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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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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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与市场和谐互动的法律诉求及经济法回应

 

(一)法律诉求

 

对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法律上反应了个体利益发展而限制了政府权利的现象，以及国家利益为本的行政法在市场上存在的缺陷。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是相互弥补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在两者的关系中，法律的作用并不是做出简单的选择，或者将其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中，而是看清政府与市场两者矛盾的关键，构建两者协调发展的机制。因此，政府和市场和谐互动的内在需求就在于：(1)对政府权利在经济资源分配、政策资源分配中的随意使用、对私权的非经济合理性进行限制;(2)整合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使得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得到发展。

 

(二)经济法的回应

 

对于传统法，由于自身的空间的限制，无法兼顾国家和市场的共同发展，而新兴的经济法对此进行了回应。所谓的经济法是指，在调节市场经济中，国家政府为了改善市场的不足，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持续发展，现代经济管理职能好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统称。经济法一方面弥补了政府失灵的缺陷，另一方面克服了市场失灵，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分立，民商法通过人格平等、合同自由、诚实信用等对个体的民商事行为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对个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维护，在这种公平正义下，人人都有机会，从宏观上，市场主体的纯粹竞争，必然会加大贫富差距，造成区域经济失衡。而在微观上，由于反竞争行为的存在，必然会对个体的利益最大化造成影响。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行为法，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维护，但是要求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会造成社会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附庸品。经济法作为两者的共同产物，整合了个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对经济发展整体进行宏观调控，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最贴切回应。

 

二、经济学依据

 

社会中间层主体是不同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第三方主体，在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时，更加客观、公正，其行为方式也更加灵活、有效。社会中间层主体行业中，企业统一实施某种行为，更加满足经济效益的原则，政府受到限制的行为，社会中间层更加容易完成。社会中间层作为各分散市场主体的组织代表，能通过自律、协调整合的机制，对成员的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同时还能保证成员的合法权益，这就极大的加强了政府和市场的沟通互动。

 

三、社会中间层相关制度的完善

 

(一)独立法律地位的确认

 

作为政府与市场沟通互动的桥梁，社会中间层主体应该在法律上有独特的地位，社会中间层主体应该独立于政府和市场，在组织上应该自我构建，人员的选用也应该自主决定，经费的筹措也应该在市场上独立进行。社会中间层主体追求的应该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增进，而不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法律上应该赋予其独立的主体资格，除了依法规范行为，禁止政府非法干预外，应该保证社会中间层主体享有独立地位，发挥职能创造的义务。

 

(二)法律规制

 

对于社会中间层主体，其代表的是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利益，很容易偏离社会整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经常会将多个竞争者的行为聚合为联合行为，这就可能出现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现象，从而对社会竞争带来消极影响。对此，应该从法律上加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规则，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日本的发垄断法经验，从一般法层面和特别法层面共同对行业协会的竞争行为进行社会法规制，以此保证社会中间层主体作用的正常发挥。

 

(三)职能界定

 

对于政府、市场、社会中间层主体，在这三者之间，社会中间层主体一方面要帮助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解决市场缺陷，另一方面要帮助市场对政府进行制约，弥补政府失灵，社会中间层主体需要同时在市场和政府中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职能界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作用。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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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人认为有了《侵权责任法》，我们的受害人就在法理上高枕无忧了。其实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受害人就是在法律完全执行的情况下也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比如说三鹿奶粉案。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保护我们的受害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要不既不能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也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因此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来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社会责任；风险型社会；新社会契约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231-02

1 问题的提出

三鹿奶粉事件可谓是全国共知的一件大事。大量的儿童受害。据报道，三鹿奶粉中受害者大部分是下层老百姓的后代。他们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及后期的护理费用。很多的家庭因此破产乃至负债累累。据报道，三鹿破产后，三鹿集团并没有多少的财产用于偿还债务；三鹿除了能清偿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以外，几乎没有剩余了。这就意味着普通债权是得不到补偿的，那些受害者的家庭也不能幸免。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很多的家庭破产过着惨淡凄凉的生活。最为严重的是有病不得医，留下永久的后遗症。这个事情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侵权责任法》就摆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对受害者却丝毫不能救济。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侵权责任》就犹如一张废纸，毫无作用（价值）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怎么才能消除这种现象呢？这里边就牵涉非常关键的问题――有关社会责任的问题。

2 社会责任的含义及其历史沿革

亚当斯密是一个自由主义论者，主张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其的思想中政府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一般不得干涉个人的经济行为，除非个人的经济行为已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亚当斯密讲求的自我运行，自我责任作为一个坚持自由意志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很少论及社会责任。亚当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到自由主义者们的赞赏与推崇。由其作为奠基的古典政治经济也繁荣一时，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虽然其的古典经济学在大卫李嘉图那里就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萨伊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但在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上，他们并未改变。自由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是占主导地位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论述，也就非常之稀少，但这并不是对于社会责任，他们毫无涉及。虽然他们也谈论了些关于如何救助穷人，但那时他们很少把这些救助提高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这个高度上来。在他们看来对于穷人的救助不是国家应有的义务而是对于穷人的恩惠与施舍，而受救助人获得救助也不是他们应获得法定权利，而是接受了一种施舍，人格也会因此受损。他们不主张乃至反对社会责任，强调自我责任。就像马尔萨斯所说“济贫法还经常对劳动市场产生障碍，给那些不依靠救济的自谋生计者增添许多麻烦。”这也告诉我们社会责任不是至始就有，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社会大背景就是资本主义有自由自身的因素，也有很多的社会因素。他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凯恩斯让认为就算人们愿意为了很低的工资工作，还是有人找不到工作。这也是凯恩斯称之为的“非自愿性失业”。凯恩斯认为不充分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些经济学理论，在此就不做叙述。自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也开始发现个人并不是如自由主义所说的那么能够自我选择，自我管理。其实个人的行为很大一部分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说缺乏必要的生存资本。人们并不是那么的自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工作。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因素，从此集体主义与国家主义开始诞生。凯恩斯主义就是典型的国家主义。凯恩斯主义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来干预人们的经济生活。自此，国家也就承担起了救助贫困和能予社会保险的社会责任。从此社会责任成为国家的应尽义务，享受国家救助也成了一般个人的法定权利而不是接受恩惠。这个关于社会责任的行为在《贝里奇报告》后的英国发展到了顶峰。这个国家号称要建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在福利的思想中，他把社会责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极致。虽然在此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责任有所冲击，但是根基并非受影响，而且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否定社会责任，只是反对包办一切，妨碍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行文至此。有一疑问，经济学家能够由提倡个人责任发展到社会责任，那么为什么我们法学家们不能这么做呢。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我们法学界不能固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建立新的法学理论。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在社会责任上，福利思想中的社会责任与侵权责任法中的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具有通性，那么我们何不借用呢？我认为借鉴是可以的，但借用是欠妥的。虽然在共性上是相同的，但毕竟侵权责任中的社会责任具有自己的个性。那么我们就要义不容辞的发展我们自身的理论而不是全搬经济学中的观点，因为法学毕竟具有其自身的个性和研究思想。有人可能要问“你口口声声说侵权责任中的社会责任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有不同，即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3 侵权责任中大的社会责任与一般意义的社会责任的不同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

侵权行为中的社会责任与福利思想中的社会责任最本质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就是侵权责任中的社会责任中发生侵权行为，并且还要穷尽私法上的救济才产生，而福利思想中的社会责任的发生是不需要侵权行为作为必要条件。有一些福利中的社会责任是无条件的，只要符合条件的人都能享受到。比如社会救济，还要一部分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要求缴纳保险费用并被保证的。因为发生的原因不同，所以其产生的后果与承担的方式也就不相同了。一般来说社会救济层面广，但是其水平很低。一般只能解决被救助者的基本生理需求，比如说吃住，也只有温饱水平，最主要的一点是根本不或很少救助昂贵的医疗费用。社会保险是具有较高水平，但是其具有一个很明显的限制条件-只有参加了保险的人才能接受社会保险。而今，有关侵权责任法中未有规定社会责任。至于其如何承担，承担多少的问题更是没有论述。在此，我给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社会在由国家承担使被受害者恢复到一个状态中去，至于到达一个怎样的状态将在后文讨论。这种状态不等同于福利中制度中的状态。既然侵权责任中的社会责任无论从起因还是承担方式上都不同于福利思想中的社会责任，那么其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应与福利思想的社会责任有所不同。既有不同，我们就应建立我们自己关于侵权责任中有关社会责任产生和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即为什么要由社会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考察一下其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在考察这个社会大背景时，我们采用了不同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的视角是从传统型社会向风险型社会的进展。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传统型社会与风险型社会。传统型社会指的是社会流动性小，结构较为稳固，社会变迁极其缓慢，社会变动小，拥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大家庭的社会。1840年以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型社会。其主要的特点就是：

（1）社会各层之间流动非常小，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也无论是地理空间上的，还是身份等级上。由于传统型社会中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与等级观念严重，社会流动性很小。

（2）社会变迁极慢，从秦始皇得到1840年中国二千多年了都未发生很大的社会变化，还是铁板钉钉子的皇权社会，没有什么变化。社会变迁慢就带来了其第三个特点。

（3）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变动极小。

（4）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家文化。传统型社会的这些特点带来一个结果-传统型社会性很高，个人遭受意外侵权的可能性很小，就是不幸遭受意外侵权，那也有大家庭能够在其后支撑着他。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一般不会牵涉到社会责任。而与传统型社会相应的是风险型社会。风险型是指充满各种不同不确定的社会。风险有很多解释，但风险往往与不确定性相联系。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因不确定而带来的损失。在风险型社会中，世界上到处充满了不确定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遭受损害。风险社会的特点是：

第一，社会流动性大，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稳固，人们经常从这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人们很难于了解其周围的人。人们对于环境很难掌握。

第二，在风险社会中，到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危险无所不在。这也是当今社会的典型特征。核威胁、恐怖袭击坏境污染，暴力犯罪急剧上升，民族冲突还有经常发生的交通事故，产品事故安全事故等。说危险无所不在，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有人说走出家门，你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你不用走出家门，在家同样是危机四伏，低劣的房子，有毒的原料，还有一些会爆炸的劣质家用电器，以及不小心从外面传来的火灾，都会带来危险，而且一旦发生后果相当严重。9・11事件中，安安稳稳的坐在办公室的人们一不小心就把小命给丢了。走在马路上的人们，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小命给丢了。乘载交通工具也很容易发生事故。第三，不但风险无处不在而且发生后果十分严重。现在一起大事故的损失往往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个亿几十个亿。9・11事件直接间接损失多少个亿啊！还有劫机汽车连环撞车，原油漏这些重大的损失都是侵权行为者与受害人所能负担的起的，最后随着大家庭的消失，人们往往只能单独面对损失。一般很多的人在受到损害时，很难独立承担，往往是导致破产，负债累累。危险无处不在。而且如果一旦发生，后果十分严重。而个人的承担能力又远远不够了，这就不能不想起了社会责任。由社会来承担责任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社会责任在侵权责任中得到了呼唤。我们也必须为此建立一套理论来阐述侵权责任中的社会责任，那就是新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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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金融风险；经济学；再考察

0.引言

风险是由信息缺陷造成的，而信息缺陷产生于私人信息，分工导致了私人信息的形成。因此，风险是以分工作为起点的。现阶段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风险的主要体现，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金融风险。这两个概念是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深入学习认识这两个概念对企业的投资建设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研究这个金融风险和风险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1.风险分析

1.1内生性风险

在经济学中，内在风险主要由于信息分布不集中，不对称造成的。从本质上来讲，信息具有空间分布不对称性，而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种类和信息储量也是不相同的，这就是私人信息。由于现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个体之间信息含量的差距，使得个人信息分布不对称现象严重，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内生性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在合约签订之前，主要的内生性风险是逆向风险，而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后，人在中间委托人不能够观测监督的地方决定是否要采取措施，从而最终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对中间委托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严重威胁了委托人的自身利益[1]。

1.2外生性风险

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风险是外生性风险。人在自然界中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人们获取的信息始终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人们只能够认识真理却永远也达不到真理的境界。在经济学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这样理解的，每个经济体中的各个组成成员对于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信息量掌握比经济体自身的信息储量要小。外生性风险主要产生在微观经济体之外，人们自己的意志不能对外生性风险产生产生影响，所以外生性风险也可以称作客观风险。由于社会信息总含量不变外在性风险不会消失，会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自然中存在的信息量的探索越来越多，掌握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外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2]。

2.金融风险分析

2.1金融风险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特点

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的管理着没有意识到这种信息的缺少现象，无法对目前个未来企业产品价格进行预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决策是否在正确。这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外在表现。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金融资产价格具有波动倾向、金融危机时时爆发、社会个体金融行为出现投机是四个可观测的经济现象。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金融风险往往能够导致经济收益和金融损失相互抵消，因此不回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个体信息并不是完整的，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由于机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波动，这对于市场预期的形成具有恶劣的影响，容易造成金融一体经济的混乱现象。金融机构也是微观的金融主体，也会受到内生性风险和外在性风险的影响[3]。

2.2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是经济风险

现阶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很大程度上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货币与信用是界定社会中经济活动不确定因素的主要影响因素[4]。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在信息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得社会商品在交易中能够轻松的实现买与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价格，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使得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易变为了现实。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生存与发展到重要条件，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发展状态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信息不完全使得价格状况与未来的变化有着同样的不确定性，而外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讲外生性风险的演化和发展是金融风险。

3.总结

本文主要对经济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风险和金融风险做了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两个概念，深入了解学习风险和金融风险能够避免投资风险，减少经济损失。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学中这两个抽象概念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国有股减持”课题组.国有股减持修正案的设计原则、定价机制和资金运作模式[J].经济导刊，2011，13（5）：101-110.

[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减持”课题组. 国有股配送的价格确定与方式创新[J]，2011，13（5）：113-116.

[3]管毅平《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分析：信息范式研究》，立新会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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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 幸福悖论 社会学

1、问题提出

瑞士经济学家弗雷与斯塔特勒二人通过微观计量分析，不仅清楚阐述了幸福与个体性格、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政治分权、政治参与对幸福的影响。其中诸多观点都很富有创见，例如，财富只能解释人际幸福差异的2%，收入的提高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齐建国（2009）认为，“在现行市场经济制度下，“幸福悖论”之后其实是一种制度悖论。因此，欲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大经济现象中制度因素的研究”。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著述中也曾指出，关于“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有必要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汪和建，2006：181），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学提出的“幸福悖论”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探讨其关联性的制度性因素。

2、何为“制度”及其构成

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其是一个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词语。在汉语中，在字表意义上，“制”有节制、限制的意思，“度”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为节制人们行为尺度之意。实际上，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笼统而言，至少可以分作较易辨识的正式制度与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别，如，医疗教育制度就是属于正式制度，而文化传统、等则可以视为是非正式制度的构成形式。当然，关于制度何以形成，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如成文法，而非正式制度多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例如习俗、惯例等。但许多制度的形成是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犬牙交错，难以厘定，更多制度是源自演化中的设计，非正式化中的正式化。

制度的构成，一般包括作为制度产生及施行的合理性根据及理论基础的观念，作为制度基本内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范，保证制度实施实体组织、以及包括物质设备和象征设备在内的器物配置。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相互补充相互塑造（斯密德，2004：372）。

鉴于“制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如要为其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则不得不取决于特定分析目的所在。以下主要为经济学、社会学暨人类学对制度要义的概略性阐释。

2.1经济学中的制度

制度，在经济学界，主要为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关注。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经由传统、习惯和法律等作用力约束而成，人类行为模式本身对于制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是围绕演化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而展开的，其中包括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以纳尔逊、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论，哈耶克的进化自由主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外还有霍奇逊、多普菲、斯密德等学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制度变迁考察强调进化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只是凡勃伦、康芒斯与哈耶克的制度分析更多涉及文化、习俗等内容，同时，与新古典方式不同，演化制度变迁理论的前提假设突出人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信息的分散不完整性（卢现祥，朱巧玲，2007：113；391-392）。例如，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1899年于其“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 Institutions）著述中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谴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易言之，在凡勃伦看来，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因为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而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凡勃伦，2004：35-52）。而在旧制度经济学另一名代表人物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mCommons）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制度的功用在于通过“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创造出相应的“预期保障”，“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等，总之，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在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简言之，社会制度存在于足以影响个人欲望及行动中的日常用语、习惯于法律之中，且具有一个特定社会中盛行的相互作用的风格（康芒斯，2009：78-110）。

而“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则提出了与康芒斯制度观接近的定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90：62-69）。再如，在新制度经济学学者中，有新经济史学家格雷夫的博弈论制度观，格雷夫（1994）认为，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自发演化的产物。制度与组织是须臾不离的，在处理制度之前，必须首先处理组织。一个社会的组织是与它的社会结构、信息传递以及协调机制相伴随的，并且对长期制度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具有文化信仰的基础，制度选择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耗时的历态过程（ergodic process），制度是“具有自我强制非技术性的行为约束”，非技术性约束的预期与组织是其中两个主要相互影响的制度性构成因素，其中，组织通过引入新参加者进而影响到博弈结构中的信息交流、行为及各自的收益权衡。制度创新的动力大都是孕育于一定时期的历史进程、文化演化以及意识形态之中，在此过程中，习俗或社会规范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作用。由是观来，在制度分析中强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信仰结构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是新经济史学家格雷夫等人对于制度变迁理论丰富发展的一大贡献，格雷夫以文化信仰为纽带，将历史上先后发生的制度博弈与均衡连接起来，指出制度博弈参与者的预期受到其文化信仰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参与者的文化信仰又是在以往的制度博弈过程中渐进形成的，受到其定的历史、社会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文化信仰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制度博弈与均衡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于是，格雷夫的分析避免了诺思路径依赖理论形式化的不足，这种思路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范围，从对制度安排的关注延展到对社会的制度结构的关注（卢现祥，朱巧玲2007：466469；476）。

此外，在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学者中，在制度深入阐述方面出现了其它一些代表人物及其学说，例如OiMaggio和Powell（1983）提出的“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论说。他们认为，来自与组织外环境中相同的的“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pressures）会导致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的同构。同时，他们还具体分析了三种同构机制，即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以及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而作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权威代表之一，诺斯（Douglass C.North）在制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诺斯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这些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担架，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诺思（1990）认为，制度的要义在于谋求人类合作问题的解决。制度可以分作为因创立而成的正式规则以及因演化而成的非正式规则两大类。制度的制约既包括禁止也包括允准。制度在发挥其功能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就是确定犯规和惩罚严厉性的戚本。社会科学中的制度研究应实现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来的路径。制度的作用是通过建立一种人们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但不一定总是有效）的结构去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也处于演化之中，因而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选择（诺斯，2008：232—239）。德姆塞茨（2003：83）认为，与资源禀赋相比照，制度更多的是指人们为了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青木昌彦（2003：40）认为，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路径依赖与创新。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奠基人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bert Alchian，又译作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以及德国经济史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新比较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青木昌彦（Masahik0 Aoki）也都予以了一定的阐释。例如德姆塞茨在制度功能方面与诺斯持有相近的观点，认为制度“帮助人们形成那种在他与别人的交易中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德姆塞茨，1994：291）。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Hayek，Fdeddch August）的文化演进理论来审视，哈耶克关心的是制度设置之间竞争的过程，制度是否可欲及在多大程度上可欲，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成员们进行判断的，且竞争能否有益地运行取决于它被正确的规则所制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一般规则框架来规范文化演进过程的政策是必要的（哈耶克，1997：76-81）。在国内，学者姚洋将制度经济学中论及制度功能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a）降低不确定性；（b）降低交易成本；（c）消除外部性；（d）促进经济效率；（e）界定权利边界。（姚洋，2002：39-52）。

由上可见，在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阐释，在凡勃伦、康芒斯等老制度主义者的“观念规范”与“思想习惯”之类论述的基础之上，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和格雷夫等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同样基于文化信仰、传统、价值观念及信仰结构等侧重于“精神态度”阐述之上的“规则人”假设，从而用以替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学术观点。也即，从新旧制度经济学观察，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与限定，这个定义如今已基本为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不过，参照经济学分析的“理性”思路，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制度设计的宗旨应在于以利益博弈方式谋求利益的均衡。

2.2社会学中的制度

在人类学学界，马林诺夫斯基的制度论实际上一种文化规范论，他认为制度是文化的真正要素，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如家庭、村落、经济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都是最普遍的和最重要的制度体现，制度的功能在于以基本的、相对稳定的方式去满足人们有组织活动中某些重要需要（马林诺夫斯基，1987：15-18）。（1997：20）也认为，受文化限定的行动预期的实现不仅离不开对社会制度功能的分析，而且要结合它们意欲满足需求进行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在社会学学界，关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当起始于斯宾塞，继之以W.G.萨姆纳、C.H.库利和K.戴维斯等社会学人的补充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均认为，制度可以促进文化的累积与继承，因此具有传递与创造文化的功能。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2008：111）认为，制度是一种“命令”，对于人们有着较大的强制作用，使得人们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制度在某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往相同的方向发展，是使人们社会化（指的是个体接受社会所给予的用于确保合作和秩序方式过程的内化）并接受社会模式的工具。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穆尔黑德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乔尔。M.卡伦与李.加思.维吉伦特（2011：110-119）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模式，是社会确保合作与秩序的方式，与结构文化一样，制度产生于人们长时间的互动，制度是人们用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的行动方式，有助于社会运行方式的延续，是社会发挥功能与解决问题的核心途径之一。制度是社会功效的重要方式，也是影响社会个体的模式，它如客观事实一般存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是人们用以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各种重要的行动模式。它是社会中的重要常规设置，是我们历史性决定做某些事情的各种方式”。美国社会学学者迈克尔。休斯与卡罗琳.克雷勒（2011：57）认为，社会学对制度的定义通常包括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制度是“用于组织、引导并执行基本生活任务的主要社会结构。每一制度都是就解决一套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标准化解决办法”。制度包括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人们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标准化方法（文化模式），以及有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人群在实际执行这些解决办法。如此类推，一组文化模式的集合构建了个体与他者之间发生关系时被赋予的行为期望，这样一组文化模式为人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行为加以定位。涵盖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两个层面制度概念的要义就在于其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联系在一起（群体），并基于意义共享（文化模式）为各种位置的人（地位）界定行为期望，并与他人进行互动（角色扮演）”。

2.3本研究中的“制度”

概言之，社会学界，关于制度的阐释有文化规范论、社会模式论等见解。综合上述经济学、社会学暨人类学等学科关于制度的诠释，本文认为，作为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以一定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去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规则蕴含着特定社会的价值，其运行彰显着这一社会的秩序。制度的存在一般都会带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从而规范、影响建制内人们的行为。导致制度变迁更新的原因有规范性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之间行为互动模式的变化、历史性路径因素等。制度的演化性调整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有利于节约信息成本（柯伍刚，史漫飞.，1996：476）。

3、制度在幸福研究中的一个新运用

从制度角度看，造成国内民众觉得不幸福的一大原因即为社会生活中诚信（信任）匮乏。因而，民众幸福水平提升需要借助于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互动参与。而信任问题的解决宜主要借力于制度的力量。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可能尊崇一种专门的行为模式，在此种情形下，一个高水平制度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成为社会行动的区别性标记或特征。社会成活因而需要更多的专门化关系机制，以有机团结的纽带实现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维系（洛佩兹，斯科特，2007：25），笔者不揣浅薄地认为，从社会创新视野着手，从兼具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性质的制度的视角去审视，不妨以拓展慈善活动空间、社区品质、公共文化供给等方式壮大社会的力量，鼓励发展中观层次的非官方的道德规范，譬如以社团化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认为经由各类专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专业伦理）的循序渐进建设是问题解决的有效选择。其具体操作在于渐进实现社会职业团体的制度化建设，即通过培育社会中间力量（如行业工会或同业公会）用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多层次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并以之作为破解当前社会信任度低迷的有效工具。

同时，也正如上述所言，“制度”这个概念具有多元性，例如，或者是用在同社会有关的领域，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等，或者只是特定组织的章程规定，例如政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两类使用方式都可以被接受（乔尔.H.卡伦，李。加思.维吉伦特.2011：125-137：119），制度还作为社会方式加以理解，“制度的出现是为确保问题能成功解决。制度是社会确保合作与秩序的方式，是使人们社会化并接受社会模式的工具。制度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解决争议，给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基本的所需”。在本研究中，笔者打算使用第三种方式，即视之为类同于文化一般的一种社会模式（社会事实），更侧重于“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组织形式，即“社会”的制度，可以涵盖慈善参与空间、社区品质、公共文化供给等社会力量在内，如社会中间力量中的职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即本文中制度非特指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而主要是聚焦于社会建设层面的社会专业团体（职业团体）的制度建设。

于是，对制度的理解，本文主要还是着力于结构与规约层次，如专业团体及其专业伦理，同时秉持历史制度主义观与规范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构成是历史的产物，蕴含历史性的权力分配，主张为了规范性价值功用的发挥，制度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易言之，本文中的“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结构性的“制度”，指的是制度中的社会结构属性，如实体性社会组织，在本文中侧重于指的是各类专业团体（群体）；另一类是归约性制度，指的是制度中的文化模式，如价值观和规范（可以制约特定类型角色互动的抽象规范），在本文中侧重于指的是各类专业团体（群体）价值体系。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意义之上的制度建设是发挥文化功能用以解决社会团结与社会凝聚问题的中心型途径，因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各式社会职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可以有效充当社会转型期道德指南（如社会信任水平提升），促进社会成员在社会行动的合作持续方面具有序性、连贯性以及可预测性，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归属感，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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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成本概述

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一样，制定法律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就是立法成本。曾经人们对立法行为的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对于立法背后隐藏的本质的认知还具有局限性，仅仅将立法行为当作一种政治行为，认为立法是对经济基础客观要求所做出的政治反映，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随着社会中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明白法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法律和其他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样，与社会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因此基于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来看，立法活动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立法成本的细化可以促进立法效益最大化，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立法成本，顾名思义是指立法过程中所付出的所有社会资源的总和，包括前期立法的制定费用以及后期法律在日后的执行和实施中的成本。

(一)立法资料信息收集费

出台法律法规的背景是社会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亟需规制解决，所以法律法规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健向前发展，因此每一项法律都要与社会实际息息相关，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制定基础，绝对不能凌驾于社会需求凭空制定。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部能够真正发挥出其效用的法律都必须经过认真的调研，明确制定方向、限定规范领域、搜集立法信息资料、总结事物发展规律、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等等，这些都是立法前期必须准备的相关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而这些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工作人员耗用的时间精力以及在整理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就构成了立法成本的一部分。

(二)法律文本修订费和制作费

法律存在的意义是规范社会秩序，保障生活环境，为每一位公民服务。因此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走进群众中去，深入了解民众需求，倾听民众心声，广泛征求社会民众的意见。对立法草案的各项条款和规定，大小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经过反复推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且承载法律草案或是前期任何准备资料的文本纸张是需要支出的，制作文本也是需要费用的。因此，这些审议费、修订费和文本费也是立法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法律法规公布传播费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给群众提供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所以下一步就是传播法律，只有民众详细了解它的内容以后才会遵守，才会知道哪些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哪些行为违反了法律规范，行为才有法可依。只有公开的法律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而起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作用。而法律的传播是需要媒介和手段的，比如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这些都消耗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因此这些传播法律、法规信息的费用也是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

(四)立法机关存在以及运转所需的费用

立法这项行为是需要专职机关来执行的，它的存在以及运转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而且立法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制定机关，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替代的，所以为了维持该机关的正常运作所支出的相关费用也必构成了立法成本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立法成本还包括执行和实施法律的成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频频出现，而法律又具有滞后性，所以法律法规也需要不断更新来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因此立法成本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立法成本分析

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公平，但仅有公平而不注重效率的法律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如何使立法效益最大化是国家立法机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立法成本问题势在必行。

(一)立法成本总量

总量成本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资源，间接成本是指不是直接来自立法过程，但与之相关的那部分费用如法律的宣传费、对公众普法教育的费用等。第二，根据立法的时间跨度不同可分为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短期成本一般是指制定法律两三年内所需要花费的费用，长期成本是指制定法律在五年以后的投入成本。第三，根据在立法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指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所必需的投入资源，这部分费用不因任何因素而改变，而可变成本是指可以变动的成本，它会随着法律供给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而变化的成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立法的过程中划分成本的重要性，识别各个环节的增值和不增值作业，降低那些可以降低的成本，才会在众多选择中选择既不影响立法质量又能够节约成本的方案，使立法效益最大化。

(二)立法的边际成本

边际成本是指法律投入在那些关键点上能达到的最小社会投入而获得最大的收益。通过对边际成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因法律数量的增加，立法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情况。任何社会需求都是一定的，都有达到饱和程度的数量，立法也是如此。根据边际成本收益递减规律，在某一规范领域内，出台的法律都是为了规制同样的行为达到同样的社会效用;但是在出台的法律还没有达到该领域内社会需求的饱和之前，随着法律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成本是呈现递减趋势的，但是社会总效用却不断增加。所以社会中存在一个临界点，当到达这个界点时边际成本达到最小而总效用最低。当法律的数量继续增加超过了这个界点，随着法律数量的增加，边际成本增加而效用呈递减趋势，法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立法过程中不能仅仅追求法律的数量，而是应该注重立法的效益和质量，避免过度浪费立法资源反而达不到最佳效用。

(三)立法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立法者不同程度的即定目标必须要制定不同的法律，但只能选择一种而放弃其他方式所带来的的社会效用。立法的机会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方面，从外部来看，法律作为国家进行调控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与经济、政治等调控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时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节省社会资源达到最佳效果，立法机关要进行选择，考虑哪种方式无论是效益上还是成本上能够达到最满意的状态。选择这种调控手段而放弃另一种手段所带来的社会效用就是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就法律调控内部而言，在众多部门法当中选择制定完善哪一法律，都意味着对另一种法律的放弃，而另一种法律所产生的效用也是机会成本。当我们在众多方案中作出选择时，所涉及的总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因此，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时应该做好事前准备工作，选择社会效用最大的最佳方案。在立法预测、立法计划的过程中，应考虑立什么法，先立什么法，要具有战略眼光，统领全局，合理安排立法次序，这样才能在恰当时机达到最佳效果。

(四)立法的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整个社会为某项立法所支付的成本，它既包括产生该项立法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他法律市场消费者所支付的成本。根据外部性理论，当决策制定者做出的决策带来社会影响时，对决策制定者来说他所做的决策就产生了外部性。同理，法律的制定也会带来外部性问题，并且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具有外部性，因为法律对社会的调控作用是通过外部性来实现的。如果一项立法不存在外部效应，其立法成本就等于社会成本。立法的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立法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的增加，包括更加井然的社会秩序、更加高效的办事效率、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等。而负外部性是指立法行为所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交易成本上升、市场和政府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下降，或由于错误的立法行为所引起的社会支出增加等。因此，在进行立法行为时绝不能忽视立法的外部成本，外部性影响对社会来说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不能轻易消除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会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性的、最经济的、最具有社会效用的立法方案。

三、立法成本合理化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立法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调控手段，在社会应用中也会产生不能忽视的成本。这些成本经过细化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加在一起的总和就是立法成本，也就是立法行为所耗用的全部社会资源和代价。在进行立法时，为了达到立法效益最大化，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有必要考虑其预期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同时，还要考虑预期立法效益与立法成本之间的比率。只有当预期立法效益大于立法所付出的各项成本时，立法行为才是具有意义的。否则立法行为就丧失了它的社会价值。目前在我国进入高度发展的新阶段时，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立法工作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当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某些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仍然需要加以补充;另一方面某些领域法律条例冗杂、互相矛盾。这些现象为法律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没有发挥出法律的效用，不利于法律价值的实现，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大。首先，立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为国家增添了很多完全可以避免的负担;其次，法律的实施效果与法律数量相比，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从而影响法律的效率和质量。最后，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以及法律的仓促出台的现象，使一些无实效的法律频频出现，难以达到法律社会效用最大化。因此立法机会应该重新审视立法行为，分析立法成本，使立法成本和立法效益在合适的配比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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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学分析；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解决措施

由于经济适用房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原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容易导致寻租腐败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经济适用房的功能，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不仅需要市场的调节作用，还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制定国家低收入的标准，把经济适用房切实分配到低收入群体中去，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寻租腐败现象的出现。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居民住房的供需矛盾，满足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要，从而提高了我国整体的居住水平。

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

由于经济适用房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政府在监管和规划经济适用房时遇到的问题。下面我们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详细分析一下经济适用房内在问题：

（一）基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为解决城镇低收入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一项工程，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与建设关系到城镇人民的生活状况，因此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很好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当前的经济房的开发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房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建筑企业的有力合作，然而在当前的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中两者却抱有不同的目的，政府是为完成国家相关政策，建筑行业则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经济建设房的建设靠政府的拨款来补贴建筑费用，建筑企业又要从其中盈利，因此在经济建设房的开发过程中两者都没有从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入手，使得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步履维艰。难以达到国家预期的效果。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也会出现比较混乱的因素。

（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规划和监管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如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拨放和免收一些税费等，把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权出租给开发商。这就涉及到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所谓的寻租理论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维护既得利益或者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的经济利益活动。在现代社会中一般都采用一些行政和法律手段对既得经济利益进行再次分配。政府作为这一行为中的主要负责机构，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程建设过程中应该经济合理的计划，对投标的建筑企业的施工过程进行有力的监管。然而在当前的很多地方政府却没有起到这一作用，他们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没有进行全面的规划，从而导致建筑用地较为混乱；另一方面，对相关工程缺乏有力的监管，很多建筑企业在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偷工减料的现象，影响了经济适用房的质量。

二、针对经济适用房存在的问题提出的相关建议

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政策本身存在的不足，从而找出解决办法。针对上述经济适用房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改革经济适用房投标体制。在委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一些激励约束措施，从而帮助解决经济适用房在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中应该健全相关的投标机制，采取先进的投标机制，改变原有政府控制的运作方法，实行市场化运作方式，从而减少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好的促进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发展。政府拥有对经济适用房承包给建筑企业的权利，因此政府在工程招标的过程中应该严格把好质量关，抱着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思想做好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因此在招投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在保证建筑企业合理盈利的同时还要保证经济适用房能得到很好的开发。

第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还显得不是十分的完善，有时会表现得捉襟见肘。为更好的解决当前住房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健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我过的经济体制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健全相关的经济房建设的监督机制，防止在经济房开发和建设过程中的不合法现象的出现，对不合法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制裁，从而促进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为了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前进，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加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监管力度，在保证不违背我国宏观经济建设的条件下，让我国的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

三、总结：

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是当前我国一项重大的决策，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保证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解决相关低收入人民的住房问题，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尽快解决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更好的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为保障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新宁;城市经济适用房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资讯;2006年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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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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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晨熹，王大奔，邱世昌，蔡敏.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3).

篇9

关键词： 波普尔；索罗斯；西方当代经济学；理性；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流派一直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直到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在经济学中的遗产，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强调“不断证伪”和“逼真度”，与经典经济学理论契合颇深。

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并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波普尔却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有规律可寻，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却是无规律的。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波普尔对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对象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谓的“庸俗的者”，这种庸俗的不具有科学性。同时，他又是对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的更新者。在他看来，科学的理论不适用于普世，“真伪不对称性”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运用哲学的思维来判断经济形势的金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其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论。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金融证券实践中，并获得巨大成功。他认为参与者对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对市场拥有完整信息，同时他认为事实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内在的客观性最终决定走向。尽管刚开始，卡尔·波普尔对于索罗斯的经济能力并不看好，但他从推销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无疑已成为现代经济世界中的一股强势力量。

他的“彻底可错性”观点认为，人类的思维和客观之间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也绝不可能有人掌握绝对的真理。在较深的层次上，他与波普尔的科学观产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确表示完全不赞成波普尔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显而易见，社会科学完全模仿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有不好的结果产生。

就知识层面来说，索罗斯对于西方当代经济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有初步的认识和批判。他认为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应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达到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罗斯还批判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对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概念、数据及输血模型为基础，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索罗斯强调了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均衡性等。他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也给予了批判，要改变信念，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和确定性。然而，他完全赞同波普尔的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

从上述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

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对立关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欧美经济思想理论上来说是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着“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论断传统，强调当代西方经济学脱离了对经济本质的分析，只描述了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不能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本质。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①肯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应与传统经济学思想相互学习。

在经济学的认识中，人的行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个良性反应，与受到的内在心理刺激并无大的关系。反观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以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学与经济学不同，不推崇“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并不完全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总而言之，经济学重视外在刺激，而心理学则重视内在刺激。不仅如此，经济学趋向正规化、逻辑化，而后者更强调问题的本质特征。尽管两者在这方面存有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出现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响。

心理学在经济学领域中一般有两类：一是运用心理学能够解释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二是心理学同样也能解释经济学不能解释或者解释不全的现象。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有很多现象是以往的经济学难以解释清楚的。

现今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而消费者是有权利和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费。理性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假说何理论等形式。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②就房地产行业来分析，房价的持续抬高离不开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祟。从心理学角度看，从众心理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在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羊群效应”，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来，其他的羊也会跟着一拥而上。因而，在市场上，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做出某个决定，往往就会引起大众跟随。房价的逐年增涨，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涨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炒”出来的。这种非理性思维是盲目的，往往会使人失去客观的判断能力。这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的结果。

所以，实践证明，心理学的发现和运用大大的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能够更加完善地解释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创新的见解。近年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新发现和实验成果使得传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遭遇被改写的命运，当代经济学不得不朝更加坚实的新方向发展。

注释：

①霍华德·金.经济学史[M].顾海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4-70.

②.实践论[M].人民出版社，1952.

参考文献：

[1]钱小虎.浅析宗教的世俗化倾向[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

篇10

论文摘要：面对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建立健全有效的会计监督制度已成为商业信托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角度，分析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现状与问题，是重构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的有效途径。

由于缺乏孕育商业信托持续健康发展的 “土壤”我国商业信托的发展几经调整。为了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信托公司稳健经营，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对商业信托的发展和监管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会计监管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产生，离不开高质量的会计规范，商业信托会计制度也应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如何从信托会计监管的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之路，目前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方面尚显得有些不足。

一、 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现状与分析

(一)会计监管的基础环境存在先天不足

从目前来看，商业信托公司尚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风险管理意识不强等根本性问题。尽管信托公司都已按照 《公司法》的要求，设置了完备的机构，规章制度也相对健全了，但 “形备而实未至”现象仍普遍存在，会计监管基础薄弱，导致少数信托公司忽视风险、违规使用信托资金 ，损害了整个信托行业的信誉。根据 COSO报告的 “五要素”理论，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基础，监督是内部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控制环境如果出现问题，其余的都将是 “空中楼阁”。

(二)会计监管规范缺失，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经过若干次清理整顿以后，有关主管部快了信托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 ，2000年以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投资公司监管的通知》、《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新 《企业会计准则》、《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法规对于摒弃行业行政整顿的做法，加强法律监管，引导商业信托健康有序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从会计监管的角度立法则是近几年的事，发挥的作用尚有待实践的检验。

(三)会计监管主体的责权利不够明确

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行为的具体实施者，目前有人把会计监管的重任寄希望于信托公司会计人员，会计人员作为受聘于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之一主要对公司领导负责。尽管会计人员的监督作为会计监管体系的部分制度安排，具有重大的基础作用，但从性质上来讲 ，它仍然属于信托公司的内部 自我约束行为，会计人员监管的功能在逐步弱化，采取强化会计人员的监管职责来解决商业信托会计的违法违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人主张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担负起信托公司会计监管的责任，但由于中介行业的激烈竞争，成本收益原则的制约，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很难处理好经济利益与业务质量、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其会计监管作用也就大打折扣；至于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则是会计监管规则的制订者和管理者，一般不直接参与信托公司会计监管，监管的权力较大，但责任不够明确。

(四)会计监管手段存在不足

会计信息化环境对商业信托会计监管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会计监管，就会大大提高会计监管的效率和质量。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会计师事务所都较多的采用现场监管的方式，委派专门人员进入被监管信托公司，进行实地会计检查，而较少采用先进的信息化监管手段，通过风险预警系统，对信托机构主要业务活动和关键会计指标进行全面、连续的实时监控，进而根据其存在的各种风险及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二、构建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的设想

新制度经济学家中，舒尔茨、诺斯、青木昌彦等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进行了定义，他们表达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简单的讲，制度就是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各种规则。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笔者从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在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正式制度方面

正式制度又叫正式规则或硬制度，指的是某些人或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地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 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因此它就成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正式制度可以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借鉴学习，也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酝酿形成，但其作用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依赖于社会认可以及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

1．构建由政府、社会中介机构、信托公司会计等多方合作的监管框架，在制度安排上，明确各监管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1)政府有关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制订规则，完善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商业信托机构的会计行为，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抽查，同时负责监管为信托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实施对社会中介机构会计监督的再监督。

(2)要求具有一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为商业信托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由于社会中介机构没有由直接经济利益所带来的会计监管动力，又与信托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容易与信托公司之间形成“合谋”，因此要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准入门槛，让具有一定资质、能认真执行审计准则的中介机构参与商业信托公司的会计监管，避免让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成为一种与信托公司进行交易的例行公事。“乱世用重典”，对于违规的信托公司及协同舞弊的社会中介机构，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

(3)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划分，保证相互之间独立运行、有效制衡，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内部会计监管，依据《会计法》第四条的规定，强化单位负责人会计监管应负的主要责任，充分发挥信托公司监事会的作用，夯实商业信托稳步健康发展的基础。

2．继续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强的一系列会计监管制度

(1)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制度功能是允许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的经营者进入信托行业，限制未来风险和制度风险。只有那些符合基本条件，通过严格审核程序的信托公司才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资格，并且对其经营权实行年度审核制，对违法、违规的信托公司，视其情节轻重实行程度不同的惩罚，直至退出商业信托行业。

(2)资产分开管理制度。即要求托管资产与公司的自有资产严格分离。资产分离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在各信托参与方之间形成一种监督制衡机制，有效控制风险。在资产分开管理制度中，明确信托基金由外部保管人进行管理，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资产分离，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信托基金，可以大大减少骗取和盗窃信托基金资产的机会，同时，通过拒绝执行信托基金管理人进行违规操作的指令，还可以强化保管人的谨慎监管意识。

(3)投资比例限制制度。投资比例限制制度，又叫投资组合制度，投资比例限制的目的是分散投资风险，降低风险、制度风险，要遵循谨慎性、安全性、流动性、风险分散性的原则，限制投资范围，合理确定流动性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等之间的持有比例。

(4)信息披露制度。由于在竞争型、投资运营型的信托基金运作模式下，社会公众需要获得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选择，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成为一种运用越来越广泛的信托监管制度。对于整个信托投资监管体制来言，信息披露要求是监管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要不断加强和规范财务会计报告披露，在格式、内容上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信托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信托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信托基金所有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目前，要以2008年信托机构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为契机， 加强会计监管。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利于客观地反映信托公司的经营状况，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可比性，增加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完善风险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便于包括委托人、受益人和监管当局等信托关联方对信托公司的了解，增进对信托公司乃至信托业的信任。对监管者来说，统一、高质量的会计标准有利于其分析、评估同质同类信托机构的风险状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手段，强化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二)在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非正式制度方面

非正式制度是指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如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文化传统、习惯习俗、意识形态等。 非正式制度对于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短期难以内化为自己制度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必须借助于正式制度的支持，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仍然是加强会计监管的基础与关键，并且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存在，其根源就在于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为此需要从以面几方面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非正式制度：

1．加强会计监管文化的建设

我国是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国家，非正式制度资源丰富，其中的监管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对监管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在信托公司内部弘扬会计监管和制衡的文化，努力发挥会计监管对改善经营管理的促进性作用，在信托公司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平等和信任的文化，逐步形成广泛的信任机制和平等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监管者的积极作用。

2．发挥商业信托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 自律监管

行业协会往往能站在信托公司的角度，与被监管者之间形成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疏通信息沟通的渠道，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避免把信托监管变成信托管制。通过信托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规范管理，协调行业内部矛盾，加强行业自律监管，制定好自律规则和执业标准，发挥惩戒作用，促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宣传信托市场和信托产品，引导业务创新。

3．加强诚信教育，形成一个 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

道德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是社会秩序最根本的维系者。诚信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要不断加强对信托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对其他会计监管者的道德观念科学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责任意识。当然，要认识到诚信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既要进行正面引导教育，也要善于利用发生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会计监管人员树立诚信观念，更新业务知识，从而使会计行为法制化、规范化，提高商业信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总之，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正式制度不尽完善，但在构建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过程中，不能生硬的照搬西方的正式制度来监管，这样 “移植”的西方模式必然失效，所谓 “橘生于西为橘，橘生于东则为枳”。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实行严格的多层次会计监管模式，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在监管过程中还要不断创新监管工具，用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不断完善会计监管手段。比如，可以将信托公司的会计及其它管理信息通过网络浏览器与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连接，从而让会计管理软件产生的信息在规定的访问权限内，让公司外部的人员使用，加强对信托公司业务的动态监控。

注释 ：

① 投资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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