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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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本人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概述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调节总需求变动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而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利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总需求波动、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内在联系，调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对比关系，通过这种对比关系调节总需求变动及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的平衡。财政政策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是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体系。它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直接性。即财政政策是由国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它直接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和各种活动，这是价格政策、货币政策不具备的。二是强制性。财政政策一般是通过立法形式制定和颁布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活动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方面。所以，财政政策就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财政政策运用得恰当，就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财政政策运用不当，就会引起经济的失衡和波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财政政策运用的难度。货币政策是国家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的基本方针及相应措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货币政策是由国家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传导等内容。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调节经济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工具。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和统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两者的统一性在于：第一，这两大政策的调控目标是统一的，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第二，两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从经济运行的统一性来看，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最终会引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所以，如果这两个政策目标不统一协调，就会形成政策效应相悖，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失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和总共给进行调节，但二者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并且它们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们的不同点是：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及调节范围不同。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预算收支、公债、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贷款限额、存贷款利率、汇率等。财政政策的调节范围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包括非经济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其它领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所以，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下来，财政收支的规模也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单位及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银行是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的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调剂。这就决定了银行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形成；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调节的作用方向不同。从消费需求的形成来看，包括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社会消费需求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财政在社会消费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财政在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进行适当压缩，就会减少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立竿见影。但是，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就无能为力。财政、信贷两方面影响消费需求的形成。财政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直接影响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而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只是间接影响。由于居民的储蓄存款可以随时提取，导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弱于财政。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社会再生产供应资金，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由财政承承担，流动资金投资主要由银行供应。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重点是供应流动资金。所以，财政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对形成投资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第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扩大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不同。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唯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银行信贷。所以，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需要通过信贷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银行也同时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财政才会发挥其扩张或紧缩的作用。从而可以说，银行信贷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第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同。由于财政政策措施要通过立法机构，经过立法程序，从确定到实施，过程比较复杂，决策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可以由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直接影响货币数量，决策时滞较短。财政政策措施在通过立法滞后，由有关单位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决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所以，财政政策的执行时滞一般比货币政策长。从效果时滞来看，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工具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能使经济活动发生有力的反应。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水平的变化，引导经济活动的改变，不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否则，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间就会发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从而减弱了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应和力度，这就难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目标。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就是各种类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即膨胀性(松的)、紧缩性(紧的)和中性三种类型的不同组合。一般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扩大社会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就要采取紧的政策措施，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种政策搭配，主要决定于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及其要达到的政策目标。

(一)松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松”政策。这种配合形式适用于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适当，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双紧”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适用于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但如果控制力度过大，就会导致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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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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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生产指数；赤字；欧洲；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34-02

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实行了重要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美国，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放缓，失业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高经济增长率需要避免当前的这种经济低迷状态，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只实施货币政策也能达到扭转经济低迷的目标？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失业率），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相反，预算赤字，不管是通过货币发行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会增加公共债务，提高利率水平，挤出私人投资，最终将损害经济的中期发展。反过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些又会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费尔德斯坦坚持反对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诉诸于赤字开支的财政政策。罗伯特·巴罗也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成为相辅相成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正在面临或经历财政宽松政策的经济主体会把他们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增加的纳税额，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没有改变，所以财政乘数是0。

然而，上述命题缺乏特定的经验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里，通货膨胀正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罗的假设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实体经济中的任何经验证据所证实，因为即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大多数OECD国家里的家庭储蓄却减少的非常多。

在面对严重低迷的经济时，为了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协调使用。例如，在总需求严重不足、高失业率和经济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里，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借贷，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而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管是出于汇率下降还是信贷扩张，在某些程度上能对经济衰退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

在经济衰退时期，单一的依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不能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刺激，因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会必然对投资产生激励。的确，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时期，为了刺激总需求和增加产出与投资，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单一的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实上，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扩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职的布鲁斯分析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指出联邦政府债券利率每下降1%，仅仅能够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证实，与财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财政政策则显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协调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直接一点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发表的名为《政府赤字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一文，准确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预算赤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该论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证明了政府赤字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时期也是有效的。他认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他的分析，当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实现货币盈余（利润），所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一不利处境可能会产生“停滞陷阱”。对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而言，为了扩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预算，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这一关系式：I+X+G=S+M+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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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胀风险开始显现，并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

高盛认为，迄今为止，国内和国际因素都对通胀率上升发挥了作用，而且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进一步推高CPI通胀率，尤其是如果紧缩政策出台的时间滞后或力度过小。

高盛将2010年和2011年的通胀率预测分别上调至3.2%和4.3%。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过去3个月总需求增长较一、二季度有所加速，而且在CPI通胀率突破4-5%区间后通胀预期也有可能呈现螺旋上升势态。随着紧缩措施对需求的影响开始显现、节能减排措施的放松使供应得以释放，2011年将有望看到通胀率环比下降。不过，在2011年二季度之前，CPI同比增幅可能仍将维持在高位。

高盛认为决策层将为遏制通胀压力而出台涉及广泛的政策措施，但将主要通过控制货币及信贷增长的定量工具来实现。

货币政策措施上，高盛认为将在2010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转变为“保持稳定”的可能性加大。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动用其它流动性回收工具:货币当局可能会依赖于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增发央票等手段从货币体系中回收过剩流动性。尤其是如果11月CPI增幅继续上升，政府或许会在年底前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加息：国务院在提高政策利率方面将更为谨慎，尽管实际利率仍为负值。高盛预计明年至多加息三次，每次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若11月通胀率明显高于预期，也不能排除当局将其中一次加息提前至2010年四季度的可能性。不过，高盛预计政府更倾向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避免强化市场对日后频繁加息的预期。

信贷控制:截至目前，政府似乎只是在松散地管理信贷限额，这导致8-10月间广义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高盛预计央行和银监会将很快联手强化窗口指导，同时为2011年制定相对保守的信贷目标。不同于市场对2011年新增人民币贷款额度仍为7.5万亿元左右的普遍预期，高盛认为货币当局可能会在2010年目标的基础上至少小幅下调，以体现趋紧的政策立场。由于日后还可以对信贷额度进行调整，决策者所作决定将在短期内发挥信号影响。

人民币升值:虽然人民币可能会加速升值，特别是考虑到美元兑其他货币普遍走软，但高盛仍认为决策者会将人民币/美元的升值速度保持在每年约6%。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仍对人民币升值的后果（损害出口行业就业并导致热钱流入）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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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市场泡沫;失业率

引言

2008年不约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造成中国出口减少、外需降低还造成中国失业率上升、中国增长明显变缓。2年过去了,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甚至持续,我们姑且把现阶段成为“后危机时代”,探讨我国近期采用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很有必要。

一、金融危机概述

(一)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二)金融危机的分类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三)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国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这次次贷危机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从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的2008年开始,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3%,低于2007年大多数月份的水平,2007年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8%。

从公布的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2008年GDP增长为9%。首先,2008的9%,与2007的13%相比,相差4个百分点,跌幅之大很少见。一个大国的经济,在上下年度之间,增长速度一下掉4个百分点,这个跌幅震荡程度是很强烈的,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其次,如果和近5年比,2003―2007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0.6%,下降了1.6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低于近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和改革开放30年比,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8%,2008年是9%,低了0.8个百分比。可见,2008年中国GDP9%的增长速度,和上一年比跌幅之大很少见,显著低于近5年的平均速度,甚至低于30年来的平均速度,这是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的。

(二)经济增长变缓导致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它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全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失业的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有三个世界第一:一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七亿多的劳动力;二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年度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万人;三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有大量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入,我们绝对的和相对的劳动力的需求都在减少。中国的工业化,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革命基本完成,正在朝着工业化的后期转型,投资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这就是技术进步,就是资本排斥劳动。可见,中国的就业问题,无论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还是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这个矛盾都是非常尖锐的,长期存在的。为解决这个矛盾,也要求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长时期里要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没有比较高的速度来支撑的话,就业问题的解决就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平台。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旦明显下滑,所带来的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首先就是失业问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降低

2009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1.4%。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加剧,增速回到个位数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压力:汇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骤降。如果欧美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对于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是致命的。

现在看来,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稳,主要是上半年订单延续,而1～9月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从市场明显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美国经济还维持2%的增长。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被冲垮,未来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将进入显著衰退,溢出效应波及全球,中国出口很不乐观。

(四)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制造业影响巨大

中国制造业都是大进大出的结构,资源和市场都捏在美欧的手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又无法将成本压力外移,因为全球制成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中国制造业只是拿订单干活,并不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结构非常脆弱,资源和市场双向一挤,必然使企业大量倒闭。

(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随之调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的调整

中国的财政政策这些年一直在扩张。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不惜举债,不惜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就是扩张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这几年在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企业所得税两法并一、增殖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农业税和多项土特产税、采取新的出口退税方法等,这都是减税,留给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比例增大,这是刺激需求,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货币政策在紧缩。货币政策包括信贷和利率。2003年9月,中央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就直接冻结几千个亿的商业银行信贷;从那以后,一直调上来,到2008年7月,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7.5%,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高的,也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的。提高准备金率是减少信贷,缩紧银根,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再看利率政策,我们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明显加快了提高利率的速度,到2008年6月,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已经达到7.47%,如果还浮动一下,可浮动到10%以上,这是很高的利率了,基本上不鼓励人们贷款。所以货币政策,不论是信贷,还是利率,都在收紧银根。这就形成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个局面,就是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这在正常情况下有好处,我们叫“松紧搭配”。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正常运行的时候,货币和财政最好避免双松或者双紧,以免经济不稳定,上下起伏。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不是正常?如果用这个组合,其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效果是相互否定的,不利于摆脱困难,不利于解决危机。所以,我们的宏观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双扩张”,这是很大的变化。

(二)从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渐转向兼顾中长期活跃和改善供给

道理很简单,经济危机来势凶猛的时候、失业率非常严重的时候,把不惜一切代价要失业率降下的时候,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上一些项目,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在更长的时间里要考虑对需求的刺激和刺激起来的供给的结构以及企业的效率。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如果为了实现短期的活跃,刺激起来的项目都是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那么将来所要克服的问题、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更沉重。近日报纸上讲,政府要公布4万亿的去向。4万亿干什么了?刺激了哪些项目?如果过于盲目,刺激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还真不如凯恩斯所说,拿这4万亿请人去海德公园挖坑、填坑。我们现在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保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就是要把近期需求和中长期供给衔接起来。

(三)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低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压力不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应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要全面落实和不断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并准备多种预案以防国内外环境的突然变化,灵活审慎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

“稳增长”的关键是控制住各地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新开工节奏。目前,政府投资项目在建规模已经很大,不少地方政府铺开的投资摊子超出了地方财力可承受能力,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集中资金首先确保已开工项目的按期完工。科学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推进中央投资项目建设,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在世界新一轮产业投资新增长点并不明朗的背景下,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要从严控制,坚决抑制重复建设等盲目投资。对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要保证土地和资金供应,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来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为稳定房价创造长远有利条件。

(四)推进调结构、惠民生领域的改革

要素价格杠杆是促进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因素。积极推进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不仅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环境保护成本,并推进要素市场主体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企业,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力度,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

积极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资金要素价格杠杆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从房地产等竞争领域逐步退出来,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建设。

(五)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

继续抓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改变目前“轻调整、重振兴”的片面做法,重点产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

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产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条件,强化环境监管,严格项目审批管理,限制土地供应和贷款,通过采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达不到准入标准、市场竞争力差的落后产能。

研究出台鼓励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两高一资”产业要发展高精尖深加工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搞好再生利用,推进“两高一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抓紧研究并尽快出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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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一凡.中国经济:资产泡沫下的理性解读[J].中国经贸,2010(01):54-55.

篇7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 政投资支出增加 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 ？ .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表1 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乘数的

    单位：亿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8593.8 74772.0 79553.0 gdp增量 8245.7 5020.3 7996.3 12125.0 11718.7 10115.7 6278.2 4781.0 城乡居民消费品总额   9704.8 12462.1 16364.7 20620.0 24774.1 27198.9 29152.9 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量   1459.1 2757.3 3902.6 4255.3 4154.1 2424.8 1954.0 边际消费倾向   0.29 0.34 0.32 0.36 0.41 0.38 0.40 投资乘数   1.41 1.52 1.47 1.56 1.70 1.61 1.6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9）有关资料计算。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 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 ，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bsp;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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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实质是协调发展政策

关于什么是稳健性财政政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金人庆[1]主要是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谈论稳健性财政政策的。他认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上讲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来说，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字方针。

贾康[2]为，宏观调控政策“中性”的导向，是以总量特征的直观形式给出当前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定位与趋向。动态上看，“中性”就是总量上既不扩张也不收缩，其中的基本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这里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

高培勇[3]认为，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来含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陈共[4]，提出其观点：按财政原理，稳健财政政策维持赤字规模不变，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中性。现在命名为稳健性财政政策，这种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标不够明确，但它的好处是稳妥，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松紧关系，做到松紧适度。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调整时期，不可能实行紧缩政策，也不可能实行中性政策。因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则说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维持赤字的原有规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会出现下降趋势，实际上对财政支出有所紧缩，则以上两点体现了松中有紧；第三，如果再考虑为了支持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而适度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则是对市场或企业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紧。因而认为，保持适度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从政策类型来看，仍然是一种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种松中有紧的政策。

二、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措施

1.注重投资政策导向调整

由于当前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投资增长的“软着陆”目标还未达到，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应当严格些。出现这种状况，部分是由于政策时滞因素的作用未充分显现，还有，房地产和城建投资增长仍然存在相当的盲目性和严重的结构性投资失衡问题。因此，要继续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完善对投资增长的宏观调控。

投资调控政策不仅要在“两个层面”做到“有保有压”，更要采取灵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产和城市建设投资继续过热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资增长下滑过多，主要是为民营投资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推进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后者，要在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积极措施，使投资体制或结构尽快实现“两大转变”，即使投资增长真正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企业主导型；政府对投资的监管方式由“硬干预”转变为“软干预”。政府需加快从私人物品供给上（投资和生产经营）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给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软干预”则主要依靠法律法规、技术和环保标准、市场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杆来调控投资的增长。

今后，政府投资要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和卫生建设、大型生态工程和大型公共设施工程及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其中更应加大对农村公共方面的投资、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

2.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应当注重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以实现既定的财政政策目标。

（1）适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一个良好的税制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税制。但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存在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结构不合理，具体税种设置不合理，还有一些税未开征，如社会保障税等。目前，应当将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改进个人所得税、完善消费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完善地方税制度等。通过这样的结构性调整，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推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产业结构。

（2）调整投资课税政策，提高投资效益。如在增值税方面，首先应加快转型步伐，在增值税税率未变的情况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由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款增加，实际上相当于减税。从实践方面看，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效应已显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生产总值和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对减税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其次，扩大征税范围。将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业、仓储业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个过程要注意和税收征管能力相结合，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

（3）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逐步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转向由增加人力" 资本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首先，开征教育税，增加税收收人，为国家教育提供尽可能充裕的财力基础。我国目前已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费，大多已具有准税收性质。应该说，费改税的时机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实行专税专用，税基由国家统_规定，税率可由省级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自主决定。其次，运用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如对民间办学实行税收优惠，对社会投资办学实行税收鼓励。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可以考虑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把教育支出计入费用扣除。

（4）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目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目标是启动民间投资，而中小企业是我国民间投资的主体。但从我国目前增值税运行来看，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并没有同等对待，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应及时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政策，对建账完整、财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后，可转为一般纳税人，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征社会保障税，减少不确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预防性储蓄占居民总储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消费需求才会真正扩大，进而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

完善股票税制，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宽投资渠道，增大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有利于储蓄转化为投资。

3.注重促进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的应用

二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我们在加大财政对技术投入力度的同时，要调整对科技的投入结构。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是那些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如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要运用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特别是要重视发挥税收优惠对科技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必须明确的是，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资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三是加强人力资本（教育与培训）投资，为科技的持续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4.注重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环保投入稳定增长的预算支出政策措施。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政府环保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在环保领域，财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过市场能够解决但解决不好的事项（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环境事权划分及其投资范围和责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权责对等，分职治事。在加强中央对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参与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国家环保投入占整体GDP的比重，为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2）进行预算支出科目改革，为财政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提供制度保证。在进行预算支出调整时，应将环境保护作为支出的一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划等子目。把环保支出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加强政府财政对环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改革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支持渠道。

（3）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促进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体系。

5.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恰当配合

我国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或着力点是“稳定预期、保持景气、防控通胀”，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继续搭配使用，并且应当促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微观化，并讲究内部搭配使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要有明确的总体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内部结构上有松有紧，保持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运用预算支出政策进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调节短期需求量的办法实现短期供求平衡；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中长期供给量变化，改善供给结构，实现中长期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税收政策要“有增有减、有松有紧”。预算支出政策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姿态，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方面，要将着力点放在中长期供给能力建设、结构改进和供给稳定机制建设方面来。

在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赋予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相机抉择、斟酌使用。考虑到资金供给已经比较紧张而物价回落有一定的滞后期，下一步不宜出台新的总量性紧缩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进行微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从“适度从紧”转变为“总体稳健、适度放松，有紧有松、结构优化”，可以适当扩大公开市场货币投放、降低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同时进一步运用差别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缓解可能出现的资金紧张局面。

参考文献：

[2]贾康。从积极到稳健——中国财政政策转型与展望[J].财政与税务，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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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税收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市场疲软、外需不振，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压力，加上投资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中国经济在经过7年加速上涨后，增长势头在2008年发生逆转。为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开始显现，部分地区和行业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一、宏观经济走势

1．消费增长速度趋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为例，虽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但是CPI涨幅就达到6.7%，扣除价格因素，消费实际增长并不快。以重庆市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类消费价格上涨46.1%，需求弹性小的粮油类和肉禽蛋类上涨高达57.3%、6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5%，表面上看消费形式喜人，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物价上涨较高直接影响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期消费和生活质量。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缩压其他消费品开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仍趋弱化。

2．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

2008年期间，总体而言既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因素，这与地方新一届政府开始工作以及灾后重建等相联系，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此外，资源环境工作以及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对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的约束。

3．出口增量明显回落

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口10741亿美元，增长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对美国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别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个月，我国家电业累计出口250亿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业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二、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

面对经济下滑，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扩大消费；二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扩大生产。

（一）财政支出与投资政策

1．“三农”支出

中央财政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支持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灾后恢复重建投资

在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080亿元，增加4875亿元。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75亿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当于过去10年总投资的5倍。理论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启动的、由中央财政投资带动的项目，能够撬动6至10倍的资金，那么未来三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在该领域的投资总额将可能达到9000亿元。如果再考虑其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带动，平均每年3000亿元的投资额还可能会翻一番，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部和铁道部表示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实现投资总额8.5万亿。比照“十五”期间，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这一轮的交通基建投资的贡献率也应该会与上一轮相当。铁道部估计，仅2009年计划的6000亿元铁路投资，可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达1.5%。

4．地方和民间投资

在中央投资项目的带动下，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上升势头。但地方和民间投资还没出现大规模复苏迹象。1到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5%，相对去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考虑投资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之外的内资企业，在1到2月份的投资总额为4577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增速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个百分点，该类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放缓，创出历史新低。民间投资尚未被积极拉动，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在中央项目投资的带动下，后期地方项目的投资会逐渐跟上，使得后期总的投资增长形势比较可观。

（二）税收和减费政策

1．增值税转型

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据测算这项措施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减轻企业税负约1233亿元，共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增值税转型有利于释放生产力，促进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率，但其实施效果往往有滞后性。作为制度性改革，其实施效果的显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出口退税政策

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能鼓励外贸发展，促进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在2008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我国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外贸企业资金链紧张，并有望进一步减轻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压力。此次部分产品出口关税税率的调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相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轻库存积压。

3．自主创新和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下一步将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同时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支持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

4．减费政策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举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连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约170亿元，合计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减费措施可直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360亿元。此次强有力的减费措施，可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发挥与减税政策相同的扩张效应，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居民消费。

三、财政政策的实践效应

虽然财政政策的运用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偏重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

1．有效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国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消费更是呈现不足。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同时配合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覆盖，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有效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国有近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倒闭的中小企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随着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及信贷控制的放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3．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响应

中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响应，如北京市政府今后两年将投资1200亿至1500亿，用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路网、保障性住房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可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广东省政府以重大项目带动社会投资，5年内计划投资2.3万亿元；江苏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总额2200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项目。新晨

4．有利于社会公平

政府财政支出对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补助政策，关注低收入者群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5．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在深度调节产业结构方面，财政政策有着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能对产业结构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调节，如利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扶持“三农”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等。

6．降低对外依存度

受国际经济环境制约，我国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和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且进一步完善企业税负负担，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企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符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行业中，从而减轻了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增长、流动性膨胀等的压力。

四、结束语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国政府对未来进行了积极的预期，重拳出击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效应还未完全显现。但是，无疑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颓势的扭转，远期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我国的财政处于转轨阶段，由原来的投资性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相信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世界经济下滑带给我国的冲击，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我国政府运用政策应对危机能力的一次有益体验。

参考文献

[1]马洪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篇10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7％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版权所有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