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举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举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篇2

目前无论从经济或投资的角度看，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依然是经济领域和市场环境中的关注焦点。美元资产价格走势对美国经济信心和金融心理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又对美元汇率形成制约与推进。因此，美国经济与美元汇率是相辅相成的的统一体。目前美元汇率的下降趋势，对美国经济结构矛盾的缓解，即减缓贸易逆差上升压力，具有一定的作用，并已经有利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调整复苏；同时对美国对外的竞争力是有利的积累。任何事物的涨跌都有一定的周期或限度，货币汇率趋势同样也离不开这一规律，美元下跌中具有积累转化反弹的条件与时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元汇率的下降趋势，对投资信心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与趋势的调整并非真正有利于欧元，然而在心理上对美元的忧虑是不能排除的。

欧元困惑

突出表现在欧洲央行降息不当的被动上。当前市场最为关注，并对汇率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利率问题。6月5日欧洲央行决定降息50个点，是今年3月6日之后的第二次降息举措，欧元区官方利率调降至2％的历史低点。降息对经济刺激或许有作用，但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美国宏观经济中利率调控，已经显示利率作用的弱化，经济复苏的刺激拉动中利率手段已经远滞后信心心理的影响。而欧元短期的升值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不确定的技术周期与经济实际脱节现象，使人难以看清汇率走向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汇率现状与前景依然处于模糊、不清晰状态。此时的降息或许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伤害自身经济，美国利率调控的前车之鉴已经可以说明，面对经济环境的波动、不景气与不确定，环境对利率调控的干扰加大。而欧元利率高出美元的优势不仅有所刺激投资流入，而且也是制约美元或美国经济竞争的唯一筹码；但利率下降将削弱欧元优势空间，且不利于欧元的稳定和协调合作。因为，欧元区毕竟经济处于尚未统一，经济政策协同对汇率尚有干扰，财政赤字问题就是明显例证。而从货币政策协调或合作层面看，欧元区不仅具有较大的差异与矛盾，更缺少技术与心理娴熟与承受能力，“年幼”的经历使其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相对稳定是以静制动的最好办法与思路。伴随欧洲央行降息的关注，欧元走势的休整与技术周期默契，使欧洲央行的利率抉择更加艰难。

欧元汇率相对剧烈的波动水平，充分反应了货币依托的脆弱性，其中包括欧元利率的变化、欧元区企业的接受反响以及经济状况的不利。首先是政策抉择的不恰当。利率下调在当前欧元区经济下行中愈加不利复苏，降息不足以刺激经济，更对经济信心有所打击，欧盟已经因此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以下，2003年基本预期改为0.4－1.0％之间，明年在1.9－2.9％之间，欧元升值使其经济复苏进一步缓慢，并具有恶化乃至衰退的可能，货币协调更加困难。5月份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水平为1.9％，略显平缓，但区内差异较大，最高水平爱尔兰为3.9％，最低德国为0.6％。欧元区贸易顺差4月份数据增加，实现30亿欧元，但出口减少6％，与欧元升值具有直接关系。欧元区银行业的不乐观现象，从信心有所冲击欧元心理；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认为，欧洲各银行的偿还能力今年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原因在于银行被迫提高风险准备金；股市波动影响养老金基金收益，因此各银行增加了养老金支出；银行人寿保险收益下降；标准普尔公司对包括德国四大银行在内的18家欧洲银行的偿还能力持悲观态度，仅对3家欧洲银行的偿还能力表示乐观。欧元区系统性风险在上升，潜在的忧虑逐渐增多，对欧元稳定性具有较大冲击。

美元彷徨

突出表现在美联储利率作用有限的困惑上。面对美欧两大货币依托的各自状况，此时的政策调控

手段愈显重要，其中最为引起关注的就是各自的利率抉择。而近期对市场影响牵动最大的是美联储例会，降息点数的争论较为突出，而最终美联储在6月24－25日例会之后宣布降息25个基本点，联邦基金利率为1.00％，为45年来的最低水平，也是自2001年年初以来，美联储的第13次降息举措。之后市场呈现与欧洲央行降息之后有违于理念的逆向波动，美元走稳、股市下跌。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以及政策面的争论或影响，美联储是否降息将是对美国经济现状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依据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表现，尤其是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美联储利率的相对稳定，是经济信心维持和经济效应磨合的恰当选择。一方面是美联储利率调控空间有限，经济前景的不确定，甚至不可预料事件的潜在影响，应该留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对余地；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起色已经显现，股市投资热情与价格的上升，不仅是自然周期的必然，更是企业改革和新经济调整反弹的体现，对于经济信心具有支持提升作用，如果此时降息，势必打压信心、加重恐慌，对调整中的复苏是抑制，而非刺激；而降息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因为，新经济环境的变化，已经使得传统经济时期，实体经济弱化虚拟经济，信心心理已经超越经济本身的支持与影响。新经济的无规律、无周期、无经验、无“对策”，需要摸索、探讨，美国经济的彷徨、困惑阶段，应以冷静观察、等待，而不应过急过激采取举措，否则将可能适得其反。

近期美国经济状况有喜有忧。一方面经济复苏迹象明显，无论政府官员或市场人士均认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将会明显走好，经济增长率将会为3％～3.5％，这无论对于美国自身或世界经济都是一个利好，当然不能与强劲经济周期相比。另一方面美国经济面通货紧缩的忧虑减轻，5月份的核心通货膨胀上升0.3％，是去年8月来最大涨幅，2003年美国通货膨胀将稳定在1.5％左右，因此今年核心通货膨胀大幅放缓忧虑有所减缓，减轻通货紧缩压力。而5月份工业生产上升0.1％，设备利用率维持在74.3％，房屋开工率上升6.1％，房屋完工率创1987年1月最高，制造业复苏有望，6月份指数上升到26.8，5月份为10.8，远高于预期，进而刺激拉动股市持续走高明显，对经济信心恢复形成支撑，美元汇率略显稳定向上。但是美国经济依然处于艰难磨合之中，美国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第一季度继续升5.8％，达到1361亿美元，财政赤字突破1992年2900亿美元，截止5月份已经为2920.6亿美元，失业问题依然严峻，不确定中负面因素继续令美元彷徨。

伴随全球经济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不确定，国际外汇市场出现较大的震荡性走势，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与频率，已经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和对经济基本面的依托，经济金融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汇率状况，各主要货币体的货币政策处于不清晰的矛盾状态。引起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美元与欧元的较量与竞争，这不仅是全球经济或国别、区域经济重要的关注重点，而且也是投资信心和投机策略选择的重要依据。美欧货币政策，欧元被动的“失策”和美元主动的“对策”，则成为两者之间竞争较量的重要体现，并将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和国际金融发展趋势。

就今年时间范围预期，美国经济不确定中具有加快复苏增长的可能，美元汇率具有反弹的较大空间与条件，但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波动，震荡性走势将会继续困惑、干扰市场投资组合。因此预计第三季度美元将继续以贬值为主要取向，美国财年决算的特殊需求将使美元缩水再现，尤其是对日元贬值将较为明显，一来是技术周期与币种的需要，二来是美欧日三种货币竞争策略的需求；汇率水平预期美元兑日元为1：115－122，美元兑欧元为1.17－1.25：1。第四季度至明年初，美元强势将继续显现，并伴随美国经济复苏的可能，美元依托的经济周期和政策需求进一步强化，美元汇率将继续走高至1欧元兑0.95－1.09美元，美元兑日元将达到125－128日元，甚至有可能走向130日元水平。

篇3

[关键词]法国 竞争法 欧洲化

法国的竞争法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一理念是竞争法产生的核心依据。可以说，在欧洲，竞争自由的观念首先在法国获得政治地位。但直到1986年法国才对卡特尔进行立法控制。在法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从价格管制到处理经济萧条，指令性计划一直是法国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虽然在大多数经济领域，市场的开放度和竞争的活跃度都很高。在这种背景下，大力的竞争政策举措也姗姗来迟。

1986年以前的竞争立法概念不清，目的不明，体制混乱。具体而言，1791年颁布的《制帽法》禁止同一个商业组织成员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结社。1810年，《刑法》419条禁止通过串通操纵食品或其他商品的价格，使其高于或低于自然形成的价格，违反者将被罚款或监禁。这条是针对拿破仑战争期间，商人操纵短期商品的价格的问题而制定，直到1986年才被废止。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开始展开有关竞争制度的讨论。法院在适用《刑法》419条时开始试着区别好的和坏的卡特尔，并在后者中找出几个进行制裁。1926年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吸纳到419条的修改中，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国家对卡特尔的控制，反而缩小了419条的适用范围。次年（1927年）法国代表团在世界经济大会上提出了一项控制卡特尔的计划。但正当其他国家对竞争立法产生兴趣时，法国国内却反应冷淡。到了30年代，欧洲开始流行兼并主义，卡特尔被当成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手段得到政府的推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又出现了对卡特尔的怨言。《1945年法令》规定拒绝交易、价格歧视和其他一些类似行为是非法的，事实上将竞争问题归结为非法定价问题。虽然该立法并非一部竞争法，但却成为未来法国竞争法的基础。至少从形式上说，法国的竞争法是通过修改价格管制法发展起来的。1953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来执行《1945年法令》，这个新法令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现代的竞争法。但此法令只适用于对价格造成影响的联合行动，并不针对单一的公司行为。同时法令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影响价格的联合行为符合其他法律法规或被官方批准可以得到豁免。该系统在1963年将滥用支配地位包括进来。但直到70年代末期，1963年的修改规定没有正真被适用过。

执行机构方面，战后价格管制的决策者是经济财政部，该部门的部长是发表价格指导意见的决策人。此外1953年的法令还增设了一个合同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外部专家负责调查被指控的违法行为并向经济财政部提供建议。这个机构的作用看起来像一个设置在政府之外的法庭，不同的是他缺少了司法的强制执行力。该机构被认为是一个行政机构之下的附属部门，作用有限。

20世纪70年代，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使法国政府认识到行政计划的局限性。放松价格管制成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之一。1977年和1978年，推崇自由经济的总理雷蒙·巴尔开始用竞争法体系取代价格管制。这时期的变化包括制定了禁令和罚款，将技术委员会改名为竞争委员会并扩大其资源，最关键的是规定了对合并进行控制。这些变化为以后的改革做了有益的准备。

总结1986年以前的法国竞争法可以发现，这时期的竞争法是边缘的。法国更关心的是如何控制价格、推行产业政策，而对于竞争的认识模糊，以至于竞争规则始终处于另外一些法律范畴下。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官员在欧共体竞争法的立法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不愿意建立严格的竞争法规则的原因。

20世界8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一改过去的传统，开始减少管制和促进竞争。1986年法令的颁布使法国竞争法改革迈出了一大步。这次法案遵循了《罗马条约》的第81、82条的基本结构。为了将行政干预改变为依靠市场的竞争，政府重点改造了执法机构。竞争委员会提升为竞争审理委员会，使其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该机构可以主动提讼、命令并实行罚款。法国的变革被许多人认为是各国竞争法以欧共体竞争法为中心时代的开始。

2001年的《新经济规制法》对竞争制度进行了全面整理编辑。同时《新经济规制法》改进了调查的程序和决策，增加了通知义务，加大了制裁的力度以及豁免的规定。这些措施的提出主要是源自欧共体的相关法律和执法实践。目前，法国竞争法有关限制性协议，占支配地位垄断和合并问题都是按照欧共体竞争法模式和原则规定的。不同的是，在法国，企业不必提交申请批准或得到豁免（除了合并）就可以直接从事相关行为，经济利益的平衡可以导致滥用垄断地位得到豁免。虽然被豁免的实例很少见，但法国的法律还是残留着独特的遗产。商法中还有关于价格控制和针对反不正当竞争的政府权力。

目前有两个机构负责执行竞争法，一个是竞争、消费政策和制止欺诈总局，属于公共经济财政工业部的一个机构。另一个是竞争审理委员会，属于独立的行政机关。虽然它并非司法系统，但它的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相近，而且有关裁决可以被上诉到巴黎法院。两个权力机构的并存虽然会导致冲突的出现，但习惯对经济进行行政控制的法国还是不愿意完全排除政府对竞争政策的干预。

参考文献：

篇4

经济快速增长仍有诸多挑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国际制裁，南非经济出现衰退。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直至2006年，在政府一系列宏观经济的带动下，南非经济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解除后，经济年均增长3%，2005年至2007年超过5%。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南非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降至3.1%。2009年南非出现17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2010年，南非政府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使当年南非经济增长恢复到2.8%。

尽管经济复苏势头较强，南非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包括通货膨胀率和官方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不旺、外商直接投资不足、制造业活力不足等。第一，由于国际货币流动性日益增强，对南非货币兰特估价过高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南非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制造业是南非支柱行业之一，产值约占GDP的16%。然而制成品出口产品种类单一，出口竞争力有待增强，制造业对促进就业增加、减少贫困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三，南非通货膨胀率压力过大。南非统计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南非通胀率由2011年4月份的4.2%增长至5月份的4.6%，同时该数字达到该年以来最高值。食品、燃油价格持续升高，尤其是蔬菜、食用油、面包和麦片热饮、生活用品等上涨幅度较大，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第四，虽然南非已经走出经济衰退阴影，但南非就业人数与两年前相比下降了5%，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据南非官方统计，目前南非失业率高达25%。另外，吸收了全国大部分就业人数的小型企业也面临着许多就业问题。据南非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南非小型企业成长要么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要么因《劳动法》太严格而不敢雇用更多职工。上述因素均对南非经济增长前景提出严峻挑战。

外贸产品结构单一

南非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南非进一步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包括实施新工业政策中的优先本地采购政策，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点开发非洲地区内部市场；在维持与欧美国家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开拓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上述政策使南非对外贸易呈现出新的特点（参见图1）。

南非虽然是非洲大陆的经济大国，但贸易产品结构单一。从出口看，其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主要依赖矿产品和金属制品。为了改变出口结构单一状况，南非政府大力鼓励矿山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建材、酒类、食品和高技术产品等出口，但出口产品结构变化不大。2000～2010年间，南非农产品出口占南非总出口的比重仅由3.8%上升到4.2%；矿产品比重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有所下降，2009年以来随着国际矿产品价格上涨，矿产品出口比重快速回升到40.5%；制成品出口比重在由2000年56.9%上升到2008年62.9%后迅速下滑到2010年55%。

南非进口产品结构则比较稳定，制成品进口占比约为80%，矿产品比重约为15%。

2010年，南非主要出口商品为矿产品、贵金属、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等产品，主要进口原油、交通运输设备等。其中，前10位出口商品出口金额合计达3214.3亿兰特，占南非总出口的55%，前10位进口商品进口金额为2088亿兰特，占南非总进口的35.7%（参见图2）。

欧盟和美国是南非主要的传统贸易伙伴。然而，近年来，南非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贸易迅速增加，尤其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南非与欧盟等的贸易额大幅下降，而与上述四国的贸易却经受住了考验。2006～2010年间，南非与四国贸易在南非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快速提升。其中，总贸易额由913.8亿兰特增加到2036.1亿兰特，占南非总贸易的比重由10.8%上升到17.4%；出口额由224.3亿兰特增加到880.9亿兰特，占比由5.8%上升到15.1%；进口额由689.6亿兰特增加到1155.2亿兰特，占比由14.9%上升到19.7%。

利用外资达1250.9亿美元

南非利用外资主要来自欧美，尤以欧洲为主。欧洲对南非累计投资额占南非利用外资总额的近70%，美洲占近20%。英国是累计对南非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占2/5左右。外资以证券资本为主，直接投资（FDI）较少。在南非拥有资产的外国公司投资大多集中于采矿、制造、金融、石油加工和销售等部门。截至2009年底，南非利用FDI存量达1250.9亿美元，占世界FDI存量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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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重庆试验”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房改、户改、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渐成中国关注的热点。有海外机构甚至把重庆做法总结为“重庆模式”，认为它超越了普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为中国未来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重庆模式”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除包括“打黑除恶”、“唱读讲传”等专项行动外，重庆采取的系统性改革制度设计，直逼的正是体制改革的重点深层领域。

――新华社《国家财经周刊》2011年2月报道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正是中国各地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转型、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急需破解的难题。在“重庆模式”之前，已经存在如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地方经验。但这些模式主要是一种以资本为本、注重经济发展效率的模式，而“重庆模式”则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月报道

“重庆模式”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重庆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统筹”为指导；第二，“重庆模式”以民生为宗旨；第三，“重庆模式”倡导不断创造社会新价值。相对于依托香港崛起的深圳模式、交通便利的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更具广泛的可复制性。

――《香港商报》2010年12月报道

如果有一个城市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那么这个城市非重庆莫属。

――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7月报道

“共同富裕”

重庆抛弃含糊不清的口号，首次将降低基尼系数的具体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之中，并制定出降低幅度和时间表，以避免口号沦为“空头支票”。这一举措，意味着重庆市政府昭告天下，并愿意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月报道

为什么一直提要缩小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制定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没有目标，自然就无法考核，就很难让各级干部把缩小贫富差距当作共同行动。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问题是如何强化政府的责任，如何让各级政府和干部重视起来，并要有具体实在的目标。重庆把降低基尼系数写进“十二五”规划很有意义，开了个好头，值得其他地方学习。

――《工人日报》2011年1月报道

重庆通过制定“十二五”规划，确定降低基尼系数目标，力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符合中央精神和重庆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实现从“一部分人先富”向“共同富裕”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市将基尼系数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做法，值得各地效法。

――《经济参考报》2011年1月报道

“公租房”

重庆大规模推出公租房，实际上可以视为住房体制进入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步骤，也是对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如何推进城乡统筹的一次积极探索。

――《人民日报》2010年9月报道

在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楼市越调控越“高烧”、越来越多人无力买房的情况下，重庆公租房或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以至被房地产“绑架”的宏观政策向前推进提供新“解药”。

――《南方周末》2010年8月报道

“国资模式”

重庆国资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时间，“渝富公司”、“投”、“第三财政”等重庆经验成为全国推广的范例，被各地国资委争相效仿。为什么重庆国企能够起死回生、脱胎换骨？重庆经验的“灵魂”是国资监管人事制度创新，“骨骼”是国资监管体制创新，“血液”是国有资本运营机制创新，“肌肉”是国资增值与惠及民生并进。

――《董事会》2011年1月刊发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调研组的调查报告

重庆国资凭借“投”，强力整合土地等各类资源，以时间换空间，使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连年翻番，每年贡献市级财政上百亿元，成为重庆财政的“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

――《望》新闻周刊2010年4月报道

重庆市将“国企经营”和“地方土地收益”绑在一起，绑出了一个“第三财政”。在国资运营与财政联动的表层格局下，其实蕴含的是一个“民生财政”的系统性财政思路，是“发展和理财思路的变迁”。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2月报道

“笔记本电脑”

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正在重庆变成现实――这归功于“垂直整合一体化”商业模式，它将原料和销售“两头在外”变为“（销售）一头在外，（原料）一头在内”，“不仅仅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报道

到“十二五”末，重庆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电脑制造基地――重庆此举可以说在笔记本电脑生产上“重组了世界”，为中西部地区推进跨越式的转型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路径。

――《望》2010年3月报道

“万元增收”

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着力，将突破口放在集聚全市80％贫困人口、50％以上农村人口的“两翼”地区――决定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力争到2012年，使该地区农户纯收入在2009年基础上户均增加一万元。

――《人民日报》2010年4月报道

一个个财富故事在重庆市最为贫困的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精彩演绎――唤醒沉睡的大山，激活沉寂的水面，千家万户动起来了！在“两翼”山山水水之间，柑橘、金银花等特色种植业及林下养殖项目，仿佛成了农民的“印钞机”，“哗哗”流出大把钞票！

――《农民日报》2010年12月报道

“红色频道”

为“红色频道”鼓掌，缘于其以“公益”取代“功利”的勇气，缘于其由“同质化”向“特色化”转变的品牌创新，更缘于其“主色调”与“调色板”的完美结合。

――《深圳商报》2011年3月报道

重庆“红色频道”的打造本身就是一个塑造“红色经典”的过程，相信此举必将成为电视行业的一种典范。

――《新快报》2011年1月报道

篇6

阴霾已经飘散

与一年之前为瑟瑟寒冬所包裹和半年之前冷暖交替的强烈反差完全不同，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发出了向上爬升和聚力复苏的铿锵脚步声。

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在经受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痛苦的一年折磨之后，终于从2009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迎来了复苏的曙光。尽管美国GDP在2009年出现了2.7％的负增长，但相对于2008年动辄5％以上的季度跌幅而言已算是否极泰来。

与美国经济随时保持着脉动与共振关系的欧洲经济同样展示出了一路向好的阳光。特别是与去年第一季度欧盟27国与欧元区16国的经济指标同时“坏死”(GDP分别巨挫4.8％和4.9％)相比较而言，欧洲经济列车在接下来的时间持续发力，并在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向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分别送去了0.4％和0.2％的经济增长“红包”。

就在美欧经济奋蹄前行的同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拉开了竞跑的架势。除去年第一季度经济巨幅下挫8.7％令日本人感到揪心之痛外，接下来的3个季度经济增长结果让刚刚上台的鸠山政府喜出望外，以致日本央行连续三次上调对经济状况的预测。当然，从“失去的十年”中走出不久的日本经济再遭金融危机的洗劫，2009年的GDP难免萎缩5 3％，但比其先前的预期已经大大减少了1至2个百分点，可谓是拨云见天。

作为世界经济阵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板块，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率先交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其中巴西在2009年已经取得了4％以上的太好收成，印度将6.5％的增长成果收入囊中。而与印、巴相比，中国经济更是气势如虹。尽管中国决策者曾经为去年第一季度仅增长6.1％的尴尬而捏汗。但2009年GDP增长8.7％的厚重记录却再一次让国人扬眉吐气，中国经济不仅在最为艰难的一年划出一道美丽的“V”形反转曲线，而且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50％的比重让全球再次刮目相看。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去年经济增长仍下降了6.8％，但这丝毫不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1.5％的正增长成果。

我们必须强调，由于美、欧、日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因此，这些主要经济体正态修复和明显改善的结果可以说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

其实，识别金融危机是否见底或者说世界经济是否反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标准进行观测，即各国政府的政策收缩预期和国际社会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从目前来看，澳大利亚央行在全球已经率先启动了升息步伐，中国央行也超前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尽管美欧中央银行依然维持着历史上的最低利率状态，但其货币政策转向预期也日趋强烈。至于在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上，我们当下所能听到的几乎都是一片高调。其中世界银行在日前发表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测由2％上调至2.7％，而联合国刚刚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将实现2.4％的增长。

银行业咸鱼翻身

欧美银行机构既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自然也应是危机的最大买单者。资料表明，在金融危机所造成的3.2万亿美元损失中，银行业损失达1.6万亿美元。而1.6万亿美元损失中，美国银行业损失9600亿美元。欧洲银行业损失4680亿美元。不过，在欧美国家政府借助于纳税人资金对金融体系强力“输血”的搭救之下，欧美主要银行已经从泥沼之中挣脱出来，并开始了重新打拼的过程。

华尔街银行巨头交出的答卷超出了官方与市场的预期。资料显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2009年全年从市场到了133.9亿美元的纯利润，而且这一结果为高盛成立141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为此，高盛准备敞开钱袋子向每名员工平均派发59.5万美元的奖金。无独有偶，美国银行2009年全年净利润也由上年的40亿美元增至63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全年的净营收上升到234亿美元，虽然花旗集团去年全年净亏16亿美元，但这一数据相比于2008年的172亿美元的亏损无疑值得弹冠相庆。

与华尔街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喜气局面一样，欧洲银行机构的财务报告也是精彩纷呈。其中，英国巴克莱集团2009年的利润超过了100亿英镑，为此，巴克莱将向数十名交易员和管理人员发放的奖金高达数百万英镑；与巴克莱相比，曾经获得过政府200亿英镑注资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似乎也起死回生，去年全年的利润也达到了60亿英镑。同样，据法国兴业银行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去年该集团净利润达到了503亿欧元，同比猛增131％。

被利润冲昏了大脑的欧美银行是否还会重蹈冒险之举而再度被打回原形是所有人都在思考和提防的事情。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欧美国家政府愈来愈严苛的金融监管。除了华盛顿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角色并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欧盟成立跨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委员会等原有改革举措外，奥巴马政府在日前还宣布拟向大型金融机构开征特别税费和限制金融机构规模及其交易活动的两项提案。同样，英国政府也在日前出台了限薪新规定，即只要年薪超过100万英镑就必须在以后3年中延缓6成花红，同时，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从4月开始对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者的税率提高至50％。所有这些日臻完善的监管举措将对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形成强力的约束与抑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欧美银行还存在继续破产的可能。资料显示，去年和今年以来美国破产银行总数已升至141家，而且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问题银行”清单上仍有约500家银行。不过，这些银行一般都是地区性的小银行，其破产辐射力相当有限，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像华尔街大型银行那样从事过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即便是破产，其引起的行业关联效应和“骨牌效应”也被局限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全球再发生如同过去两年金融风暴的机率相当之低。

是否二次探底?

从迪拜赖债风波到希腊债务危机再到日本航空公司的破产，不断发生的惊骇事件昭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乃至世界银行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中警告：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虽可能已经过去，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同时必须警惕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

政策收缩的时机与力度选择既是对决策者的最严峻考验，也是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方面，“退出战略”实施过早或者“刹车”力度过大。可能超出了经济的承接力，并且在新的增长引擎没有培育出来之前可能导致经济复苏的夭折。另一方面，

著“退出战略”发生时滞，届时庞大的货币供应将导致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并诱发新的资产泡沫，进而又会迫使一些国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由此可能带来新的经济衰退。

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的放大是高悬于世界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由于各国政府为实施刺激经济政策普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赤字永久性增长1％，长期利率将上升10至60个基准点，利率上升将抑制投资，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与财政赤字相伴随的是国家债务风险的累计。据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统计，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七国集团。而在2010年主要国家债务占GDP之比中，希腊政府将达121％，美国上升至97.5％，英国上升至89.3％，日本将达227％。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将成为经济持续复苏的致命软肋。

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冲击世界经济正常持续的一大恶魔。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频繁抬头，并已使世界贸易量在2009年大幅下挫14.4％，而且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影响，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在削弱，未来贸易救济措施对贸易复苏的影响范围还将显著扩大，从而延缓世界贸易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复苏。

经济动力能否实现有效的更替与衔接成为经济增长能否最终“软着陆”的核心要件。金融危机期间全球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是政府投资，即外生增长动力，这种驱动方式已经对私人资本与消费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由于内生力量(私人投资与消费、技术变革与创新)是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元素，因此，世界银行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如果私人投资与消费将有效替代政府需求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今年全球经济增幅可能高达3.4％；否则，当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低至2.5％。

经济增长最后落脚点都应当归为到就业率的提升上来，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人类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区域性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今年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可能攀升至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国际劳工组织则预测，发达国家的就业要到2013年才有望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要到2011年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该报告同时指出，如果政府取消刺激经济的相关政策，其所涉及的51个国家中将在2010年产生约500万人的失业者。失业状况的恶化不仅减少了储蓄。而且直接削弱了人们的支出，从而导致经济引擎熄火。

新引擎

金融危机带给了全球经济的灾难，但也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因此，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寻找着未来经济的全新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方式。

仰仗着美元的霸主地位并以消费作为引擎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同时，危机也充分说明，依赖于出口尤其是向欧美国家出口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也不可继续。据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经济增长再平衡模式的设想，并且承诺美国将改变倚重美元和消费的发展模型，注重培养储蓄和增加投资。而危机之后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等国也相应地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刺激消费需求的经济政策主张。

需要说明的是，与在传统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范围内寻找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更有意义的是，产生以新技术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几乎是每一次经济衰退后的必然逻辑。因此，作为目前人类探索未来经济成长的最伟大成果一一低碳经济开始跃上各国政府决策的前台。

篇7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桁林.中国的凯恩斯.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刘涤源.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4]李仁君.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0.

[5]李俊英.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现代经济实践,2005.5.

[6]漆光瑛,张冬梅,朱富强.国家干预的艺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7]欧阳矩华.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上海金融,2001.6.

[8]陶纪坤.试论凯恩斯财政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鲁行经院学报,2001.5.

[9]吴易风,王健.凯恩斯学派.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0]颜鹏飞,张彬.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评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篇8

关键词：金融；经济效益；风险；管理策略

一、企业金融的经济效益

企业金融是指将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益。此过程中不但涉及到经济制度的改变还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结合中，由于风险的承担和利益的共享，还会涉及到人事上面的结合。由于各个国家经济政策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只有在发达国家中产融结合模式的发展态势较好。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相关的金融制度都得到了发展，但是我国的产融结合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而产融结合的快慢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

1.企业金融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无论是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从理论研究来看，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结合都会对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带来益处。企业的竞争力的高低在企业的发展和不断壮大方面意义重大。另外，由于我国市场调节力度不断完善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市场形式不断产生，所以，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2.企业金融有助于完善企业与金融的结合

企业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结合可以实现金融机构各个部门的相互协同，加强资源共享并且通过减少市场风险与生产成本的方法来较少资源消耗。生产出更多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与金融业的正确结合，实现了双方的共同发展，进而降低了风险与资源的损耗的可能性，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

3.企业金融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企业金融可以通过充实金融资本的方式来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另外，企业金融能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提高了市场经济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企业和金融业的相互结合，现了互利互助和共同发展，有助于经济效益的增长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

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和完善我国的市场调节力度，也增强了对各种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这一举措使得我国的市场形势变得多样化，并且大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并且我国在这方面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等方面还不健全。我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发展还不成熟，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也展现出很高的局限性。加之我国没有成熟的监管体系，所以金融风险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1.导致企业面临多元化风险

企业金融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相互结合，如果企业在还没有发展到完全适应多元化经营条件的前提下就开始大规模扩张，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资金被分散到各个行业。造成的后果就是会影响企业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影响企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金融行业，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会使企业面临严重的金融风险，可能严重阻碍企业的长足发展。

2.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独立性

对于风险频发的金融业来说，企业想要对风险的发生和规避有良好的控制的话，它就要在经营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但是在企业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对企业金融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3.加大金融市场风险

企业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原有关系。企业金融的快速发展导致市场上很多不正当交易的产生。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企业所遇到的实体经济类型或者金融类业务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风险管理策略

建立快速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是具有高风险的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能否制定出合理的相关策略也对企业的正常发展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意义重大。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主要包括科技水平高低、管理方面的强弱、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企业规模、企业的信誉和形象以及经营者的素质等几个方面。那在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方面就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风险管理策略。

1.完善政策和制度

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能为企业金融带来法律保障，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带来的消极影响。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首先督促企业开发和利用高效的融资方式；其次，加大对金融市场的要求和标准，尽最大可能减少和避免风险的产生；另外，加大企业内部的监管力度，对金融机构内部出现的违规现象进行制止和做出严格的惩罚。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发生几率。

2.规范企业的金融化进程

在我国想要创造具有规范性的金融市场的话，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还要对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的执行。这样才能创造具有规范的法制化的金融市场；另外，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制度保障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

3.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另外，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能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有助于建立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合监督管理机制，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危机风险的解决大有裨益并有助于风险的规避。促进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不仅要面临来自国内的各个方面的竞争和挑战，更是要接受来自国际间的压力和竞争。企业间的竞争力也是愈演愈烈。笔者主要从完善政策和制度、规范企业的金融化进程和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这三个方面来管理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企业金融的发展也像是把双刃剑，能够加快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则会给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企业针对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能否制定出有效迅速的防范措施，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田莉.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及其风险防范策略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4.

[2]黄赞平.企业金融经济及其风险防范策略研究思考[J].商场现代化，2015.

[3]楼文浪.浅谈如何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J].中国外资，2012.

[4]张萌.试论金融经济的风险及其防范[J].财经界，2014.

[5]张舒雅.浅析金融经济的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外资，2014.

[6]袁辉.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及其风险防范策略研究[J].新经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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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费改革；河南；农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28-02

2005年的农业税费改革是“十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2010年是河南农业税费改革的第五年，取消农业税已经满五年，系列辅助政策相继开始执行，这对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起到如何推动作用，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到何种程度，取消农业税后，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与农村经济如何发展的，发展的成果是如何分享、如何惠及最大多数农民，分享惠及程度如何，政府新经济政策对取消农业税后产生的三农新问题影响力度。这些问题都在随时间的增长而显露出来。税费改革前，三农矛盾最为尖锐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最首要的问题是负担过重，这种农民收入方面矛盾尖锐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取消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减负的一项措施，它的实行化解了农民问题中的矛盾的尖锐化，但是新时期农民负担依然存在，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

一、农民的显性负担总体趋势呈现下降，但有反弹迹象

显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明显的、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乡统筹与村提留、义务工和积累工、农民缴纳的行政事业统筹费等。

从内容上看，显性的农民负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的税费负担。取消农业税后，我省农民显性负担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第一，税收―农业税（狭义上的）、农林特产税、屠宰税三项涉农税收已经正式被取消。第二，乡村两级的“三提五统”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中被规范为农业附加税，已经与农业税同步被取消。第三，“两工”逐步被取消。河南省份取消了原来由农民承担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第四，“三乱”有所抬头。农村乱收费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出现：首先，计生、婚葬费用增长显著。计划生育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1/3，其中违规罚款户均100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婚姻登记收费户均比上年增长近1/7，除办证工本费外，其他收费占一半。目前河南省农村许多地方火化后，再按农村传统习俗进行土葬，农民除承担殡葬改革前的土葬费外，还额外负担火化费用，火化费用800元~1 000元。其次，农业灌溉费用增长明显。灌溉收费亩均25元左右，比上年增长一成多；灌溉电费亩均30元左右，比上年增长近5%。亩均灌溉水费、灌溉电费超过50元的分别占总面积的1/7左右，比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再次，道路集资浮出水面。道路集资的实际面比上年增长3/4，人均集资额比上年增长1/4。最后，村民自治中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有所增长。农业税取消后，许多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弥补乡镇经费缺口，“一事一议”筹金就变成了乡镇向农民收费的一个固定渠道，并向各村下达收费任务，一度减轻的农民负担又开始反弹了。

二、隐形负担仍然沉重

隐性负担是指农民所承受的比较隐蔽的、不以征收项目形式表现出来的、很难进行定性定量界定的经济负担。它常常以农民生产经营中某些机会成本增加后机会收益减少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质是农民承担了政府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外部性结果。本文仅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二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生活成本负担。

1.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取消后，涉农物资大幅涨价，使农民刚刚得到的实惠，立刻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几十倍的要了回去。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变化，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据河南省政府公布的信息得知，从201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分别为2005年河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为 131.3（2005年= 100），增幅比2005年提高了31.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涨幅强劲，除了2009年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以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对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带来严重冲击。例如，河南省在近两年的前三季度中，也因购买化肥而致使全省每农户多支出40元~160元。若按河南全省2 050万户计算，农民每年因购买化肥一项就多支出8．2亿元~32．8亿元，必然使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影响。

2.教育负担。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投资严重倾斜于城市教育。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可以依托国家福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贫穷的农民却必须自己承担孩子的大多数教育费用。就河南省而言，2004年河南省教育经费支出231.26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为20.72%，虽然就那几年，教育投资有所增加，如2010年河南省财政教育支出853.5亿元，但是现行“以地方财政负担为主、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形式补助” 的投入模式使财力薄弱的县级财政难以改善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根据黄超英在2007年对河南开封某县农村教育负担调查显示，该县被调查家庭一年的平均年收入为12 899.01元；所有家庭平均一年支出7 698.68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2 846.46元，人均支出为1 722.46元，所有家庭一年对一个子女的初中教育支出平均为1 408.83元，最高的则达5 180元。家庭总的教育支出平均为3 069.97元，最高的则达13 000元，主要是有在读的大学生子女所发生的。

3.医疗负担。河南省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失衡，城乡卫生资源严重的过剩，而农村卫生资源相对短缺（包括资金、设施、设备、技术、人才等）。城市医院拥有50万元~100万元的大型医疗设备占了全省总量的69．8％，对于100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城市医院就占了95．7％，农村分别只占了30．2％和4．3%。河南省的大型医疗设备大部分都分布在城市，农村所拥有的大型医疗设备相当少，尤其是100万以上的医疗设备更是少得惊人。在对部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定点医疗机构村级卫生所进行的调查中，笔者发现村级卫生所的条件简陋，设备不齐全，大部分都没有达到村级卫生所基本标准。2003年，河南省作为国家四个重点联系省份之一，正式启动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它采取了不少新举措，比如住院费用按比例补偿的，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农村医疗保障状况得到改善，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不完善的方面，如资金筹集难度大，管理和监督不规范，办理农合手续繁杂，农民多跑冤枉路等，说明现在河南农村许多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依然非常弱，在不少农村地区仍存在着“小病扛、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不正常现象。农民患了大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使家庭收入急剧减少。

4.红白事负担。在广大农村，“邻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婚丧嫁娶来说，近些年来盲目攀比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农村，一个儿子从定亲、建房到结婚生子共需要费用10多万元。农民只靠种地一生也“种”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为了自己孩子的所谓“幸福”，东讨西借也要把媳妇娶到家。农村办丧事花销也很大，七八千元很常见，上万元也不希奇，有的甚至达到2万元~3万元。可以说，婚丧嫁娶中的“大手大脚”，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广大农民“自我减负”也成必然。

总之，零农业税不等于农民“零负担”，在显性负担隐性化的趋势下更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大肆渲染农民“零负担”。但正如前文所言农民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负担。尤其是隐性负担还呈加重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宫希魁.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十大反思[N].中国经济日报，2003-06-17.

[2] 张静.农民教育负担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7-58.

[3] 李铜山，陈允仓.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中州学刊，2009，(1).

篇10

节约资源与减少环境污染要靠每个组织和个人的自觉行动。低碳经济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觉悟、对减排的认识、科学的态度。如果人们对于减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它,那么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只能是停留在口号上。目前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相比还很弱,环保观念属于新观念,要培养我国公民的绿色觉悟,增强环保意识还任重道远。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提高人们认识,转变观念,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认识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要看到温室气体效应对全球济、社会、生态环境、人们生存条件的严重威胁,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为此,学校、媒体、政府和其他组织在帮助转变公众和社会的观念,发展低碳经济的教育培训方面要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倡导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使全社会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对于企业,则要推行绿色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对于个人,要培养节约是美德的观念,以节能减排为荣。碳经济研究是我国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是一件重大的民生问题,关注低碳经济就是关注民生问题。

二、更新经济结构,推进清洁生产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六个方面,其中高投入、高消耗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资源供给结构之间的非合理化;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结构之间的不适应;不协调主要指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结构的非优化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问题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个国家的结构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进化的等级系列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及其调整升级的步伐是其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所以,经济发展要保证质量必须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合理布局,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工作的重点。

首先,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行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在工业内部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低耗能产业,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我国在保持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正处在第三产业的发展时期,尤其要大力发展信息业、咨询业、科教文卫以及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提高服务业的知识含量是一项紧迫任务。要大力推动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在金融、咨询、贸易、文化等服务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增强服务业的竞争能力。

其次,加强高耗能行业的结构调整,淘汰陈旧设备,削减小型、分散、工艺落后的污染源,推广高新技术,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3]具体做法是通过制度实施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等综合措施,采取激励性和约束性的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向低碳经济领域积极投资,参与开发清洁能源;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准入制度,提高了新建项目的市场准入门槛,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建立起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上项目与地方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进度挂钩、与淘汰落后产能挂钩相结合的机制。

三、改进能源结构,积极发展能源新技术

以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低碳经济能源开发深度和能源利用效率问题,它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长远困扰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4]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能源的消费和生产主要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主,化石能源的供应刚性特征和对环境的污染特点,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能源供应和环境容量的制约瓶颈[5]。为此,必须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做到能源、经济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修正能源结构。逐步降低煤炭终端消费比例,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避免和减少能源开发利用引起的环境污染,推进技术进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加速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深入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方向。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良好的开发利用前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需要一大批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跟进研发。当前关键和迫切的问题是增强我国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的术创新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源技术发展能力,带动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中来,共享可再生能源创新成果。因此,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与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另一方面在学习、借鉴和引进的同时,发展自己的低碳技术。

其次,遏制奢侈消费,减少浪费,提高能源利用率也是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6]我国的能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反映了我国工艺与能源利用技术方面的落后。[7]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仍比世界水平高2.4倍,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能源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8]节约能源已经被能源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能源开发投资。因此,大力提高科技技术创新能力,开发应用高新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本,已成为是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创新制度,营造减排环境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制定,这是解决我国高碳创新问题的重要举措。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瑞典等国近几年分别推出了各种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能源税和碳税制度等多项经济政策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也开征国家碳税。[2]对我国来说,当前应该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营造减排环境,为低碳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加强能源立法工作,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促进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确立能源中长期规划的法律地位。我国2008年8月29日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总结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都将发挥积极作用。[9]但是清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应该根据《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理念修订《节约能源法》,颁布适应各个领域的子法,增强节能减排的可操作性。如颁布针对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相关法律,加快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从法律上促进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和地热的进一步开发,实施强制性的最低能耗标准和节能认证,推行能效标识制度。

其次,利用税收政策刺激和引导全社会节能减排。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可以在促进低碳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的税收政策,是引导和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税收通过作用于产品价格、对能源的需求及消费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通过税收激励政策对节能减排项目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包括: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企业给予不同额度的税收减免,对不执行节能标准的耗能产品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节能、环保项目和专用设备投资以及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承包、技术咨询服务所取得技术收入等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降低或取消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及其产品,逐步调高税率,使之与节能减排的需要相适应;实行支持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政策,以及支持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通过对再生能源使用给予免税方式,提高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和开发经济的合理性。

再次,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一是加大财政节能降耗减排投人力度,逐步提高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加大技术创新投人力度,加大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关键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保障体系。加大投入时,着力做好四件事:第一,注重支持能源产业和能耗低、效益高的产业发展,推进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重点行业重大节能技术改造、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节能管理的能力建设。第二,完善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及节能减排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逐步加大对清洁生产、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等项目的支持力度。第三,研究建立废旧家电回收基金。第四,建立“谁节能减排、谁受益”的机制,对节能减排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资金担保或直接补贴。最后,建立起新干部任用的考核指标———绿色GDP。从制度上改变过去官员升迁只看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偏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收入考核评价体系,使财政收入的增长建立在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实现。把节能减排纳入综合考核评价,强化环境成本的观念,杜绝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的倾向。

五、更新地表状况,确立碳交易机制

碳汇是指由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和林业措施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碳汇是降碳的一种积极有效的途径。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的一系列气候公约国际谈判中,国际社会对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汇聚作用越来越重视,逐步将造林、再造林等林业活动纳入碳汇项目。[10]尽管我国的森林碳汇潜力巨大,但相对于碳排放总量仍显不足,此外考虑到我国1/3的沙漠和1/3的高原土地,森林覆盖率低、总量不足,我国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9.421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11]所以,要发挥碳汇的作用,必须改造地表状况。应当通过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碳汇的作用。除植树造林以外,我国还应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