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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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信用 经济增长 消费需求 促进拉动作用

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定义信贷为“回报未来支付承诺而获得的货物，服务或钱”。而消费信贷定义为由个人家庭获得购买其他物品而价值高于其财产的一种信用。广义上，消费信贷是包括了各种分期付款信贷（如信用卡）以及非分期付款信贷，房屋净值贷款等（即贷款用于其他用途而不是房地产的，但家庭留置权担保），均属于消费信贷。

尽管消费信贷的理论定义是很清楚，但是人们对信贷和债务之间的区分仍不是很清晰。信贷是指必需品购买（如汽车，房子）的融资，具有积极的作用；债务则是非必要消费品的借贷，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有时在科学研究时也会采用类似的分类。Lea定义信贷为依据商定条件的延期付款，但是不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协议，作为买方的延期付款；而债务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偿还的债务。

随着消费信贷的使用不断上升，众多研究者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然而，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一现象中的某些特定方面。近年来，信贷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的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最近研究表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是所有经济体本身固有的，可能使得经济体系中资源分配产生摩擦。具体来说，意识到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可能会导致信贷的限额配给，因此，需要防止企业家的借款高于所需的资本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不完善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信贷市场的发展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本文从消费信贷的特点、分类出发，并结合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现状，分析消费信贷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及其必要性。

消费信贷的分类及其特点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改善，使得市场消费供给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面对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建设、汽车等的快速发展，使得收入水平不够高的居民在短时间内难以备齐相应的资金，进而形成如今的消费信贷经济。它不仅能为居民解决资金的难题，即购买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的价款，同时是一种促进消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式和手段。据统计，若不采用分期付款这一消费信用的典型支付方式，西方汽车的销售数量将会减少1/30。此外，通过消费信用在企业中应用后，还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应用、新产品的推销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目前有关消费信贷的分类存在不同的标准，本文根据国内信用消费的构成将消费信贷分为以下几种（赵杨，2009）：

住房贷款。住房贷款是最早出现的消费信贷形式，也是目前所占比重最大的消费信贷形式，在促进住宅消费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又称为居民住宅抵押贷款。它是商业银行通过要求开发商为购房者（借款人）作担保，或以借款人所（将要或已经）购置的住房产权为抵押的担保抵押贷款，借款人从银行获取贷款，以解决用户购房难和开发商售房难的问题。这种贷款期限一般较长（10-30年），也是一种分期付款方式。

汽车贷款。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银行与汽车销售商通过汽车消费信贷方式向购车者所需的资金提供担保贷款，目前其所占比重仅次于住房贷款。它对汽车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汽车制造商为了扩大其市场购买力，或者是对某些车型和车种进行促销，会提供优惠的汽车贷款业务，使得其处于有利的竞争位置。对这种高折旧率耐用品—汽车而言，其贷款期限均有汽车加速折旧的要求，一般期限为3-5年，不得超过5年，属于中短期贷款。

信用卡贷款。作为当今最流行的消费信贷方式之一一信用卡贷款，它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财务机构发行的一种特殊信用凭证，如借记卡、贷记卡、赊账卡等；同时它也是一种无担保贷款，主要根据持卡人已往的信用记录来确定其贷款额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消费信用卡种类不断增加，其数量也在大幅度上升，目前全球已超过10万亿张信用卡。尽管我国的信用卡消费业务在快速发展，直到2008年我国消费总金额为1.2万亿，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现金渗透率还是比较低，这也表明我国信用卡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潜力。

尽管以上三大类消费信贷已占信用消费的90%以上比例，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旅游贷款、教育贷款、家用电器贷款、小额消费贷款等。

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我国正式以住房为突破口开展的消费信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尚在起步和探索阶段，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有关，而且也与我国居民传统消费观念有关。此外，在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方针指导下，我们应增大宣传力度，引导和鼓励消费需求，消除居民的保守观念；在体制上，不断完善消费信用制度和运营机制，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从现实情祝来看，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然而我国市场上表现为消费品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过度增长，出现了储蓄存款相对过剩现象。出现这一现象与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状态有关，存在较多因素制约消费信贷的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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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测度的计算方法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1）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2）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3）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4）

二、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根据公式（1）（2）（3）（4）分别计算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如下：

2001-2010年GDP增长率分别为9.72%、9.00%、12.17%、17.02%、14.99%、16.32%、22.24%、17.55%、8.01%、17.12%。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4.97 %、53.87 %、53.76%、59.53 %、53.65 %、57.32%、53.26 %、60.36%、74.00%、30.02%。

2001-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分别为14.27%、11.98%、3.58%、12.04%、14.06%、12.48%、11.58%、14.18%、11.89%、9.90%。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0.71%、41.88%、50.17%、47.49%、39.59% 、44.84%、41.67%、46.17%、62.11%、20.12%。

2001-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5.34%、4.85%、6.54%、10.13%、8.04%、9.35%、11.85%、10.59%、5.93%、5.14%。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居民消费（城镇和农村）都在逐渐下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GDP的增长。就长期来看我国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一直不断增强，但是消费贡献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偏低，但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始终占据主导地主，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最大的需求。

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2000-2010年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5.07%，世界低收入国家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1.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5.07%，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为43.47%，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78.94%，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1.60%，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21.06%，这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同时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步提高，这说明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

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以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总是小于GDP的波动，从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波动应该大致相同，我国目前消费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充分发挥贡献作用。

三、拓宽国内消费需求对策

（一）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措施，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根据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第二：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第三：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扶持和鼓励再就业，从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加快发展更加开放、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

数据标明，农村居民收入中越来愈多的本分来自于工字形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提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发展更加开放的、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区域之间的工资率差异。

（三）优惠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财政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过多，而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过少，导致在很多年份挤出了居民消费，因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关注以下二个方面。（1）调整优惠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保障，向明显偏低的农业支出、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项目倾斜。（2）加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严厉打击各种偷骗税等违法活动，同时严格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避免行政管理支出上涨过快的局面。

（四）中长期优惠消费结构体系

增加居民收入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关键。只有居民收入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消费，确保居民消费事实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深化改革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形成一种正常的消费实现机制，减少消费环境不好对消费的制约。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消费政策，消费方式多样化。大力扩展信贷消费、网络信息消费、租赁消费等方式，改变传统消费观念，促进消费便利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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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协整；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117－05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用湖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选取居民消费作为消费的代表变量，选取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需求的代表变量，选取净出口(其中净出口：出口一进口)作为出口需求的代表变量。

研究的数据区间是1978～2004年，均为年度数据。各类指标名义量、指数的数据选取均来自各期《湖南统计年鉴》。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分别用以1978年为基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的各期数据调整为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实际数据；使用资本形成总额指数(环比指数)将各期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换算为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实际数据；对于出口和进口额，先将各年的数据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表示的价格，然后用1978年为基年的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将经济增长、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实际量分别用Y、C、I和NE表示，为了减少数据的异方差和波动性，分别对各实际量取自然对数，用LY、LC、LI、LNE表示。

二、协整分析过程与结果

(一)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在经过d次差分后变为平稳时间序列，则称这样的序列是d阶单整，记作I(d)。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检验序列是否为I(I)。本文运用ADF方法对各个变量的单整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对LY、LC、LI、LNE等变量单位根的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原序列的统计量的ADF绝对值均低于5％临界值水平，这说明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均接受零假设H0=0，因此，所有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四个变量系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其中LY、LC、LI的ADF统计量在5％水平显著，而ZXLNE的统计量则在1％的水平显著，这说明四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LY、LC、LI、LNE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

(二)协整关系检验

运用Johnsen(1988)和Juselius(1990)所提出的Johnsen检验对本文的多变量系统进行检验。根据AIC信息准则，VAR模型中的自回归滞后阶数应取为1，但是协整检验却表明无协整关系，或者协整关系中的回归系数不符合经济意义，故取自回归滞后阶数2。另外，由于各个变量具有明显的确定性趋势，因此将协整方程设定为含截距项。

采用Johnsen检验的最大特征值法，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表2结果表明在显著性1％和5％水平，最大特征值显示在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该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三)基于水平VAR的因果关系检验

选取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和2，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由以上的长期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检验结果证明存在从GDP到消费的因果关系，投资和GDP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GDP水平的提高，GDP水平的提高也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净出口和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投资不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而消费则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即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从Granger原因上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在净出口和消费之间、净出口和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相对较低，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度还十分有限。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如图所示(略去净出口的影响)。

从以上的因果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从消费到GDP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消费品生产领域对GDP的拉动作用主要反映在消费品原产地，而湖南却缺少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主要来源于商业利润。(2)尽管不存在从消费到GDP的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消费是投资的因，而投资又是GDP的直接因，因此消费成为GDP的间接因。这说明湖南消费水平的提高首先是导致投资水平的提高，通过投资水平的提高间接导致了湖南GDP水平的提高。(3)经济增长是消费扩大的直接因，这说明消费水平的提高来自经济水平的提高。

(四)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过程是，先估计由LY、LC、LI、LNE这四个I(0)过程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然后将前文估计出的协整关系以误差修正项的形式引入到模型中来。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可以误差修正项形式表示为：

按照前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设定为协整方程中含截距项，VAR中不含截距项的形式，将自回归滞后阶数设定为2。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复杂联系，对这种关系进行考察分析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下面对此展开分析。

1．关于各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方程。首先，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对现期经济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产生正的非均衡误差时，将使得短期GDP往上调节；反之，则使GDP向下调节。所有的变量通过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作用于短期经济增长。

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滞后1期的消费增长率具有正系数，这说明短期内消费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41，即消费每提高1％，GDP随之提高0．141％。

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在短期内，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投资增长率的系数都为正值，这说明短期内投资的增加能有效提高短期GDP水平，刺激经济增长。短期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222，即投资每增长1％，使得经济增长0．222％。

就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在短期内，净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正，说明净出口增长对短期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但是由于弹性系数较低，仅为0．013，因此净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弱。

就经济增长自身的作用而言，短期内，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678，这说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有一种回归正常水平的

趋势。

2．关于各变量影响消费水平的方程。滞后1期的非均衡误差项对现期消费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当产生正的非均衡误差时，将使得短期消费往上调节；反之，则使消费向下调节。所有变量都通过误差修正项对现期消费产生影响。

就经济增长对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在短期内，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负，而且t检验值不显著，这说明消费并不受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这预示着消费的持久收入理论假说是和湖南的现实相符合的。

就消费增长的自身作用而言，滞后2期的消费增长率的系数为0．336，这说明短期的消费增长对现期的消费增长有正面的作用，居民的消费习惯在短期内存在惯性的作用。这一点和杜森贝里在消费的相对收入理论中提出的消费行为的不可逆性相符合。

投资对消费的作用为0．212，但是这种作用同样不显著。

3．关于各变量影响投资水平的方程。误差修正机制对于短期投资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GDP、消费、投资水平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不能在短期内对投资水平形成显著的影响。

在短期内，就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影响而言，短期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485，这说明短期GDP每增加1％，能够使投资提高2．485％。而就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来说，滞后1期的消费每提高1％，则会使投资增长0．6％，这说明短期内消费的增长能对投资增长起着拉动作用。短期内投资增长自身的变动对当期的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净出口的增长变动也不对短期投资形成显著影响。但要说明的是，收入和消费对投资系数的t检验值均不太显著，这说明收入和消费短期内对投资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可能不太明显。

以上结论综合说明：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消费水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于投资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投资对于短期宏观经济因素还不太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多年以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投资体制造成的。

4．关于各变量影响净出口的方程。四个变量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波动，通过滞后1期的误差修正项对短期净出口发生作用，但是由于t检验统计量较小，使得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短期内所有变量的增长率波动都不能对净出口形成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和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不强，这也表明在投资、消费、净出口和经济增长所组成的四变量系统中，净出口还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外生性。

(五)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各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关系，可以就相应的参数作约束检验。假设相应的变量系数为零，如果假设被接受，则可以认为该变量对经济增长没有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否则，接受该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消费在长期内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并不显著，但是在短期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投资在短期内依然是湖南GDP增长的直接因，和前面水平VAR的检验结论结合起来，说明投资对于湖南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如图4所示(略去净出口的影响)。

GDP、投资和净出口在短期内都不能形成湖南消费增长的直接因，这说明消费的变动对短期因素的影响不太敏感，消费在短期内相对比较稳定。

GDP、消费和净出口在短期内都不能形成湖南投资增长的直接因，而水平VAR的分析结论从长期来看，GDP、消费是长期投资增长的因。这说明短期内，湖南的投资对经济环境因素的敏感度不高，而长期的良好的经济环境会导致高的投资水平。

各变量对净出口的短期变动不能形成显著的因果关系，这说明湖南的净出口水平还很低，而且具有自发性，对短期或长期经济因素都还不太敏感。这一结论也是和前面的分析相符合的。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1．湖南的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消费水平对湖南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574，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465，净出口的作用还比较弱，为0．062。这种长期稳定关系对湖南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政策上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经济的大幅度波动有利于湖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在短期内，投资增长对湖南的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其短期弹性为0．222，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141，投资和消费均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因。在长期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消费作为GDP的直接因不显著，它通过对投资的作用形成GDP的间接因。因此，以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不会有明显的作用，湖南的经济主要是由投资来驱动的，从政策上加大对投资的鼓励力度，对于湖南经济的短期繁荣和长期增长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3．在短期内，投资对经济环境的敏感度还不高，这也说明原有的投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因此，扩大投资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的改革，落实企业的投资自，放开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提高短期投资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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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增长；经济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36-01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订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来,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

外贸又如何呢？确实,外贸占我国GDP的比重是越来越高。如果不考虑购买力评价以及某些不可比的因素,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50%左右,出口所占比重也超过了25%,出口增长率达22%,2009年1―4月的出口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6%。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世界工厂”的地位呼之欲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有所不妥。原因有三：一是国际经济正处于美国“互联网萧条”带动下的下滑周期,并有可能出现3~5年的中期调整；二是去年以来伴随美元汇率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应贬值的因素不可持续；三是出口日益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等的威胁。退一步设想,就算外部形势很好,但走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的国家是那样多,而国际经济的波动又是那样的强烈,以中国偌大之市场潜力及经济规模,将最主要的一块宝押在业已人满为患的出口导向型道路上是需要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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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大需求 GDP贡献 经济影响＼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强大动力，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具体分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要素对新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深入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应用效果。鉴于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以1991年以来按支出法统计的20年GDP的具体数据出发，就三大需求要素及其变动趋势，对新疆GDP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对经济、物价的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一、三大需求贡献率及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2005），贡献率是指三大需求增量分别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其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大需求要素各增加量之和即为当年GDP总的增加量；其中每一要素的增加量占GDP总增加量的比重就是当年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而用这一贡献率乘以GDP的年增长率就是该要素对当年C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

（一）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1991——2010年20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53.46%、57.77%、-11.23%。整体上看，资本形成总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最终消费和净出口的贡献，其平均贡献率为6.21个百分点，即在GDP年均10.01%的增速中。其中，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拉动经济增长6.21个百分点，位居三大需求之首。

剔除物价因素后，从总体趋势上看，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性也最大。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2年、1993年、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高峰值150.52%、169.49%、163.69%、126.01%、110.57%、116.36%。分别拉动当年经济增速的19.72、17.29、12.28、10.84、12.38、9.43个百分点。而在1995年、1999年落至低谷，贡献率分别为-111.85%和-111.53%，分别拉动经济-10.18和-8.25个百分点。20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峰谷值落差较大，相差近300个百分点。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较大的波动，缘于新疆投资政策的变动。

（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平稳

1991——2010年，GDP增速平均为10.01%，其中最终消费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4.8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二。

从时间区间波动来看，在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幅度最小，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是新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991——2010年间，最终消费需求贡献度基本上是在7%-95%区间波动。20年间最大波峰值出现在1996年，贡献度达到167.91%，拉动经济增长10.91个百分点。

2009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美元贬值、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及“七五”事件影响，新疆对外贸易和工业经济遭受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受益于国家拉动内需和倾斜政策，新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巨大。

（三）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且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1991——2010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度为-11.23%，拉动经济增长-1.0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

从时间区间波动来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度呈双“W”状，波动较为剧烈。波动较大的年份是1993年、1995年、1998年、2001年、2009年，贡献度分别为-118.39%、116.74%、-111.11%、-104.99%、-111.66%，峰谷值相差235个百分点。以2009年为例，新疆服务和货物净出口值为-5388973万元，比2008年减少了692740.51万元，是20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下挫幅度最大的一年，当年服务和货物净出口对经济拉动的负面作用达到-9.04个百分点。

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弹性系数分析

投资和消费需求弹性系数，分别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之比，反映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说明投资或消费需求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带动经济向相同或相反方向变动多少个百分点。

1991-2010年新疆GDP增速与投资弹性系数、消费弹性系数

注：1、本表中C代表最终消费；I代表资本形成总额（为了保持前后文数据一致性）

2、表中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剔除物价因素，为实际增速和实际弹性系数。

（一）投资弹性系数

上表说明，1991——2010年，新疆投资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0.93，即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经济增长0.93个百分点。分时期来看，“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时期新疆年均投资弹性系数分别为0.88、3.12、0.65、0.87。从历年弹性系数来看，投资弹性系数变动没有明显的趋势性，相对消费弹性系数较为平稳。

从表1-2可以看出，1991——2010年，新疆GDP年均增速为10.01%，投资年均增速为10.77%，投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

（二）消费弹性系数

1991——2010年，新疆GDP年均增速为10.01%，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8.97%，消费增速小于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20年间，新疆消费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1.12，即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经济增长1.12个百分点。分时期看，“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时期新疆平均消费弹性系数分别为1.41、0.94、1.42、0.86。

总体上来看，消费的波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但是从各时期来看，消费波动幅度时而大于、时而小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从历年弹性系数来看，消费弹性系数变动没有明显的趋势性。但是其波动性较投资弹性系数较大。

三、投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及其对物价的影响

（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及其对物价的影响

根据剔除物价因素后的数据测算，20年中，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推动物价上升程度的年份有11个，占55%。总体来看，投资增长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对物价上升的推动作用。

分阶段来看，前10年，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大于推动物价上升程度的年份仅有4个，占40%；后10年有7个，占70%。说明新疆近10年投资规模的增长对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要大于对物价的推动作用。

（二）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及其对物价的影响

消费需求的正向影响度可以说明市场消费需求增长的适度性。当正向影响度大于50%时，则说明这种消费需求的增长是适度的；否则，就是不正常的。

根据测算，消费拉动对经济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作用是起伏变化的，消费拉动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度最高时2009年达到167.2%，而最低时为1994年19.67 %。1991—2010年，20年中有9年的正向影响度是低于50%，占年数比例45%。说明55%的年份中，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实际增长的效果大于对物价上涨的拉动。

四、结论

（一）三大需求要素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三大需求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1991—2010年间，三大需求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排序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需求。

（二）20年间三大需求总量、其变化值与GDP增速关系来看，由于消费需求呈平稳增长态势，服务和货物净出口的总额较小，贡献率较小，因此，投资对GDP的增速起着关键性作用。经济要实现平稳增长，必须使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速；否则，其将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三）1991-2010年，新疆投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新疆投资弹性系数的年均值为0.93，即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经济增长0.93个百分点。投资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十一五”期间，新疆投资弹性系数为0.87，比“十五”多0.22。

（四）1991-2010年，新疆消费增速小于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消费弹性系数年均值为1.12，即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经济增长1.12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新疆平均消费弹性系数为0.86，比“十五”少0.56。

（五）总体上来看，新疆在1991—2010年的20年间，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对物价上升的推动作用。

（六）1991-2010年间，新疆有55%的年份中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实际增长的效果大于对物价上涨的拉动。

参考文献：

[1]伍戈.三大需求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简析[J].中国

统计，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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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重庆市

引言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三个主要因素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不断完善，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消费需求、投资、出口都在逐年上升。因此，分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西部经济界限分明，所以本文采取了局部分析，本文选取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作为研究对象，从1997年直辖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水平明显提高。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理论模型对其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明确消费、投资、出口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一、理论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走出短缺状态的束缚，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十二五”规划再度提及消费、投资和出口，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因此分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针对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刘飞在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及贡献率持续下降的角度出发，探讨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制约因素与消费的内在关系。徐凤等依据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居民消费支出的有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在中国居民消费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中国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1978―2004）”（马光辉等），以我国1978―2004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基础，以计量经济学中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李欣则通过福建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研究，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建省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陕西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研究（李红霞），运用协整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和短期的动态变化。

国内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均做出了巨大贡献，为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本文尝试运用另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重庆市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探讨，针对西部的代表性经济发展区，得出重庆在西部的大环境下结合自己特色，提出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建议。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控制论专家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并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基于数学理论的系统工程学科，是一种解决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的理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主要是根据不完全的信息，把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进行有关的数据处理，然后在随机的因素序列中找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由此发现主要矛盾，并找到有关的特征和对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对象时序数列曲线的相似程度来进一步判断其关联状况，如果两条曲线越相似，说明其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说明彼此的关联度较小。

四、灰色关联度比较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我们得知重庆市消费与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96854，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921644，净出口对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0.836051。从数值上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最后才是净出口。这说明本市甚至于全国，都应该致力于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巨大潜力，联合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推向更高一个层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了重庆市消费、投资、出口对本市的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中得出，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现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几条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越快，消费需求会增长越快；而收入增加缓慢，则消费需求增长也缺乏动力；所以，通过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加大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渠道。由于重庆是个内陆城市、农村性城市，地处山地，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大，形成了重庆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或者外出务工的现象，造成了农村、城市大量的劳动力外流，消费需求也随之外流。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本地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三农”建设，使得城乡统筹发展。

2、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大力开拓农村市场

重庆市人多地少，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市场蕴涵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较快地提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具体可以采取：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订单农业，扩大无公害食品的生产，促进油菜籽、豆类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提高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加大贯彻落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战略举措，利用“家电下乡”，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

3、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消费信贷主要是把居民未来消费和现期消费结合起来，促使居民的消费计划成为跨时期的满意消费。要把信贷消费意识引入个人消费观念，重点是要引导中等阶层的收入消费，把自我积蓄型滞后消费转变为信用支持性的提前消费。加快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建设，统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把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如开放居民的消费信贷，推行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信贷，鼓励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4、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流通秩序

首先要改善消费市场的硬环境，加快生活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现代化流通设施建设带动市场持续的改善。其次要调整传统的流通方式，加快发展连锁、市场、购物中心等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流通方式。再次，要做好相关的售后服务、技术服务工作，是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无后顾之忧，为居民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要完善消费市场的软环境，将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措施法制化、制度化，完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体系，构建有利于各阶层提高消费倾向的软环境。

5、完善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消费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文化、旅游消费作为直接层次上的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消费上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引导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重庆作为一个山城，有它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山城棒棒军”，还有出了名的重庆火锅，更有着热情似火的山城人民。具体措施包括：开展大型文化旅游交流活动；扶持小农经济的发展，官民结合，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胜地；进一步拓展电子信息、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服务性消费，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结语

本文通过重庆直辖以来至今的年度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关联度，得出了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国策的正确性，即经济增长最终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实现，特别是如今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无论如何，本国的经济最终还是要靠本国消费来发展，我们应该处理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分清主次、轻重缓急，共同又好又快的发展我国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高层次。（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于俊秋，何辛锐.内蒙古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2009（11）.

[2]邓莉，冉光和.重庆市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8）.

[3]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M].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

[4]孙海涛，宋荣兴.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

[5]袁建文，蒙明忠.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11（16）.

[6]任善英.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青海省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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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寿险业；经济增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由于使用方法和数据不同，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尚缺乏统一的实证研究结果。肖文、谢文武（2000），栾存存（2004），饶晓辉、钟正生（2005），胡宏兵（2007），钱珍（2008）等运用VAR或ECM方法实证分析保费收入与GDP的关系，得出了经济增长推动了保险发展，但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的结论[1-5]。任燕燕、徐晓艳（2008）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作用远大于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作用大小进行了量化[6]。张连刚、李兴蓉（2008），张淑英（2008），高树棠、周雪梅（2009）等分别利用成都市、河北省、甘肃省数据，实证得出了保险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7-9]。张颖（2010）的实证结果显示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影响[10]。张风科（2011）利用VEC模型研究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为保险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保险业发展有利于消费增长，而消费增长对保险业的影响较小[11]。以上都是针对整个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单独验证寿险业或财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少。卓志（2001）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保费增长的收入弹性较大，GDP增长是影响中国寿险消费的重要因素[12]。谢利人（2006）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财产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人身保险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13]。李明（2010）以新疆1980—2008年的财费保费、人身险保费和GDP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短期内经济增长是财险和人身险发展的单向Granger原因，从长期来看，寿险的增长可能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14]。张玉凯（2012）利用2000—2010年季度寿险保费和GDP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为GDP是寿险保费的Granger原因，寿险保费并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15]。

发达国家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一般都比发展中国家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寿险业的影响。同时，经济发展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寿险业的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刺激了寿险业的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其经济增长相对趋缓，发达经济体寿险业的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国外关于保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以来有了较大发展。Ward&Zurbruegg（2000）对OECD九个成员国的研究表明，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某些国家的保险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在其余国家则相反[16]。

二、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寿险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但贫富差距较大，占比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用于寿险的支出有限。短期内GDP拉动寿险保费的增长主要是高端保户消费所致，由于寿险保单期限长，具有耐用消费品特征，高端客户一般不会持续购买，这也是GDP增长仅在短期拉动寿险发展的原因。由于新型寿险占据保险市场绝大部分，其保费较高，保障程度有限，对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均是奢侈品，而中低收入阶层占比大，导致GDP在中长期拉动寿险业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另外，经济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寿险业快速发展，寿险业的发展还受居民保险意识、社会保障程度、家庭规模等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保险业的发展作用较小，说明寿险业发展更多是依靠自身创新、提高经营效率等措施所产生的结果，这也间接说明了我国寿险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促进寿险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寿险保费收入与许多经济因素相关，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寿险作为无形非渴求性商品，收入或财富低于一定程度，消费者无能力购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财富也会增加，寿险消费越大。因此，可以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寿险需求增长的先决条件，也是拉动寿险需求的主要动力。把经济增长作为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已成为保险经济学界的一般共识。

为发挥经济增长对寿险业发展的正面影响，建议在加快和规范寿险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寿险有效需求；鉴于寿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提高对寿险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建议降低纯保障寿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对商业养老保险实行税收递延的优惠政策，加快寿险业发展步伐和覆盖面，扩大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加大对寿险业的有效宣传和有效引导，转变微观经济主体对保险的守旧看法，以将社会的储蓄转化为寿险保费，使寿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互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肖文，谢文武.中国保险费收入增长的模型分析[J].上海金融，2001（4）：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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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饶晓辉，钟正生.保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12）：14-19.

[4]胡宏兵.中国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1999-2007[J].山东经济，2007（11）：74-30.

[5]钱珍.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保险发展的长期联动效应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7）：50-54.

[6]任燕燕，徐晓艳.中国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8（1）：91-96.

[7]张连刚，李兴蓉.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6）：263-264.

[8]张淑英，燕.河北省保险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研究[J].河北金融，2008（3）：62-63.

[9]高树棠，周雪梅.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60-61.

[10]张颖.中国保险发展的周期性与影响因素的计量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95-109.

[11]张风科.中国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J].保险研究，2011（12）：18-23.

[12]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2001（5）：10-13.

[13]谢利人.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求索，2006（8）：45-47.

[14]李明.区域寿险和非寿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1）：36-39.

[15]张玉凯.我国寿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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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I(2011)03－0126－04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受到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还是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有关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献是16世纪20年代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支出的职能。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它为了履行职能而耗费社会财富会妨碍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因此，政府要尽力减少公共支出，仅用来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来履行国家的义务。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宣扬了类似的思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基本上无影响。可见，在古典理论阶段，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查理・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Kurz，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1990年，罗默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1986)，他在“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研究开发的促进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巴罗(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起初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Landou也通过对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发现当税率、政府债务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处于合理水平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arth和Bradley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负相关；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增长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增长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他们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并进一步强调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一般均衡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赫可普曼指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并获得收益，而且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或称技术的外部性，使公共知识的存量增加。这种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提高在该领域支出的必要性；Easterly和Rebdo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阿格赫恩和豪威特也强调了政府对研究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必要性。格罗默和拉温库曼则指出，政府在道路、机场、港口以及公共部门研发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非排他性的和部分非竞争性的，由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拥挤性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学者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运用1998－2000年数据，研究了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同时促进了非农就业增长。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品的边际效应，我国政府劳务是生产性的，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张清(2002)以1952－2002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景气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分析也表明，投资增长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挤出效应，相反两者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王力(2003)则着重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对GDP的产出弹性，得到社会文教费对GDP的产出弹性为负，产出弹性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其次为资本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小；张明喜和陈志勇(2005)也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

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却认为，政府预算内支出的GDP占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建设性支出与GDP增长率正相关；刘俊英(2008)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政府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和政府机构支出三项支出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它们与总产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等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生产性支出即基本建设性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三项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机构支出即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在1990年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经验研究文献。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政府支出归类的不同，理论模型的结论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并非完全一致。经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总量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Asch Auer(1989)以美国和其他OECD成员国为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和生产率，其中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无影响。Easterly Rebel利用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Miguel D.Ramirez将公共资本存量引人生产函数构造了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墨西哥1955－1994年的数据就公共资本的构成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增加消费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Devarajan、Swaroop和邹恒甫(1996)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而资本性支出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生产性支出过度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Gupta(2005)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关于政府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罗默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如果超过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巴罗(1991)的研究也证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兰多(Lan－dau，1986)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研究后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Engen和Skinner(1992)对107个国家1970－1985年间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德瓦拉金(1996)等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我国学者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生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R&D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拉姆(Ram，1986)利用115个国家20年的投资、产出和经济增长等数据，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相关的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适当的条件下，提高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且这种正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的更明显。Barro(1990)将政府支出流量直接纳入宏观生产函数，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可以通过改善单个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只要它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政府支出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Jonas Angell等利用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研究认为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纳尔逊和辛(Nelson，Singh，1994)利用欠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有负影响，在80年代不显著。埃文斯(Evans，1997)研究结果也表明，政府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不显著。

我国学者龚六堂、邹恒甫(2000)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孙群力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认为在长期内，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Romer(1986)和Lncas(1988)的研究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Romer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的新知识，而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溢出的结果。Helms(1985)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回归后发现，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提高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Glom and Ravi Ku－mar(1992、1997、1998)、Radanovich and Zilch(1999)建立了包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增长。zhan(1996)、Miles－Far retie andRou bin(1998)、Braining and Vidal(1999)认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鼓励私人投资也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Lan－

kan和Simpson(2004)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增长的正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甚至为负，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刘治松，贾凯威(2009)采用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方法，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运动轨迹。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国内外相关研究很丰富。从理论上讲，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即“替代效应”，同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即“互补效应”。Bailey(1971)认为政府支出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Barrow(1974)认为如果资本市场完善，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前瞻性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则政府支出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是无关紧要的；Karras(1994)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对私人消费的支出，政府角色逐渐由补充转换为替代；Tsung－Wuho(2001)通过对OECD的24个工业国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替代关系；我国学者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Shclarek(2004)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但没有证据支持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夏兴园、洪正华(2002)、刘宛晨(2006)对我国政府支出的消费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尤其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层次逐步加深，一般均衡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永久收入假说、RBC模型以及生产函数得到了拓展；在经验研究中应用了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理论、工具变量等计量分析方法，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如何定义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比如实证检验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比如国内研究的样本数据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较少，比如定量研究的模型分析中较少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区域差异，这些应是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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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群力，公共投资、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5

篇9

【关键词】投资；经济增长；关系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可见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对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胶州市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说明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重要联系。

一、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

从概念上讲，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其中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

投资和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强烈影响和决定着投资行为，没有投资行为，经济增长就缺乏后劲儿，没有经济增长，投资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可以分为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是指投资能够增加有效供给，通过投资实现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增加，从而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需求效应是指投资作为三大需求之一，对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又是诱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投资应服从和服务于消费，消费产生需求，投资产生供给。我们在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既不能忽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不能盲目的依赖于投资，既要重视投资的需求效应，又要重视投资的供给效应。

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本文搜集了1990年以来胶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数据和相应年度的GDP产生数据，对数据的相关性进行了梳理，从胶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GDP总量相关性的散点图可见，多数年份的散点都分布在一条直线附近，随着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逐年增加，胶州市GDP总量也在逐年增长，可以判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总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线性正相关。

从另一个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曲线与地区生产总值曲线的走向基本一致。以下数据为1990年以来胶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发展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大致平行增长，说明两条曲线高度相关。

如果把胶州市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视为变量X，把相应年度的GDP预测值视为Y，则Y=1.307x+783175，根据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变量X的变化，可以预测Y的数据，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一定置信度下的参考性材料。

三、从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和投资率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固定资产效果系数：是指报告期新增地区生产总值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它是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数量的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率：是指一定时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地区生产总值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下表为胶州市199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表，并计算了相应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和当年的投资率。从数据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降低，而投资率却大致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尤其两千年以后，胶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率都保持在两位数，2013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8.8%。

首先看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它反映的是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创造出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投资1万元能拉动经济增加15.38万元到投资1万元能拉动经济增长8.42万元的1999年，再到投资1万元，仅能拉动经济增长1.27万元的2013年，胶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逐年减少。这反映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拉动的基本规律，在1990年还算改革开放初期，胶州市经济总量还很有限，消费和出口能力还相当有限，固定资产投资的突然增加，对经济拉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过程持续到将近2000年，胶州市的经济总量开始大比例增加，胶州市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居民和政府的消费能力和城市本身的出口能力都在大规模增加，且其增加对GDP的影响超过了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致使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在逐年降低。

篇10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lnvestrnent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总投资(I)2.65-1.024.134.52-0.341.801.84

总消费(C)3.033.745.425，885.604.828.01

净出口(E)-1.010.02-1.180.75-0.54-1.08-1.29

GDP(GDPr)5.45.08.17.47.45.0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Yearbook，forty-fourth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Ir-3.675.150.39-4.822.140.04

Cr0.711.680.46-0.28-0.783.19

GDPr-0.43.1-0.70-2.4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第一产业1.631.041.490.062.36-0.251.83

第二产业0.951.412.182.901.491.440.98

第三产业2.113.113.403.943.253.39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传真机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90.49355.3

印度4.41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