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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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生产；劳动；工业；科学

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一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注重对人的问题的探寻与研究，他从哲学角度对现存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尽管此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他用劳动代替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看到类存在物如果只在思维中确证自己那他无论如何也不是现实存在物而只是思维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也只有研究工业这一特定的生产劳动及其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往后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一、人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为“生产”，正是生产区别了人与动物的不同才使人成了“类存在物”。

人是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从三个方面阐述：从肉体方面说，人要靠自然界生活，是一种自然有机体的感性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理论方面看，人有意识能够能动地反映自然，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在实践领域中，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通过自己的劳动支配自然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的本质也可以概述为“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

在《手稿》中我们不难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7就是理性、意志、心。”他将“类”、将利用类概念进行思维能力的理性肯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认为人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有意识，人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因在于人的意识，即由于人有意识所以才有自由自觉的活动。

二、生产劳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活动

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而非现成的存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劳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便使主体从静态进入动态，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运动与现实中在他同对象之间发生能动与受动的关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后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的本质离不开劳动，但劳动本身并不就此等同于人的本质，而是只有透过劳动现象才能把握住人的本质，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认自己，将自身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通过劳动显现在对象中丰富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各种自然力，同时又要受到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的限制，这一点与动植物无异，不过人所受到的这种限制根植于人的内在本质中，是人的本质规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反过来考察，“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自然界是人自由自觉这一活动能力得以外化的载体，是表现和确证其力量的对象，从而使人能够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成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

三、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这里的“工业”不是一般意义所理解的现代工业，而是“完成了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工业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成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感性”不再仅仅是直接的理论直观，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改造客观对象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而“心理学”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说的，工业这种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最现实、最有内容的成果，是最容易感知的和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尽管它“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我们不能也无法撇开人的劳动这一个巨大的特殊的部分，否则便会“感觉自身不足”甚至犯下类似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必须研究人的感性劳动活动及其创造物，研究生产和工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也只有从人的本质力量这个意义上对“通常的物质的工业”加以认识和研究，才能使关于人的理论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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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性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社会内部本身无法生产与创造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这些物质和能量必须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外部&&即自然环境。没有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与能量的自然环境，就没有人类社会。

2、我国现阶段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严重的制约了我国的社会的和谐发展，长期以来，大规模盲目利用生态资源，使我国的生态资源质量下降，涝、旱、沙三大灾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本文来源：文秘站 　3、生态安全问题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我国面临不小的国际压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而急剧升高，很快会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众矢之的。我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巨大压力。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

1、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在承认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的前提条件下发展经济。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类社会的活动超出了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后使生态系统的脆弱的动态平衡已经处于显著失衡状态中。因此，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必须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承认环境容量的有限性。

2、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后，、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发展"成为发展所遵循的基本模式。

3、发展环境科技、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问题，必须发展提高环境科技水平，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改变在低下的科技水平条件下生产产生废物的观念。

4、注重公平、实行环境法治、通过实行环境法治来落实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实对环境受害者的保护。

5、培养环境文化、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徒法不足以自行"，环境法治的实现依赖于培养环境保护的文化意识，在全社会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

三、科学发展观是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完全一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与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环境科技、实行环境法治、确立合理的环境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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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

哲学科学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根本任务。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研究内容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积淀、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及诸多成就，这也是哲学的诸多成分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哲学具有方法论功能。因此，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物质性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了方向；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学)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其内涵的发展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认识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穷尽该领域的真知；认识过程中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学中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种理性认识是一种理性原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

现代科学是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证明，它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有以下的突出表现。

1.2.1 自然科学发展的高度综合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人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再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更大的课题越来越困难了，综合性学科和横断性学科也应运而生。

1.2.2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更强

较之于19世纪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间题，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论思想。

1.2.3 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宏观地认识主体，在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复杂间题，如宇观、宏观、微观3个世界的规律性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宇观和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如何认识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知识的真理性等。对于这些间题的哲学回答，直接影响着有关科学的发展。

1.2.4 宏观的自然科学发展也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随着分子生物学、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发展，科学界对复杂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随机性等思想日益重视，近代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可逆性、精确性、单义决定性的纲领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学基本信息、基本原则因此而产生变革，从而引发一场思想革命。现今，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的新发展。

1.3 自然科学中的农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主要是石油农业，我国农业主要依靠石化产品支撑。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大量(或过量)施用化学产品(生长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速度。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虽然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但一些间题。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土壤污染间题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占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接近20%。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其农田的污染间题突出，例如，广东省清洁土壤只占11%的比例，轻度污染农田、重度污染农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7%,12%。土壤污染常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污染土地约2333.33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1.3.2 农田土壤质量退化间题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产行为所引起的土壤间题，已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下降明显,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约为3%，而发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0.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华北地区主要作物耕作层平均厚度减少到17cm。

1.3.3 粮食安全间题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施用化肥、农药来增加产量，粮食质量安全间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国大豆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达1700美元/hm2，远远高于美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国的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堪忧。据调查，安徽省芜湖市鸿江区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达1.59mg/kg，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mg/kg的限值，每年生产受污染的稻谷高达470t。

2 用科学方法解答农业中基本问题的具体途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也愈发突出和完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要求每名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以科学回答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间题，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2.1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统一于农业生产这个大命题。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粮食安全间题的罪魁祸首。

2.2 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农业中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来源、土壤污染的程度、发生面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粮食增产与土壤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化肥农药合理施用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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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

3当代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建设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

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还与当代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建设相关。严格地说,是在对医学活动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反思和纠正中,引发了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关注和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医学发展的两个重要背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提供了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阔的平台。人类基因组研究、蛋白质组研究、干细胞移植前景喜人,医学影像技术、内窥镜技术、微侵袭手术方式、新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广泛运用且效果显著。医学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方法与日俱增,都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迅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并仍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竞争机制引入医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医院和医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进步,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学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科学技术令人震惊的发展和在医学中的应用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技术万能”;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宣扬着“市场万能”。在科学技术的视野里,人是静态的“物质”、动态的“生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属性的人;科学技术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不断微观化、精确化,向基因水平深入,但这种深入并不深刻,因为基因仅仅是健康和疾病的自然基础,基因组和基因组后研究都不能揭示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科学技术武装了临床诊断、治疗,不断为疾病的诊治开辟道路,也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依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医疗高新技术应用上的无序甚至滥用,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成为医学发展的障碍。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的思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批判。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至上、市场至上思潮之于当代医学的发展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医疗活动接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根源于医疗活动自身。在医疗活动中本应给予强调、重视的东西未得到强调和重视,才抵挡不住错误思潮的侵袭。这就涉及到对医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人们终于发觉,已有的关于医学性质的认识是片面、陈旧的。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其实是个模糊概念,仅仅将医学判定为自然科学是片面的。

4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研究与当代医学进步

明确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性质事关对医学的基本认识和医学的基础性的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任何一项医学研究、任何一种医疗活动就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又要符合人文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的成果就不仅是自然科学进步,还必然是人文进步;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无论从事医学研究还是从事医疗活动都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科学精神;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家的科学探索使命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必然是合二为一的;医学既然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那么,医学教育就必须以培养具有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可见,关于医学的人文评价、关于医学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关于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建立在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在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发现、发掘、阐释医学自身具有的人文科学性质,至关重要。医学具有人文科学性质提示,要重视人文科学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实现医学人文科学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工程学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医学工作者关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者关注医学问题,医学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联合攻关,开展以解决医学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基因水平,人们认识了许多以往未全面认识甚至根本未认识的疾病;人们创造了许多诊断治疗疾病的新方法。但医学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许多疾病病因不清、机理不明;即使未来的基因组后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能够揭示作为生物体的人的先天遗传特征,也无法说明与人的后天社会、心理状况直接相关的人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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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学科来源；社会价值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科学，它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果与活动进行哲学概括与总结的产物。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它从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方面，研究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内容

自然辩证的学科内容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自然观：它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既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方法论。（2）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科学观是人们对科学的总体看法，科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3）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技术观是人们对技术的总体看法，技术方法论是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4）科学技术与社会：把科学技术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进行研究[1]。

二、自然辩证法的来源

作为哲学重要领域的自然辩证法，有其历史的渊源。从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星云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的自然辩证法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始于19 世纪40年代。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也产生于这一时期。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进行的。在《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自然辩证法》手稿中。

在我国，“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来源于恩格斯的遗著《自然辩证法》。第一版全国统编教材《自然辩证法讲义》是由《自然辩证法讲义》编写组编写并于1979年8月出版，第一版教材对自然辩证法的定义是：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三个部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在于围绕世界观的哲学打转转，坚持传统的“自然界有辩证法”为立论依据，这种编排结构和内容也 体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

第二版教材是1991年8月出版，它对自然辩证法的定义是：自然辩证法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很明显这一时期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开始进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视角，同时随着自然辩证法的改名，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2004年5月第三版教材出版，教材在绪论中对自然辩证法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准确的定位：自然辩证法是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研究内容包括四篇：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了解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内容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学习自然辩证法史。而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也就是以最新版本的也就是2012年5月出版的教材为准，那就是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是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就是它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理论学科。

三、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随着恩格斯著作1929年出版的译本，逐渐在接受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传播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它在广大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更广泛的学习和传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认识论和辩证法、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超出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眼界。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使辩证法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无数确凿的自然科学事实而在实际上为自然科学界所广泛接受。自然辩证法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进行检验，从更加证明了科学性，从而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想的构建和形成。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自然辨证法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具有时代特色，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是中国新时代的国计民生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2]。

四、自然辩证法的社会价值

自然辩证法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价值。自然辩证法不仅仅为科学的世界观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具体的理论论证，使哲学价值观学科内容更加丰富。二是自然辩证法的实践价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实践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自然辩证法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实践价值为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对于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在我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学习自然辩证法也要与时俱进。（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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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艾伦G狄博斯.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9.

[3] Peter Harrison. The Bible，Protestantism，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98.

[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5] Richard Westfall. “The Rise of Science and the Declin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God and Nature：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 By David Lindberg and Ronald Number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波普尔. 客观知识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7] 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可参见李章印“探照灯与数学因素——对波普尔与海德格尔科学诠释学思想的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2.

[1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12]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参见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篇7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海归学者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10-0009-08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尽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原版教材，而且在理论研究上更加迷信英文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朱富强，2008)。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的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学术风气已经变坏，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学术上要与国际接轨，则首先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其学术制度。然而，当前那些所谓的“国际接轨”又接得怎样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的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有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理论研究的能力?而且，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这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较大程度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主义的接轨?为什么经济学领域国际化的呼声比其他社会科学远为强烈?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这导致经济学存在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波普尔(1998)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显然，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者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思维的熏陶，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为此，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显然，要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取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济学学科特性的考察来对当前的接轨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一般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一定重大突破以后，才会开启一个新的认知领域，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其独特性。

(1)自然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可以通过猜想一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效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其原因在于，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位置的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不同的体系，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界的探索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此，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故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为，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假设基础之上。所以，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取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一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是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进行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论文上，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的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的一些论文上，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部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从而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这是因为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于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和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有“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早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以及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如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制定了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因为，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所以，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因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效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需要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所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而且，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而且具有整体性，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其实，社会科学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学科的一切成果。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它往往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日用人伦，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

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可见，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对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由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时才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在使用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范畴的理论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可见，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导致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同时，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或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方式来提高他人的认识。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所以，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在特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到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其实，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包括现状、本质等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来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说，社会科学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论文；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他时空下的学说。其实，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

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来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导致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南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导致社会科学的思想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为受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上面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相应地，自然科学的成就往往是通用的，因而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因此，通过国际接轨，便于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进行攻关。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所以，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是针对其所处的环境、地区乃至国家而言的，其根本性作用也正是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相应地，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因而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事实上，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即使是其性质最接近的纯粹经济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基于对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疑难问题的攻克。

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景化的理解。基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性，在本质上它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提供一种思路，它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相应地，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是，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则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这也正是经济学所具有的独特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朱富强，2008)。而且，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所以，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朱富强，2008)。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自然物时如何行动，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动，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一个内容实质上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会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使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朱富强，2008)。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所具有的启发意义。所以，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是，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因此，除非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难以判断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可能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所以，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形态取得进展的(王曙光，2004)。

因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1991)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地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而且相反地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论文；不但不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且相反地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2002)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

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中国人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同时，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生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因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有所作为，甚至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应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许多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及政策的制定者。

当前，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必然会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大肆主张与国际接轨，理由是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他们会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出计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分析真的能够促进理论的发展而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实际的分工效益?鲁迅先生曾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提供的材料是不行的，更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其实，正如多马(2001)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他们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而且，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甚至像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外学者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证。正因如此，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中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或者形式上的。

正是由于国内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因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2000)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2004)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2004)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五、简短结语

篇8

摘要：在总结近十年来教育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实验的纵向发展脉络的研究，说明了教育实验分流与融合的发展线索，并论述了它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

关键词：教育实验整体主义科学主义分流与融台

随着近年来对教育实验研究的不断深人，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教育实验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分类、功能、评价和科学化等问题．出现了一些以自然科学实验来硬性规范教育实验的做法．为更好地进行教育实验的研究，探索教育实验的规律，有必要对教育实验的发展过程和自身特点及其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进行深人研究通过对近十年的教育实验的定义的检索_l0J，虽然众说纷纭，但在以下几点上都达成共识：教育实验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或活动，因而它独立于教育教学实践，是一种专门的科研行为；教育实验主要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的，因而它独立但不脱离教育实践；教育实验要有理论假设、控制、变革、内外效度(物质目标的建立与测评)_3J．根据以上共识可界定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是在教育实践中进行的、根据一定的理论假设，以一定教育目的为指导，通过合理而有条件地控制变量，变革实验因子，从而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科学研究恬动．

1教育实验的发展脉络

在教育实验的产生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教育实验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实验心理学把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引人教育科研领域的，…因而他们主张用自然科学实验规范教育实验．

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实验是由一般教学实践发展而来，他们主张选择教育自然环境，强调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对象的整体性、定性说明方法，这两类观点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和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教育实验作为一种变革性、实践性的科研活动，是伴随着教育实践的产生而产生的，只是在自然科学实验产生并经由物理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这一发展途径影响到教育领域后，教育实验才借鉴了自然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这种借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照搬，而是保持自我特性基础上的吸收．赫尔巴特和欧文的教学实验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后，通过齐勒和莱思的相继努力，促使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向实证主义方向转移，使得教育实验产生了分流，一条脉络按原来的一般意义教育实验继续发展；另一条在自然科学实验的影响下，按自然科学实验模式发展

1．1一般教育活动发展而来的教育实验：整体主义教育实验

“原始社会的教育形式最简单，但是，在这早期阶段的教育过程中，却完全具备了它在最高发展阶段所有的基本特征．”原始的教育实验作为实验形式的一员，虽形式简单，但具备了教育实验的基本特征——尝试性．

(1)中国古代教育实验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根据“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创立的启发式教学法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教育实验的典范(虽然当时并无“教育实验”这一概念．但可看作教育实验的雏形)．之后宋代胡瑗的“苏湖教学法”、王安石的“三舍法”都是较有代表性的．

(2)西方古代教育实验．古雅典的智者们通过办私人学校刨立了“新教育”，奠定了雅典“和谐”教育的传统．罗马帝国继承和发展了“和谐”教育理论，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经过中世纪几百年的压抑，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新思想火山爆发般地涌现出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教学改革形成了以往的改革所未有的特点：改革者的自觉实验意识的萌芽．维多里诺“快乐教育”实验、拉特克语言教学实验、夸美纽斯“泛智”教学实验以及路德的宗教普及教育实验都是这时期教育改革的典型．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实验科学的确立给教育实验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睁!I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使普及义务教育成为必然，因此，开展教育实验也成为客观要求．而19世纪初期欧洲科学整体主义精神在教育实验上的反映，则形成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模式，其问以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赫尔巴特为代表．

赫尔巴特不仅继承了整体主义思想，而且在其理论中渗透了原子论的思想，并在教学理论科学化的目的下从事教学实验活动．他所著的(普通教育学)，第一次使教育成为一个有完善科学体系的教育学．他说“但愿那些很想把教育基础仅仅建立于经验之上的人们，对其它的实验科学作一番审慎的考虑；但愿他们认为值得去了解物理与化学；这一切无非是为了确定某一个别原理在经验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大作用．”这里我们看到赫尔巴特把教育研究与实验科学，特别是与物理学和化学相比较，表达了实验研究是建立在科学教育学基础上的思想．赫尔巴特在提出了教学实验中包括追踪实验的必要性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对实验结果的解释要谨慎，他说，哪怕二十次地重复同一个实验，“相反的学说对于这种结果还可以各按其特有的方式作出解释”．J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对教育实验特点的阐述(教育实验应是一个有系统、有层次的多次重复的实验)是对19世纪上半叶以来整体主义教学实验模式和方法的总结．

19世纪科学的新时代到来后，客观上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进行新的解释．此时，以蒙台梭利所使用的医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医疗学的方法为基础的欧洲新教育运动便应运而生了．蒙台梭利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原子论的实验教育派观点，同时把人类学、心理学，特别是生物学和医学的方法引入教学实验中，从而使传统的整体主义实验模式获得了新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支持，是对教学实验科学化发展的又一新贡献．

在欧洲新教育运动开展的同时，美洲大陆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勃发了．这场进步主义运动是整体主义实验模式的新发展．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成为核心．杜威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和哲学基础

1．2自然科学实验经由心理学引入教育领域而来的教育实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

科学实验法最早用于物理学的研究，后引入动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1879年德国生理学家、哲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于生理实验室之外的心理实验室，成为实验心理学产生的根本标志．他正式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问题，从此心理学才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冯特同时代的还有艾宾浩斯和G·谬勒关于记忆问题的研究，屈尔佩对思维过程的实验研究．

自然科学实验研究方法通过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扩展到教育领域．20世纪初，由于统计学、测量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并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从而产生了实验教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心理学家梅依曼和拉伊．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概念，并进行了关于感觉、语言发展、智慧与意志、记忆和艺术欣赏实验．拉伊在他的(实验教育学)中指出，只有通过实验，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他们主张要在对儿童生理、心理进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来阐明教育和教学方法．其观点对教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0年，J·M·Rice首次将实验法应用于对学生拼字、算术和语言成就的研究：1902年吉德发明用活动照相法研究读法；1903年美国桑代克(J理与社会测量)的问世是教育测量技术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共同特点是试图把实验这种“精确的科学方法”运用于教育问题，对实验中所收集的信息作针对性的“精确的定量处理”，从而使实验方法进人教育研究领域．实验教育学派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哲学理论基础，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他们反对建立在感觉的内省基础上的传统教育学从2o世纪2O年代开始，随着统计理论的发展、实验设计方法的日趋丰富、测量技术的日渐完善，实验教育学派的研究进人了兴旺时期．尤其是麦柯尔在(教育实验方法)一书中对实验问题的选择与形成、实验方法的选择、实验条件的限制、因果研究等问题作了详细地技术处理和说明．该书的出版，“是科学主义教学实验模式形成的标志．推动了教学科学化的发展，”

2整体主义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的第一次合流——八年研究

19世纪末至2O世纪3O年代，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实验教育学派持续开展教育实验，他们追求一种象自然科学那样由许多经过严格实验检验的材料连接起来的系统的、连贯的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虽然他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终究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在完全的实证主义精神影响下的实验教育学派绝不可能彻底摆脱其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而同时期的进步教育运动不象实验教育学派那样一味追求知识的科学价值，他们更多的追求的是知识的教育价值．因此，在实证主义者们看来，进步教育学派奉行的是一种哲学多于科学、经验多于实验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进人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经济上的大萧条使得过去设有升学压力的进步教育运动面临了升学的压力，同时，实证主义的实验教育学派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对进步教育运动所取得成果的评价成为必然．这时，泰勒的“八年研究”(1933～1941)便应运而生了．他运用实验教育学派的方法研究进步教育实验。不仅回答了人们对进步教育运动提出的各种置疑，而且还说明了实验教育学派创造发展的研究方法与进步教育运动所采用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结合的可能性，进而也给实验教育学派的研究方法带来了新的生长点“八年研究”集进步教育学派和实验教育学派精华于一身，实现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和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的第一次合流，把教育实验科学化又推进了一大步．这次研究的主要功绩是：说明了整体主义教育实验必须评价，也需要评价；评价要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应把过程评价、结果评价和追踪评价相结合；建立了新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评价方法、测量工具和统计手段，从而建立了新的一整套的评价体系；避免了科学主义的实验设计、实验统计和实验评债过分实证主义化倾向，泰勒为教育实验的两大流派的相互趋近和融合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3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基本特点

3．1教育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

狭隘地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整个实验体系井与自然科学实验分道扬镳的观点，早已不能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融合的现实．以一种现代的大科学观、大社会观和大教育观来看待现今的教育实验才是科学而合理的．基于对教育实验的发展过程及趋势的认识，我们认为，对它与自然科学实验的关系应该这样看待：

教育实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因此它在宏观上会沿着其固有道路发展，从这点上讲它是独立于其它实验个体(包括自然科学实验)的，是个性化的；但作为整个实验科学体系中无数个体中的一员，它又是与自然科学实验相并列而存在的，同时它又必然是开放性的——受到其它实验个体(如自然科学实验)的影响并与之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这种开放性使得教育实验在其个体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吸收自然科学实验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从这点上看，从一般教育实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体主义教育实验与吸收自然科学实验理论而形成的科学主义教育实验相融合也是哲学层次上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此，当代教育实验才具有了与以往教育实验不同的特点，

3．2当代教育实验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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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自然科学教学自主学习实验

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学教育中偏重于理科性质的学科，因此，自然科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的自然学科在中学教育中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传统教学模式在以往的中学教育中固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提高学生的中考成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新课改的实施，旧的教学模式弊端日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我们熟知的填鸭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一切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因此，此种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可以很好的掌握教材上要求的内容，在考试总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在自主创新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甚至没有任何创新能力可言，以至于在高中学习中出现很大的困难。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和不足，自主学习的提出无疑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自主学习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学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保证，因此，自主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积极探索创新的精神，是一种与传统模式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学习和教学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开展自主学习？

首先，在中学自然科学教学中要改变教学理念

在传统教学理念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在自主学习中要改变这种理念，要坚持学生是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中心的思想和理念，改变以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现象。自主学习中要清楚的认识到教师的职责在于“引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改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改变以往侧重于结果的做法。在自主学习中不仅要使学生能够学会运用知识还要能够使学生体会学习的过程，即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自主学习中，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接受知识，教师要从根本上克服满堂灌，包办代替的现象，提倡精讲精练、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增强学生的创造欲、放手让学生自己决定探索的方向和问题，选择自主的方法，独立地进行探索，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

其次，探讨的新的课堂模式和教学手段

尽管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学生最终还是要面临升学考试，所以在中学教学中还要有着教学的主线，考试大纲无疑就是在教学中所要坚持的标准，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做到灵活遵循课程大纲，忠于考试大纲但又不能死守考试大纲，在具体的教学中把教学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教学中的低起点、高标准真正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要为学生的升学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把握教学主线的同时还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传统的自然科学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学方法单一。自主学习中，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转变，教师由传授变为引导，这就要求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而转变。自然科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界组成和发展规律率的科学，所以相对于文科而言极具抽象性，这就增加了学生再学习中的困难，针对这一特征，教师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感性认知材料，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所以，在实施自然科学课堂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力求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认为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要从以下一个方面入手：

1．创设学习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前提，每个人都有发现些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认识和知识的局限，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具备发现自然科学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加以引导。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实际设置一些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唤起学生思维的能动性，同时教师还要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在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起到的是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即给学生提供寻找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质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自主的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即可以获得知识还可以体会其中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自己获得知识的途径。

2．在试验课中给学生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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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诠释学；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30-02

科学观察的中立性、科学事实的客观性是自然科学自我认识所奉行的基本准则。可是，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人们发现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思想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科学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观察渗透理论、科学事实的价值负载成为科学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促成了人们从诠释学、知识社会学等角度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的思潮。本文将从分析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将诠释学理解为与经验自然科学对立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入手，通过解析当代美国学者克里斯和科克尔曼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本质层面的双重解读，阐释自然科学自我理解形成的基本逻辑。

一、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

诠释学最早的形式是对神圣文本的解释，最早的诠释学可称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指的是研究圣经的解释原则。19世纪中叶，狄尔泰将诠释改造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对的、普遍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同人文科学同样都是真正的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是从外说明世界的可实证的和可认识的，人文科学则是从内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说明和理解分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独特方法。

狄尔泰的观点代表了人们当时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基本共识，即“在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理解的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几种差别：第一，自然对于对象的经验材料或对所有科学家都相同，或是所有科学家共同约定而毫无争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是客观的、确定的，任何分歧都能通过经验检验来解决。人文科学很难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经验材料。它们只涉及意义的对象，这些对象的解释建立在解释者不同的旨趣、状况和先验信念的基础上，因而总是易于受到质疑。第二，自然科学的理论是通过观察、陈述、归纳和演绎形成的说明性的思维产物。而人文科学只限于重新描述材料，以一种更清晰、更一致的方式重现材料的意义，它们力图理解而不是说明。第三，自然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很大一部分可以公理化，形成一个形式语言系统。它的语言具有直白性、单一性、确定性。相反，人文科学不能避免使用日常语言，它的语言带有隐喻性、模糊性和歧义性。第四，自然科学的成果能够得到没有理论负荷的材料的证实或证伪，理论和材料之间唯一重要的关系是所属关系。在人文科学中，材料只能在某些解释里表现出来，不同的解释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示材料，人文科学的材料是不断地被诠释和被塑造的。第五，自然科学的概念力图消除拟人的指称或内涵，即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不被人的任何主观的或非理性因素所污染的，而人文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的各种主观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第六，自然科学理论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适性时才有意义，而人文科学并不避免概括性，同时，它们也关注特殊性。自然科学家追求普遍性的知识，人文科学家还追求局部性的知识。第七，自然科学原则上是无个人专断特征的，断言的可靠性可辩明性与本人身份无关。人文科学却带有权威的痕迹，人文科学家的一系列个人非科学背景总是为它的解释提供辩护。第八，自然科学是一种缺乏终极基础的科学，它切断了与日常生活的利益关系和实践联系，而诠释人文科学本身就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与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5

狄尔泰的观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理论作诠释学的解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集中表现为诠释学与实证主义的对立，美国学者D·伊德（DON IHDE）在文章中把这种情形描述为“实证主义解释学（H/P）的二元复合体”。克里斯（ROBERT P.CREASE）则认为，在这个复合体中，似乎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让予领土，几乎没有人尝试使这个二元复合体的一方参与到另一方之中，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的探讨中，人们一直把解释学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放在一边不予追究，当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对科学的理解暴露出弱点时，这些弱点并没有因为通过对整个自然科学的解释学范围作更为深刻的评价而得到应有的弥补。

二、诠释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

自觉地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解读开始于20世纪晚期。按照克里斯的观点，大致有三类学者率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少数受过大陆哲学训练的专业哲学家，如希兰（PATRICK A.HEELAN）、伊德、基西尔（THEODORE J.KISIEL）、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二是具有现象学、解释学哲学的背景的科学哲学家，象M·埃杰（Martain Eger）；第三类学者克里斯称他们为更具主流特点的科学哲学家，象J·罗斯（Joseph Rouse）和受分析哲学影响的社会学者。

克里斯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把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解释学纲领的构建。但是，对科学的解释学的解读，他提出了一组富有启发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意义先于技术。这是对实证主义和主流哲学家科学观的无意义前提的批判。实证主义和主流科学家虽然给予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的形成一个理性的理由或非理性的范式，但是，他们没有追问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构建的意义前提，他们把科学描述为只是由实践、由技术或计算方法的运用构成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定性。因为，数据、结果及实验室的活动都是由解释而形成的。如果人们作出蹩脚的解释，那么就将得到错误的描述。在解释学看来，意义的产生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不仅仅依据从部分到整体的运动，而且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过程，即把现象置于现有的意义框架之中。当这种意义的假设部分地引起了疑问的时候，则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在持续进行的解释活动中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改进。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个观点既对第一种观点作了解说又将人类应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建基于实践活动之上，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合历史性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科学活动中，意义先于技术，就第二种观点来说，据以解释现象的意义框架，并不仅仅包括工具、文本和观点。而且涉及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由文化与历史所决定的人与世界的冲突。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试图进行解释时，他会受到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尤其当一个人试图发现一种深刻而丰富的与世界的联系时，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解释学实践的本质和范围就是科学中解释学研究的主题。

克里斯所讲的第三种观点，称之为境遇先于抽象的形式化。这种观点认为，真理只是涉及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向某人揭示某事，甚至科学知识，也绝不可能完全超越这些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复杂情况，即绝不能把它们撇开，仿佛科学知识是从无有中抽象出来。科学所揭示的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往往被这样一种事实所掩盖，即如果科学的（实验室）环境无误，这些现象就可以在许多的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自己说明自己。这种概括可能使人们对脱离实际的知识产生错觉，因为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现有的关联及对这种情境的理解，科学绝不会把具体情境抛在一边，理解决不会超出解释学的范围。在模糊的、高深莫测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意义的获得并非是超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或是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对这种关系的深化和扩展 [2]4-5 。

三、诠释学作为科学研究的纲领

克里斯虽然承认解释学对科学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他反对把从诠释学的角度解读科学看做是对科学研究的诠释学纲领的构建。其他学者希兰、科克尔曼斯等人则明确地提出了构建一种对科学做诠释学解读的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希兰指出：“如果哲学想要找一个良好机会来完成它对自然科学和一切科学的普遍反思的作用，那么通过诠释学的探讨，在科学哲学中恢复那些要素却是必不可少的” [2]10 。科克尔曼斯是科学的诠释学—现象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自然科学生来就是诠释学的事业，自始至终就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也就是说，在每一方面它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 [2]41。

科克尔曼斯认为，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他基本上关注的是本体论问题）应当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和历史条件下研究团体和科学家个人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作为整体而持续发展的科学上。他认为，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过程，是一项不断发展的科学事业，他具有彻头彻尾的诠释学本质。说明、发现、实验、观察以及寻求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诠释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实践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也是如此。

科克尔曼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现代科学的诠释学特征的最具重要的方面：首先，科学的所有形式的描述、说明和理解都是诠释学的高级形式。科学家并不说明某物是什么，而只说明在一定数量的假设下，它将有什么表现。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总是从典型的预先把握、预先洞察和预先构想等诠释学方面着手。其次，无论科学家怎样观察、测量、描述，从经验概括中进行归纳、推理，并阐明所谓的“自然规律”，他们总是依据一个意义框架来阐明他们所探讨的现象。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框架与所观察到的现象不是无关的，经过考察可知，即便这些有独创性的世界图景，也是以一些源于以前的理论或构想的要素为基础才得以构成的。再次，所有科学工作都是在诠释学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哪一门科学能超越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无法对那是什么作出真实的描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陈述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或永恒的，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或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穷尽了一些真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穷尽关于“那是什么”的真理。

四、结语

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看做神圣经典的理解技术，狄尔泰将其看做是与自然科学无涉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伽达默尔则在既遵循又超越狄尔泰的意义上将诠释学阐释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本体论。克里斯与科克尔曼斯在汲取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从方法和本体角度依据诠释学对自然科学的双重解读则真正地实现了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即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诠释学条件，又使诠释学成为自然科学自我理解的本体论，最终促进了科学诠释学的出现。

参考文献：

[1]黄小寒.“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