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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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土资源； 规划； 管理

一、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重要性

我国人口众多，所以我们国家对资源合理利用的要求更高，对国土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管理是国土资源相关部门应该做好的事情。可能很多人认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开发天然矿产会影响到自然环境，影响生态发展，这是很片面的意见。对国土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对人类生存环境是有益的，加强对国土资源合理利用的调整和改善，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目前国土资源规范管理的情况

国有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及水、油、煤、金属矿物等一切自然资源都属国有，国有土地利用的开发权和所有权，开发和利用以及治理和保护等规范管理，国有土地与其他资源相互协调规则，居住用地，建设开发用地，资源开采用地的指标，管理和保护等方面均有相关规定。但分布在各部门各个地区，较为不同。目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诸如我国国土资源开发规划“建设”合理利用的规划管理手段。对于国有土地资源规划管理的有效实施，标志着我国国有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发国有土地的资源进行实施和管理有许多自身的特点，涉及多方面关系，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使我国国有土地资源发展走入正轨。

三、国土资源规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1.国土资源规划管理法规不完善。

由于我国国土资源规划管理起步较晚、发展不平衡，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加之国家对国土规划重视不足，相关人员和机构涣散，很难对我国国土资源开展科学、有效的、完备的统筹规划，当然也不能对规划体系的层次和法律效能进行科学恰当的界定。尽管国家相继颁布了《国土规划编制办法》和《国家国土纲要》等规范，只是针对国土规划的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说明和初步规定。较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过时，面对政府职能部门间用地冲突协调、跨区域建设协调、农业发展瓶颈、国土保护和新兴产业扩大用地需求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对完备的国土规划法律规范，严重制约我国国土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利用。

2.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的强制力不足。

致使后续规划管理困难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土资源的瓶颈约束日益严重，空间开发和规划布局无序日益突出。城市、城镇的不断发展和扩展，大量吞噬国土资源，使现有发展空间凸显不足。国家相关规划职能部门没有对国土资源全局的、统筹的规划和监控，致使城市化肆意扩张，盲目、无序占有农业耕地和破坏区域环境。由于缺乏约束力和监管制度，直接导致我国国土资源规划管理协调性差，实施力度差，规划混乱，权责不分，很难开展科学的、统筹的国土资源规划管理工作。加之法律等硬件措施的不完善，特别是缺乏强有地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很难科学的、详细的实施国土资源规划的相关内容，特别是一些国家宏观长远的发展规划得不到重视和实施，致使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持续、不健康，综合资源利用率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四、国土资源的科学规划管理的建议

积极完善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律体系国土资源最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并拥有强制执行力，从而确保我国国土资源的统筹规划管理，达到最优化的效能。逐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土地、矿产、海洋、环境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法律体法规；科学统筹研究制定我国的《国土规划法》和《海域使用法》；逐步修订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等国土资源相关的法律，逐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确定国土资源的强制力和权威，科学、完备制定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系列程序和规划要求，确保土地的使用、开发有法可依。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法律约束经验，加强我国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执行力度和充分体现法律强制约束力，并组建国土资源规划和实施团队，尽可能的贯彻和落实国家级的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为我国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五、国土资源规划管理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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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景园林；风景规划；规划体系；土地利用；荷兰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1-0028-04

收稿日期：2015-09-28

修回日期：2016-07-22

Abstract： Landscape planning is a broad and meaningful concept mentioned in 2009 by the global landscape conven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landscape planning was defined as： responsible， proactive tips or action process to manage， improve， protect or restore the scenery. Europe has a rich history i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advanced technical system.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planning of Netherlands. We find out the core cont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of Netherlands i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mating the way of using land. Besides，we take land us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compare and analyze related cont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between China and Netherlands， in order to find a good position of Landscape planning in planning system nowadays in China.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planning； Planning system； Land use； Netherlands

1研究背景

IFLA世界理事会于2009年10月通过的《全球风景公约》（Global Landscape Convention，以下简称《公约》）明确了风景的概念，也明确了风景规划的定义。近年来，全球城市化进程减缓，改造和提升人居环境已经成为新的建设重点，美好风景的规划和保护已引发了全人类的共鸣与关注。欧洲和中国一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质的自然景观基础，早在20世纪中叶各个国家就已经意识到要合理规划现有景观资源，以永续利用这种资源，而这也是提升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荷兰将风景规划融入到土地利用规划中，保证在使用土地时就有着对风景的思考；德国的风景规划则以独立或组合两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国土规划中[1-2]。总的来说，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欧洲各国都有着较为丰富的风景规划经验。

2风景规划概念释义

以土地为作用对象的风景规划，核心观点在于对自然和社会这两种属性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并加以融合，其结果在于满足并提高人类的体验品质。这种思路并不是针对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也不是土地视角下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风景规划以提升环境品质为基本出发点，手段方法包括创造美好的视觉场景、保护并恢复具有历史价值的场所、提供丰富活动内容的游憩场所等。

《公约》的通过标志着针对土地的风景规划等相关行为已经得到了全球主导国家的关注与支持，这正是各国风景园林工作者走向协作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其统一框架下，风景园林工作者能更加方便并清晰地明确自己的任务和方向。

《公约》中关于风景规划有两个关键的定义解释，一是“风景”，被解释为“土地、水系统和（或）海洋区域的总称，其面貌是自然和（或）文化因素单方和（或）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这句话阐述了两个关键定义，即风景的本质在于其自然属性，以及风景所表达出来的形象易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实则是描述风景的社会属性。二是明确了风景规划的基本内涵，《公约》指出风景规划的四大任务包括管理L景、提升风景、保护风景、恢复风景，以这四大任务为核心共同构成了风景规划的基本内涵[3]。

3荷兰的风景规划

3.1荷兰风景规划发展概述

荷兰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网络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缺程度。而在荷兰入海的莱茵河、马斯河等，集水面积比荷兰本土大近6倍，由此可见荷兰在进行风景规划之初整体就面临苛刻的条件。20世纪初在颁布了多项土地整理法案后，荷兰政府开始着手实施大规模的区域风景规划和乡村土地整理，整个过程历时大半个世纪。

1924年，荷兰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整理法》法案，荷兰农业生产因此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并拉开了荷兰土地整理的序幕。1938年，在原有法案的基础上荷兰政府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整理法》，目标仍然是改善农业用地的使用现状，提出更有效的土地利用策略，增加农业产量，消除零散用地，规整划一。这一法案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奠定了荷兰大尺度农业景观面貌的基础。

1947年，荷兰颁布了《瓦赫伦岛土地整理法》，这开启了从简单的土地重新分配转向更为复杂的土地发展计划，风景规划的要求被逐渐重视起来。在借鉴了瓦赫伦岛土地整理的经验后，1954年荷兰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整理法》，这次法案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其明确规定了风景规划是土地利用规划必须的组成部分，风景规划也因此获得制度和法律上的支持，法案还指出风景规划必须由林业部门负责。新法案的通过为发展多重目标的风景规划提供了可能，包括设立自然保护区、开展休闲娱乐等。

20世纪70 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多元化诉求开始占据风景规划思想主导地位。1985年《土地开发法》正式取代《土地整理法》，在新法案中这些新的需求被予以考虑，休闲娱乐场地、自然保护区等用地的设定可能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各方利益受到了同等的重视。此时社会的主流认知也开始转向风景规划的相关内容，例如进行大尺度生态关系修复、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的研究[4]。

由上述变迁不难发现，自1924年第一个《土地整理法》的实施，到1985年《土地开发法》的替代，风景规划的发展与变迁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在特定时间出台的法案的影响，这种影响意义深刻。从一开始以农业增产为发展目标，破碎的农田被整理，无意间形成了大尺度的农业景观，到后来转变为农业生产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最终转变为追求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风景规划是随着土地整治目标的转变实现了内涵的丰富（表1）。

3.2荷兰现行规划体系

荷兰作为典型的人多地少、高密度发展的欧洲国家，和我国国情背景较为相似，总体而言其城乡规划体系和我国比较相似，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模式。但由于荷兰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发展起源有所不同，在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已经将这两者一并考虑，这种思想与任务的转变值得风景规划师思考。

3.2.1自上而下是主要特征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主要分为全国、省级和市级三个层次。全国层面的规划通常被称为全国空间规划，由国家议会批准实施，还包括国家空间战略和规划准则、政策，主要目的是进行全国核心问题决策，例如大型的农业区、保护区、工业区的定位划分。省域结构规划为所在区域提供规划政策和导则。市级层面的规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市域结构规划，二是土地利用规划，也可称作土地分区图则。市域结构规划类似于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对目标进行定性规划，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和导则，土地使用规划类似我国控制线详细规划，其核心内容是不同土地利用的分配和使用方案，该规划能够有力地约束地方政府的开发建设行为，是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表2）。

通常情况下，站在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角度，市级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Municipal Land-use Plan）是整个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唯一的法定规划，其他诸如中央政府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省级层面的省域结构规划等都属于指导性规划，并不具备明确的法律效力。

在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宏观层面并不设立强制性规划，相关规划只作为政策指引和规划导则。根据《空间规划法》，地方政府在充分考虑上位规划―省域结构规划、全国空间规划、空间战略等的情况下，独立编制并实施土地使用规划，经由上级政府部门审批后才能生效。规划的修正与改动也必须由地方政府先提出申请，再由上级政府批准后才能组织修编，省域结构规划与中央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也有着相似的逐级管制关系，这与我国的城乡规划体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荷兰规划体系表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点，在中央政府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省级、市级政府在决策上仍然具有发言权，实际情况是三级政府之间经常进行对话和磋商行为从而保证规划的科学实施与进行，“民主后的集中决策”可以说是荷兰规划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3.2.2政策保障内容

荷兰在坚持自上而下的大前提下，通过法规、制度、政策等方面来保障规划行为的民主性，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第一，君主立宪的行政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规划与决策中相互影响且制约，任何一项规划的通过必须进过议会讨论的形式进行；第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权与地方政府的规划许可证发放权之间的相互制约；第三，《空间规划法》明确指出规划是一项协商活动，任何利益主体与规划编制人员有责任创造规划协商的条件，从而确立其法律地位；第四，荷兰空间规划部门内有超过300名的专业规划师来保证各项规划协调工作能够高效执行，人数之多为欧洲所有国家之首。

3.2.3城乡统筹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由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Ministry of Housing，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制定的空间规划，改变了该国传统上侧重城市的倾向。新版《空间规划法》规定了省级土地整理项目必须与地区空g规划相吻合，同时规定自治市政府制定的具有法定效用的土地使用规划（Land Use Plan）须覆盖全部乡村地区，这体现出空间规划对乡村地域的全新关注[6]。

3.3荷兰风景规划在现行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城乡统筹一元结构特征是风景规划发挥其实际作用的基础，由于历史原因，荷兰的乡村地区获得了与城市地区同样的关注程度，广阔的农田林地等自然要素的风景价值被重视，从全国空间规划到各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都对风景价值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荷兰各层次的空间规划都是风景规划的具体落实，风景规划并非荷兰的某一个专项规划或某个方面的特别规划，而是各层次、各类别规划和政策都必须重点考虑的内容。

3.3.1全国空间规划中的风景规划作用

在1988年第四次全国空间规划中，荷兰政府除了贯彻紧凑城市的建设思想，并划定了5个国家级限制区和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2004年第四次全国空间规划中明确要求各省级空间规划必须划定“红线”和“绿线”，红线即城市建设空间的范围线，绿线即限制建设范围线，包括自然保护区、重要农田等，在各市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必须对所划红线区域和绿线区域进行符合要求的管控措施。

3.3.2土地利用规划中的风景规划作用

土地利用规划中通过严格划定绿色廊道与城市重要绿色斑块，来体现对于风景规划的考虑要求。豪滕（Houten）是荷兰新城建设的典范，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详细规划了连续贯通的结构性绿化体系与绿道设计。豪滕新城通过连续的指状绿带和中心绿地构成了与乡村空间有机联系且开放的生态系统。同时将自行车交通与结构性的绿化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新城空间最为重要的功能组织轴线，既构成最主要的景观结构，又构成主要的交通结构。这一宜人的行车环境和空间格局进一步促使豪滕成为荷兰自行车与公共交通使用率最高的城镇。

3.4荷兰的风景划特点

3.4.1以功能主义为原则的美学思维受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荷兰的风景规划师们坚持认为只有理性的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发展。荷兰的风景园林学科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实用主义的特色，而放弃追求形式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古典园林创作模式。在他们的思想中，规划和设计必须以功能实用性为主、饱含理性认知，景观必须反映现代的社会特征。换个角度，风景规划最初的目的正是为了集约破碎的土地，以便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荷兰特有的农业景观。同时，他们提出景观设计必须基于场地特征，使用地形图作为风景规划的依据。

3.4.2尊重历史文脉与场地的空间逻辑

荷兰风景规划突出从场地中的地形地貌、植被、水系、道路、城镇标志物等要素中，发掘场地内的潜在关系，以此建立景观肌理的空间逻辑。同时，荷兰风景规划也非常注重场地的历史文脉，将场地上的历史特征以新的形式转入到新的景观，使区域景观变得具有独特性。在1931年的阿姆斯特丹森林规划（The Amsterdam Woods）中，风景规划保留了原有场地内的圩田和起伏的地形，再加以规整，进而形成了广阔的林地、草坪、水面三者交替出现的场景，在植物配置上也注重速生树种和慢生树种的组合，此外还保留了大片场地内原有的野花，延续了该区域原有的景观体验，同时在其中布置了露天剧场、迷宫以及其他装饰元素，赋予了该区域新的使用功能[7]。

3.4.3合理的政策与规划编制机制

荷兰的风景规划是伴随土地整治与土地管理而产生，荷兰的规划职能部门又分为空间规划分部和环境分部，在二战以前空间规划分部承担主要的规划任务，即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土地结构。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工业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人们对高生活品质的诉求愈发强烈，环境部门不仅承担基本的控制生态环境任务，更趋向于多元化的职能范围。城市空间发展与环境保护永远是二元对立的问题，而荷兰政府要求这两个部门在完成规划任务时须协同工作、商议讨论达成共识，表面看似乎效率较低，但工作取得的成果却影响深远。此外，荷兰风景规划在进行中还有多项国家层面的政策工具，如空间规划与环境政策、城市与环境法、生活质量与环境政策等。

4结语

荷兰具备非常严密且合理的规划体系，风景规划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体系中都有它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我国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在现有的城乡规划体系内，风景规划始终处于不明朗的地位，虽然每份规划文件都会提到要改善环境、保护环境、创造宜居的生活空间，但在执行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进行用地配比等，这与我国现阶段国情有关。由于近20年来我国处于高速建设的运转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忽略一些有可能阻碍城市这个“机器”运行的机制。而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有所放缓，人们开始对过去二十年的建设发展进行反思，风景规划作为一种有着先进思想意识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国如何将风景规划作为一项重要规划行为来实施，如何处理好风景规划与城市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现有规划体系内找准风景规划的位置是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沙洲，金云峰，张悦文. 两规合一背景下基于土地利用的风景规划研究[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4年会论文集（下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825-828.

[2] 金云峰，汪妍，刘悦来. 基于环境政策的德国景观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2014（3）：123-126.

[3]刘晓明，赵彩君. 全球风景公约[J].中国园林，2011（3）：32-36.

[4]Manten A A. Fifty years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J]. Landscape Planning，1975（2）：197C217.

[5]张驰，张京祥，陈眉舞. 荷兰城乡规划体系中的乡村规划考察[J]. 上海城市规划，2014（4）：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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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规划；公共政策；执行力；历史时空坐标；适应性

文／王伟

“十三五”是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需要环境保护规划着力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在环境规划理论和管理实践上作出探索创新。本文立足新的历史时空坐标，对实践中我国环境规划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对环境规划编制工作展开思考、提出建议。我国环境规划的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环境规划的发展历程，如从1973年算起，至今40余年，环境规划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进行到全面推广，在这期间我国政府召开了七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每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精神都将环境规划工作向前推进。现以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划分我国环境规划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见表1）

实践中我国环境规划面临的弱效困境

环境规划实践是整个规划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分析参照，当前我国环境规划在制订、实施和评估上的实践存在以下弱效表现。

理论“创新”弱

当前采用的环境规划理论大多系欧美发展的环境目标规划法，通常是依据已有的模式，根据一系列数学化学公式编制出来的，给出的许多削减或建设项目目标很少考虑规划的经济分析与多元利益人关系，导致规划目标的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减弱。环境容量核算、环境经济核算等领垣的基础研究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尚未有类似诸如城乡建设规划中“容积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保有量”的核心环境规划指标体系，制约了环境规划的发展和深化。

数据“支撑”弱

编制一个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对于环境信息数据的要求是很高的，目前环境统计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尽人意，制约了规划的发展。在实际规翅工作中，经常会面对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资料不足和数据不准确的问题，使得城乡环境系统变化规划很难搞清楚，环境容量难以确定，这就对环境规划很多具有重要作用的“指标”缺乏足够的信服力和约束力。

资源“调配”弱

规划的主要作用是调配资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经济社会项目资源调配权，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配置土地这一可以转化为“稀缺资产”的自然资源。这些年，这些规划的强势正是体现为对某种资源的支配力，环境规划的弱势根源在于其没有可供规划和调配的对象，为此常陷入“等、靠、要”的被动局面，缺乏人、财、物、信息的及时有效支持，严重制约着规划编制与实施任务的完成。

空间“底盘”弱

在以构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为最终目标的“多规合一”工作中，通常认为空间规划的“正规部队”是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两者“异曲同工之处”在于：法律支撑完备、行政管制强力、组织体系庞大以及技术方法缜密。相比“两规”的成熟度，环境规划仍显稚嫩，对空间的谋划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在实施中常罗列一些缺乏针对性的原则、标准，缺乏执行力度特别是没有可操作性的编制导则和约束性指标来控制城乡发展建设行为。

体系“合力”弱

当前环境规划体系一个很大缺陷是各类总体规划、要素专项规划、行动计划数量过多、类型庞杂，缺乏有效衔接整合，造成了自身体系紊乱。这些直接影响了环保工作的推进实施，尤其是不同行政级别的环境规划间环境职能、事权界定不清；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执行时，要么不知所依，要么形成政策投机博弈；整个规划体系难以形成合力，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也难谈应对复合型、交叉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法律“保障”弱

想让环境规划摆脱“墙上挂挂”，深入落实到实践中去，就必须对规划的编制报批、实施和检查等各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新《环境保护法》明确了环境规划的法律地位，但仍未将环境规划真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内容和范围的设定、各个环节中所必须遵守的程序规定以及相关的处罚规定缺乏实施细则。轻视过程控制，这是规划编制与实施脱节、环境规划流于表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语“地位”弱

从发挥的作用看，我国现行规划大致可分为发展型与控制型两类。现在环境规划扮演的潜在角色仍是“经济约束型规划”，无形中使环保部门成为“孤立部门”，由于环保部门得不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使环境规划成为“孤立规划”，难以与其他部门规划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加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突出土地利用规划与城乡规划的指导作用，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如此则更弱化了环境规划对城市发展规模的控制作用，使环境保护失去了原本应作为综合部门的作用与地位，这也是导致环境规划成为“孤立体系”，不能有效付诸实施，环境保护工作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执行力与适应性导向下我国环境规划提升路径

针对执行力与适应性导向下的我国环境规划存在不足，从转型、统筹和差别化三个方面提出提升路径建议，以期对“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有所助益。

理念与定位转型

理念转型。环境规划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对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环保理念的成熟与否，不仅直接影响观察、分析、判断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立场和观点，还影响着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基于“生态文明”下的环境规划编制，必须在体现规划的“前瞻性、综合性、导向性”特点的同时，将对环境资源的刚性管控和规划的“刚柔并济”相结合，塑立“统筹规划、动态维护、实时平衡、长效评估”的规划方法，通过研究环境资源约束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制约，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定位转型。在国家整个规划体系中，环境规划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进行到全面开展，背后实质反映出的是环境规划从缺位、弱位、失位，回归到“本位”。环境规划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环境部门与其他部门协调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均衡的重要工具。在中央当前推进“多规合一”建设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进程中，环境规划作为环境安全底线的守卫者和环境宜居高线的营造者，应转变其部门规划、五年规划中专项规划的传统定位，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指导性与约束性规划，即国家规划。最终目标是通过在国家规划体系中定位的转型提升，为将来处理环保规划与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的效力关系设置规则，虽不是说环境规划一定高于其他规划，但也非常强调环境规划对于其他规划具有指导作用，任何非环境规划的实施都必须与环境规划相协调，不能够突破环境规划而绝对独立。

规划体系统筹

第一，对内优化体系形成合力。环境规划应该具备一定的层次结构，而对层次的划分，笔名建议在常规空间尺度及行政等级等划分依据基础上，增加对主体粒度的划分考虑，构建一个“全覆盖、全要素、全过程、全关联”等级分明、分阶段完成的规划序列集合。初步设想率先面向城市开展规划体系建设，首先确立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然后其上位规划可增加区域规划（如省、流域、城市群），重点是在其之下增加分区规划，分区规划之下可设置环境控制单元规划；此举重在控制，指导项目实施，重在具体操作，强调依法行政、提高效能，构建出“区域规划一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一分区规划一控制单元规划”的主干规划体系。同时可根据具体需要，增加对产业园区、城乡居民社区、重点企业的补充规划。需要强调的是，尽快从规划法规、行政和技术三个层面完善支持环境规划体系构建，通过规章、制度、条例、规范、标准、规程、导则等形式，明确各个规划制定的范围、内容、程序，保证规划的合理性、严肃性和操作性。

第二，对外确立环境部门话语权。环境规划体系内部的整合有助于环境规划在整个国家规划体系中进行合理的定位。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规划[2014]1971号）文件，全国28个市县列入试点名单。新《环境保护法》第13条指出“环境规划应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综合来看，主体功能区规划突出政策性作用，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强调控制性作用，侧重于对土地功能的划分与用地指标的调配；城乡规划着重于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是协调城乡空间布局、管控项目建设的基本依据；环境规划目的在于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及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强调约束性作用。在这样一个规划目标逐渐趋同的大背景之下，当前环境规划应加强与其他规划在空间范围、规划内容、管理事权、行政程序四个主要方面的融合协调。环境规划应注重以质量标准、约束指标与空间红线输出为主要抓手，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核心指标、标准、规范红线，确立环保部（局）管控能力与话语权。

从理念到方案的差别化

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我国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等都有明显的差异性，加之环境规划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多目标性。双重多样性之下，从理念到方案的“因地、因时制宜”差别化，将大大有助于方案的操作实施，提升解决问题的精确性，提高环境规划的能效。

第一，面向“主体”的差别化。首先是对“人民”主体的差别化。将人居环境、生活质量纳入常态化规划管理，使其成为经济、社会、空间发展的前置条件，才能达到经济、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福利最大化。同时，要加强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与反馈机制、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相结合的公众（含NGO组织）参与方式，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次是对“企业”主体的差别化。面对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如污染型或高科技型企业：面对不同投资性质的企业，如国企、民企或外企；面向不同规模级别的企业，如大企业或小微企业；面向不同行政影响力的企业，如央企或地方企业，环境规划都意味着更加精细化的制定与管理考量。最后是对“政府”主体的差别化。从中央到省市到镇村，不同权力等级的上、下级部门拥有不同的权责，对环境规划有不同的影响力，而即使在同一权力等级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会对环境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产生不同影响。在传统工程技术思维基础上，强化环保人对“主体“利益关系、权利规则的意识提升与技能学习，这是最终构建可实施环境规划共识方案的基石。

第二，面向“时间”的差别化。首先是面向“发展阶段”的差别化，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对资源的消耗需求是不同的；其次是面向“产业周期”的差别化。处于夕阳产业阶段的钢铁、水泥、化工等产业与处于朝阳产业阶段的新兴产业的污染排放量是有很大不同的；再次是面向“污染周期”的差别化，不同生产阶段的污染排放周期，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速度会有很大不同；最后是面向“自然节律”的差别化，不同季节，不同自然地理与气象条件下，环境对污染的容纳与消解度不同。

第三，面向“空间”的差别化。环境规划的功能或最大效用，是通过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环境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合理安排，以期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今后，环境规划应尽快完善对“空间”的认识与利用，建立高效、精准和可持续的空间数据库平台，分析当前资源环境特征，探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布局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特殊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布局，统筹各相关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实现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总体效果。注重对以下几组空间关系的把握平衡：东、中、西不同区域，大、中、小城市，农村、城乡接合部的地域空间；城市人居环境中的平面空间与立体空间、存量空间与增量空间；自然空间与人工空间。通过识别不同区域环境功能、社会经济与环境区域分异特征，构建综合的环境功能分区，明确不同区域的环境功能定位，制定分区战略，实施分区指导，进而细化不同环境品质要求与警情风险等级控制单元。同时，通过环境空间解析，明确“水环境红线”、“大气环境红线”、“生态环境红线”、“风险防线”、“资源底线”、“排放上限”和“质量基线”等红线约束，突出环境保护要求的空间落地。

主要

参考文献

[1]王金南，刘年磊，蒋洪强．新《环境保护法》下的环境规划制度创新[J]环境保护．2014 (13)：10-13．

[2]姜玲，系统管理：基于系统规划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探究[J]．规划师，2011(3)：1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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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规划环境规划空间资源主体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

Abstract: in the two type socie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of policies, in the city for sustaine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rural and urban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 fully fusion has become a tre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planning focus,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up to th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dea, down to the space of coordination system resources and put forward two rules of concrete Suggestions to fully mix. In the macroscopic level main body function division and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 divis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control principle contents is proposed requirements, theoretically expand the spac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ontrol perspective; In the micro level of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etailed the cont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pace control, practice can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rural and urban planning and operation.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pace resource ecosystem delineation main function division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瓶颈，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城乡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载体，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的蓝本，要想最终实现两型社会目标，就必须追溯到源头，对城乡总体规划提出更高的要求。城乡建设快速推进给城乡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热导等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已逐步弥盖了城乡建设的正面效应，成为制约城市自身健康发展的瓶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良好的景观和生态环境成为了城市人民追求的新目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为了满足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有机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已成为必然选择。

从传统“两规协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总体规划）的博弈历程来看，两种规划协调的本质是用地问题，新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已经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法律平台。借鉴传统两规合一的经验，从宏观角度分析，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城乡规划的矛盾焦点应该是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涵养用地的失衡问题，因此本文跳出了仅就城乡规划环保篇章分析问题的小圈子，针对城乡规划的矛盾焦点，上至城乡规划编制理念，下至空间资源的协调性系统提出“两规合一”的具体建议。

一、 规划编制理念的融合

城乡总体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把环保规划拿来照搬内容，而是需要从上至下系统的吸纳，规划编制理念是规划编制中的“上”，规划理念类似根基，限定了规划的大体框架和编制方向。因此“两规合一”首先要从理念上融会贯通[1]。

1、规划编制的定位由单纯满足建设规模需求转变为供需平衡的双向协调。传统的城（乡）总体规划，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划模式，主要立足于发展的需求决定城市的性质、职能和规模。把环境保护融入城乡总体规划中，不仅要考虑城乡发展的需求，还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及资源的供给能力，为城乡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和充足后劲。量化城市在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所能接受的容量，通过需求与容量的相互协调，科学统筹城市的定位和发展规模，保障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在资源、环境可容纳的范围内，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2、规划编制的重点由空间布局和发展建设转向生态修复与经济建设协调进行。传统城（乡）总体规划注重的是人工物质空间的规划，多把空间如何布局，空间上如何安排人类活动及相应设施建设作为首要内容，辅以自然生态环境的点缀，这就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忽视。把环境保护规划有机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就需要扩大城乡规划的视野，丰富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容，并保障新增内容与传统内容的有机协调，实现从“单纯的建设发展规划”到“禁建区、限建区与适建区规划”的转变。优先考虑自然生态条件，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将城乡经济社会活动限定在合理的空间范围内，从空间资源角度保障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 空间资源协调性分析

空间资源的争夺是城乡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矛盾焦点所在[2]，因此“两规合一”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就是如何在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配置好空间资源，而城乡规划中的空间管制正是实现空间资源协调配置的具体抓手。空间管制具体内容是优先保护区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缓解空间资源压力，优化空间资源配置，通过明确各种地域类型空间管制的范围、形式和程度，确保城乡空间形态和资源丰度，引导城乡合理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3]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生态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把行政分割的城乡空间放到整个国土空间和完整生态系统的大空间范围内考虑，处在不同地域的城乡建设应服从该地域整体的主体功能和生态功能，因此不同地域城乡规划中的空间管制内容应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的布局对空间资源从宏观层面上加以引导。把城乡空间拆解到小空间范围分析，主要抽象概括为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三种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禁建区、限建区与环境领域的受保护地区在空间界定上有重叠部分，因此城乡规划在具体编制及实施空间管制内容时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中受保护地的点状分布情况，保护地的具体类型及保护的具体要求，以求在空间管制范围划分上更加合理，在管制措施制定上更加具体，增强空间管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宏观层面上空间资源协调性分析

主体功能区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根据上述开发定义和理念，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4]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都属于城市化地区，开发内容总体上相同但开发强度和开发方式不同。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农产品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上述三类区是以行政界定的市（县）为基本单元。禁止开发区是一类特殊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根据保护需要呈点状分布，不以行政边界界定。

生态功能区划是在充分认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及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的基础上划分生态功能区。主要划分了生态调节、产品提供和人居保障三类生态功能区，其中生态调节功能主要包括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洪水调储等五小类功能。[5]生态功能区主要是以行政界定的市（县）为基本单元。

上述大范围空间的两类区划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其中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优化和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分别与生态功能区划中的人居保障区，生态调节及产品提供区基本对应，。对应情况具体见图。

由图可知，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包括生态功能区划中的居住保障区及部分农产品和生态调节区。其中居住保障区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政策基本一致，农产品提供和生态调节区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政策不一致，后一类地区看似在开发政策上存在矛盾，但对该类地区的空间资源进行详细分解可知，两类规划分别对同一大类地区不同位置的空间资源做出了具体要求。由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印发时间较生态功能区划晚，区划基础信息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此两类规划中没有提及的空间资源部分应执行主体功能区划中的相关要求。根据上述分析，站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战略布局高度，从宏观层面对处在不同地域的城乡空间管制提出原则性要求。

处在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主体功能区划）与居住保障区（生态功能区划）交集中的地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群地区应控制城市蔓延扩张，其中应减少工矿建设和农村生活空间，扩大城市居住、公共设施、绿色生态空间。不断优化生态系统格局，净化水系，提高水质，严格保护耕地、水面、湿地、林地、草地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好城市之间的绿色开敞空间。其余地区的城乡应扩大城市规模，减少农村生活空间，扩大城市居住、公共设施、服务业、交通和绿色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生态系统的侵占和影响。

处在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主体功能区划）与农产品提供和生态调节区（生态功能区划）交集的地区：主要是东陇海、江淮、冀中南、臧中南、黔中地区，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其它地区应该执行主体功能区中关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政策和要求，东陇海的苏北滩涂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带、江淮的大别山水源涵养地带、冀中南的太行山地水土保持地带，臧中南的防风固沙及热带雨林地带应执行生态调节区的空间管制要求，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形成点状开发，面上保护的空间结构，人类活动占用的空间控制在目前水平，保有大片开敞生态空间，水面、湿地、林地、草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扩大。

2、微观层面上空间资源协调性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探讨城乡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小范围空间的充分融合。《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涉及空间目标指标一项，描述为“全省水源涵养区、自然保护区、海岸线、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明显加强，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12%以上。[6]”并结合相关专项规划，主要对管理权限内的水源地和自然保护区提出了具体的保护与管理要求。城乡规划法仅原则性规定了三区的划分方法及管制要求，为了进一步细化、实化城乡空间管制内容，本文主要从禁、限建区划分范围及管制具体要求两个层面分析城乡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融合，以求在微观层面加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禁建区、限建区划分范围及比例

在划分禁建区和限建区时首先要囊括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受保护的各类地区，并且应扣除重叠面积。这些地区大都已经划定了保护界限并呈点状分布在城乡空间中，囊括的方法并不是这些区域的简单加和，应从维护生态整体性和功能性角度出发，有意构建相关保护地的生态廊道，以联通点状保护地，营造相对开敞的生态空间，加强生态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充分发挥出禁建区、限建区的生态效能。总结我国东、中、西部典型地区空间管制规划得出，只要地区内地形不复杂（山地、沿海等），禁、限建区的比例一般在85%左右，其中禁建区一般达到10%，限建区75%,[3]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河北省城乡建设规划中禁建区比例应该达到12%以上。

（2）禁建区、限建区的具体管制要求

结合环境领域管理及保护重点，主要对城乡规划禁、限建区中的水源地及自然保护区的管制要求进行细化，其余空间资源根据其功能类型应分别符合风景旅游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对应领域专项规划的要求。

水源地空间管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水源地规划，对城乡规划中的水源地地区提出了三类具体管制要求，一是水源保护区常规环境管制要求。除严格按照水污染防治法要求对保护区行为进行管理外，土地规划部门加强对水源保护区的规划管理，对已划入水源保护区的区域，要严格土地审批，禁止新、改、扩建项目；对已占用水源保护区用地的原有单位（项目），应结合区域改造，逐步搬迁。二是饮用水水源风险管制要求。针对水污染事故的突发性，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一级保护区内交通穿越风险管理，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在水源保护区内定期开展生态监察。三是保护区内面源管制要求。结合城乡规划，合理村庄布局，在水源保护区周边等重点村镇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村工业企业污染、生活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的防治工作。

自然保护区空间管制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结合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相关专项环境规划，对城乡规划中的自然保护区提出具体管制要求。城乡规划中的禁建区、限建区划分应具有一定预见性并呈动态开敞状态，以适当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结合生态环境规划，城乡规划中的禁建区、限建区应自动纳入根据需要新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对受到严重威胁的典型生态系统、珍惜濒危物种、珍贵海洋生物资源以及自然遗迹等，实施抢救性保护，并纳入配套的一批生态廊道，将主要的自然保护区连片成网。除上述传统的自然保护区，城乡规划还应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关注程度，并将其及时补充纳入禁建区、限建区范围，从空间资源的配置上给予优先保障，切实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

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的自身发展，城乡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融合成为了一种趋势，本文从两种规划矛盾焦点即空间资源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点，上至城乡规划编制理念，下至空间资源协调性分析系统地提出了“两规合一”的具体建议。从宏观层面以主体功能区划及生态功能区划为导则和基本框架，对不同地域范围城乡规划的空间管制内容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并以河北省为例，从加强城乡规划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从空间范围划分及控制措施制定等微观层面具体细化了城乡规划空间管制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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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继晶,郑伯红. 面向城乡统筹的空间管制规划. 现代城市研究，2009（2）：29-34

[4]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国土资源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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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市开发边界设定与管理的现状

1.管理手段滞后，界线严肃性不足

一是城市开发边界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具有多种形式。2006 年新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提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及中心城区规划中要“研究城市增长边界”，用以限制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划定城市的建设范围。但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的规划中， 实际上没有完全引入“城市增长边界”的概念， 有的只是限建区方面的研究。如香港在《香港2030年规划远景与策略》中提出“我们会划出一些发展”。实际的城市规划方案中，中心城区的规划范围、研究范围具备城市开发边界的空间形态特征，但缺乏政策限制手段。真正起到强制性作用的，是规划划定的“四线三区”，用以限定建设用地的具体规模和范围。由于缺乏技术和管理上的弹性机制，实际中因为建设项目规模及选址的不确定性而调整规划地块边线的情形频频发生，导致规划权威性不够、刚性体现不足。

2.新增建设无序扩张，低密度开发普遍

由于城市开发边界设定模糊，加之近年来工业园区大上快上的跨越式发展思路，城市贴边发展严重，新增建设用地呈现井喷式增长，且工矿用地占比较高。而实际上这些工矿用地多位于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工业园区内，产业低端、厂房空置、低密度开发等现象普遍存在，城市规划区的范围边线形同虚设，生态开放空间破坏严重。

3.边界类型多样，但引导开发作用较弱

当前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中可以体现城市开发边界限制作用的“四线三区”，其本质是基于生态安全底线的防御性措施。限建区、禁建区多包含相对或绝对不可占用的基本农田、生态林带、自然保护区、水源地等区域，规划设定的蓝线、绿线、紫线实际具有城市开发边界的强制。然而城市开发边界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城市未来空间增长的形态、人口与就业的发展趋势、基础设施的扩展格局来确定，是对城市合理规模的科学预测，仅仅依靠限制性的“四线三区”，不足以体现城市开发边界对城市范围内开发活动的精细谋划，也无从实现城市内部的紧凑式、集约式发展。

4.规划体系多元，边界范围设定不一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两个执行性的法定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关于中心城区规划范围的定义不一致，增加了地方政府实施规划过程中的各项行政协调成本。截至2012年底，全国各地区的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完成报批。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办法要求，地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划定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即中心城区的蓝线范围。纳入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的建设项目，需报原批准规划的一级人民政府审批；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以外的建设项目，可由原批准规划部门的下一级人民政府审批。这在客观上将蓝线范围内的开发行为置于更高层级的监管体系之下，加强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城市开发活动的限制和引导，但同时也增加了行政成本。根据国土资源部《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以乡镇为单元划定，位于蓝线范围以外2000米以内的集中连片建设用地需纳入蓝线范围。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由于城市贴边发展，这一规定使得“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产生连锁反应，只要没有明显生态阻隔的集中建设区域均纳入中心城区的蓝线控制范围，最终划定的蓝线范围远大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区规划范围。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过程，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与上一级政府、中央政府关于城市开发权限的博弈。

二、我国设定城市开发边界需要明确的几个前提

1.明确城市开发边界与其他界线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对于城市的空间增长边界、空间开发边界均有涉及，且类型不同、范围不同、管理方式不同。2006年出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出现了几个空间地域概念： 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业内至今对这几个概念仍看法不一。

在本文中，讨论以下几种与城市开发边界相关的界线：城市行政辖区、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城市规划区、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

第一，城市开发边界必然不等同于城市行政辖区。否则，城市开发边界的存在将失去其应有的政策作用。但是，在区域统筹发展的导向下，城市开发边界不一定小于城市行政辖区，可以考虑两个相邻城市划归同一个城市开发边界。

第二，城市开发边界不能简单地认同为是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只有建设用地，随着建设需求的改变，城市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将在总体规划基础上改变地块规模、形状、范围，在现有的规划管理体制下，城市建设用地范围调整长官意志强，科学决策弱，更难以体现城市开发边界的强制性。而且西方规划界的实践经验表明，城市开发边界需要包含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以保证城市区域的生态开放空间供给充足。

第三，城市开发边界与城市规划区的关系。在当前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规划区法定”是一个重要概念，明确了城乡规划管理的权力空间范围和责任范围，即城乡规划的权力范围是“规划区”，规划区以内的建设活动必须符合规划，规划区以外的任何建设活动不被允许。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其规划区是市域，但真正对建成区以及近期发展起到空间范围划定作用的是中心城区。由于规划区法定，中心城区之外且不位于乡、村庄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也不被允许，因此中心城区在空间范围上起到城市开发边界的作用。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地级市的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与城市规划的中心城区概念同质、范围同质，但最大的问题是范围界线不一致。

综上所述，城市开发边界与中心城区（城市规划）、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土地利用规划）具有空间范围的同质性。但城市开发边界需要附着许多配套管理措施，如边界内外的强制性开发限制规定、生态空间保护规定、边界调整的规定等，因此，城市开发边界的设定存在两种情形：

一是将城市规划区即中心城区等同于城市开发边界的情形。这需要赋予城市规划区更多的附加政策条件，甚至是法律层次的支持，并且要协调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边界关系。

二是单独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情形。这就需要明确城市开发边界与城市规划区的范围包含关系或交叉关系，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的同类关系。作为限制性和引导性边界，城市开发边界需要赋予更高层次的法律地位，方能有效协调“两规”，使其符合城市开发边界的管理意图。

2.识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导向

结合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要求，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城市开发边界的设定与管理应遵从以下导向：

一是促外延式扩张向理性增长转变。新型城镇化导向下的城市理性增长，就要“精于算计”，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城市土地。变增量扩张为增量控制，设定城市开发边界限制规模无序蔓延；变低效利用为集约高效，优化存量土地资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升土地价值；变结构单一为科学规划，精细利用城市土地及地上地下空间，发挥最大城市功能。

二是促破坏性开发向保护性建设转变。新型城镇化导向下，城市开发建设的核心目的是形成良好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因此要严控生态红线、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必须有刚性底线，开发建设以坚守各类红线为基，以提升综合质量为本。理性的开发建设与生态空间、历史文化保护不应是矛盾的，而应是相辅相成的，是不断改善城市环境的两个方面。

三是促城乡一样化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新型城镇化中城乡发展统筹考虑的思路，其内涵不是城乡建设趋同，应是破除流转壁垒，给予和发挥农民、农地应有的权利与价值。城市开发边界是对城市空间的有效控制和引导，不应对居民身份、土地权属进行管制。因此，城市开发边界的设定，应警惕“农民”与“市民”的符号化、极化，相反，应在有效限制和引导城市空间增长前提下，弱化居民身份管制、消除边界内外土地的流转和置换壁垒。

3.城市开发边界在我国推广的社会和制度条件

根据西方城市增长边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国城市开发边界推广应用需要以下有力条件：一是强势的地方政府。波特兰市政府统一规划城市发展是避免城市发展地方竞争的前提之一。二是自上而下的土地管理模式有利于统一规划城市发展。三是高效的地理信息服务。中国有的城市数字化程度比较高，通过近几年的发展，许多数据库都已建立起来，许多数据也都纳入地理信息系统。四是人才和科学储备。例如，城市交通模型和城市交通需求分析都有一定的基础，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才有足够的技术支撑。

三、科学设定城市开发边界的几点建议

1.科学研判城市特点，区分城市发展模式

发挥城市开发边界效能涉及两个关键要素：一是规模，即决定发展容量；二是形状，即决定发展区位。基于增长导向的发展模式和基于生态保护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理念，因此划定结果也是明显不同的。城市空间增长的合理规模及形态，受城市所处区位、地形、产业布局、人口结构影响，并非所有的城市开发边界均适用一种统一标准，“不是每个城市都要成长为巨人”。城市的边界形式，具有来自经济、政策、环境的推动力，同时也存在对应约束，因此，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要预测城市增长规模，分析城市发展的空间阻力，识别城市发展的空间动力源。

平原城市的自然增长过程必然产生摊大饼式的贴边发展，需要严格设定城市开发边界，形成生态空间阻隔带。山地城市受地形影响，空间形态多呈单向发展或跳跃式发展，需要在严控生态红线基础上，突出城市开发边界的空间引导作用。已形成或基本形成一体化格局的连片城市群或城市带，如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开发边界的设定需要考虑城际经济产业联络方向，在区域一体化的培育和优化过程中也要防止城际空间的低效填充。特大型城市由于增量空间极为有限，城市开发边界设定思路应以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为主，在极限规模边界基础上，按设定条件进行微调，对城市内部空间进行优化调整，对城市开发效率进行精细化管控。中小城镇的开发边界设定，应以科学精准预测城市规模为前提，分阶段设定开发边界，合理安排发展时序，以稳定的节奏提升增量空间开发质量。

2.刚性弹性有机结合，保持规划效力连续

城市开发边界一经设定，应具有强制性效力，不得随意修改，这体现规划的刚性。但实际上，根据当前情形、使用当前的思路方法对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状况进行预测，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备而精确，其结果总会存在不确定性。

划定“刚性”城市增长边界的意义在于将城市的发展更好地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协调起来，保护耕地及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环境，试图缓解城市给所在区域的土地、环境及社会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是城市发展所能达到的最终合理规模。但是，过于刚性管理机制一旦出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将带来规划方案的频繁调整，反而破坏了规划连续性。

因此，城市开发边界的设定应充分识别不同的管理目的和类型，需要严控的部分应适用严格刚性的办法；存在模糊边界或不可预期的部分，应设定弹性的解决方案。目前可结合城市规划中“四线三区”的限制性办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有条件建设区”的办法，设定城市开发的刚性边界与弹性边界。即：需要严格保护的自然生态空间，可作为城市开发的刚性边界；同时根据多元化的预测结果设定弹性边界，并为弹性边界附加各种情形的变更条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本质上是建设用地指标的空间位移，弹性边界可借鉴类似思路，在满足一系列变更条件时可以调整。这些条件可以是时间驱动，如每满五年可进行边界的评估调整；可以是事件驱动，如满足一定要求的独立选址项目或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调整弹性边界的；可以是条件驱动，如在城市开发边界内用地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某一弹性边界的扩张需对应另一弹性边界的收缩。

3.理顺空间规划关系，统筹区域发展格局

出于城市自身的考虑，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往往只重视本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功能重复、园区遍地开花、产业集聚偏弱。理顺空间规划关系，包括部门间规划的横向关联关系、上下位规划的纵向指导关系。部门规划的横向衔接，体现在主体功能区划的开发导向、城镇体系规划的城市定位与功能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用地规模三者之间应互相匹配；上下位规划的纵向指导，体现在下级城镇政府在设定城市开发边界时应服从上位规划的要求和安排，同时也对上位规划提出了统筹区域发展格局、设定区域内各级城镇空间开发方向的管理要求。这也顺应了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任务。

4.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切实加大执行力度

2006 年新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提出“研究城市增长边界”，并未将其列入规划强制性内容。新型城镇化导向下，应落实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任务，使之由浮于形态研究的技术手段实现空间增长管理的政策功能。一方面要有相对完备的顶层设计，保障有效制度供应；另一方面要创新一系列配套政策工具，有效释放城市开发边界的限制和引导效应。

（1）研究城市开发边界设定管理的立法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城市或区域，试点推出地方法规、管理条例，使之具备法律层级的强制性效力，统领各项规划、开发、建设活动。

（2）创新税收调节手段。如调节城市开发边界内外税率，加大边界外部的开发成本，以经济手段限制边界外部的城市开发、农地占用，将高效的开发活动引导至边界内部。

（3）创新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模式。通过特许经营等手段，在具有竞争性的城市公用事业引入市场化机制，扩大市政基础设施覆盖面、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城市环境，提升边界内土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