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直接投资的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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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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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避税港地区的现状

根据商务部《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投资资金流向了避税港地区，其中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所占比重最大，如图1所示，到200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香港占63％，开曼群岛占20％，英属维尔京群岛占6％，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共占11％。

表1列出了2003-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三个地区几乎稳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家的前三名。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很大部分都投往了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如图2所示)。各国对避税港投资的最终投资地通常都不是避税港本土，而是把避税港当成中转站，再投往第三国，很多跨国公司只是在报表中显示投资避税港，但资金并不汇到避税港，而直接汇往第三国。我国也不例外，避税港地区并不是我国对其投资的最终投资地，其中一些投往避税港的资金，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返回国内，使原企业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但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返回国内，本文通过对我国企业对避税港进行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寻找我国企业对避税港投资的动因，并希望可以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提供事实依据。

二、避税港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投资避税港的原因

避税港地区，通常是一些风景秀丽的岛国，缺乏自然资源，因此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采取低税率或不征税的方法吸引外国资本，跨国公司往往为了通过转移价格避税在避税港成立分支机构。这些公司在避税港享有所有权结构上的高度保密权，很多公司在避税港地区只是注册，并不实际发生业务，由其母公司记载在避税港中间业务。避税港地区的政府通过征收登记费和管理费来获得收入，其他税种(如所得税)并不征收。

很多避税港地区又是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信托业和保险业。信托公司在避税港享有与离岸公司同样的法定的隐私保护权，可以逃避特定的税收，以及回避某些遗产法或简化遗产检验程序。避税港的保险业务属于自保险业务，与通常的保险业务相比，具有保金低的特点，降低风险成本。自保险公司建立在避税港，就可以通过缴纳保费的方式转移利润，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二)“超国民待遇”是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的特殊原因

国民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制定的初衷是公平贸易，使外国公司可以在东道国享受与东道国本国企业相同的待遇。而我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外资企业在我国实际上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也就是拥有比本国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民营资本也不断发展，并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但我国存在政策上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国有资本享有垄断权，外资享有优惠政策，而民营资本在政策上没有优惠。由于在我国不同企业存在政策上的差别待遇，民营企业就有寻租优惠政策的动力，因此，在避税港地区建立壳公司，然后以该公司的名义投资国内，从而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三)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地区的其他原因

我国企业对避税港地区的投资按其最终日的地来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返资回同和投往第三国。返资回国的部分除以上提到的企业寻租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外，还有一部分投资是因为有些跨国公司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计划，在避税港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并通过该分支机构投资我国并开展业务，我国企业为了并购这部分业务投资避税港，通过对其在避税港的上级公司进行并购达到并购该跨国公司在我国业务的目的。

最终投往第三国的资金，一部分我国企业并购避税港母公司以达到并购其在我国业务相类似，只是这些公司的经营业务在第三国，因此我国企业通过收购注册在避税港地区的公司从而获得其在第三国的相应业务。另外一部分为我国企业无法或者很难对最终目的地进行投资的情况，主要是政治原因，比如我国企业对台湾地区的投资多绕行避税港。

三、我国企业投资避税港的案例分析

案例1：用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WEC00――返程投资享受超国民待遇

《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中，列出r用友公司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从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信息：

(1)伟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EC00 NETWORK TECH―NOLOGIES CO.,LTD.以下简称WECOO)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一家网络技术投资公司，是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2)伟库(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也是用友的全资子公司，但属于间接控股，是用友的全资子公司WECOO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设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3)UF GLOBAL为于2002年1月17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一家软件技术投资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UF IN-TERNATIONAL(也是用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全资子公司)于2002年5月18日认购了UFGLOBAL对外发行的全部股份。

(4)用友软件资源(上海)有限公司为用友的问接全资子公司UF GLOBAL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设立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由此可见，用友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建立子公司，并通过其子公司对我国进行返程投资。地方政府建设高科技企业园区的目的就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本地区的GDP，因此这些园区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更多。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确实存在待遇差异下寻租优惠政策的返程投资。

案例二：物美计划收购江苏时代超市――收购注册地为避税港的企业在我国的业务

2009年9月8日，在香港联交所公告，物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国际”)拟出资向CS Investment收购Times全部股权的50％，从而间接拥有汀苏时代超市全部股权的50％。物美国际是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全资附属公

司，2006年商务部同意物美向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子公司物美国际进行增资，其目的为收购江苏时代超市。江苏时代超市是Time Supermarket Limited(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在中国的经营零售业子公司，Time Super-market Limited又是CS InveSt-merit的100％控股公司，CSInvest-merit(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是香港肇丰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由此可见而江苏时代超市的最终投资方是香港肇丰集团。

由于香港肇丰集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所属公司是在我国大陆地区经营的江苏时代超市的母公司，因此物美要想并购其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业务，则需投资英属维尔京群岛。这类投资虽然其最终的投资地也是我国，但不能归到为寻求优惠政策的返程投资，其发生的原因多为已有跨国公司为避税等原因在避税港地区已经注册成立公司，然后投资我国开展业务，我国公司要并购其在我国大陆的业务，因此产生的对外投资。

案例三：中石油购买Bridas股份――我国资源型企业并购第三国资源企业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与BridasEner-gy Holdings Ltd(是一家独立第三方公司，以下简称“BEH”)达成协议，Brida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Brida”)成为双方各持一半股份的合资公司。该协议于2010年3月13日签署，2010年5月5日执行完成。Bridas原为Bul-gheroni家族BEH的全资附属公司，Bridas持有Pan American能源40％的权益，而Pan American是阿根廷仅次于Repsol-YPF的第二大油气生产商，也是2009年阿根廷最大的原油出口商。中海油提供资金支持，由其全资附属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与BEH完成交易。

新建立的合资公司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从事油气勘探与生产业务。该合资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包括在PanAmericanEnergyLLC持有的40％的权益)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境内从事勘探与生产活动。

本案例中的投资是由我国的国有能源型企业拓展拉丁美洲业务所推动，而所购买的股份的企业的注册地也是英属维尔京群岛，该企业拥有的第三方企业拥有在拉美的石油勘探权，因此并购后我国企业获得相应的资源的开采的权利。

案例四：京东方收购台湾美齐科技――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对最终投资地进行直接投资

2010年3月15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台湾美齐科技显示整机业务的公告的，公告中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开展整机代工业务的战略实施计划，并设立了北京京东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OE视讯”)作为整机业务的实施主体。京东方已与美齐科技就本次并购签署《资产买卖契约》。本次并购包括两大部分：(1)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BOE视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任何其他国家或管辖区域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BOEVH")，由BOEVH与美齐科技在BVI设立的下属子公司JEFFREYINV.LIMITED签订协议，购买JEF－FREY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高创(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此部分并购属于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并购在我国经营的注册地为避税港地区的企业的投资)；(2)通过BOEVH在台北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BOETW”)，由BOETW与美齐科技签订契约，购买美齐科技于台湾地区的相关计算机显示器及电视机业务。

台湾开始允许大陆企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是从2009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国企业要想投资台湾地区，必须“绕道而行”，避税港地区则是良好的中转站。而目前大陆企业对台湾进行直接投资刚刚起步，实施程序上有待不断完善，因此很多企业仍选择这种“绕道而行”的方式。京东方则是通过在避税港地区建立子公司，然后通过该子公司在台湾建立公司收购台湾业务。

四、总　结

篇3

[关键词] 海外直接投资 反倾销 贸易壁垒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企业投资额11.22亿美元。2002年当中，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350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4.46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83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7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67亿美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可以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和技术能力，不断开发国外优势资源，学习国外最新的技术、管理、信息和营销经验，锻炼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促进和带动商品出口，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构建企业的全球生产、研发和营销网络，加快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应对国外反倾销，享受入世后中国所应享受的权利。

二、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理论分析

1.投资替代贸易理论

从理论上讲，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能够完全替代国际贸易，按照传统理论的分析，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消失，所以投资和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在不存在任何国际投资壁垒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最高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但在现实中，由于投资壁垒、市场不完全等因素的存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体现出替代关系，又表现出互补关系，还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按照投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Market-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Production-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第三种是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Trade-facilitating FDI），是指跨国企业为了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在这些来源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直接投资形式中，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明显；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几乎没有；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可以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量，不仅起不到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有时反而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

然而，我国目前直接投资有近一半是属于贸易促进型的，这些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而跨越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很小，未能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

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受到了两国反倾销案数量增加的正面影响，投资流量相应增加。例如：从1980年到1995年期间，美国共发起791起反倾销诉讼，其中有126讼中的被诉公司在诉讼后采取了绕过反倾销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美国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是采取新建方式，还有一些企业是采取并购当地企业或者扩大原直接投资企业规模的方式。其他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东道国严厉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终会助长直接投资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可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过反倾销已经是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一种策略。

2.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也可以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维农把产品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并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3个阶段，每个阶段中的贸易和投资特征与策略各不相同。根据维农的理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都存在着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替代出口的行为。

受该理论的启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即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某些行业在发展中，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行业发展生命周期，即由开始的完全进口阶段一直发展到最后大部分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阶段，这一生命周期具体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进口阶段；第二阶段是进口替代阶段；第三阶段是出口导向阶段；第四阶段是出口贸易与海外投资并行阶段；第五阶段是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阶段。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家电、机械等行业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理论。可以发现，频繁受到反倾销威胁的产品一般都处于第三个阶段。因此，为了彻底解决反倾销问题，企业必须努力迈向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必须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化解反倾销困局。

3.区位特定优势可变理论

有国外学者认为，只有当一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全部或部分是公司特定型并且可以转移到国外时，企业才会进行以绕过反倾销壁垒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那些只具有本国区位特定优势的企业来说，无论东道国采取怎样的反倾销措施，这些企业只会选择出口而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一些企业也认为，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属于本国区位特定优势，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出去，而且在国外总体经营成本高，因此只能选择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遭遇反倾销，只能放弃目标市场，无法保持国外市场份额。

这种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环境下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区位特定优势是相对的，可变的。虽然，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较高，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劳动力成本高的损失，并且使用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次品率，从而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第二，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但海外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也相应提高，价格高的产品一般不会受到反倾销调查。第三，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相当完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也能减少一部分必须支出的交易费用。

三、通过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案例分析

1.中国TCL集团案例

1988年6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彩电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后来2002年8月，欧盟虽然同意在我国7家彩电厂家严格履行价格和数量承诺的基础上，对限量内的彩电免除反倾销税，但是欧盟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仅占欧盟彩电的年销售量的1.6%，中国彩电企业从总体上讲实际上还是被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此外，作为世界重要彩电市场的美国在2003年5月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为了彻底绕过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壁垒，获得巨大的欧盟和美国市场，TCL集团采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2002年9月，中国TCL集团下属的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电子股份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达成收购资产协议，收购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生产设备、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存货及多个品牌。其中包括“施耐德”及“杜阿尔”等著名品牌的商标权益。同时协议租用施耐德位于土尔克海姆的2.4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在欧洲的高端电视机生产基地，总共出资约820万欧元。施耐德是一家具有113年历史的家电生产厂家，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是德国家喻户晓的企业。2002年年初，这家老牌企业正式宣布破产，5月底完全停止生产。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于2002年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总和。

TCL通过对这家家电名牌老企业的收购，TCL一方面可以避开反倾销壁垒，成功进入欧盟市场，另一方面，施耐德在德国和欧洲有着广泛的经营基础，可以帮助TCL快速进入欧洲市场。在2003年8月29日至9月3日于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国际电子展上，施耐德电子及TCL集团有关事业部共接待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20多个国家近500个客户，签订本年内供货合同超过3000万欧元。TCL与施耐德展区的门庭若市，表明TCL借助欧洲当地品牌进入市场的海外战略首战告捷。

另外，继收购德国施耐德之后，TCL集团又于2003年7月花费数万美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戈维迪奥公司，这次收购是一次全资收购。戈维迪奥公司是一个做录像机、DVD等视像产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销售额有2亿多美元。并购美国戈维迪奥公司后，TCL集团仍计划借外国品牌打开海外市场，在美国市场继续使用戈维迪奥品牌销电、碟机等产品，努力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借外国品牌打海外市场已经成为TCL绕过反倾销壁垒的重要手段。应该说，对于相对广阔的市场，通过收购当地一个有基础的知名品牌，快速切入这个市场，绕过反倾销壁垒，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

2.中国创维集团案例

创维是我国四大彩电巨头之一，近年来，创维一直是中国彩电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为了绕过高关税和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创维选择了在当地设立工厂的方法，同时也采取了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方式。创维在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拥有自己的控股生产基地。由于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所以在墨西哥设厂有助于创维开拓美国市场，降低遭受反倾销的可能；土耳其在整个欧洲地区成本相对较低，对于下一步重点进军西欧市场也具有地理优势，所以在土耳其设立生产和销售机构；而俄罗斯工厂则是创维面向俄罗斯及欧洲市场的桥头堡。由于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加速发展，相信创维这种方式的海外直接投资会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3.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案例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是它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出口贸易也是日本外贸的重要支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国出口的日益增多，日美之间的汽车贸易摩擦不断，日本汽车受到了美国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特别是1981年的自动出口限额协议签订后，大量日本公司开始转而向美国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就地销售，以绕开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丰田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96年丰田公司投资1亿美元与通用建立了其在美国的第一家合资工厂，其后遭遇的两次反倾销诉讼加快了其在美国投资的步伐。1987年4月丰田公司遭到反倾销诉讼，1988年6月被判倾销成立，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反倾销，丰田扩大了在美国的投资，1997年丰田建立了丰田肯塔基州汽车制造公司。到目前为止，它在美国投资建有8家汽车制造公司，还拥有4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从1991年之后，丰田再没有受到美国的任何反倾销诉讼。2002年丰田在美国销售了150万辆汽车，其中有110万辆是在北美洲地区生产制造的。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看出，无论是并购当地企业还是在海外直接投资，都不失为规避反倾销的一个好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要注意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进行分析。

四、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建议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509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拍名位列第6位。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427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条件。

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加显著，表明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机电产品频频遭遇反倾销诉讼，不仅丢了现在的市场，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无法进入对方市场。我国加入WTO后，利用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上的加工大国，而加工行业是发达国家的夕阳行业，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将更多的利用反倾销工具阻止我们的加工出口，反倾销对我们的威胁将越来越大。在存在贸易障碍威胁的条件下，有些投资是为了化解这些贸易障碍，经济学上称之为“补偿投资”。我国每年存在的巨大的贸易顺差和我国频频遭受反倾销有很大的关系。很好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2.应对反倾销的海外投资方式

（1)在东道国投资设立企业。设立企业的方式可以是通过绿地投资新建一个企业，也可以是并购一家当地企业。新建方式比较适合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并购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快速进入目标市场，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资源提高竞争力，但并购方式对企业的资金实力、目标企业的选择能力和整合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前例中丰田公司的做法就属于在国外新建一个企业，仍然使用自己的品牌，也成功的绕过了美国的贸易壁垒。

(2)在东道国购并知名品牌。即购并当地知名企业及品牌，借鸡下蛋，归我所有，为我所用，使用这些品牌生产产品在当地销售。这种方式需要购并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品牌管理能力，它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原有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忠诚的消费群体，从而获得重要客户关系，迅速开拓市场。前例中TCL集团的做法就是购并外国知名品牌，利用原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客户基础迅速进入海外市场，并且节约了时间成本。

(3)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到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有某种贸易协定关系（如自由贸易区协定等）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创办企业，然后利用第三国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优惠将产品销往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前例中创维在墨西哥设厂的做法就是利用了墨西哥在北美自由区的特殊地位，采取了在第三国墨西哥设立企业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3.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要注意的问题

采用第一种方法规避反倾销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使产品的新增价值达到一定比例，因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法中都有反倾销规避和反规避的内容，如果所设立的海外企业仅仅是简单组装产品的低成本“改锥工厂”，一旦被裁定存在规避反倾销的行为，则同样会被征收反倾销税。同样，采取第三种方式在第三国建立据点，迂回出口时，也要考虑反规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世春王琴华张汉林:名家论坛――反倾销应对之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

[2]唐凌李春杰:《反倾销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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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逆向直接投资

一、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实力与规模无法与发达国家中的跨国企业相比拟，如若按照传统理论指导我国现实，那么我国应该最大限度的利用相对于更为欠发达地区的优势去进行直接投资，去诸如越南老挝缅甸朝鲜等地区争夺市场。而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大部分走出去的企业所采取的战略。但是这种行为容易将中国制造定格于廉价量产的地位。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优秀企业不愿入驻的地区，对消费潜力巨大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只能站在场外观看，甚至是在愈来愈开放的今天被强大的跨国公司赶出本国市场。

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更需要企业走进发达国家市场。相比出口廉价质劣的产品，更需要的是用高质产品进驻其市场。不只是依靠出口，更上一层次的为在其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入其市场掌握其喜好顺从其规律，创造出的不止是企业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形象。如同听到索尼松下，首先联想到的是其产品的精美可靠优良，其次无形中形成一种凡是日本企业制造出的产品都会是可靠代名词的印象，这种效应不单单只是为企业形象加分，更是给整个国家带来一种积极的正效益。企业的成长即包含了许多可以度量的因素，还包含了隐藏的不确定的因素。正如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为很多理论的根基，但正是这一假说却成了经济学发展的障碍，才使得许多理论与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事实相背离。

二、案例分析

1984年海尔集团的前身青岛电冰箱厂还是一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集体小企业，只有600多人，销售收入300多万、亏损147万元；经过13年的拼搏，1997年海尔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08亿元。1999年4月30日，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中部的坎姆登市，投资3000万美元的海尔生产中心奠基。一年时间后，第一台带有“美国制造”标签的海尔冰箱走下生产线，海尔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制造并销售产品的公司。连同先前在洛杉矶设立的设计中心和在纽约设立的贸易公司，美国海尔形成了“三位一体”（即设计、生产、营销）的本土化经营模式。2001年6月海尔集团斥资700万美元，收购意大利迈尼蒂公司一家冰箱厂，这是中国白色家电企业首次实现跨国并购。继美国海尔之后，海尔在欧洲实现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2002年3月，海尔集团投资1400万美元，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黄金地段购买了格林尼治银行大厦这座标志性建筑，作为海尔在北美的总部，表明海尔品牌已初步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认可，海尔要在美国扎下根。2009年12月1日，世界著名的消费市场研究机构欧洲透视最新数据，中国海尔在世界白色家电品牌中排名第一，这是中国白色家电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品牌。

从海尔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海尔并没有按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只是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相反却从并不发达的企业诞生地――中国出发对全球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不只是设立研究所，更是开厂聘请美国工人制造完完全全的美国制造。其产品价格也并不廉价，甚至高于许多外国制造产品。其产品制造的优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大部分商品在外国人眼中价廉质劣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

海尔集团取得如今的成就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的长远眼观是分不开的。张瑞敏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保质才能保量，没有质量等于无效劳动。质量问题要未雨绸缪，不要亡羊补牢。”1985年在他刚调入海尔之初，发现了存库中有76台不合格的冰箱，他顶住上级主管部门的巨大压力吩咐事故责任人用铁锤将其全部砸毁。张瑞敏认为“全面质量管理”的精髓就是创名牌，他想以此为契机在员工中树立起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

张瑞敏认为：“首先，名牌要有创利能力，要取得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超额利润；其次，在时间上要有持久力，一个名牌如果只能领于一时，不能长久，终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最后，要在空间上具备扩张能力，不仅在国内是名牌，在国际上也要是名牌。具备这三条，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名牌，成了名牌还要在质量和服务上不断完善，才能保持名牌信誉。所谓世界名牌是‘这个企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有本土化的名牌的总和。”所以海尔集团一开始便采取了以质取胜用以树立品牌的策略，这也对其将来占领国内市场和迈向发达国家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海尔拓展国际市场的方法是先有市场，再建工厂。这是指先用产品打开市场，到了市场上的订单需要拓展生产规模时再去建立工厂；而不是先建工厂，生产无订单的产品后去寻找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思路。其最后“走上去”的步骤则是在发达国家市场树立自己的品牌，成为当地的名牌。而这其中的关键方法则是在每个阶段寻找到突破口，以此为契机，打开市场。如在美国海尔先让冰箱介入；在欧盟海尔是让空调先介入；在东南亚主要是让洗衣机先介入。各个地区的侧重点不一样，针对不同区域的消费需要，根据不同的特点来制定不同的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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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果颇丰，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国所进行的研究几近于无，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与技术要素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模式，即“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的起点是引进技术，它所描述的是后起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产品循环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利用不完全竞争市场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对OFDI的产业和区位分布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力。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并且认为根据产品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的OFDI应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策略。该理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OFDI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实际营销中，很难准确的划分产品的生命周期，且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具体决策可能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不相符。

1970年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本国OFDI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成本角度出发，认为OFDI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开始（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并依次进行。小岛清分析OFDI行为是站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角度来分析的，此分析仅限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解释，而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贸易投资缺乏必要的解释，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将关于资本国际流动的理论综合、总结在一起，形成了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即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折衷的“三优势”理论（OIL理论）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OFDI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优势。该理论可以说从整体上符合各国外资和OFDI的发展现状，但并没有很好地解释OFDI的流向问题。

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展O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获取逆向OFDI行为缺乏合理的解释。

拉奥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可以对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形成自身的相对技术竞争优势。这种创新会给开展OFDI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不断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加强产品的竞争力。

坎特威尔等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开展OFDI，不断积累与提本国技术水平的现象，但缺乏对资源寻求以及逃避关税等OFDI现象的解释力。

1991年，Kogut和Chang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Head、Branstetter等为代表的学者也考察了这一论题，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证实了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2001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简称LP）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二）国内研究文献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逆向溢出流出效应”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

1.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

申朴、刘康兵（2012）通过分析市场化进程与FDI的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即市场化进程水平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有利于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何一鸣、张洪燕（2011）运用R&D溢出回归模型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技术有积极作用。郭凤华（2011）运用格兰杰检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了国内技术的进步。

欧阳艳艳运用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与技术进步（TC指数）在2011年对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外国研发溢出进行灰色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紧接着她在2012年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说明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巩固已有国家或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2.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2012）对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两者表现为正向关联，但在农业方面为反向关联。刘明霞（201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欧阳艳艳（2010）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是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王英和刘思峰（2008）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逆向技术溢出的四种方式：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分析显示，我国FDI流出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协同关系会更加明显。

3.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郭凤华（2008）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最后，从国家、产业、企业的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汪思齐（2010）系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邹明（2008）为中国开展以技术寻求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赵天培（2010）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我国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提供依据。

二、研究中现存在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进步的研究，可以发现：

1.目前从国外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来看，对发达国家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少，如：Kogut和Chang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国内学者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出”对国家竞争力、经济增长、贸易等的影响效应。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寻求型的FDI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论述，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其中王英和刘思峰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但不够系统。

2.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有关的行业分析尚不多见。尽管欧阳艳艳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关联度较强，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但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不具较高的关联度，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由于数据有限使得学者不能采用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研发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郭凤华、邹明等的研究。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发初期和现在对数据的统计口径也不一样，再加上汇率的较大变化，所以有些文章在实证分析时没有对数据采取恰当的处理方法。

三、深化研究的思路

从上述文献不难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化，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以中国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2.可以在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协整分析、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或者考察我国在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

3.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归纳演绎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搜集数据时要在不同数据库寻找数据，要对数据进行恰当处理，在对比分析基础是尽量做到指标统一，尽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可靠。在扩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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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申朴，刘康兵.FDI流入、市场化进程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基于system GMM估计湖南驱人如驱羊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3）.

[13]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2）.

[14]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5]何一鸣，张洪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1（1）.

[16]郭凤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9）.

[17]欧阳艳艳，喻美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4）.

[18]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4）.

[19]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0]王英，刘思峰.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

[21]邹玉娟，陈漓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5）.

[22]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3]赵天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中南大学，2010（11）.

[24]汪思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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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比较优势；面板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72―07

Abstract：As to outward-investment countries，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es makes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profits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investm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builds a developing country's OFDI strategy model， and does empirical analysis by select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using regression model with Chinese OFDI data， export data， and other data related to industries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two of key industries of Chinese OFDI in the US，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an support the growth of Chine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Chinese OFDI in the US， the US's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FDI in China，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each industry can help China increase indust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cause of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triction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s still doing littl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indus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Chinese OFDI to the US； industry selec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nel data method

一 前 言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是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国产业资本要素实现国际化流动并达到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最重要途径。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净额由2005年的123亿美元激增到2014年的1231亿美元，甚至在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其中，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同时也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在逐年增长，由2005年的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76亿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领域广泛，既包括了采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之类的投资重点产业，也涵盖了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业、建筑业在内的其他产业。

在国内经济新常态、国外经济新形势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侧重点，对于巩固现有成果，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好又快发展，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均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构建评价指标，建立回归方程，结合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找出中国相对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分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影响，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OFDI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分别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案例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FengJyh Lin（2010）对台湾的IT行业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包括网络联动、市场扩张与政府政策，这些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积极的影响，进而推动国内产业发展。[1]Kevin Honglin Zhang（2014）对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与影响路径进行了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对外直投资对中国产业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术含量产业的影响要远大于中技术含量产业与高技术含量产业，而且这种影响与当地人力资本成正比。[2]Jian Li，Roger Strange，Lutao Ning和Dylan Sutherland（2015）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创新具有很大的影响，本地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国内的吸收能力是国内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3]Kefei You和Offiong Helen Solomon（2015）通过GMM模型从产业层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投资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经验结论：在中国，国内的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密切关联，而且对外直接投Y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4]Martin Falk（2016）通过引力模型，对50个国家2005-2011年间的FDI在服务业中的影响做了分析，并且得出如下结论：旅馆类的服务业投资与市场大小、语言的相同性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而与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没有明显关联。[5]Di Fan，Lin Cui，Yi Li和Cherrie J.Zhu（2016）通过基于模糊集的分析方法（FSQCA方法）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来说，如何加强本土化学习是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加强本土化学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6]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则直接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章昌裕、任思颖（201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有选择的对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投资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7]雷鹏（2012）从中观、微观的角度建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渐进的、多元化、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将劳动密集型和成熟实用技术产业进行“梯度转移”，重视资源开发型产业的选择，加大对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投资。[8]张兵（2012）对资源能源产业、制造业、服务业（非金融类）以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制定产业战略选择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动因，并根据原则与动因确定各个产业的投资区位、进入方式与股权比例，并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扶持力度。[9]李逢春（2013）通过灰色关联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认为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欧美次之，非洲最小；同时，在产业方面，制造业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最大，资源类次之，金融业则没有明显作用，商务服务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弱。[10]杨建清（2015）对我国东、中西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的产业升级作用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西部的作用比东部要大。[11]武戈和马丹丹（2015）基于人民币对日元升值的视角对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要兼顾服务业与制造业、促进投资区域和产业多元化以及提升投资者对海外投资风险能力。[12]欧阳艳艳，刘丽以及陈艳伊（2016）通过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技术高度化以及产业价值高度化三个指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分省份研究，并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经济“服务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但无法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值。[13]

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都沿用了经典理论，并运用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学者更侧重于选择某一特定经济体、某一具体产业或者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单独从分区位或分产业等某一范围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14]而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在什么具体方面有所侧重、应该选择什么具体行业这个问题，上述学者却均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更进一步的，对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应该如何取舍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进行直接的研究与回答。

三 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

（一）模型假定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的受到两方面的约束，第一方面是内部约束（Internal Restriction，IR），即母国是否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约束（External Restriction，ER），即东道国的综合投资环境是否可以进行直接投资。同时，政府会依据对这两个约束的评价来实施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GI）。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限定在两部分：增加产业比较优势，以及平衡国际收支。

（二）模型推导

设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A为技术水平，FDI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存量，K为国内资本存量，L为国内劳动力水平，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产业比较优势收益函数可以表示为：

CA=∫T0g[A（t），FDI（t），K（t），L（t），GI）]/ertdt

该式表明，一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技术水平A、资本K、劳动力水平L，并在政府干预GI的作用下，促进母国产业比较优势水平的提高。母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最大化的实现条件为：

CAFDI=0

接下来考虑国际市场收益最大化的实现条件。设π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πi为在国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πd为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总收益，Ri为国际市场利润，BCA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关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偏好，r为折现率，t为时间变量，则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四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衡量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对中国相对美国各个行业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对数据获得难易程度的考量，本文选取显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静态集聚指数（Index of Static Cluster，SC）以及动态集聚指数（Index of Dynamic Cluster，DC）作为分析中国对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并做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所研究问题。指标算法与指标读取标准如下表所示。

（二）衡量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模型构建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双目标模型的第一个目标，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生产与出口该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该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决定该国是否生产该产品的重要因素在于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CHNi）作为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代表变量。

榱撕饬恐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引入各个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O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

考虑到美国自身产业比较优势可能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构成影响，本文引入美国各个产业的出口额流量（EXUSi，理论上影响为正）。

同时，考虑到潜在的可能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引入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FDI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Ki，理论上影响为正），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Li，理论上影响为正）。

五 实证分析

（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分析

1.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DEA数据库中获取并整理。

由于该项对美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很少，因此出于对企业隐私的保护，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数值。其他产业：DEA数据库没有给出更细分的产业数据，且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其他产业中采矿业所占比重相当大，因此笼统概括为采矿业，不再细分。

从表5.1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各个主要行业中，批发业、储蓄性金融机构这三个行业的RCA指数较高，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最强。金融业（除去储蓄业和保险业）、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业、采矿业以及房地产租赁业这几个行业的RCA指数一般，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制造业、零售业、信息产业的RCA指数较低，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其他投资国家的投资总额远超中国；另一方面，部分产业中国仍然处于被动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态。

2.静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

从表5.2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SC指数较小，静态聚集度极小，且呈稳态，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很少；第二产业SC指数较大，静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二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但正在逐步减少；第三产业SC指数最大，静态聚集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说明第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3.动态聚集指数分析

出于统一统计口径的目的，计算显性投资比较优势指数所需的数据均直接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获取并整理。由于数据存在往复性，因此平均值算法采用算术平均法。

从表5.3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第一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正在向第一产业集聚，但是聚集速度放缓，投资重点正在变相的转移到其他方面。第二产业DC值较小，动态聚集度较小，且先增后减，最后稳定在0.8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2011年前后把重点转移到第二产业上来，然后稍微下调了一点第二产业的重点投资地位，第二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投资转移。第三产业DC值较大，动态聚集度较大，且呈一定下降趋势，最后稳定在1.5上下，说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正集聚在第三产业，而且保持了第三产业投资重点的势头。

综上所述，第一产业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有所聚集，但是由于投资基数太小，而且显性投资比较优势不足，因此第一产业不能算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第二、三产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虽然呈下降后维稳的趋势，但是最终稳定在1左右，同时，第二、三产业投资基数大，部分行业的显性投资比较优势较强，因此第二三产业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点。更具体的，第二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0.8左右，显示第二产业的投资重点有转移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DC值最终稳定在1.5左右，显示第三产业仍然在聚集增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如此走势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正在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因此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也相应较多；而由于美国第二产业较中国第二产业更为发达，中国对美第二产业直接投资不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直接投资较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多。

（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该回归模型的样本数据中，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统一，中国、美国第一、二产业的出口额流量数据均取自OECD数据库；中国、美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出口额流量分别取自历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历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各产业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各个产业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存量、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每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折算为美元单位。

2.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产业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或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所有样本数据在二阶差分之后通过ADF检验，数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所有样本数据通过KAO协整检验，可以进行面板回归。

对样本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与似然比检验，输出结果显示，样本数据拒绝Hausman检验原假设与似然比检验原假设，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4、表5.5。

从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该回归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样本信息，而且拟合优度很好，对模型的解释程度很高。从回归结果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正相关，具有正的影响，这也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吻合。但部分变量的样本数据显著性不强。这表明，中国各个产业的从业人数的确对中国各个产业比较优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美国产业比^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加，而其他因素，尤其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则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六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1.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可以为提高我国第二、第三产业比较优势提供支撑。

2.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

3.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于提高自身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暂时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究其原因，第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问题，国内统计还不成熟，口径、统计精确度均有偏差。第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内部约束，中国发掘更多比较优势行业的能力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内部条件可以将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收益完全转化为自身实力并体现出怼5谌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外部约束。美国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和资本外逃，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这就意味着美国不希望优质的产业比较优势转移到国外，因此中国转化来自对美直接投资的收益的难度和成本进一步增加。

本文针对三大产业的投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对于第一产业来说，发掘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中国对美第一产业直接投资数量微乎其微的局面。而农林牧渔业则可以作为一个潜力行业进行发掘。美国中高端消费市场中对于绿色产品有着强烈的偏好和需求，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绿色产品产业，同时结合生态旅游项目，则可能扭转现在的局面，同时这也将是中国农业新出路的探索。

对于第二产业来说，以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开采业的投资应该是战略重点之一。美国近期倡导页岩气革命，而中国资源依赖进口，因此投资资源开采业，一方面可以缓解资源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与开采业相关的技术水平。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应该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释放殆尽，中国的劳动成本正在逐步上升，并将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欧洲部分国家（如德国）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但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因此，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投资重点可以放在建筑业上。我国存在严重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并且在积极的寻找过剩产能的输出路径（如一带一路），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建筑业上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考虑通过对美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能以及部分落后的产业转移到美国，同时实现我国建筑业的产业结构优化。

对于第三产业来说，投资重点可以放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以及更加成熟的产业运作模式，对美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该产业的扩张与盈利。另外，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一大方向。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在信息产业方面较为领先，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可以变向引进吸收美国的优势产业，促进国内信息产业与科技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与发展。而对于金融业的投资，则需要谨慎。一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金融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业还不够成熟，体系还不够健全，还需要政府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FengJyh Lin.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Taiwanese firms in the IT industr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479-485.

[2] Keven Honglin Zhang.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530-539.

[3] Jian Li， Roger Strange， Lutao Ning， Dylan Sutherl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5，1-10.

[4] Kefei You， Offiong Helen Solom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An industrial level analysi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5，249-260.

[5] Martin Falk. A gravity mode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J]. Tourism Management，2016，225-237.

[6] Di Fan， Lin Cui， Yi Li， Cherrie J.Zhu. Localized learning by 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host countries： A fuzzy-set analysi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6，187-203.

[7] 章昌裕，任思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分析[J]. 管理现代化，2012，（3）：12-14.

[8] 雷鹏.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J]. 上海经济研究，2012，（6）：23-33，50.

[9] 张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选择[J]. 财政研究，2012，（12）：37-41.

[10]李逢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 国际经贸探索，2013，（2）：95-102.

[11]杨建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2）：39-44.

[12]武戈，马丹丹. 本币升值条件下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基于产业选择的视角[J]. 国际商务研究，2014，（6）：62-73.

篇7

中国清洁科技指数在4月从38.8点下跌到38.3点，下跌1.2%。相比之下，新能源全球创新指数（NEX）上扬6.3%、清洁科技指数（CTIUS）下跌1.0%、上证指数下跌2.6%、MSCI 全球指数上扬2.9%。中国清洁科技指数20强小幅下跌1.5%。

在过去三个月中，指数表现仅优于上证指数。本月度表现最佳的子指数是中国太阳能指数（上扬4.6%，从3月15%的下跌中有所复苏）和中国风能指数（上扬3.7%）。本月表现最弱的两个子指数分别是中国水资源指数（下跌6.0%）和中国环保指数（下跌5.4%）。

组成中国清洁科技指数的150只股票的总市值为7950亿元人民币，比其2011年2月的峰值9110亿元人民币有所下降，但从2012年11月的6040亿元人民币的低谷中崛起。

本月业绩股价下跌超过20%的7家公司影响了整个指数在本月的表现。CNPV太阳能发电下跌53%创本月下跌比例最高，成都兴蓉投资下跌50%。本月下跌市值最大的是兴蓉投资和长江电力。其他公司的上扬也对冲了部分下跌趋势，其中10家公司上扬超过20%，上扬比例最高的是无锡尚德（从公布破产的阴影中有所复苏）和阿特斯太阳能（上扬63%）以及晶科能源（上扬52%）。

有限合伙制PE获准入股险企

4月24日，保监会出台了《关于规范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允许优质的境内外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通知》明确规定，在单个保险公司中，单个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5%。考虑到股权投资企业的财务投资特性，《通知》还规定，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得成为保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参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

《通知》中亦对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被投资方仅仅适用于中资保险机构，即外资股东出资或持股比例不足25%的保险机构，具体包括保险集团（控股）公司、财产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

投资方则统一适用于中外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通知》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入股保险公司的具体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张雁云表示：“对于入股保险公司的有限合伙制企业，要求使用自己募集到的资金，为规避风险，申报资料中需明确披露资金来源。”

此外，张雁云还透露：“在PE退出机制上并未有严格约束，没有具体时间限定，一般情况下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多从事财务投资，时间一般是五至七年，现在要求的条件是三年或三年以上。”（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外管局在美设新投资部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已设立了专门负责投资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其他替代型资产的美国业务部门。目前，外管局正努力提高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使其不再集中于美国国债。

外管局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低风险的美国国债。美联储退出定量宽松措施的可能性使得外管局从传统角色转型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据一位熟悉外管局最新举措的人士称，外管局的投资策略出现明显的转变，因为它不想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将是外管局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此类部门。（凤凰财经）

广东首只财政

引导股权投资基金落户东莞

日前，中科中广东莞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东莞基金”）正式在东莞揭牌成立，这是广东省首只省、市及区三级财政引导的战略新兴产业备案制股权投资基金——东莞基金，同时也是广东省地级市发起设立的规模最大的一只股权投资基金。

该股权基金由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基金、广东广电产业基金联合东莞市财政引导，由东莞市金融工作局与国内知名基金管理机构中科招商旗下的广东中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牵头发起设立，总规模50亿元，首期注册资本15.5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东莞基金的资金组成中既有政府引导资金，又有当地优秀民营资本，这样既发挥了财政国有资本的先进引导作用，又发挥了民营资本的市场主力军的作用，引导了当地的民营资本投资实体经济，也确保了基金设立后稳健高效运作。（南方日报）

外管局再度松绑直接投资法规

为促进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便利化，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及配套文件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以下简称“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外汇管理，并废止了一批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规定》自2013年5月13日起实施。

《规定》在2012年12月对FDI外汇管理政策调整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并整合了外商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外汇登记、账户开立与使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环节和政策。

其中，对于外国投资者以股权等形式向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或者收购境内企业中方股权支付对价，外商投资企业应就外国投资者出资及权益情况在外管局办理登记；境内外机构及个人需办理境内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境内再投资等其他相关业务的，应在外管局办理登记。

对于因受让外国投资者所持外商投资企业股权需向境外汇出资金的，《规定》明确要求境内股权受让方在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

至此，中国FDI、ODI（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以登记为主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同时，借助近期推出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强化了直接投资项下资金流出入的统计监测。

《规定》在固化改革成果的同时，加大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清理力度，废止了24项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简明、规范和系统化。（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多家大型PE筹备并购基金

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时点上，并购成为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开始受到各方重视。据悉，多家规模超过30亿元的大型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VC/PE）都在筹备组建并购基金。目前，全球超过9000家私募机构管理超过1.9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并购基金占比达到63%。而中国市场并购基金占比还不到一成。2011年，美国并购基金参与的并购占全美商业并购总规模的19%左右，而中国则不足1%。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991起并购交易。而2013年1-3月份国内并购完成案例177起，披露金额的166起案例共涉及交易金额53.02亿美元。近年，与VC/PE相关的并购案例大幅上涨，数量从2006年的36起上升到2012年的208起。预计，2013年国内并购市场仍将呈现大幅涨势。就在2012年末私募股权行业遭遇寒冬之时，招商局资本正式成立，明确提出要做真正的并购型投资，目标直指千亿规模，其豪华的管理团队已昭示了对并购市场极度看好。近来，多家私募股权基金密切接触合作伙伴成立并购基金，并购基金规模与数量井喷在即。（证券时报）

KKR成亚洲私募股权投资最大赢家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KKR因其首只亚洲基金的强劲表现及新一轮亚洲基金的优异募资成果，打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凯雷和TPG，成为亚洲私募股权行业的大赢家。KKR首期亚洲基金（2007年）共募集到40亿美元资金，创造了净内部收益率高达14%的丰厚回报。据悉，KKR自去年开始募集第二只亚洲基金，目标为60亿美元，预期在今年6月完成。与之相比，凯雷和TPG在吸纳新资金方面则稍显缓慢。KKR于2005年进驻亚洲，比TPG、凯雷和CVC都要晚。KKR在亚太地区投资了28家公司，分布在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后，KKR有将近一半的交易瞄准了中国市场。（彭博社）

河南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规模达8亿元

篇8

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的局面下，全球并购市场日渐冷清，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并购市场则略显暖意。尽管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未能幸免，但很多亚洲公司相比欧美同行拥有更为充裕的现金流，中国公司越来越被视为并购交易中的活跃买家，其在国际并购市场中格外引人注目。规模庞大的资源型企业收购，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扬眉吐气。然而，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背景下，拥有强大研发能力的技术型企业更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海外并购　浪潮滚滚

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羽翼渐丰的中国企业逐渐开始走向海外，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在进行资本国际输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2003―200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0.2％。据渣打银行估计，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望首次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

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基本方式。一般来说，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初期，企业大多采用新设投资的形式，但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跨国并购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与新设投资相比，跨国并购具有建设周期短、经营风险低、投资方向灵活等优点。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清科《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并购市场发生的13起跨国并购事件中，有7起为中国企业对外的并购，比重达到了53.8％，而2008年同期该比重仅为20％。

海外并购资源：无奈之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生水起，触及行业日益广泛，但总体来看，自然资源领域的并购仍较为集中。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公布的多个并购案例中，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的并购占了绝大的比重。仅在今年2月份，中国企业就向4家海外资源类公司发起并购，其中的3家均为澳大利亚的资源类公司。

趁国际资源价格下跌出海“抄底”，虽有利于企业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但这也透露出中国资源类企业的一丝无奈。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从而引发能源，矿产类资源需求高涨。但受国内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制，中国资源类企业不得不依靠进口来确保产能，对外资源的依赖日益严重。而国际矿产资源价格的巨幅波动，严重影响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为掌握更多资源，保障企业的平稳运行，海外并购成了资源类企业的现实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企业目前大量并购海外矿产资源，是国内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外延。

然而，高能耗、低水平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恰好为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当前危机中，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中之重。在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都要求加快产业内部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资源虽然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先进的技术却是当前迫切需要的。

海外并购技术：当务首选

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无外乎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两种途径。自主研发虽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但是在前期科研投入少、科研实力薄弱的情况下，自主研发耗时较长且风险较大。在目前中国产业急需升级的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直接引进国外已经基本成型的技术未尝不是一种快捷的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给各行业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拥有大量专利技术但由于资金紧张而陷入困境的海外企业并不罕见。为了维持正常经营，这些企业正亟待出售。另外，各国政府在危机下也相对放松了对技术型企业并购的限制。相对于资源类企业的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的并购金额相对较小，不易引起舆论的抵制，所面临的并购风险也就相对较小。因此当前的经济环境，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的最佳时机。

当前，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在整个海外并购潮流中还属于涓涓细流。从并购案例上看，海外并购技术型企业主要集中在IT，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被并购企业的技术都是并购方所急需的，并购的规模及影响力都较小。然而我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行业与国外都存在较大差异，海外并购这些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技术型企业存在广阔空间。

政府已经对海外技术型企业并购制定了明确的鼓励政策，在《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细则》中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境外企业和研发机构”，“对境内企业并购境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可给予相关项目贷款贴息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开展境内外并购贷款业务。”

海外技术并购注意事项

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现代科技是各种工具和规则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多元性。在选择海外并购技术的时候，并不一定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上具有适当的领先性、能够解决企业技术瓶颈，是选择海外并购目标的基本原则。

公道的交易价格技术型企业价值的评估要比资源企业的评估更难，在评估时不但要懂得目标企业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要了解该技术的市场前景。为了取得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价格，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并购资产的评估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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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

伴随着纷至沓来的外商投资，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独资化浪潮，加入WTO以后，这一浪潮更为猛烈。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452.57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61.87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35.7%。而近几年的情况是这样的：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630.30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462.81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3.4%。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158.93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23.38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7.6%。从上面具体客观的数据来看,外商独资正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这篇论文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表明，2005年～2007年，82%的跨国公司继续扩大对华投资，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的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可见，外商投资独资化的情形在未来更是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原因分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领域扩大

外商在华投资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合资、合作是外商进入中国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加入WTO，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对银行、保险、电信、运输、旅游、法律咨询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独资经营限制进一步放宽，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这项政策的改变起到了鼓励外商独资化的作用，不仅新建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原先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独资化企业。

2.合资企业双方在管理和文化的冲突

合资企业在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内耗大幅度增加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一项国际性的合资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合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般只有三分之一。很多跨国合资企业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资双方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冲突。有了合资关系，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制度和风格，协调成本很高。

3.保持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

依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企业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尤其以先进技术最为重要,这些是他们相对于东道国竞争者的比较优势，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以契约投资的方式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将会导致专有性的无形资产迅速扩散。当合资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企业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宁愿选择具有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也就是独资。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

1.减弱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

FDI技术外溢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由于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等形式的国际化生产，使技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向东道国扩散，从而带动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的提高，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其技术溢出效应是对本土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散的渠道也被封死了，减弱了正的溢出效应，使得本土企业的学习模仿变得更加困难，阻碍了本土企业对先进技术的获取。这篇论文

2.阻碍本土优势企业的发展，挤占国内市场份额

通过以往多年的竞争，我国已经形成一批有较强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有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场占有率的本土企业。不过，由于诸多制约，这些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实力还有明显差距。独资跨国公司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了本土企业的产品市场,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居垄断地位,从而控制国内市场。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本土企业已被外商控股,特别是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资占有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3.导致人才竞争更加激烈,本土企业更难留住人才

企业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逐一角逐之后，以知识为标志的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也是企业间争夺的焦点资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凭借良好的知名度、优越的软硬工作环境以及优厚的薪水待遇,能吸纳到国内许多优秀人才为其工作。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往往由于用人机制不活、待遇不高，在吸纳人才方面,本土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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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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