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策推动中国率先复苏

记者：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同其他各国一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您觉得中国所采取政策的内在背景、取得的效果与西方各国有何差异?从目前政府发出的信号来看，中国似乎走在了复苏的前列，您觉得这其中政策有多大贡献?或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缘故?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西方国家由于银行体系受到沉重的打击，市场流动性紧张，信用体系急剧恶化，信贷被冻结，所以刺激经济首先是给金融机构输血，给货币市场输血。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还比较稳健，市场流动性比较宽裕，中国需要的是扩张内需。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同时国民的消费水平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内需扩张首先要财政政策的拉动，但单靠财政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配合，因此，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受冲击相对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贡献很大，中国的投资，消费有很大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这种潜力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

彭兴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其他国家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给金融机构注资不同的是，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是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之中，而不用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中国是面临着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自身并没有真正亲历这次金融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领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机国家而复苏。

郭世坤(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货币政策，主要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零利率，再有向市场注入资金，向一些企业，金融机构的借贷，或通过资金的注入来实施货币政策与坏账清理等。

中国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直接针对实体经济，比如“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还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和经济规划，对有关重点经济领域包括对外贸，房地产、消费等领域的政策支持，这些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刹车”

记者：目前各国在探讨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人认为，因中国信贷及投资的大幅扩张，且投资主体多为中长期项目，未来两三年中国实质性的退出将很困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多少回旋余地?在经济企稳回升之后，中国还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间可弥补?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四万亿元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中国的宏观政策能否顺利退出，关键是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间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以投资为主体的财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经济过快下滑，但在产能过剩 消费率不足的情况下，却可能会进一步积累不利于经济良性循环的新的因素。如果是简单提高消费率，却有可能陷入杀鸡取卵的困境，因此需要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总之，长期问题在当前具有短期意义，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

彭兴韵：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猛踩刹车”。中央银行早前提出的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货币当局对上半年信贷过于快速膨胀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就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而言，中央银行重新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重启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据，就表明中央银行逐渐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国务院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中的“货币政策策略”，最近两个月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控制之下，信贷增加额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阔斧之举。

连平：通常应对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国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就可能会较快地退出。但中国这次实施的政策我认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消费提升等等。以前在这些方面真正实施的力度不大，但这次财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次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篇2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堪称我国级别最高的经济会议。一定程度上,会议的精神与定调,往往代表着翌年中国宏观经济趋势的晴雨表。当金融危机渐行渐远,经济复苏亦步亦趋的前提下,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政策微调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保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政策微调信号也得以透露:在政策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将会在实施力度、节奏和重点上有所调整,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根据会议精神,在我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经济工作重点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两大宏观调控手段,财政和货币政策向“调结构、促转型”重点发力,成为一大看点。

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主张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在当前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的情况下,下一步,财政政策在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的同时,还将积极发挥“点调控”优势,除继续加大对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也将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夯实“三农”发展基础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更多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央出台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措施以来,中央在此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并明确投资重点要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事实上已经折射出未来一年我国投资上将出现的变化。

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调通过提高货币供应量刺激总需求。人们已经注意到,尽管依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此次会议明确提出货币政策将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下一步在政策实施中,我国将密切跟踪形势变化,把握货币信贷增长速度。根据会议精神,明年我国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获得的信贷政策支持力度将不断加大。

一些专家指出,明年我国货币政策还会在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上发挥作用,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将受到空前严格的控制。同时,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各类潜在金融风险。

冀望消费

消费,被誉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也一直是这三驾马车中力量最弱的一个。分析人士认为,在政策鼓励下,中国的消费2010年有望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加大,但领跑全年的经济增长,难度仍然不小。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消费”被提到重要地位。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强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从去年宏观调控提出扩大内需,到今年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的提法,显示出决策层更加强调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流通与消费室主任陈新年表示。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一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货币及财政政策尤其是政府投资的推动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但经济自身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强,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经济界人士认为,只有切实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

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汽车燃油税调整等,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

在扩大消费“一揽子”政策作用下,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率先摆脱危机困扰,从2009年2月份达到阶段性低点之后,二季度持续走稳,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创下年内新高。在扣除价格因素后,社会消费的实际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业内人士预计,2009年全年消费的实际增速将创历史新高。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回暖、就业前景和市场预期的乐观,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也在稳步回升。根据尼尔森第三季度的调查报告显示,三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比二季度进一步提升,从95上升到101,成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大信号

信号一:重点转变发展方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发展方式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保增长取得重要成果,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环境。”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明年重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是把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第二产业,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在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基本实现后,转变发展方式势必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进入‘后危机时代’,人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特别是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支持力度。

信号二:双政策不变背后有深意。

在经济实现企稳回升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否有所调整,成为近期人们关注焦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关注民生成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共同“重点”。

“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形势转好,另一方面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有大的变化,但应做些微调,巩固经济回升势头,避免出现新的问题,重点支持结构调整。”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分析。

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控新上项目;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指出,中行将加快优化信贷结构,继续加强对国家重点工程、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重大科技专项、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加强战略性新兴行业的研究,大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坚决压缩落后产能项目贷款。

信号三: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近来房地产市场量价同步飙升,明年房地产政策走向备受关注。会议提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主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此前,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考察保障性住房工程时也指出,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财政、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同时,要抑制投机性购房,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篇3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070-01

1 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民生的影响

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蔬菜水果等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更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面对涨价，一些消费者选择减少消费或者选择其他的替代品。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居民的生活预期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降低物价上涨对生活的影响，部分居民不得不选择作“海屯族”：囤积衣物、冬季过冬的大白菜等等，以应对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已经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重视。

2 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1）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因素。

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货币的供给量增加，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我国这两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很快，造成货币超发。我国自身的货币高速增长，对物价本已形成上涨的压力，遇上国外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

（2）农产品供给减少。

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还受到供给减少的影响。比如去年的大蒜价格上涨，与气候所造成的产量下降有关系。反之，居民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年居民注重养生，绿豆作为一种保健品种受到越来越多的居民青睐，需求逐年增加。

（3）短期资金炒作。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传统行业因为产品供过于求，缺乏投资机会；而新兴行业发展尚未成熟，风险大，门槛高，缺乏吸引投资者的热情。于是，大量剩余的资金在缺乏适当投资渠道之际，不忘寻觅增值时机。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炒作起来不愁没有销路，大蒜、绿豆、糖等产品耐储藏，也方便操作。

3 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对策

（1）转变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的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收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走出危机，复苏势头强劲。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要随之调整。去年我国政府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为保增长、防通胀、调结构，虽然今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我国政府已经改变定调，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转向，为我国的通货膨胀防治打下了基础。

（2）加大农产品的管理，增加供给。

流动性过剩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农产品供应缺口是造成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耕地不断减少。“十一五”期间，我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在15.6亿亩以上，有效遏制耕地减少过快的势头，但是经济发展对耕地的侵蚀始终存在。保护耕地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我国农业现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要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就要加大投入，促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尽快实现现代化，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首先，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尤其是对粮食类作物的补贴。其次，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第三，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大多还处于家庭小作坊的生产模式，要实现现代化，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不可缺少。

（3）加强对农产品流通的管理，限制农产品的炒作。

针对我国近期农产品价格增长过快，政府出台了“国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等等；主要目的是为加大农产品供应和降低流通成本，从而稳定农产品价格。此条例一出，打击了游资的炒作，许多农产品价格纷纷回落。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管理，加强对农产品价格的监控，完善农产品市场的预警机制。2010年，国家已向市场投放国家政策性粮油2550万吨，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也打击了游资的炒作，这对于农产品价格的调控起到了积极作用。

（4）做好低收入者的补贴工作。

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家庭，他们的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如何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不受太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早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部门已经建立低保户生活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如近期成都、海南等地给低收入者发放临时补贴，以应对物价上涨，正是这种联动机制的体现。生活补贴与物价联动机制需要完善，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开展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编制工作，建立一个指数体系，以对补贴起指导和联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敏丹，金建华. 新形势下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原因探析和对策建议［J］. 湖南社会科学，2011，（4）

篇4

近期债券市场的火爆实在是引人瞩目，特别是交易所无担保公司债更是抢眼。债市的上涨无非是投资者对央行货币政策放宽甚至是降息的预期，而央行9月15日的降息和降准备金的公告则把这种预期变成现实，虽然下降的幅度和范围都不大，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降息的通道打开了，也就是说债券牛市的基础已经确立。那么，债券市场接下来该会如何表现?短期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大?本文将从近期债券市场的表现及其原因出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投资好时机

9月中旬，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充分显示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欧洲等地政府向经济体系大力注资以避免更大的衰退。中国CPI大幅回落、PPI也已经明显见顶，这种情况下央行迅速出台降息和降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案，虽然力度不大，但是主管部门的意图更加明朗，就是以宽松的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在利好消息的刺激下，9月16日债券市场再次单日大涨。图1可以更加直观地让我们观测经济形势与债券市场的关系。

不同的经济阶段决定选择不同的投资品种。按照4阶段的分法，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复苏、繁荣(过热)、衰退和萧条，这4个过程中最明显的就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根据测算，如果中国GDP增长率低于10％就将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低于9％就可以确认为“硬着陆”，整个经济体系将面临极大的困难。2008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至10.4％，与2007年二、三季度的12.2％相比回落了接近2个百分点，而随着产业升级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和人民币升值使得相当一部分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三季度GDP增速可能将在10％以下。结合CPI的大幅回落和PPI的下滑可期，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是从繁荣越过衰退走向萧条阶段，政府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就是希望国民经济能够快速越过衰退和萧条阶段走向复苏和繁荣。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这一阶段正是投资债券的大好时机。

涨幅被透支

对债券市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指数和收益率期限结构两个角度进行观察。指数方面我们选择的是中债总净价指数。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从2006年底至2007年底中债总净价指数逐渐下跌，2007年11月达到最低点，这一段时间正好处于一个加息通道中。2007年上半年债券市场略有回升，主要原因在于资金从股市大举撤出转战债市，2008年5～6月份的下跌主要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从紧力度加大，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达到历史高位。而从2008年7月底至今，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通胀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各国经济调控的必然取向，而货币政策的放松成为债券市场上涨的直接原因，因此8月底以来中债总净价指数大幅攀升。

从到期收益率期限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债券市场形势。

从收益率看，上一个加息周期里，交易所国债到期收益率大幅上升；而从8月中旬以来降息的预期出现，债市迅速走强，交易所国债长短收益率迅速下降，7～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下降接近70BP(Basic Point，基点，1BP代表0.01％)，相当于在上一个加息周期里收益率上升值的一半。事实上，从2007年年初至当年年底，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上调162BP,与交易所国债到期收益率上升值差不多，而从目前看，本期交易所国债到期收益率下降伴随的只是一年贷款利率下降27BP。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接下来几个月央行不出台力度更大的降息措施，那么债券市场的涨幅肯定是已经被透支了。

短期降息可能性较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目前最值得投资的品种是债券，但是也应该看到，债券市场前期的上涨已经透支了央行最新的货币政策。因此，债券市场还能涨多久、涨多少，都取决于央行能否进一步出台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点又决定于宏观经济的走势。我们重点关注GDP增长率和CPI、PPl的增长率。

在GDP的3大要素里面，消费和投资都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速，唯一有变化的是对外贸易顺差。虽然以美元计价的对外贸易顺差是在增长，但经过人民币汇率调整之后，实际上是在下降。

从2006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实际贸易顺差增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7年四季度以来呈负增长，因此2008年三季度GDP增速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10％以下。

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央行公告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公开市场上央行连续6周回笼货币，说明央行货币政策依然谨慎。8月份CPI同比增长率虽然下滑至4.9％，但仍高于银行4.14％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PPI虽然肯定会下降，但是从10.1％下降至4.14％必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短期难以到位。因此我们判断短期降息的可能性不大，除非GDP增速明显下滑，比如到9％以下，否则我们认为国家可能更多的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减税等来刺激经济增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最新预测，2008年四季度中国GDP可能在9％以下。即使预言成真，加息可能也是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的事情。

债市短期上涨空间不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债券市场短期的表现将取决于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由于我们认为通胀必然下降，因此主要关注GDP的同比增长率。如果三季度GDP增速高于10％，则债券市场短期的表现可能以下跌为主；如果只是略微低于10％，则债券市场短期的表现可能也到此为止，后市的表现需要关注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而如果GDP增速达到9％甚至是9％以下，则债券市场将继续其疯狂的表现，因为国家必然会出台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是明显的利好。就目前的形势看，我们更倾向于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因此我们认为短期债券市场的上涨空间已经不大，债市将盘整一段时间甚至会有所下调。而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救市，股市表现有望好转，这会吸引资金从债市转战股市，会对债券市场形成一定打压。

从中长期看，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难以置身事外，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影响。我们预期第三种情况可能会在2009年的上半年出现，因此从中长期看债券市场仍将有好的表现。短期和中长期不同的债市表现预期，使得不同的资金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投资债券市场。

篇5

但在我们看来，这个底线本身存不存在都还是问题。“底线”的存在有三个含义，一者为了“稳定预期”，二者是“稳定就业”，三者是这个“底线”是可知的。三个含义都有它自己问题。

第一，如果在某个“底线”下执行宽松的信贷和刺激政策，社会和市场是否对经济有更稳定的预期。“四万亿”之后，留下的记忆似乎都是后遗症而不是当时经济迅速走出低谷。

第二，全国就业分析依赖的两个数据感觉问题都比较大，政府是否真的拿它当“触发点”也很难说。第一，失业率统计的基数到2013年第二季度总共1.6亿，而2011年末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就有7.9亿；而且由于是城镇登记数字，很难认为根据这1.6亿人的数字得到的失业情况能如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那么精确。第二，全国职业供求分析里的求职数和职位数，到2013年第二季度分别为570万和609万，均不到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1%，即便剔除农业就业人数的2.7亿，上述占比也仅是1%；最后，到人才市场找工作和招工的是否也是总体就业水平的随机抽样。第三，即使失业情况最后变得可以衡量，那又怎样呢？因为失业总是“结构性”的，而且经济长期失业率与长期增长率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处于对经济增长预测记录的了解，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或者说“底线”增速是否存在。在历史上，有太多的国家，它们都有城镇化、工业化的巨大潜力，都有许多制度的红利还没有释放，但经济增长就是不行。到时候，又有谁能保证看到的低增速是不是“潜在”增速下降的结果？

篇6

关键词：欧洲央行 量化宽松 通货紧缩

北京时间2015年1月22日8：30，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实施规模为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QE），将从今年3月1日起，每月在二级市场购买600亿欧元政府与私人债券，并一直持续到2016年9月，为期18个月，总额高达1万亿欧元。期间将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期限作出调整，直到实现通货通胀率接近但低于2%的既定目标。由此，欧元区在美国、日本之后实行了QE政策。欧洲央行宣布实行QE后，市场随即作出反应。欧元兑美元汇率应声下跌超过2%，达到1比1.13，创下11年来新低。而欧洲股市则迎来重大利好，各主要国家股市均创出7年以来新高。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欧元区国家债券利率则随即降至历史最低点，具体如图1、2、3所示。

图1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月22日盘中走势

图2 近几年欧元对美元汇率

图3 欧洲股市1月22日表现

一、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原因

欧洲央行推出QE之前，一直试图通过降低基准利率、实施存款负利率、长期再融资操作等工具进行宽松货币政策操作，但是经济一直无法恢复。可以说，QE是欧央行应对通缩和失业风险的无奈之举。正如市场所预期，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开启全面的量化宽松政策，外国媒体QUARTZ根据欧洲经济数据制作了几张图表，能充分说明欧洲央行为何被迫推出QE，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欧元区失业情况十分严重

2014年12月，欧元区整体失业率依然高达11.4%，然而同期美国失业率水平为5.6%。其中的欧元区国家，希腊2014年10月的失业率为25.8%，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2014年12月的失业率分别在23.7%、13.4%、12.9%，欧元区核心国法国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

（二）经济几乎没有增长

根据2015年2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去年第四季度季调后GDP环比增长0.3%，去年第三季度环比增长0.2%。2014年全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9%。

（三）促使欧洲央行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是通货紧缩

从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欧元区通胀率不断走低。2014年12月，欧元区通货膨胀率达到-0.2%，这是继2009年10月通胀率为-0.1%之后首次出现负值，2015年1月欧元区通货膨胀率更是跌至-0.6%。其中，希腊、西班牙、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早已多个季度陷入通货紧缩。

二、美欧量化宽松政策的现实对比

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先后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10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并承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短期利率维持在零附近。由此，从美联储宣布从2008年11月的开始的第一轮量化宽松开始，持续六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宣告结束。综合美国如今的经济态势，可以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达到了预期目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金融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底的4.5万亿美元。美国整个量化宽松规模超过3.5万亿美元，而且美国一直维持零基准利率至今。

欧洲央行在宣布实施QE时，已经比美国晚了六年，可以说欧洲QE有点姗姗来迟。这种政策上的后知后觉，可能会使欧洲的宽松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实施政策的速度影响以外，原因可能还有：

欧洲央行政策的系统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弱于美国。典型例子就是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前夕加息，事后被认为导致经济二次衰退，欧债危机恶化。另一方面，自2008年底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6万亿美元。但是，欧洲央行在2011年才开始增加资产负债表，从2万亿欧元增加到2012年中的3万亿欧元。规模不仅比美联储小得多，而且自那以后，欧洲央行开始了逆向操作，到2014年底，资产负债表规模又回到了2万亿欧元。

货币政策的实施必然要有财政政策的辅助。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回答美国经济复苏比以往慢的问题是，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但是，美国的财政政策积极程度依然优于欧洲。欧元区国家众多，各国财政的不统一，宏观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会导致整个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几乎不可能。

三、欧洲量化宽松会带来的影响

（一）欧元区：降低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

乐观上看，欧洲央行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和增加对国债等资产的购买，从而增强市场流动性，导致欧元贬值，国债收益率降低，市场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刺激欧元区消费和投资，拉动欧元区出口的增长，最终达到重振欧元区经济的目的。然而，欧元区国家对外贸易主要在区内发生，因此货币贬值对刺激出口、拉动总需求作用不大，而且欧元汇率在明确的宽松预期出现前本身已在很低的位置。其次，全面宽松必然会导致相当程度的资本外流。同时，欧洲央行对于各国的资产购买是按照各国央行在欧洲央行的出资比例分配的，这意味着出资份额较大的德国、法国将获得更多的资产购买份额，出资份额较小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将获得较少的资产购买份额，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通货紧缩最严重的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资产购买份额。因此，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限制量化宽松的效果。

综上，欧洲QE在短期内会缓解债还债压力，降低欧元区国家融资成本，并且刺激欧元区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上，要从根本上实现量化宽松的最终目标，就需要欧元区各个国家深层次的改革与整合，构建财政政策联盟，提升区内贸易规模，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二）世界各国：加剧新兴市场以及全球市场的金融风险

对世界各位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欧洲央行于2015年1月宣布开始量化宽松，这距离美国量化宽松宣布全面退出只有仅仅三个月。美欧“一退一进”反而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平衡的效果。此外，欧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促进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会提升其进口水平，从而改善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外需状况。另一方面，欧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会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市场以及全球市场的金融风险。量化宽松货币在加剧欧元贬值的同时，同时加速美元的升值，市场的国际资本外流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

（三）中国：对中国经济忧喜参半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欧洲量化宽松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欧版QE对中国经济也有两个明显的影响。首先是跨境资本流动，有两个作用：一是，欧元贬值使部分欧元资产短期内因避险需求进入我国，缓解当前我国资本外流的状况；二是，由于美国才是欧元资本外逃的主要目的地，这将加速美元的走强，进而加剧我国的资本外流。估计第二个作用强于第一个作用，因此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资本净流出。其次是对我国出口的影响，量化宽松虽然也有刺激需求的一面，但是更主要的影响在于欧元贬值对我国出口的消极影响。

（四）对欧洲量化宽松政策的评价

欧洲QE已经推出后，对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各界对于这一政策的效果也是存在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这项决策表示支持。IMF总裁拉加德认为欧洲央行的政策有利于降低欧元区内的信贷成本，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减少低通胀率长期延续的风险。但是，反对和质疑仍然是最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称，欧洲央行的决定“不应该代替有关国家政府的责任，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德国联邦银行前行长、现任瑞银集团主席韦伯指出，量化宽松政策只能暂时缓解欧元区经济压力，但却给了法国、意大利等债务国延迟改革的理由。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批评称，欧洲央行的决定不仅非法，而且是通过印钞为成员国融资的不当之举。

参考文献：

[1]严恒元.欧洲量化宽松政策正式“亮相”[N].经济日报，2015

[2]郑联盛.警惕欧版量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N].经济日报，2015

[3]闫二旺，姜姚.2010年代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研究[N].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5

篇7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等。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十以及闭幕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可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可以说，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存在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鉴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民经济不同领域的特点、要求，有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宏观政策需要考量，一个是财政政策；另一个是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也可以叫金融政策，该松则松，松紧配合，不能一刀切。现在，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还没完成，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或者叫加速时期，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要确保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政策和资金环境，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叫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加大投资领域、消费领域的投入，通过投资增长、拉动消费增长，最终达到GDP的健康增长。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减税，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尤其在当前许多企业经营成本还在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只有减税才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努力投资、努力经营、努力管理，结果却让获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变成了税款；我们努力工作、奋斗，获得的财富也变成了税款，纳税企业和纳税人还有什么积极性？

对纳税人而言，假使我们所交税款真正用于急需要帮助、扶持的行业和企业，用于仍然处于落后的穷困地区，用于国家急需要发展的领域，我们会毫不犹豫。我们并不奢望国家退税，但最起码税款能服务于纳税人。

我们一定要改变国家长期存在的财政收入的增幅远远高于同期GDP和居民收入增幅导致的国富民穷现状。前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是24.8%，GDP增长为9.3%，而居民收入水平平均增长为9%—10%，若要扣除增值的上涨的因素，显然没有那么高。

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只有200美元，我们要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工业基础，包括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我们“勒紧裤腰带”，需要省吃俭用，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应当讲也是正确的，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但我们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我们怎么能够把一个13.4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在财政收入过快增长，而民间投资需求不足、民间消费需求不足的基础之上？

也许马上有人会提出疑问，一方面说要加大财政支出，甚至不惜赤字确保财政增长，另外又强调要减税，那么，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规模下降了，又如何确保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低于安全线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表面看两者是矛盾的，但从中国的国情分析，两者并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压缩、节约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来弥补因税收下降可能带来的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减少。

比如，我们单纯为了追求GDP的增长，甚至追求一些无用的GDP增长而造成的财政支出浪费现象。一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盖得很豪华，这都是属于浪费财政支出的范畴，完全可以压缩。此外，还有近年来广受争议的公款吃喝、公务用车，以及公费出国考察等项目。当然，任何国家的公共服务都会产生费用，但有些不必要的、奢侈的是不是可以压缩一些、节约一些？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财政支出节约了、压缩了，纳税人的负担减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调动了，可以通过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新的税收增长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篇8

回顾2014年，全年的信贷展现出了逃往质量（fight to quality）效应，经济不确定性高的时候银行加大对政府信用背书部门和大集团的中长期信用投放以锁定长期限收益，当中长期贷款不够满足央行给的信用额度就用票据冲抵，银行收缩了对风险和不确定性高的中小企业信用。

因此，尽管表内信用高增长，但多数企业仍然觉得融资难、融资贵，从“量”来看表现为M2（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不断萎缩，从“价”来看表现为贷款利率上浮占比不断上行。 信用供给收缩

2014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量16.4万亿元，比2013年同比少增8300亿元;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为代表的表外融资2014年为2.9万亿元，比2013年同比少增2.2万亿元，2014年表外融资大幅萎缩;以企业债和股票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2.9万亿元，比2014年同比多增8431亿元。全年社融表现为表内信贷和直接融资继续高增长、表外融资萎缩。 经济企稳还是得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

表外融资收缩主因是信用供给收缩，并非信贷需求下降。如果是信贷需求下降应该看到的是“量”“价”双缩，但实际情况是“量”缩“价”升，因此，表外融资收缩主因是金融机构派生的力度减弱。疲弱不堪的实体经济和银行对资产质量之忧是信用派生的原因。

2013年是“旧常态”最后一次扩张，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制造业补库存和扩产能，表现为银行表外信用无序蔓延。而2014年是“新常态”启动的元年，地方信用饥渴被上收至中央的牢笼。展望2015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全面改革也需继续深化。在财政受政府债务掣肘的背景下，央行理应全面宽松，保障实体经济有充裕的流动性。但为何周小川行长在201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透露，央行无意过于宽松呢？

首先，房地产投资辉煌难现。销售端是实际利率高和人口老龄化，结构上看，三四线城市压力更大。在“认贷不认房”、降息等楼市刺激政策出台后，30个大中城市销售2014年12月同比已增长25%，但全国商品房销售在12月还是继续保持负增长。这说明两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基本没有好转;三四城市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销售弱再叠加庞大的待售和在建面积，今年房地产还是以去库存为主，房地产投资在今年和未来几年内都很难有明显好转。

其次，制造业全面过剩。新常态之下，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和投资冲动被抑制，房地产开发活动减弱，金融机构不再任性地将信用无限制输送给房地产、地方政府和过剩产能行业等资金黑洞。但改革并非没有成本，未来的经济增速不可能与过去地方政府债务肆意扩张和房地产繁荣时期相提并论。过去的制造业产业链跟随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形成，当过去的增长引擎熄火，制造业迎来过剩时代，未来将以去杠杆和去产能为主，制造业企业很难再有资本开支的动力。

再次，私营部门和新经济夹缝中生存。一方面是经济总需求下行，实体经济有通缩压力，如果企业看利润表，反映企业营业收入这一块就是量价齐跌;另一方面又是非市场化部门挤占信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再叠加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结果就是融资难、租金贵、劳动力成本高，反映到企业利润表就是各类费用居高不下，简而言之就是企业不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哪一个企业家会主动扩大再生产呢？在如此高昂的融资成本之下，怎么会有技术进步和创新呢？这就是私营部门和新产业很难大规模形成的原因。

最后，出口只能算是稳而不强。发达国家在去杠杆，更依赖通过争相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在积极抢占外需来实现贸易再平衡。从内部因素看，虽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有贬值压力，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不断攀升，人民币相对非美货币在不断升值，再加上融资环境偏紧和劳动力成本制约，出口内生增长动力不强。未来出口的关键完全看政策推动，一条线是总理的高铁和高端制造装备出口，另一条线看“一带一路”带动下新贸易市场区域拓展和产能输出。

可见，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陷阱的特征，加再多的水也是作用有限。宽松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一方面是银行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心，不敢随便贷，货币传导机制不畅，解决不了实体经济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企业不赚钱，不愿意扩大再生产，这样货币宽松进不了实体，反而增加人民币汇率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近期的人民币贬值和股市杠杆乱象便是警示。要想经济企稳，还是得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 基建投资托底

但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来自于财税改革。针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务院43号文，提供了新一届政府对地方债务治理的框架，明确要逐步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就已经参与了高速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由于PPP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不足，存在着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审批决策周期长、政府信用风险、项目收益难保障等缺点，PPP短期能否替代城投融资功能还存有疑虑。地方政府基建在今年可能会有资金缺口。

在基建投资存在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就能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稳增长的压力转到中央政府，在赤字率受限的情况下，那么就不得不继续依赖抵押补充贷款（PSL），预计今年PSL很快就会看到，并扩散至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

此外，考虑到外汇占款少增为货币政策转向价格调控提供了空间，PSL可以通过纳入合格抵押品打造中长期政策利率，为货币政策转向利率调控做铺垫。

除了增量上的考虑，央行还有存量上的考虑，预示着央行可能会降准降息，但次数不会太多。

降准也同样可期，但主要是抵补基础货币缺口。如果资本外流在今年没有恶化，外汇占款零增长，人民币供需两端基本保持平衡，降准还是能够看到的，降准能够抵补掉外汇占款减少留下的基础货币缺口。

降息仅是时间问题，但预计不会太频繁，货币政策会松紧适度，央行得充分考虑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压力。从这次降息的效果来看，由于存款利率上浮和一般性存款分流至高收益资产，对银行负债成本下降的作用有限，如果银行负债成本不降，风险偏好收缩不改，银行仍会通过贷款利率上浮将成本转嫁至实体，贷款利率是否真的会降低还有待观察。但结构来看，降息确实缓解了非市场化部门的融资成本，强势部门与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具有议价优势。从这点看，降息可能缓解存量债务风险。

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是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我们认为2015年股市相比于债市具有确定性的机会。宽松的财政政策+中性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是一个不利的组合，债券的牛市可能已经步入下半场。但考虑到今年经济内生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收益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上行风险，全年收益率应该以震荡为主，上半年机会大于风险，下半年风险大于机会。

篇9

[关键词]经济增速发达经济体债务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48-04

从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看，复苏之路布满了阴霾，增速下行风险大于复苏动力，以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层出不穷，导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 2012年全球经济的风险和负面因素主要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停滞日渐明显，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扩大；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欧债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美国“财政悬崖”的浮出水面使全球经济平添了一层风险；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着衰退的可能性，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纷纷下调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方面不断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预警。依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的早期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2.6%的增长率，但事与愿违，经历一年的坎坷后，受欧债危机加剧和各经济体增速减缓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为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不断下调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2012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2012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尔后9月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又下调至2_3%，既低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4%，也低于2011年的2.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最新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从美国经济基本面分析，虽然预计201 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3%，但与其期望值相差甚远，如果一旦坠入“财政悬崖”，恐怕2013年的经济增速还不及2012年，甚至如果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恶化， “滞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从欧元区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现实状况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依旧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估计2012年的经济将萎缩1.6%，欧元区仍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一旦欧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或出现新的变故，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债务与财政为形式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将在所难免。由于日本经济复苏重现疲软态势，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也只有2.2%，与前期期望值的2.4%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虽然看似在灾后重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目前日本经济有所修复，但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影响，日本经济则难以独善其身，甚至今后也有可能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陷入经济“滞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受内外因素的拖累和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减缓，并出现了下滑惯性的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6%，远远低于201 1年的6.1%。因此，各经济体增速的集体下滑，自然导致了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态势的形成，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目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201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还不算是最终的结论。最终数据有可能会被不断修正和改写，但无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调还是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经形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到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成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头等风险要素，也是2012年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IMF近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元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已超过GDP的100%。因此，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性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是欧、美、日债务与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2012年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

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继续深度恶化，依然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和困惑欧盟的难点问题。在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情况下，虽然IMF多次表示要“随时准备为欧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欧盟也为挽救欧债危机达成了意向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目前IMF和欧盟拥有的资源和潜在的资金并不充足，一旦前期援助资金消耗殆尽，恐怕再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后续的救助。在欧债危机不利因素的渲染和恐慌氛围的烘托下，2012年不仅欧元区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岌岌可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此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区之外英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也是风险有加。近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英国政府不断大量发行国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随着债务的日积月累和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英国债务与财政危机随时有可能浮出。据智库――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2012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英国国家实际债务总额达到3.6万亿英镑（约合5.93万亿美元）。另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13年英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将上升到56%，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与欧元区的希腊等国相比虽无近忧但有远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曾对英国的债券评级敲响了警钟。

从美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看，2012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不仅再次把美国逼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上，而且即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又一突出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甚至不会亚于欧债危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除不等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解除，美国真正需要小心的是脚下陡峭的“债务悬崖”，一旦坠入其深渊，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比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冲击力更大。虽然，2012年年底，美国最终避免了坠入“财政悬崖”，但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财政和债务问题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从“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的相互关系看，到2013年初，美国国债将再次突破2011年国会批准的16.39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届时如果国会不能再度提高国债上限，债务违约将取代“财政悬崖”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因此，目前美国离债务违约已为时不多，解决其问题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已然逼近。

另外，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潜在的债务与财政危机也不可小视。近年来，在税收大降及老龄化所致福利成本激增等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大量举债摆脱经济萧条，从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据2012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升至日本GDP的237%的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此，IMF对日本不断增多的债务和财政问题提出警告，称其债务和财政恶化程度和脆弱性“相当高”。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也发出警告，称日本信用评级将因政府债务激增而受到威胁，可能进一步下调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欧洲以至美国、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进一步加剧和扩散，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脆弱的地区和国家，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

三、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和刺激经济增长，2012年上半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世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加大的趋势明显，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政策集体全面放宽。然而，2012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效应，却远不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对刺激经济增长和活跃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明显作用，而且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博弈愈演愈烈。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效应的明显减弱或失灵，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的使用也会渐渐失去它的作用，甚至是适得其反，加大国际货币市场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的竞相比拼，增大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

2012年下半年在失去利率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使用，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和金融运行已找不到更有效的牵引力。QE3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强烈，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作用形成了鲜明的比对，由此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在渐渐减弱。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骤然增大，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速减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宽松货币政策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内自身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双重压力自然上升，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平衡宏观调节的难度进而增大。另外，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回天乏术的情形下，发达经济体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地继续选择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使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在2013年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或全球性通胀。

四、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危机以及普遍增长下滑的阴霾下，欧元区能否从债务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颓势是否能扭转？全球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难题2012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悬念留给了2013年。

依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判和评估，无论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2013年仍将是黯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行惯性已显现端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2013年极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不归之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经济下滑惯性还未形成，但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速减缓的迹象。由此，2012年12月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下调了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2.7%和3.9%下调至2.4%和3.2%，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仍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开始复苏的水平，也不及2011年的水平，这或许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下行惯性已经形成。

从基本面看，全球经济能否从增速下行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仍旧面临着下行风险。特别是美、欧、日不仅经济经济增速下行难以逆转，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不断释放风险，从而使全球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不仅欧盟和IMF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使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仍在深度深化，发达经济体也没能拿出更有效措施来保证其经济会有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13年发达国家恐怕只能无奈地继续选择实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将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使201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然，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不断调整和修定，目前只是初步的预测，可信度并不高。从近年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规律来看，初期的预测总要高于后期的调整和修定，似乎初期的预测带有一定的“水分”，尔后便是不断下调增长预测，这几乎已成为预测全球经济前景的定式。因此2013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高于2012年的增长，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篇10

经济危机之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都聚焦于如何实现大量的重要成果，例如：

・迫使金融行业和债券市场在早期并立即承担危机的信贷成本。

・对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压力测试，并鼓励以公众的资金实施保守重组计划。

・创造公共融资总需求，同时私人融资总需求不断萎缩。

・使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政策首先将对系统来说非常重要的金融风险溢价进行正常化，并因此而将中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稳定在接近目标值2%的水平，而忽视长期通胀水平都严重低于这一水平的事实。

・将短期名义无风险利率设定为远低于中长期通胀预期的水平，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有利于金融资产价值的上升，最终使得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出现更快的恢复。

・监控金融市场的价格，以避免不稳定的过度拉升，并在适当时阻止这种状况。

截至目前，美国的商业周期持续时间已经远超预期（但与危机之后的很多周期相比，幅度较小且更为频繁）：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2009年不断下降的总需求提供了缓冲。

・2009年，私人部门的去库存化在2010年转向了私人部门的补充库存，其背景是公共融资总需求有所上升。

・私人部门的最终需求在2011年开始增加，主要是由使用期限为中期或短期的消费者耐用品消费引领，该类消费品对不断宽松的融资状况最为敏感。

・期限较长的房地产投资在2012年加入到了私人部门最终需求的复苏之中，因为金融行业的资本开始充分充足，并且美国不动产的价格开始变得相对便宜。

・服务消费及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在2013年开始加速。

・产能利用率在2014年开始增加，因为缺乏资本性支出，这导致公司可以获得更好的定价权。

展望未来，这些都是美国商业周期中接下来可能自然发生的事情：

・定价权改善、劳动力市场和产能开始变得紧张，且2014年的融资状况仍然相对宽松，这导致新投资资本的预期回报率上升，并可能点燃资本性支出在2015年的加速。

・资本性支出在2015年的不断加速会再次激活公司运营利润在2016年的复苏，并因此为自我持续的私人行业正回馈循环，以及美联储最终退出不正常的货币政策而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们关于未来12个月的经济预测需要这种幅度较低、频率较高的美国商业复苏能够持续下去。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帮助，以及健康的私人金融行业资产负债表，美国经济在未来一年中的增速会保持在2.5%-3%，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会由于不断提升的定价权以及新投资资本预期回报率而逐渐加速。这种预测的主要风险集中于行业（趋同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将在下文中讨论），以及国内对经济萧条的衡量，而工资率和产品价格上升非常缓慢的预期使得宽松的金融状况可以再维持12个月左右。（如果想知道关于长期展望的讨论，请参见比尔・格罗斯及理查德・克拉丽达在2014年5月份所发表的文章。）

虽然美国的周期性展望正在变得越来越确定和可持续，但欧元区和日本的周期性经济增速和通胀展望仍然面临重大的政策失调和地域政治风险。

在欧元区，金融危机之后并未实施以总需求支持以及/或者金融行业资产负债表修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有少数国家例外），并且不太可能在未来一年的周期性进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的，财政拖累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弱化，但是财政政策不作为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是负面的。因此，巨大的产出和就业缺口以及流动性陷阱状况只能通过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正在慢慢开始变得更为协调。

我们预计，欧洲中央银行会在2015年以某种形式的量化宽松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涉及大规模收购国家的债券，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方案或者资产支持证券（ABS）购买方案足以解决流动性陷阱的状况，而后者是通胀预期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增速在1%左右，并且会继续在双底型经济衰退的缓慢复苏之路上痛苦地徘徊。较为强劲的美国经济将有助于欧元区在接下来一年中的复苏，主要是因为欧洲对美国的出口状况会改善，并且相对于欧元来说，美元会保持强劲。

在日本，政策失调的状况不如欧元区那么严重，但是人口红利下降及债务通缩的状况会更加严重。虽然日本在2012年关于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声明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在2014年和2015年（预期）的逆转正在对日本的经济展望制造重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再次声明，日本正在继续的政策措施负担在2015年将主要由日本中央银行承担。

日本央行将在2014年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实施目前快速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措施，并且存在在2015年更快速扩张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更为健康的美国经济展望导致美国的货币相对于日本更为强劲，这有助于日本中央银行将经济增速和通胀预期维持在接近于目标值的水平，即使未来将有更多的财政紧缩政策也毫无影响。这是我们目前预测的基本情形，我们认为，日本未来12个月的经济增速大约为1%-1.5%。

至于中国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新兴市场，我们看到，这些地区存在不同类型的政策失调。发展中国家没有面临如同发达国家那样的周期性问题（此观点来自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保罗・麦卡利），对于大部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的中短期增长挑战涉及经济发展的转型，即从“低收入的重商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更细和更多样化的“中等收入”经济增长模式，这种转型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基础，例如在高附加值产品方面持续进行投资，以及在私人经济领域引进金融及其他服务性行业。

中国、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目前都正在艰难地探索正确的政策组合，以克服目前的困难。部分问题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需求环境非常疲弱（要么因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更强，要么是因为欧元区经济过于疲软），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浪费了金融危机之后的最佳期间，它们在那个时候过于专注周期性政策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期间的政策组合更为依赖于决策者可以运用的、金额庞大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灵活性，对自由化及发展政策的关注较少，而对于维持较长期间的经济增长来说，这种关注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公共部门主导的投资以及金融压制，这种模式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并且正在缓慢地失去动力。虽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总需求管理存在很高的财政灵活性，但是我们还看到，中国的金融和非金融公司部门已经连续出现了过度杠杆化的迹象，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且稳定性大打折扣。与一致性预期相比，对于中国的周期性展望，我们仍然感到更为乐观，并预期，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放缓至6.5%左右。而且，对于未来，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定性程度低于其他国家。

此外，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结果会与中国未来一年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墨西哥和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较弱，并且最近两个国家都显示出了结构性政策有所改变的迹象，而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要的；然而，巴西和俄罗斯将继续依靠中国的外部需求支撑。我们预计，作为一个整体，金砖国家经济体在2015年的经济增速只有2%，与此前几年所实现的3%-5%的增速相比将会出现严重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