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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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结症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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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爆炸式增长，有限的陆地资源已无法满足急剧攀升的人类需求；另一方面，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也为人类探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客观技术条件。因此，近年来，地球迎来了新一波的海洋开发热潮。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接一次，越来越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1967年，托利。勘庸号油轮在英国附近海域因触礁搁浅而发生严重原油泄露污染事故，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影响。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所属一个外海钻井平台故障并爆炸，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故－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发生后，漏油点附近大范围的水质受到污染，大量海洋生物及鸟类都受到严重影响，患病或死亡。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及阿拉巴马州渔业更是陷入灾难状态。在中国，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发生海洋石油气勘探开发污染事故41起。而刚刚进入“十二五”时期，就在2011年06月21日前后，美国康菲公司所属蓬莱19－3油田出现严重漏油事故，已形成“劣四类”海水面积超过840平方公里，对渤海海洋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污染。除去对海洋水质的破坏以外，漏油事件本身还会对周边物种生态、渔业水产养殖乃至于沿海居民健康构成持续性的影响。尽管我国早在2000年就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防治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当时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多处于试验阶段，对未来面临的困难准备不足，一些方面规定的不够全面、精确。特别是对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只在第九十条做了原则性规定，根本无法应对现在日益频发的海洋污染事故。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受损渔民求偿过程中面临取证，定损，费用等方面的困难。此外，信息披露的滞后与缺失不仅造成部分渔民的二次受损还使国家海洋局面临着行政诉讼。甚至随后由国家海洋局代为发起公益诉讼都面临很大的法律障碍，凸显出我现行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制度亟待改善。

1海洋污染的定义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船舶造成的污染；海洋油气开发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工厂对海洋的污染。

2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立法现状

最早规范海洋原油运输的法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前身“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IMCO）的领导下于1954年制定了《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石油公约》（简称《伦敦油污公约》）。公约规定禁止15总吨以上的油轮和500总吨以上的其它船舶在离岸50海里以内排放油类或油类混合物。这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公约。1969年，托利•勘庸号油轮露油事故发生后，举世震惊。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制定措施防止船舶污染及如果发生损害后如何赔偿的必要性。为此，IMCO于1969年11月10号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海上污染损害国际法律会议，通过《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最棘手的法律问题，即在公海发生油类污染事故时，沿岸国政府有无权利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以防止、减轻或消除对其沿岸海域或有关利益方产生的油污危险或威胁以及它们的后果。同时《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对船舶所有人实行严格责任，并将赔偿限额相比于1957年的规定提高一倍。随后《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简称《基金公约》）设立了一只国际基金以减轻船舶所有人由于海上事故而引起油类污染赔偿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额外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以及后续的《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宣言》要求停止倾倒有毒物质和环境不能吸收的其他物质，国家尤其应防止海洋污染等都对防止海洋油污染作出了规定。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各国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并进一步要求各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并根据不同的污染来源作了不同的规定。我国参加的国际海事组织于1990年通过了《国际油污防备、反应与合作公约》（简称《油污防备公约》），随后又通过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简称《CLC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这些国际公约也对防治海洋油气污染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3我国现行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立法

3．1国内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法律

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根本性法律。其第四十一条规定“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罚款。”在第九十条又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赔偿要求。”《民法通则》第一一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然而，上述法律仅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3．2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行政法规

国务院2009年公布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海洋工程建设做出了相关规定，并明确了因海洋工程建设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该条列第五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的企业、事业单位、作业者，可以责令其限期治理，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责令其缴纳排污费。”

3．3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地方性法规

随着全社会对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近年来，部分沿海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来规定海洋污染赔偿的相关事宜。2004年通过的《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责任人，应当消除危害，并向受损害方赔偿损失。”同年，《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通过的《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或者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4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

为了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我国先后加入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但是，这两个公约只适用于“污染损害系指油类从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该船之外造成的灭失或损害，不论此种溢出或排放发生于何处”，对海洋油气开发工程项目造成的的海洋环境污染并不适用。

4现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的缺陷

4．1相关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相应实施细则

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公司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应当受到哪些惩罚，不仅是那些受到此次露油事件影响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海洋局只是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其作出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决定。中国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中，或许现在可以适用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少数法律。反观美国，墨西哥湾露油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不仅花费巨资进行油污清理，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保证任何可能受到的损失都在发生后得到合理赔偿。康菲事件发生后，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生态索赔。然而，国家海洋局的求偿主体资格和程序正当性却招到质疑。一方面，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是“有关单位”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为海洋污染赔偿的求偿主体，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机构；另一方面，按照中国海洋管理范围划分，国家海洋局负责海水生态环境污染，海事部门负责商船、港口水域，农业部负责渔船、渔业污染，环境保护部负责管理岸边水域，近岸地区则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一来，国家海洋局能否代表全部利益相关方进行生态索赔令人心存怀疑。

4．2赔偿标准缺位

如何确定海洋污染赔偿及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全世界海洋污染赔偿制度面临的法律难题。因为一方面海洋自身具有净化功能，部分污染物会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循环而自动消除，这部分是否应该赔偿，怎么赔偿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海洋污染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并由此带来对海洋生态系统长期而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评估，如何补偿？对此，我国也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标准，给海洋污染赔偿造成很大的法律障碍。2002年“塔斯曼海号”溢油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方开庭审理后，肇事的外籍船员质问我方提出的赔偿金额的法律依据，我方却给不出。因此，尽快制定海洋污染赔偿和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4．3信息披露义务缺失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中，很多渔民由于不知道是因海水水质受到污染而引起养殖的鱼虾大量死亡，在康菲公司隐瞒不报的时间段，又投入了新的鱼苗进而造成了渔民的二次损害。如果康菲公司能在发现露油的第一时间及早通报，很多沿岸渔民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很多国际公约已就此做了相关或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九八条规定：“当一国获知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害的迫切危险或已经遭受污染损害的情况时，应立即通知其认为可能受这种损害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又如《油污防备公约》规定“缔约各方同意确保将船舶、近海装置、海港的油装卸设施发现的油污事故，报告给最近的沿海国或主管当局，并告诉可能有被污染危险的邻国和国际海事组织。”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对信息披露义务作出明确法律规定。

4．4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刑事立法不足

相对于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刑法中专门的海洋环境污染罪责，我国现行刑法对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仅在第三百八十八条和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等情节严重的后果时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两条刑法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给实际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难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

篇3

    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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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移动式采油平台为钢质非自航平台。海上作业时，平台依靠拖轮以及其它辅助船在预先选定好的固定式单井平台或井组平台附近抛锚就位。从井口平台采出的原油，经采油工艺流程进行油气分离处理后，进入1000m3～1500m3的储油罐进行储存；天然气再经进一步气体洗涤处理后，沿管线至火炬放空燃烧。待储油罐达到一定的限量，启动原油外输泵将储油罐的原油输往油轮运至口岸再做进一步的处理。作为具体承担该平台的设计单位，在设计平台各科目的过程中，对海上移动采油平台采油作业造成污染海洋环境的现象，必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遵循CCS海上有关的《规范》要求，加以避免或尽量减少造成污染海洋环境的环节。为了避免污染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生态平衡、海上养殖业繁荣昌盛，特地提出了防止污染海洋环境的研究课题。

2移动式采油平台在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海洋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2.1井口平台与采油平台之间，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井口平台与移动式采油平台之间一般采用栈桥的形式进行连接；由于移动式采油平台上动力机械产生晃动或震动，造成采油平台与井口平台之间的栈桥产生晃动或震动，引起原油管线连接处发生移动而变形，出现渗、滴原油流入大海。措施：在相连接的管线部位，设计一适当大小的接油池。一旦出现原油滴、渗现象时，皆可通过此接油池来避免污染海洋。

2.2放空燃烧的天然气燃烧头，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井口平台的油井在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油井油、气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经单井或井组采油工艺流程分离出的天然气中，夹带着未处理干净雾状的轻质油；天然气沿放空管线冷却，待天然气到达燃烧头时，由于燃烧不完全，造成轻质油滴入海面。措施：根据移动采油平台的使用特点，海洋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现场调研、分析、研究攻关，设计出了一种防风全燃型新结构的燃烧头（已被国家授权为发明专利）。这种新结构的燃烧头，主要由引火管、主气管、集油管喷火头、燃烧网筒体、顶部盲板和防风罩组成。油井产出的天然气经这种燃烧头放空燃烧完全，防风能力较强。既适应于海洋经常有风的特点；又避免了天然气燃烧不完全、轻质油滴、落海面的现象发生。

2.3外来拉运原油的油轮与采油平台之间，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胜利浅海水域的移动采油平台所采出的原油，大部分是采用油轮从采油平台运至口岸穿梭式运拉油作业的；在油轮靠近采油平台时，首先油轮要与平台上的原油外输管线接通；启动原油外输泵，将采油平台储油罐里的原油输至油轮上；待原油装满油轮，停止原油外输泵的运转，关闭原油外输泵出口管线的控制阀门。从原油外输泵出口管线的控制阀门至油轮之间的原油管线采用蒸汽或氮气扫线后，将油轮与采油平台相连的管线法兰卸开，采油平台与油轮相连的管线里，不可避免的遗留少量残油，残油可能滴入海面。措施：在相连接的管线部位，设计适当大小的接油池。一旦在油轮与平台相连接的管线处，出现原油滴、渗或卸开连接的管线残油滴下，皆可通过此接油池来避免污染海洋。

2.4采油工艺流程设施，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采油平台在投产作业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或油井压力过高造成采油工艺流程设施连接处、管线法兰、阀件、原油取样口等部位出现渗、滴原油流入大海。措施：在采油平台设施周围设计围板、集油槽和集油井；一旦上述部位出现滴、渗原油现象，皆可采用所设的围板、集油槽和集滴井进行积存，然后采用人工的形式清除，避免外泄的原油顺甲板流入大海污染海洋。

2.5轮机所属的各动力驱动设施，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该平台的发电机房及轮机所属的各动力驱动运转泵、液压站舱等；因机器底座或泵运转使用的油，在交替运转或间歇运转的工况下，运转时间超过一年，机器底座或泵运转使用的油遗留少量残油滴下，残油由少集多，流至平台之外滴入海面。措施：在发电机房及轮机所属的各动力驱动运转泵、液压站舱（底座）以及经常操作的油阀等设施的附近设计适当大小的接油池或档油板、集油槽和集油井；将滴、渗出的残油集中回收，然后统一汇总采用油污水装置集中处理；避免外泄的残油流入大海污染海洋。

2.6采油平台生活污水，可能出现的污染源及解决措施

采油平台生活楼人员的洗澡水、生活饭菜的洗刷用水等，流入大海。措施：将采油平台所有来自采油平台生活楼的污水、生活饭菜的洗刷用水等，选用专用的生活污水装置集中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大海；避免生活污水流入大海污染海洋。

3结束语

篇5

现阶段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场“能源革命”。它既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是我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广东省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海洋低碳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这不仅为广东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实现广东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低碳经济是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1.1低碳经济的内涵

从内涵看，低碳经济兼顾了“低碳”和“经济”，低碳经济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依靠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1]。低碳经济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形态，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旨在建立新的能源结构，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2]。

1.2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意义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海洋低碳经济是在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中，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一种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海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平衡式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环境友好型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对广东省来说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2.1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直接体现。在广东省的海洋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基础十分脆弱的一个基本省情条件下，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实际上是从需求的角度提出的，在发展中注重系统整体的互利互动和协调一致，使人与自然、经济、社会有序循环，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1.2.2是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的必然选择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落脚点是把广东省建设成海洋经济强省。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广东省海洋经济有效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载体。在发展中,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的原则，通过充分重视恢复和保护海洋自然生态环境，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生态基础，推动海洋经济强建设的顺利进行。海洋经济强省本身应该是海洋生态强省、海洋绿色强省，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尽可能采取“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形成海洋经济之间、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利交换和良性循环。

1.2.3是广东海洋经济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海洋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内容：一是陆上经济活动不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施加难以消解的压力；二是海洋经济系统的产出能较好满足人们对海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三是海洋经济的发展能明显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目前主要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表现为陆上经济活动对近岸、近海的强大的污染威胁。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领先，陆源污染负荷强度非常大,实施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大力解决陆源污染问题，才可能为海洋经济建设提供相对宽松的海洋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全面实现广东海洋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2.1广东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成效

2.1.1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长期位居首位

广东省海洋经济自1995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达8000亿元，约占全省GDP的17%，比2009年增长17.6%，比2005年增长2.7倍，年均增速达22%，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等主导海洋产业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1.2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建设初见成效

广东省沿海地区凭借区位和资源优势，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粤东、粤中（珠江口）、粤西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初步形成。珠江口地区已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东西两翼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在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中，汕头突出发展重化工业和水产品加工业，水产品出口连续4年居全省地级市首位；潮州建成全省最大的烤鳗加工、贝类集散地。汕尾是全省最大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市养鲍场已达40多家，年产量超1000t；惠州着力建设临海石化工业区；湛江、茂名大力发展海洋石化业、港口物流业；珠海、阳江、惠州、茂名等地区着力打造滨海旅游品牌等等。

2.1.3海洋科技和教育成效显著

广东省积极部署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全面启动实施了《广东省科技兴海1999—2010年规划》，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重大科技兴海招标项目取得丰硕成果，14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建成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8个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在海洋教育方面，广东省拥有全国第二所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中山大学海洋学院、广东省水产学校等海洋教育机构，多年来培养了大批海洋与水产技术和管理人才。

2.1.4海洋环保取得进展

完成了第二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工作，编写《广东省海洋污染调查报告》。针对全省发生赤潮，成立了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和赤潮研究中心[3]。省政府出台了全国第一部规范人工鱼礁建设的政府规章，决定省、市、县财政投入8亿元，用于人工渔礁建设。广东省编制实施了《广东省海洋与渔业自然保护区总体建设规划》，加强海洋与渔业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力度，截至2010年底，已建成了徐闻珊瑚礁自然保护区、雷州白蝶贝自然保护区、东山—南澳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示范区等10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9个，保护区面积达69万hm2，初步形成了类型较齐全、布局较合理的保护区网络。#p#分页标题#e#

2.1.5海洋污染治理力度加大，监测治理效果显著

全省各地基本建立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对重点排污口、海水浴场、海水增养殖区监测实现常规化，连续7年省级、沿海市级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建立了重大海洋与渔业环境灾害监测预警机制，重新修订了广东省重大海洋环境突发灾害应急预案，妥善处理了澄饶联围水污染、茂名水东湾死鱼事件、深汕高速公路甲苯泄露事件等近10宗海洋渔业污染事故，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稳定。环保执法力度加强。严格要求直排入海重点单位执行“三同时”制度。全省海岸工程环评执行率达100％。

2.2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2.2.1海洋资源衰退、环境污染状况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于资源过度利用以及粗放式经营对海洋资源造成的影响没有根本缓解，海洋生物资源补充能力严重衰退。目前，南海北部大陆架底层渔业资源密度已下降到很低水平，不足原始资源密度的1/9，而北部湾海域的渔业资源密度已不足原始资源密度的1/8。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除局部区域有所改善外，总体表现为海域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度不断加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国家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表明，广东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由2005年的9860km2增至2010年的22042km2。另外，广东省沿海城镇生活污染源的源强持续快速增长，生活污水处理率目前仅为39%。

2.2.2绿色海洋科技整体水平不高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绿色海洋科技发展的状况，其开发范围的深度和广度受到绿色科技的制约，同时，其开发利用中伴随的负面的影响也需要先进的绿色科学技术来解决。广东省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却不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1个海洋兄弟省份中，海洋科技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只处于第4的位置，其中高级职称人员为310人，不及山东727人的1/2。广东新兴海洋产业产值只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4。一些新兴产业，如海洋药物、海洋能源等明显开发不足。最直接的原因是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海洋资源的开发仍停留在粗放利用阶段，以资源为优势的高附加值的产业还没有形成，海洋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主要的海洋仪器依赖进口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2.3海洋综合管理滞后

目前，广东省海洋和海洋资源法律制度现状己难以适应海洋开发、管理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需要，尤其是海洋和海洋资源综合性管理的法制建设滞后，加剧了广东海洋资源开发的无序和无度。沿海各市海洋综合管理的机构尚未健全，体制尚未理顺。海上执法部门，如海监、渔政、环保、港监、公安、边防、海关等力量大多各自为政，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无法对海洋实施统一、有效的监督和监察。

2.2.4绿色发展意识不足目前绿色海洋意识

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总体而言，其普及度还不够，尤其是对海洋生态的保护意识不强。一是缺乏“绿色”生产意识。涉海经营企业把海洋当作无偿的排污场所，无偿的使用海洋资源，不愿意治理污染；二是绿色消费意识不够，据调查，约有2/3的消费者对消费的产品是否是“绿色产品”并不在意；三是缺乏资源节约意识，认为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2.2.5海洋法制不健全

至今尚没有一部海洋的综合法律。在海洋权益管理方面，缺乏海上人工构造物管理方面的立法；在资源开发管理方面，行业管理法规较多，但缺乏海洋资源开发、综合协调管理方面的立法，尚没有颁布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基本法、海岸带管理法等。虽然“谁污染谁治理”早已形成法律，但实施效果并不好。排污收费面不全，收费的主要是超标排放的大中型企业和一部分事业单位，但环境污染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不超标排放的企业和规模小、布局分散的乡镇企业；收费标准偏低，仅为污染治理设施成本的50%左右，导致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不愿进行污染治理。资源法律的不完善弱化了对人们破坏资源的强制性约束，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阻碍了人与海洋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

3构建基于低碳经济的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模式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活动场所和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和。包括海洋渔业、种植业、工业、运输业、旅游业等，是一个多门类的经济领域；它包括海岸带、近海和远洋，包括水面、水中和海底，范围极为广泛。由于海洋水体具有流动性、可依托性、阻碍性、媒介性，海洋这个特殊的经济空间使得海洋经济具有整体性、公共性、跨地域性的特征。从管理体制看，有各级行政单位和经济组织，以及一部分协作活动机构；因此，海洋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层次性、系统性及多部门交叉性的特征。绿色海洋经济是在低碳这一理念指导下发展海洋经济的有效经济模式。根据上述海洋经济的特征，我们认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是指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将绿色理念融入到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部分，既可以实现低碳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目的，又可以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海洋经济在发展中兼顾“社会安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由于广东自然资源不足，环境承载有限，必须将有限资源作有“效率”的使用，并加强对环境保护，确保海洋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创造经济、环保与社会“三赢”愿景。

4基于低碳经济推进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4.1政府加大对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在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很有必要，要根据海洋经济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从整体效益出发，进行与产业优化相适应的环境建设。要通过媒体宣传、信息、市场预测等，使社会明确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通过行政、法律、财政等手段引导企业将资金投放到低碳产业。鼓励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吸引社会各方面多元化投资。强化重大项目的全过程监督，提高投资效率。此外，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要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配合。在海洋产业优化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和增量调整，进一步优化第一、三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提高其档次。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海洋生物制品工业、海洋电子、海洋旅游等新兴或低碳的产业。

4.2构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p#分页标题#e#

应该围绕海洋科学与技术、海洋生物制品及加工、海洋工业与能源、海洋环境与发展等领域展开海洋技术创新基地的建设活动，加强高新技术的攻关力度，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以解决当前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精品养殖、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结合，构筑产业科技开发的平台，实现科技开发和产业需求接轨，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问题。同时，要鼓励应用型科研机构和涉海企业联合开发新技术。通过与海洋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共同进行技术和产品研发工作，可以促进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逐渐形成企业连基地、基地带区域的海洋产业开发格局。

4.3强化发展海洋经济的低碳意识

广东省海洋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就必须强化人们的低碳意识。低碳意识是伴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与环境的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提升环保危机感和责任感，为改善海洋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海洋和谐，提供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和政治保障，鼓励技术创新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海洋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越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实施环境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激发和强化各级领导、环保执法人员、环保产业单位的环保责任。再次，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等途径，大力宣传低碳观念，倡导低碳生活，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环境道德实践活动，逐步强化公众的低碳意识。

4.4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

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强化监督管理”的原则。由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要做好海洋环境监测，通过大力组建海洋环境监测网，逐渐形成行政监管、专业机构监测、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测体系，以利于准确地掌握海洋资源及环境的变化状况，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还要发挥海洋行政执法的作用，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各种用海活动。对重点海域进行环境污染容量评价和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调查，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标准控制制度，对重点排污口加强监测、监视和管理，严格限制排放数量。对围海、填海项目必须进行科学规划、科学论证和严格管理，以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4.5转变海洋开发模式

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经济是“海洋资源？海洋产品•海洋污染物排放”型经济，最终会导致海洋资源的短缺和海洋环境污染。而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将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生产•消费•二次资源”的闭环过程，使资源和能源得到合理和持久利用，并使经济活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二是采用科学的政绩评价指标，实行绿色GDP考核。省委、省政府要大力推行绿色GDP指标和产出率等效益指标。逐步在沿海各地建立海洋绿色GDP统计核算指标体系，以利于正确测度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督促人们经济行动的改进。三是转变发展观念。摒弃“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4.6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走绿色海洋发展道路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通过综合管理实现。由于对现有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需要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一是成立海洋机构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本省的海洋研究、开发、保护的重大战略方针，进行全局性连续指导，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是海洋经济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层次，也是综合统一管理能否展开的关键环节。在健全机构的基础上，明确划分省级和市级管辖海域的范围。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地方政府的效用，减少沿海地区的用海矛盾和纠纷。二是弱化行业管理，减少涉海管理部门，将海洋资源、环境行政管理权限以海洋委员会为主导纳入到海洋综合管理体系之中，鼓励公众参与。

篇6

【关键词】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近几年以来，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人类的肆意杀戮，海洋物种的淘汰速度正在逐渐加快，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海洋生物正在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如何保护管理好海洋生物资源，在中国海洋保护和管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要结合海洋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保护管理制度，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一、目前中国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现状

我国是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陆地大国，同时更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我国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海洋生物已经达到了两万六千多种，同时我国还具备了珊瑚礁、红树林等众多生态保护系统。被称为是“海底森林”的红树林是属于常绿阔叶林的一种，红树林主要生长在亚热带海岸潮湿地域带上，红树林生态系统不但为两千多种鸟类和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繁殖环境，同时还在防护海岸、河水净化、湿地保护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城市建设和毁林围海造田等一系列的破坏，致使红树林的面积在大幅缩减。目前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已经减少到了六十年前的百分之七十三左右，已经到了濒危境地，因此迫切需要国家加强对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

二、目前我国海洋生物资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人类生存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大肆进行沿海建设，再加上逐年对海洋生物的过度开发利用，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海洋的生态环境。人类为了牟取暴利，正在无节制地对海洋和海岸进行挖掘，不断攫取用于生产加工的海洋生物资源原材料。人类的捕捞对象不再单单针对于鱼虾类和脊椎型动物，常常冒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去捕杀海豚、海龟以及鲸鱼等受国家保护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一般体积比较大、生命周期比较长、繁殖率也比较低，它们一旦遭受到人类的伤害，就很难恢复过来。

第二、海洋污染方面的问题。海洋生物的疾病与非正常死亡主要是由生物和污染引起的。人类的日常生活用水、工厂排放的污水、大规模的水产养殖等，都会伴随着许多病原体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有时，海洋污染还会导致赤潮的发生，使鱼类和许多其他脊柱动物面临死亡的危险，而且可能会导致一些罕见的海洋物种因为严重的水污染而死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海洋中的有机物含量日益增加，使海域的污染更为严重。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核技术的开发研究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核废料，增加了核事件的发生概率，使海洋生物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威胁。

第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围海搞城市建设、围海造田、大量开采海洋矿产资源等人类活动都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海洋生物面临着重大的环境压力，严重影响了海洋生物生存繁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四十年内的围海搞建设、围海造田的总面积已经接近六十七万平方海里，我国的沿海湿地面积平均每年都会缩减两万平方海里左右。

三、改善国内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现状的有效措施

第一、提高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性

近几年以来，我国虽然出台了海洋生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随着海洋生物资源频繁开发与过度攫取，在现有保护法律体系下，已无法在中国实现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我国海洋管理部门也应注意目前工作中产生的问题，有效地解决并优化调整现有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海洋生物保护管理法律体系。

1、针对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进行专门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必严。2、建立健全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相关的系列法律体系，明确海洋生物资源所属权的具体内容，明确规定法律限制和许可的相关内容，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3、大力提高海洋行政执法效率，建立健全各部门统一协调机制，在落实与执行上保障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管理法律严谨性和规范性。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保护海洋资源的意识。

第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1、严格控制捕捞量，保护近海的渔业资源，积极开发外海渔业资源，大力发展远洋渔业。2、大力加强对海洋作业船舶、钻井及采油平台的防污管理，组织防污教育培训，增强海洋作业人员的防污意识。3、科学合理地规划沿海城市的工业区域，工业污水净化后才可以排入海洋。要合理规划沿海地区的旅游开发，做到沿海资源不能过度开发，接待游客要有一定的限度并及时清理游客遗留的垃圾。4、认真全面地统筹规划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全面综合地开发海洋生物资源。

第三、统筹规划沿海及近海自然保护区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在生态旅游、科学探究、科学教育三大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陆续建立了多个海洋自然保护区，如为了保护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海岸而建立的河北省昌黎黄金海岸保护区；为保护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广西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为保护珊瑚礁及相应生态系统的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科学规划建立沿海及海洋自然保护区，持续加大对珍稀濒危海洋动植物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总之，海洋保护和管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要结合中国海洋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保护管理制度，做到统筹规划、科学开发，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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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面对我国管辖海域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海洋环境侵权赔偿范围已引起环境侵权法学界及司法实践的关注，而其中纯经济损失是否赔偿更是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区分了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纯经济损失的含义，结合国际侵权法对纯经济损失的态度，主张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应当承认对此种损失的赔偿，但为了避免由此引起的无数诉讼，加重侵权人责任等不合理现象，应从索赔方提供的证据方面加以严格限制。

随着我国石油储备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我国海上石油运量猛增，突发性海洋污染事件频发，损失巨大。陆源污染物排海问题也相当突出。陆源污染物占人海污染物总量的90％以上。[1]在发生海洋污染事故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海洋污染损害索赔问题。海洋污染属于环境侵权，对此种侵权造成的直接损失如财产毁损或财产的减少给予赔偿没有疑问，但是，对于因海洋污染而遭受的纯经济损失是否给予赔偿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保护却不无争议。而且，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对侵权领域纯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远没有对合同领域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关注的多。而对侵权领域尤其是海洋环境侵权领域纯经济损失赔偿问题的研究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船舶油污是造成海洋环境侵权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以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纯经济损失为切入点加以研究。

一、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纯经济损失的含义

纯经济损失是侵权法中所讨论的经济利益损失，国际油污民事赔偿法律体系建立后为国际油污赔偿基金（IOPCFund）的索赔实践所采纳。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的民事赔偿理论中找不到纯经济损失这一概念，我国一般将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分为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

直接损失，就是指加害人侵权行为侵占或损坏受害人的财产，致使受害人现在拥有的财产价值量的实际减少。对于间接损失，一般认为是指加害人侵害受害人所有的财物，致使受害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财产利益的损失。

我国有学者认为，纯经济损失又称为间接损失，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损害。[2]但是，笔者认为，两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在2002年及2005年IOPCFund《索赔手册》中，“纯经济损失”强调的是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财产虽然没有被侵害但是遭受了收入的损失。例如，船舶发生事故后，事故海域的渔业资源遭到破坏，海滩游客减少导致附近的宾馆、饭店、游艇收入的损失，具体旅游项目投资人以及该海域鱼品的经营人的收入损失等，都是纯经济损失；而间接损失强调的是以受害人的财物遭受损害为前提而产生的损失，如渔民的渔网、渔船等被污染，对渔具清污期间不能捕鱼所受利益损失就是一种间接损失。可见，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都是经济损失，但产生的前提不同；相对于直接损失而言，纯经济损失属于间接损失的一种。

无论是财产的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纯经济损失，都属于海洋环境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国际上对侵权法中纯经济损失赔偿的态度

从比较法的角度讲，在欧洲责任体系中，对侵权法中的纯经济损失赔偿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3]

（一）放任式体系，包括比利时、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这些国家法典化的法律里存在一个单一的一般条款，该条款并没有事先排除纯经济损失。如法国《拿破仑法典》第1383条规定：“每个人不仅应就其故意行为所致损害承担责任，也应就其过失行为或不谨慎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条单一原则的外延宽泛，内涵不确定，因此并没有排除纯经济损失的赔偿。”[4]因此，一般认为法国对纯经济损失的保护程度几乎最高，并且这种保护近乎是放任自由不受约束。[5]另外，这类国家几乎总是基于合同外责任、而不是跨界寻找合同法原则来获得对纯经济损失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法国法中，合同和侵权的概念互不重叠。如果原告被拒绝了合同上对纯经济损失的救济，那么他也不可以再提起侵权之诉，因为通常不认可诉的竞合。[6]（二）实用式体系，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这类国家制度的特征是谨慎的个案分析方法，使法官仔细研究就纯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所具有的具体社会经济含义。从英国判例看，英国已经慢慢接受了通常情况下一人因过失行为所受纯经济损失不可获赔的原则。最重要的理由是“诉讼闸门”，包含三层含义：（1）若在某些案件中允许纯经济损失获赔，就会引发无数诉讼以致法院不堪重负甚至濒临崩溃。（2）普遍泛滥的责任将给被告过重的负担。（3）认定纯经济损失只是扩展侵权责任的现代大趋势的一个部分。这一趋势应该得到控制。[7]但是，在英国，如果因被告故意经济侵权行为，如欺诈、侵害贸易、诱使违约、假冒、公共机构里的不当行为、威吓和共谋等，引起纯经济损失，对该类损失的请求权就可以给予赔偿。[8]

（三）保守式体系，包括奥地利、芬兰、德国、葡萄牙和瑞典。这一体系的特征是纯经济损失并没有被置于受到它们侵权法保护的所谓“绝对权利”之列。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如果个人故意或过失损害了受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及其他权利”，他们对此应当承担责任。这一“绝对权利”清单中即有意排除了任何对纯经济性质损害的指称。

从上述三种类型国家立法及实践看，尽管采放任式体系的国家对纯经济损失赔偿的态度较为宽松，但多数国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对案件类型和事实有严格要求。

三、我国对海洋环境侵权中纯经济损失应采取的态度

对于直接损失，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都加以承认并给予赔偿。关于间接损失能否全面赔偿，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两种争议：一种主张应全面赔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受害人本应当得到这些利益，只是由于加害人的侵害才使这些可得利益没有得到，并且，如果间接损失不能全部予以赔偿，受害人的权利就得不到全部保护，同时加害人的非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制裁；[9]另一种主张不宜进行全面赔偿，而应遵循“适当赔偿”的精神，即根据间接损失的不同类别，合理地确定其赔偿范围。[10]200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讨论稿）第7条第1款规定：“船舶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包括因油污而产生的人身伤亡、财产灭失或损害，用海单位或个人因油污直接遭受的经济损失，实际采取或准备采取预防、恢复措施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恢复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不包括其他间接经济损失。”

笔者赞同第一种主张，认为只要间接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有实际依据的，就应该得到充分的赔偿，并且，从两大法系的发展趋势看，以财产遭受了物理损害为前提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也基本上是允许赔偿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3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就是对间接损失予以赔偿的规定。在我国的船舶侵权行为法中，有关直接损失的赔偿和以财产损害特征为前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也得到了承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关于国内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的营运损失应列入海损赔偿范围的复函》中就指出：“根据《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3款的规定，损害他人财产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受害人财产的毁损、减少、灭失和为减少或消除损失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受害人在发生海损事故造成船舶修理期间的合理营运损失（其中包括船员工资损失），应当列入海损赔偿范围”。此外，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中的第1条又进一步规定了“请求人可以请求赔偿对船舶碰撞或触碰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船舶碰撞或者触碰后相继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为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和损失，以及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并且更加明确了设施修复前因不能正常使用而产生的合理的收益损失、利息损失、船期损失和租金或者运费损失等间接损失都可以得到赔偿。

关于纯经济损失是否应该予以赔偿，从上述第二个问题的介绍可知，在各国立法和学说中并无一致的解决方案。在英美普通法中，除某些特殊类型案件外，纯经济损失一直被认为是不能得到补救的，除非此种经济损失是构成对人身或财产损害的附带损失（此种损失实际上是本文所称间接损失）。“自1919年至2002年，英国劳氏法律报告记录的油污案例共有9个，其中涉及纯经济损失的案例只有4个。但是法院已经明确表示，普通法的纯经济损失不赔的原则在油污损害赔偿领域不会得到动摇。”[11]在Alegretev．IOPCF案件中，法院也明确指出，1995年《商船航运法》并不影响纯经济损失不赔的普通法原则。[12]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一些案例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纯经济损失的概念，该原则也已存在极少数的例外。[13]例如英国法官和学者都认为渔民损失属于纯经济损失的一种，且法院一直将赔偿渔民的渔业资源损失作为纯经济损失不赔原则的例外。在1979年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审理的J’AireCorp．v．Gregory案件中，法院认为，尽管原告遭受的是纯经济损失，但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联性，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是可以预见的，被告负有注意义务，而被告违反这种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14]美国1990年《石油污染法》（OPA1990）第1002条第2款第（5）项明确规定，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自然资源的毁坏、破坏或损失造成的利润损失或盈利能力的削弱的损害，应由任何索赔人受偿。这种观点正反映着OPA1990的立法背景：……主张利润或收入损失的索赔人不必是受损财产或资源的所有人。比如，渔民虽然不拥有渔业资源，但是仍然能够对因渔业资源受损而遭受的收入损失主张权利。[15]实际上，尽管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原则上认为纯经济损失是不能赔偿的，但存在着一些例外情况。德国以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加害他人作为对纯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法律依据。法国最高法院在1965年的一个判例中认为，由于被告的原因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并阻塞了市中心的交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马塞里公交公司的利润损失。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只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和确定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否造成了实际的财产损失或侵害了某种权利，都可以获得赔偿。[16]笔者认为，我国对海洋环境侵权中的纯经济损失赔偿也应采取肯定的态度；否则，如果发生船舶污染这种影响巨大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件，对诸如捕渔业、旅游业、餐饮业等没有遭受物理损害但造成了经济损失的索赔不能予以赔偿，对这些从业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多数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纯经济损失不愿予以赔偿的主要原因在于：（1）引起无数诉讼请求，法院不堪重负；（2）纯经济损失与造成损害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过于遥远。正如加拿大MasonCJ法官在1995年的一个案件中提出的，“纯经济损失是侵权法领域中一个比较新的、正在发展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是否存在盖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7]（3）对行为人不可预见的纯经济损失的赔偿将导致行为人的责任过重。（4）此外，有学者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认为纯经济损失不应得到赔偿。认为原告所遭受的纯经济损失可能正是他人所获得的利润，因此并没有造成相应的社会损失；如果赔偿此种纯经济损失，从社会效率上来看，并不具有合理性。[18]笔者认为，不能因这些原因就断然否定对纯经济损失的赔偿。美国杰出的侵权法学者WilliamProsser在1939年尖锐地指出：“法律的任务是救济那些应该得到救济的不当行为，即便其成本是‘洪水般大量的请求’；任何法院因为担心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工作而拒绝给予救济，这只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遗憾的承认。”[19]但是，为了避免损失过于遥远、加重责任人责任等缺陷，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对此种损失给予赔偿时应严格把握赔偿条件。IOPCFund《索赔手册》和1994年通过的《CMI油污损害指南》对纯经济损失索赔都规定了严格条件，只有符合条件时，基金或指南才是予以接受的。另外，《CMI油污损害指南》第7条强调此种赔偿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只有下列依赖于受影响的沿岸或海洋环境进行商业

开发的索赔方所受损害，才可以得到赔偿：（1）捕鱼、水产养殖及类似行业；（2）提供诸如旅馆、饭店、商店、沙滩设备及相应活动等旅游服务；（3）海水淡化、制盐、发电站以及依靠水源进行生产或冷却的类似装置的作业。但是，（1）与环境无关的商业开发的延误、中断以及其他商业损失；（2）税收损失和公共当局的类似财政损失不予赔偿。[20]IOPCFund及《CMI油污损害指南》的规定为我们建立、完善船舶污染造成海洋环境侵权的纯经济损失的赔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承认海洋环境侵权的纯经济损失赔偿，亦符合国际司法实践。而且，尽管在我国法律中无纯经济损失的概念，但实质上在法律规定中还是可以找到此种性质损失的赔偿依据。如《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该项利益的损失就具有纯经济损失的性质。

笔者主张对海洋环境侵权造成的有关人员或部门的纯经济损失给予赔偿，但是此种损失毕竟是一种间接损失，是一种较遥远的损失。因此，索赔方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受的损失，提供的证据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损失的性质，如是门票收入的损失，还是餐饮收入损失，捕鱼量减少的利润损失等，包括损失是由于海洋污染造成的证据。

（2）在受损失期间和前3年同期的月收入减少量。

（3）如果可能，应证明在受损失期间和前3年同期每月所卖的货物减少量（旅店应提供房间的出租量、露营地应提供帐篷的出租量、个人提供住宿的应提供月出租量、旅馆应提供食物供应量、旅游胜地应提供旅客/出售的门票量、商店酒吧等其他商业仅要求提供收入减少额）。

（4）在损失发生年内和前3年内有关商业经营的变化（如旅店的房间数量）、开放时间以及价格变化明细表。

（5）节省的开支或其他正常可变花费。

（6）损失的计算方法。

注释:

作者简介：韩立新（1967—），女，汉族，河北抚宁人，大连海事大学海商法系主任，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海上侵权行为法研究”*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26

[1]资料来源：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369页。

[3]以下三种分类方法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1—93页。

[4]前引[3]。第93页。

[5]张新宝：《纯粹经济损失的几个问题（代中译本序）》，第l页。

[6]前引[3]，第96页。

[7]前引[3]，第13—14页。

[8]前引[3]，第103页。

[9]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84页；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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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

一.海洋油污的产生及危害

19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石油需求剧增。世界油轮吨位，在海上运输，数量迅速增长带来的繁荣，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油污染事故，带来了巨大的海洋环境损害、公私财产损害、海洋资源破坏等风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明，海洋环境污染指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其中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根据该描述，石油及其制成品在勘探开发和运输、消费过程中进入海洋即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污染。海洋油污是指船舶或其它海上装置在正常营运或者发生事故时溢出或者排放油类货物、燃料油或其他油类物质对海洋环境产生的污染。

海洋油污的产生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船舶运输，自然渗漏，陆源。海底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许多海底区域的沉积岩中蕴藏着油、气资源。主要有海上碰撞溢油，作业事故排油，石油平台引起的排油，石油开采中未达标含油污水的排放。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便是海洋运输，海洋的油类物质污染是最主要的污染源便是船舶。船舶油污染主要有两种情况，操作污染和污染事故。石油、天然气从海底包含油、气构造的岩石顶部的裂缝溢出即形成渗漏。自然渗漏分布的区域较广，且持续时间长。在石油进入海洋的四种主要方式中，以自然渗漏方式进入海洋的石油数量为最大。在当前生产！生活方式下，人类通过多种途径产生了油类污染物，城市污水。工业性排放！沿海炼油厂等是陆地活动带给海洋油污的主要方式。

二.关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法律文件

1.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于1969十一月在布鲁塞尔签署了，缔约各方意识到世界范围内大型船舶运输产生的海洋污染的危害，确信有必要保证受到船舶油污损害的人得到足够赔偿，渴望采取统一的国际规则和程序来确定责任问题和提供赔偿，因此共同努力促成了该公约的签署。公约的目的是为船舶油污的受害者提供便于向造成污染的船舶所有人索赔的机制。公约于1975年6月19日生效，已有1976年、1984年和1992年议定书，1984年议定书未生效，1992年议定书于1996年5月30日生效。

2.CLCI969的1976年议定书

协议中的1976clc1969货币单位将金法郎的SDR特别提款权的赔偿责任限额，2000金法郎每吨责任clc1969极限，赔偿总限额为2.1亿金法郎，CLC1976改为每吨133SDR，赔偿总金额为1400万SDR，该议定书于1981年4月生效.

3.CLCI969的1984年议定书

为防止或减少污染损害的措施作为补救措施补救措施推广，成本，从而进一步损害，属于油污损害的范畴CLC1984规定的生效条件较为严格，难以满足CLCI969的1992年议定书CLC1969的1992年议定书，将进入的CIC1984力条件修改为：包括4各不小于1000000总吨的油轮的国家，10个国家的批准，12个月后生效，并在实质上代替了CLC1984。

三.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及议定书

1.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

为减轻船舶所有人依CLC1969规定的严格责任和强制保险而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保证遭受重大油污损害的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在1971年召开关于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会议并通过《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公约于1978年生效。

2.《1971年基金公约》的1976年议定书

《1971年基金公约》的1976年议定书将基金公约设立的最高赔偿限额4.5亿金法郎和9亿金法郎分别改为3000万SDR和6000万SDR。同时，该议定书规定基金会对船舶所有人及其保证人补贴的限额1500金法郎或1.25亿金法郎、2000金法郎或2.1亿金法郎分别改为100SnR或833.3万SDR、133SDR或1400万SDR。

3.《1971年基金公约》的1984年议定书

《1971年基金公约》的1984年议定书不再生效。该议定书规定的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对每一事件中油污受害人的赔偿限额，包括油污受害人按照CLC1969的1984年议定书得到的赔偿限额，为1.35亿SDR。当在三个缔约国领土收到的摊款石油总量在前一日历年度达到6亿吨时，基金的赔偿限额增加到2亿SDR。该议定书取消了对船舶所有人的补贴。1984年议定书的生效条件较为严格，难以得到满足。

四.199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

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CLC1969和1971年基金公约奠定了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机制的基础，为建立统一的国际油污损害责任法律制度创造了条件。国际海事委员会为加强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统一立法，于1994年在第三十五届国际会议上通过了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指南包括三部分：总则、经济损失和补救措施、清除及恢复原状费用，具体规定了油污损害的请求范围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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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环境保护；海洋事业；环境污染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X826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1-0087-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7.01.043

1 我国海洋概况

我国海洋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延绵达1800公里，海岸线资源异常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旅游资源、港口资源和辽阔发展的空间。有极其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生物物种多达26000多种，鱼类3000多种、浅海和滩涂生物资源2200多种，长久以来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当然我国的海域划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端，在黄海、东海、南海与周边各国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管辖权争议。在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因为科学水平的因素，被保存完好丰富的海底能源，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巨大的Y源保障。目前，其他国家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颇大，海水也是不少可再生的能源，如潮汐能、浪能、水温能、盐度差能等。随着开发的深入，我国也前所未有地污染和破坏着海洋生态环境，海水富养化、物种多样性快速减少等问题，使海洋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2 海洋环境保护现状及原因分析

2.1 我国海水受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2.1.1 海洋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就是海洋水体遭到污染，随着近海岸海域富营养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赤潮现象频频发生，且不断扩大规模，不断出现新的赤潮生物种，给海洋生态环境、人民群众健康和海洋经济造成了重大危害。

2.1.2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能源战略的石油在陆续大量建设开发，海上运输石油频繁如织，开采石油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源更加分散分布更广，风险源强度更大，溢油的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发生突发性溢油污染事故的概率也在大幅增加。近几年，我国油船溢油事故和海上开采石油的泄露与井喷事故迅速攀升，每年石油排入大海约12万吨。渤海湾“7・16”溢油事故和山东蓬莱“19-3”重大溢油事故更是给海洋生态环境以沉重打击同时给人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2.1.3 海运航行和作业中的船舶所产生的污染物源源不断的排入海洋，也可能发生事故，如碰撞、爆炸等，所产生有害物质排到海水中，使海水再次受到污染。

2.1.4 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这些源污染物，一半以上的污染物来自于陆地废弃物的排放。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废弃物和污水，直接进入河流系统；农事生产所用如农药、化肥等化学成分污染物，经过雨水浸泡，流入地下暗河，随着河流和地下水，最终进入大海，海洋环境受到了污染，海洋生态遭到了破坏。海水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更需要漫长的时间消化，无限度流入污染物，海水自身净能力必然会入不敷出而导致水体污染。

2.2 过度开发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减少

我国海域内海洋生物种类繁多，还有很多珍稀品种，过度的捕捞极大地破坏了海洋物种资源的繁殖能力，致使海洋生物极速减少，严重的甚至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异常，致使鱼、虾、蟹和贝类以及有保护水环境功能的大量藻类等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快速消亡。虽然采取休渔期的政策，投放鱼苗、虾苗，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仍然出海作业的大批渔民将还未长大的鱼、虾、蟹捕捞上来，其既无法从数量上的增长形成种群，之后便出现了更加尴尬局面，原本数量不多的海洋珍惜物种濒临灭亡，而数量众多的物种将成为珍惜海洋生物。

2.3 水域面积缩减、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大量海岸因受经济开发的影响，人为改造滩涂在不断增加、自然的原始景观在逐渐缩减、很多重要的海湾面积在不断缩减；大量的填海造地投入其中，更是兴建了大面积的海参、鲍鱼养殖场，疏于管理的大面积养殖场，使海滩面积和海岸湿地急剧减少，养殖场内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污染物随着潮汐进入海中，海水受到了污染。另外，开发海洋工程建设、石油、天然气的海上开采作业、海洋生物制药等化工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都从侧面给海洋环境以沉重打击。

2.4 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缺失的管理机制

我国海洋的环境立法工作发展较晚，相关法律体系相对滞后，然而在海岸线的立法管理方面有很多漏洞。海洋环境的政府管理部门责任不清，职能重叠现象、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极易出现，与之相关的监测预警、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执法队伍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以上均严重影响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明确了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1983年颁布施行的，是我国专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法律，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意义非常重大。法律体系中保护海洋方面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根本，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三个辅法律：（1）《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六个相关法律法规；（2）和海洋防治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3）有具体执行标准的保护海洋环境性法规，如《海水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等。以上法律、法规、准则构成了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起到了法律支撑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并不能适应新时期保护海洋环境的重任，且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海洋的立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我国面临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不足与对策

目前，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之时，保护海洋近岸生态环境与前者成为了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点，承受着继续破坏和污染不断加重的巨大压力，有些部分重点地区海洋环境受损情况触目惊心，已无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言。所以加强产业结构性调整、优化产业部局，严控污染源，在减轻沿岸近海和流域污染现象之时，进一步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和的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保持生物基因多样性、恢复海岸自净能力、逐渐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防卫能力，具体措施：

3.1 加大建设海洋环境保护设施和机制措施力度

3.1.1 要大力兴建国家级保护区，各地也要以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岸带生态系统为目标，建立生态保护区或海岸生态隔离带，极大保护及恢复海岸生态系统，加强海岸生态建设。

3.1.2 恢复海洋岸线原生态景观，在沿海重点旅游区、经济开发^，加大力度修复沙滩海岸、退耕退垦还滩还海，建设原生态自然景观和廊道，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蓝色空间和愉悦、唯美的滨海景观。

3.1.3 加强污水处理水平，控制海洋污染，建立污水排海标准，制定统一污水、废水排放浓度标准，排放污染物要定时监测、申报登记、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等，以保证海产品质量，保护群众身体健康。

3.1.4 建立评估海洋生态环境风险体系，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对海洋安全事故的发生、发展、消除及生态恢复都至关重要。

3.1.5 加强海洋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把深入开展海洋环境灾害的防治工作和应急处置管理机制有效融合，在多样性的海洋灾害频发的形势下，严重威胁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发生生态灾害种类如赤潮、绿潮和海洋生物病毒病害、重大海上安全生产突发事故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防控工作，设立监测点、完善浮标、探头，利用航拍、卫星遥感技术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系统，提高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能力，在发生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或生物灾害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灾害造成的损失。应急工作要常备不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3.2 建立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法律体系

3.2.1 应当适时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填补法律空白，又能解决新问题。在建设大量人工养殖场以用来替代和缓解渔业资源枯竭压力，而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被破坏、海水被污染、生物链严重失衡等，需要法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来规范养殖行业，严格禁止养殖密度过大，坚决防治养殖疾病等，建立高标准人工养殖场；同时重视生物入侵，越来越多的生物入侵案例，惨痛的表明同样是破坏生态的重大因素，这些问题的逐渐凸现，迫切的需要用法律手段进行制约。

3.2.2 海洋的经济价值与海洋的生态价值相比后者更应得到重视。在取得经济价值的同时，而损害生态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应当完善、强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的补偿制度，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制度，所有的海洋经济行为都应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保存好生态环境，保持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品类多样性的生态环境。

3.2.3 持续加大海洋执法监督力度。制定的法律能否保护海洋环境，关键就是要执法必严，如执法监督力度不够，就会导致其形同虚设变成一纸空文，而且还应该有完善的处罚措施，使触碰法律的自然人、法人心生畏惧，法律所赋予的责任、义务，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4 结语

我国现已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使得资源环境的约束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显现。为突破陆地资源环境短缺的瓶颈，保护海洋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显得极为重要，要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就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眼光看待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兼顾，合理布局，科学谋划，构筑蓝色的海岸生态屏障，树立海洋道德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提高蓝色国土意识，促进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 刘伊娜.浅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对策[A].

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论文集[C].2014.

[2] 马凤媛.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视角下的海洋环境保护

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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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存在诸多“漏油点”

在梳理相关法律规定时，不能不注意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的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这是我国仅有的关于国家索赔制度的规定，这应当是在海洋污染事故发生后，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手段。目前，国家海洋局似乎也将重点放到了代表国家索赔方面，正在全国招标选择律师事务所协助处理相关法律事务。但遗憾的是，仅此一条规定是难以保障这一制度顺利运行的。

首先，《海洋环境保护法》只是授权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显然这里的要求应当是向致害者提出。如果致害者拒绝赔偿，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海洋局能否向法院该法并没有明确。

其次，如果海洋局向法院，则法院受理的依据是什么？又将依据什么程序审理？显然，这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调整的范畴。如果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民事主体资格的确立，无论在法律还是理论上均缺乏依据。

再次，更为严重的是，国务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的企业、事业单位、作业者，可以责令其限期治理，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责令其交纳排污费。”这一规定其实是堵塞了海洋环境主管部门向法院的法律途径。因为，国务院的上述行政法规是将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具体化为责令责任人赔偿国家损失，也就是说由于本条的规定，要求侵害人赔偿国家损失，只能通过行政法途径，由主管部门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进行。而一旦海洋环境主管部门责令赔偿的行政命令后，又面临两种结果：一是致害人不服，可以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即便是主管部门责令行为被法院维持，如果当事人仍不履行赔偿义务，则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二是当事人既不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的责令赔偿决定，在法律没有赋予海洋环境主管部门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想见，这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

最后，在索赔过程中的法律技术是极为复杂的，涉及损害结果的认定、定损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行政机关责令赔偿的情况下，如果引起行政诉讼，作为被告的海洋环境主管机关要承担举证责任，稍有闪失，就将中断索赔的法律进程。

“九龙”治水的体制

扎不紧监管的篱笆

有国外专家在总结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时曾指出，漏油事件的发生与美国的海洋管理体制存在弊端有关。“多龙治海”反而治不好海。其实对照我国的监管体制，这方面的问题相对于美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报道，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彻底查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原因，对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进行全面认真的调查评估，国家海洋局牵头联合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监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就是说，与事故处置和海洋生态安全有关的部门起码有七个。按理，有如此众多的部门的职责涉及海洋生态，应当更有利于对海洋生态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处置，但实际情况却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其原因在于，这种监管体制分割了监管职能，以监管事务的专业性甚至社会事务发生的阶段性作为划分监管职能的依据，必然会造成要么职能重叠，要么出现监管真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所有监管机关都习惯于“一慢、二看、三行动”，不能立即做出应有的监管反应。对此次事件前期监管不力、处置不够及时，固然有康菲石油漫不经心的原因，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调大责任事故，倒不是海洋局的发明，这几乎是政府部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常态。为什么要联合？因为职能太分散，不联合难以形成合力。但问题是，联合也难以解决问题，因为联合调查小组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法律机构，无法承担法律责任，调查措施的采用、监管方法的实施还是要按照法律的授权分别进行。

行政监管措施

存在难以回避的疏漏

在8月25日下午召开的媒体通报会上，有关机关除通报事件最新的发展情况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介绍其采取的处置措施，读来有一个感觉，这更像是一个表彰会、表功会。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油井还在漏油，离有关机关最后通牒规定的8月31日已经时日无多，似乎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当然不能无视有关部门采取的处置措施，但同样不能无视的是漏油还在发生、油污尚未得到清理、污染还在发生。

首先，有关部门存不存在不及时通报信息的问题？在康菲石油召开的新闻会上，有记者反复追问其是否存在瞒报信息的情况，其发言人否认瞒报，而且反复强调事发当天的6月4日，就已经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报告。不能不佩服跨国公司在处理法律问题时的老练。其实，作为事故发生后的企业，是不是具有向社会公开信息的法定义务，这在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倒是有及时公开信息的义务。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有关机关并没有否认康菲石油在事发当天向其报告。那么，有关机关接获报告后，就形成了政府信息。这一信息应当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这一点恐怕也不容否认，因为公众知晓油井漏油信息后，可以主动避险，防止损害。而有关部门却在一个月后的7月5日才召开新闻会，首度就渤海溢油事故原因、处置情况等问题进行通报，其存不存在迟延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有关部门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没有查清事故原因，公布信息可能会对公众产生误导。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辩解，公布发生了一起海洋漏油事件及其地点会对公众产生什么误导？信息并不是调查结论，事实上，这个机关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调查结论，那么到现在也不应当公开相关信息吗？

其次，从有关机关介绍的情况看，在此次漏油事件处置的全过程监管中，国家海洋局及北海分局约谈康菲公司管理层8次；责令康菲公司按期完成彻底查找溢油点、封堵溢油源的要求类传真30份。先后调集8艘海监船舶，航行3万多海里。说这个部门监管不力似乎有些冤枉，但是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有关机关对事故的处置基本依赖肇事人，而据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介绍，康菲公司又将责任推诿于自然条件，借口由于地层自然裂缝溢出原油，不愿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封堵。当然，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亲自上阵去封堵漏油点，但既然已经发现康菲公司态度消极，行政机关却只能用谈话、传真等进行督促吗？人们也许还记得，在美国处置墨西哥漏油事件时，英国石油公司哪一天采取了什么措施、达到了什么效果，在媒体上几乎是滚动播出，肇事者采取措施的情况公之于天下，对肇事者带来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难道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