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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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联系

一、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界的说法不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学的发生与民俗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与民俗密不可分，它们是一种相依相存、互相融合的关系。学术界虽然观点不一，但无论秉持怎样的主张，文学界对民俗活动是文学起源的土壤这一点是十分认可的。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不断在创造，他们出于本能的对宇宙的畏惧、敬仰，也在历史车轮滚动中创造了丰富的鬼神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最基本的民俗活动和文学活动［。］。"周易的出现，就是最早民俗与艺术交融的作品与载体。可以说原始初民的宗教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文学活动。宗教巫师就像文学的歌手，比如说，少数民族哈尼族在每年的-月会有一个特别的民俗活动来祈求上苍下雨，以求来年的丰收。人们在呼唤谷魂的过程中，创造了"叫谷魂歌。，这个宗教仪式不断沿袭至今。在那些传达情感的民俗活动中，文学的内容和样式更让人神往。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常常取材于各种民俗活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与文学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的。民俗作为文学的中介和渊源，可以说，文学和民俗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没有民俗这片土壤，文学也就得不到蓬勃的发展，反之，没有文学，民俗也很难得到继承和发扬。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五四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工业的崛起之时，"自然%现代$"科学

二、民俗在文学中的渗透

民俗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自然环境和文明发展之外，民俗不屈服于权威的人或者事物。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民俗是客观存在的，它具有绝对性和永存性。在某个群体中生活的所有人，都将接受到民俗活动、民俗文化的洗礼，并且但凡人，在自然环境中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尤其是随着的开展，人们开始觉醒，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中也自觉渗透了民俗学艺术，正是因为民俗学艺术的渗透，文学作品才算真正融入底层，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所富有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品中对于乡风民俗的描写，在有意挖掘民俗文化的同时，更对乡风民俗寄予深刻内涵。比如说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面描绘了一幅幅诗情画意的画卷: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等等。青山绿水，小桥古塔，在我们看到民风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对比都市工业文明的喧嚣，从文学民俗学视角也看到了沈从文先生致力构建的精神家园以及深邃幽远而宁静淡泊的乡土意境。独特的民俗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展示，同时独特的民俗学艺术和内涵也得以呈现。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民俗生活的本质，往往体现在对独特现象的描绘之中。北京的胡同、茶馆店铺、下层市民、幽默的京片儿，是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特色;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竹林、古道热肠的人物，这是废名创作的江南水乡世界;小酒店里的曲尺柜台、茴香豆、戴着卷边毡帽的古朴乡民，这是鲁迅描绘的江浙农村。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从表象来观察似乎只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中一些偶然的生活事件的触碰导致的，而我们究其根本，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范式等因素影响的必然事件。［］在我国现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民俗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巴金先生创作的"家。春。秋等，其内容不乏对中国传统的%宗族本位文化***雷雨也是如此。民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存在，本质上是民俗文化传统对文学的深入影响。这种影响培养了作家创作民俗文学心理，也确定了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作家笔下人物的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某些经典作品的题材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应用，被拍成电影，皆因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活动符合现实生活。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出自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妻妾成群里面的妻妾们，她们为争宠，为夺取家庭地位，勾心斗角，用尽一切手段，在明显的家族本位文化以及旧社会民俗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了极其压抑、令人窒息的抗争。鲁迅笔下的"祝福是年关将近，请福神献福礼的祈福习俗，在当地，祝福是一种祈福仪式，这是江浙一带所独有的古越风俗，带有明显的地域味。而作品中的寡妇祥林嫂被认为是不祥之人，碰祭器贡品是大忌，因此她决定去土地庙捐门槛，试图通过这种宗教民俗仪式来改变不详之身。这些情节不仅是民俗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也是民俗文化深层价值取向的内在体现。正是民俗文化的多层渗透奠定了"祝福这一小说的文学价值基础。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民俗学艺术

文学和民俗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显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蕴含丰富的民俗学艺术，我们只能说文学民俗化是所有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做到民俗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品是否民俗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气质和魅力价值永恒度的衡量标准。

(一)文学作品民俗文化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涌现了不少文学思潮，但是不论是寻根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思潮，还是其他的文学主张，其本质都是对文学民俗化的追求、对生活深层文化背景的认可、对民俗乡风是文学作品的培育基础的认可。

(二)人物塑造中的民俗学艺术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文化，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的心理性格特征，以及民族集体思维模式。因此现当代文学中但凡出现对人物的塑造，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物进行民俗化定位。文学创作者只有对人物形象民俗化，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历史角度上的人物特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和透析。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得了肺结核，当时社会环境、制度、医学条件导致华老栓愚昧地用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病，通过对陋俗的描写，鲜明地刻画了旧中国民众的麻木心理和典型看客本质，反衬出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悲惨与孤独。

(三)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

优秀的民俗化作品，抓住了民俗的形、神特点，便达到了民俗艺术最佳的审美意境。审美意境的民俗化构成，首先是民俗环境和人的民俗化行为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的"阿H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阿H软弱无知、封建固执的性格是后天的环境所形成的，他的生活环境是偏僻愚昧、思想封建的未庄，阿H无力从行动上改变贫穷困苦的命运，他在无望中创造了所谓的精神疗法。此外，对反抗的懵懂和无知也是阿H悲剧人物形象的必然结果［,］。此外，就是通过描写民俗寄托情感的审美意境。莫言，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奖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坛闪耀的巨星，他的很多作品民俗学色彩就十分浓厚，不仅蕴含着一种精神，而且还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那就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所带来的思想的传承，可以说，民俗化也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的心理状态。

四、结语

文学当中的民俗学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文学民俗化应该是文学创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者应该意识到民俗艺术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达成%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华3民俗文化与小说的人物塑造论’世纪初乡土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5］3科技创新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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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言；文学创作；功用；语言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212-01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作为构成文学的语言这一要素，既是工具，也是手段。实事求是地讲，各类语言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的恐怕非方言莫属。在文学创作中，文学采撷的确实不单是标准语。它还包括方言俚语、文言古语、外来语等成分等，空间和时间上都超越了现代普通话的范围。而方言的一些成分如：语言、语法、词汇、修辞现象，倒是常被标准语吸收。个别的也还进入文学，充作地域和方言的标志，负有修辞的使命；甚至还发展起一种“乡土型”的文学语言。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近代经典小说几乎篇篇如此，即使在现代小说中，方言写得有声有色、耐人寻味的也不在少数，如的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阿城等人小说。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乡土味。使用本地方言行文，从而带有了很强的地域色彩。

所以，方言在文学创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方言的文学功能表现为铺垫文化底色。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因为北方话在汉族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语言（方言）的历史。

就方言小说而言，晚清的方言小说主要产生在吴语方言区，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围有关。对于晚清文坛来说，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吴地，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这样的人物对话已不再仅仅具备写实的意义，而更多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小说中，用什么“话”开口，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小说当然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三部巨著中的方言成分及其有关问题。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就说：“我虽然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仁之目，不亦宜乎？”

《红楼梦》一般认为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的范围很大，内部又有次方言的划分。《红楼梦》的语言除了北京话以外，还跟江淮方言有关。我们细细考究会发现，作品人物的身份与江淮方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方言包含的文化信息有多少，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民俗文化交流等等都可以从方言中得到丰富的信息。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之所操的方言之中必然熔铸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也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在审美、教育功能之外还获得了认识功能。

其次，方言的文学研究功能。在文学方言的接受中，一方面以它生动的、深刻的魅力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另一方面从专业接受者的角度看，方言有着突出的资料价值。如果说今天的普通话是以典范的文学作品为语言规范，那么昔日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包括方言）也真切地透射着从前的语言面貌。许多文学作品的方言是当时口语的生动记录。

方言是中国文化中渗透力较强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可以说方言是文化的凝聚点，其文学功能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方言曾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中扮演了比较的重要的角色。既使本地人觉得亲切也使外乡人感到新奇，浓重的乡音中还浸透了厚重的文化。

概而言之，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语言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较多情况下，叙述语言由普通话承担。人物语言常常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在普通题材的作品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话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方言是真正的来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而普通话由于是一个整合的语言，代表了汉民族语言的总体面貌，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宏大题材。当然它也可以表达日常情感，只是从语体风格和题材的和谐角度说，它比较适宜于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语言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较多情况下，叙述语言由普通话承担。人物语言常常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在普通题材的作品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话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方言是真正的来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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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言文学作品功用

一、引言

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的功用，不仅在于交流，更多的是传递蕴涵其中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方言还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人情风貌，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创作元素和重要的表现手法。同时，方言还具有珍贵的史学及语言学研究的导航价值。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研究其中使用的方言，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意图，发掘人物特点，挖掘作品技巧与内涵。

二、关于方言

方言（Dialect）是英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作为一个学术用语从希腊语中借用而来的。原意是指在古希腊语中一些有明显差异的书面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都与不同地区有着某种联系并且大量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如今，方言的含义已经与其原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家将其定义为一种语言变体，这包含由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语言变异。方言，主要分为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两大类。地域方言是一种民族标准语的地方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在一个地区使用。它与标准语的差别体现在语音、语调、词汇甚至是句法结构上。以英语为例，其地域变体有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所谓社会方言是一种方言的社会变体，它与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即每个人说出的话都是其身份、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的真实反映。例如，中国20世纪初的常州方言有街谈（一般用于平民百姓）和绅谈（多用于文人或官吏家庭）之分。同样，在国外，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迥然不同的语言形式。

本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结合一些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探讨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用。

三、方言和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

纵观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几乎每一部都会涉及某一种方言或者几种方言的运用。了解这些方言不仅对欣赏作品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能为考证小说作者，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重要的线索。所以说，方言词语恰到好处的运用，能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的凸显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地方方言，甚至是俚语。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在该小说中，作者使用第一人称，让哈克贝利用当地方言讲述了自己帮助黑奴吉姆逃跑的经历。小说中黑奴杰姆的语言也属于黑人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很有特点。马克・吐温还大量融合提炼了当地的地方语言，如密苏里黑人土语、西南边疆地区方言等，凸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种族色彩，塑造出了成功的人物形象。方言的独特魅力使这部小说的韵味大大增强。

同样，作者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为地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方言，通过当地作家的文学创作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如威廉・福克纳运用小说提升了美国南方语言的威望。在中国，鲁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文学语言中随处可见绍兴方言的痕迹。此外还有老舍作品中地道的京腔京韵，张爱玲作品中的吴方言，无不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作家都喜欢用方言来表现当地地域的风俗人情。

四、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

如上所述，几乎文学史上的每一部经典作品都会涉及到方言的运用。那么，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有什么主要功用呢?

第一，方言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承载体。

在欧美文学史上，英国在九世纪时就出现了方言诗。接着到14至16世纪，骑士传奇故事和戏剧盛行，部分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方言。如“英国文学之父”乔叟在他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使用了伦敦方言，使得书中的语言生动幽默，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的生动画面。著名诗人彭斯从地方生活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运用苏格兰方言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歌谣，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转观中国文学，也不乏将地方方言运用于文学创作中的大家。如老舍，他于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京口语教本，直至今天，那些纯粹的京腔韵致，依然会从许多老北京人的嘴里不经意地飘出来。老舍在创作上强调保持口语化方言的原汁原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的构筑展现了北京世俗风物和历史文化的全景，表现了纯粹的“京味”和北京的精神文化意蕴。还有被读者公认的，“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他在《小二黑结婚》等文学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晋东南地区的方言，使得其作品山西风味十足，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小说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而作为一种语言的变体，地域方言承载的是特定地区的人们对社会、文化、人生的经验和感受，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方言中蕴含着古朴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通过方言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文特征和其中独特的文化意境。

第二，方言的使用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地位和社会关系。

仔细阅读文学作品就能发现，一般上层社会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是不讲方言的。讲方言则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下。虽然这一传统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但作家们常常利用人们头脑中普遍存在着的这一印象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例如，马克吐温作品中的吉姆和哈克都是没有或者受过极少教育的身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方言也是被虚伪的恶棍使用。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用方言塑造了一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Morel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上层社会的人物主要使用的还是标准语言。

同样，方言的运用也可以表示人物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一方面，方言的使用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亲密感；另一方面，它也与标准语形成了对比，能在交际成员之间形成障碍。如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方言，这点可以在很多作品中找到例证。

第三，方言是作品中“情感激发”的手段。

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由说话人到听话人的接受过程，文学言语行为同样如此。成功的文学作品若要争取激发读者的情感，那就要争取得到读者在情感层面的共鸣。方言的使用能拉近文学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亲切感。从这一点上来说，方言在争取读者情感方面无疑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方言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本篇论文尝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和两者间的关系，肯定了它在文学创作和读者鉴赏中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随着对方言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一定能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带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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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耀信.美国文学研究评论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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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望道.大众语论[J].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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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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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方言；杂合理论；文学方言翻译；语言；译文杂合；文学作品；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2-0038-03

文学方言翻译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翻译活动，它涉及众多领域，如语言学、翻译学、文学等等。语言体现着社会文化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方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语言社团成员共同遵守的语言表达习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文学方言是“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1]（P96）。文学作品中方言根据作者的写作意图，对于方言本身的熟悉及敏感度等，在作品中以不同层次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原汁原味的方言展现了浓郁的民族气息，浸染着地域文化色彩，传承着地域文化，是构成其整体的一部分。“文字本身没有什么头等二等的分别，全看我们如何调遣它们。”[2]（P138）翻译作为文化与文化间实现交流的手段，其主要功能就是把源语言当中的文化移植到目标语言中去，从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交融。而文化间的交融并非二元对立，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间存在一个杂合的空间，因为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相容性。因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模糊、杂合的“发声的第三空间”。[3]（P37）文学方言的翻译不论是在语言文化方面，还是在翻译策略方面，都存在“杂合”，而这一杂合的“第三空间”一直是译者苦苦探索的问题。在杂合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将原语中的异质文化成分进行保留，对西方文化霸权起到一定的颠覆作用。

一、杂合理论

杂合（hybrid）概念最初属于自然学科的范畴，它的意思是“具有了发生交流的双方特点，但又不同于双方的混合体，而且具备母体双方不可比拟的优点”。[4]（P54）巴赫金对杂合作了界定，他认为，杂合是指“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类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混合”。[5]（P358）文学研究中的杂合是指“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6]（P55）在翻译的过程中，杂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原语文本杂合，另一种是译入语文本杂合。本文旨在讨论译文杂合。译文杂合指的是在翻译时，译入语文本中既有原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又有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两者相互混杂，相互交融，从而使得译入语文本展现出杂合的特点。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时，译者一方面要向原文靠拢，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时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得译文成为杂合体。“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表演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7]（P85）

二、文学方言与文学作品

方言的形成源于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方言一直是创作者的桎梏。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开始成为创作者丰富的资源库。创作者使用方言来反映某个地域文化特色，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色。“思维是人类都有的，但不同民族对客观外界的主观认识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这些必然制约和产生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民族对相同概念，在语言上采用的不同结构和不同表达形式同样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风格。”[8]（P7）

文学方言形成于特定的社会语境，是人际间从事沟通的一种语言形式，“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9]（P1）这也就是说文学方言是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通过文本语言形式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开展的交流活动。所以文学方言本身既具有文学的基本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

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文学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自成一体，因而具有自身的语言特征。“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10]（P332）

（一）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社会内涵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主要是用以刻画说话者真实的人物形象和地域气氛，往往成为衡量人物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标准。语言是人格的体现，对方言的使用常常暴露出说话者的某些信息，比如说话者来自何地、受过何等教育以及处在何种社会阶层。[11]（P26）韩礼德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说的语言标准程度低，且地域性变体程度强；反之，社会地位越高，受过的教育越好的人们所说的语言标准程度也越高，并且地域变体程度较弱。实际上，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处于社会阶级顶层的人们用的就是标准英语。[12]（P18）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是绝对的。作者在作品中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主要取决于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效果，方言便是其中的一种。有时候说方言并不意味着说话者的地位低下或者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话人粗俗，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所以在翻译时，译者要充分理解把握原作的真实意图，恰当的传达原作的意思。

（二）文学作品中方言的艺术效果

文学是运用语言文字为载体，表现一种想象的艺术形象，再现现实生活，表达作者意识的一种形式。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法则形成了语言的意义内容。文学作品语言的采撷不仅仅局限于标准语，为了更好地表现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还会采用方言。文学方言的艺术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运用方言来展现地域背景，使作品地域色彩更加浓重，展示色彩斑斓的生活特点，同时使用方言带给读者的感受更加真实自然。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经过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其文化资源以及风俗习惯都具有地域性特征，而方言则是对人们影响的一个因素，通过方言，我们能够了解到相关作者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的时代背景，所以很多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能够在无意识中流露出自身的情感，从而更加深入地塑造人物。文学方言是作家的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手法，作家运用这种手法能够展现出地域特色。

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能够很自然的将读者带入到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以此来增强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以及感染力。

2. 运用方言塑造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方言有助于于表达人物性格特点、行为举止、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方言作为一种系统的，有规律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能够表达人们最初的情感体验，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每部作品都是一个声音，一个整体，都是作家自身情感的表达，并且在作品的内部对于语言的运用都构成了一个声音的序列，作品以及声音序列组成了两个层面。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候，根据自身的情感，对方言进行了提炼，并且进行了选择，从而引入到了文中，并且增加了作品中方言表达的典型性。而读者在进行阅读时，根据方言，能够更好的对作品有一个理解，并且能够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到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能够还原文学语境，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不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具有很深厚的象征韵味，文学中的语言都是为人物进行量身设计的。在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能够带给读者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觉，在进行信息的传递时，能够将相应的文化背景展现给读者，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性以及感染力。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方言，可以有效地提升作品的韵味，使读者深刻地了解到当地的民俗文化以及生活背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作品的表达效果。在文学作品中渗入方言成分，能够十分深刻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想法，并且能够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杂合理论与文学方言翻译

文学方言作为语言既存在内部杂合，又存在外部杂合。文学方言翻译中的杂合主要源于外部，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语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种族等。当弱势语言与殖民语言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时，就必然会需要一个特殊的空间来化解融合两种语言间的对立，而这一空间的产物兼有两种文化的性质，这便是“杂合”。文学方言翻译中的“杂合”使得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推动两种不同文化彼此间的了解和渗透。译者要真实的传达原语文本的语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以外，还必须使文学方言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表现文学方言质朴的本色。译者明乎此理，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分寸，若是“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文学方言翻译真正的美在于此。译者可以充分利用文学方言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将文学方言的精髓得以再现。译者必须从原作出发，尽量向目标语靠拢。在翻译时，译者应在自己的译文中多保留一些原语文本的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学方言具有各自的特点。所以译者最棘手的是如何在保留源语言文化和语言的同时，为目的语文化所理解和接受。译者在翻译方言成分时首先要准确把握文本中使用方言的原因是什么。尽可能的让原语文本自己“说话”，以信为前提，避免铅华虚浮，披沙沥金，使译文更有真实之感。对于译者来说，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碰撞时，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翻译时如何处理文学方言中的文化空缺。实际上，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主要是如何在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找寻一个“交汇点”。

四、结论

杂合理论为文学方言的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视角。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利用“第三空间”，实现两种语言间完美的融合。文学方言的主体大多为人，译者在转换时，应选择最能再现原文本人物形象，突出人物语言个性，体现人物独特的“私人语言”，进掘纵深，挖掘原语文本中人物潜藏的内质，体现方言的深度和力度，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把握，将其和作品融为一体。译者，作为“媒人”，在译作中将两种不同文化联结在一起，恰当地处理原作中文学方言，在最大限度上为译文读者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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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古代文学中松柏题材与意象繁荣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赞美松柏的作品数不胜数，松柏这一意象如此繁荣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松柏自身的原因，松柏作为树木品种，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同时因为其生命力较强，对于土壤和水分的要求较低，可以生存在众多气候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使得松柏的种植面积更为广泛。而且松柏本身还具有其他树木所不具备的特性，那就是松柏能够一年四季保持常青，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那一抹绿色更是显示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松柏这一意象格外吸引文人的注意。其次是文学发展的原因。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与文学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山水文学、咏物文学等的发展，都为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古代很多文人墨客喜欢寄情山水，高山、流水、明月等都成为当时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意象，这其中松柏意象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唐代时，山水诗发展迅速，各种关于松柏意象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使松柏这一意象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坚韧、孤傲的代名词，例如《寒松赋》等。由此可见，松柏题材与意象的不断繁荣与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松柏文化意蕴及典型意象分析

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松柏意象寄予了文学创作者的众多价值观念，具有多重表意抒情的作用，文学创作者通过托物寓意、借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了松柏意象的多种意义。

（一）墓地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在墓地中种植松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因为松柏抗寒，并且对于土地的适应性强，因此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的习惯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丧葬制度，寄托着后代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是我国先民的一种情感观念的体现。因为墓地松柏的特殊意蕴，使得松柏时常被古人用来追悼、祭祀逝去的亲人。墓地松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自汉代开始就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墓地松柏意象的发展更为兴盛，成为了文人用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感慨生死等情感的重要意象。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墓地松柏所具有的作用：首先把松柏栽种到墓地可以起到标识作用，由于古时土葬制度的影响，人们在去世之后的坟冢多为土堆，在经过长时间雨水的洗礼后会逐渐成为平地，因而将松柏种植于墓地之中，能够起到标识的作用，后人可以通过松柏的位置来判断先人的埋葬位置。其次是松柏具有护佑亡灵的作用，在古人眼中，松柏可以驱邪，保护亡灵，所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通过墓地松柏这一意象来表达松柏对亡灵的护佑。正因如此，墓地松柏对于在世的亲人来说十分重要。例如：《晋书·庾衮传》记载：“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墓地松柏彰显古人对于逝去先人的情感寄托，并且松柏象征万古长青，寓意着死者可以子孙延绵。

除此之外，松柏具有较强的抗旱抗寒性，是墓地之木的首选。而且，松柏还是一种长寿之木，符合人们渴望长生的理念，因此四季常青的松柏就成为人们用来寄托仙寿的载体。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墓地松柏还有一个寓意，则是希望先人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以长生。

（二）涧底松柏题材与意象分析

涧底松柏生长于山脚下、溪水边，这种地方相对来说土壤、水分较为充足，因而涧底松柏生长得更为苍翠葱郁，是松柏树中的佼佼者，但是因为地方比较偏僻，故而常常不被人关注到。晋代诗人左思发现其特殊之处后应用在作品内，并流传开来，随后，不同时期的众多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多会对其进行描述，使涧底松柏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在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当中就有众多描写涧底松柏的，例如“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何等悲痛。然而白居易仍然觉得不尽意，又直以《涧底松》为题，写了首政治讽刺诗，在诗中白居易为出身寒微的学子鸣不平，同时也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批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晋代左思的《咏史》描绘出的涧底松是艰苦、挺拔的形象，这一形象后来也象征寒门弟子，被不同时期的文学家广泛沿用，通过对涧底松生长环境的描写，来表现寒门学子生活的不易，以及难以被世人所发现而产生的一些愤懑之情。由于涧底松生活在幽深的谷底并且依然坚韧挺拔，与文人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古代文人在被贬或者郁郁不得志时就会在作品中加入涧底松，表达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怀和流落异地的凄凉感情。同时，涧底松这一形象还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虽然其生长在谷底，但是因为其有志，坚信终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所以诗人也常以涧底松来鼓励处于低落期的人们。

涧底松柏意象代表了文人对松柏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展示出涧底松柏的生存状态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并具有相应的人格寓言。

（三）老怪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唐代之前，松柏主要是以常青和劲直为主要特点出现的。而到了唐代之后，老怪松柏开始受到了更多文人的关注，文人对于松柏的描述更加丰富多彩，不管是从容挺拔、枝繁叶茂，还是老、枯、怪等都生动形象地进行描述，使世人可以根据描述在脑海中再现一棵真实的松柏。

对老松柏这一形象的描述是从唐朝兴起的，唐朝文人多以老松柏或者是古松柏为题材来创作文学作品，例如皇甫松的《古松感兴》等。另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以松柏为题目，但是其文章所描写的形象依然是古松柏，这些作品的出现已然能够表明，在唐代古松柏的形象普遍被文人所认可。老松柏这一形象具有独特的色彩，可以让人产生色彩美感，在形体方面，老松柏与挺拔的松柏不同，其形貌体态扭曲，无论是枝干还是树根等，都能够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因而在当时的很多画作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在姿态方面，老松柏也具有独特的美感，通过树干、树叶、树枝等各个方面来呈现一种形象，这一形象使老松柏产生一种姿态美。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老松柏的姿态也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一姿态美也打动了文人的心，从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神韵美是老松柏通过内在精神韵味表达出来的一种美感，极具自然属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从文化意蕴方面来看，老松柏刚开始是在神话作品当中出现的，这些神话作品当中的老松柏具有长寿的特性，因而老松柏也逐渐成为了长寿的代名词。“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在民间传言中，松柏是长寿的代表，有着“木中之仙”的称号，通常老松柏要很久才能形成，因此其独特的寿龄是人们所向往的、敬重的，有着高尚的人格、风格、品格之美。在古代众多诗词当中，都对老松柏所体现出来的人格之美深有感悟，例如白居易的《题王处士郊居》中有：“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饮啄闲。”表现了寒冬里的松树纵然苍老，但是仍然保持着挺拔的风格和品格。

（四）连理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不老松柏意象、连理松柏意象，其具有特定的民俗意蕴和内涵，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连理松柏是一种奇特的现象，生长枝干相连但根部却各不相同。道家作为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因此很多文人便为连理松柏赋予了丰富的文学寓意，连理枝也常象征着夫妻和睦恩爱、不愿分离，被人们认为代表着祥瑞。在宋代那个文人墨客众多的时代，连理枝的形象更加丰富，寓意着人们对岁寒同心的美好意愿，也表达出古代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对连理松柏这一意象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连理松柏具有吉祥的文化寓意，古代人们因为缺乏抵抗大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大自然长存敬畏之心，而连理松柏这一形象在众人看来，是一种吉祥的预兆。作为一种祥兆，当连理松柏被发现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参观，并吸引众多夫妻前来许愿，甚至当作吉祥的象征而送给当时的帝王。其次，连理松柏象征着爱情，夫妻同心、坚贞不渝。白居易曾写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一著名诗句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表达忠贞爱情的绝美佳句。连理松柏的树枝和树叶相互交错，在文人墨客的作品描绘当中，表达了对爱人的忠贞、对爱情的向往。

篇6

摘要：在20世纪初，很多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越过图们江（朝鲜称之为豆满江），来到我国东北，开始了新的生活，并最后形成了今天我国境内的朝鲜族。本文通过解读长篇小说《泪洒豆满江》，来研究这段朝鲜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民族迁徙，详细阐述了中朝两国的历史渊源，以及我国境内的朝鲜族形成过程、形成方式、民族风俗等历史内容。对于这一段文字记录很少的历史，本文的研究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泪洒豆满江》 朝鲜史 民族迁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源于一定时期的历史，是特定历史时期人文面貌的生动再现。即使如《西游记》为代表的神话、幻想小说，其中也能找到历史的痕迹。同时，文学作品又是历史事件的一种记录方式，很多无法从史料中找到记载的历史事件却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找到相应的记述。这就是文学和历史的互文性。

山水相连的中朝两国，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是一对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岁月变迁，两国政权诸多更迭，但仍然没有阻挡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今天中朝是以东流的图们江和西流的鸭绿江为界河，以长白山为界山，便利的交通为两国的交流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朝鲜人民或从水路渡过图们江，或从陆路翻越长白山，来到我国东北开始移民生活。这种移民潮流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在20世纪初，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致使朝鲜人民民不聊生，朝鲜半岛矛盾日益激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迁移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定居、繁衍，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可关于这段历史在史料中却鲜有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去寻求历史的真实。《泪洒豆满江》就是这样一部真实再现当时历史的史诗巨著。研究这部作品，不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境内的朝鲜族的民族习惯，理解我国和朝鲜多年形成的兄弟友谊，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互文的角度研究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二 朝鲜移民文学的演变

作为反映当时朝鲜移民来到中国以后的生活和思想的新兴文学，早期主要是简单描写移民生活的一些民间传说、民风民俗等。从朝鲜移民最早的迁入期到20年代末的初期阶段，我们在朝鲜移民文学中很难找到与当时的朝鲜文学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朝鲜移民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特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活跃在朝鲜文坛的作家大多是在朝鲜就已经成名的诗人和作家。他们为了躲避日本残酷的统治才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因此他们的作品内容大多表现国家灭亡的悲愤情绪和对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从30年代末期开始，受日本帝国主义“开拓移民”政策的影响，许多移民朝鲜作家主要开始尝试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朝鲜民族根源和民族性的认识问题，所以这类作品中大多探寻移民初期的人民生活和民族足迹，其代表人物有金昌杰、安秀吉等小说家和李旭、金昭奎等诗人。后来到中国的许多朝鲜族作家，也就是移民中国并把朝鲜族文化和当地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最后形成自己民族特色的移民朝鲜族作家，开始通过更多样的文学形式把朝鲜移民写入文学作品。由于这类作家和中国的民众一起参与了对荒原的开垦，也一起参与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所以他们和早期的朝鲜移民作家不同，他们把中国也当做自己的另外一个祖国，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也同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类作品中的朝鲜移民渐渐有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这类作品中所描述的人群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朝鲜族。这类文学作品区别之前的朝鲜移民文学在于，除了保留了朝鲜文学的一些特性之外，它们还表现了强烈的定居意识和望乡意识。相对于早期的朝鲜移民作品中只把中国当成一个避难所，这类新兴的朝鲜文学无疑更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识。而这类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文化也不单纯是传统朝鲜文化，而是将朝鲜文化和中国当地文化结合的别具特色的中国朝鲜族文化。

朝鲜移民的过程是异常复杂和艰辛的。很多人把自己的灵魂留在了图们江，留在了长白山。即使移民来到中国，他们的命运也仍然曲折多舛。当时很多农民把移民地点选择在广阔富饶的东北区域，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则把移民地点选择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他们认为这些大城市更容易进行民族的复兴运动。正因为如此，能够真正扎根东北，把今天中国朝鲜族形成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思想意识表达完整的作家少之又少。这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作品对朝鲜移民历史表述的不完整性和不客观性。

即使到了解放以后，这种现象仍然延续着。在当代朝鲜文学作品中表现朝鲜移民初期生活的作品很少。直到1982年李根全出版了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才弥补了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缺憾。崔红一正是在吸取了《苦难的年代》中的一些优点和不足的情况下，把20世纪初作为了展现民族性的主要时代背景，完成了移民题材长篇小说《泪洒豆满江》。而这部作品也同《苦难的年代》一样成为了朝鲜族移民文学的代表作。这就是《泪洒豆满江》的写作背景。下面我们开始通过解读这篇小说来追述那段尘封已久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

三 朝鲜移民的过程和垦荒人的思想转变

和很多反映民族迁徙的小说一样，《泪洒豆满江》一开篇就描写了一场凄凉动人的“越江曲”，表达了背井离乡的人们对故土的留恋和对未来的忐忑。小说穿插描写了越江前的定居生活，人们在当时大清国的图们江边进行耕种，既道出了两国的历史渊源，也道出了移民的原因。

小说接下来围绕着几个个性迥异、经历不同的家族和人物展开叙述。如朴七星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朴八龙、儿媳妇以及女儿朴玉女等；教书先生崔林父女和崔林的弟弟崔龙达；此外，还有董老爷一家，不同于上述两家的是，董老爷是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地主家庭。

朴七星等人历尽艰辛渡过豆满江（也就是我们说的图们江）逃到了当时大清国的龙井村，开始了移民生活。他们开荒耕地，慢慢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后来，逃难至此的朝鲜移民越来越多了，朴七星等人又开始帮助这些后来的老乡，帮助他们开荒定居。朝鲜的移民越来越多地到龙井村定居生活，但不同的文化和观念差异决定了他们的移民生活不会平静。不久，清政府颁布法令要求这些朝鲜移民剃发易服，朝鲜移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开始慢慢变得尖锐。虽然，朝鲜垦民们不愿意剃掉头发和改变装束，但为了能够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不得不有人站出来剃发易服。这样，剃发易服的朝鲜垦民和没有剃发易服的朝鲜垦民又无形中把当年的移民大军分为两半。其中龙达代表新思想的朝鲜垦民，他们见风使舵，率先剃发易服，龙达更是成为了地主董老爷家的上门女婿，并成为了龙井村第一代的朝鲜地主；而坚决抵制剃发易服的朝鲜垦民的生活，却越发的贫苦。一次土匪的抢劫更是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

和其他小说一样，《泪洒豆满江》通过不同时期的一些大事件串联起整部小说的故事结构。如上文提到的清政府颁布剃发易服令而引发的朝鲜垦民的分化，还有因土匪抢劫而造成的人们生活更加贫困、命运更加悲惨，以及董老爷和金三秀之间的明争暗斗等。除此之外，小说中大多讲述的是这群朝鲜垦民和当地人们的一些平常生活。这样的叙述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贴近那个时代的历史。

作为小说中的一条主要的线索，淳朴老实的朴七星一家人由于没有受过教育，所以终日与土地打交道。他们勤劳耕作、用自己的汗水换取温饱的生活。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与邻里相处融洽。他们一方面不背叛祖先，恪守自己的家族信条；另一方面，却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尽情地爱着、恨着，宣泄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小说中的八龙以及崔先生父女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朝鲜移民初期朝鲜垦荒人的道德意识水平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垦荒人思想意识转变的代表人物龙达，在小说中的形象无疑是鲜明的。作为众多移民中的一员，他起初并没有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比别人多读了一点儿书，有点儿小聪明，爱做梦而已。在大家眼里，龙达的富贵梦根本就是海市蜃楼。而这一切在地主董老爷相中龙达并且要招他入赘做上门女婿时，变得不同了。当龙达看到他的富贵梦从遥不可及变成唾手可得时，他内心的贪婪和狡猾慢慢压倒了内心的淳朴和善良。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人性的本质。每个人都有淳朴、善良的一面，但也都有贪婪、狡猾的一面。一个人道德的好坏就在于在诱惑面前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展现人性的哪一面。

四 朝鲜移民特殊的文化现象

作为一部反映某个时代民族历史的小说，文化传统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泪洒豆满江》做了很好的表现。如小说中多才多艺的姜书房和各种民间小调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传统文化最突出的表现。

姜书房因口才好、脑子快，见什么唱什么，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如朴七星盖新房时，他唱了一首祭神歌：“在此地建房，万寿无疆，打好地基，建好大房子，住上干万年。”类似的民间小调在小说中经常见到。如小说开始部分的船夫与江边女子的一段对唱。船夫：“河对岸随风飘动的树林，呼唤我沉寂的心灵，但是过江就犯越境罪。”河边女子：“新春以过数月，还不见君来信。今秋怎耐寂寞，豆满江冰雪己化成水。”简单的唱词却至真至切地反映了迁徙者对故土的怀念和对故乡亲人的留恋。

《泪洒豆满江》中不单单表现了当时当地朝鲜民族的语言特色，还详细地表述了很多民族风俗，比如小说中关于端午节的一段描述就完整地再现了朝鲜端午节特有的民族传统。端午节是朝鲜族人民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每到端午节这天，村民们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做最美味的饭菜，并且上街游园进行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小伙子们在沙滩上兴高采烈地进行朝鲜族的传统摔跤，姑娘们则身着艳丽的韩服跳朝鲜舞、荡秋千、玩跳板等游戏。到了晚上，节日的气氛被推上。大家聚在一起吃着打糕、冷面、烤猪等传统美食，边吃边笑，这是一年中最放松、开心的一个晚上。除了端午节，小说中还对一场祈雨祭祀做了详细的记述。小说中的龙井村面临一场严重的干旱灾难。朴七星作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责无旁贷地主持祭祀祈雨。朴七星带领全体村民跪在柱石地下，口中一边念着祭语一边做着祭拜。旁边有人宰掉一头小猪，并把猪血洒在柱石上，全体村民跟着朴七星大声祈雨……两段民俗记述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朝鲜人民特有的民族文化，是对文化传承最好的一种贡献方式。

五 结语

《泪洒豆满江》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小说，无论在朝鲜文学还是在朝鲜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小说立足于生活的现实，通过移民中普通农民的命运和思想意识的转变，真实地还原了朝鲜移民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小说平民化的叙述更加贴近历史，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作为少数民族文学殊题材的移民文学，决定其艺术价值的是作者写作的视角。《泪洒豆满江》作者的视角选择无疑是准确的，他摆脱了陈腐的政治视角和历史视角，从文化视角对朝鲜移民这段历史进行了新的阐述。通过普通朝鲜垦民的生活艰辛反映了历史、政治、地域文化对人们思想造成的影响。这种独特的视角成就了小说在文学上和历史学上的价值。朝鲜移民史既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历史，也是属于我们的历史，它对现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的形成、生活方式、民族风俗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朝鲜族，对现代与传统、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判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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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

参照近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湮没、发现到主流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认为，凡是以华裔美国人的视角书写的华裔美国人经历的事情的作品，都可以归属于华裔美国文学，而最典型的是有美国国籍、华人血统的作家所书写的文学作品，他们书写的故事有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复述、对中国神话故事或经典的描绘，然而由于作家的视角不同，这些历史故事不再是中国所家喻户晓的故事，而是另类视角的再创作，如汤亭亭、赵健秀笔下的关公和孔子。

一、分析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特定历史性

华裔美国文学是亚裔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最初的华裔美国文学湮没在亚裔美国文学之中，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被发现，它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区别于其他口头文学开始的国别文学，最早的华裔美国文学可以追溯到张维屏的“金山篇”和黄遵宪的“逐客篇”，继而引起美国读者关注的是获得美国图书奖的《埃仑诗集》和《金山歌集》，这些华裔美国文学的“开山之作”反映了动荡形势下的华人进入美国受到的和愤怒以及艰难的处境。另外，还有雷霆超的《吃碗茶》、伍慧明的《骨》，都反映了在亚裔美国历史上存在近百年的畸形华人“单身汉社会”的生存状态。直到二次大战后，华裔美国文学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由于二战之中，中美成为了盟友，一些留学生描写华人移民生活的作品在美国畅销，拥有众多读者，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即可谓时代的催生产物。还有刘裔昌的《父亲和裔昌》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美华人筹集资金帮助抗日；汤亭亭的《中国佬》反映华人开发夏威夷、反对二战、越战等。总体而言，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初期开创阶段

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表达了早期移民寻求宽容、抗议歧视的早期移民文化内容。为了生存和被接纳，华裔移民开始了最初的创作，这期间出现了李楚的自传《一个华人的故事》、“天使岛诗篇”；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创作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这些初期的创作作品在情感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对于中国文化符号的运用也非常熟练，保持了较多的本真特性。

2、逐步发展阶段

这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一时期由于特殊的华裔身份和第一代父辈移民者的影响，这时期的华人移民群体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文学创作品方面，也多是以自传为主，表现出中美文化的冲突和碰撞的文学主题，强调美国身份的认可，淡化中国华人的概念，逐步争取美国主流社会的接受。其华裔文学作品主要有：刘裔昌的作品《父与子》、黄玉雪的《华女阿五》等，这些文学作品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模糊。

3、繁荣绽放阶段

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改变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景观，这对于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和意识都起到了较大的冲击，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赵健秀的《鸡仔的中国佬》、《龙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谭恩美的《喜福会》；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等，另外还涌现出大批年轻的新生代作家，如：黄哲伦、伍慧明、雷祖威等，他们的“中国记忆”较为模糊，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创造与自由随意运用，使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刻板印象有了改变，使华裔形象在美国主流社会得以重塑。

二、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文化冲突与认同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文化课题，它是基于中西文化双重背景之下的华裔作家所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对话，显现出现实性和前沿性的特征，从文学现象的本质而言，华裔作家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成熟，他们在创作中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中国文化符号，这种创造性的使用呈现出“中国性”的族裔特点，使得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游走，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飞地”。美国著名的文明史和政治史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冲突的基本事实，借用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视角，我们可以寻找中美文化冲突的主线，并发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不适和苦痛，它是无法避免的由原生文化进入“寄居国”文化的阵痛，当然，在这个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伴随有文化融合。以华裔美国文化中的“鬼”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文化冲突和认同的困境：中国文化对于“鬼”的猜测体现于著名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之中，其中年轻漂亮的女鬼、青面獠牙的厉鬼显现出中国文化的符号。“鬼”的文化符号随着华裔来到了美国，并在美国社会“大熔炉”文化政策的推行下，改变了原有的形态，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鬼”具有更为丰富的意旨。如在《女勇士——一个在鬼魂中长大的女孩记忆》之中的母女冲突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冲突，文中母亲把女孩的舌筋割断，其本意是让女孩“割了以后，你的舌头就能够泛了，可以诉说不同的语言。”而在女孩看来，这是母亲对她的摧残，母女交流的代沟横亘其中。最后，汤亭亭回归现实，在回顾了童年往事之后，介绍自己学习英语的过程，并用蔡文姬的故事隐喻华裔美国人的遭遇，显示出对中美文化的调和。作者借助于“鬼”故事所要表达的是中美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华裔后代在身份认同的矛盾，显现出中美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艰难。再以华裔美国文化中的“茶”为例，茶原本是中国文化社交中的工具，小小的茶在中国文人的诗文称颂之后，成为中国民俗的一部分，富于中国文化代表性。这以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朱路易创作的《吃碗茶》和布鲁斯.爱德华.何的《茶壶烈酒》为代表：在朱路易的《吃碗茶》之中，主人公王宾来和妻子美爱的婚姻都有“茶”的踪迹，年轻的王宾来利用中国传统习俗获取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说明了年轻的夫妇对于族裔文化的认可。在布鲁斯.爱德华.何的《茶壶烈酒》作品中，用茶壶装烈酒，凸现出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文化上的断裂和演变，在美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和文化内蕴中，隐射出华人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的古老文化与美国的社群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由此看出，华裔美国文学中的“鬼”和“茶”都是中国华裔历史与美国现实的纠结，体现出华裔在美国现实的语境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适当调适和让步，从而使中美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

三、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沟通与诠释

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之中，汤亭亭的《中国佬》借用了“屈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作者仿照“骚体”的风格，运用押韵的手法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写，它不仅讲述了这个古老的中国文化故事，还对中国民间祭祀文化和华人生活进行了描绘，在这个作品对于中国传统故事的改写过程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中美文化的沟通答案：表象上来看，《离骚》之中的屈原品德修养似乎被扭曲，然而，仔细参详我们不难发现，“屈原”流浪的历史似乎与华裔早期的奋斗史相参照，并且在作者对于屈原誓死效忠楚国的精神被解释为“你为什么只想要一个国家？”、“尽管看不见他的家乡，他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意图，他与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和排斥但没有离开美国相对照，显现出中美文化的挣扎与文化意义上的“流放”者形象。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作品中，引入了“蔡文姬”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借用蔡琰是不同民族理解与信任的典范，讲述了她被迫离开家乡远走匈奴，最后获取了匈奴的理解和信任，成为了民族联姻的典范和象征。汤亭亭对这个中国故事进行了富于想象力的改动，她致力于创造被匈奴和汉族两种文化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作品，这其实蕴意汤亭亭是想利用这个作品，表达出借用华裔美国文化沟通中美文化，实现两种不同文化的诠释和超越。同时，在作品中的蔡琰进行诗歌的创作，用类似汉语的语言进行歌唱而获得匈奴认可的“永远流浪”的语句，汤亭亭认为这是一种类似“漂移”的文学，并且认为蔡文姬将“胡乐”和“汉辞”完美地融合和诠释，是两种文化的商谈和调适，从而也折射出作者所创作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同样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将自己的作品喻为中美两种文化的沟通实践。

四、结束语

华裔美国文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经诸多变化，也在不同的典型代表作品上反映出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曲折历程，当然这与中美政治背景分不开，但是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华裔美国文学体现出对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并且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语境之下，走出二元对立的局面，引领华裔美国文学创造繁荣、共存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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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外国文学中，英美文学文化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通过透视《圣经》剖析英美文学的来源及文化背景，研究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以期提高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更好地掌握英语语言。

要了解外国文学，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圣经》，中世纪的文学很多地方都搬照了圣经故事，如《亚伯拉罕潘祭献子》搬照了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故事，《挪亚及其儿子们》搬演了洪水方舟故事。它们主要演绎圣经故事，宣传教义，间或也穿插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三孙》的主体材料都得自圣经，其中《失乐园》的题材主要取自伊甸园神话，《复乐园》的题材取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对读者来说了解这些成果无疑是一件大有稗益的事情，本文重点就国外文学中的英美文学谈谈与《圣经》之间的联系。

一、英美文学与《圣经》的联系

中国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的先驱朱维之先生曾指出:“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密密地交织着圣经的引句和典故，我们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便不能了解并欣赏这些杰作。”的确，西方不管是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语语言的形成与完善和《圣经》有很大的直接联系，宗教改革以后，为了顺应时代形势，西方各国都开始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圣经》的翻译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用英文译成的《圣经》有许多版本，其中revisedversion是标准的英语范本。它的词句、章法对应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在基督教宣传其教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圣经》的一些故事中，出现了一些宗教术语，大大丰富了英语词汇。现在有些宗教名词已民俗化，运用到全民语言中。比如，god ， devil ， heaven ， hell ， Christ ， Jesus ，date n这些基督教中的术语，已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一)英美文学大多源于《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基督教起源于希伯来人创立的世界上最早的神教—犹太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基督教徒们把记载基督教的传播、发展等文字，起名为《新约》。《新约》和犹太教经典《旧约》合二为一，就成为现在的《圣经》。《圣经》对英语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英美语言的一大源泉。所以要研究英美文化、习俗、语言等儿方面，有必要谈到基督教及《圣经》与英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圣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赋予英美两国人们的世俗生活一种神圣色彩，它以独特的象征意义显示出它在世俗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伟大史诗《失乐园}，K复乐园》以及《力士三孙》都直接取材于《圣经》。除《复乐园》以《新约》为基础外，《失乐园》和《力士三孙》都以《旧约》为基础。拜伦的诗剧也是根据《圣经》中该隐毅弟的故事写成，只是其侧重点不同罢了。美国作家梅尔唯尔的成名作《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就是以《旧约·列王记》中的以色列国王亚哈为原型去探索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能否把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亚哈一意孤行、刚傻自用的形象和《白鲸》的主人公艾哈伯不谋而合、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该小说的叙述者，唯一生还的水手的名字和《圣经》人物伊希梅尔完全一样。另一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在其短短的抒情小诗《人生颂》中，就直接引用了“你本是尘土，仍要回归尘土”这句原话，“上帝”的字眼也经常提到。

(二)英美文学大多取材于《圣经》

英美文学是英美人对自己人生体验的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促进人们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到西方文化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看待世界的认知态度。英美文学是对时代和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富有乐律性的语调和丰富多彩的语汇语言运用方法。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 《呼啸山庄》是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兼诗人艾米莉·勃朗特的成名作，马乔里·伯恩斯教授曾评价说:“在这部小说中，伊甸园本身并未被直接提及。但是，通过纯洁与和谐、诱惑与堕落的重现，使得这一令人喜爱的与世隔绝之境的意象得以体现。”

许多模仿伊甸园故事或参照天堂与炼狱而设计的情节在《呼啸山庄》中并存着。第六章中，当人们第一次透过艾米莉再现的窗户看到画眉田庄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安享舒适的世界，简直就像是到了伊甸园。在田庄里寻求快乐的埃德加和伊莎贝拉即是这座“伊甸园”中的居民。相反地，回顾第一章中对呼啸山庄的描述，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那座“可怕的房子”所具有的地狱般的特征:“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形容这地方一年到头的风暴天气;房屋尽头有几棵矮小的极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在正门的附近，上面雕刻着许多残破的怪兽。山庄里的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两个备受责骂、不被宠爱的野孩子就是撒旦的化身。他们闯进画眉田庄这个圣地，打破阻碍，搅乱了这座“伊甸园”中的平静氛围。在这4个角仁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关于爱情与复仇的纠纷之后，画眉田庄这座“伊甸园”又重归平静，由小哈里顿和小凯瑟琳这一对新生代的“亚当’与“夏娃”所掌管。

通过此书，艾米莉把一个多元的伊甸园展现在人们面前，即危机四伏的伊甸园、失落的伊甸园以及重新构建的伊甸园。在此，她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是粗暴的反叛者还是激烈的骚乱最终都将臣服于上帝的荣光。

另外，20世纪美国文学还常常借用基督受难的形象作为无辜的人为众人受苦的象征手段。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结尾处老人肩背桅杆的形象就是借用了耶酥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显然，耶酥这一形象表明圣地亚哥像耶酥一样受苦，但他有超人的毅力，将不惜千辛万苦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福克纳把《八月之光》的主人公取名裘·克里斯默斯，使他名字的首字母与耶酥的相同，并使他在耶酥受难日星期五被杀害，借以说明，即使耶酥生在现世，仍然不能见容于世人，仍将遭到世人的杀害。还有，许多现代英美作家的作品标题均直接取自《圣经》。美国戏剧家米勒表现现代人的社会生存问题的《堕落之后》，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都寓意于人间并无乐园之说。海明威的著名战争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其标题就直接取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

二、透视(圣经》剖析国外文学特点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和文学的隔膜，中国读者往往并不了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圣经典故。对圣经的盲视使读者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解圣经对理解文学的重要性，并积极投人到圣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拨开迷雾，进人到我们过去理解的黑暗的角落中去。

首先，读者无从体验作者的用心，从而造成作品意义和美感的大量流失及阅读体验的缺失。其次，读者会对那些与圣经关系极为密切或隐晦的作品感到茫然，根本无法深人进去。再次，读者可能会因此而误解或歪曲作品的意义，并影响对作家的评价。此外，它还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东西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圣经和基督教的集体无知已经为欧美及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和评价积累下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和偏见，而这些“成果”也已经成为许多读者的前理解，引导新的错误的偏颇的阅读。

语典是指引用或化用圣经中的语言，这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文学都是在圣经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时圣经阅读和宗教活动就是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因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到处渗透着圣经的因素，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句子，一段话，甚至是整个篇章。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以各种方式援引圣经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往往能收到特殊的效果。比如，简·爱被舅妈送到劳涅德学校后，虽然生活条件恶劣，但却赢得了自尊和自信，于是感叹道:“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和罗切斯特深深相爱时，她说自己是丈夫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当得知罗切斯特已经结婚时，她描述自己的心境就像《出埃及记》中埃及一夜之间家家被杀尽第一胎男婴的一片哀号。这些语句都恰当地表现出了简·爱的感受，而语句背后的圣经背景更强化了它们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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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竹子姑娘；文本语言；审美；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9.120

0 前言

在中日两国民间分别流传着两则“竹子姑娘”的传说，一位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斑竹姑娘，一位是日本物语中的辉夜姬。斑竹姑娘的故事目前主要收录在田海燕所编辑的《金玉凤凰》的《斑竹姑娘》篇中，《金玉凤凰》是田海燕将在藏族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加以收集、整理，最后编纂成书的民间故事集。该书主线是大王子追取金玉凤凰鸟，由多个连环小故事组成，《斑竹姑娘》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金玉凤凰》最早在1957年出版，因社会、作家等各种因素影响目前存在多个版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金玉凤凰》第一册是田海燕独自编纂的较早的版本，且收录故事数最多（41个），其中包含了《斑竹姑娘》的故事，本文的研究主要以此为蓝本。

辉夜姬也称赫夜姬等，以其为原型的故事在日本有多种文学体裁和版本，最常见于日本物语中，目前收录故事比较完整的是《竹取物语》。《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物语，又叫《竹取翁物语》或《辉夜姬物语》，是以女文字（假名）写作的作品，作者与创作年代均不详。《竹取物语》中辉夜姬的故事从平安时展至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版本，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北杜夫・l万智编纂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以现代日文写作，故事情节丰满，对故事中出现的人物、物品、风俗习惯等均有详细注释，利于读者深入、全面理解辉夜姬的故事，因此本文所引故事内容基于此版本翻译。

《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在故事情节上有极高的相似度，关于两则故事的起源问题迄今仍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中日两国传承至今的神话、传说中“神奇出生”母题的故事很多，也有关于“竹中出生”的传说，可以说中日两国都有孕育与滋养“竹子姑娘”故事的文学土壤与环境，但两部作品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情况却相去甚远，本文试图从文学审美的视点出发，从两个文本的文学语言及作品人物塑造的艺术性来看探究两则故事在现代传承上的差异。

1 中日“竹子姑娘”传说

《斑竹姑娘》讲述了藏族青年朗巴从专横的土司及其手下保住一株斑竹，从竹中出来一位美丽的姑娘，斑竹姑娘用寻找稀世宝物的难题拒绝了五个权势青年的求婚，最终与朗巴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竹取物语》讲述了一位伐竹翁在竹中发现一个小女孩，3个月就长成为一位容貌惊为天人的美丽姑娘，老人给她取名为“辉夜姬”。后来有5个贵族子弟向她求婚，辉夜姬向这些求婚者分别提出了一个难题，约定谁能找到难题中的罕见宝物就嫁给谁，可是这些求婚者都失败了，之后天皇也想娶辉夜姬，同样遭到辉夜姬的拒绝，最后辉夜姬披上羽衣升上天宫。

辉夜姬的故事在日本流传历史比较久远，斑竹姑娘的故事经田海燕收集整理成书后，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日本民间文学研究学者们的视野，以百田弥荣子的毕业论文为首，伊藤清司、君岛久子及关敬吾等学者围绕《斑竹姑娘》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工作，于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一股《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对比研究的热潮。这不仅因为两位“竹子姑娘”拥有相同的竹中异常出生的神奇光环，还因为两则故事中有相似度极高的五公子求婚难题情节设置。百田弥荣子在《关于竹取物语形成的考察》中以对比表的形式清晰、详细地列出了两则故事的求婚部分内容，包括求婚者名头或身份、所出难题、难题物品的特征、最终入手的物品、入手的经过、姑娘的行为、假货被识破后的结果，结合其他部分可得出两则故事“竹子姑娘出现以前的故事，以及结尾辉夜姬升天部分除外，中间部分基本一致。”的结论。

2 中日“神奇出生”传说与“竹子姑娘”故事传承

在中日两国的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神奇出生的传说和故事，这些故事以文字的方式记录、流传下来，衍生了众多以“神奇出生”为主题的作品。以汉代纬书为例，其中记录了十九个神奇出生的神话主角，他们中有氏族始祖、远古英雄帝王、开国君主、圣贤人士等。《诗经・商颂》中记载商契的出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河图稽命征》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邱。”《史记・高祖本纪》中载汉高祖刘邦的出生：“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汪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隧产高祖。”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竹中出生”相关的故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建安有oY竹，节中有人，长尺许，头足皆具。”《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有竹王者，兴于q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

日本的物语、昔话中关于“神奇出生”母题的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桃太郎》及《瓜子姑娘》。“老爷爷一边说着，把桃子放在两只手上，正左瞅瞅右看看，突然桃子从中间劈开成两瓣，从里面传出‘哇哇’的大哭声，一个可爱的男孩子从里面迸出来了。……于是，因为他是从桃子中生出来的，给他取名叫桃太郎。”“那样说着，就准备把瓜劈开，只听那瓜“咔咔”作响裂开了，生出来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老爷爷老奶奶都高兴得不得了，给她取名叫瓜子姑娘。”

《斑竹姑娘》是在金沙江流域流传的故事，经田海燕收集整理编入《金玉凤凰》故事集中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金玉凤凰》最早于1957年出版，收有12个故事，到1961年的版本时增加到41个故事，随后由于中国国内特殊政治时期，《金玉凤凰》及其编纂者都被波及，直到1980年才重版了1961年本，命名为《金玉凤凰1》，1983年刍燕在田海燕所收集的资料基础上继续编纂了《金玉凤凰2》，收录了新的故事，《斑竹姑娘》自然未列入其中。随后，从1992年至今出现了一些合集、简装本、插图本，多以1980年及1983年版本为基础。虽然《斑竹姑娘》的故事近年被收入中国小学语文A版四年级上册教材中，但其作为民间故事只在局域范围内流传且影响不大，作为文学作品在中国民众认知度也不高。反而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了日本民间文化研究学者的目光，先是由伊藤清司及百田荣弥子共同发表了《金玉凤凰》日文译文，1977年君岛久子以《チベットのものいうB》为书名将《金玉凤凰》故事集翻译成日文，其中收录了《竹娘》（《斑竹姑娘》）的故事。相比其自身的民俗及文学价值，其作为《竹取物语》研究及中日文学、民俗文化对比研究的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

辉夜姬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竹取翁物语》、《辉夜姬物语》等版本，从平安时代流传至今，发展为独立的故事文本――《竹取物语》，《竹取物语》现存有图版、解说、绘卷、奈良绘本等各种珍贵古本资料，也有现代文版本，它是日本古典文学教材必收的篇目，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也是外国人了解日本文学及文化的经典文本。即使在现代，以《竹取物语》及《辉夜姬》为题的各类绘本、动漫、电影等作品不胜枚举，辉夜姬是日本人在孩童时期就已熟知的形象，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由于《竹取物语》中“富士之烟”篇章中有关于富士山来历的传说，辉夜姬的故事在日本富士市广为流传；在日本有以“辉夜姬”命名的人工卫星、高速巴士；1929年古关裕而以《竹取物语》为名所作的管弦乐舞曲在英国伦敦作曲大赛中获奖，1933年日本作曲家贵志康一作《竹取物语》钢琴曲；继1987年电影《竹取物语》之后，2013年11月23日根据《竹取物语》原作改编、由高x爰喽街谱鞯亩漫作品《辉夜姬物语》（《かぐやの物Z》）公映，辉夜姬的故事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

3 “竹子姑娘”艺术形象与文学文本语言对比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竹取物语》的女主人公辉夜姬作为“世上最美的女人、拒绝人间最高权力者皇帝、最终奔月而去”的这一形象，被众多后续的物语所继承。……可称为辉夜姬“后裔”的故事人物不胜枚举。甚至出现了“辉夜姬性”这一术语、后世的文学作品能达到如此影响力的物语就只有《源氏物语》了吧。……可以说到如今辉夜姬和她的故事依然俘获着日本人的心。抛开作品的时代背景、政治因素，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竹取物语》在作品艺术性上所达到的高度是《斑竹姑娘》难以企及的，尤其是辉夜姬这一经典艺术形象的塑造，这都与《竹取物语》风格独特的文本语言有直接关联。

首先从文本语言的形象性来看。形象化的语言，能让读者从抽象的文字中得到如临其境的审美感受。两位“竹子姑娘”均是出生于竹中，拥有美貌与智慧的少女。关于其出生的细节与美貌，《斑竹姑娘》中描述为“竹筒里竟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女的象牝鹿一样美丽……女的唱歌像百灵鸟那么清脆而又迷人……”“忽然听到银铃般的姑娘笑声”，《竹取物语》中则说“从竹筒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里面蹲着个三寸也就是10厘米大小的可爱的小姑娘。”“要说起这位姑娘动人的容貌……家中仿佛环绕着光芒。”。“三寸”与“10厘米”是形象而又具体地描述出辉夜姬的“小巧琳珑”，而一个动词“蹲”看似轻描淡写，悄然为读者设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观察视角，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描绘出窥探竹中景象的画面，传神地表现出了竹中女孩初生婴儿般的“娇”与“弱”，辉夜姬刚从竹中出来时的娇小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不禁心生怜爱之情。《竹取物语》中多次用“光”来隐喻辉夜姬的美，“美丽的容貌”与“耀眼的光芒”都是用眼睛来感知，“美丽”是感性、主观的表现，“光芒”则是物理现象，用“光芒”来表现辉夜姬出众的美貌，巧妙而又形象。

其次看文本语言的隐喻性。《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中两位“竹子姑娘”巧妙、智慧地用难题拒绝了五位贵公子的求婚，在求婚者数量、身份、难题物品、寻找物品经过以及最后的结局均大致相同，但《竹取物语》以转喻的手法，巧妙地将求婚者的名字、物品等与其行为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新的体验，提升了作品的艺术高度。如借石作皇子丢掉假钵（发音HACHI）的行为比喻他丢掉了廉耻（发音HAJI）心，来讽刺他的厚脸皮；以车持国皇子因假玉珠（发音TAMA）而躲起来的行为嘲讽他丢了魂（发音TAMA）的可笑；以阿部（发音ABE）右大臣的名字的发音及大纳言事件中的传言来讽刺他们诡计难成；用中纳言所寻找的贝（发音KAI）转喻其临死前收到辉夜姬的回信认为辛苦是有价值（发音KAI）的，这些语言使文本超越了文本所描述的事件本身，为文本赋予了深刻的艺术意义。

最后，从文本语言的内涵性与蕴藉性来看。描述贵公子为“竹子姑娘”的美貌所倾倒时，《斑竹姑娘》中的描述为：“斑竹姑娘鲜花一般的笑容，惊得他们都吐着舌头，像狗一样直流馋涎，半天也缩不回去。”《竹取物语》中则描述为：“……无论是十一、十二月飞雪结冰的苦寒时节，是六月的酷暑之日，还是电闪雷鸣的时刻，仍殷勤地跑来。”前者的语言贴近民间文化，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难免有献媚、低俗之嫌，失去了文学文本的美感。在《斑竹姑娘》中，虽然“朗巴和妈妈……认为她是天女下凡……”，但除了其奇异的竹中出生环节，后面的难题智斗五公子求婚环节她是“大大方方地走来”“她安详地笑着叫她放心”，故事文本中以平实的语言将她描述为勤劳、勇敢、善良的少女形象，而辉夜姬则被塑造为连“家人也难轻易见着”贵族女性形象，对求婚者及皇帝的冷淡态度更衬托出其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竹取物语》中辉夜姬羽衣升天前写给皇帝的和歌“归去之时，羽衣轻着身，慕君之思深无奈。”与“富士之烟”部分皇帝所作和歌“不见之缘，悲泪满衣襟，不死灵药又何用。”相呼应，使读者感受到辉夜姬身份使然背后的无奈与不舍，写出了皇帝相思之痛，将现实与理想、幻灭与永生和谐地融合在作品中，使故事文本更含蓄、富有韵味。

4 结语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神奇出生”甚至“竹中出生”对于中日两国文学作品来说都不是新奇的主题，都具有孕育与滋养“竹子姑娘”类型故事的文学土壤与人文环境，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两国民众及读者对此类文学体裁接受度较高。然而这两部在情节上高度相似、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存在故事原型起源之争的传说，无论是从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民俗文化传播的范围，还是从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及所受关注度来看都相去甚远。《竹取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经典性、代表性、开创性，辉夜姬艺术形象在日本文学、日本民俗文化中的地位是《斑竹姑娘》难以企及的，这与《竹取物语》文本语言的生动性、隐喻性、内涵型与蕴藉性不无关系。因此，通过《竹取物语》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例子，我们可以明白：民间文学及民俗文化在传播、传承过程中除了受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外，作为其传播载体的文本在塑造人物形象、决定故事受众等方面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间文学文本及人物形象的艺术性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值得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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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的关于语义研究的著作内容上大多是以词汇和句义、语篇为研究核心，谈义素、义位、层次分析和语义场分析等概念及分析方法。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的《文化语义学》，同以前的语义研究相比，填补了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并论述成著的空白。两本著作在研究著述中沿着各自的理论背景及研究路径，探寻创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达到了填补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的缺失，有机地将文化与语义学结合起来，拓展了语义学的研究新枝，并为跨文化交际与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例证的共同目的。

关键词：《文化语义学》；比较；内容；方法；目的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两部《文化语义学》：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不直接谈义素、义位等方面，而是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将文化与语义向结合，使语义研究的一个空白地带填上了颜色，拓宽了语义学研究的领域。两部文化语义学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融汇各家，开阔视野，显示出了各自较完备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

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初版同于世纪之交发表，二者在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叠或复现的面貌，在语料分析方法上和著作撰写目的上都体现出了同一性。但两本书各自的“个性”论述以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为文化语义学这个逐渐兴起的理论涂上了一抹亮色。这些“个性”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部《文化语义学》理论背景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是建立在符号学的基础上进行展开论述的。作者在书的第三章着重论述了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作者认为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化语义学进行论述的根本意义在于：从本体论上看，符号现象同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认识论上看，认识客体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使认识主体认识自己，而认识的主体也正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达到对认识客体的认识；从方法论上看，符号学首先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新的角度，它使人们从另一个层次、角度上看到人类文明的共性，同时，符号学方法论价值更鲜明地反映在作为符号主体的语言学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先作用上。

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分为两个层级，并且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可由下表表示：

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不同于前者，他的理论背景相对广泛，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正如书中林书武先生所作的序中对于本书研究的性质界定：“它不能归于语言学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结构语义学、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孟德鸠（亦译作“蒙塔古”）语义学，而是包含了不少认知语义学、认知人类学、语言文化人类学等内容在内…”的一部文化语义学。在这种广泛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基础上，马清华便可得心应手地用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对语料进行分析语研究。如第九章常识中，作者认为，常识性程度越高，其内容越容易在整个言语表达结构中隐含起来。作者对温州城乡八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交通工具关注及使用进行了调查，并通过直观的图表进行社会认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语料选择方面的区别

从语言上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所选择的研究语言是以俄语词汇、文化分析的俄汉语对比，同时汉语与部分英语也纳入分析范围。这是在俄国的《语言国情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相比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单一运用俄语进行研究的情况看，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语言要广泛的多。他所涉及的研究语言不仅仅是我国古今汉语、我国各地方言，也包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日语、英语、俄语以及国外土著语等。在如此丰富的材料基础上，马清华通过归纳、整理、分析、解释，提出了比较全面、较为可信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如：从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第126页中作者整理归纳的与汉语普通话或江苏金沙话零对应的词表来看，作者归纳总结了河北方言词、满语动物义类词以及印度尼西亚语动物义类词来阐明“零对应”概念。

两部《文化语义学》对于研究语言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书中对于词汇和文学作品的选择。

从词汇选择方面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多选择俄语中的词汇进行研究。词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也是以俄罗斯的文化特征为主。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的词汇量相对来说较大，所涉及的语言情况也较为复杂。相对丰富的语料的运用，往往在证明观点时会更具说服力。如在谈及“隐喻”问题时，吴国华、杨喜昌单纯运用俄语词汇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而马清华在其《文化语义学》“隐喻”部分的“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中便使用了彝语、英语、德语、汉语分析海菠菜、海栗子、海豹、海牛、海百合、海狗、海马等海洋生物命名的陆地化隐喻。从文学作品选择方面看，两部《文化语义学》都大量地将文学作品作为语料参与理论证明与建构。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同样是以俄语为主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文学作品则涵盖了古今中外，仅第三章和第八章中运用的文学作品语料就多达48处之多。

三、部分内容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作为两部理论相对成熟，说理相对合理的语义学著作来说，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在内容上的区别性即是两部《文化语义学》各自的创新性所在。 笔者将以两部《文化语义学》独特的理论分析作为二者区别与创新的主要方面进行如下论述。

（一）、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王德春先生在《文化语义学》的序中便提到：“书中的《意念》和《观念》两章是作者个人的创见，材料异常丰富，《意念》一章调查的文学作品就达两千万字之巨，《观念》一章调查的词典就达数十部之多。”①虽然王德春先生没有将第九章常识纳入与第六、第八章内容的“个人创见”范围，但“常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广泛的事物，却常常被学术创作所忽视。马清华先生将其作为最后一章，是因为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是将常识作为文化语义分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最后一环进行《文化语义学》的逻辑性结尾。所以，笔者将第九章也纳入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内容上最具创新性的章节之一。

1、“观念”

第六章观念中，作者首先阐明了观念（单项义素类别所反映的思想范畴）与概念的关系：成分对应关系，相互独立性，文化同构性和互补性。作者也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形态标记发和在隐形词义范畴寻找方法来确保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最后，作者运用人类与动物对立观念的分析的例子阐明文化的释放。在这一章的论述中，作者运用了数十部词典，查询了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对理论进行了佐证，如在阐释汉藏语系的部分语言的动物名词常带严格程度不等的前缀中，运用布依语、湘西苗语、哈尼语、凉山彝语、珞巴语、拉基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例子进行例证。

2、“意念”

在第八章意念中，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了意念与取象的概念与对应关系。意念是人们从实际意义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意义范畴。取象是从形象性字面意义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模式。意念和取象在不同时代可呈现不同的对应关系。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进一步以感情意念为例从层级结构、异构的等效性、同构多能性和意念分化、概念隐喻、表情体使用频率与外界的关系以及体态的内化等六个方面阐释了取象结构。作者就不同语言间取象的差异现象，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章中，作者援引的语料与文学作品为主，所援引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达48部之多。如：作者在论述体态的内化部分，以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笑”、“醉”、“甜滋滋”、“光亮”和“心痒”来表达喜悦概念。

3、“常识”

在第九章“常识”中，马清华用下图阐释了知识的分类：

其中，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简称：常识。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与词汇选择中，潜意识中的常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常识的补足是语言理解的一大前提。作者也提出了表述常识的几种常见方法，如词典释义、表述式和构件式等。作者认为常识贯穿语义组织的一切方面。马清华对于知识的归纳以及对于常识的阐释是在语义学领域的一大创举，是跨文化交际教育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语义学与文化学结合的最好例证。

（三）、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潘蕾认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最具价值的内容为第八章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和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另外，《文化语义学》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也同样具有创新性意义。语言学家们对于专名的描述很多，但没有从语义学，尤其是没有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专门的分析。吴国华、杨喜昌用较大的篇幅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对专名进行的深入分析同样具有创新性。笔者认为，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一章也应纳入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范畴。

1、“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在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中，作者提出了专名的概念并认为其包括人名、地名和其他事物名称三大类。作者从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更富有意义。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专名的指称性质表现在：它只有指称对象，只有实指而无概念意义。另外，作者阐述了专名对文化的多侧面反映，包括人名的运用特点与民族个性和专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两方面。作者也论述了专名的词汇意义的分析价值。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分类可分为：获得性涵义、先设性涵义、分析性涵义和创造性涵义。第四节中，作者将专名归于不对应词汇，它也具有普通义素和异常义素。普通义素一般都是跨语言义素，而异常义素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另外，作者论述了专名具有多义性与其使用的多样性。

2、“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动词是俄语中十分重要的此类。但迄今为止，动词是文化语义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作者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将与俄罗斯的民俗、心理、宗教、文艺等多方面的民族文化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动词分为4类并得出结论：俄语中含有民族文化意义的每一类词中，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动词。这是动词的文化语义学价值。另外，作者对动物名称词干动词加以了分析，他们认为，动物形象往往能够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综合本章的叙述，作者归纳出了动词突出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即语义上的深层次性、综合性、确定性、和理据性以及修辞上丰富的表现力。

3、“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

作者在《文化语义学》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的开篇便陈述道：“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理解，首先就意味着对句子的理解。但是，在语言的研究中，却不是这种情况，句子并没有被优先考虑，在过去，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语义学，通常被理解为词汇语义学。”②诚然，过去的文化语言学的分析过程中，词汇意义被看作分析的主体，尽管一些学术论著注意到了，如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也注意到了句义的分析，但是马清华并没有将句义的分析单独整理成体系进行论述，而是作为例证的一部分佐证书内的理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将句子层面文化语义单列成章进行着重论述，在文化语义学领域甚至语义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作者在从实践方面和句子帮助确定词义以及词汇应在句子构成的具体语境中进行分析构成的理论方面，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是词汇背景理论。另外，作者简要论述了句子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以及句子的句法特点。另外，句子的语调体系也可归入句子的形式结构方面，并且也体现出民族特点。最后，作者论述了句子的美学功能。

凡此总总，两部《文化语义学》在理论背景、语料选择以及部分内容的区别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如在内容方面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观念”、“意念”以及“常识”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的“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及“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都显示出了作者对文化语义学甚至语义学研究的独创之处。当然，这两部《文化语义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瑕不掩瑜，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抛出的语义学新枝引起的国内语言学的兴趣必将激励后起之秀开始对于两部《文化语义学》的总结与学术延伸，使“文化语义学”不仅仅作为一部或两部著作进行研究，而是将其发展成为成熟、稳定的学科而为之奋斗。

注释

①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第2页

②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第226页

参考文献

[1]汪如东.评马清华《文化语义学》[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潘蕾.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文化语义学》[J].外国语学报.2001年第2期

[3]纪云霞.语义学研究的一个新枝――马清华著《文化语义学》简评[J].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6]吴国华.语言文化问题探索[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7.

[7]吴国华.文化词汇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