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1-07 17:53: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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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缺乏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居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杂居，小聚居”，这样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较深入，尤其是在民数民族和汉族居住相互错落的村寨更为严重。现在黔中地区出现的一种想象叫“汉化”，所谓汉化就是少数民族受到汉族的影响逐步被汉族同化的过程。出现“汉化”现象主要是因为部分少数民族在生活、生产等过程中缺乏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在内心不自觉地效仿汉族，这样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也就逐步淡化，甚至缺乏。
（二）民族文化成果被商品化,并在旅游中受到严重扭曲
多彩的贵州，爽爽的贵阳，黔中地区是旅游的地方。黔中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成果是旅游宣传的亮点之一，民族文化成果由全民共享的氛围在黔中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成果被商品化已经成为黔中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为了扩大黔中地区民族文化影响力，传统的民族文化成果已经被转化成现代化的技术商品，不再是民族文化真正的成果，民族文化成果已经被严重扭曲。
（三）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传承陷入困境
随着黔中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越来越少的人继续加入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抢救队伍。长期以来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传承陷入困境，部分民族文化工艺、民族民间技能已经失传。例如在黔中地区的喇叭（唢呐）民族民间音乐已经陷入了困境，现在聘请喇叭吹手的价格太昂贵。失传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基本上不愿意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工作。
（四）黔中地区民族语言濒危
少数民族语言是一个少数民族重要的标识和象征，是一个少数民族保存集体情感、共同的重要渠道，因此，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黔中地区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现代化教育背景下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保护措施与对策
为了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强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保护，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现代化教育背景下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保护措施和对策有：
(一)两手抓经济和民族文化，两手都要硬
黔中地区在贯彻落实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城镇化建设战略的同时应该狠抓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不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建设战略，真正做到两手抓经济和民族文化，两手都要硬。经济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保护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效果明显。
(二)鼓励民间力量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民族文化保护的主力军在民间，鼓励民间力量积极组织、参与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例如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黔中地区的很多苗族村寨，在每年的冬月、腊月苗族小女孩会自愿、主动到山上砍柴放到“花园”旁边。
(三)强化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各级政府应采取适当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营造少数民族文化圈，加强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教育工作，抢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政府充分有效地参与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族文化生活，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合理关护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包括采取优惠民族村寨政策措施、加大民族文化保护经费投入等。
(四)建立博物馆和数字民族文化保护馆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集政府和民族民间的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小型民族文化博物馆，主要搜集该民族有珍藏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成果等。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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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艺术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艺术教育并没有充分意识和挖掘其周边少数民族艺术的资源优势，“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在中国美学学科建构中的缺失，不仅使丰富独特的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资源得不到美学的关注与阐释，也使中国美学缺少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美学应有的鲜明的内在丰富性、本土智慧和特质。”[1]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应做出积极响应，充分认识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艺术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1）开拓学生视野，促进文化传承。渝东南地区聚集了众多少数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浓郁的民族艺术。这些少数民族艺术资源是中华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丰富的美学价值。将少数民族艺术纳入高校艺术教育，让学生了解民族艺术内涵，接受民族文化熏陶，有助于加强其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文化情感，同时也能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拓展学生文化视野和胸怀，提升精神层次和境界。艺术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功能和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功能，高校对少数民族艺术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寻找和发掘其内在活力，使其焕发出更多、更新的美学价值，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传承、保护和平衡大有裨益。
（2）丰富教育资源，探索教学方式。在全球化的今天，高校艺术教育必将沿着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向发展，缺失少数民族艺术教育，对高校艺术教育而言，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高校艺术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少数民族艺术高校，能够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符合艺术教育多元化的要求。学校是弘扬民族艺术的主阵地，教师就是这一阵地的引领者，这就要求教师要将富有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艺术融入教学中，构建新的艺术教育体系，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结构，同时通过少数民族艺术教学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更好地体现高校艺术教育的民族性、思想性、情感性、教育性。
（3）形成学校特色，增强办学活力。民族艺术要获得发展，必须以当地高校为依托，将地方高校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时，地方高校要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肩负起对本地少数民族艺术保护与研究的重责。民族地区高校的艺术教育，在充分尊重艺术教育的共性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挖掘教育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充分利用丰富的民族艺术资源优势，深入发掘各少数民族的艺术资源文化和审美价值，无疑会成为民族地区院校艺术教育系统中一支建构性力量，同时也使得这些院校比其他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更有特色和活力。
2 少数民族艺术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
少数民族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具有以下几个原则：
（1）遵循教育规律。少数民族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能照搬普通艺术教育的做法，其必须遵循一般的教育规律，同时又要遵循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必须弄清楚它究竟能满足怎样的社会需求和发展定位并以此探寻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面对博大精深、包罗庞杂少数民族艺术，应广泛收集，适当筛选，积极创新，以保证选用的少数民族艺术内容适合学生学习。
（2）定位区域特色。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艺术教育资源，还要考虑区域特色和区域优势，从而形成既有主导，又多元共生的艺术教育体系。在民族特色的艺术教学活动中，有效结合富有区域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师生构建学习、表现的舞台，从而丰富学校民族文化生活，营造民族文化氛围，体现学校民族特色教育，进而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使民族地区的高校艺术教育走出新路子，做出新亮点。
（3）立足学生本位。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学生，民族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立足学生本位。目前，对于民族艺术资源的利用，有些高校尚满足于举办节日庆典、展示民族装饰，华丽背后，潜伏着问题，丰富的民族艺术没有真正走入教育，走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要想加强学生对民族艺术的正确认识，应结合学生实际生活，拓展、创新具有地域性、多样性等特征的民族特色艺术教学方式，展示少数民族艺术独有的魅力，传达少数民族文化精髓。
3 少数民族艺术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内容与形式
渝东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艺术资源。仅以音乐舞蹈为例：土家族歌曲种类有摆手歌、哭嫁歌、山歌、挖土锣鼓以及劳动号子；器乐种类有打溜子、咚咚喹、牛角、土号与吹木叶等；舞蹈种类有摆手舞、铜铃舞、茅古斯围猎舞、跳丧舞、八幅罗裙舞、西兰卡普舞、梅嫦舞、跳马舞、团鸡舞和合飞舞等。苗族歌曲种类有苗歌；器乐类有唢呐与打击乐等；舞蹈种类有鼓舞、跳香舞、芦笙舞、调年舞、采桑织锦舞、摘茶子舞、打鸡舞、盾牌舞和苗傩舞等。[2]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艺术源都可作为高校艺术课程的内容，我们必须在浩繁的资源库里撷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加以转化改进，并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实现少数民族艺术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1）开设特色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教学中，融入当地民族艺术文化教育内容；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少数民族艺术特色课程；面向非艺术专业学生，开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类选修课程。
（2）组建学生艺术社团。学生社团是学生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摇篮，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有艺术专业特长学生牵头组织各种艺术社团，如合唱队、舞蹈队、民乐队、绘画协会、调研小组等。通过学生社团，积极开展文艺创作演出和民风调研活动，将当代艺术形式和现存的少数民族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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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的总称，具有鲜明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文化生态解体、传统文化日益消亡、发展步履维艰等冲击和挑战。但是，从文化长远发展来看，跨文化交流趋势不可避免，它为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借力发展、开放性增强等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跨文化交流也将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影响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数相差悬殊，从十几亿人至几十人不等。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些绚丽多彩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从古至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的推进，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与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特点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学界普遍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此，少数民族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理解:广义是指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样的民族文化当然会被本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狭义的内涵则指精神文化方面，内容包罗万象，比如民族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医学、天文历算、道德、自然科学、宗教、习俗等。从上述定义可见，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广博繁杂。徐万邦、祁庆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一书中，将少数民族文化分为六类:一为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住所和建筑、交通工具;二为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包括恋爱和婚姻、亲族称谓与姓名、人生礼仪、丧葬文化;三是民族传承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戏剧和曲艺、美术、体育游戏;四是科技和工艺;五是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民族间宗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吉祥崇尚、禁忌;六是节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文化具有共同性，如地域性、传承性、互融性、相对稳定性与变迁性，等等。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具备不同于汉文化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形态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地缘分布，直接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特征，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形成，显示着民族适应自然的能力［1］。生存的需要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因此，在类似的地域特点之上，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比如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虽然远隔千里，但其文化上有许多地方相似，他们的语言大概60%～70%是相同的。我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的山地、高原、边疆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不同民族生活的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造就了各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各民族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徐亦亭指出:“中国古代四个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和北方游牧文化区域。中国历史上，这四个文化区域之间的文化漂移，及其相互的影响和补充，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交流和融合。”［2］到目前，伴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推进，虽然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源于地域差别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基因所在。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固定的模式。甚至同一民族内部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民族内部成员间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随处可见，甚至在心理素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二)民族认同性
各个民族的文化均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是由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为此，民族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性质，民族成员会把民族文化界定为个人的私有的东西，并视为民族的标志。始祖、血缘是民族成员最为重视的，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依据，除此之外，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极为关键的“佐证”，譬如语言、艺术、音乐、服饰、饮食等，都可以作为属于同一民族的标志和依据。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的心目中是无比崇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就等于自身，为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有的民族成员可以为其而献身。一般而言，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合二为一的，两者不可能出现分离。民族成员认为，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尊重本民族，对民族成员个体影响很大。很多民族冲突事件，就是因为文化认同差异或歧视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成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可以约束其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文化是民族认同和精神的灵魂，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传统、封闭的社会，少数民族成员必须遵从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规范、习惯和禁忌。
(三)相对弱势性
从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现状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利是不同的。对于文化而言，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必然在一国的共同文化的塑造、本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绝对的天然优势。以中国为例，我国有13亿多人口，汉族人口占90%以上;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2亿人，汉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同时，从发展程度上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55个少数民族相对落后，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尽管维吾尔族、蒙古族、壮族、藏族、回族建立了自治区，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但这些民族文化也只能在本行政区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此，其文化生态更为脆弱，在众多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要保持并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任务更为艰巨。
(四)宗教影响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仰或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对于大部分人口信仰宗教的民族而言，宗教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为例，该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汇地区。从宗教角度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由此可见，宗教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成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重要支柱。
二、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的交通、通讯等手段日益飞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一方面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跨地区流动变得越来越便捷;另一方面，随着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面临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体现在:
(一)少数民族文化生态面临解体危机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3］从上述论述可知，文化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等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外在环境的差异性是当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基础。在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世居于森林、草原、山川、河流等地貌环境复杂地区，这些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特殊性，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地区所具有的自然资源丰厚的先天优势，越来越被市场经济所“青睐”。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过度开发利用，造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坍塌境地。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日益消亡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均建立起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这种在生产力极端低的情况下形成的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精神，是今天人类所缺少的。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精神文明。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此民族而非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消亡的速度加快。从语言文字上看，据统计，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7000～8000种语言，目前已有超过2000种绝迹，而剩下的语言中，95%以上的语言被不到4%的人口使用，60%蕴含着人类智慧、情感、历史发展线索的数千种语言正在急速走向衰败。目前，世界每15天就有一种语言消逝［4］。从生活方式上看，少数民族越来越主体民族化。根据相关学者对桂西南的扶绥县进行调研，目前，壮族越来越被汉族所“同化”，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壮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越小。表现在传统服饰上，即壮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衬衫、中山装，壮族所特有的春社节、三月三歌圩节等代表性的风俗节日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步履维艰
以东北亚人口少民族为例，作为渔猎民族，他们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说唱、音乐、舞蹈以及独具特色的岩画、服饰艺术、木雕、骨雕等工艺品，还有独一无二的桦树皮器皿等无不令人惊叹。可是，在“外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冲击下，伴随着民族文化活载体的老人的渐渐逝去，年轻人已经与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逐渐脱轨，他们大多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一无所知。这些民族文化难逃消亡的厄运。目前，黑龙江省少量能使用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语言的均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传承人平均年龄也在70岁以上。20世纪80年代，郭崇林教授见到了满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人———87岁的傅英红，老人家曾不无忧虑地说:“你们要是不记下来(萨满神话)，我可就都带走了!”［5］
三、跨文化交流对重新构建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意义
文化是生存需要的产物，而生存的需要与生存的条件———地域和环境相关，为此，在外在的文化生存根基不可避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适应的基础上求发展。尽管跨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永远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相应地位，必须摈弃狭隘的视野，采取开放包容的心态，博采众长，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为本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精神性力量。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外界所了解、接受和认同的广度与深度，以及该文化在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取决于文化传统积淀、文化自身特质、文化创新的活力等内在的自身要素，同时，更依赖于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更多地依赖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着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没有传播就没有继承，也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6］。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特质，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享受感，但是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制约，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通过跨文化交流，无疑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二)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借力发展
目前，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没有一定的物质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难以对提升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在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中，外界在对文化的欣赏过程中，会逐渐引发对这个民族文化的弱小命运的关注，进而会有更多远见者、社会组织及政府，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帮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式，关心、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开放性的增强
一个民族想要获得发展的机遇，其文化一定要处于有限的开放状态。把任何改变文化状态的现象都视为洪水猛兽，唯恐冲垮保护民族神圣性的大堤的思想与做法，无疑对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都永浩研究员认为，在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文化元素来自西方，譬如英语、西服、西餐等等，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成了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并没有排斥感。世界上的民族文化表面看起来丰富多彩，然而事实是，文化元素是有限的，各个民族只是把这些有限的文化元素根据自己的需要编织起来而已。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说过:“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7］为此，通过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就能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己所用，也能够使少数民族群众在与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深刻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缺点与不足，通过扬弃式的文化建构，使民族文化日臻美善。
四、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现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文化结构是否完整，关系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其重要性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质量。”［8］通过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持续健康的发展，必将对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地域因素的反映，对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反作用。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文化活动得到继承和发展，并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9］。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优秀价值观，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教育与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素质技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
(二)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经济资源与产业支撑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而言，文化是资源、是资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灵魂和软实力，也是推进创新的凝聚力和激励力。文化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经济资源，是一种“软实力”，逐渐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个国家均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将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战略高度。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化以其朴实神秘、热情奔放、博大精深、和谐和睦等特点，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始味道的角度，对优秀民族文化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业、演艺娱乐业、影视剧制作业、工艺美术业等商业性开发与运营，一定能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作者：马冬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参考文献:
［1］管彦波．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J］．民族论坛，1996，(3):22．
［2］徐亦亭．中国古代文化区域和民族关系［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5):28．
［3］张犇著．设计文化视野下的设计批评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76．
［4］汪嘉波．谁来拯救濒危语言［N］．光明日报，2011－02－26(05)．
［5］左岫仙．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现状与反思［J］．满语研究，2012，(1):80．
［6］张政法．主体的影响力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1．
［7］李丽娜．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焦虑与探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4．
篇5
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若干民族经历3000多年的融合形成的。新时期我们继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应该对其加强弘扬与维护。文章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进行弘扬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建设；弘扬
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同时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是建设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应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重视。
一、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发明去探索，“五位一体”总布局便应运而生。民族是通过文化关系进行不断的凝聚不断的确立的，民族的凝聚、形成过程，在其本质上便是文化的凝聚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凝聚、融合又是通过民族精神来核心凝聚、融合起来的，由此可知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的形成、凝聚是非常重要的。①以下几个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具体体现：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其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在几千年的生活生产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积累逐渐沉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等不同的文化内容。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就是对各自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性的认识。建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国的公民道德文化素质的到全面的提高，从而增加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我国时刻注重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文化内容的保护与尊重，同时及时吸纳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确保我国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亲近的前提与基础。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许许多多的优秀的文化特质如西南少数民族各自对自然的崇拜使得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时，要把“多元的文化资本转化成社会资本，让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国家的社会文化舞台上都承担自己的积极角色”②。
二、如何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上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呢？
第一，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首先必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坚持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十报告指出，作为兴国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我们在吸纳、弘扬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增加多样性养料时，一定要保证被吸收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又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
第二，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就必须要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意识的不断培养以及提升其对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56个民族一体的基础之上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三原则的基础之上，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民族意识的培养。
第三，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必须要不断的吸收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优良的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内涵。作为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一般具有：（1）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2）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文化；（3）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的群众转变其观念，解放其思想，促进其不断脱贫致富的文化；（4）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打破其保守观念，促进学习与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5）富有民族形式及具有各自的特色，为少数民族群众逐渐接受的文化。③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各个少数民族都拥有颇具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文化资源，通过不同的民族节日、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表达以及不同的等等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对其文化进行解读可以从中吸取优秀的进行传承研究。
第四，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十报告指出，要繁荣发展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开展各个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工作，同时加强各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强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整理及其出版工作的安排，推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同时报告中还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科教水平亟待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对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有巨大的作用。科教素养与科技创新能力要求之间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水平。”④在科技快速发展的现代，我们可以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传承与弘扬。如前不久拍摄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展现了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
此外，要加强少数民族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十报告指出，要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的乡土文化能力、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群体中涌现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促进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健康成长并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壮大愿意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做贡献的志愿者队伍的发展，鼓励各界人士的参与。（作者单位：民族学院）
该文章为民族学院2013级高水平研究生人才培养班资助完成。
注解：
①邵和平，《论炎黄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3期。
②叶南客，《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③陈家才，《发展新时期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民族，2003年第5期。
④闫国辉，《世界第二≠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政治教学参考，2011年第17期。
参考文献：
[1]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陈家才，《发展新时期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民族，2003年第5期
[3][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叶南客，《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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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遗产旅游；营销；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8101
1引言
少数民族多居住在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总体而言，民族地区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区位边缘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较好，文化遗产丰富。在经济上谋发展与文化上保护多样化这对矛盾的作用下，文化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中立或尚且称得上双赢的方式应运而生。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却不尽如人意，如因旅游运作不当而致使民族文化遗产遭毁坏或变异，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有限等现象。民族地区居民未蒙其利，反深受其害，旅游发展并没有为民族地区带来实质利益，反而造成民族文化的变质，甚至有人将文化的变质视为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背景下，如何营销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成为民族旅游发展的关键。
一提起营销，总让人联想到销售的最大化，那么，市场营销和文化遗产管理能够和谐共存吗？将市场营销视角运用于文化遗产管理，总会令遗产的忠实保护者嗤之以鼻。认为营销等同于销售最大化，意味着无限制的扩展消费基础从而导致遗产的核心价值进行错误的表呈。同样，很多人还将营销与广告和促销相混淆，认为有损文化遗产作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形象。实际上，销售和促销所代表的是市场营销过程的最后环节，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实现更广泛的管理目标的途径。
当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市场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发现，都是没有采用市场营销管理视角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产生的结果。由于没有清晰地界定核心产品、目标市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计划，所以混淆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传达给公众，其结果就是，可能把“错的”人群带着对“错的”体验的期望吸引到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进而迫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管理者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产品，以满足这些人群的消费需求。这当中采用营销手段对目标市场进行过滤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2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营销特征分析
因文化旅游的一些特别特征，也给作为管理工具的市场营销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说明了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规划程序中充分考虑市场营销问题的重要性。其独有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
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整体目标中，内在的文化价值往往与使用价值有着同等或更强的作用。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觉意识、培养对本民族历史的自豪感，甚至进行宗教沉思等，可能成为比增加游客人数或经济收益更为重要的目标。而通过营销手段无限制地吸引游客人数往往能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营销要着重针对目标明确型文化旅游者，使其获得深刻的文化体验，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
2.2使利益相关者受益为目标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有遗产管理者、旅游经营商、旅游者、当地居民等群体。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利益群体为旅游者和当地少数民族民众，要想让这两个群体共享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产，就需要对外部市场（旅游者）和内部市场（当地少数民族民众）都有所了解。因此要对有旅游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估，确认双重价值的优先次序，采取必要的平衡措施，获得社区对民族文化遗产资本旅游化运作的支持，同时又确保旅游利用不会牺牲当地使用者的需求。这时运用信息传递过滤方法对营销受众目标群体进行调控，从而使位于第二位的使用者的行动，无论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都不应该冲击首要使用者的需求。
2.3将“旅游”与“遗产”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很多文化遗产管理者没有认识到遗产及其设施是旅游吸引物，而在管理方法的运用上没有兼顾文化遗产本身的旅游使用价值。致使遗产的展示及解说系统无法为更多的旅游者服务（尤其是大众旅游者），进而导致旅游者的体验肤浅（民族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使产品的质量下降。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营销应建立在“旅游”与“遗产”作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才能使游客的感知目标与体验效果拉近。
3结语
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领域市场营销不仅仅是销售，而有其独特的特征，它是构成整体管理计划组成部分的一种管理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用来实现一系列广泛的管理目标的战术工具，特别是在凸显民族文化内在价值、使利益相关者受益等方面发挥了控制平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尹立军，叶全良.民族旅游地经济获利与文化保护的互惠研究——基于认真旅游者的角色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4）.
篇7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 跨文化 少数民族 程设置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跨民族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培养跨文化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已成为必然。为培养适应整体少数民族人才模式的跨文化高素质人才，高校少数民族教育者首先应树立跨文化教学理念，设计和制定出适合我国文化和国情的培养方案，在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教育过程中加强少数民族学生跨文化理念与实践能力培养。跨文化教育应有显著的时代性和相当程度的普及性，强调互动性，主张多语性。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民族之间文明不断融合、碰撞，虽然民族间差距已经缩短，但文化差异依然存在，跨文化交流随时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下，处理好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价值追求与民族个性独立的关系，即如何既要坚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又要避免破坏本民族文化传统，是当前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汉语是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不管是“民考汉”学生还是“民考民”学生在学习中都会遇到语言问题。这一问题影响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还会给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与就业带来不便。例如，“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因缺少汉文化知识，考研、考博领域就会相对窄；就业不仅面临语言障碍问题，而且还要解决文化冲突。下面就由两类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即“民考汉”和“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来探讨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尽管“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方面比“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占优势，但母语文化知识的缺失影响他们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也使他们在本民族交际中产生困惑。希日娜依女士指出：“大多数‘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当中，汉族最多，与汉族在一起感觉很自在，很轻松，但与本民族成员的交往有些紧张，跟‘民考民’没有共同语言。他们想跟本民族的人交往，但因母语能力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敢，在与本民族交往中一直有恐惧心理。从择偶心理看，‘民考汉’与‘民考民’有一定的差别。”①
因此，要想使少数民族学生成为具有双语双文化的创新型人才，离不开对教学课程与实践的改革。在高校少数民族教学中开设民汉跨文化课程与社会实践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少数民族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和对比能力欠缺
目前，少数民族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到毕业时仍处在单语单文化水平上。
少数民族学生能否掌握扎实的跨文化知识及对比、分析能力直接影响他们以后的学习与工作。跨文化教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各文化素质涉及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两种认知、情感、操作等诸多因素，跨文化知识的提高与学生的智力水平和思维能力有直接关系，跨文化教学在培养少数民族学生高层次文化认同及文化交流的同时，还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力和综合力，进行全面思维训练，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精一兼数、由多边而突出一面、开拓一面的能力。
从目前我国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双重性和文化双重性性质来看，跨文化教育任重道远。我们必须认识到，跨文化知识或跨文化对比不仅是两种文化的鉴赏力，更大程度上是人际关系能力、生存能力。鉴赏力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达到和谐共处的主要途径之一。如果说提高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创造力是我们的教育目标，那么加强跨文化教育则是必由之路。
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
第一，开设跨文化课程是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近几年，为适应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各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探索，尤其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频繁交流和本科教育观念的转变，给当前少数民族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其中，语言文化问题是少数民族学生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
加强跨文化课程教学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跨文化课程是文化的艺术对比，学习跨文化课程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创造水平的最佳途径。文化是人生体验的民族精神表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民族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艺术，包含着人们的爱憎情感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学习跨文化课程是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现象的深层精神，即文化中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如不同民族文化采取的不同视角及其体现的不同景象、对这些视角和景象的思考等。只有通过跨文化课程获得对其他民族的深层次了解，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方能在民族合作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人文社科的一个重要分叉，跨文化课程教学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状况却不太乐观，尤其是少数民族跨文化课程在专业方面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现行少数民族教育，过于专注基本技能训练，民汉跨文化课程教学理应纳入少数民族教学体系中。
要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好适应不同文化群体，合理解决学习、就业、生活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应该在学习母语文化的同时应了解和熟悉汉文化，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不缺失母语文化。开设民汉双跨文化课程，能让少数民族学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第二，开设跨文化课程，可以陶冶学生情操，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受益面。面向全校少数民族学生开设民汉跨文化课程选修课，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本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异同，防止出现只知道汉文化而缺失本民族文化的尴尬局面。改革传统的大学文化课教学模式，增加文化课程的内容和次数，已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化课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议题。
开设民汉跨文化课程，一是为高校少数民族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提供必要条件；二是为高校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改革试点提供训练基地。
随着交际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少数民族学生更加重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我国少数民族学生跨文化知识水平逐年提高。未来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自然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交际的多元性、民族性、文化性和交际需求的提高，要求将培养少数民族创新型人才的教学重点转向加强跨文化课教学和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上来，开设跨文化选修课甚至必修课的条件日益成熟。
开设民汉跨文化课程的具体过程
第一，民汉跨文化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民考汉”学生的文化课程仅限于汉文化课，对母语文化了解甚少；而“民考民”学生的文化课程尽管有少许的汉文化课程，但远不能与汉民族学生，甚至“民考汉”学生的汉文化程度相提并论。因此要从“民考汉”，“民考民”学生各自的特点出发，设置跨文化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步骤。“民考汉”学生跨文化课程培养目标应倾向于母语文化知识的加强；“民考民”学生跨文化课程培养目标应倾向于汉文化知识的加强。
组织优秀学生参加民汉跨文化课程培训。活动主要在高年级学生中进行，也可以让大一有兴趣的较优秀的同学参与。面向全校开设民汉跨文化选修课，让学生了解民汉跨文化知识；举行文化课竞赛；结合平时选修课堂上的表现和竞赛成绩选拔基础扎实、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作为第一阶段的培训人选。培训活动主要在周末和假期进行，通过讲解优秀的文化异同案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意识，为将来从事科研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民汉跨文化课程的开设及以后能否长期顺利开展，除了自身有效的组织管理外，还必须有学校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其一，对参与学校每年举行的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课竞赛的学生，可根据其参加课外科技研究工作的情况及获奖等级，给予创新学分。其二，民族学院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每年的全国大学生民汉跨文化课竞赛及院内的文化课竞赛。其三，学校承认参加指导学生课外科技研究工作教师的工作量，并对指导工作成效显著的教师给予相应奖励。
总之，高校教育体系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设置跨文化课程，为少数民族学生个性发展及培养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最大发展空间，这是深化大学少数民族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大学少数民族教学质量、培养 21世纪创新型高素质少数民族人才的新途径。
（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篇8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心理认同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与主流汉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引起广泛重视，也因此诸多少数民族以自身文化底蕴为基础，培育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并以此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至少具备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二位一体、互相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更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贴近现代文学的附加属性，更加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两者如何紧密联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固有属性――民族性
文学作品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源自本民族风俗、文化，感悟于本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培育出独具自身魅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早就了不同文化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底蕴，是寻求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1、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而非全部
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文化保障，但绝不能仅仅只注重文学中民族特色，形成定向思维，过度依赖民族文化[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引起极大影响，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标杆，这些文学作品来源于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在改编后深受大众喜爱，极大的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重视。但必须注意的是，各种不断改编的过程呈现出依托材料改编材料的窘境，出现了作者但从民族学意义上创作，从而发生了针对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的怪圈。尽管民族风俗、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是必须的，是基础的，但作为创作者，文学作品并非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日记，也无非等同于停留于表皮的描述性文字，而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为内涵，拓展文学作品内涵，防止出现虚有其表的作品。
典型的案例诸如壮族作者韦一凡创作的作品《姆姥韦黄氏》中对壮族的本土婚俗进行了描述，如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交易，新娘三日回门等。在作品的开篇，是一首壮族民歌 “男是天，女是地，天上打雷又下雨，地上万花结果实。结了甜果男人收，结了苦果女人吃。”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但是，细细品味后可知，全篇都只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详细描述，无视壮族存在的封建礼制，在文中只是尽情的赞美女主的盲目服从、忍辱，却没有对最后出现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深刻的反思，没有认识到，这悲剧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最终，此作品扭曲的歌颂着壮族女性忍受奴役迫害的“高尚品德”。文中的女主韦黄氏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成婚，婚后一直顺从于自己的丈夫，在被丈夫背叛抛弃后也无怨言，最后仍然孝敬婆婆公公，终身未再嫁，独自带大儿子。从文中，我们会因为女主的善良而感动，但是，这只是从个人品德上来呈现的，并没有体现深层次的内涵。
2、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根本，不能遗失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果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品了。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根源是极强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对自己民族没有了崇敬感，那么就会一味的附和汉族文学，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着眼点，都会以汉族文学为模板，缺少独立的民族意识[2]。这种盲目的趋同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则很容易使得本少数民族的文化通过改革和影响被吞噬，最终民族文学中没有了民族特色。如由瑶族作家莫义明所创作的《八角姻缘》这一作品，表面上是描述两个瑶寨的生活情形，比如男女对山歌、传统婚嫁习俗等，但是文中大多是照搬汉族文学的思想和写作手法，最终整个作品都被汉文化所改造了，只是着眼于描写的创伤和改革开放后的困境。该作品虽然既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又有改革的热点，但是却不能将这两部分进行无缝衔接，最终使得作品留下过多的人为迹象，削弱了民族性。在作者的作品面向大众后，应该无法想到，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关注当时的热点问题，而是文学作品所要展现的民族意义。一旦他们在创作时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
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必备属性――现代性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有着独特的本土气息和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但是，在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与汉族文学有着类似的现代性。其中向沈从文、老舍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它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被世界所承认，而且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文学的发展。
1、国民性问题
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碰撞的年代，国民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焦点，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老舍等的作品真实的反应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心理和生活现状，推动了我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3]。比如老舍的大量作品都是以批判封建残留和日益堕落的群众思想为主。其中在《二马》、《猫城记》等作品中，老舍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市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其深层内涵却是对愚昧无知、得过且过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从老舍创作的话剧作品中不难发现，老舍对当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从我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老舍延续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老舍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愚昧无能、传统守旧的国民的无奈，用文字进行尖锐的批判，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进行透析，在作品中运用了喜剧形式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色。
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与老舍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是比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渴求现代性的焦虑问题。从沈从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冷酷无情，因此，他一直呼吁人民之间要互相友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描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文中给我们呈现了善良朴实的翠翠的爱情故事。由于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湘西，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尽情的赞美了淳朴的民风，相反的对冷漠、扭曲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主要是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城市里冷漠、懦弱的人性作比较，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迫切的希望增强人民的民族保护意识。
作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老舍、沈从文在创作的作品中应该不同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角度对现实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不断的追求着现代化的改革。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作家主要是叙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而不像老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重视国民的精神文化。
三、结论与探讨
通观全文，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要有民族自豪感，能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渗入于文学中，又能不被民族观所约束，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文化表现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加深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大先.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J].青海社会科学，2013（01）：125-126.
[2]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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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 少数民族 原生态音乐 文化 探究
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中，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大放异彩，散发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令观众为之惊叹，从此悄悄掀起了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热潮。2006年，贵州民族歌舞团的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成功上演，将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传统的原生态音乐歌舞以崭新的形式展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使贵州深厚的原生态音乐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展示和宣扬。
一、贵州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特质
目前，原生态音乐在音乐研究领域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共同的理解是指那些来自民间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形式和演唱风格。多数研究者认为原生态音乐是指那些存活于少数民族民间的，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
自古以来，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地处我国西南部的贵州，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丰富的音乐形态和历史悠久的传统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使贵州被称为原生态民族音乐文化的宝库。音乐在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娱乐和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其蕴涵的文化价值也不可估量。贵州少数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相对闭塞，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大多没有创建文字。因此，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形式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歌唱正是这种传承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人们的理想追求通过歌唱代代相传，因而贵州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形式与其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如侗族大歌、苗族古歌、侗族琵琶歌、铜鼓十二调、八音坐唱等音乐文化，有讲述历史的叙事古歌，有祭祀活动中的祭祀歌，有表达男女爱慕的情歌，还有不少的礼俗歌等。
不同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式和音乐风格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方差异性，他们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演唱，表现着各自的历史文化。例如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500多年的历史，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唱的民间音乐形式。是“饭养身，歌养心”的侗族文化价值的体现，侗族人把“歌”看成与“饭”同样重要，把歌当作精神的食粮，来陶冶心灵和情操，他们认为歌就是知识，就是文化。这与侗族千年来“年长者教歌，年轻人唱歌，年幼者学歌”、“善歌者受到赞扬，歌师受到尊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是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直接表现。贵州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唱与场合相对应的歌，演奏专门的曲子。如彝族音乐中，表现男女爱情的歌曲只能在山野中唱，而不能在家中和长辈面前唱，婚事歌曲、丧事歌曲等可以在家中唱，以生产劳动为内容的歌曲不限制场合。
贵州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不仅具有娱乐性、独特性、艺术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民族文化的记忆和传承性，是少数民族特定文化生态和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为原生态音乐的复兴和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我们理应担负起传承和发展原生态音乐文化的重任。
二、 贵州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动也大大增强，活动形式和空间也有了很大改变。尽管起初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自主展现自身价值的文化活动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也逐渐增多，而且传播手段的改善增强了影响力，为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强大的动力。贵州民俗旅游业的发展也为贵州各民族的原生态音乐文化搭建了良好的展现平台，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原生态音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大的社会价值。近年来，侗族大歌、仡佬族民歌《情姐下河洗衣裳》、彝族民歌《阿西里西》、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苗族飞歌等贵州原生态音乐得到了大力的传播推广，甚至走上了世界音乐文化的舞台。大型歌舞诗《多彩贵州风》的推出，展示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现了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艺术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音乐是一种民族现象，人们往往通过音乐可以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其文化特征的传承是它有别于其它民族的重要特点。原生态音乐不染铅华、不事雕琢，是一个民族真实、朴素与坦诚的表现，它存活于民间，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当今的主流商业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今，人们逐渐认识到保存不同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原生态音乐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根源之一，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因此，从更广泛上的意义上来重新挖掘，并予以传承和发展，保护与开发，其意义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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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理论
一、费什曼的理论模式
世界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更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他呼吁少数民族语言活动家能够“看见民族文化的美（不仅只是本族文化，而是所有少数民族文化），是人类价值观的概述，应该得到培养和促进，而不只是木乃伊式的封存”（Joshua Fishman，1991）。费什曼有以下三个价值立场：1）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创新是自愿的；2）“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多数民族的侵犯”；3）“双语教学是大家都收益的”。
费什曼假定了语言消失的八个连续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动态生存阶段，而第八阶段则趋向消亡。由于美国政府多年来的竭力压制，许多美国印第安民族语言，如蒙大纳的撒利希族语和库特纳语已处于第八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人能说本民族语言。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已濒临消亡。第七阶段，只有超过生育年龄的成年人能说本民族语言。第六阶段，家庭模式下，民族语言在两代间使用。第五阶段中，本民族语言仍具有活力，能在少数民族社区中使用，有的甚至在学校中教授。根据费什曼所述：“第八阶段到第五阶段，是少数民族语言复兴所需环境最小的阶段。这几个阶段中，语言的复兴所需的费用较低，也不需要与语言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合作。”
第四阶段中，少数民族语言拥有合法的地位，能在学校，工作场所和政府中使用。此举激起多数人的反响，如“只有英语”运动（Crawford，1992）。这个阶段中，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少数民族语言（这比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更为重要）。第三阶段中，雇佣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不包括管理者）。第二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为官员使用的语言。第一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为更高一级的官方语言。费什曼指出，对全球各个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把民族语言的使用从次一级推向高一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从第五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推进。
费什曼认为，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相当于分裂主流社会的道德构建，亦即否认公民权利。然而，公民权利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而文化权利则强调民族文化团体的权利。这些团体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同。西方民主思想包括当权者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对派的思想，二者都预言文化差异的消失和无所不包的“现代无产阶级”文化的诞生。（p.70）所以，承认“文化民主”是一般民主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认清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也是一种社会改革，能够引导我们欣赏其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他还强调少数民主语言的复兴应该具有“可行性和推进性”而不应该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应该认识到双语制是不同文化间的桥梁，能够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柯林・贝克在谈及凯尔特语在不列颠群岛复兴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中也对费什曼的观点表示赞同。
费什曼指出成功维护少数民主语言的几个重要因素有：牺牲、自我救助、自我调适和语言使用权威的树立。他认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关键在于家庭中语言的代际使用，而不是单靠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政策。里特贝尔（Littlebear，1990）也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参与在保护民族语言方面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语言代际延续性的社会必将走向消亡。”他告诫说不要太过依赖媒体、学校和政府。像1990年颁布的《美国本族语言法案》，原著民语言电台能够营造一种比较友善的语言环境，但不能代替家庭使用语言这一根本。
除了家庭内部使用外，一些早教儿童中心也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毛利和夏威夷语言巢在产前产后年轻母亲中的使用也非常重要。在社区中，合作市场、雇佣中心、娱乐中心、法律援助部门、信用合作社等等也较普遍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费什曼还指出，能够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学科课程的老师非常短缺，同时这些老师要能接受和包容各种不同的方言口音。费什曼强调说“想要强制实行书面语的统一标准是得不偿失的，更别说口语，特别是在坚决抵触说民族语的社区。”最后，必须发展出特定的、能够使用民族语言的社会区域，这样有利于民族语言在传统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二、语言政策的影响
认识到本地语言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少数民族部落自身和国家层面都试图通过法律、法规和声明的形式对民族语的复兴给予积极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少数民族部落一直不遗余力的为保护本民族语言做努力，其中开启先河的是北犹他族部落。1984年该部落事物委员会通过了84-96决议。这项决议要求犹他语的教学从学前教育一直贯穿到12年纪；鼓励就犹他语教学理论和方法论对教师进行职前培训；要求在职不满一年的教师进行在职培训，并能取得三个学分。（Northern Ute Tribe 1985）
另一项部落语言政策是帕斯夸雅基族部落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的。这项政策的基本观点是“古语是我们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根基”，并声称“教育的每个方面都应该反映出雅基语言的美，文化和价值观”（Pascua，1984，）。同年，居住在国家最大保留区上的纳瓦霍人通过了一部教育法典，当中认可了学习与复兴纳瓦霍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