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 行政程序 治安案件 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 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篇2

0周岁以下

胎儿，在我国尚不能称作法律意义上的“人”，法律只认可其为“胎儿”。尽管胎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仍然具有法律意义。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另外，为体现对“胎儿”的特别保护，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均规定，孕妇不适用死刑和治安拘留。

0～6周岁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周岁以下的孩子为婴儿，1周岁以上、不满6周岁的孩子为幼儿，6周岁以上、不满14周岁的孩子为儿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儿，我国法律规定，哺乳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适用治安拘留。

6～7周岁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7周岁入学。”由此看来，6岁是一个人享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法定起点时间。另外，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行走，须有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据此可知，未满6周岁的幼儿，尚不能单独在街道或公路上行走。

10周岁

我国法律规定，18周岁以下的孩子为未成年人。从民法学的角度而言，10周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分界：10周岁以前，系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后，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2周岁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满12周岁的孩子可以合法地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即未满12周岁的孩子在道路上骑车系违法行为。家长要负起监护责任，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车出行。

14～16周岁

14周岁是一个重要且危险的年龄。从此时起，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行政法、刑法上的责任。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属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不执行治安拘留处罚。询问不满16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

16～18周岁

在这个年龄段中，人开始有了劳动的权利。法律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驾驶电动车、自行车或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行驶。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篇3

兰州刚刚上岗的千名协管员，因“以罚代管”违规授权，在短短三个月内集体下岗；江西某市交警大队一警察，在1000米的非通车路段，既不出示任何工作证件，也不管司机是否在场，一边拍摄，一边贴罚单，竟然在5分钟时间内开出16张罚单，罚款收入高达2550元――一些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打着执法的旗号乱收费、乱罚款，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不少地方政府对行政执法进行了一些探索，效果如何，且听评说。

“执法经济”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执法人员的个人收入、执法部门的收入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罚款的“三挂钩”。执法行为回归本位，关键在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罚款的“脱钩”

安徽省这个规定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也做了很多努力，目的是想能有效的制约“执法经济”的出现，值得称赞。但效果如何我却是很怀疑――理由就在于，这个规定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执法经济”其实已经和拦路抢劫并无不同，区别仅仅在于，抢劫者使用的是裸的非法暴力，而“执法经济”中的“行政执法人员”，使用的则是制服掩盖着的“合法”暴力。但惟其如此，其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更恶劣和更严重，因为受害者不仅会因此而失去钱财，更会同时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而这又往往又会使他们因为求告无门而陷于绝望。去年，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在潼关收费站处强行拦截入境货车进行罚款。河南省巩义市一位名叫张建勋的司机被非法罚款2．7万元后，竟服毒自尽，引起全国关注――“执法经济”再次被指为是导致惨剧的祸源。

究竟是什么催生了“执法经济”怪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催生了“执法经济”这个怪胎呢?在我看来，主要就是三个“挂钩”：一是执法人员的个人收入和罚款挂钩；二是执法部门的收入和罚款挂钩；三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罚款挂钩。

这三个“挂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执法”目的完全被异化，即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变成了获取罚款收入。比如禁止超载、超员的出发点原本是为了维护交通安全，保护交通设施，但在“执法经济”的口号下，却异化成了只要交付了罚款，就可以合法地超载、超员，这就完全背离了对超载、超员行为设立罚则的初衷。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为了增加罚款收入，而默许各种违法现象滋生的情况，这时的“执法”，已经不是在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而是在为破坏秩序发售“许可证”了。

只要执法人员、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通过“罚款”来获取收入，则无论对“自由裁量权”怎样“细化”，至多也不过是使执法人员在“经济”时感到有一点点不方便而已。所以从消除“执法经济”这个祸害的角度来看，在“自由裁量权”上做文章。充其量只能算是扬汤止沸，而釜底抽薪之策，只能是根本解决三个“挂钩”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执法行为回归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本位，创造一个基本的前提。

相比较而言，让执法人员的个人收入和罚款脱钩，是最容易办到的，其次是让执法部门的收入和罚款脱钩，最难办的是让地方政府的收入和罚款脱钩。因为在许多地方，罚款已成为当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财政压力越大的地方政府对罚款的依赖程度越大。而只要最后这个“挂钩”不解决，前两个“挂钩”也很难解决，因为地方政府将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制止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乱罚款，这三者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分赃同盟”，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牢牢的绑在了一起。

“执法经济”是在饮鸩止渴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单靠中央政府的监督或者“执法经济”受害者的投诉，很难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因此要让地方政府下决心解决自己的“脱钩”问题，就必须使其认识到，如果坚持“执法经济”，自己就必然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无情报复。这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执法经济”对当地政府来讲，仅仅是一种直接和短期的收益，本质上是在干一种饮鸩止渴式的蠢事。即以陕西潼关的这件事件为例，如果潼关以东的司机今后视潼关为畏途，拒绝向陕西输送物资，则陕西的市场必然会逐步萎缩，而当市场萎缩到“执法”也不能“经济”时，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便以双输而结束。

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市场的扩大是可以给政府带来更多收益的，因为税收收入比罚款收入更具稳定性，因此即便仅从收益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只赚不赔的。一旦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则因“执法经济”而萎缩的市场将重现活力，其引来的外部资金可以维持刚性的财政支出，降低政府活动对乱罚款的依赖程度，进而也就可以有效减轻由“竭泽而渔”向“放水养鱼”转型的“痛苦”。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在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信息时代，舆论对违背规则的惩罚力度是不可限量的，足以对任何地方政府推行“执法经济”的冲动产生足够的威慑。此外，中央也应该改变官员的考核方法，使他们能够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而不再急功近利――做到了这些，我想，“执法经济”也就将逐步从我们的生活中被消除，而不再能够继续危害我们了。

部门“让利”符合法治精神　杨小军

开罚单的过程似乎演变成了“创收”的途径，异化了的处罚，既没有达到处罚的效果，也失去了法律的真谛

我国相当多的行政机关长期以来以处罚代替教育，不管违法行为轻微还是严重，往往“一罚了之”，不仅有一刀切的“懒政”作风，也不禁让人怀疑这样“执法”背后的“利益冲动”。北京市工商局的做法，无疑是部门“让利”与执法为民的实效之举。这一做法符合法治精神，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保护。

我们所处的社会有着相当复杂、庞大的行政处罚措施和制度。应该说，行政处罚给人们确立了各式各样的行为规则，它用惩罚不利后果提示人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如此说来，行政处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但是，我们当下的行政处罚制度和处罚实践，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已经开始异化，处罚效果弱化，出现了一些制度上和执行中的弊端。例如，处罚的教育、教化功能被弱化和忽略了，以罚代教、唯罚是从；由于经济处罚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返还”或者补给处罚机关，处罚机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开罚单的过程似乎演变成了“创收”的途径；处罚处罚再处罚的执法，在行政机关与被处罚人之间不仅形成对立，而且被罚人也产生了罚钱就可以违法的交易心理。异化了的处罚，既没有达到处罚的效果，也失去了法律的真谛!

为了改变这种被异化了的状况，除了北京市工商局的做法，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展开了积极尝试，这些做法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教育、指导等柔性手段在先，硬性处罚在后，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往往先不直接处罚。对于此种做法，我认为，大方向是好的，应当肯定，合法、合理、合情、合实际。

首先，这种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立法规定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多是有自由裁量权的，它要求行政机关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依法处理和处罚，法律从来就没有绝对规定，凡有违法行为，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给予处罚。这种做法正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根据具体初次违法、轻微违法、过失违法等情节，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办法，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和违背法律的精神，是合法的。

其次，这种做法不表明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而恰恰相反，说明行政机关在积极细致地履行其职责。我们知道，对于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从来就不仅仅是处罚，也不主要是处罚，其法定职责的核心是纠正和制止违法，减少违法、消除违法和避免违法。通过柔性教育、指导等形式，也同样是在履行职责，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因此，是符合职责的。

另外，这种做法符合违法行为的实际。违反行政法的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的，有故意违法和过失违法的，有初次违法和多次违法的，有危害后果严重的也有危害后果不严重的，等等。处罚与非处罚教育、指导措施适用的基础，正是这种有差别的实际，合理有据。

最后，这种做法可以克服和减少单纯处罚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可以消除和减少行政机关与违法行为人之间的情绪对立，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更容易形成良性的互动；能让违法人产生心里自责，愿意“改邪归正”；在惩罚当事人之前进行教育、指导、辅导，而不是动辄惩罚，也是合情的。(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资料链接　产法动态

1995年施行的(预算法)所规定的预算收入的组成将罚没收入列入其中，意味着其必须上缴财政并执行预算管理。

1996年施行的《行政处罚法》：“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财物的拍卖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