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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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收购

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加深，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资料，中国于2001年吸收外资446亿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第六大投资吸引国。按照跨国公司对投资企业拥有股权比例的不同，可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形式分为四种：1.同投资所在国成立合资企业。成立合资企业的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共担亏损和风险。2.在东道国成立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是指投入企业的资本完全由一国的投资者提供，投资者对投资企业的股权拥有的比例在95%以上的企业。3.收买并拥有外国企业的股份并达到一定比例。按照IMF的定义，凡拥有25%投票权的股东，即可视为直接控制。美国规定，凡拥有外国企业的股权10%以上者，均属于对外直接投资。4.投资者利润的再投资。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主要是与中方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如世界闻名的汽车巨头丰田、通用、大众，通讯业的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用品和洗涤用品行业的宝洁、高露洁等跨国公司均在华设立合资公司。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独资或收购我国企业股份这两种形式，特别是收购我国上市企业的股份。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的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调整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的立场，对外商在华的投资领域、投资形式、投资比例、投资规模、经营范围等设置了许多政策壁垒。为适应当时的情况，跨国公司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政策，将一个企业按照功能或生产程序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在不同的地区设立多个合资企业。结果， 跨国公司在华的各个企业在功能或产品上往往无实质性的差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其在华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也影响了全球或区域性财务的统筹安排。而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功能、管理上的有机联系，对跨国公司实施总体经营战略、统一管理、共享资源造成困难。譬如，松下国际集团曾采用日本制造业辉煌时普遍采用的“事业部制”，在中国拥有50家企业。这50家企业都是独立法人企业，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各自为政，这50家工厂的经营只能通过电话向日本的事业部请示，松下（中国）的统筹管理作用微乎其微。而还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互为对手，互相竞争，造成渠道重复、品牌冲突和高昂的投入。再如德国大众在中国成立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两家合资公司。这一“以中治中”的模式曾是中国汽车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但现在，德国大众开始为自己“一女嫁二夫”的战略带来的麻烦困扰。一来这两家中方合资公司同时又是别的外资企业的核心合作伙伴（上汽与通用合作，一汽与丰田合作），在资源上总会有所倾斜；二是大众汽车车型冲突和品牌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跨国公司正在对中国业务进行战略调整，以期整合资源，凸现品牌，争取企业的控制权，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和研发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成本。在此过程中，松下、西门子、宝洁等跨国公司直接将原来设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以便更好地协调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进行战略调整，是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形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二、跨国公司通过收购股份可以快速占有市场，取得规模经济，实现战略扩张

随着我国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并购正成为我国WTO后的主要经济热点。WTO后，大量跨国公司争相进入我国，收购国内各行业的优势企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的重要战略行动。我国加入WTO后，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中所占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公司将会选择收购国内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向我国转移具有区位优势的生产环节，实现强强并购。据悉，索尼以超过亿元的人民币，1800万美元的溢价收购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67%的股份，成为索贝的控股股东，其原因在于：一是索贝10年来在多媒体技术上的开发力量；二是索贝已建立起全国营销和服务体系。由于索尼在中国目前只拥有单机销售网，而索贝形成的是系统集成。因此，索尼要实现本土化战略，还必须在销售系统上进行变革。事实上，像索尼这样的境外资本通过向国内企业购买部分股权且实现控股来进行投资的，近来在家电业、零售业、制造业等均有突出案例，如联合利华收购和路雪、中华等国内名牌，伊莱克斯收购东宝，东洋电机收购中意的空调生产线等。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拥有垄断性经济资源，加上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现象相当普遍，相当多行业的进入壁垒仍较高。跨国公司收购这类公司，不仅可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可以为跨国公司打破行业壁垒。另一方面，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处于所属行业的前列甚至龙头地位，经营管理和生产设备等各项经济指标位列行业前茅。他们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致力于熟悉国内市场，重视内部经营管理，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和营销网络，以及知名本土品牌等核心资产。这些公司正为跨国公司所青睐，在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收购这样的公司，技术转移和管理磨合的成本较低，能够实现并购的战略目的。

三、中国市场孕育的机会和中国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快速增长的经济实体。近几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的影响，加上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北美、日本和欧洲经济疲软，增长乏力。但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7%，2003年中国第一季度GDP实现9.9%的增长，第二季度虽有SARS的影响，但GDP增长也达到6.7%.据多家权威机构估计，中国2003年全年可实现8%左右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回暖的动力，吸引了无数跨国公司的眼光并使得众多的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而中国于2001年年底加入WTO以后，将按照协议的承诺，在“入世”后35年的时间内逐步开放非国家经济命脉性质领域的合资壁垒。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打破在中国的“合资瓶颈”的机会来了。因此，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成立独资企业的形式。

四、强化管理，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也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原因

一般说来，跨国公司通过与中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可以与东道国政府、顾客、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有利于当地业务的发展。其次中方公司通常对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经济政治体制及经营环境十分熟悉，有利于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当地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减少判断偏差和决策失误。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合资公司、中方公司拥有各自的立场，而且由于文化、管理、社会传统、价值观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跨国公司通常很难通过成立合资企业来协调并实现它的全球战略。例如有一家叫星海货运码头公司的中泰合资企业，一次公司出现失火，中方经理离开办公室赶去抢险，回来后反而遭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的泰方经理的责备。泰方经理认为他去灭火，不仅不能起多大作用，反而是一种人才的使用不当和浪费。可以想象，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摩擦和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建立独资企业的投资形式，以期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全球战略，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

五、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跨国公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技术的竞争，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大都是专有技术，因此，如何控制和对技术保密就成为跨国公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总结以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越是要对企业控股，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跨国公司越是要采取独资形式。跨国公司在中国采用的技术主要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通常来讲，在独资企业和外方控股的合营企业中，跨过公司转让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国内领先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的技术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控股的合营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大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的技术，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多选择独资企业的原因之一。2001年外商投资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占60%以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2002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进一步上升到65%以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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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 。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 ”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R.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Mobilit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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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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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篇5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贸易出口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1.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市场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对出口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论上,应用前面阐述的投资的贸易替代分析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明新产品―当地生产―对外出口―对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由投资取代了母国的出口。

2.资源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由于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而且还涉及资本、技术、管理能力、国民素质、创造能力等战略性资源,因而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与战略性资源联系在一起。

这种影响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出口的效应有限,但这类国际直接投资只会促进出口,而一般不会产生替代效应。

3.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

效率型国际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资源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跨国公司追求战略性资源以提高效率,从而导致产业国际化。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指因国际直接投资直接促进母国出口产品构成,而间接影响则是来自母国由于国际直接投资而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对出口结构的影响。

1.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直接影响

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在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中,由于海外企业对于母公司总部行为的需求与国际直接投资一起上升,服务产品的出口会相应增加。

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自然资源行业国际直接投资对于相应自然资源产成品的影响并不能确定,但肯定的结果是,母国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比例会上升。

2.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间接影响

母国出口产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母国产业结构所决定,而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衡量其对母国出口产品产业结构的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一国应从在本国处于劣势,但与某些国家相比处于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开始国际直接投资,而保持国内优势产业,以出口方式参与国际化经营。根据这种理论,一国不断向外进行 国际直接投资转移劣势产业可以提高国内产业结构,从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也为母国政府采取倾斜政策,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取低成本的资源或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现有产品升级换代来加强出口竞争力,从而也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当然,过度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可能对就业、产出等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产生投资“空心化”现象。

三、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外贸出口市场的影响

1.公司的国际化生产体系为母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了一个可进入的特权市场。不过,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一市场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体系外市场而高效地组织生产与销售的机制。利用外部市场有两种途径:直接出口或在国外设点,通过直接对外部市场的国内销售来进行。为了尽可能地有效组织生产与营销,贸易可与国际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

2.跨国经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在保证和扩大本身市场时,也对母国其它企业带来了扩大市场的机会,这常常是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的溢出效应。

四、中国通过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提高外贸竞争力的建议

1.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

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国家间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较量,反映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该国经济实力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资本大规模地跨国流动,企业发展逐步打破国家界限,国际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出现偏离。一国应将注意力放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经济效益上,而不是进出口数额的增长与贸易顺差数字上。从这种全新的视角出发,外贸不在于看出口多少产品,而在于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与竞争力,在于产品所包含的零部件有多少是自己国家企业生产出的,因为它们才能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和一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2.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培育我国企业的外贸竞争力

在转变外贸发展观与我国吸收外资对贸易地位改善的依赖性过强且效果欠佳的背景下,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的唯一选择是依靠本国企业自身实力。这一方面需要注重按提高国际竞争力原则引进外资,使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在组织、管理、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塑造我国企业的未来。在面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际化两个市场局面的巨大压力下,审时度势,开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外国市场是现实的选择。发展我国的FDI,一方面,可以从质和量这两方面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FDI 可使我国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同时,利用国外资源特别是战略性的如知识、技术、组织管理等无形资源,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我国基于企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以适应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生产领域的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例如,我国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PC业务,只有这样高瞻远瞩的举措才是我们增强外贸竞争力的方法,也只有它才是中国未来应该选择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钱荣坤.国际金融.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何智蕴等.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

[3]张平等.2005中国投资前景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篇6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篇7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上还处于年增加规模100亿美元以下的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但众所期望的投资却一直未曾出现。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330亿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收缩,2008年全年净流出也达到了535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4亿美元,但第二季度,当季投资高达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6%,环比增长182%。目前有一批大项目正在协商中,全年对外投资的总体形势仍然乐观。据此可以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对外投资大国(如美国、日本等)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达数百亿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亿甚至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国。这个现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双顺差”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值和占总顺差比重呈增加趋势,并且与国际收支总顺差、外汇储备同方向增加。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4261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4451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300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859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虽然不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为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资本项目顺差虽然从绝对额看呈现波动的趋势,但所占总顺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资本项目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是4%。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现扭转,首先实现资本项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巨额的“双顺差”,我国国际储备也逐年增长。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中国依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更达到2131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此时释放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有效的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降低资本项目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人民币的强势和外汇储备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改善国际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径。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顺差会一直存在,要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就需要从资本项目入手。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之所以改善(顺差缩小),资本项目顺差缩小的作用不可忽视。200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735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5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4%,资本项目顺差190亿美元,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顺差的影响巨大,资本项目对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正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而日益凸显。由于全球经济收缩,当前许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国政府对外资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这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机会,此外,人民币的强势也会促使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增长速度会加快,可能慢慢成为减轻资本项目顺差压力的重要因素。

2.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而言,尤其是货物的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型和贸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国外投资,可以绕开一国或区域集团的贸易保护。而通过在东道国建立生产销售网络,在维持对原有国外市场的同时,还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或在建立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还能带动我国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但势必带来中国进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国没有进行这种投资,对一些国内缺乏资源的进口也是刚性的。

3.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改变贸易结构改善国际收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从1982年至今却一直都是逆差,可见我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如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可谓一箭多雕。首先是为我国企业在非洲寻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对南非的贸易结构,由产品出口逐渐转向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不仅如此,这宗大额的收购也缓和了南非因为长期对我国贸易逆差的不满。

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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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直接投资 资本输出 资本输入

一、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定义及其受保护的战略意义

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一种，是指一国国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入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直接投资被认为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廉价劳动力等重要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的重要途径。海外投资主要包括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是为剩余资本谋出路，扩张国际资本，获取大量海外利润乃至超额利润的过程。对于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吸收、利用外资，解决国内资金匮乏，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联系愈加紧密。运用国际投资，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总体要求的；并且对国际经济增长、国际分工和合作均发挥着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国际海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二、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保护方式

基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各国都积极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来保障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各项有力措施中，法律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税收的高低，外汇的管理和限制，特定营业活动的限制及其范围等都是通过一定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上层建筑部分的法律与作为基础的经济是互相影响的，任何某种法律制度的变化都可能带来相应行业具体经营方式的变化。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然应该充分考虑该国法律条件的稳定性，并对可能发生的法律条件变化提前预估，综合分析对投资效益的可能性影响。所以，无论是资本输入国，亦或是资本输出国，均应积极寻求国际投资环境项下的法制保障，或防患于未然，或出于应变，从而维护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具体的法律保护形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方式：

（一）国内立法

1.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

从资本输出国也即投资国投资者的国内立法看，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投资者在国外遭受的损失，按照国内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即是所谓的对外投资的保证制度。二是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投资国本国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契约事先约定的协议弥补投资者相应的损失。其特征涉及保证的范围与对象两个方面：对于保证的范围，仅限于私人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包括其在海外的间接投资。对于保证的对象，仅限于政治风险，即由于资本输出国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原因而引起的风险，而如自然灾害、市场性货币贬值等所造成的一般性商业风险则除外。具体的损失补偿数额依契约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进行。根据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所承担的补偿份额也有所区别，比如美国法律就规定承受投资者得全部损失，而其他一些国家则规定投资者承担少量的损失，比如日本、荷兰等国就规定投资者至少承担10%的损失。

2.资本输入国的国内立法

资本输入国国内法对投资所提供的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取如外国投资法、税法、外汇法这类地域性淡化的法律。再者，有的国家会采取政策公告，或者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以合作、合资的方式为特定经营对象所签订的协议等方式提供保护。这些外资立法，各具特色且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总结起来，法律保护导向主要是对政治风险的担保，依法保护其合法的财产及其它合法经营利益，对于特殊经营产业的投资者，给予合法、适当的各类优惠措施。

（二）国际条约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于国际商业贸易交流与发展的需要，在各国经济交往中，为减少或避免因各国立法的差异性产生的适用法律上的冲突问题，开始尝试制定国际统一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的诞生对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然而，由于投资国和接受国利益上存在冲突，目前国家间保护投资安全的主要措施是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多边协定等非同一法律规范的形式。

1.双边投资保证协定

该协定是指，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相互缔结关于鼓励与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侧重于政治风险的担保。这种双边协定，是将投资保护通过政府主体进行承认，是对双方的共同保证，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类重要保护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外国投资者投资地位，资金利润的自由汇出、国有化及其补偿的方式和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等。

2.多国保护国际投资公约

即是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范三国几三国以上之间投资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具有代表性的协议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华盛顿公约》等。这类公约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具体投资范围的规定，争议解决程序等内容。但由于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所涉国家数目较多，很难做到绝对平衡，容易产生各类争端。

三、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中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一）冲突

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天然就处于不同地位，在国际投资中两者会因为地位、立场、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类别上的冲突。由于实践具有个案性与不确定性很难一一举例，因此这部分主要从法学理论之争的角度看看待关于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存在的冲突：

1.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

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的争议，源于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三种待遇标准，即国民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国际标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采用国民待遇标准。该标准强调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待遇，既不应受到国内投资者的歧视，也不应享有特殊权利。这不仅直接和国内法制精神相契合，而且完全符合国家主权这一大原则。然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这一标准却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按照国民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适用国际标准。其实质表面上看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国内法为基本确认国际标准，往更深层次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外国投资者以特权，以期对发展中国家滥用外交保护权，进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干预寻找潜在的突破口。然而，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不是源于国际法，而是直接源于东道国的国内法。只要东道国没有违背国际条约中承担的具体义务，就没有理由以国际标准取代其国内法确立的标准。

2.外交保护权

外交保护权是指通过外交途径对本国侨民在国外的正当利益提供保护，这种保护以侨民所在国应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条件，所谓国家责任是指国家责任是指由于国家的违法行为或损害行为一国在国际法领域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外交保护权的基本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国侨民在外国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而未获当地救济时，毋须当事人申请，国家相关的驻外机构可随时向侨民所在国提出救济或赔偿要求。二是本国侨民在该外国得不到合理、及时救济时，为保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采取外交方式，对东道国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法、正当地行使外交保护权。

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况下的外交保护，均应服从东道国法律管辖，应当依据东道国的国内法的规定请求行政或司法救济。但是，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第二层次的外交保护权大做文章，滥用外交保护权，维护其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当发生投资争议时，完全无视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强行外交干预本属于东道国国内法管辖的问题。这类行为实际上是将外国投资者置于国家权利的庇护之下，导致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特权地位的行成。综上所述，在外交保护这一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大量争议和分歧。

3.国有化标准及赔偿问题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外国企业财产进行征收或没收，从而实行国有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曾经产生过争议。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法学家认为：国有化可分为合法国有化与违法国有化两类情况。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国有化为合法的国有化：其一，国有化的实行必须是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二，国有化须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无差别待遇，即通常所说的国民待遇；其三，国有化所造成的损失须对外国投资者予以公正赔偿。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国有化则被归类于违法的国有化，可以追究相关国家的国家责任。对于三个合法国有化的条件，因前两个条件是国际法上公认的原则，第三项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导向，也是存在争议的一项。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第三条其实质是变相的以是否公正赔偿作为区分国有化合法与否的惟一参考标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地位。

（二）协调

由于在国际投资保护中存在着上述法律冲突，为了在彼此冲突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点，应对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问题法律地域性特点采取限制措施，建立一种统一、协调的对话平台则显得尤为重要。而国际法是一个跨地区性的法律学科，在这个问题上借助于国际法制度，无疑是有效的。国际上通行做法主要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多边投资保护公约。其中，适用最为广泛的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是目前国际投资法律协调中最主要的方式。虽然其实质是一种契约，不同的各国当事人所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内容肯定具有差异性，但双方共同承认的投资者、受保护的投资形式、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政治风险的保证等该类基本构成要件是一致的。采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特点有两处：一是协议的当事人范围确定优先，所调整的关系仅限于两国之间，更易于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更容易在尊重彼此的法律权益并顾及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在协定中更利于协调一致，便于实际操作。二是在高度共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双方条约，对于协定两国来说，具有高度的共同法律约束力，便于双方均完整的遵守和实际操作，降低发生争端的可能性。

然而，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两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立场、国家背景不同，在有关条款的订立及解释上难以达到前述的高度共识，无法形成绝对法律约束力，使双方都各执己见，造成实际执行力不足，易造成条约的形式化，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争端的妥善解决。

因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不是万能的，其只能对某些争端有实效或者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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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稳步增长。虽在个别年份出现较大的负增长，但“九五”期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1．6%的水平。2001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甚至达到了14．9％。同时，近年来服务业吸引的直接投资的增长也较为稳定，服务业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例在1999年达到最高，为27．47%，近两年稳定在22％的水平。这个比例低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30％以上)。

2002年上半年，全国实际利用直接投资总额为2，457，850万美元，其中月艮务业为496，599万美元，占全部的20．20％。全国合同利用直接投资总额为4，398，990万美元，其中服务业为866，51l万美元，占全部的19．69％。从合同总额及实际总额上来讲，都较同期有较大的增长，但由于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增长更快，服务业吸引的直接投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从行业上看，仍然以房地产、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主。以上情况反映出，我国“入世”之后的短期时间内，服务业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

二、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向

服务业直接投资在“九五”期间得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NT0，我国将在“十五”期间逐步履行加入NT0时所作出的承诺。同时， 由于我国自身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及制造业等行业对服务业发展的要求，可以预计在“十五”期间，我国的服务业吸引的直接投资将会有较快的增长，结构上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优化。

(一)总体增长速度将加快

1．GATS原则的贯彻和履行《服务具体承诺表》的影响

我国于2001年入世之日起就自动接受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5)并根据协议作出了《服务具体承诺表》，作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的附件。根据承诺，我国将在今后的3至5年内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并给予国民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确立的虽然是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但商业存在(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现场)是服务贸易一种主要的形式，外国企业通过商业存在的方式在其境内提供服务也就是国际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问题。

根据入世承诺，我国服务业在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将陆续取消，将逐步放宽服务业投资在其企业中的最高所有权限制，逐步取消在服务业投资中所设置的各种服务提供者人数限制，服务提供的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服务产出量的限制等。

服务业投资是外国服务商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在许多服务部门，以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跨国服务为数最多，规模最大。因为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都倾向于直接的接触，在交易频繁发生或连续进行时，与远距离的联系比较而言，交易方更倾向于商业存在。国际资本也非常关注国内的服务市场，投资意向比生产领域更强烈。因为发达国家在服务水平、经验、规模等方面都较我国高很多，比较优势明显。

随着中国WTO规则下服务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投资于中国的服务行业。

2．国内服务市场发展的促进

中国服务业市场规模巨大，发展潜力巨大，对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中国的服务产业在“九五”期间平稳发展，其产值由1995年的17，947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Z9，70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占GDP总值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由1996年的32％上升到2000年的33．2％。但这个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也较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在GDP的比重(45%~55%)为低。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在“九五”期间逐步上升，由1995年的24．8％上升到2000年的27．5％；但这一水平也较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国内总就业人数的比例(55%～75%)为低， 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0%~55％的水平。这些也都说明，我国服务业规模巨大，但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些因素对外国服务业企业都有较大的吸引力，促使它们投资于我国的服务业。

3．国际贸易投资的推动

贸易与投资从来都是密切相连的。国际企业通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贸易、金融、会计和广告等支持。

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平稳发展，各国间经济交流的加深，各国间交往必将由原来的单纯提供商品向更多地提供服务这一方向转变。企业较以往更加注重商品生产的有关服务的环节，比如售后服务与维修、技术指导、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等。同时，外资企业中的商务人员的增长，由于他们更为熟悉和信任他们原地区的服务提供商，所以也导致了对商业服务、金融、饭店等服务部门直接投资的需求。

(二)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比重将有所上升

目前，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主要部分，约为2／3左右。而服务业比重为20％左右，远低于世界水平(服务业直接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约为50％)。其中OECD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投资总额已经明显高于制造业投资的总额。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和平均发展中国家水平。

由于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的作用，使得“发展服务业，提高供给能力和水平”成为“十五”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其于这个目标所产生的政策导向及相应的投资鼓励，放松限制等措施将对于服务业投资产生激励刺激性的作用。

一项对欧盟136家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表明，未来欧盟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将很可能出现倾向于服务业投资的变化。(见表1)从表中可注：问卷问题：你认为今后欧盟对华投资会选择哪些行业?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 《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期看出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在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比重将会明显上升，制造业直接投资比重将会有所下降。

(三)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分行业趋向

《服务具体承诺表》中分行业在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原则方面作出具体承诺。尤其是承诺在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作出的放宽市场准入限制。

以上提及的一项对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也表明了外资企业在“入世”后对交通运输、通信服务业、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浓厚兴趣。在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的比重仅占3％，而在调查表中却发现认为今后欧盟将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其次还有47．0670的企业认为金融保险也将成为企业可能的选择，而目前， 由于金融保险业的严格限制，欧盟对华在该领域投资甚少。由此可以预计， “入世”后一段时间内，外商对华投资的服务业中，交通运输、通信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投资将会有较快的增长，比重也会明显提高。同时，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商业、餐饮业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增长较快。

三、“入世”后我国对服务业直接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入世”的新形势和我国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向，我国应及时采取必要的对策，在GATS框架下，进一步开放我国的服务市场，履行承诺，在产业政策上积极引导、合理安排服务业直接投资，并在立法上对已进入的服务业直接投资予加强监管和规范。

(一)GATS框架下，我国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的吸引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策略

1．认真履行承诺。我国已经加入WT0，已经对服务业开放作出了承诺，这就要求我们在GATS的基本原则下，遵守一般责任和纪律，承担特定义务。并根据我国在入世时的《服务具体承诺表》，在实践过程中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方针。对服务市场的开放和保护都应符合GATS的原则和要求，遵守国际惯例和商业惯例，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开放，合理恰当地安排和使用服务业的直接投资。

2．逐步自由化。服务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关系到一国的国际收支，国家和安全等。而我国的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发展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于幼稚时期，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普遍还比较弱。因此，现阶段就有必要对服务业采取适度保护的政策，逐步推进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

同时，GATS倡导的也是一种逐步的自由化，市场开放只能逐步进行，市场如何开放的决定权也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GATS为吸引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也对发展中国家作出了相当多的保留和例外，这也给“逐步自由化”创造了具体条件。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利用GATS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宽限期及保护措施，依照循序渐进的方针，稳步前进。根据我国服务业的具体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我国的服务市场。

(二)在产业政策制订上合理引导和安排服务业直接投资

由于服务业门类繁多，各行业在要素密集程度、劳动生产率、服务对象、新技术应用程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们对制订各服务行业的引资政策上应有所侧重。如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吸纳劳动，扩大就业，就应积极吸收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如科研教育业，交通运输，通信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包括商务服务等)的直接投资。

而一些服务部门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程度较高，如商业服务业、科研教育业、电信、金融和商业等部门。发展这些部门将有力地带来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持续发展。

一些服务业如金融、保险、运输、通讯、零售、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外交的介入可以大大改善其服务质量和投资环境，拓宽服务领域和服务范围。这些产业的完善也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必备条件，并能与其他消费资料产业，生产资料产业形成互动关系。因此，对这些产业应积极合理地引入和利用外资。

(三)在立法上对服务业投资加强监管和规范

建立健全的服务业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和法规，制定切实可行的既符合本国国情又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业投资法规，按照多边规则的要求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加强监督和执行的力度，这不仅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赋予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基本权力，也是保障政策透明度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因此，我们应积极组织、参与服务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双边与多边谈判，并制定相应规则；同时，还应加快国内的服务业领域的贸易投资的立法步伐。

近年来，我国已在《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原则指导下先后颁布了《海商法》、 《商业银行法》、 《保险法》、 《民用航空法》、 《注册会计师法》、 《律师法》、 《广告法》、 《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原则与服务业投资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立法，相关法律规定也只是在诸如《合资企业法》、 《独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中体现，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不少领域存在空白，一些法律法规还缺乏可操作性，缺少一些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明确的单项法规。因此，有必要在实践中，依照服务业的开放进程，予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在立法和执行中既要尊重国际惯例GATS原则，履行“入世”承诺，还要充分利用GATS的保障条款，例外条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合理引导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促进国内服务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作者：王娟丽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