对象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即以家庭为保障对象而非个人，目前已经有城市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个人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但本文认为，从效率角度出发，单个个人的住房保障应主要通过廉租房方式予以保障。受保障人是基于身份而取得财产，故就房屋的权利主体而言，本文认为，全体家庭成员均应成为房屋的权利主体，因此在对经济适用房房屋权属进行登记时，应将全体家庭成员均登记为房屋权利人。实务中可能存在部分家庭成员未支付经济适用房价款，但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共同取得，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视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赠与。而在家庭取得经济适用房后而成为该家庭成员的，不成为权利人。

（2）关于夫妻之间对经济适用房权利的约定，婚姻法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但鉴于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及取得人身份的特定性，本文认为，夫妻之间可以对房屋未来的收益及处分权予以约定，但不得以约定方式排除对方的占有和使用权。此外，夫妻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亦不得损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

（3）关于经济适用房的离婚分割，经济适用房系基于家庭成员共同身份而取得，身份关系的消灭可导致房屋的分割。但基于经济适用房的特殊属性，未来立法对于离婚时经济适用房的分割本文仅探讨尚未取得完全产权前的分割，取得完全产权后房屋的分割与商品房并无二致。应把握以下方面：第一，如双方均不主张使用房屋的，该房屋可交由主管部门回购，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但有其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主张继续使用的除外。第二，双方均主张使用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但取得房屋的一方不得排除家庭其他权利人的占有使用权。第三，一方主张房屋使用权的，可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做出评估或竞价，使用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第四，法院不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这里的使用人还应包含家庭内的其他权利人。及房屋项下的其他权利人。使用方给予另外一方补偿，但补偿的金额应考虑继续使用房屋的家庭其他成员人数所占的份额。第五，为防止以离婚为手段再次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因此，将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对象限定为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人是必要的。

2.经济适用房的继承

我国的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关于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二者处分的本质相同，将在经济适用房的赠与中予以讨论。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包括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经济适用房的继承，属于权利人财产的一种移转形式。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以家庭作为保障对象，而家庭则是由夫妻关系和子女关系结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即这里的家庭成员仅仅包括配偶及其子女。为避免经济适用房权利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避免经济适用房丧失保障功能，在购买人取得完全产权前，未来的立法可规定经济适用房的继承人应限于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之间。如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则由主管部门予以回购，回购的价款作为普通遗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继承。

3.经济适用房的赠与

基于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应不允许经济适用房购买人在取得房屋后任意抛弃即无偿让与其权利。经济适用房的取得系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单个家庭成员无权将房屋赠与他人。即使全体家庭成员均一致同意将房屋赠与他人，由于该权利的取得系基于身份的特定性而取得，也为避免实践中以赠与之名行买卖之实，故本文主张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在取得完全产权前，其不能将房屋赠与第三人，但公益性赠与或由主管部门回购后赠与价款的除外。关于公民遗赠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处理，本文认为，订立该类遗嘱的公民在遗产处分时应取得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即该房屋已经可以自由转让；在未取得全部产权前遗赠人死亡的，应认定遗嘱人无权处分，房屋可由主管部门回购，受遗赠人可获得相应价款；如存在其他权利共有人，而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主管部门回购房屋，则由其他共有人按照遗赠人所享有份额对应价款向受遗赠人予以补偿。

4.经济适用房的抵押

抵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根据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经济适用房的抵押及实行将可能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涉及抵押权实现后房屋的受让人身份，如经济适用房通过拍卖方式流转，丧失房屋的家庭将重新依靠社会救济与保障，而取得房屋的买受人一般而言不会是应予以保障的对象，这将可能违背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的初衷。此外，亦不排除购买人通过这种方式恶意将房屋变相转让，从而实现投资增值目的。第二，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因此，如将房屋抵押，则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由于经济适用房所使用土地为划拨土地，其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促进社会公平而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予以的一种福利安排。因此，在相关主体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主体不能发生变更。因此，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人在未取得完全产权前，其不能将房屋用于抵押担保。

但是，这里却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由于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其本身就是低收入家庭，其很可能无力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此外部分人群或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也需要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解决居住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借款人借款需有贷款人认可的资产作为抵押或质押，或有足够代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作为保证人。而在房屋买卖中，通行的做法是将房屋抵押给贷款人以获取贷款，这就需要经济适用房具备融资担保的功能。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可以将房屋抵押给指定的贷款人（主管机构认可的金融机构）用于支付购房款，此外其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抵押担保。此种情况下权利人实现抵押权的，如是国有土地则可按现行规定予以处理。如果是集体建设用地未来可以考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经济适用房，限于本文主旨，在此不作深入探讨。，主管机关应先将房屋所占范围的土地征收为国有，而后将该经济适用房产权填补完整后房屋的取得人应补缴土地成本，即土地出让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置。

5.经济适用房的出资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出资形式，但房屋或土地用于出资应符合两个方面的限制性条件：一是可以用货币估价。二是可以依法转让，即以房屋或土地出资后，出资人应向公司转移财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经济适用房虽然可以用货币估价，但购买人取得房屋支付的价款未包含土地价款并享受了特别的政策性优惠，故作为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在其未取得完全产权时，其处分房屋的权能应受到限制。且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质决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所有人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这亦是经济适用房出资的制度性阻碍。此外，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与经济适用房无法分离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流转。基于此，本文认为，经济适用房仅具有保障功能而不具有投资功能，房屋的投资功能应由商品房市场予以解决。同时，由于土地权属性质的不同及取得土地的特殊方式，故购买人在取得完全产权前及土地未变更为国有出让土地前，经济适用房不能用于出资。

经济适用房制度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将对国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产生深远影响。但鉴于其具有的特殊性，我们只有以立法形式从私法上明确界定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边界，明确其物权上的定位与限制，构建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巨大鸿沟，方能有效解决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端与无奈，实现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

参考文献：

［1］杨遂全.比较民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9.

［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199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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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输入和非正式制度

（一）政策输入的均衡化

对于权力结构集中的现代政体，精英主义政策制定模式是合适的概念框架,它采用的是被称为“内输入”政策制定模式。“内输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在该书所建构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中,伊斯顿使用“输入”一词来意指环境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和压力,即社会中的各种行为到底怎样影响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的“概括性变量”。同时，他也意识到部分利益诉求源自于政治系统内部所产生的愿望、意向、偏爱或利益,反映了政治系统成员对于制度创新的要求,所以,他用“内输入”这样一个不严格的术语来描述严格意义上的由政治角色的经验和活动而不是由社会非政治领域中人们的经验所形成的要求。

公共政策的“内输入型”模式,较多地体现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纵向维度,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种“内输入型”的模式中,“用权威化的政策制定来看待政策,重点集中在权威人物上――大臣、总统、委员会、国家的主要官员等等”。和“外输入型”相比,“内输入型”模式更加突出了掌握中央权力的精英集团在决策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很少能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而是由权力精英根据自身偏好和认知来进行输入。利益集团的出现，尤其是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组织和集体行为出现,标志着以精英政治为主导的“内输入型”决策模式开始与一种“外输入型”决策模式进行博弈和均衡。

（二）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

社会资本概念自从布迪厄正式提出以来，经科尔曼和普特南的阐释和概括，已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奥斯特罗姆等一批制度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与制度的关系有过论述，斯蒂格利茨认为，一个社会发展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也必须同样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可以说，斯蒂格利茨对于组织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间的一种性质，它预示着知识，教育和威望的回报部分地取决于个人在市场或等级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考察，在个人如何积累或消费社会资本方面，制度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制度中的非正式规则，能够就个体如何管理它们的社会资本，催生出一种特定的相区别的个体行为。

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正式规则只是决定行为选择总体约束的一小部分。一般说来，非正式制度的供给是自下而上的，由个人的突破性尝试带给社会冲击，当大多数人认可接受新的行为规范后，制度的供给就实现了。根据布坎南的论述，个体理性在面对集体理性的选择的时候，考虑到个人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和集体决策和行为收益的比较，当集体收益高于个人承担的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之和时，个人参与集体决策并实现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就是有利可图的，理性的个人会逐渐聚合形成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利益团体。

具有明显公益性质的社会资本投资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不论是市场还是公民社会本身或是其中的个体，要完成社会资本的培育，都面临着公信力和社会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社会资本的培育主体至少在目前只有政府是最佳的选择。

二、政策实现的路径分析

（一）自上而下的路径选择

根据科斯定理的表述，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表明，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配置及其产出的构成有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在政府政策和行政执行部门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谈判费用都是大于零的，而行政法或者社保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作为政策，承担了中央政府对国家性质的承诺实现的政治性功能和愿景，一方面作为制度，对资源的配置，构成，分配及其产出具有关键的影响。

作为体现政府意志的公共政策，承担的是政治上的功能，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解读和使用政策，由于我国的机械性唯法条传统，实际上掌握在作为行政主体的地方政府甚至是直接承担执行但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公务员手中，那么在地方政策执行和中央政策政治愿景的博弈过程中，我国大部分公民实际上没有与政府博弈的能力。

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性地进行资源的分配和构成。制度的均衡在实际上不存在，出现了事实上的制度供给不足――突出地表现为体制性制度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行政主体不得不进行自由裁量的问题，也就是还存在在不使其他人状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其中一部分人效用增加的情况。制度的非均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大多数时候都面临着动态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均衡状态的偏离是制度的常态。结构性供给不足的原因一般是在政策和制度创新和变迁过程中政府占据垄断地位，在这种制度供给垄断情况下，制度创新和变迁往往成为一些精英人物的专利品，而制度创新是需要成本的，这些费用约束往往又使一些潜在制度供给难以转变为显示的制度供给。

（二）自下而上的路径分析

从受益者的角度出发，实际上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成本――包括个人承担的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和集体行动的收益的权衡。具有相同利益偏好和诉求的个体集合对于目标实现的收益一般具有明确的评价。而如何对这受益者个人的成本和集体行动成本的费用支出进行评价，是衡量个体能否聚合形成利益集团并固化成为非正式制度的基本标准。在应然状态下这部分工作是由受益人和施益人共同完成的，但是在我国实然状态下这种评价实质上是由行政主体独立完成的。由此，自下而上地分析公民利益团体的形成，仍然不得不面对由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所必须厘清的问题。即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和评价时的政治回应性，以及公共政策的适应性，以及行政主体或者说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直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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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坦桑尼亚 服务业 非正式部门 现状分析 对策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100-0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曾分别是德国、英国的殖民地。1964年坦桑尼亚获得独立。在总统尼雷尔的领导下，于1967年提出以建设集体农庄为中心，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方针。但是由于开展严重脱离国情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①，致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1985年姆维尼执政后，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先后制定了三个经济恢复计划。第一个经济恢复计划主要侧重于农业方面，第二个经济计划侧重于金融领域。而第三个经济恢复计划（1992―1995）则侧重农业、交通、服务行业的发展，目的是减少国家经济对外援的依赖。{2}

坦桑尼亚政府经济结构调整是为了确立消除大量的扭曲市场或制约经济增长的管制，吸纳剩余劳动力，使经济重新扩张。但随着城市人口史无前例的持续增长，城市就业岗位无法满足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很多人别无选择，只得暂时从事一些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将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灵丹妙药。{3}结果是，正式部门不仅没有扩大，反而不断收缩，而非正式部门迅速扩张，成为坦桑尼亚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

一、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现状分析

1.非正式部门的定义。“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是相对于“正式部门”（formal sector）而言的。“正式部门”通常被定位为，已经向政府部门纳税的，员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和正常的工资的企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发展经济学》中提到：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当中，发现城市新增了大量劳动力，但是在正式现代部门的实业统计当中并没有显现出来。新增加的城市劳动力是为了自谋职业，或是为了小规模家庭企业工作，被看作“非正式部门”。{4}

1992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辞典》中把“非正式部门”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自我雇佣者，他们从事的是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工作，如缝纫、饮食、销售、修鞋等。{5}

1993年，第15届国际劳工统计会议（ICIS）从统计角度对非正式部门作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1）非正式部门是指这样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单位，它们的主要经营目的是为经营者提供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它们的组织程度低、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几乎不加区别、规模小，劳动关系是偶然的雇佣关系或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是规范的合同安排。（2）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单位具有家庭企业特征，企业固定资产不属于企业而属于家庭，生产收支与企业收支往往不予区分。（3）从事经济活动时并不有意避税和逃避社会保障义务，也不是有意侵犯其他行政法规。{6}

可以看出，非正式部门经济是一种与正式部门经济有着极大差别，并不被政府所重视的经济形式。但是这种经济形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其作用与影响却越来越明显，应当引起政府重视。

2.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现状。根据坦桑尼亚银行家协会（Tanzania Bankers Association）的统计，作为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中心――拥有300万人口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位于达累斯萨拉姆最大的商业区――卡利亚库（Kariakoo），其流通的货币仅仅只占流通货币总量的25%，其余75%却在非正式部门中流通。由此可以看出坦桑尼亚非正式部门经济所占的比重之大。据统计，坦桑尼亚非正式部门经济大约占整体经济的48%。{7}而从全球范围来看，2000年时非正式部门经济在经济合作和发展成员国（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中占全体经济的18%，在转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解体后的东欧各国）中占全体经济的38%，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是41%。

在坦桑尼亚整体经济当中，服务业占据着重要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坦桑尼亚整个零售业和服务业产值为1420万亿坦桑尼亚先令，占GDP总量的43.9%。而到了2014年，服务业仍然占坦桑尼亚总GDP的43.5%。{8}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坦桑尼亚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9%，其中贸易与维修占14.8%，交通运输业占5.1%，通讯业占3.9%，酒店和餐饮业占2.2%，其他服务业（包括金融中介、公共管理、房地产、教育、卫生以及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占24%。{9}服务业已经成为坦桑尼亚最具有活力的经济点。

鉴于服务业非正式部门仍是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会对转型期的正式部门经济起到推动作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无视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存在。检验服务业非正式部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其规模以及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但由于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特点，以及其难以反馈在政府的统计数据上，这一点做起来十分困难。实际上，更困难的事情在难以界定处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人员。

通过调查，从微观上反映坦桑尼亚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现状。

表1是对坦桑尼亚312名服务业非正式部门从业者调查的结果。

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非正式部门服务业，都倾向于不雇佣员工，或者雇佣员工范围缩小在1―5名之间。其中，只有雇佣1-5名全职男性员工超过不雇佣员工的比例。所以，个人的非正式部门通常不会聘请任何其他员工，而小型企业雇工最多也不会超过10人。

在调查中，312名调查者认为使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发展成为正式部门的障碍有：

（1）注册期间政府部门的；（2）税率较高，导致成本过大；（3）政府部门要求收受贿赂，否则会导致注册时间过长；（4）在注册当中难以获取信息：（5）完成注册所需盖章的政府部门过多。

其中，政府部门当中无处不在的被认为是阻碍服务业非正式部门成为正式部门的最主要原因。{10}

3.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利与弊。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服务业对于坦桑尼亚而言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减轻贫困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根据坦桑尼亚学者Bagachwa和Naho在1990年的统计，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在1969年到1985年对坦桑尼亚整体经济贡献大约占25%到51%。其中，提供就业机会是服务业非正式部门最为重要的贡献。2010年，服务业非正式部门为坦桑尼亚提供了390万人的就业机会，占坦桑尼亚总就业人口的19%。{11}

虽然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的崛起对经济和社会来说都是好事，但是对于坦桑尼亚政府来说，面对持续增长的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却有两点担忧：其一，由于失去了大量税源，政府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失去了其能动性。其二，相同规模的正式部门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情况，正在被非正式部门所取代，而非服务业正式部门缺乏投资机遇、技术革新，也会影响到整个坦桑尼亚经济的发展。对非正式部门而言，自己就是法律，它无需纳税。结果，政府对这一占经济比例很大的领域失去控制多年。这对经济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经济不得不在没有税收状况下运行。{12}

二、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对策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普查夫（Wolfgang Zapf）认为，同以往的实践相比，通过社会创新改变社会变迁方向，会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13}社会创新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亦或者技术层面。社会的创新应当包括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14}

根据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发展的特点，坦桑尼亚政府应做到：

第一，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服务业作为非洲新兴的支柱产业类型，对于改变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吸引外国投资，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5}而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非正式部门便已经容纳了60%以上的城市劳动力。{16}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在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政府应该为服务业非正式部门提供必要的保障。从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发展的特点看，坦桑尼亚服务业的非正式部门由个人以及各种小型企业组成，而这些企业有两大特点：并不是完全合法，没有在政府注册备案；产品和服务通常来自于家庭或者家庭成员。服务业非政府部门在交易过程中最大的特点通常是没有正式营业执照，同时也没有固定工作地方。不过，这些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并不是有意违反法律法规。政府应当改变原先需要注册才能经营的方式，转而建立专门为小型企业服务的特殊银行，为其提供可以承担的贷款利率，从资金上为非正式部门提供保障。并且同时为已贷款的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在政府备案。

第三，政府应当为服务业非正式部门提供固定的区域。通过新的组织方式，例如餐饮、零售业等行业可以利用聚合经营模式，有效地刺激消费者需求，加速商品流通与周转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商家的经营风险与成本。{17}从而提高竞争性，促进相互间的竞争力。

第四，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规范领导。从服务业正式部门发展的角度看，坦桑尼亚政府应为正式部门人员提供业务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提高正式部门人员的素质，培养专业的服务部门人才，优化人员结构，提升其服务品质与质量。因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履行契约精神的质量，与其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呈显著正相关。{18}

第五，政府应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通过监督等方式降低政府部门当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消灭腐败温床。同时，对服务业正式部门人员提供相应保障措施，例如立法保障员工最低收入等权利，使服务业非正式部门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增加税收，促进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在坦桑尼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正式部门还是非正式部门，都应该加以重视，使服务业发展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从根本上打破政府部门对市场的束缚，从法律上保护服务业的发展，把市场放在核心地位，利用市场调节优化产业结构，使国家经济真正地做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乌贾马”运动是尼雷尔提出的主张恢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村社制度，把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愿望，寄托在发扬村社精神的基础上

{2}李湘云.当代坦桑尼亚国家发展进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4}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1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5}戴维・皮尔斯.现代经济学辞典[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6}黄少军.城市“非正式部门”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1999（5）

{7}{10}{11}Maliyamkono T. Transforming the informal sector： how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J]. 2012

{8}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B/OL]？http：///data/reports.aspx？source=2&country=TZA&series=&period=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坦桑尼亚国家概况[EB/OL]，2016年1月，http：///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

1206_678574/1206x0_678576/

{12}[荷兰]罗尔・范德・维恩著.赵自勇，张庆海译.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13}[德国]沃尔夫冈・普查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杨建华.论四种类型的发展[J].浙江学刊，2014（002）

{15}张忠祥.当前非洲经济转型的特点[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

{16}Bryceson D F， Howe J. An agrarian continent in transition'[J]. S. Ellis， Africa Now： Peopl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James Currey， 1995

{17}李新萌.从连锁餐饮巨头比邻而居看聚合经营[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8}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J].经济研究，2007，（6）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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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法学上讲，经济法律及其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容很模糊，探讨以不一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内容的民法、经济法及其商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各种联结是对他进行法律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个定义里，经济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理清了经济关系相关的内质因素和外质因素，并有条理地对它进行分类，经济法律的结构和经济法律体系的结构构成就能被清楚地掌握。

一、分析法律经济和经济政策

纵向分析人类的经济社会，很容易了解到在现实中，很多的经济关系无非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其中横向的经济关系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我国的经济调节关系是纵向的，而它是有限度的，我国的经济主要是由市场来控制，而不是政府调节。所以，经济关系不只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的关系里还有很多的分类。于是，其中的商法民法及其经济法就出现了。对于经济政策，要认识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大概结构，理清宏观政策的结构很重要，其中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是主要内容。具体政策是指在各种政策的指挥下，领导者为了更好的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或者是完成其中的具体行为。经济政策是国家总计划和各类调节方式的纽带，它细化了经济总任务其各种宏观经济的指标，构成了多方面的基本行为原则，并充分发挥手段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和经济政策最紧密但是经济法的部门，我国纵向调节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经济法，这与我国的经济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本文将从法律关系和法律政策的关系着重探讨。

二、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作用关系

法律和政策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性质，它们相互作用又相互排斥，两种协同发展，但也不能相互替代。而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两者的关系亦是如此，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做说明。

（一）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是我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方式，它的内容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政策的总基调，一般经济政策对经济法律是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不代表经济政策经济法律的地位高。主要从两个方面说明：

1.我国制定经济法律是根据执政党的经济政策

在我国，执政党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利益，所以经济政策是经济法律的根据，把经济政策定型并进行规范，使经济政策更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但是不是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变为法律，只有是具有实际经验检验、有实际意义，并且符合人民客观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制定法律时不能一成不变，要具有灵活性，经济政策的涉广面比较大，而经济法律则需要更加具体。

2.法律实施过程中要遵从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

制定实现经济政策是个很复杂的过程，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有时候有巨大的波动，而且经济法律原则有滞后性，固定的法律规范和波动的经济社会就会产生冲突。根据经济政策指导法律的实施，是解决冲突的重要途径，但经济政策的指导不能脱离法律，把法律和政策更好地结合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

（二）经济法律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经济法律有时会制约经济政策，从本质上讲，经济法律的执行代表着经济政策的实现。从法律的特征可以看出，它是使经济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第一，国家意志属性支撑着经济政策的实现，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这个特征使社会能够遵守，因此，经济政策才能在大范围内实现。第二，国家强制力的属性也保证经济政策得以成功，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是权威性的体现，经济政策变为经济法律就说明了其强大的作用。第三，实现经济政策也离不开国家的规范。

总体来说，制定经济法律和施行需要经济政策的指导，而经济政策的后续发展，也需要经济法律不断的推动。

三、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同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了解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联结，两者不可分割，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经济政策的地位不能被替代，而经济政策也不能没有经济法律的支持。

（一）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由执政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能更直接代表执政党的意志，而不具有国家意志；而经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具体程序方面，经济法律比法律政策更加抽象原则，也更加严密、复杂。

（二）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表现形式

经济政策一般以政府部门作指示，其具体内容更加具有号召性和指导性；但是经济法律是由文字的形式颁布的，只是一种独有的形式，而法律经济作为基本的规范，具有确定性和科学性。

（三）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

经济政策及时并且灵活，它能根据社会的发展及时做出变动，以此来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而经济法律则更加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保障法律的权威。

（四）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调整范围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经济政策是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都能体现，而国家并不属于其中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律更具有原则性，它可以调整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关系，使社会市场上的经济目标和市场手段更加科学、更加稳定，具有长久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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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行政法；界限

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正如施米托夫教授在分析英国经济法的要领时所指出的：“经济法应位于商法与行政法之间。它与商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与行政法分担政府管理的职能。”[1]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界限，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民商事立法的完善，法学界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了。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界限如何划分，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有不少专著、文章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显得过于抽象，本文意在通过对土地管理法的分析来具体论述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关系，使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能被较直观地把握。

对土地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首先，它是民法上的物；其次，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再次，它又是行政管理指向的对象。我国的土地管理法正是基于土地的“物”、“资源”及“管理对象”的多重属性进行综合性立法的。因此它集民事性规范于一体。而其中经济性规范占着很大的比重。《土地管理法》共分八章，除总则（第1 章）、法律责任（第7 章）、附则（第8 章）外，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第2 章）主要由民事规范构成，监督检查（第6章）主要由行政性规范组成，其余三章，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3 章）、耕地保护（第5章）、建设用地（第6 章）基本上是经济性规范，只是个别兼具行政性规范属性。

土地管理法中这些经济性规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立法宗旨（第1 条）、基本国策（第3条）、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4 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第17 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第24 条）、土地调查制度（第27 条）、土地统计制度（第29 条）、建立土地管理信息系统对土地利用进行动态监测制度（第30 条）、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第31 条）、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第34 条）、土地划拨制度（第54 条）、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使用制度（第55 条）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促导性措施的规定，如关于奖励的规定（第7 条）、鼓励开发未利用土地（第38 条）、鼓励土地整理（第41 条）、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第50 条）等。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关于增加安置补助费的规定（第47 条）、征地补偿方案须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的规定（第48 条）等。

上述这些规定，体现了经济法的一些特性，以此为基础可分析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差异：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的社会活动领域及其调整宗旨不同。经济法，又可称之为经济政策法，是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宗旨是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如国家针对耕地严重流失，建设用地外延式扩张的现状，基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提出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为了执行这一国策，于是进一步完善了《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政策要求制度化、规范化。由此可见，经济法带有极强的经济政策性，是国家贯彻经济政策的手段。就其宗旨而言，是为社会公益的。如为了确保现有耕地规模，防止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在农用地内，又划出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这都是基于我国耕地面积有限、开垦潜力不大、农村人口众多这一现状考虑的，以期达到确保农民生活水平、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目的。因此，国家一定阶段特定的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依据，保证该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是经济法的功能和宗旨，它有着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内容。行政法则与此不同，行政法以国家行政主体的设置及其职权行使为其调整领域，其宗旨是保障国家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由于历史传统不同，关于行政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英美法系侧重于控权说，重视程序规则，认为“行政法涉及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从的方式（主要强调法定程序规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2].而大陆法系侧重于保权说，以行政职权及其行使作为研究中心，“强调的是行政行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体资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补救和违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责任，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意思表示问题”[3].由此，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还是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都不十分关心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社会经济内容及其要实现的社会经济政策目的。这是行政法区别于经济法的一个根本点。以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 章“监督检查”为例，该章规定了监督检查的主体（第66 条）、可以采取的措施即职权（第67 条）、关于身份公开的程序规则（第68 条）、其他职权及公法上负担的义务（第 68、70、71、72 条）等。这些规定充分关注的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力设置、行使、制约、监督，而不大关心活动的具体经济内容和要实现的经济政策目标。总之，经济法和行政法都分担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但其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管理的具体内容和要实现的目标，后者侧重于管理主体及其职权。

转贴于

其次，经济法与行政法立法上所遵循的科学原理不同。经济法主要以经济学的原理为指导，如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土地利用监测制度等，就是在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将一定的经济技术手段运用于土地管理，以期达到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在这里，立法只不过使其获得了强制执行和一体遵循的效力而已。行政法则主要以政治学原理为指导。如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的规定（第21 条）、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内容的规定（第25 条）、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规定（第44 条）、关于监督检查的规定（第6 章）以及关于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规定（第7 章）等，体现了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和管理相对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关系，这些都是政治学分权制衡原理的运用。

再次，经济法与行政法追求的法律实施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同。法律的实施效果指法律的实施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法律所追求的则是积极的影响。经济法的实施追求的是，它所执行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呈协调有序持续发展的状态。就土地管理法而言，是要通过实施实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科学化、合理化，耕地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整个社会经济在此基础上能够得以持续发展。而行政法实施要追求的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民主化、法治化，即依法行政。具体言之，就是行政主体的设置、职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活动做到合法、合理，一旦违法，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是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它的实施在行政方面就是要实现土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使国家的土地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实现。总之，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有序，行政法追求的是国家政治生活的规范和进步。

最后，从经济法与行政法既相区别又相渗透的客观现实和辩证关系出发，应该注意到二者间的界限具有相对性。就法律部门的划分而言，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它并不是法律现象客观的必然的界限所惟一导致的。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法的部门划分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是由立法和法学的主观性决定的。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为法律部门之间的交叉性和层次包容性，也表现为同一项法规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时期可以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4]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一些法学者却未能足够认识这种法的部门划分的相对性。有的行政法学者基于经济法调整手段的不完备、无独立的责任制度等，就否认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地位；而一些经济法学者则从论证经济法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独立的、完整的调整手段和责任制度出发，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经济法具有像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些传统的法的部门那样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学者独辟蹊径，从反思和重新确立法的部门划分标准出发，既看到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差异，又看到了两者的交叉、重叠，既论证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同时也”纯化“了行政法的研究范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从法律史的角度指出了新兴法律部门对传统法律部门在制度上大量借鉴的客观现象[5].总之，经济法与行政法二者间的界限是相对的，经济法在调整手段和责任制度方面大量地借鉴了行政法的某些做法；同样，也不能以此否认二者是不同的独立的部门法。得注意的是，现代法律更加关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特定事项。在立法上，一方面，新的法律部门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法律部门相互渗透和综合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前者如环境法、社会保障法等，后者如本文分析的土地管理法。这在法学上，既要求具有开拓意识的新领域的法学工作者的涌现，也要求不同部门的法学者对同一立法文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进行研究和阐释，不是相互否定，争夺地盘，而是合理分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法学事业。

注 释：

[1]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2]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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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类型及相应的政府治理表现

（一）自由市场经济―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强调市场竞争，经济决策权分散在众多的企业手中。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都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生产和经营自主化。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主要依靠私人的市场活动。消费者完全通过市场向任何生产和经营者购买所需的商品。社会以此来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二是强调市场的协调机制作用。市场价格由价值规律决定；生产者都要通过市场竞争寻求生存和发展；市场竞争对调整生产布局、企业结构以及满足市场需要起着主要作用。

美国经济政府干预的力度很小是这一市场经济的特征。但美国不是通过国家计划，而是采用财政、货币、税收、价格等手段来实现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有：第一，通过总统的经济报告和咨文来引导国民经济的重点发展方向。第二，通过财政和信贷政策来控制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第三，通过国家直接投资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急需行业和部门的优先发展。第四，通过政府补贴或法律手段来控制生产规模、价格水平，以保持供需平衡。第五，对银行实行集中管理。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以日本为代表

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是一种以自由市场制度为基础，政府对经济活动强化宏观调控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模式。政府为确保这种模式的正常运行，明确规定三个原则：其一，私有财产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法律规定个人通过“劳动”挣得的财产，或继承的遗产归个人所有，他人不得侵犯。如果有人企图侵犯，只要当事人，国家即进行干预。其二，契约自由的原则。法律规定订约自由，但合同生效后必须信守合同，彻底执行。当一方未经他方同意而破坏合同时，受害者，国家即出面干预。其三，企业自我负责原则。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后果，由企业承担，与他人或国家无关。如果对他人或社会带来危害时，国家将根据受害人的申诉出面干预。

这种市场模式的基本点是：一是私人企业是市场行为的主体，按市场需求对资源配置进行决策。二是市场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而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是技术革新。公认“技术革新的优秀者为竞争的真正胜利者”，把技术革新视为推动自由市场发展的原动力。它的基本做法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自成体系，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计划（中长期计划）、年度经济预测和年度财政预算、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层次分明、规划周密的有机整体。

第二，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健全、精简，官员精干练达，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较高。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经济工作发生联系。管理经济的11个省、厅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各机构之间既互派官员加强联系，又彼此监督、互相牵制。

第三，经济立法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保证。据统计，日本现行法规约有11000多个，其中数量最多和影响最深的是经济法规。

（三）社会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

德国认为它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

德国十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主要方法是：第一，通过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来影响、引导企业沿着计划指导的方向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第二，国家投资兴建整个国民经济所必需而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经营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教科文部门等。仅在这方面建立的国有企业约有5000多个，固定资产占全国股份资本的1/4。国家用于教育、科研事业的经费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第三，建立中央银行，稳定货币和物价。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央银行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主要任务是调节货币流通量，同通货膨胀作斗争。

二、启示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不同运行模式下的美国、日本、德国，其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国家的任务主要是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创造框架条件，而不是自己直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其次，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竞争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弊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以及社会的极大不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力争加以缓和。据此，它们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层次是社会政策目标，即所谓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可以称之为最高目标。第二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一级目标，包括经济自由、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第三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二级目标，这里指通货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适度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政府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不同，其市场经济的模式也不同

美国政府虽然对经济也有宏观调控和少的干预，但公共职能的领域比较窄，作用范围比较小，所以其经济模式属于较纯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德国、日本等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力度就比较大，因此它们的经济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二）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必然导致政府治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不同

美国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市场发育相对完善，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几乎一切公域事务都靠市场调节，所以，政府主要采用财政、货币、税收、价格等手段来实现宏观调控。而日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具有更大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德国既然是社会市场经济，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来缓解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收入与权力分配的不均，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三）不管什么模式的市场经济，都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都存在一些领域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承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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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一种，是指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定义的税收政策是指为促进企业R&D投入，提高企业的R&D投入强度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税收措施的总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而言，对R&D的定义通常采用OECD的弗里斯卡蒂手册（ Frascati Manuel 1994） 的标准定义。R&D支出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s）， 包括微观企业里研究部门人员的工资薪水、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变动成本支出等；另一类是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s） ， 包括企业的R&D设备购置、建筑更新建设的支出。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国际上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机制：

（1）减免税政策。政府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韩国、荷兰、挪威、法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实施的是所得税减免方案。在实际计算可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的R&D支出时， 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总量的方法计算，也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增量的方法计算。在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扣除额时， 计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数年的移动平均值计算得到， 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为基值。将当期的R&D支出与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定基期。或者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销售额作为基值（ 美国）， 如果当期的R&D支出/ 销售额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税收扣除。由于税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R&D支出，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过于偏离常年平均值，可以选用数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值。在依据R&D支出总量计算扣除额时，政府不仅补贴了企业新增加的R&D支出，也会补贴已经发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钱中有一部分不会对企业增加R&D支持有激励作用，但依据总量的方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更利于操作。开展大规模的R&D活动的大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总量的方法， 他们认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遵循企业和产品周期的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如果企业业绩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预算上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

（2）应税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比实际R&R支出更多的金额。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实施的是应税收入抵扣方案。在实施应税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样存在是依据R&D支出总量还是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抵扣额的选择。

（3）加速折旧政策。由于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将在以后各期获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则，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在以后各期记提折旧。到1999共有10个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将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全额记提折旧， 或者在以后数年内加速记提折旧。折旧费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之一，税法允许加速折旧，使固定资产最初使用的几年折旧费增大，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最初几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缓解了企业因购置固定资产造成的现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旧只能改变资金回收的速度，不会减轻企业的总税负，税负前轻后重，有税收递延之利，相当于政府给予一笔无息贷款。由于加速折旧可使企业提前收回投资，从而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可以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资金去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或选择更好的投资方案，这样就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为提高加速折旧的政策效应，应该注意加速折旧的时间安排。对于存在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应避免将加速折旧安排在享受减免税优惠期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能利用加速折旧的好处，从而使这种激励措施的效应大大降低。国外学者曾用一个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动态生产结构模型，对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税收政策影响生产和投资效应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加速折旧方法在促进投资与技术进步方面比更一般的降低企业税率的激励形式更具有成本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