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科学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生产；劳动；工业；科学

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一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注重对人的问题的探寻与研究，他从哲学角度对现存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尽管此时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他用劳动代替了费尔巴哈的类意识，看到类存在物如果只在思维中确证自己那他无论如何也不是现实存在物而只是思维存在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也只有研究工业这一特定的生产劳动及其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往后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一、人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为“生产”，正是生产区别了人与动物的不同才使人成了“类存在物”。

人是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从三个方面阐述：从肉体方面说，人要靠自然界生活，是一种自然有机体的感性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理论方面看，人有意识能够能动地反映自然，把自然界中的一切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在实践领域中，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通过自己的劳动支配自然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的本质也可以概述为“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

在《手稿》中我们不难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7就是理性、意志、心。”他将“类”、将利用类概念进行思维能力的理性肯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认为人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有意识，人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因在于人的意识，即由于人有意识所以才有自由自觉的活动。

二、生产劳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活动

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而非现成的存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劳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便使主体从静态进入动态，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运动与现实中在他同对象之间发生能动与受动的关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后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的本质离不开劳动，但劳动本身并不就此等同于人的本质，而是只有透过劳动现象才能把握住人的本质，劳动是人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最根本的活动。马克思认为“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认自己，将自身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通过劳动显现在对象中丰富和实现自己的本质，“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各种自然力，同时又要受到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的限制，这一点与动植物无异，不过人所受到的这种限制根植于人的内在本质中，是人的本质规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反过来考察，“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自然界是人自由自觉这一活动能力得以外化的载体，是表现和确证其力量的对象，从而使人能够参加自然界的生活成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

三、工业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关于人的科学

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这里的“工业”不是一般意义所理解的现代工业，而是“完成了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工业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成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感性”不再仅仅是直接的理论直观，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改造客观对象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而“心理学”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说的，工业这种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最现实、最有内容的成果，是最容易感知的和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尽管它“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我们不能也无法撇开人的劳动这一个巨大的特殊的部分，否则便会“感觉自身不足”甚至犯下类似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必须研究人的感性劳动活动及其创造物，研究生产和工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和力量，也只有从人的本质力量这个意义上对“通常的物质的工业”加以认识和研究，才能使关于人的理论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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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对师范院校非环境专业开设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并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初见成效。

目前我国师范类高等院校，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环境教育训练还不够，尤其是高校的环境伦理教育更加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不同专业方向的未来教师，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受一种带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环境教育培训，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以生态科学知识为基础，以环境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主线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感受、体验、领悟、渗透其中的环境教育思想和未来可以借鉴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同时帮助他们树立起新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现，实现大学生环境意识由知到行的转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和谐。

1　教学内容体系

按照教学计划，人与自然课程为36学时。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述生态系统的概念、组成成分、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熟悉生态系统平衡和失衡的基本特征，掌握生态平衡的定义；第二章讲述污染的概念，环境污染的主要类型以及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了解水污染与废水处理的生态对策，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固体废物的处理及其资源化；第三章主要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作用，提高人们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从而使我国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获得人类重视及完善发展；第四章通过前面知识的铺垫，使学生了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正确的人与自然观，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处环境的现状，只有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　讲授方法

人与自然课程尝试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以便在较少的课时中，有效地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人与自然相关内容的介绍。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对某些环境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达到提高其环境道德素质的目的。从各个特殊案例的了解分析中提炼出关于生态问题和人类行为的一般道理，使学生的眼界不至于被局限在具体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中，这样既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也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例如在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区域，也发现了大量鲑鱼和鳟鱼死亡的事件，情况与鳄鱼僵尸十分类似，也是由于脑部的神经元坏死。经过反复的调查和试验，最终调查人员发现，死因是由于鳄鱼体内缺乏一种叫做“硫胺素”的物质，这种物质也叫做“维生素BI”。再次的实验结果表明，正常鳄鱼的内脏器官维生素Bl含量正常，而僵尸鳄鱼内脏器官的维生素Bl含量明显减少。调查终于有所进展。

最终，科学家得出了僵尸鳄鱼出现的原因：格里芬湖风光秀丽——人们移居到此——开垦肥沃的“腐质土农场”——大量化肥流人格里芬湖——格里芬湖水质富营养化——某种藻类大量繁殖——其他鱼类数量大量减少，除了一种叫做“窝斑”的鱼类——“窝斑(鱼祭)”体内有一种“硫胺素酯酶”，可以迅速分解生物体内的硫胺素——鳄鱼只能吃到“窝斑(鱼祭)”——鳄鱼体内缺乏硫胺素——鳄鱼大脑出现病理性损害——鳄鱼反应迟钝，僵尸化——溺水，饥饿等原因死亡。

最终结论：“窝斑(鱼祭)”是凶器，但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正是我们——人类!

这样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相关概念和知识，就容易让学生理解掌握，从而使他们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层层深入，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启发学生思维，利于学生记忆，最终使学生深刻体会到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教学手段的选择

由于人与自然课程主要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展现自然魅力、伟力和威力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探讨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而达到使学生关注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学习自然，珍爱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特别需要采用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手段一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内容包容量大、效率高而且表现形式生动，许多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用多媒体能够很容易地做到，所以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宜作为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手段。

4　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式

人与自然课程涉及内容广泛，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即通过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学生了解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而培养学生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学生懂得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人类应与环境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要更好地完成该目标，在教学方法上必须突破习惯思维、转变观念。

人与自然作为一门全校性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比较灵活，弹性大，我们力图改变传统考试方式，期末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查方式以尽量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方法为：70％的成绩由教师给定或学生自选相关感兴趣题目后自主查阅文献或参考书，按照科技论文的写作形式撰写小论文。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开拓学生视野，还能提高学生查阅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同时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0％为随堂小测验，这样不仅可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有助于学风建设。

5　教学实践效果及对今后课程建设的思考

据每学期期中检查和结课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自该课程改革以来学生满意度均在85％以上，这将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更多的办法来使这门课程适合学生的要求。

在今后教学中，我们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5.1　编写合适的讲义。目前，人与自然课程可选择的针对性教材很少，上课内容多从众多参考书中筛选出来的，这对学生更好地掌握该课程造成一定的难度。我们目前计划着手编写相应的辅助教材，当然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5.2　教学内容上要与时俱进，多联系当前时事来进行。随着科技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人与自然课程涉及的一些教学内容及社会热点问题每年都有变化，因此该课程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时进行更新，做到与时俱进。

5.3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层教学。人与自然这门课程涉及内容广，教学内容可深可浅，而且学生基础也参差不齐，如果有必要，可据文理分科教学，教学效果可能将更好。

参考文献：

[1]陶文娣，北京市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J]

[2]朱义年，李湘萍，大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与提高[J]

[3]周邦智，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环境与健康教学内容及模式的探讨与实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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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史发掘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传统认识论过于注重逻辑和理性，从静态的和个体的角度建构知识，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忽视知识的产生与证实过程中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对它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默顿描述的科学活动因未涉社会，被冠以科学知识的“黑箱理论”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在库恩之后，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张力引起了传统科学认识论的断裂、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提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中为摆脱认识论困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他指出:“认识论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的。认识论，或与它类似的东西，属于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3］83他试图从客观事实中寻找认识论原因，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自然化认识论之中。”［3］83为撼动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库恩等人发起的科学哲学革命，使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及其历史主义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库恩提出一个崭新、动态、非线性、非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将科学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的连续交替变化的过程。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顿的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继续成立。库恩的历史主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吸收，相对主义的成分又被激进地解读，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主张的强纲领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引入认知层面，象征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关注历史、社会及具体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甚至决定性作用，以自然主义及纯粹描述为特征，与科学社会学规范化和规定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社会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自笛卡尔提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以来，认识论者一直在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竭力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如同其他认识论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旧致力于回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不再追问“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知识是一种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5］186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只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信念等进行哲学或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性才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他们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多个角度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力图使社会认识论自然化。而自然主义在此之前完全根据内在、个体的心理过程解释认知现象的方式，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不再能用以解决当代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相对主义认识论张扬了一种具有集体约定主义特征的、社会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也使得自然主义从个人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沿着新的线索重构认识论。不可否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化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维度”，［6］曾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蔚然盛行。但与传统科学认识论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削弱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科学的体制性维护其社会认识论。对具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社会化认识论来说，“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这种消解了科学的规范性的自然主义，遭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本来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试图以社会因素的外在建构替代科学逻辑的因果演绎、解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则终将面临重构。

四、自然主义认识论与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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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哲学家 归纳法 演绎法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言，必须有一定的方法才行。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哲学分为发现的领域和论证的领域，却将发现的领域排除在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既有一般的方法，对于特殊的研究领域又有特殊的方法，一般的方法处于更基础的地位，下面我们就具体地分析讨论关于发现领域的一般方法。

英国唯物经验主义者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最早提出了科学理论产生或形成的方法就是归纳的方法，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是经验的归纳、概括和总结。所谓归纳就是把杂乱无章的经验进行初步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所谓“概括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包括更多的内容，就像尽可能与已知事实和现有的科学结构相一致一样，而不能是任意、武断或孤立的”。［1］P14如何进行概括和总结呢？他认为：“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跃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原理。这是现在通行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中把公理导出，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正的道路，但还没有试过。”［1］P17“方法论方面，培根把归纳法作为发现科学问题可接受解法的有效方法，建议实验者应该收集大量证据，然后提出假设；逻辑方面，培根强调支持一个科学假说所要求的证据的性质，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支持关系”。［2］P96培根的此种观点及以后稍有变化的观点到目前仍广泛地在自然科学教材中存在，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费耶阿本德总结道：“归纳主义者认为这些合理的概括必须满足的条件列举如下：（1）形成概括基础的观察陈述的数目必定是大；（2）观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予以重复；（3）没有任何公认的观察陈述和推导出的普遍性定律发生冲突。”此处明显的问题是“观察陈述的数目必定是大”的具体规定的大概范围应该是多少，还有“观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予以重复”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关于从经验资料经历归纳、概括和总结到达理论有没有一条有规则可循的道路。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观察和理论的严格区分，坚持观察应该摆脱已有观念的影响，这样的观察构成科学客观性的不变基础”，［3］P341亦即经验资料是中性的和客观的。把它的研究局限于论证的领域即满足什么样条件的科学理论才是正确的科学理论这一问题上，从而否认了这一“道路”存在的可能性，这正如卡尔纳普所言：“定理的发现时常不是推理的结果，是无规则可循的。”［4］P333关于经验资料是不是中性的问题也受到了许多人的严重怀疑，波普尔就认为经验资料并非中性的，而是渗透着理论的。尽管逻辑经验主义对归纳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也受到经验主义者休谟及其他许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波普尔就认为从经验资料到理论没有逻辑道路，进而否定了归纳法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归纳法强调了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经验资料的重要性，经验资料却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也就强调了观察和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性和作用。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理论的产生肯定与相关领域的经验资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康德（Immalulkant，1724―1804）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提倡演绎的方法。关于科学理论的总原理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的，而是先验的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即悟性或思维的法则或规律，悟性即是规律的能力。他说：“盖感性与吾人以方式（直观方式）而悟性则与吾人以规律。悟性为欲在现象中发见某规律，故常从事于研究现象。规律在其为客观的限度内即必然的依存于对象之知识之限度内，则名为法则。吾人虽由经验可知甚多之法则，但此等法则仅为更高法则之特殊规定，至统摄其他一切法则之最高法则，则先天的自悟性自身发生。此等法则不假经验；反之，乃赋予现象以适合法则之性质，因而是经验可能者。故悟性乃仅由比较现象以构成规律之能力以上之事物；其自身实为自然之立法者。”［5］P135他强调了自然的一般法则是先天的，特殊法则仅可从经验中来，物自身本身则是不可知的，割裂了事物的现象与其本身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本身不存在规律，是人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这样关于科学理论的产生仅仅就是人自身先天的认识悟性的能力，依靠悟性的能力创造一套科学理论强加于自然界即可，而且总是成功的。以后的笛卡尔及黑格尔等均主张演绎法，黑格尔认为思维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康德何等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让自然面对假设，要求自然对于我们的问题给出回答；如果缺少这种假设，我们只能漫无计划地作些偶然的观察，因而这些观察决不会把我们引导到自然规律”。［6］P270康德认为先天的最高法则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波普尔认为理论是一种猜想，这正如他所说：“我们的理智并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等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6］P274此种猜想的真理性他认为是我们不知道的，因此他认为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不一定是成功的。波普尔的方法就变成了假说―演绎法，强调了在科学认识中假说的重要性，不管是康德的最高法则还是波普尔的假说，都是与经验资料没有任何联系的。许多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都是一种演绎的体系，然而许多科学预测的成功却极大地显示了科学理论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地位及作用，也说明了演绎法的重要性和作用。

经验主义者认为有效的科学方法是归纳法，要求一切科学的命题都必须翻译成感觉经验的命题，从本质上取消了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忽视了理论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观察与实验可以使科学进步。同样，概念的精确与扩展、概念的改变，甚至概念的动摇，也促进科学向前发展”。［2］P55关于观察和实验所取得的经验资料是否可以构成科学客观性的不变基础，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是建基于沼泽上而非坚硬的地基上。然而我们从科学史可以知道没有观察和实验取得的经验资料，产生科学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归纳法应有其相应的地位和价值。

理性主义者认为有效的科学方法是演绎法，否认归纳法的价值和作用。但他们的功绩是否认了归纳法的神话，认为在假说的形成过程中经验资料不起任何作用，批判理性主义者认为经验对理论只起证伪或确证的作用，从而否认了经验在科学理论的产生或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仅仅把经验作为检查理论效用的工具。

实际上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仅仅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是不够的，应当强调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结合，例如近代物理科学的方法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倡导的实验与数学相结合、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7］实际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往往要采用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方法等多种方法，只有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自然科学研究，才能达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目的，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美］S.汉姆普西耳编著.陈嘉明译.理性的时代.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2］［法］让娜・帕朗-维亚尔著.张来举译.自然科学的哲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

［3］舒炜光，邱仁宗主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

［4］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

［5］［德］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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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席勒；审美假象；审美批判

《审美教育书简》(下称《书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美学的进程。维塞尔认为：“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美学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哈贝马斯则称它是“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本文着力探讨席勒在《书简》中提出的“审美假象”概念。首先对“审美假象”概念进行辨析，并梳理其学理背景，其次是分析“审美假象”论的批判性内涵及影响，最后，参照多种美学视角，对席勒“审美假象”论的“先天缺陷”进行批判性分析。

一

在《书简》第九封信中，席勒就提出了“假象”的概念：“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你都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把他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他们包围，直到假象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这里把“假象”和“艺术”并置，并分别同“现实”、“自然”相对，就已经指示了艺术和假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第二十六封信中，席勒则明确将其表述为一个美学命题：“鄙视审美假象，就等于鄙视一切美的艺术，因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席勒同时也强调“审美假象”不同于“逻辑假象”。“逻辑假象”混淆现实，具有欺骗的性质，而“审美假象”自我显明为“假象”，当然谈不上“欺骗”。

我们有必要先对“假象”(Schein)作一番辨析。该词在德语中有“光辉”、“外表”之义，而“外表”则多有“表面现象”和“靠不住”的意思。仅以《书简》中“Schein”翻译来说，依笔者所见，就有三种：一是“假象”，如冯至、范大灿的译文和缪灵珠的译文(《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二是“形象显现”，见于朱光潜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三是“外观”，如徐恒醇的《书简》译文、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等。自康德之后，“Schein”成为德国哲学(美学)的常用词，除席勒外，它在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说的“日神之梦境”即是“Schein”。需要注意的是，尼采突出了这个词的“光辉”之义，翻译者或译为“假象”(缪朗山)，或译作“外观”(周国平)。海德格尔对该词的使用也往往突出其“光辉”之义，其著作的中译者通常将其译为“假象”或“闪耀”。

笔者认为，单就词义论，将“Schein”翻译为“假象”、“外观”、“形象显现”都没有什么不妥。但从上面的论述可以见出，虽然该词兼具“外表”和“光辉”二义，但在不同的美学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或是“非实在性”之义，或是“光辉”之义，或是二者并重。席勒用“Schein”规定艺术的本质，既是以此来反对那种视“美的艺术”为“消遣之物”的轻视态度，同时也是要为艺术确立不同于自然科学真理模式的“真理”。正像伽达默尔所说：“把审美特性的本体论规定推至审美假象概念上，其理论基础在于：自然科学认识模式的统治导致了对一切立于这种新方法论认识可能性的非议。”伽达默尔在此还指出，通过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审美假象”，席勒成为第一个确立“艺术立足点”人。在更大的意义上，它刻画了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要素的特征。由此可见，席勒把“Schein”同“现实”相对立，同科学上的“真实”相对立，具有争辩性，是对审美之“非实在性”的强调，所以我们认为将其翻译为“假象”很妥帖，而若将其译为“形象显现”。虽很仔细，但略显冗长。尼采所谓的“Schein”则既强调“日神”的“光辉”之义，又强调梦境的“非实在性”，翻译成“外观”很恰当；而海德格尔在使用“Schein”时，“光辉”之义较为突出，译为“显耀”或更合适。这里多有妄断，因为翻译讲求的是灵活变通。

席勒的“审美假象”论直接源自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53节中，康德宣称：“诗的艺术随意的用假相游戏着，而不是用这个来欺骗人，因它自己声明它的事是单纯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也能被悟性在它的工作里合目的地运用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处的“假相”就是“Schein”。康德使用“Schein”这个词是为了强调“诗的艺术”乃是一种想象力的自由运作，并且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又说：“在诗的艺术里一切进行得诚实和正直。它自己承认是一运用想象力提供慰乐的游戏，并想在形式方面和悟性的规律协和一致，并不想通过感性的描写来欺骗和包围悟性。”尽管从这些表述来看，席勒与康德非常相近，但如上所论，由于席勒刻意强化了“审美假象”的现实批判性而开辟了美学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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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波兰尼；波普尔；默会认识论；进化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38-06

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典型代表，同哈耶克一道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与波普尔在20世纪星光璀璨的科学哲学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希翼以默会认识论取代自洛克和休谟以来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个人的主观性融入到对知识的理解中。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点，它辩证地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持有的普遍怀疑原则，批判了实证主义者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分裂起来的现象，指出认识是认识主体的真实存在，认识依赖于认识主体的身心获取默会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的张扬凸显了认识者的主体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被誉为“开放社会之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依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力图从进化的维度理解并阐明人类认识结构和能力的起源及发展。其进化认识论是他的全部科学哲学理论的基石。

一、比较的哲学背景：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与范式转向

自从关于知识的哲学诞生的那天起，认知的模式就被具象地异质表征着。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区别”[1]。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将形而上学与专门学科做了具体的区分，并对其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理论定位，规制了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地位。哲学的认识就是探究事物的真实性质的认识，它孜孜探寻宇宙的存在奥秘，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理论的根本指归。在古希腊的哲学境域中，知识起源、形式及实质等全部问题都被形而上学化了。沃尔什对形而上学的哲学认定与亚里士多德相近，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实在的整体问题，是一种最根本的探索，它探索什么存在或什么真实的存在，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的科学，把世界作为第一原理的理论[2]。形而上学的理论特性在于抽象，它拒绝自然科学的数学性逻辑，追寻存在的最终条件和依据。

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从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体性普遍性知识诉求到追问“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认识性应然性知识诉求的范式转移，已经昭示了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哲学范式的内在逻辑演变使哲学的思维范式发生了改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哲学思维的一种理论自觉。柏拉图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它在理念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里却被遮蔽了或被遗忘了，因此，要想得到的认识只能靠“回忆”。自笛卡尔开始，科学的发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理性之梦，认识论的转向使哲学的范式发生了改变，宣判了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规定了单纯地抽象地断言世界本质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无效性。围绕着“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的思想主旨，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分歧，作为知识的理性与作为感觉的经验发生了分裂，经验论把认识的起源限定于感觉经验，唯理论则宣称理性思维是知识的本源。洛克对天赋观念进行了激烈批判，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源泉，在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的关照下，一切知识皆可获得。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精神做支撑，认为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于心灵的感知，通过心灵思考实体，心灵可通过有效地运用我们眼睛的方式而得到改进[3]。康德试图以经验与先验的认知概念来调和洛克与笛卡尔的争辩，将现象世界与物自体的区分依据限定在可知与不可知的宏大对立中。康德之后的黑格尔与费希特们又都以自己的理论努力试图超越这一对立。认识论的哲学之旅就这样在分裂―弥合―分裂之此起彼伏的争论中从近代走到了现代。

哲学从问题开始，问题本身倚预设出现。黑格尔说：“开端就是纯有。”[4]哲学就是在对“存在”的阐释中展现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当古希腊先哲们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水或者火时，他们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世界的本源是存在的。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认为，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及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涵义指称理论直接带来认知的语言哲学预设逻辑：“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意图并不是谈论月亮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存在。”[5]科学的理论预设前提就是那些不证自明的观念自身的存在，而对观念自身的存在以及前提进行探究，就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现实任务。康德哲学就是在“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中得以展开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应提出象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以及是怎样可能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6]

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精神现象的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在表象物质的变化中悄然表征着改变的印迹。在假定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在场”的前提下，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古希腊到康德之前的传统哲学那里得到了解决。但认识能力的真实“在场性”并不能保证认识能力的完全彻底性，认识的有效性问题不得不接受理论的“审判”：独立的客体何以被真实完整地认识？主体的思维触角是否可以伸向彼岸的“物自体”王国？康德试图以先天的综合判断来回应这一问题，但二元论的立场和不可知论的断言使得这种理论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波兰尼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就是在试图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的理论努力中出场的。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历程在古希腊的哲人劳埃德那里就开启了，中国古代诸多科学家也都“形而上学”地成为哲学家，科学的质性探究与哲学的形上思考结合起来，使“科学哲学”的言说成为可能。爱因斯坦断言：“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常仔细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7]波兰尼说：“所有的理解都是默会认识，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寓居而实现的。因此，狄尔泰和立普斯所提出的如下思想，即只有通过寓居才能认识人和艺术作品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寓居不同于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观察。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观察某颗恒星时的寓居，没有理解人和艺术作品时那么深刻。默会认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8]。波兰尼始终怀揣人文关怀的热情与思索世界的浪漫，晚期的哲学家角色使得他的科学哲学尤为严谨与深邃，默会认知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一场认识论领域的变革。

二、相同的认识论立场：消解传统认识论与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一）传统认识论的消解与新的科学认识论的建构

强调知识和命题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语言表达可以承载一切知识的存在的传统认识观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波兰尼看来，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纯粹的知识，个人的参与及个人的默会能力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致命要害在于它追求的“完全客观性”的知识之虚幻性和荒唐性，在实质上是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他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9]23波兰尼认为，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可靠的客观知识，极力排斥形而上学，张扬科学理性主义，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方法论界限消失了，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了一切知识，所有形上领域的价值和观念都被摧毁殆尽，并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曾唤起的人类对整个世界意义的追寻信念的丧失。波兰尼批评了这一机械方法的“剥夺”性质，把有思维意识的人简单化约为没有任何知觉的机械机器，因而作为人的科学家就可以不必为科学研究承担社会道德责任。“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10]24，科学成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活动。另一方面，休谟和洛克主导的客观主义方法把科学的研究看作是“可观察事实的集合”，科学就是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纯粹客观活动，科学一旦渗入了人的主观意识，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这种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价值，带来的后果是人性与知识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割裂，人在科学认识中的消隐使得人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和怀疑。实证主义的错误已导致了科学的蒙昧主义，科学远离了人性，科学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10]36客观性、实证性与非个人性的传统认识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它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若不对这种“现代荒唐性”的认识论进行变革，科学的危机将会愈加严重。

与波兰尼的认识论立场相同，波普尔审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逻辑支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知识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有力的反驳，以一种全新的“客观知识”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直接撕毁。波普尔运用证伪主义原则，以自己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的“猜想与反驳”来同构达尔文原初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与选择”。一系列的假说和猜想构成了“世界3”或人类社会当今存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它们都是类型各异的猜想，科学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假说。据此波普尔认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靠知识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迟早会遭致反驳和否定，在这一立场上，任何“绝对可靠的理论”[11]23都是一种虚妄的梦想。在不得不选择一种理论的时候，一种合理可取的做法就是自觉去选择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接受检验能力最强的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进化的启示，也是对客观知识的必然回应。波普尔认为：“从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信仰。”[12]15因此，这种认识论是一种传统的常识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波普尔决心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进化认识论来颠覆和取代传统的常识认识论，指出：与批判精神相悖的是教条的态度，它是我们实现科学认识的大敌，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和精髓。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打破人类僵化的思维、沉闷的理性、保守的传统、狂妄自大的权威以及不可证实的科学，是波普尔批判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二）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波兰尼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观的错误，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是充满人性因素的科学，科学知识离不开人，人的热情、信念与价值就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错误之处在于远离了人性的根基去研究科学，脱离了以人性为根基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观与科学创造是非人的科学，“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13]49个人的兴趣、热情、信心、技巧及价值判断等人文因素是科学价值自身的体现与反映。“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10]34因此，传统的认识观将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起来的做法是虚妄的，是需要彻底变革的错误认识观。立足于“科学是人的科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波兰尼将其最重要的论著命名为《个人知识》：“我要表明种种科学热情绝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是具有逻辑功能的，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9]204

与波兰尼一样，怀着深切的人文情怀，波普尔明确将科学的最终价值归属指向人，提出属人的问题是科学增长的起源。人在科学知识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认识是允许犯错的，“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12]1这种对人可犯错的认可是对人性特点的正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波普尔强调，科学知识增长的最终价值是为了获得人的精神的自由成长，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导向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14]548“世界3”就是一个内含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世界，其之所以能够与“世界1”之间建起联系，是因为“世界2”的中介联系的存在，“世界3”之客观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人的趋于自我完善的本性使得他穿梭在“世界1”和“世界3”之间，人的追求完善的精神使得他赋予整个世界以意义。

三、相异的认识论模式：默会认识论与进化认识论之争

波兰尼与波普尔都共同向传统的权威认识观挑战，但各自举起的认识论旗帜是不同的。波兰尼认识论的精神内核是“个人知识”维度上的默会能力，科学家的个人介入与参与是保证理论科学的重要机制；波普尔则提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性知识是其进化论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一）批判传统认识观的话语指向之争

在对传统认识观的批判上，波兰尼与波普尔的话语指向是不同的。波普尔强调自己的进化认识论是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虽然优于经验，但理性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证伪主义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波兰尼则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的话语表达不以为然，“批判性的事业掀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了我们的科学、哲学和艺术，它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到了最后的极限。因此，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知性自由时期，我要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后批判时代。”[14]109他们在批判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另一种能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断裂，批判的心灵否弃了两种认识能力中的一种，试图完全依赖于剩下的那一种。”[11]117对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只能靠心灵去领会的知识进行逻辑层面的认识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种批判的结果掩盖了人们认知层面的不能言说的部分，使人们的认识能力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二）认识有无主体之争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默会即是认识主体的默会，认识主体的在场性是默会认识存在的根本保证。在波兰尼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强调了默会知识的个人参与维度。认识主体的默会能力、寄托、信念都直接决定了科学认识能否顺利完全。没有了认识主体，也就不可能有默会的存在了。在长期的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的探索中，波普尔汲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营养及思维模式，并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到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进化知识论架构，被称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11]7；“它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11]123客观知识中的客观是一种内容宏大的客观，它不仅指向自然世界的客观，更多地包揽了人们在追求科学知识的途中所获取的各种符号化的知识成果。而主观知识者则狭隘地持有着“书只有在被人理解才能在实际上成为一本书，否则它只不过是沾上墨迹的纸张而已”[11]270的知识信念。

（三）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与客观知识的进化维度之争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波普尔认识论的主要支援背景，人类知识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一样，知识是其自身长期进化的产物。“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和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1]73同生物进化一样，人类知识的增长及认识活动的拓展，都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理论在过去成功的事实不能作为将来成功的任何保证……一个过去曾被反驳的理论可能仍然是有用的。”[11]73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被证伪的可能，都有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的可能。科学理论的获取路径依赖于客观知识被证伪的过程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波兰尼却认为，人类认知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还应深入到个体认知活动的不可言说的默会层面，知识的默会维度才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本质做出恰当的解释。

（四）科学认识的评判标准之争

在判断一种认识是否科学的标准问题上，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一种命题、理论或学说如果能够在经验层面被证伪，那么它就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被证伪就是非科学的认识。越精确的理论一定是越越来越经得起证伪的理论。波兰尼则对这一原则提出了抗议，认为科学是能够通达真理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假设是一种冒着较大理论风险的主观猜测，因而是不科学的。默会认知理论说明，“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西。”[13]305科学认识不是被证伪的结果，是认识主体的信念支撑起来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所有的科学知识，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形而上学的追问，“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15]信念是知识的源泉，科学就是人们对其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13]172-173

（五）科学发现有无方法论之争

波兰尼认为科学的发现就是关于存在的选择，科学发现是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方法的。“科学命题的发现和论证其是否正确并没有严格的规则。”[16]波普尔则强调科学发现是有方法的，其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不断地尝试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一种猜测，人们在科学发现过程中以猜测的方法接近真理进而发现真理。“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如何正确而为猜测作辩护，相反，我们将试图运用所有逻辑的、数学的以及技术的武器来证明我们的预期是错误的，以此来这些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未经证明和未经辩护的新预期来取代那些猜测。正如培根所戏称的，这种新预期是一些‘轻率的、不成熟的偏见’。”[17]科学的试错法是人们进行学习的根本方法。波兰尼却坚持认为个人知识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否认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因素的存在。因为事先预定了科学的合法性存在，科学就不该被我们所规定，我们只能试着去描述科学。科学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它自身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用方法论去解释科学的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进化认识论与默会认识论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界有影响力的科学认识论，波兰尼的默会认识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认知理论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表征，其思想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站在反叛传统认识的立场上，推崇人文主义科学观，为我们昭示了科学研究的温情内涵，颠覆了科学界一度盛行的科学至上的神话，摧毁了客观主义者们为科学设置的种种栅栏，使科学以饱满的符合人性需要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对传统的“纯粹认识论”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反驳，对传统“主客体二分”的模式进行了消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认识论的人性抽象预设进行了批判，证伪了其理论的错误性，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传统及积极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变化，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认识是一个进化的动态过程，知识增长的基础是证伪，知识增长的前提是它的可否证性。它启示人们，在科学的王国里，真理是短暂的，今日的真理是通达明日真理的一个“暂时性存在”。进化认识论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缺陷，如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发生学研究的忽视和缺乏，漠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段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普尔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来源与发展限定在与生物进化同质的进化途径上，理论的偏激性与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进化认识论完全肯定演绎而否定归纳，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因而遭到了拉卡托斯的批判：“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8]

相比之下，波兰尼“默之所在，不言自会”的默会认识论的革命性影响是巨大的。波兰尼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研究带来的危害体会颇深，对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断言科学的知识是个人的，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是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隔阂的主要途径，目的是为了论证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自然科学也是充满人性的科学，以促进人们对科学观的革命性变革。默会认知理论对人类认识默会维度的开掘和强调，从认知的微观角度揭示出人类的默会能力，无疑开辟了认识的新的理论空间，扩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新的理论境界，描绘了科学发现过程的新的认识途径和图景，为陷入认知困境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摆脱困境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所斥责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观在今日的中国也非常盛行，其现实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尤为明显。波兰尼满怀激情地猛烈抨击当今科学研究的非人性化与泯灭人性，怀揣同时代其他的科学哲学家少有的热情与浪漫，指责在科学的全部环节中剔除作为科学主体的人自身的行为，波兰尼为科学沦落成一种纯粹的毫无激情和人文向度的机械化信息处理过程而深深叹惋和痛惜：“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对波兰尼充满人性底蕴的科学认识论进行深思，倾听他哲学思想中涌动的整合科学与人性的理性冲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的必要性。它启迪我们，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决不仅仅是纯粹逻辑层面的推演，科学与个人的知识、品格、兴趣、信念与寄托是无法分割的。人学思想的价值高于实证理性的价值，个人的信仰引领着科学的方向，个人的求知热情规制着科学的永无穷尽。在这一角度上，有人称他是一位人本主义者，是人道主义的神启哲学。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思想新趋向，即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人本主义[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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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olanyi and Popper’s Theory of Knowledge

YU Dahuai CHENG Guangli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篇7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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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篇9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篇10

关键词：科学方法；辩证法；物理效应

物理学知识是对自然现象科学认识的概括和总结，蕴含大量的科学方法。传统的教学观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对科学认识和科学方法阐述不够重视，这样的教学观很难体现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因此，在物理教学中潜移默化教学手段的教育，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物理教学中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教学方法：

一、理论联系实际要成为最基本的获取知识手段

物理知识源于实践，又能正确地反映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这是哲学的观点，也是基本的物理方法。但是有不少学生没有这种基本认识，他们习惯于按物理公式“算一算”，而不是回到实际中去“想一想”是否符合事实。经常有一些学生解答物理题时，得出一些不符合事实规律的结果。其实，只要结合实际，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和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自然现象和实际问题能够反映大量的物理规律。例如，力和运动的问题反映经典力学规律，家庭电路和电器反映电磁学规律，光现象反映反射折射等，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善于从实践中归纳，并能运用物理知识进行思考，解决实际问题。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的定义、定理、定律都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和实践中，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能力，要求学生注重观察，做好实验，用物理知识进行分析研究，也正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维能力的方法。如，利用水和玻璃做光的色散实验，自制伽利略对接斜面等，这些器材学生更熟悉，可以更贴近生活，感受物理就在身边。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做实验是研究自然规律的内在联系，研究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辩证法思想是最重要的物理教学方法

物理课虽说不是专门的辩证法课程，但通过物理知识的学习可以体验和认识辩证法思想。例如，关于静摩擦力的认识，没有达到最大值之前，随着外加动力的增大而增大，达到最大值之后就变成滑动摩擦力了；光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体现了质和量互变的规律；汤姆孙、波尔对原子结构的认识，都是在不断否定前人基础上，终于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原子结构模型，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关于运动和力的认识也是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辩证法思想推动了物理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教学活动必须尊重辩证法。

三、联系和转化是最重要的物理教学手段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变化的科学，这些规律的基本特性是：运动变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换的。这样的认识是辩证认识的反映，其意义和方法十分明显。例如，测一井深，只要测量石子从地面落入井底的时间，就可知道井的深度，这是空间测量转化为时间测量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物理学对人的能力的培养，就表现在对问题的转化能力中。我们常用转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时间量和空间量的相互转化，力学量和电磁学量的相互转化，过程量和状态量的相互转化，微观量和宏观量的相互转换，不可视读量和可视读量的转化等，这些在教学中要体现出来。物理规律为转化提供了依据，指明了转化的方向和方法，不仅适用与物理教学还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中。联系和转化的手段对思维的训练有明显的作用，对教学有指导意义。

四、物理学习活动中要灌输抽象和概括的方法

抽象和概括蕴含了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推理。“抽象”指以事实为基础，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使问题简单化，建立理想化模型，揭示本质规律；“概括”指通过大量的事实，归纳出事物变化的本质，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运动和力的本质认识是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的观点不断抽象和概括的结果；牛顿通过大量的事实，在前人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大自然的基本规律――万有引力定律。这些知识都是在不断的演绎和推理中得出的，是不断的抽象和概括的过程。此外，教学中要注重物理学史上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创造力有积极的

意义。

五、物理学习活动应积极采用数学方法来开展

人所共知，物理离不开数学，中学中的函数与方程、几何、图像、积分、求导等是学好物理的重要工具。课程标准指出高中阶段学生要能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要注重要比值定义物理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物理规律，用图像分析数据，解矢量三角形等。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结合数学知识演绎物理问题，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六、物理效应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物理效应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例如，根据材料的电阻受温度、光照、掺入杂质的影响，可以制成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半导体元件。技术和核心往往依据某种物理效应，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物理效应的发现。放射性、原子裂变、超导、量子效应等不仅是物理学的重大发现，也是重要的技术进步，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教学中应关注物理效应的教学。

如果抛开知识讲授方法，方法就变成无木之本，如果抛开方法讲知识，知识将是一潭死水。不是教学生“学会”知识，而是教学生“会学”知识。因此在物理学习活动中，应主动渗透科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在教学中突出教学手段的教育，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来组织教学，就能实现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