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的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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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监督制度。因为据徐平华的'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尚需时间'一文中写到: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也即产权制度问题,但现在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却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没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对此我认为国家或可向一条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产权改革取得突破,解决国企及集体企业的经营激励约束监督问题。具体可参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思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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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现状

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与生产者物价指数成方向变动，且变动相当之大，甚至许多中小企业会逐渐发现他们生产成本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物价的上涨速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劳动力整体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也处于持续上涨的状态，所以现在，各中小企业低于减免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国内的其他经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远比不上财政税收政策对整个中小企业的影响来的重要。在当前这个汇率波动较大的经济社会中，原材料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状态会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碍。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征收额度较高，大部分发达国家会通过较低的征收额度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成为经济霸主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稳定且高速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中小企业在低税收刺激下的迅猛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些中小企业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那的吃穿住行用几乎都是通过中小企业才得以实现，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能够使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就目前经济情况来说，因为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后和传统使各中小企业没有在急需帮助的时刻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影响，甚至于缺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福利待遇，减税、免税以及优惠税率对于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没有合适规范的财政税收政策是难以使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进行优化和发展的，而目前，我国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已经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状态，只希望能够尽快出台一部完善的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其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二、新经济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稳状态的保证，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国家的税收负担，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其内部生产活动相适应，从而导致整个企业内部生产力的下降。我国自身是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综合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

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的降低，而且如果企业年底出现了亏损，还可以获得国家的递延补偿；但是对于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优惠政策较少，而且在一些研发和投资方面的费用还存在一些困难，既没有对于进口货物的免征政策，也没有关于转让科学技术的优惠政策，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新兴的，同时也是急需要整体进行优化和创新的资源和产业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还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扩大。

（二）企业内部财务人员不能够完全明确国家的财税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是比较容易的，但同时因为规模较小，人员?盗恳彩怯邢薜模?这样就会造成在企业发展经营的过程中缺乏高级的财务专管人员对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财税方面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是每个中小企业所必须要面对的难题，这就需要专业的税收专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规划，但是因为人员数量优先，专业素质较低，知识储备不够，就会使企业的发展出现各种障碍，整体降低了企业的发展速度。

如果要使各相关财务人员能够完全理解国家的财税政策，需要在企业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税收风险筹划制度，处理好税收收入和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不仅是因为人员数量较少，还因为其工作能力较弱，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不能及时接收和掌握，使企业对自身的税收难以完全掌控，这样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自身减少税款，甚至还会带来不小的税收风险。

（三）国家对于财政税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尽合理

我国当前资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业因为国家或是本级政府对其投入的科研资金较少，势必会降低在科研方面对于企业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对于开发、创新、优化各项资源和结构缺乏兴趣，很难成为国家科研方面的主体。而且各级政府普遍只重视各项研发的结果和所得荣誉，对于其结果对当前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视，所以就很难发挥国家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各项研发的影响，也不会鼓励企业去大量研发适合群众使用的新型产品，从而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而收益却止步不前的情况。

三、如何优化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使各地方的经济能够平稳运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较大，这就表明我国现在如果想要整体经济有序发展，势必要加快中小企业的前进步伐，同时政府以及国家相关财政部门也需要做出相关的管理措施，出台一些适合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其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如果想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氛围，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做好对各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才能总体提高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优惠政策的范围，使各中小企业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进而刺激他们进行自主创新。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部门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大量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款，同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使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趋于稳定。同时在科研方面，我国也要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为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他们不仅发展自身的产业，还可以大力创新新型技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形成有效的循环。

（二）政府应适当的实行扶持政策

由于现在还没有出台一套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的中小企业出境可以说是较为窘迫，所以现在只能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税收制度，才能提高中小企业在当前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企业的整体发展中，政府需要对企业发展的规模、经营模式、存在的优势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制定新的适当的发展规划，才能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但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拨款的条件还是需要严格的审核，以免使一些企业钻了空子。

在?收的优惠方面，也必须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只有政府推行公平公正的优惠政策，中小企业才会实现公平公正的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企业之间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励，使各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当某个中小企业开始出现盈利时，国家也需要适时的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对于快速发展且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是适当的降低税收的征收标准，使税收优惠的范围能够兼顾很多企业；对于发展较慢、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政府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从而使企业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三）完善企业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范围的同时也要有针对的实行，税收优惠除了可以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还可以使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相应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知识储备，使整体的工作环境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四）对于税收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还需完善

如果要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不仅需要企业自身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还需要政府通过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督和协调。首先，政府应该使各企业内部财政部门相关人员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税收权力和义务，明确自己不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其次政府可已通过相关宣传，使企业养成自觉主动纳税的习惯，降低企业出现税收风险的几率；最后还可以使企业在内部实行一些队友偷税、漏税人员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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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经济价值　政府生态管制　生态技术　生态经济系统

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一种新的理性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成为未来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所谓生态经济，就是指以生态价值理念为指导，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构建经济系统，使经济的发展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从而取得生态与经济双重发展的生态化经济。生态经济又称环境经济，它要求经济主体“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的恢复与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科学统筹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

一、生态经济价值与行为方式

(一)生态经济价值

生态经济价值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是指地球生物圈作为生命维持系统或人类生存系统的价值，或称为生存价值(existence value)。生态价值是自然界和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它涉及自然界以及人类的消遣价值、美学价值、生命价值、科学价值以及伦理价值等。生态价值是生态资源价值的组成部分，生态资源价值包括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两个方面。资源价值是指被人们直接利用的经济价值，如森林的个体价值；而生态价值是指资源总体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它间接地服务于人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各种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都占据一定的生态位，对于生态平衡的形成、发展和维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自然物对维持人类生存系统来说都具有价值，这就是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是一种整体价值和综合价值。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系统，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都在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保持着一定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是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生态平衡的破坏，会殃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个地区或国家不顾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而孤立地发展本地或本国的经济，最终都难逃灭亡的命运。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地球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都在享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在生态系统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人类必须站在共同的立场上进行协调与合作。

生态价值在人类的价值表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它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根据日本专家的研究与预测，森林木材的经济效益与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例大致为1:6-1:20，表明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远高于它对人类的其他价值。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态价值被严重地忽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在农业方面：以粮为纲促使毁林垦荒、毁牧开垦、围湖造田、填海种植，导致森林和草原等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湿地减少，土壤退化和沙化、荒漠化、盐碱化；滥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功能衰退，植物无法生存。在工业方面：废水、废气、废渣不经有效达标治理地大量排放，破坏了整体环境的自然形态。在城市建设方面：布局混乱，工业区与居民区、商业区混杂，人为破坏了区划功能。在资源产业方面：矿业盲目开采，森林乱采滥伐，加之灭绝性地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破坏了生物链，导致生物多样性无法得到保护，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关专家统计，过去20年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5.1万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型湖泊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60.5％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

(二)生态经济的行为方式

生态价值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它就意味着破坏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不能为了经济价值去破坏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必须服从于生态价值。人类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从事自然生产活动，这个“生态系统的限度”就是生态平衡。但是，人类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以及经济发展的疯狂正在破坏着这种平衡，这就必须寻求一种生态经济价值发展的模式即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目的在于在经济决策以及经济活动过程中确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其行为方式主要是：

1、在经济活动中适应、尊重和有限利用自然资源

传统的经济决策以及经济活动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需求，导致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生态经济正是从开发利用自然转变为保护自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保护主义决策。强调不仅要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要尽可能地考虑到非人类的动植物的“利益”，减少对自然界生命的伤害，让这些自然物充分享受自己的生命。人类不能单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要从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出发，即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促进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

2、在经济活动中寻求“发展”而非“增长”

自古典经济学以来，自然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基于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这种经济价值认识，长期形成了“富裕的增长是通过对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人类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经济的价值取向表现在经济模式上，绝非不断的增长，而是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如果说在以前“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意义相同的概念的话，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成为两个语义有明显差异的概念。增长指的是除去物价上涨因素的货币收入的增加，而发展的概念却包含着生存、自尊和自由这样的基本因素。“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

3、在经济活动中实现“代内”与“代际”的正义与公共

正义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生态问题所以成为正义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在于

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凸现了公平分配的分量。环境资源问题上的正义、公平是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环境正义主要包括：代内正义、代际正义、社会正义。“代内正义”关注的是“共时性”的问题，而“代际正义”关注了“历时性”的问题。“共时性”是指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伦理体系本质上是“共时”的，人们只对现存的活着的人负责，对后代没有什么义务。“历时性”就是把现代人与未来人联系起来，当代人不仅要对当代人负责，而且要担负起对未来人的历史责任。

4、在经济活动中致力于生态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

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要建设一个不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的或者说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绿色社会经济结构，设计绿色经济制度的各种方案以及实现的途径。

二、传统的政府生态管制方式存在着缺陷

政府管制又称为政府规制(government alregulation)、政府监管，它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面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政法律制度，即政府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及设定行政许可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进行限制、监督和控制的活动。生态管制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生态经济下政府通过监管、控制以及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以达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现代社会政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管制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它依靠国家强有力的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代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必须强化政府生态管制，以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但传统的管制方式，即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官僚制”管制行为方式往往出现“管制失灵”现象，使生态环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传统的生态管制方式其主要缺陷是：

(一)传统的生态管制是政府限制个体和经济组织自由选择的强制，是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理念基础之上的一套消极管制制度

传统的政府生态管制的组织形式是政府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按权力自上而下形成严格规定的层级和环境保护职能结构体系，每一个下级机关或企业在上一级机关的控制之下，或者在各级政府层级控制之下，同时，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形成对整个社会及生态问题上的强制性的控制与限制。例如对污染的强制限制主要包括对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限制，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被执行。对于不达标者，政府可采取强令关闭、限产限量及罚款等处罚，以便将其排出的污染物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同时政府直接管制生产过程，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燃料等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必须达到某种质量要求；或强令企业安装废物废水的回收或处理设备，以尽可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违反者同样将受到相应的制裁。这些管制与限制措施显然是必要的，它规范了管制对象的行为，抑制了市场的盲目性，减少了其对生态破坏的可能性，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会片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这就必须加强管制。但这种命令与强制往往没有被管制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管制与生态政策缺位的情况下，例如“循环发展”的资源利用、资源分配等，往往难以奏效，且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同时有可能引发社会对抗与矛盾。因此，这种管制，是一种消极的管制行为而非积极的管制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作为外部性问题，其解决从根本上讲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对企业来说，只有当生态环境管制政策获得的效益大于企业所产生的成本时，才能使这一政策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当生态管制政策损害或者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成本时，就会受到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的抵制。而我国目前在“命令与控制”之下，主要采取政府收取污染费的政策，由于排污费用过低，根本不能发挥控制的目的。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排污收费仅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还达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企业缺乏治理的积极性，这样，生态管制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力战，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管制，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屡禁不止；而政府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对企业进行监管，但却往往事倍功半。正如有关学者所说，“政府规制扩张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行动扩张的过程。政府行动的扩张，为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无节制的行动又往往使政府作茧自缚，失去有效性价值。”

(二)传统的生态管制只有对企业与社会进行的管制，而缺乏对政府自身的制约机制，政府自身往往成为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

政府是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政府行为，由于其固有的“非竞争性”，显然政府的生态管制对政府本身没有制约性。但政府在提品的过程中，由于不可避免的非理，所以同样也存在着生态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一些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诸如城市公共交通、公共建筑、市政建设、港口、码头、娱乐设施以及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供电、供水、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等等。这些虽然有对掺杂着企业经营部分的生态制约，但由于政府的垄断，往往放松管制。特别是政府的“私利”性，或者为节约成本导致政府往往为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对相关企业放松管制，或者政府为追求经济效益，对有关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工程项目大开“绿灯”，例如在浙江某地，曾经为经济效益，在总面积20.2平方公里的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除保留原有4家农业企业的910.2亩农用地以外，其他被整体“易地”外移，大量引进工业企业，先后有130多家企业来此“落户”，涉及化工、纺织、印刷包装、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医药、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其中易燃易爆的化工企业就有24家，当地居民怨声载道。据有关资料统计，20.2平方公里范围内，工业用地7987.9亩，商住用地2312.9亩，农业用地910.2亩。农业技术开发区有名无实，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面对各种环保压力，所在地方政府也曾于2006年成立了“农发区”治污小组，打算对污染企业实行“关、停、转”或“搬迁”，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各种利害关系难以厘清，政府成为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

(三)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基础之上的，其方法手段呈现单一性的缺陷

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方法手段的单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在方法手段上单纯依靠政府环保部门以及相关执法部门，而缺乏社会机制。政府生态管制决不意味着政府单纯的管理，它需要广大社会的参与，生态环境涉及千家万户，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单纯依靠政府执法部门虽然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特别在市场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生态管制的缺位不可避免。在“顾此失彼”和“缺位”的情况下，要么形成政府不作为，要么扩大机

构和队伍。但不作为形成渎职、失职行为；扩大机构队伍的结果又会造成机构膨胀臃肿、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问题。

二是方式手段上的结构性缺陷。所谓结构性缺陷主要是政府生态管制主要实行层级管制与职能管制相结合的形式，但由于层级的利益矛盾，形成了上级政府管制，而下级政府保护，即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一方面不得不进行生态管制，但另一方面又阳奉阴违，甚至出现政府为“形象工程”、“绩效工程”对必须管制的生态问题及管制对象大放“绿灯”，丧失管制效率(像上述“农发区”的问题，显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特别是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严重，有些政府或者政府管制人员成了被管制者的“俘虏”。目前，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管制政策的“失灵”。

(四)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是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而非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

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基础之上的，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加之生态管制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管制复杂化，这种单一管制势必导致管制机构的膨胀和管制成本的提高。但政府是“聪明”的，他会经常将一部分管制成本转嫁到管制对象的头上，他们向管制对象收取“管制费”，以弥补“管制经费”的不足。由此，乱收费又成为一个不可治愈的社会毒瘤。管制的过多过滥、管制的僵化、“管制费用”的随意收取等等，使企业(市场)与管制之间必然地发生了冲突，管制发生了异化。特别是作为生态管制工具，命令型管制政策虽然生态环境效益明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命令控制在改进环境质量状况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的交易成本和造成效率损失。正如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汤姆・泰坦伯格在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要实现同样程度的污染控制，命令控制型手段的成本相当于最小费用手段的2-22倍。就环境污染而言，其污染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调整要求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准确的信息，任何信息上的差错都会削弱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但事实上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制定的标准往往与理想的标准存在较大偏差，因而，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同时就企业污染源方对政府管制政策的执行而言，也会导致较高的服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损失。

三、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的创新与完善

推进生态经济的建设，政府是一个关键性的行为主体，政府生态管制必须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创新和完善政策措施，保证生态价值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模式手段的创新完善

生态价值下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要实现四个转变：

1、从政府主导的模式逐渐转变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管制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管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即政府在主观断定需要加强生态管制的地方和问题上采取措施，但政府受大量技术成本的制约，不免带有主观性，而缺乏客观性，为了使管制更具客观性，政府应该依靠社会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强化控制管制功能，另一方面要减少指令性控制，而代之市场调控机制，来达到政府管制的目的。例如，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兴办“生态企业”，即生态治理企业，由生态企业按照生态市场规律进行运转，提供生态服务，政府只是制定生态政策标准，检查其他企业与社会执行标准的状况与违规行为，并加大处罚力度，使其处罚费用高于向“生态企业”缴纳的治理费用，并逐步形成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良性生态管制方式。“生态企业”还包括从事各种生态环境保护用具、用品的各种企业，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扶持这类企业的发展，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政府对生态的管制绝不是政府单枪匹马的管理行为，而是要依靠社会的监督，要完善人民群众监督的具体政策规定，赋予其监督的权力与监督程序，形成政府与社会相互互动、共同监督的“双向”监管机制与管制模式。

(二)从单纯政府控制模式逐渐转变为提高管制对象自觉精神的激励型模式

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完善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管制方式由传统的行政管制向激励型管制转变。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一切政府的活动，只要不是妨碍而是帮助和鼓舞个人的努力与发展，都是不厌其多的。”。激励性管制的实质就是管制者利用被管制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设计一种特定的程序和可以选择的合同菜单，激励当事人采取与管制者目标一致的最优行动，提高经济和社会管制效率。政府生态管制实际上是立法者、管制者和被管制企业及消费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互动的合约关系，其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合约关系决定了整个管制的效率。激励型管制就是利用合约关系刺激被管制者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以达到管制的效果。同时，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行动能力的无限增长而导致社会自主管理能力的萎缩。政府的生态管制激励，主要是政府与企业在生态环境法律的基础上共同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合同，激励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做法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对容易造成生态问题的企业，规定必须签订生态保护合同；二是一般性企业可以采取自愿性合同形式。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一种自愿性生态环境协议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基于双赢理念，通过引入政企之间的技术与信息共享、谈判协商机制等方式，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充分反映政府与企业双方的要求，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低效问题，减少政企对抗关系所导致的较高交易成本。企业有可能也有动力通过承诺合同以换取政府在某些方面管制的放宽和信息、技术、资金和信贷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激励性管制的实质在于调动被管制者的积极性，变政府的强制管制为被管制对象具有自觉精神的自我管制，既降低了管制成本，又提高了管制效率。

(三)从单方的政府政策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协商型政策管制模式

政府生态管制的主要工具是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而如何进行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过去，生态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一个单方的政府行为，这里不说有关政策的脱离实际，单就行为主体而言，很容易产生与管制对象之间的不协调和对立性情绪。而协商型管制(negotiated regulation)是基于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就如何管制进行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共同制定管制政策的一种互动性管制方式。它是组织协调模式与政府协调模式的组合，政府通过与被管理者组织之间的协商以实现有效管制“政府主导的协调模式”。在这种管制模式下，被管制者的地位可以由纯粹的被管制者转化为可以参与生态管制政策制定的具有一定决策权的主动角色。这样，由于被管制者能够参与生态管制政策的制定，使得被管制者有机会充分表达自我信息，解决传统管制方式所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这种协商型管制体现了政府干预与被管制者利益的兼顾，为被管制者树立服从管制的“自觉精神”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政府生态管制政策的施行。协商性管

制模式还使得政府和被管制者具有直接的、正常的途径协商问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生态管制的效率。当然，面对众多的管制对象，面对社会公众，如何解决协商的途径和方式问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在公共利益中的简单映射不能说是公共利益。正如西方学者奥尔森所指出的：“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但目前，至少可以通过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以及有关第三部门等组成协商团体，就有关生态政策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各种听证会等进行广泛的政策协商，鼓励社会公众按照一定的程序参与生态管制法规的制定，使生态管制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宣传生态价值理念的过程，从而提高被管制者主动实现生态价值的自觉性。

(四)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型(如委托管制)模式

目前，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的多元化现象已经使得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显得越来越力不不从心，特别是我国目前主要依靠归口的环保职能部门行使管制权力，由于种种限制，管制效率大打折扣，使管制价值缺失。因此，政府生态管制必须寻求多元化的管制方式。目前，社会广泛参与已经成为“良治”的核心，作为政府生态管制，必须积极鼓励社会参与，使政府不再成为唯一的管制主体。政府管制必须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型模式，要在实现监管机构独立的同时，大力推行委托型管制，即委托或者授权有关社会主体，并赋予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分行业或者一定地域的进行有效管制，以弥补政府管制的力不从心和不足。同时，要解决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管制协调问题，政府要建立信任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管制主体的作用；社会管制主体必须切实对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切实代表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利益。要建立政府与社会管制主体受法律严格约束的、有固定的范围、程序，明确的责任机制的管制体制，形成政府管制机构的有效监管、社会管制主体的主动配合、人民群众的积极广泛参与、传媒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新型管制机制。社会参与管制，一定要解决整个参与过程信息流通问题，没有足够信息的获得，就不会有真正的参与管制。信息流通是理性参与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参与的社会生态管制主体在赋予职权的情况下，亦可对政府在生态问题上实行监督和制约。目前，解决政府在生态上的“始作俑”问题除了继续强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以及采取各种“听证制度”以外，就是要靠这种社会参与的生态管制主体形成制约压力，使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

(五)政府生态管制政策内容的完善

生态价值的实现往往是在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决策过程中人们对经济利益价值及其他各种价值的权衡与比较的基础上作出的价值选择，生态价值表现在经济活动与决策中更多的是一个价值冲突问题，经济活动主体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忽视生态价值。因此，政府生态管制的许多配套政策内容需要进一步增加和完善。

第一，强化生态价值“必须”政策。所谓生态价值“必须”，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到生态价值，至少不能有生态负价值的产生。“必须”政策要求政府生态管制一方面要靠提高经济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充分认识生态价值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实现生态价值。另一方面主要是靠制度约束。在制度方面，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定、宣传与实施，从法律上确保生态价值的实现。目前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其管制措施在“必须”上一定要有具体的要求。

第二，生态“补偿”政策。所谓生态补偿，主要是指在价值冲突的情况下，为确保生态价值的实现，由受益者利益主体对生态环境损害部分进行物质或者经济补偿，以开展生态的重建。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对于生态损害部分必须给予补偿；二是补偿的物质或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的重建。生态补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理论与许多实践问题需要研究，例如补偿的责任主体是谁、谁来补偿、如何补偿、补偿的标准如何确定、补偿的资金如何用于生态的保护与重新建设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研究，但补偿的原则必须确定。目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充分论证与计算的基础上加大生态环境税的征收，借以进行生态补偿。

第三，生态“隐性化”问题控制政策。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例如一项经济决策对生态的影响，有些可以表现为显性化，但更多的是表现为隐性化、潜在性。因此，政府在生态管制过程中不能只顾显性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对“隐性化”问题的控制与防范。政府生态管制要加大对隐性化、潜在性问题的预控管制措施。

第四，生态技术使用的相关政策。生态技术包括所有有利于生态价值的各种技术改进与技术措施，例如清洁生产和各种循环经济技术等。清洁生产就是“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材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的产生于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循环经济是一种通过技术改进与研究，遵循生态规律建立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流动的经济系统。人类只有不断地的进行技术改进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必须增加与完善鼓励采用生态技术措施政策。

第五，生态管制的恶性竞争防控政策。在生态环境管制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各种管制的差异性(例如：不同地区管制强度高低的差异性；不同企业类别管制标准的差异性；管制措施可及性的差异性等)，就会出现两种竞争，一是良性竞争，即不同地区、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强有力的管制，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以及人才谋求发展，形成一种动态的良性发展环境。二是恶性竞争，即不同地区、行业等为单纯或者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放松管制措施，降低管制标准，使不合生态环境标准的企业发生异地转移，形成管制差异的恶性竞争。生态管制一方面要鼓励良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控制恶性竞争，形成一种公平的管制环境。这样，就必须完善与强化生态管制的恶性竞争防控政策，例如对不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跟踪，对异地转移的，取消其项目生产等政策措施。

第六，生态经济系统的合理配置政策。人类的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人类各项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进行，并且依赖生态资源的供给。由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及价值流循环与转换，因而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混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机能和自身运动(物质运转、能量转换、信息传递、价值转移)的规律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它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形成生态经济合力，产生生态经济功能和效益。生态系统的基本矛盾是具有增长性机制的经济系统对

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系统对自然资源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生态经济系统的要素配置，即人类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作用效应，以及由此给社会经济系统或环境系统所带来的后果，通过人类自觉的生态平衡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利用科学技术、上层建筑(主要是行政干预和经济政策、经济计划等)、技术措施等手段，围绕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对生态经济系统所进行重新安排、设计和布局。因此政府生态管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合理配置的政策原则，以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

注释：

①梁山等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②沈满洪主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③罗杰・伯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当代西方学术前研究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

⑤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⑥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9页。

⑦柯丽生：《一个省级农业开发区的“夭折”》，中国经济网，2009年4月13日。

⑧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就公共利益理论看来，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政府通过规制对实现公共利益的障碍进行控制。但俘虏理论认为，确立政府规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规制机构及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换句话说，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也许在某些时候，政府会给一般公众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政府规制实施的初衷，它充其量不过是规制的意外结果而已。管制俘虏理论论证和说明了政府管制寻租和管制机会主义的问题(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6页)。俘虏理论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一是政府的基本资源是权力，利益集团能够说服政府运用其权力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二是规制者也是经济人，能理性的选择可使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三是政府规制是为了适应利益集团实现收入最大化所需要的产物。这些假设，虽然很难经得起检验，经济人假设过于绝对，其结论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让人们反思，政府规制一定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吗?(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

⑩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指出：“当政府规制范围的扩大使得相对方只能在规制中亦步亦趋的时候，当政府规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束缚相对方自身成长的时候，政府行动的扩展和政府规制范围的扩大就会给相对方和社会带来危害，相对方的自觉能力降低，社会自治管理能力萎缩。”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3页。

(11)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①魏彦杰：《基于生态经济价值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倪瑞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赵映诚主编：《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④梁山等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⑤沈满洪主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罗杰・伯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⑦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⑨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⑩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1)金培：《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3期。

(12)Herman E.Daly、Joshua Farley：《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

(13)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5)唐建荣主编：《生态经济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篇4

关键词:结构调整;信贷导向;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094-03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全面转向了保增长,而对如何保增长,中央在年初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主攻方向”。金融体系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排序”理论(sequencing theory)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比资本市场和非银行机构(例如股票市场和投资银行)更重要。就目前实际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要靠银行系统来汇集和配置,商业银行不仅是分配金融资源的重要力量,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决定性环节。因此,研究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信贷策略问题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首先,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依靠的是投资与出口,而国内消费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我国外需严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非发达地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其中消费拉动4.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而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 3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生存型向基本需求型转变。其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开始逐步由柴米油盐时代走向房子、汽车时代,由生活必需品时代开始走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由数多、价低时代开始走向量少、价高时代。如我国一季度汽车就销售168万辆,超过美国45万辆。

其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增长不均衡和梯度发展,是发展中大国的显著特征。而“雁行发展”模式告诉我们:当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到某些产业难以为继的时候,这些产业会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这种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比跨国转移更经济,风险更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更需要通过不同区域间的梯度发展和区域转移,由过度依靠东南沿海地区的“单极增长”转向依靠各区域“多轮驱动”来弱化外部冲击,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会大力推动东南沿海和中西部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转移。东南沿海将不断拉长产业链,提高研发设计和后市场服务能力,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以增强产业链条的根植性和竞争力;中西部将从战略高度积极承接发达地区转移产业,加快发展。同时,在不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重点将延伸向欠发达、落后地区和非城市地域,区域内将转向协调发展。就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国东部10个、中部6个、西部12个、东北3个省份中,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1%)的分别有6个、西部10个、中部5个、2个,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快于东部。

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2008年底,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48.6∶40.1,而西方发达国家三大产业比重大约为2∶22∶76。过度依靠一二产业的经济结构,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纯粹的制造业向生产业、从第二产业向包括科教文卫等多方面的民生服务业转移,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大方向,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我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1%,增幅比城镇投资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55.4%。多数生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公共事业投资持续回落的势头得到扭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同比分别提高33.8、74.3、19、26.50、37.6、54个百分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信贷业务管理还不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银行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信贷管理还不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一)经营导向和资源配置不尽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

当前,我国许多商业银行的信贷导向设计,业务领域偏重经济的供给即生产方面,目标客户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大众高端和富裕客户,经营区域偏重于大中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县域。而对经济的需求即消费方面、对中小企业和一般大众客户、对中西部地区和一般县域重视不够。这种经营导向导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源配置不尽适应当前结构调整需要。一是国内消费信贷市场供给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满足居民信贷需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在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比重只有11%。非购房消费信贷余额仅为4 500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9%。而同期美国同类消费信贷余额是我国的38.7倍,占其银行贷款的26%。二是信贷资源配置过于向东部地区倾斜,不利于支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据人民银行《2008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底,我国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54.3%,占用的信贷资源却达61%,与之相反,中、西部和东北GDP占全国45.7%,但信贷投入只占39%,信贷投入与其经济贡献不尽匹配。三是民生领域信贷投入偏少。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而从其2008年年报来看,该行科教文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贷款余额仅分别占其公司类贷款的2.2%、8.5%。经营机构是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资源,但目前各家商业银行的机构网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如建设银行80 个中心城市的机构就占了其全行机构总量的57.6%。这也就使各商业银行难以为其他区域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这种资源配置结构不仅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对商业银行来讲,也没有形成经营结构的互补。在这种结构中建立和寻找利润增长空间,不仅难度大,而且难以持续。

(二)信贷经营模式不尽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

东部经济比较发达、中西部经济比较落后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信贷管理上一直在推行统一风险偏好,用同样的尺度、标准、条件来衡量、选择客户。这样,必然导致其信贷资源过度投向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其他区域信贷投入不足。我国商业银行近年在传统制造业的信贷标准、风险把握、经营管理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制度、模式。各行习惯支持具有有形物质形态产品的行业,偏好以实物资产抵押来规避信贷风险。但是,现代服务业却具有轻资产、重知识和技术的特点。即使是加工制造业,其经营重心也将从加工制造转向诸如提供流程控制、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管理、品牌维护、现代物流等生产业,从生产、销售产品转向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服务业务将成为其新的增长点和利润来源。其实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将大大降低。商业银行以传统制造业为对象、以实物资产抵押防范信贷风险的传统模式显然不利于支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产业发展、新技术运用。各商业银行近年来为了防范信贷风险,还纷纷采取了集中审批模式。信贷审批权过度向总行、一级分行集中,信贷业务流程长,环节多。从而加大了信贷业务经营成本,使许多额度小、笔数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业务成本大、收益小,甚至得不偿失,各行从上到下热衷“贷长、贷大、贷垄断”,抑制了发展中小企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性。

(三)激励约束机制无法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信贷资源在各个区域间的重新分配,导致各行分支机构系统贡献的重新洗牌。但是,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一直比较偏重从总行到一线网点纵向上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譬如,层层考核各级行的经济增加值,存贷款新增量,并与各级机构负责人的聘任升迁挂钩。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必然导致各级机构对信贷资源的区域调整产生抵触情绪,甚至相互之间的割裂对立,使各商业银行无法通过信贷结构的区域调整有效支持经济结构的区域调整。在各分支机构内部,管理人员往往偏重于按照客户经理发放的贷款量及其利息收入兑现绩效,按单笔或单户贷款风险暴露进行奖惩。而中小企业、个人客户往往贷款笔数多、金额小,收益低,个别户势必也会出现风险。这样,也抑制了客户经理营销中小企业、个人客户信贷业务的积极性。

三、商业银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信贷策略选择

商业银行要快速传导货币政策,贯彻落实好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各项措施,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有效进入实体经济,满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同时,为确保自身经营稳健和资产安全,必须尽快调整其信贷经营策略。

(一)及时调整战略导向

经营战略决定经营政策、经营机制。科学合理的战略导向不但是一个企业竞争成功的秘诀,而且是其管理卓越性最好的检验标准。纵观国内外过去的许多知名企业,大都由于没有顺应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而导致失败,销声匿迹。我国商业银行应当看到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重大变化,必须顺应宏观调控导向和市场变化走向,积极调整信贷经营导向。业务战略要从偏重满足供给方面的信贷需求转向满足供给和消费两方面的信贷需求;客户战略要由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大众高端和富裕客户向大中小企业、大众高中段客户和一般客户并重转变,区域战略要由偏重于大中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各区域均衡发展转变。

(二)积极调整信贷业务经营模式

商业银行要根据我国经济目前发展还不均衡的实际,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风险偏好和风险应对策略,在尽可能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信贷投入,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增长。譬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西部较东部地区,由于通行车辆较少,单位贷款的回收周期会更长,但是,随着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其通行费收入必然会逐步稳定增长,最终来看信贷风险并不高。商业银行对西部和东部相同金额公路建设贷款,可设计不同的回收期限、还款方式,给其适当的缓冲期,从而既有效支持西部公路建设,又避免因贷款期限设计不合理而导致风险暴露。

要及时调整适应传统制造业的贷款规则和实物抵押偏好,强化创新。积极顺应产业转型要求,研究符合传统制造业服务化及第三产业经营特点、风险特征的信贷业务经营制度、客户信用评价方法、准入退出标准,创新商誉、专利权、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担保制度,推出金融租赁、应收账款融资及反向保理等产品,大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构建和完善消费信贷服务体系,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从利率折扣、贷款手续、期限档次、信用评价、担保方式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创新,有效满足公众的消费信贷需求,让消费者通过贷款使消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平滑,并使其在遭受暂时性工资和收入冲击的情况下保持福利水平基本稳定,激发其消费积极性,有效支持扩内需的结构调整战略实施。

要根据不同信贷产品实行不同的风险管理制度。对受宏观经济变化影响大、经营地域分布广、基层分支机构难以把握控制风险的大项目、大企业,实行总行、一级分行集中审批。对经营局限于一地、贷款金额小的中小企业,以及消费信贷,实行分层经营管理,总行、一级分行负责制定经营管理原则,具体审批、经营、管理授权二级分支行以下机构负责,通过降低经营重心来降低经营成本,间接提高经营收益。管理行可通过加大检查频率、不良率控制等手段促进经办行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相关业务。

(三)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调整各个区域分支机构的考核政策。基于信贷投入仍是各级分支机构盈利主要来源的现实,商业银行要根据各个分支机构所在区域经济增长态势、信贷需求特点,制定各个分支机构的合理业绩评价标准,促使各区域行顺应中央政策导向发展业务,避免各机构抢贷款、占规模。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企业搬迁和兼并重组将成为我国今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点,各行要加快建立适应产业转移的机构间横向联动激励机制,创造“1+1>2”的整体经营效果。如各行总行可建立产业转移服务奖励基金,鼓励各区域机构及时沟通本区域产业、企业移出和并购需求信息,产业承接、招商引资信息。一旦两地的分支机构有对接项目,可以利用各自的地理便利性,为各自地方政府、企业牵线搭桥,并提供信贷和投资银行服务支持,既有效服务于产业转移,又给所在商业银行带来大量业务机会。

各个分支机构要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制定不同的激励约束政策。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应制订有别于大企业信贷业务的绩效奖惩办法,适当提高单位贷款挂钩绩效标准,对客户经理经办贷款的风险采取单笔和总量控制的管理办法。只要其经办贷款总体风险较低,个别贷款因个人失误出现风险应轻处罚或不处罚,保护其积极性。

(四)适时调整机构布局

经济结构调整必将会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必将给一些欠发达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各商业银行应顺应这一变化,重新调整机构布局。一是将环绕大城市的郊区县,作为业务拓展的潜在市场,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重新进行布局研究。二是按照有条件、分步骤、稳步推进的方式,在一些出现新发展机遇的县域增设机构,充分利用城乡一体化改革等相关政策,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村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任务融入到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目标中。三是利用国家大力推进村镇银行建设的契机,牵头在一些有潜力的地区成立相应机构,扩大信贷服务触角。

(五)拓展信贷业务功能,提升结构调整效果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与其他金融中介相比,银行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更加牢固,能够更有效地获得企业的相关信息,既敦促企业及时偿付债务,又监督经理人员按照利益相关方收益最大化原则管理,提高经营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商业银行要利用自己的信贷投入,加强对借款人经营管理的监督,促使其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国家投入资金,让项目及早发挥预期效果,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目标。

我国各商业银行目前都在探索综合经营,四大国有银行及一些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都成立了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租赁公司。各行应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将其业务与传统信贷业务紧密结合起来,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有效支持。如鉴于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商业银行应在一些创新型企业的起步阶段,利用自己的产业投资基金提供风险投资支持,在其进入成长期后同步跟进信贷业务,既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获取更高回报,又有效推动创新;针对一些企业缺乏设备购置资金的情况,利用租赁公司,积极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既有效满足企业购置设备需求,又尽可能缓解其融资金额和成本。

参考文献:

[1]张承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加快中国金融改革[N].中国经济时报,2009-05-11.

[2]来有为.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发展路径和典型模式[J].中国发展观察,2009,(3).

[3]李扬.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投资”[EB/OL].新华网,20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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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生态位；生态位重叠；企业共生；企业竞争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生态位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编号：201610295037）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9日

一、前言

自从现代企业诞生之日起，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矛盾就困扰着现代企业，也造就了企业之间无休止的竞争。企业仿生学原理表明，企业之间的竞争与自然界中物种之间的竞争具有类似性。因此，本文引入企业生态位的概念，探究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当通过何种竞争策略达到实现自身发展的目的。

二、当今企业竞争形势的新特点

（一）企业生态位重叠下的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某些同类型企业由于资源、技术、市场等需求的高度重合，产生了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竞争排除原理表明，占据同一生态位的企业不可能形成平衡。因此，两个生态位互相重叠的企业在竞争中会产生两种结果：（1）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一家较为弱势的企业被另一家强势企业消灭。由于企业将大量的财力、精力、物力放在斗争上，即使是最终成功存活的企业也损失惨重；（2）两家企业为了回避竞争采取了退让的策略，即两家企业各自从其重叠的生存发展区退出，从而消除生态位重叠，达到新的平衡。在这种互相退让的策略下，很容易造成企业生态位完全分离，导致彼此之间产生空白地带，这种空白地带实质上是一种资源的不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企业生态位的完全分离意味着企业之间完全不存在竞争，继而导致创新乏力，如图1所示。（图1）

这两种结果实质上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企业和行业的长远发展。在企业生态位重叠的现实条件下，任何意义上的非合作博弈能够达到的个体最优效果都低于总体最优效果。因此，企业应当放弃以往各自为政的竞争策略，寻求从竞争对抗走向竞争合作的关系。

（二）企业发展中的共生策略。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于1970年提出的共生起源学说揭示了一种新的理论：生物体的合作和相互依赖对进化的贡献也许超过了竞争。将共生理论运用到企业竞争领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形势下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企业共生理论主要强调企业在生态位重叠条件下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1）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相互依赖从而更好的生存；（2）在企业的共生系统中存在着竞争关系。

企I采取共生策略有以下优势：（1）整合企业资源，取得规模优势。两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市场的企业整合人才、技术、资本等诸多要素，扩大企业规模。规模的扩大既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也可以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获取更大的购买和销售优势；（2）互相借鉴学习，实现技术革新。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通过相互借鉴和学习增强技术实力，提高产品研发迭代的速度从而进一步抢占市场，获取更多利润；（3）分散企业风险。单一企业在竞争中的决策失误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共生企业则有效地分散并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使决策的容错率得以提高，真正实现风险共担。

（三）扩大行业生态圈。当某个行业具有发展前景广阔、资本投入量大、政策扶持等诸多优势时，大量企业会涌入市场，使该行业生态负担过重。此时，共生策略也无法为这种高密度、高强度的竞争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试图通过行业内部的竞争取得市场优势，不仅会耗费大量的资源，还会影响企业未来的战略布局，最终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扩大行业生态圈能够给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缓解企业生态位重叠的程度。

三、基于生态位的企业新型竞争策略

（一）实行差异化战略，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基于生态位重叠理论，企业在发展时应当有意识地实行趋异性发展。企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如技术、服务、价格、品牌、创新等，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合理的错位经营战略，创造新的生态位。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企业生态位重叠而引发的无谓竞争；另一方面也能够形成独特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二）寻求良性发展，构建共生关系。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为企业双方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良性的互利共生关系既能够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也能够提升企业整体实力。企业构建共生关系的最终目的和最优结果是达到共同进化，合理把握这一关系，积极寻求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合作，从而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扩张行业生态圈，谋求发展空间。尤其是当行业内部竞争达到瓶颈期或竞争成本过高时，尝试扩张行业生态圈成为比内部竞争收益更高的选择。企业应当利用自身优势更加积极主动地拓展发展空间，以汽车企业特斯拉为例，特斯拉选择将其新能源汽车的专利对全世界开放，这一举动促使更多传统汽车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从而导致竞争者增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策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激发了行业活力，使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潜力大大增强，为未来的企业发展做出良好的铺垫。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宇露，黄中伟.企业共生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上海电机学院学报，2007.1.

[2]颜爱民.企业生态位评价指标及模型构建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7.

[3]李良贤.基于竞合关系的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共生行为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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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对于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模式的划分，多年来学者们一直以技术创新活动的诱因为标准将其分为技术推动模式和市场需求拉动模式20世纪80代以后，出现了一种折衷观点，即双重作用模式除上述三种模式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模式，如行政驱动模式、政策驱动模式综合作用模式等依据技术创新动力的作用途径，本文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分为内部综合驱动力和外部综合驱动力两股力量内部和外部综合驱动力又分别由方向相反的内阻力和内驱力两股力量所构成(一）内部综合驱动力的构成要素内部动力因素是指由企业内部所产生的驱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因素，分为内驱力和内阻力。内驱力构成要素为：（1)企业家和员工对创新的追求，它表现为创新精神和创新偏好，这种精神和偏好能激发或诱导他们的创新行为。(2)企业对技术积累的追求，因为企业提高竞争能力的前提条件是提高企业的技术积累（3)企业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内阻力构成要素有：创新的R&D费用、创新的风险和惯性因素等。

(二）外部综合驱动力的构成要素

外部动力因素是指那些存在于企业夕卜部并对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或形成“外部动力场”的诸多因素。企业内部动力因素只有在外部动力因素的诱导、唤起和驱动作用下，才能转化为实际技术创新行为中的内在动力机制。外部动力因素较多，一般讨论中所涉及的技术市场、政府等均属于外部动力构成要素这些力量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科技发展的推动力、社会需求的拉引力、市场竞争的激励力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力等这些驱动力的作用大小，会受到资源（包括科技资源、人才资源、资金信息、自然条件等）制度（主要包括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文化（包括观念）以及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源、制度、文化产业状况等要素也是构成企业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是技术创新的外部阻力。

(三）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来自于两股力量:外部综合驱动力和内部综合驱动力。外部与内部综合驱动力的大小和作用方向分别取决于相应的驱力与阻力的大小如果阻力大于驱力，则(内或外)综合驱动力为负，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反之，则具有促进作甩同样，企业是否进行技术创新，要视内外综合驱动力的相对大小。如果最终的影响力为正，则企业具有创新的动力。

二、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政府政策对技术创新活动影响的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得出的结论也迥然有别比如，曼斯菲尔德在1996年对美国、加拿大以及瑞士三国的税收政策的效果作了评价研究后，认为税收政策在激励创新活动上的效果并不理想吣而国内有学者则发现在国家各项宏观政策中，只有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作者解释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是一个资金较为紧张的发展中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不足，从而有效地减少技术创新因资金不足引致的疲软

从70年代开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继对政府管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政府的管制下诱导出来的，因为政府管制产生了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从而人为地开拓或者说创造了一个新的技术创新领域或者方向。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府管制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一个障碍。比如，环境方面的规章制度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大约1%，有些估计甚至更高。还有学者认为，无论管制的效果是正的还是负的，证据都表明它不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丨性有学者对美国11个工业部门中管制影响技术创新方向的研究后发现，政府管制通常是一个影响技术发展的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因素。

笔者认为，政府政策作为影响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影响是肯定存在的。至于其影响力的大小以及方向，应视不同产业部门的具体性质以及相应的特定历史环境来具体分析。政府政策之所以能够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是因为政府政策可以影响到技术创新过程中制度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改变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这种改变来影响技术创新的速度、方向和规模。更确切地讲，政策的影响在于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约束条件，使创新行为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达至新的均衡，拿环境政策来说，一项具体的环境政策和标准的实施，必然会迫使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加清晰技术创新的领域更加特定化。

三、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环境保护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环境保护政策是否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二是这种影响的方向如何，即环境保护政策是激励还是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三是这种影响的强度有多大，即能否刺激实际的技术创新行为发生。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手段主要有：法律规范手段（包括环境标准）；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保护制度；经济手段；财政手段；产业政策；其他措施和手段这些手段和措施作为一种外生的约束力量从不同的侧面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的行为。

环境保护政策是从内驱力、内阻力、外驱力、外阻力四个方面对技术创新施加影响的。

    (一）对内驱力的影响

由于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性的存在，即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建立在内部经济性的前提基础之上，而很少考虑生产的外部性问题，这实际上暗示在现有的生产和技术范式条件下，企业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活动都是致力于减少生产的边际内部费用，而不考虑生产边际外部费用的增力卩。简言之，传统范式下的企业，本身是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激励机制的只有在受到环境成本政府法规、市场力量和公众压力等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企业才有可能在技术创新时考虑和采用“同时减少生产和消费外部边际费用”的技术[7]整体来看，环境保护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驱力首先，环境成本的加大，受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企业的创新意识以及技术积累的追求将更加强烈。因为企业只有通过进行技术创新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才能最终减缓或抵消由政府环保政策硬约束所带给企业的环境成本其次，随着绿色化意识向生产、消费和贸易等领域的逐步渗透，绿色已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绿色技术的积累，以提高其整体的竞争实力环境法规环境成本以及消费者偏好等竞争要素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战略决策依据、方法与过程，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竞争舞台。企业只有以积极主动的战略去面对新的竞争结构，充分利用新的环境 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再次，随着环境保护强度的加大，社会整体环境意识的提高，绿色化的企业无疑将在融资、获得政府支持获得同行信赖、赢得消费者认同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迫使企业更加注重其环保形象，从而主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二)对内阻力的影响

关于技术创新的内阻力，安立仁和席酉民等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内阻力分为创新的R&D费甩创新的风险和惯性因素等三类。

创新的R&D费用取决于某项技术的转化和应用难度、企业对某项技术的掌握程度、开发的时间等，其中，创新时间的长短对R&D费用有着重要影响。Scherer曾作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创新时间越短，则开发成本越高，创新的阻力也就越大

创新的风险主要受制于技术创新失败的最大损失值和创新失败的概率或风险度，最大损失值越大，风险度越高，创新的风险也就越大一般说来，具有开拓精神，且对市场信息有充分把握的企业，其风险度的赋值就小。

惯性阻力因素反映的是创新产品与原有产品之间的资源重叠使用的程度当创新产品同原有产品相比资源差距很大时，则阻力将会很大，从而成为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的主要阻力。这一点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技术实力雄厚、且有相当规模的企业往往创新动力不足。

环境保护政策如何影响这三种阻力因子呢？我们可以从积极和消极影响两方面来进行分柝。

积极方面的影响表现为：首先，政府的财政和产业倾斜发展政策能大大缓解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时所面临的R&D经费的不足，从而降低了R&D费用。其次，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绿色技术会逐步成熟，绿色技术的扩散速度也会明显加快，这将有助于企业对绿色技术信息的掌握，增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心，并降低创新的风险。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创新的内阻力或总费用相应降低，从而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

消极方面的影响则表现为:首先，绿色技术的开发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增加了与R&D有关的创新开发费用。其次，由于绿色技术本身的不成熟性和小批量，绿色技术创新在初期往往表现出高成本低收益的特征，所以，这种创新缺乏益还与知识储备、技术技能有关，因为现有的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储备仅适应于已有的技术范式(非绿色技术范式）此外，绿色技术的扩散需要有一个通过“干中学”、“用中学”来提高技术工人的操作技能并完善技术的过程。上述诸因素决定了绿色技术具有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技术投资和运行费用高扩散速度慢等特点，并且绿色技术还必须与原有的技术进行耦合，从而导致开发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从成本的角度看，环境保护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又施加了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绿色技术使创新的方向和边界更加清晰，但同时也增加了创新成功的风险程度。一方面，由于绿色技术尚不十分成熟，与其他技术相比，同绿色技术有关的生产工艺、原材料、循环技术的知识积累相对缺乏，相关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也十分有限，这降低了信息的可获取性，增加了创新的风险与成本，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对某项技术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否适用于自身的具体情况缺乏信心，从而使风险度变大;另一方面，增加的创新投入无形中又加大了技术创新失败的最大损失值，使得创新的风险增大第四，从对惯性因素的影响看，环境保护政策导致企业转换成本的增加。随着污染治理由末端治理向预防控制(全程治理)的转变，环境原则被整合进创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认知、分析、定义、开发、选择、精炼、详细规格、开发实施、生产扩散市场化等，这必将导致企业的生产工艺改进幅度增加，管理等非技术因素的变更较大，资源重叠使用的可能性相对会变得较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会受到抑制。

应当指出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阻力有些在环境政策引入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如开发费用的昂贵、信息的不确定、转换成本较高等，这些内阻力往往还成为阻滞企业创新的主要障碍因素有些则是环境政策引入后加大的内阻力，如开发投入的额外增加、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时间耗损、污染治理模式变革(由末端治理向全程控制的预防治理转变)所引起的转换成本增加等

(三）对外驱力的影响

首先，假设在环境保护政策引入之前技术创新的动力已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环境保护政策在四种外驱力中影响最甚的是社会需求拉动力不言而喻，绿色需求及其形成的巨大绿色市场将成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大外在动力。调查表明，有89%的美国公民对其购买产品的环境影响十分关 的费用。绿色需求正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且不断增长的需求热点，它必然推动绿色市场的不断成长据预测，在本世纪初期，绿色市场总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美元。

其次，环境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政府制定的其他政策这是因为当现有的政策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和目标相冲突时，政府会逐步改变已有的政策规定，以使政策体系更加科学化这种由环境政策的实施所引发的政策体系的自我调整，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环境政策刺激效应的发挥资源价格政策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由于现行的自然资源价格一般都远远低于边际机会成本，有的甚至低于边际生产成本，因此，“资源无价，原材料低价”的扭曲价格体系被公认为是导致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为了达到推动环境保护的目的，必然会逐步建立全面反映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资源价格政策，而这种政策的调整则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推动作用。

(四）对外阻力的影响

相对来说，环境保护政策对外阻力诸因素的影响就小得多，并且这种影响多数是积极的。比如，环境产权体系建立等制度性改革将有助于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绿色文化的兴起将有利于缓解文化观念的约束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有利于企业开展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活动；国家对相关产业(如环保产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改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使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更易于进行

(五）综合影响

以上分别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环境保护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综合起来分析，环境保护政策总体上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图1)

四、时期效应和强度效应

环境保护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分为两种效应：时期效应（time~e?fect)和强度效应(stiingency-effect)时期效应指随着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时间的延续，其对技术创新的刺激力逐步增大这种效应来自于：（1)政府管理技能的提高。随着环境保护政策的逐步实施，政府对执行有关政策的熟悉程度不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刺激强度的增加（2)政策的连锁效应环境政策的实施，将推动其它的政策做相应的调适，从而引起政策的连锁效应，后者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政策的约束力和刺激力。（3)公众和舆论的压力环境政策的实施，将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改变其消费偏好。（4)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绿色贸易壁垒等。上述四种因素的影响力，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大 新的刺激力之间存在着的相关效应，即政策强度越大，刺激力越强但政策强度与刺激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形对应关系，而存在一突变点或临界点，或者说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具有阈值效应(thresholdeffect)在阈值以下，政策强度与刺激力之间存在线形的对应关系，但不足以触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实际行为发生当环境政策强度达到临界水平时，其刺激力开始成倍增加，并触发企业开始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之所以存在阈值，是因为在阈值以下企业技术创新的阻力（外阻力和内阻力）尚十分巨大，环境政策积极效应的刺激力不足以抵消这种阻力的影响虽然企业会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对企业来说，在权衡创新收益与环境成本损失时，这时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仍然较大，创新的收益无法抵消环境成本的损失同时，政策强度的不足也意味着法律行政制度强制监督力不大，企业也有机可乘，并往往采取不运转治污设备、偷排、漏排等手段降低环境成本的不利影响。

环境保护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刺激是在时期效应和强度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发挥的。在临界点之前，其刺激力为一种潜在的动力，并不必然引发实际创新行为的发生。而在到达临界点以后，其潜在的动力才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判断环境政策是否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刺激作用，需要对政策强度的临界点进行分析。关于阈值的大小，由于存在多重不确定性因素，阈值有时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效的区域此外，由于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机制不同，其阈值也会有大小之别而对不同的环境条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管理体制等）以及对于不同的对象（产业间的差异、企业间的差异）而言，情况同样如此。

五、主要结论

第一，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来自于两股力量：夕卜部综合驱动力和内部综合驱动力外部与内部综合驱动力的大小和作用方向分别取决于相应的驱力与阻力的大小。如果阻力大于驱力，则(内或外）综合驱动力为负，其对创新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反之，具有促进作甩同样，企业是否进行技术创新，要视内外综合驱动力的相对大小。如果最终的影响力为正，则企业具有创新的动力反之，则否

第二，环境保护政策在内驱力、内阻力、外驱力和外阻力等四个方面均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施加影响。

最后，环境保护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刺激存在着时期效应和强度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其综合刺激力（驱动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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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基本的良好文字驾驭能力

编辑人员做好编辑工作，其中最基本的是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能够做好对各种文学体裁的驾驭组织能力。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体裁，其中包括制作新闻标题、评论、侧记以及消息等，因此，作为新闻编辑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就是应该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及熟练地写作技巧，才能做好该项工作。除此之外，编辑被称为记者的批评者以及助产士，这两种称谓对编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人员不仅应该具备基本的文字驾驭能力，同时应该做到编辑稿件具有一定的深度，应具备从记者的稿件表象中，通过研究，发现其中深层次的东西，挖掘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编辑文章，对于经验不足的记者，或受现场气氛的感染影响而出现报道偏颇甚至是错误的文章，应该对其进行大胆质疑否定，并需求有利证据进行证明。

2积累生活素材并提高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

电视新闻编辑人员应做好知识的储备工作，开拓思维的深度与广度。编辑人员不一定是专家，但应努力成为一名了解掌握多方面知识的社会活动家、杂家。不仅应该充分了解并熟练掌握自己本职工作的相关内容，同时应该对相关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知识进行广泛涉猎。电视新闻编辑工作人员所面对的稿件可能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其中包括体育、文艺、法律、经济、政治等，涉及面相当广泛，内容丰富多样。编辑人员要想对这些知识进行全面了解掌握，首先应该做到博览群书，学会观察社会生活，并积极实践到社会生活中，充分利用积累收集到的素材，定期进行知识的更新，尽量做到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对当前的文化背景、民俗风情、地域特色以及经济形势等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才能针对自己的稿件做出准确的取舍、判断与认识。这样编辑出来的稿件才能有效贴合实际，贴近广大受众，新闻才能进行有效传播。其次，编辑人员应该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做好稿件的检查以及核对工作，保证稿件内容基本属实，前后无明显矛盾，符合一定的规范，无嫁接、添加以及虚构的内容。最后，做好声音与画面的和谐一致，在组织电视新闻时，其中包括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对比选择稿件，进行稿件的加工修改，运用同期声，后期进行配合而后进行合成，这些繁复的内容均需在短暂的时间内有效完成。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应熟练掌握标题制作，画面组合、配稿改稿等，同时应该具备处理画面、录制以及配音等技能，这样才可以保证电视新闻播出的高质量。

3应具备强烈的编排创新意识

编辑人员应该从受众的心理需求方面进行报道方式以及内容的创新。包括对报道形式、文字组织以及新闻价值等方面的创新。例如举行的大型会议报道，除报道常规的会议内容规程，还可通过网络进行报道，进行访谈等多种形式、多种内容以及多种板块的报道，改变传统的会议报道方式。同时在新闻编排上进行适当创新。一些固定的关于民生、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应该采用新型的编排方式做出新意，吸引更多的受众。

4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与明辨是非能力

当前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现代信息交流快速变化发展，全新的文化不断涌现、发展，社会加快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在此基础上，新事物不断涌现发展，新观念不断兴起发展。这些环境的变化发展，要求电视新闻编辑人员在具备一定新闻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创新的思路、深入的洞察力以及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对社会的方方面的知识均有所了解。因此，编辑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在电视新闻编辑工作中，政治素养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通过这一特性，也可将新闻与电视剧、文艺等其他编辑工作进行区分。

我国的电视新闻编辑人员不仅应该具备一定的政治性，同时应该将人民与党的利益放到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将客观报道与主观倾向相结合。新闻媒体应该坚持正确的引导舆论，同时编辑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做到明辨是非。具体是指新闻编辑人员首先应该具备政策水平以及理论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实际工作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闻编辑人员不仅应该明确新闻舆论导向，准确全面了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宣扬国家政策，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国际损失。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具备一定的价值观，在进行新闻编辑报道时，坚持一定的价值观，以健康向上的态度引导受众，鼓舞受众。

5总结

随着当前媒介竞争时代的到来，新闻编辑人员的角色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前信息爆炸的影响下，不断改变的阅读习惯，激烈的媒介竞争，都对当前的编辑工作进行严峻的考验。受众在快节奏的生活习惯、巨大的生活压力影响下，人们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的事物所吸引，传统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作为电视新闻，依然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但同时电视新闻又受到来自新兴媒体的冲击影响，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新闻编辑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基本素养，顺应时代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价值观，稳定扎实培养新闻编辑工作者的个人基本素养，根据电视新闻编辑的规律，呈现出全新的新闻报道特色，给予受众真正的信息视觉盛宴。

参考文献：

[1] 杨岚.谈媒介竞争下新闻编辑的素质要求[J].时代报告：下半月，2011，63（7）：785-789.

[2] 张弘.关于新闻编辑的舆论引导意识及其职责研究[J].学术探讨，2011，55（7）：452-453.

[3] 赵洪艳.新时期新闻编辑 素养研究[J].大观周刊，2012，33（28）：789-790.

篇8

【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 流动性新规 货币政策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十年中，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重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全球经济和金融联动性增强使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冲击的传播，尤其是通过金融途径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金融全球化拓展了经济危机传播的渠道，加剧了风险的相互融合。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全球化使得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并增大了央行预测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复杂程度。

一、流动性新规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

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

净稳定融资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

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

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

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

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

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

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

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三）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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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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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的政策指令性业务

农发行的信贷业务从性质上看，分为两大类，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近年来，农发行不断强化支农功能，本来就处于补充和次要地位的商业性业务比重进一步下降。因此，目前农发行的各项支农信贷业务中，绝大部分是政策性业务。根据决策机制、风险承担等的不同，农发行的政策性业务又分为政策指令性业务和政策指导性业务两种。前者指经特定程序由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风险补偿机制和服务对象明确的业务；后者指按国家政策要求经办、可择优选择服务对象的业务。农发行的政策指令性业务从内容上看，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粮棉油、肉、糖等储备信贷业务，如中央和地方粮油储备贷款、调控粮油贷款、国家和地方储备棉贷款、国家全额补贴储备糖贷款、国家和地方储备肉全额补贴贷款等；二是托市收购和国家临时存储信贷业务。2004年后，国家对重点粮食品种小麦和水稻在其主产区实施最低价收购政策；2008年以来，国家加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连续出台粮油临时存储政策，对全国17个省区的油菜籽、东北地区的大豆、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临时收储。近年来，国家托市收购和临时收储数量大幅增长，农发行在这方面的贷款数量也随之迅速增长。

国家政策指令性粮棉油收购对维护农产品市场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上述积极作用尤为显著。以棉花市场为例，2008年底至2011年8月，受国际棉花市场冲击和投机资金炒作影响，国内棉花市场大起大落，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行情。国内棉花价格指数于2008年11月20日创下10395的低点后，逐渐攀升，自2010年9月开始快速拉升，9月初为18002，到11月11日已达31301，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价格上涨13299，涨幅73.8%。此后，经历近5个月的高位震荡，中国棉花价格指数从2011年4月份又开始快速回落，4月初为30008，8月末新棉上市前已经跌至19307，跌幅35.6%。自此以后，棉价再没出现过大幅震荡，中国棉花价格指数基本在18000～20500间窄幅波动。棉花市场从大起大落剧烈震荡转变为窄幅波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的正式出台。2011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下发《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宣布对新疆等13个棉花主产区符合国家标准的棉花，当市场价格连续五个工作日低于临时收储价格（2011年度为19800元/吨）时启动收储预案。接下来的2012和2013棉花年度，国家同样在主产区适时启动了临时收储预案，并适度将临时收储价格提高到20400元/吨，以保证棉农的利益。棉花临时收储制度犹如定海神针，有力促进了国内棉花市场的稳定。同样，对小麦、水稻的最低收购价收购和对玉米、大豆、油菜籽的临时收储以及国家储备糖、储备肉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主要农副产品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业务面临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政策指令性业务面临的四大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发行政策指令性业务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政策性收购规模越来越大，农发行贷款投放量大幅增加。2009～2010年度，国家要求各承储企业按照“对农民交售的粮食不限收、不拒收”的原则，实行敞开收购，与此同时，国内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农发行政策指令性贷款投放量也大幅增长。2012年夏粮收购中，政策性收购贷款占夏粮贷款总额的56%，同比增幅超过250%。2012年末农发行各项贷款余额中，储备粮油贷款、粮油调控贷款、棉花储备贷款、国家储备糖贷款余额数量分别是2005年的1.98、2.86、15.28和7.7倍，比2008年末分别增长39.6%、55.8%、448.6%和223.5%。2013年10月末，政策指令性贷款余额近万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总量的四成还多。由于市场价格低迷，以往正常的抛储操作很难顺利实施，2013年上半年，菜籽油多次流拍，棉花抛储进展缓慢，使得农发行贷款占用时间延长，资金周转速度减慢，计划规模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不得不压缩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业务的信贷规模。

企业库存量大幅增加，仓容普遍紧张。由于近年来粮食连年增产，而下游需求不振，农发行开户企业粮食库存居高不下。2013年8月末，农发行企业粮食库存量已超过1998年的峰值，再创历史新高。上述情况导致2013年夏粮收购和秋粮收购中多个主产区出现仓容紧张问题，其中，黑龙江省秋粮收购仓容缺口近1000万吨。

贷后管理难度加大。“钱随粮走、库贷挂钩、封闭运行”是农发行粮棉油信贷业务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目前这一方法却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需要定期查看的粮食总量太大，收购网点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是中储粮总公司的委托库点，而农发行的一个县级支行总共才有2～3名信贷管理员，查库监管的任务很重，对于代储库点的监管则更为困难。同时，在结算支付环节，中储粮为保证粮食质量，往往是在验收确保合格后才给交储的企业支付粮款，钱粮有时并不能完全同步走，因此增加了农发行信贷监管的难度。此外，近年来中储粮总公司采取统贷统还方式，由总公司统一从农发行贷款，分拨给各地的分公司收购粮食，贷款最后由总公司统一偿还，更进一步加大了农发行信贷资金的监管难度。

对产业链下游行业的影响过大。目前，农发行每年支持收购的粮食占全国粮食商品量的60%左右，支持收购的棉花占全国棉花生产量的50%左右，政策性收购价格对全国粮棉价格影响巨大。近年来，为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国家连续几年提高托市收购和临时收储价格，而同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却大幅下跌，导致国内外价差不断拉大（每吨价差，棉花曾达5000多元、糖1000元，玉米600元），下游棉纺企业、粮油（食糖）加工企业成本高企，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明显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011年以来，棉纺织行业所受影响最为显著。据欧盟海关统计，2010～2012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在欧盟市场所占份额依次为42.5%、41%和39.9%，呈持续下降态势。而同期，孟加拉国和东盟由于成本优势，市场所占份额持续上升，2012年上述两者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9.4%和8.3%。

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仅以国储棉为例，2012年棉花收储价为20400元/吨，每吨比市场价格高出2000多元，2013年国家计划抛售450万吨国储棉，如果抛储计划全部完成，国家将承担90亿元的亏损，这些亏损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

问题原因分析

当前政策性收购出现上述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各类农副产品和棉纺织用品需求明显下降；农业科技进步，国内粮食供给增加等。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连年实施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产品较强的正外部性和准公共品属性，世界各国对农业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政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水平占农业总产值的30%～50%，印度、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而中国则不到10%。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水和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支持的方法。无论是最低价收购还是临时收储，都属于价格补贴，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它是政府对生产者的一种间接补贴，属于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提高了消费者的支出成本，对消费者不公；二是造成了社会总效用的减少。因此，这一手段通常只作为干预市场的短期工具，待市场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就必须马上退出。而我国自2008年以来，已经连续多年使用这种方式，且采用这种方式支持收购的农产品品种越来越多，收购规模越来越大。2012年年末，农发行政策指令性粮油贷款接近700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占全部粮油贷款近八成。而棉花、食糖和油菜籽国家临时存储，近三年几乎成了常规性的敞口收购，在市场收购中占主导地位。

尽管近几年油菜籽收储价年年提高，但同大豆一样，油菜种植面积仍然持续下降，其中农民比较收益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2013年食用油市场低迷，上半年国储菜籽油拍卖量远未达到计划拍卖量，库容吃紧，成为收储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同油菜籽临时收储一样，国家食糖临时收储也面临同样问题，收储价格年年提高，收储量年年增长，导致目前企业库存高居不下，对市场价格回归正常水平构成巨大压力。

国家粮棉油收购政策亟待调整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只是对市场的一种补充和纠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政策性收购成了主导，这无异于将一种临时的带有辅的调节工具当作了一种常设的主要工具，与市场经济的方向背道而驰。

在这方面，美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经历了一个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支持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出资建立农技推广机构等）——干预农产品供给（价格和收入补贴等）——回归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农业风险补贴、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不足补贴等）的过程。

美国建国初期，政府主要通过争取低关税、兴建基础设施、出资建立农技推广机构等手段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并未直接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干预。19世纪末，由于贷款压力加大和运输价格上升等原因，美国农场主的经营面临困境，代表农场主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农业，于是政府开始以立法形式控制了与农产品价格相关的运输价格，通过间接调控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农业。1933年，美国通过《农业调整法》，授权农业部长同农场主和农产品加工商签订销售协议，以维持农产品价格，保证农场主收益。此后，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成为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20世纪70年代，这种政策出现了严重后果，一方面，政府承担着巨额农业补贴负担，另一方面，农产品严重过剩。尽管政府采取了对外援助、对内发放食品券等措施缓解上述矛盾，但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损失。为提高支持效率，美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缩减农业补贴，并在1996年通过的《农业法》中确定了缩减农业补贴的政策改革方向，这是美国农业支持政策转向市场化的重要标志，目的是促使农场主面向市场调整生产。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该计划一度被中断，直到《2012年农业改革、食品和就业法案》的出台。这一法案取消了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乳品价格支持计划、牛奶收入损失支付和乳品出口刺激计划等价格和收入支持措施，代之以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和庞大的保险计划。

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我国要尽快调整农业支持政策。一是稳步减少直至取消以价格支持为主导的间接补贴，消除政府过多干预造成的影响，纠正“政府失灵”。同时，实施目标收益补贴（即差价补贴）。具体的做法是，由政府预先确定农产品的目标价格，农民按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销售。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则启动该政策，按两者差价补贴农民。目标收益补贴既有价格支持的特征，又有直接补贴的性质，是由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转型过程中普遍使用的政策措施，比较适合当前中国的情况。二是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从美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过程看，采取农业保险方式支持农业是大势所趋。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既能有效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农民收益，又不违背WTO有关规定。现阶段，我国应加快试点粮食产量指数保险、粮食价格指数保险；中长期来看，应加快研究种粮目标收益保险，以种粮收入为保险标的物，通过指数保险的方式保障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三是按照WTO有关规定，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包括为农产品营销和促销提供贷款支持，大力支持农业科技研发及技术推广，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

政策调整的影响及农发行的对策选择

短期看，如果国家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会给农发行粮棉油业务带来重大影响：首先是市场化收购比重上升，信贷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其次是许多贷款管理方法，包括封闭运行管理模式都将面临调整。但从长远看，国家的这种政策调整为农发行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提供了机遇。一是有利于促进农发行在市场化大潮中锻炼成长，提升市场竞争力，更快地向现代一流农业政策性银行迈进。二是农发行在做好粮棉油信贷业务的基础上，可以将更多信贷规模投向农业科技、城乡一体化等领域，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三是从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经验看，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有多种方式和多个领域，农发行支持我国农业发展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目前农发行对农业的支持，主要集中于流通环节，对生产环节和产后深加工环节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今后农发行可加大力度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劳动比较生产率；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优势涉农产业等，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大力支持正规的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提供一条龙综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