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任务，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速度和比例进行调节，以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宏观调控目标：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通过各自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进而影响经济运行。

一、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涵义。财政政策是政府针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目标，依据特定的财政理论，为指导财政工作和调节财政关系，所制定的基本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较强的法治性、相对的稳定性、关联的系统性。财政政策工具：国家预算、税收、国家公债、财政补贴、综合财政信贷计划等。

2.财政政策的主要种类及其应用。根据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少收入、扩大支出来增加总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赤字预算和发行公债等。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来压缩总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率、缩小投资规模、减少财政补贴、实行盈余预算等。

二、 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涵义。货币政策是指国家通过金融系统调节货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的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2.货币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应用。货币政策可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政府应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在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其中任何一项措施都会产生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效应，多种手段的联合运用则效果更为显著。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即缩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势头。相应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此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采取道义上的劝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手段。这些政策措施的运用都会产生紧缩性货币供应量的紧缩效应，多种政策措施的联合运用会对总需求的膨胀势头产生强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有着特定的调节领域和作用机制，基本功能也各有侧重，它们对社会供需平衡的作用点调节力度存在着差别。如果强调用一种政策代替另一种政策，简单强化一种政策而忽视另一种政策；或者是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会失去政策间的互补作用，难以发挥协调、制约的整体功能，甚至于出现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客观地决定了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宏观控制的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调节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过程，它对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的调节，是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而传导出去的。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货币流通领域，它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动而促使社会供需总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调节作用的机制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种的设置、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高低、预算分配、财政补贴等工具，明确国家、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等工具对社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银行对货币资金的集中与使用，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通过有偿方式进行的余缺调剂，保证社会资金在有效运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经济总量调节上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经济结构上，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一些。

四、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按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扩张性）、紧（紧缩性）类型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有四种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松”政策，其配合的结果能够比较迅速地激发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它往往带来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搭配，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的组合效应，会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长过猛和通货膨胀，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势头，但可能带来经济的滑坡，失业增加。

篇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一)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增加货币的供给。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率、提高利率来压缩支出的规模，减少货币的供给。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三)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四)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宰与利息率、扩大信贷支出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支出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到这里，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放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上，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摘 要】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好坏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相应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会对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侧重点给予调整，即纵向协调;在某一时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仅要调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即横向协调。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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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篇3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篇4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挤出效应界定为需求型挤出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二、挤出效应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在第一部分讨论的挤出效应仅仅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的。实际上挤出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出现了转型。宏观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私人投资需求、政府与民争利、弱化积极政策效应的倾向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长期观察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在我国表现的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挤出效应的转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出现。事实上，从1995年起，在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由于在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占的比重仍比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从1996年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稳定。（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6年以来变化并不大，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较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四，由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因此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的产出率是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型挤出效应是否出现的关键。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度及外汇储备数量，近期内即使出现了私人投资热潮，市场利率也不会波动太大。宏观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因此防范由于投资效率太低而出现的供给型挤出效应是我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表现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为11.3%，1997年为5.5%，1998年为8.9%，1999年下降为3.5%.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高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从1995年以后，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政府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举措，不会影响利率水平，不会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因而没有挤出效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资金供应紧张，从而也不会存在与民争夺投资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仅凭上面几点就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无挤出效应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从市场利率来看，虽然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在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已经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也已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规模及国债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个体经济的投资规模。以上的分析说明，以大量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挤出效应。实际上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例证。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属于扩张性的，但同时有些政策又是紧缩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民争利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又一独特表现。

如1998年，政府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当年税收却增加了约1000亿元。可能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政策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增加税收政策所抵消了。对于非国有企业，紧缩性的政策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又比如，政府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断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需求，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扩大消费而又不敢消费。特别是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的减缓，都弱化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证券市场上，盲目地推出了高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导致深沪股市全面下跌（该方案目前虽已停止执行，但受到重创的深沪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筹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亿元，股价市值却蒸发了好几千亿元，90%多的股民亏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居民怎么能扩大消费需求呢？

第四，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供给型挤出效应，它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现的原因就是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如果国有投资的效率提高了，这种挤出效应就不会出现。在此不再赘述。

四、弱化挤出效应的对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财政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拟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现为发行国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

第二，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

篇5

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的总量失衡的调控也必须防止“滞胀”的发生。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这种总需求的扩张事实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胀。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关键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在释放通胀压力之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应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从长期看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人陷阱”，从短期看就会使通胀从需求拉动为主转变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胀。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根据经验，一轮繁荣或复苏大体要5年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发生了连续5个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点，预计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处于复苏中或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变化。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前后方向未变，货币政策则出现方向性变化，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方向未变，变化的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而其间财政政策前后变化较大，首要调整和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间并未接轨，在体制上形成了所谓的“防火墙”，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特点是相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采取从紧的信贷和利率政策，尤其是信贷规模控制政策，将会被持续采用。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所以短期内应适度控制收紧银根的政策强度和速度。

篇6

（1）200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7.8％，成绩相当不错。7、8两个月份提升GDP的多项指标承接上半年的态势在继续走强，工业生产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28％和12.7％；而出口总额增长速度分别是281％和25％，远高于二季度的103％；国有及其他类型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4.1％和24.2％，仍保持着"九五"期间的最高水平。

但占GDP 60％以上的消费增长仍然乏力。7、8两个月份消费增长继续回落，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6％和8.8％。另据国家经贸委调查结果，今年下半年，在中国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72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28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88％，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中，466种工业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只有45种，占工业品的9.7％；供过于求的有421种，占90.3％。102种农副土特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有27种，供过于求的75种。32种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为供过于求。

（2）2002年上半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14.7％，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率7.8％与消费物价指数－0.8％之和，7、8两个月份M2增长率也有14.4％和15.5％，应该说，货币供应量是不紧的。

但是，对货币供应量最直接相关的物价水平却一直低迷。2002年上半年消费价格指数年比下降0.8％，7、8两个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年比下降0.9％和0.7％，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2.3％和1.7％。如果把此前的情况算上，消费价格指数（CPI）于1997年初就开始下滑，只是在2000年下半年略微有所反弹，而2001年底又继续下行。目前，消费价格年比指数已连续负增长12个月。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不算太低的情况下解决内需不足问题，以及如何在货币供应量还算充盈的情况下解决物价持续低迷问题。

对付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国际通行的办法是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进行反向调节。我国也是从1998年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干预宏观经济的走向。

但是，我们认为，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难题不能完全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先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理论界认定我国经济从1996年开始就出现了内需不足。

1998年政府开始发行国债，近5年里，共发行了6600亿元国债，投资总规模2.6万亿元。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主要依靠国债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作用逐步弱化，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弱。一方面，在市场全面过剩情况下，国债可选

项目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长时间的国债投资养成了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债投资的惯性，这是十分危险的。

（2）国债投资对社会投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一方面，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越来越小，放大配套资金和社会投资的作用越来越弱；相反，国债投资往往抢占社会可选择的投资项目与领域，形成政府与民争利的局面。

（3）长期的国家举债带来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财政负担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毕竟政府财政负担已开始成为问题。如果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这些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的国家债务累计起来，已占GDP的不小部分。

再说货币政策。我国目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偏于宽松的，明显的信号是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和消费物价指数之和。

实际上，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率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据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宋国青计算，1979年～1999年20年间，M2增长了100倍，名义GDP增长了25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是4：1。我国M2／GDP的比值全球最高。即使在1998年～2001年间，M2增长仍然比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指数之和年均高出7.3个百分点。如此充裕的货币供应量可以说银根根本就不紧，甚至可以说是过于宽松了。

那么，那么多的货币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

根据金融专家的分析，银根的松紧应该看信贷总额。近4年来约有15％的货币供应量用于海外资产，85％用于国内信贷，而用于海外资产的货币量年均增长率快于用于国内资产约5个百分点。这85％的国内信贷还要在政府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分配。如果剔除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企业的信贷量目前只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72％强，况且这个比例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在不断下降。另外，这72％的信贷量还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或分流，例如信贷资金受利益的驱使，存在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而流向股市的倾向，不仅银行大量资金拆给证券公司，甚至给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业的生产性贷款也有相当部分被挪用流进了股市。国内信贷总量中还包含着巨额不良贷款，这部分银行债权实际已经空洞化了，已不再作为有效的金融工具发挥作用了，但还仍然作为账面资产占据着社会信贷总额的相当部分。

可见，企业很可能确确实实处于资金贫血状态，而这一点在货币供应量上是反映不出来的。

而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更是长时间缺乏信贷资金。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90％以上的贷款贷给了占经济总量不足1／3的国有企业，而占经济总量2/3的非国有企业却只得到不足10％的贷款，情况可见一斑。

就是说，由于银行惜贷和企业慎贷，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体内循环。这种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加剧趋势。从当前数据看，近几个月存款增长速度快于贷款4到5个百分点，存贷差仍然逐月增加。8月末银行存贷差增加到3.82万亿元，比6月底增加0.17万亿元。

我国政府在对付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想了很多办法。从实际效果看，虽有很大收效，但离彻底根除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部分指标反映的情况还有加剧势头。

如果说长期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定负面效应，那么，积极的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会更大。许多国家在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后得到一个经验，那就是货币政策不能轻言扩张或收缩，因为金融问题更复杂，运用不好，不仅不能调节经济，反而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所以，后来许多国家都采取保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即维持货币供应量在一个稳定的增长率水平上，而不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我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慎重的，也是明智的。

积极财政政策有一定局限性，积极的货币政策又需要慎用，办法之一就是把这些问题交给市场，利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去调节经济。

1、当前的总体经济形势是向好的，虽然存在内需不足加剧、通货紧缩趋强、收入差距

扩大、股市长期低迷、国有企业萎缩等问题，但不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淡化积极财政政策，慎言积极货币政策，而让这些问题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市场去调节，自行消化。

2、市场机制是否充分发挥作用是我国经济环境与体制留存问题分不开的，或者说我国

市场传导机制失灵是导致上述种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一枝独秀；而另一方面又是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股市长期低迷等，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根除我国内需不足与通货趋紧局面，仍然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使市场调节经济的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篇7

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家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其中，131家进入企业；40家变为科技企业，实行属地化管理；18家变成为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3家并入高校；18家划转到其他部门或取消；29家转为12个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共涉及职工17万人，其中在职人员12.2万人(科技人员7.4万人)，占中央属科研机构职工总数的2/5，离退休人员4.7万人。从上述方案中可以看出，共有200家科研院所转为科技企业，按企业化运行机制运行。笔者认为，这是自一九八五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最大的改革，即单位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转化为企业管理体制，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制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笔者主要就财务会计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一、国有资本金问题即注册资本的问题。注册资本是企业法人登记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国科发政字[1999]143号《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科研机构转制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现有全部国有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转为国有资本金"。这就首先要界定"全部国有资产"的范围，如何界定，实施意见中没有具体办法。按照国资事发[1995]17号文的规定: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从"国有资产"的定义与143号相比较，显然"现有全部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金"的提法不太准确，应改为将"现有全部国有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转为国有资本金"更为准确，即现有全部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转为国有资本金。主要有以下4种方法，但各有优缺点。

1、以科研院所转制前经过国家批复的一九九八年会计决算报表中账面净资产作为注册资本。 优点:这种方法优点是易操作、速度快。 缺点是: ⑴、由于时间滞后，不能反映转制时净资产情况。转制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而决算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中间有些院所财务状况变动较大，与实际情况不符。 ⑵、现在242家转制的科研院所执行的是财政部、国家科委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颁发的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执行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个会计制度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共包括6项:"固定基金、事业基金、专用基金、拨入专款结存、财政补助结存、未分配结余"，而"专用基金"中的"职工福利基金、医疗基金、住房基金"应进行分析，其中福利费、医疗基金在企业会计制度中是在"应付福利费"中反映；"住房基金"在"长期应付款"反映，都是作为负债处理的，而现行的科研会计作为"净资产"，是"所有者权益"，所以应扣除福利性的专用基金之后转为资本金。 ⑶、净资产中"固定基金"不真实。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规定，购买固定资产做双分录，虚增了净资产；另一方面规定不提折旧，十几年前购买的固定资产按提折旧的方法净值已无、但账面上固定基金仍是原值；再一方面、科研单位的固定资产大多是专用设备，并不能产生效益，非良性资产如全转为经营性资产，会给以后的经营者经营带来很大困难。还有已出售给职工的住房，仍在固定资产中应该剔除。 2、把现有有形资产全部进行评估，按评估重置后的净资产登记为企业的注册资本。 优点:相对准确的反映了科研单位资产的真实价值，使注册资本与实际占有的净资产一致。 缺点: ⑴、评估所需时间较长，过程复杂。143号文件和197号文件要求，242家科研单位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转为企业，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资产如果现在评估，那么登记注册必须在评估完之后才能进行，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拿不到营业执照，科研院所会出现既不是企业又不是事?quot;真空"、有可能会影响科研院所的正常工作。 ⑵、资产评估费用问题。大院大所的资产也较大，请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费用支出也不是一个小数，现在科研单位的资金比较紧张，国家不给经费，科研单位自己不愿支出，可能也是一个难题。另外还有资产登记时印花税的问题，支出也很大。 3、科研单位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进行评估，评估之后的净资产作为注册资本。科研单位的无形资产是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单位提供某种权利的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和其他财产权利。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九九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将这一比例上限提交到35。 优点:这种方法对科研单位资本运作有较大益处，有的大院大所已成立三、四十年，在国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有些科研成果并未入帐。另外，科研单位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国家行政划拨获得的，此次143号文要求土地使用权转为国家资本金，依此为契机可以获得土地证。 缺点:同上面的第二种方法。 4、按账面价值进行资产增减。此种方法以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加上没有入帐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减去不良资产和应提的折旧等，以增减后的净资产数，报国家财政部门批准，作为注册资本。这种方法既可以节约时间，简便手续，又真实反映了科研单位的实际资产状况。但此种方法要经过财政部门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 二、关于优惠政策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和科技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的优惠政策有八条:⑴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⑵职工养老保险方面，根?quot;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进行。⑶非经营性建设基金继续由中央给予两年补助支持；⑷税收优惠方面，提出从一九九九年起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⑸享有自营进出口权；⑹享受国家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待遇；⑺科研项目竞标的权利；⑻已批准科研项目按原计划实施。 以上优惠政策，属财务会计方面共有3项，应该认真分析。

1、税收优惠政策。五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与改制之前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⑴所得税，财税字[1994]001号中规定对科研单位技术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而143号文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即对产品收入，其他收入等也免征所得税，有所扩大。⑵营业税与原来政策相同。(94)财税字第01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的通知》中规定:"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⑶土地使用税。1998年9月27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免征土地使用税。⑷科研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方面143号文没有涉及、应该明确。科研用品的进口是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仍应鼓励，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2、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这部分事业费主要用于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自一九八五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事业费逐年减拨，到一九九九年大部分技术开发类型的科研单位事业费已减拨到位，但基数很低。后来国家加大科技投入，对科研单位在事业费中增加了专项经费。此次改制如果减掉专项经费和行业工作经费，绝对值将会很低，要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以我所为例，按143号文件规定，估算正常事业费每年是180万元，而现在离退休人员的每年支出是400万元左右，缺口很大，如何解决是值得研究的一大难题。科研单位以前没有参加社保局的各种社会保障金，而企业早已参加社保局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一位退休的资深专家坦言:"自己以奉献精神干了几十年，没考虑到国家现在不管了，感觉很突然"。 3、非经营性建设基金继续由中央给予两年的支持。这部分是在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结合在建项目给予支持，如果没有在建项目，将很难给予支持。 以上这些优惠政策，科研单位如果进行认真研究，充分利用，将有力地促进科研机构平稳转制，在市场竞争中尽快发展状大。 三、转制后科研单位适用何种财务会计制度问题。

科研单位现在执行的财政部、国家科委颁发的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施行的《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开始施的《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已执行2年多，会计制度执行了一年多，从实际效果来看，现行的科学事业单位财会制度规范了科研单位的财力行务和会计核算行为，推动了科研院所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面向市场、服务经济，既满足了向国家财政报帐，又满足了科研单位内部经济核算的要求，执行的效果是好的。

科学事业单位如不改制，执行现行会计制度是合适的，但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改为企业之后仍执行现行会计制度，将会有以下方面问题:

1、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242家科研院所已改为企业，而现行科研财会制度是"事业单位"财会制度，制订财会制度遵循的是《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企业"单位执行"事业"财会制度显然不合适。

2、242家科研院所中有200家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化为企业，6家并入高校，如仍执行科学事业单位财会制度，进入企业集团的科研单位的财会制度，会计报表很难与上级企业集团进行衔接，进入高校的科研单位也较难衔接。

3、现行财会制度有些缺陷，不符合会计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上有困难。

⑴、资产负债表有两个，其中资产负债表㈠设计不尽合理。资产负债表㈠分左右两部分，左边是"资产部类"包括"资产类"和"支出及成本费用类"；右边部分分为"负债部类"分为"负债类"、"净资产类"、"收入类"。从名称上看，左边称作"资产部类"但却含有"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右边称作"负债部类"，但却含有"收入"、"净资产"等内容，显然名不符实。其次，从内容上看"资产负债表"是静态报表，是时点指标，而"收入"项目和"支出"项目是时期指标，时点指标和时期指标的简单相加，合计数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还可能引起报表使用人的误解。由于现行财会制度没有规定结帐时间，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

⑵、购置固定资产帐务处理违背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原则。现行财会制度允许购置固定资产可直接在有关成本项目中列支，将应"资本化的支出"按"收益性支出"处理，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项目成本的归集与分配，破坏项目成本的可比性。现行会计处理方法是双分录:①借:试制成本等，贷:银行存款，同时②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这样购买的固定资产直接在成本中列支，不必再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始终相等(融资租赁除外)，结果是扩大了单位资产规模，虚增了净资产，造成会计报表失真。

⑶、科研项目收入、支出确认的原则不同。现行财会制度规定，科学事业单位的科研收入采取合同形象进度法确认，"科研收入"在会计期间以合同完成的比例来确定，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定，而又规定"科研成本"年末无余额，即当期发生的支出全部结转，不是按合同比例确认，属于"收付实现制"。对同一事项，收入和支出确认原则不同违背了"配比原则"，影响了收入支出与结余核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

4、现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报表中无"实收资本"科目，登记注册后确定的"国有资本金"无法核算。科研院所转为科技企业之后，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注册资本是一重要内容，现行会计制度却不能反映。

5、转为企业后，科研单位是否仍要向国家财政报帐，如仍向国家报帐，现行会计制度还要继续执行。 笔者认为，科研单位转制之后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进入企业集团的、应执行企业集团的财会制度；进入高校的执行高校会计制度，转为中央大型科技企业的科研单位执行相近行业的企业财会制度。但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国家应尽快制订出详细文件，如会计科目之间的对转等，以便转制后的科研机构财会工作顺利进行。

四、科技产业化投入问题。 科研单位转制之后投入是阻碍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巨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的风险很大，科研单位依靠自身的积累，很难满足激烈市场竞争对其提出的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有些科研单位由于历史原因负债很大，商业很行对其新建项目由于风险大而很难给予支持，建议国家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允许符合条件的科研单位加快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的速度，募集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科研单位也可以在单位内部搞股份合作制，这样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职工凝聚力，加快产业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使转制后的科研机构自主、自立、自我发展。

个人简历：

蒋占华，男，1963年9月1日生。现任国家人工晶体研究院副院长，高级会计师。1985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近年来在财务会计学术研究,技术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获得"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奖"一项,部级奖四项.被国务院聘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顾问",担任中国建材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出版等著作两部,在,,,,,,,等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与制定编写了,,主持承担,等大型科研项目十余项. 1999年起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在职攻读mba硕士学位.

通信地址:北京733信箱 邮政编码:100018 联系电话:010-65798629,13601161073

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宏观 经济政策进行评析

蒋占华

摘要：本文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评价，论述了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不宜减税的原因，分析了我国国债的情况和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评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在人类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上升到理论研究，是以一九三六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后为代表才正式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是从整体上研究国民经济的运行及其规律的。 一、西方宏观经济学内容: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认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形成的对商品的总购买小于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价值时，它会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政府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来减少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从需求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支出和税收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在经济萧条时采用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即政府采用减税、扩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增加投资等措施；而在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太高时，政府会采取增税、减少政府支出等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时，采取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减少些或增长慢一些。前者是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后者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扩第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产生增加国民收入的效果，而影响的效果不同，下表是扩张性政策对利率、消费、投资，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政策种类 对利率

的影响 对消费

的影响 对投资

的影响 对gnp

的影响 财政政策

（减所得税） 上升 增加 减少

增加 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 开 支） 上升 增加 减少 增加

财政政策 （增加投资） 上升 增加 增加 增加

货币政策 （扩大货币 供 给 ） 降低 增加 增加 增加

二、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含义 由于我国目前出口受阻、物价下降、内需萎缩，经济运行处于低谷，失业下岗人员继续增加，所以我国在一九九九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一九九八年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经济增长，调整投资结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从而增加财政支出来实观的。 "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两年连续6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现在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息率已低于美元的存款利息率。由于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加造成巨大压力，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启动政府投资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用减税的办法，本文后面会进行讨论。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及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政府决定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作用有以下4点:①能增加社会需求；②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③能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④能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乘数效应，间接增加的总需求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扩张的财政政策，会产生一定的财政赤字，下表是我国98年及99年的财政预决算情况: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财政赤字 98年(决算) 9853亿元 10771亿元 918亿元 98年(预算) 9679亿元 10142亿元 960亿元 99年(预算) 10809亿元 12312亿元 1503亿元 从目前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看，财政赤字是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1999年财政赤字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低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99年的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2.2％，低于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从上表可以看出1999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比1998年扩大43亿元，在实际执行中有可能还会加大，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不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现在的增长率还是一个负增长的态势，全国产成品存货很大，所以和财政赤字相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采用这一措施是可行的，增加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产业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因此这一短期的财政扩张措施并不影响我国长期财政政策和目标的实现。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两个关系: 1、谨慎处理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笔者认为现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作为短期措施，其赤字不能有太大增加。而各级地方财政除了管理好中央转借给地方政策的50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应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得编制赤字财政预算，更不得向银行、单位借款周转、虚收税款、挪用专款、欠拨支出等，搞"假平衡、真赤字"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 2、妥善处理好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与涵养财源的关系。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增，政府从事的各项活动不断增加，所需的经费开支也相应上升。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日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将增多的国民收入用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改善人民活。特别是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财力保障。在着力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把加强基础投施建设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立足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上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增加财政投入与改进投入方式相结合，立足于引导社会资金扩大投资需求。 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不宜减税 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当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时，除了增加政府开支以外，还可以通过减税政策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供给，从而使国民收入以税收乘数增加。但我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却不宜采用减税的政策，理由有以下5点。 1、减税和增支虽然具有同向扩张效应，但在实际运用中双管齐下的并不多见。除非经济面临崩溃境地，出现极度恐慌，一般都不会二者并重。因为两种政策并使要受到政府预算、债务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为迅速摆脱危机采取的是政府支出扩张的政策，而没有采取减税政策。60年代肯尼迪时代倾向于减税，而没有采取政府支出扩张政策。所以我国已倾向于支出扩张，不宜再实行减税。 2、我国税制结构决定了当前不宜减税。根据减税效应理论，减少直接税的扩张效应大于间接税的扩张效应。"直接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主要特点是累进征税，税负难以转嫁；"间接税"主要是流转税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实行比例税率，税负容易转嫁。削减直接税的结果将使公司和个人拥有更多的税后利润，使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提高，有利于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向市场提供利好信号，又因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有助于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使经济扩张。而减少间接税，首先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对下降，个人收入会降低，有刺激企业增加生产的作用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不大。所以当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大时，降税效果较为显著。下表为部分国家1997年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 ━━━━━━━━━━━━━━━━ 比重 直接税比重 () 国家 ━━━━━━━━━━━━━━━━ 美国 55.40 加拿大 80.70 日本 65.50 中国 16.20 ━━━━━━━━━━━━━━━━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我国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16.2，其中：企业所得税占13，个人所得税占3.2，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65.4。所以在我国减直接税效应较弱，而减间接税又会使物价下降，在我国现在物价是负增长，长期物价不增将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税制结构制约我国目前不宜减税。 3、我国税收环境状况不宜实施减税的措施。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对税收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税收的刚性不强。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重视了税收的作用，但税收执法环境尚未形成，全社会的纳税意识不强，偷、逃、骗、欠税现象相当严重，对税的执法力度不够。在此种环境状况下减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4、我国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减税后无法支撑财政。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应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发达国家30-50％，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得一路下滑详见下表: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年 份 财政收入(亿元) gdp(亿元)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1990 2937.10 18547.90 15.80 1991 3149.48 21617.80 14.60 1992 3843.37 26638.10 13.10 1993 4348.95 34634.40 12.60 1994 5218.10 46622.30 11.20 1995 6242.20 58260.50 10.70 1996 7366.61 67800.20 10.90 1997 865.57 7457 11.60 1998 9853 79459.67 12.40

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依靠税收，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95％。如果现在采取降税，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降税必然会降低财政占gdp的比重，就会增大赤字规模和中央政府的财务负担；二是国家财力有限，降税力度过大必然会冲击正常的财政支出；三是运用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过多的减税不利于财政支出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 5、我国税负不高，不好再往低处减。我国全部税收占gdp比重仅11％左右，发达国家50％以上，发展中国家30％左右。如发展中国家一般所得税税负中企业所得税率70％，个人所得税率48％，而我国名义企业所得税率33％，实际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不到15％，内资不到3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如果考虑税收流失，实际税负很低，所以无论从我国所得税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都不宜再降税率。我国企业去年超过一半是亏损，对这些无利润的企业来讲，降低所得税税率更加毫无意义。 五、我国国债及应注意的风险 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借债；另一种是银行透支。用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会造成货币贬值和引出通货膨胀，是不可取的。解决赤字的方式主要通过借债的方式解决。我国1994年颁布《预算法》，禁止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国债太多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我国的国债现在是多还是少呢？下面进行分析。 1、赤字财政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一个最主要的财政政策。弥补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国债。国债并不是任何人购买都有助于"医治"萧条，只有商业银行的钱放不出去时、只有居民和企业手头有闲置资金而又不打算存入银行或购买商品时，才有助于扩大总需求。 2、国债的适度。国际上公认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60％为警戒线。从财政支出上看，国际通常认为当年国债发行，不能超过当年财政支出的3％。 3、从居民的购债能力来分析国债。到1998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3407亿元，国债余额7771亿元，两者之比为6.9∶1。现在居民投资领域和渠道比较狭窄。从九九年年初国债发行的情况看，今年国债发行是供不应求。所以国债对居民的购债能力来说是少了。 4、从国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进行分析。我国1998年底国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9.5％，大大低于国际公认60％警戒线。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国债少了。 5、从财政收支进行分析。国际上认为当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0％为宜，而我国98年国债发行3891亿元，98年实现财政收入9853亿元，比重为39.49％；国际上公认的当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而我国1998年的比例为36％(98年财政支出10771亿元)。从国债占财政收支的比重来看，国债发行是多了。 6、债务增加，注意风险。自1981年以来，我国发行国债9000多亿元，98年底国债余额7771亿元。1999年将发行国债3415亿元，比98年少发行476亿元。尽管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都处于较安全的范围之内。但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偿债率很高，给中央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财政风险加大。所以在国债发行规模上我们既要适时适度，又要慎重行事。否则中央财政风险愈来愈大。 六、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注意的问题 从长期来看，实施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存贷款利率。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实行的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力度很大，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国家宏观经济部门尤其中央银行要密切关注经济景气指标，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调整存贷款利率，保证货币供应的稳定、有效，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出现经济出现通贷膨胀和经济"滞账"的危险。 2、严密监控经济运行，防范不可预见债务对财政的冲击。 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尽管均在国际安全线以内，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负担和隐性财政赤字。如国有银行的呆账、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帐、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失业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等，这些都构成巨大的潜在债务负担，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必须严密监控宏观经济的运行，掌握不可预见债务的变化情况，切实防范不可预见债务对财政的冲击，提高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 3、从长远决策，我国不能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量举债搞建设。我国财政目前很困难，大规模举债和扩大政府开支，实施反周期调节，是财政为支持经济发展作出的必要贡献，笔者认为它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在金融风险加剧和坚定推行国有银行改革的情况下，为切实提高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拉动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防止爆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 4、严格限制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 除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外，还应将政府投资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收入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相结合，如将部分财政债务资金投向刺激居民消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增加公务员工资等，使国债起到杜杆作用或催化剂作用，通过财政的投入发挥"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将54000亿元的居民储蓄调动起来，推动经济适度稳步增长。 5、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较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支出，一定防止浪费，在重点投资中，绝不能花钱大手大脚，应以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把资金用好，所有财政支出，一定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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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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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严重的货币错配会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主要从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角度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货币错配的提出及其涵义

“货币错配”研究最早出现在关于债务币种结构的文献中（Cooper，1971； Mishkin，1996；19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中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

较早期的文献研究侧重于货币错配会引发危机，因此过多强调一国或一个经济实体总体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更看重于货币危机发生前的预警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因此货币错配的研究内容更全面，不仅研究负债和资产，更着重于两者的匹配。如Bunda（2003）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部分国内债务和全部外债是以没有对汇率风险进行对冲的外币计值的状态，那么该国就处于货币错配状态。Magud（2004）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居民、企业、政府和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在价值上的差异。McKinnon（2005）则指出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相当广泛，任何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会积累货币错配，并称之为“高储蓄两难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Goldstein & 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他指出：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就会出现货币错配。

从总体看，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货币错配风险是不一样的：债务性货币错配指一国（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小于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在偿还债务时，要付出更多的本币；反之，如一国拥有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于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直接导致外币资产的减少。

二、货币错配阻碍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1、货币错配对汇率的影响。货币错配的定义反映了资产和负债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对汇率变动的不同影响，说明货币错配现象的本质在于汇率风险敞口。因此，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Mishkin and Savastano（2001）等通过研究发现债务美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关注汇率的变动。由于本币的贬值会加重本国的外债负担，而本国的升值又会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本国的偿债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境地”。

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浮动恐惧”。为应对货币错配蕴涵的汇率风险，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保持汇率稳定来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但如果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或银行就不会有动力去控制和化解风险；而货币错配的积累和扩大又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浮动恐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Goldstein（2005）进一步指出，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降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制的有效性，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而非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如果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最终走上“美元化”，这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

2、货币错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有两大因素：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能否充分发挥其中介目标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政府能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及时调整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在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货币供应量失去了可控性。

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公众在面对货币连续大幅贬值时都会预期该货币未来将继续贬值。同时担心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自己持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因此挤兑的动机将强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情况。政府为维持盯住汇率制，将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满足公众对于外币的需求，从而使得外汇储备下降，货币流通量激增。

存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一国中央银行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最大买家，巨额外汇占款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此外，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要承担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也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基础货币进一步扩张。最终结果是央行紧缩政策的效应大大削弱，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3、货币错配对利率的影响。Hausmann等（2001）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大多数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来稳定汇率，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利率的不稳定，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面临经济衰退时，一国通常会采用的货币政策是降低利率并放任本币贬值以拉动内需，扩大出口，从而促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但如果一国的经济衰退是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且国内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错配现象，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若此时降低利率，放任本币贬值，本币的大幅贬值的结果就转变为加重国内债务负担，而急剧恶化的负债状况将导致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但如果为了维持汇率而提高国内利率，又会加重企业的融资负担，减少总需求。此时货币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维持低利率，任由本币贬值，也不能提高利率，维护汇率稳定。

在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还存在着本币升值的预期，为了防止投机热钱的涌入，央行必须使本币与国际关键货币之间保持一个正的利差，以增加投机者的成本。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软钉住，央行需要通过外汇占款投入基础货币，这会导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央行存在加息的压力，本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强。因此，防止热钱流入和减少流动性两个操作矛盾的目标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此外，货币错配风险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选择。利率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最终导致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但在严重货币错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受汇率的影响要更大于利率的影响，利率变动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大规模货币错配的存在损害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严重货币错配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广大发展中国家银行货币错配是引发一场大火的导火索。”

三、结论

鉴于货币错配的存在严重地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控制货币错配风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灵活的汇率制度、建立针对货币错配的监管体系、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等都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转移、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货币错配风险。

1、货币政策目标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Levy 和Yeyati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而不是以汇率稳定为目标。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加快，如果因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难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应当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Goldstein 和 Turner（2004）也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较强，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央行的独立性，因而对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程度有着重要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目标制陆续被泰国、捷克等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有着较好的效果。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前提。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有选择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来稳定公众预期，同时采用审慎的财政政策，避免经济产生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效的外在“名义驻锚”，以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债务膨胀，避免本币升值的潜在高估情况下货币错配可能诱发的金融危机。

3、逐步推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控制货币错配的有效方法。但仅有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货币错配，深化和健全金融体系的其他国内机制才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前提。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方面，逐步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Bussiere 等（ 2004） 认为， 发展金融市场或金融工具以保证人更好地应对风险， 对于控制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是有关键作用的。资本市场发展越广，能够为私人部门提供的风险对冲工具越多。当金融对冲合同足够多时，货币错配的暴露风险能够被充分化解。而深度发展的资本市场可以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多种投资渠道可以将高额储蓄导向不同的投资场所，有助于解决东亚新兴经济体高储蓄两难问题，从而缓解货币错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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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纳德·麦金农著，王信、何为译：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篇10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改革；财政政策

一、“安倍经济学”的概述

（一）“安倍经济学”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在长期萧条的状态下徘徊。为改善物价持续下跌及经济增长缓慢低迷的通缩状态，日本政府曾多次动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但均收效甚微。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更是使日本国内的经济环境雪上加霜，甚至造成了日本国民“日本经济看不到未来”这一普遍悲观看法。

安倍政权就诞生于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安倍政权以“安倍经济学”为其核心竞争力，并将刺激日本经济使其复苏，使日本恢复其原先的国际地位作为其首要目标，这点亮了日本经济惨淡的前途，使得安倍政权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二）“安倍经济学”的内容

“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如下：首先，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之前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变为基础货币。其次，央行将选择期限较长的国债来进行购买。最后，日本当局每年购买300亿日元的房地产信托证券和1万亿日元的交易所基金。

第二，灵活的财政政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短期内要扩大财政支出，以填补供需缺口；二是中期要实现财政健全化。

第三，结构性改革。2013年4月，安倍内阁出台了支持女性就业、医疗的第一轮经济增长战略。

二、“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效果

客观说来，“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实施使日本经济显示出较好的复苏势头。日本201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增长了1%，年化增长率也高达4.1%，为2012年一季度以来最快，远远高于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一）“安倍经济学”的实施现状

首先，日本国内经济诸多领域显现复苏迹象。

2013年一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逐步复苏。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工业产值在1月份微跌0.6%后，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上涨。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根据日本内阁府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5月公共工程合同金额和4月公共工程合同订单双双同比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日本Sentix投资信心指数一路上升，从1月到9月分别为0.5、5.5、3.9、6.3、7.3、8.4、12.3、14.5、14.1，这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日本企业投资的增长。四是民间消费有所增长。

其次，通货紧缩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

截至2013年5月，日本CPI显示出了很好的势头，其中CPI和核心CPI环比分别连续增长3个月和4个月。但从同比来看，日本CPI和核心CPI均已连续12个月是负增长或零增长。总之，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的通货紧缩阶段。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日益突出。

由于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日邦交关系恶化等因素影响，日本出口持续低迷，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当地核能发电萎缩，火力发电成本上升。自从日本当局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来，日元开始对主要币种进行全线贬值，截至7月24日，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较2012年末分别贬值15.02%、15.12%和8.74%。日元贬值使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截止2013年3月起日本出口已经实现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

（二）“安倍经济学”的积极影响

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显示出强劲的复苏态势，前两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4.1%和3.8%，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当前日本经济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经济增长的基础逐渐稳固。一是工业生产强劲复苏；二是公共投资增势良好，公共工程合同金额连续数月增长；三是企业投资信心稳步提升；四是私人消费逐渐稳定，家庭每月支出也渐趋稳定；五是失业率不断下行，截止2013年7月，日本失业率已经创2008年以来的新低，仅为3.8%。

其次，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出现缓解迹象。2013年6月和7月，日本CPI已经结束了一年以来持续负增长的尴尬局面，同比增长分别为0.2%和0.7%，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结束通缩的过程中了。

最后，日元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是积极的。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日元汇率对主要币种进行了全线的贬值，使日本出口的竞争力大大加强，并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安倍经济学”的争议

对于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来说，安倍的经济政策既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安倍的经济政策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但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引发了很大争议，具体如下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者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刺激日本经济出现良性循环。反对者则认为，日本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宽松的货币政策消除了通货紧缩，也难以刺激经济达成持续的增长，因为它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日本的问题。

二是，宽松货币政策能否实现通胀目标。支持者认为，通货紧缩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摆脱通货紧缩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反对者指出，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近4倍，但通货膨胀水平依然较低，这与传统理论不符。然而，日本央行仍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明显是错误的。

三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对国债收益率产生何种影响。通常，通货膨胀会引发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现今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是GDP的2.4倍，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会空前加大。如果由此引发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四是，日本国际收支是否会转向入不敷出。相关专家指出，日元贬值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果今后日元汇率继续维持低位，日本的出口额会有较大幅度提高，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但也有专家指出，日本对外依存度较高，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低迷，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日本经常项目可能由顺差转为逆差，这对日本经济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五是，财政政策还有多少空间。IMF总裁拉加德指出，日本财政刺激政策愈发难以持续，需要制定明确的计划来降低日本的债务。对此，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表态，当局将推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但由于涉及日本政党利益之争以及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等复杂因素，因此目前还未付诸行动。

六是，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安倍政府执政之前，日本其他执政者已经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均以失败告终。“安倍经济学”则直击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因此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安倍经济学对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负面影响已初现端倪：

（一）日本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加大

2013年以来，日本股市频繁出现暴涨、暴跌现象，其波动幅度大大领先于全球其他主要股指。并且在安倍经济学的各项刺激政策分别出台后，一向被视为安全资产的日本国债也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多次触发熔断机制。

如下表所示，根据IMF在2013年度对一般政府债务的预测，日本的债务余额占名义GDP之比为245%，这一数值为发达国家之中的最高。

（二）“安倍经济学”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也存在巨大隐患

日本经济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日元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也有隐患：

首先是日元贬值的同时抬升了进口成本。2013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为近5万亿日元，创了1979年以来贸易逆差的新高。

其次是日元贬值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后可能会被削弱。日元贬值已经引起韩国等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的强烈反对，诸如韩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本币贬值的措施，随着其他国家应对日元贬值出台的各项保护本国出口企业的措施，日元贬值所带来的优势将会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最后是在日元贬值过程中，盈利大增的日本出口企业的资金流向值得关注。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日本深受其害，日本企业也意识到固有的保守理念会拖垮自身，因此这一部分增大的利润则大多被用于预留资金额度来防范风险，而没有使其增加科研或者其他方面的投入。综合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是利弊参半的。

（三）“安倍经济学”对提升中小企业信心的作用微弱

日本央行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大型企业指数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为1%，但在同年第二季度已经升至8%，成为继200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中型企业指数则由-3%上升至2%，小型企业指数则由-12%升至-8%，虽然各种类型的企业指数均显示上升趋势，但是可发现，小型企业指数的升幅远远逊色于大型企业指数的升幅，究其原因则是日元贬值使大型企业获益，但是会导致原材料价格高涨，使小型企业的利润减少、成本增加。

（四）“安倍经济学”尚未能惠及到普通民众

安倍经济学使得股市大涨、房地产回温，使得日本相对富裕阶层的财富得到了增加，但是对日本普通的工薪阶层却影响甚微，甚至日元贬值导致企业原材料上涨，也会使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价格也上涨，反而加大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负担。

日本是全世界负债最高的国家，据IMF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6月末，日本债务已经超过1000万亿日元，2014年的偿债成本也将创历史新高，因此，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刺激日本经济而言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四、日本对“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展望

自“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实施以来，一系列经济利好数据都表明了其对提振日本经济的有效性，日本自民党也因此在2013年7月的选举中又获得了日本未来三年的实际控制权，这也使得“安倍经济学”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2014年度和2015年度展望

第一，经济将会持续复苏。在“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利好信号：2013年日本GDP实际增长28%，名义增长26%；CPI（除生鲜食品外）2013年为06%，2014年为13%；经济逐步复苏，私人消费也有所增加，出口贸易也有所增长。

第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当局的货币政策委员们在2013年7月召开的“政策委员及金融曾策决策会议”中，一致表决同意维持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变，即在未来几年内，日本的货币政策将处于持续宽松的状态。

（二）中长期趋势判断

第一，经济稳定增长，财政不断改善。日本内阁府预测日本今后1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实际值为2%，名义值为3%；CPI两年间提至2%，日后也将稳定在2%左右；2014年到2015年间，为努力改善财政收支，日本将实施《中期财政计划》；2016年之后，日本当局则会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来应对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情况。

第二，奥运效应显现，提振景气复苏。2020年夏季奥运会在东京的举办已经成为“安倍经济学”中的“第四支利箭”，或将提升日本的持续增长。据东京都政府预估，奥运会期间，酒店业和餐饮业将会大幅受益，交通运输业、出版业、广播电视等行业同时也将获得良好刺激。

五、“安倍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安倍经济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日本经济的回复，但没有促进日本经济实质性的产出，从而使得日本经济想要长期增长的后劲不足，且安倍政府当局的种种措施未触及到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甚至加剧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些政策的实施经验为我国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一）不能用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应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通过货币超量投放来刺激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饮鸩止渴，只能在市场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获得短暂的效果，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仅可作为经济严重衰退时的重要法宝，否则过多的使用则会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应致力于进行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调整我国的经济整体结构，将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应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强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

（二）不能回避人口老龄化问题，应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教育投入解决人力资本总量不足的问题

同日本一样，我国也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截止2012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2亿人，20年后，这个数值将达至4亿，平均下来，每2个20至59岁的人就要赡养以为老人，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我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经济潜在产出，具体措施就是：一方面，积极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重点支持职业教育的开展和提升，以缓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三）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问题，应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体之间的互赢共生，并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我国作为政治和经济大国，在对外经济、金融交往中，不论出台何种政策都应周密考虑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应从区域经济共赢的角度制定政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开拓更广阔的经济前景，助力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应更广泛的深入到区域经贸合作，多与周边国家协调沟通，加入区域性对话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协同制定区域发展的规则，为国家核心利益服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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