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传播权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信息传播权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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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受众 合理使用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身处网络社会，作为国家重要公共信息保管与传播的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档案馆”特指“综合性档案馆”），其特定的社会责任、服务宗旨及档案信息的获取、管理、服务模式决定了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来保障公民获取信息自由，维护自身权益，实现社会信息公平，是网络时代档案馆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现代传播学的受众理论特别强调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受众的主体性。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其信息价值的实现应以档案受众的存在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的合理使用制度需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使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发挥“利益平衡器”的作用，来充分满足受众获取档案信息的需求，提高档案馆信息利用的效率。

1.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的适用性分析

1.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

2001年10月，我国颁布的新《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为著作权的专有权利，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网下受保护的作品在网上传播、转载、下载都将视为侵权。为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2006年5月10日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作为网络环境中著作权的合理延伸，《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规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规。它的出台和实施，为信息网络中引发的诸多著作权问题、受众群体的权益、档案资源的利用、网络档案资源的共享等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1.2合理使用规定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指，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著作权人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对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使用的行为①。档案馆是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保护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和传承历史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能实现这一使命，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针对档案馆制定了合理使用的条款，然而《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在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作出规定。为了适应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需要，《条例》对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作了调整②。

《条例》设置的“合理使用”条款，其目的是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通过版权限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条例》第7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规定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对于作品的合理使用，是公共文化机构合理使用数字信息所奉行的最主要依据。

1.3 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影响

目前，网络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档案信息传播方式，大大拓展了档案信息的传播空间，使档案受众享受到网络带来的快捷与便利。档案馆开始改变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和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来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从我国大多数档案部门的馆藏特点来看，虽然大部分的档案并不涉及版权问题，但仍有少部分档案涉及。对于这部分档案如不处理好相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将在一定程度影响网络时代档案馆的建设。总的来讲，信息网络传播权束缚了档案工作的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档案馆是否有权将馆藏档案信息或者其信息产品传输到网络中。由于部分档案信息是具有版权性质的“档案作品”，因此通过网络进行档案信息服务就必然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网络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新的平台，但是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制，使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为了在网络环境中更好地实现档案馆的社会使命，应当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其影响的问题上给予一定的关注。

2. 受众视角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2.1受众理论的应用

“受众”一词来源于大众传播学，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受信息的群体。信息受众的特点是:(1)规模巨大，在人数上超过大部分社会群体。(2)分散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 (3)异质性，即信息受众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服务中，笔者认为档案受众是通过网络媒介接触到档案信息和使用档案信息的人。在信息时代，以网络为媒介传播档案信息的接受群体更为广泛，“受众”能较好地表达档案信息服务观念的转变。总体上看，《条例》的规定构筑了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的法律空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档案馆的合理诉求。但从受众角度而言，却大大挤压了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的作用空间，给公众在海量网络信息资源中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带来诸多不便。

2.2 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空间萎缩

所谓的通过信息网络向档案馆的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因为没有得到档案权利人的授权，只能在馆内阅览，这与传统档案馆的信息服务没有区别，档案受众通过信息网络获得的数字档案信息只能在计算机上阅览，不能下载复制，这给受众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带来极大的不便，远远不能实现公益性档案馆传播信息与历史文化知识、实现公众公平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基本功能。

2.3 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制度障碍性

《条例》沿袭了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对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而言固然明确且易于操作，但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新的合理使用要求，这种封闭式的立法模式显得弹性不足，前瞻性较差③。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缺失，也为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正当行使和权利扩张制造障碍，这种合理使用立法的“封闭性”如果不作新的调整，档案信息传播力实难有新的拓展，作为档案信息需求活跃主体——档案受众在获取档案信息过程中不免会减弱信息接受度。

2.4 档案馆合理使用法律规则的模糊性

相对于传统著作权，数字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规则显得复杂、不确定。就《条例》第7条来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馆内服务”、“已出版档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术语，而这些术语在《条例》中并未有准确界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的份数”也尚未可知。在区分“馆内服务与馆外服务”、“已出版档案与未出版档案”、“数字档案与非数字档案”、“数字浏览与数字化复制”、“ 档案收藏权与档案所有权”、“收费与赢利”、“档案隐私权”等界限问题上仍会存有争议④。

3. 重塑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策略

针对受众视角下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和合理调整，这取决于法律规范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也有赖于档案馆在现有规则下的积极争取和灵活运用。

3.1以公众需求为基础的档案馆合理使用价值的新定位

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和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档案馆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信息社会中，保障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相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说，“公共利益”就是让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谋取更多的有益于自身和社会的信息资源。因此，“公共利益”是立法者首当考虑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最大特点在于以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无限接近的需求为基点的同时兼顾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基于档案馆的公益性特点，档案馆应当是建立在档案信息开放、扩大交流的基础之上， 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其主要价值取向应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基准，对档案馆信息资源合理使用进行价值新定位。

3.2以公众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基础完善档案馆的管理制度

从档案馆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作为档案馆馆内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健全档案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自律制度，摸清现有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知识产权状态，对档案馆知识产权人提出的授权条件、档案馆获得的权利种类、行使权利风险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进行科学评价，核查依法可进行数字化复制的档案范围、种类和数量，根据档案馆馆藏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的整体部署，有计划地进行外购合同谈判或自行复制。在对档案馆馆舍内用户提供网络档案资源服务时，应确保防止不当网络传播的技术措施的有效性⑤。从公众层面看，我国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依然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用户群体性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发生。因此，档案工作人员利用馆内的传播平台，向广大公众积极普及网络档案资源权利保护的相关知识，不断增强对档案知识产权的认同感，提升档案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监督和指导公众的档案信息获取和使用行为，消除侵权隐患。

3.3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权的扩大

在《条例》第七条之前，档案馆完全无法享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作为《条例》中著作权法的补充法规，《条例》设置了有关豁免条款，其目的在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与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范围仍然有限。相比之下，档案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豁免范围在国外立法中有扩大的趋势，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复制，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馆藏资源规避技术保护措施⑥。欧盟颁布的《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特定方面的指令》设置了在新技术环境下档案馆的豁免条款。档案馆作为政府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公益设施，扩大其信息网络传播的豁免权，事实上就是给予公众公平接触数字档案信息的机会，作为档案信息传播者和使用者利益的代表，应该积极倡导和推动“合理使用”制度下的公众接受档案信息的能力，实现档案信息传播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4以实现受众权利为基础规避《条例》模糊规定的风险

档案受众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档案受众是档案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因此能否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的权利是衡量一个档案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基本标准。然而《条例》中涉及到档案网络传播中一些模糊不清的条文，对档案受众权利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针对合理使用的现有规则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情况，《条例》需要在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档案法修改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应的完善，应清晰界定“档案馆馆舍内服务对象”、“合法出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关涉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术语，明确档案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资源的数量，建立区分“档案资源收藏权与档案资源所有权”、“收费与赢利”、“公益与有偿服务”等概念的标准⑦。同时面对现实的法律环境，档案馆所能做的不是消极抵触或漠视规则，而是根据档案馆在和谐社会中公益性的定位，认真研究探寻《条例》中模糊规定的风险，谨慎对待、认真处理档案馆馆藏为档案受众服务的各种问题，努力避免档案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尽力维持档案馆、档案权利人、档案受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此证明促进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是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权利最佳途径之一。

总之，《条例》的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立法活动的终结，《条例》对档案馆做出的信息网络传播和合理使用的条款基本只是表象的、未触底的、缺乏可操作性的文字规定，还远不能完全解决现代档案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从公众权利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有关的争议，同时需坚定信念与决心，在新的一轮立法博弈中为档案馆的公共利益争取更多的信息传播权利。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开放存取研究》、江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南昌大学教学改革项目《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JXJG-11-1-32）、南昌大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44.

②颜祥林,傅长青.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对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草案) 的关注[J].档案学通讯,2007(2):25-27.

③管先海,程训方.网络传播的影响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向[J].档案管理,2003(6):23-24.

④秦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7(5):38—40.

⑤王宇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兼论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的完善[J].情报杂志，2009(2):175 -178.

⑥曾凡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研究[J].图书馆,20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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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背景；研究维度；研究价值

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对于灾害信息传播业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种社会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灾害事件频繁发生，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探索如何减轻灾害损失。减轻灾害损失的基本前提就是认识灾害，这既包括灾害本体认知，也包括灾害与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灾害信息传播研究就是致力于对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究，从而为人类防灾减灾事业提供理论支持。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催生了国家顶层设计对于灾害相关领域研究的支持和引导。在2011年10月16日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灾害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合作机制，鼓励减灾救灾政策理论研究。”这些都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力支持。

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维度

笔者认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研究，主要包括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和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研究；第二个维度是应用研究，主要包括案例研究。

（一）灾害信息传播要素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归根结底是信息传播，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不能缺少传播者、媒介、受众、信息和效果等要素。

灾害信息传播者研究。在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中，传播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要素，也是开始灾害信息传播行为的第一关。卢因将传播者视为把关人，决定着信息能否进入传播渠道和以何种形态进入传播渠道。在常态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专业传播者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媒介组织提供的物质保障，赢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力量。但是灾害事件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专业传播者在灾害事件发生过程中的“缺席”，无法在第一时间记录信息和传递信息。随着影像记录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业余传播者在信息传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在灾害事件中，业余传播者的在场有效填补了专业传播者的缺席，利用随手的DV、数码相机、手机等设备将灾害发生的瞬间记录下来。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日本地震，都留下了灾害发生瞬间的宝贵视频，为受众了解灾害事件和灾害学研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完整有效的灾害信息传播过程，需要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之间的紧密合作。灾害突发时，需要业余传播者迅速捕捉第一时间发生的客观事实。当灾害事件发生后，专业传播者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接手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按照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和新闻传播政策的要求传递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专业传播者和业余传播者在灾害信息传播中是并存的，业余传播者是专业传播者的有效补充，二者的作用同等重要，互相不可替代。

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研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往往造成电力、交通、通信被破坏，这就大大阻碍了传播媒介向灾害地区传递信息。灾区受众和灾害救助对于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得不到有力满足。笔者在参与汶川地震救助情况的社会调查时，曾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了解灾区的信息传播状况。受到电力、交通、通信的影响，汶川地震重灾区汶川、都江堰、北川等地的信息传递主要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中，只有广播媒介凭借着较低的物质依赖性仍然发挥作用。[1]此外，刘晓岚等学者对于灾害信息传播阶段性特征的研究也是从媒介角度进行考察的。[2]物质依赖性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灾害事件中对于灾区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印刷媒介离不开电力、交通，具有易损性，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离不开电力、通信信号，信息接收终端相对庞大、沉重，都使得这些媒介在灾区的信息传播中很难或无法发挥作用。广播媒介在灾区信息传播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成为灾区人际传播的重要信息来源，并有力指导了灾区群众的自救互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指出：“开展国家应急广播相关技术、标准研究，建立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提供灾情预警预报和减灾救灾信息的全面立体覆盖。”

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研究。按照所处区域的不同，可以将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分为灾区受众和受众。灾区受众是灾害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无论是否在灾害事件中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们对灾害信息的需求不同于受众。灾区受众的信息需求具有单一性，他们只关注与灾害紧密相关的信息，常态的信息传播方式不能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相反还会冲淡对灾害事件的关注，容易在灾区受众中形成消极的影响，不利于灾害救助和灾区受众心理抚慰的进行。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灾区受众常常缺乏理性，这就要求灾害信息要浅显易懂，没有歧义。正是对于灾害信息需求的不同和理解方式的差异，要求灾害信息传播媒介对于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灾区受众对于灾害信息的过度阐释，才能保证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灾害信息研究。信息是一个传播学概念，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灾害信息指的是与灾害事件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也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中与灾害相关的信息。灾害信息具有以下特点：①重大性，灾害事件往往对人类社会造成较大损失，这些信息的传播常常影响着社会稳定；②破坏性，灾害信息一旦传播不当，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③时效性，任何不及时报道灾害信息的行为都违背了受众的知情权。对灾害事件中的流言和谣言的研究也是灾害信息的重要内容。灾害事件常常引发集合行为，加之大众传播信息缺损严重，灾害事件常常成为流言和谣言传播的“重灾区”。近年来，自然灾害事件和人为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社会公众处于一种安全恐慌之中，这样的心理状态最适合流言和谣言的传播，流言和谣言传播速度也更快，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日本地震后我国全国性的抢购食盐风潮就显示了谣言的巨大威力。

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研究。灾害信息传播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灾害信息传播媒介要将政府意向和受众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中，对灾害信息传播总是控制得多、放开得少，虽然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众的知情权。媒体竞争的加剧和公众素养的提升，对灾害信息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强化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这是媒介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衡量灾害信息传播效果要依赖于“四个有利于”的标准，即灾害信息传播是否有利于满足受众知情权，是否有利于灾害救助顺利开展，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否有利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实现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需要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首先从政府方面，应该坚持“三善论”（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从媒体方面，要积极形成传播合力，拓宽信息反馈渠道；从受众层面，要开展有效的信息监督，及时反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从媒体方面，需要调整灾害信息传播策略，做到两头满意。[3]

（二）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研究

每一次灾害事件发生之后，都有人对这次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专门的研究，这种以案例形式开展的研究并未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单纯媒介批评的层面，对于灾害信息传播的未来走向提出过很多很好的建议。例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新闻理论界对中国媒体在非典初期“集体失语”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有效督促了新闻媒体对灾害事件的及时介入；2009年全球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我国媒体吸取了非典报道的教训，正确估计了这一全球性事件的巨大新闻价值，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并持续报道了半年时间，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平缓期报道的同质化现象，但是总的来说，较非典疫情报道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的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诟病。笔者在《管窥新闻联播2008年冰冻灾害报道》一文中指出，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这一灾害事件报道中存在三对矛盾：灾害事件的突发性和新闻报道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破坏性和新闻报道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灾害事件的客观性和新闻报道的主观倾向性之间的矛盾。紧随其后的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就有效弥合了这三对矛盾，成为新时期灾害信息传播的典范。此外，对于“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新闻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刊物及时刊发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文章，对这一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了阐述。

从目前对灾害信息传播开展的研究来看，案例研究仍然占据多数。这是因为不断发生的客观变动为理论家提供了无尽的研究对象。随着网络资源共享的发展，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变得简单，研究者能够轻易地将特定媒体对某一灾害事件的报道内容收集穷尽，维护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而在传播学学科体系中，寻找新的交叉研究点进行理论创新，则很可能是一件劳而无功的事情，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案例研究的兴趣远远大于基础理论研究。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对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的研究。对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实证研究，也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据邵培仁、杨丽萍对SSCI收录期刊《传播学刊》21世纪第一个10年发表的332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对于美国‘9・11’事件、炭疽病毒、欧洲的疯牛病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社会影响极大的异常疾病和危机事件的及时关注和跟踪研究，既体现了高度的现实敏感性，也体现了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4]。可以说，在这些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灾害信息传播理论，对于丰富和深化传播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灾害信息传播研究是随着近年来灾害事件频发兴起的。新媒体介入媒介竞争，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草根媒体信息的低门槛准入，逐渐改变了受众的信息需求，促使受众形成新的信息消费习惯。这种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在客观上推动了主流媒体信息传递观念和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此外，无论是自救互救，还是专业救援，也都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信息，这既包括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的信息，也包括大众传播中的信息。信息需求决定了信息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力调整报道方式，尽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灾害救助的信息需求。灾害信息传播现象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又直接为灾害信息传播业务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郭子辉，徐占品，郗蒙浩.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积极作用――基于汶川等十县市的调查结果[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1）.

[2]刘晓岚，徐占品，陈晓一.灾害信息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1（11）.

[3]郭子辉，刘晓岚，刘伟.论自然灾害事件的信息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0（13）.

[4]邵培仁，杨丽萍.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SSCI收录的《传播学刊》为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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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的全新形态，技术进步给它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决定了它与传统大众传媒不相同的特质。本文拟以“人肉搜索”为实例，对其负面效应的成因进行初步分析，以及对如何遏制负面效应，有效把关进行简单探讨。

一、“人肉搜索”小史

2001年出现了迄今为止公认的“人肉搜索”第一桩较为著名的案例。一位网民在猫扑网贴出美女照片，并称该女是自己的女朋友。随即有网友证明，此女的真实身份是微软公司女代言人陈自瑶，并贴出了她的大部分个人资料。

“微软陈自瑶事件”开创了人肉搜索的先例，是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人肉搜索事件。2006年2月和4月发生的“虐猫事件”和“铜须门”事件，正式将“人肉搜索”推入人们关注的焦点位置。尤其是“虐猫事件”，可视为“人肉搜索”有生以来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2008年“五一二”四川大地震，谷歌、天涯来吧、百渡贴吧、搜搜搜吧、新浪和网易等网站的相关网页，启动专项搜索引擎――“寻找灾区的亲人”显示出“人肉搜索”带有巨大人文关怀力量的凝聚力，揪出了“李冬梅”们借“爱心捐助”发国难财者及“辽宁女”们全无爱心的失人性者的嘴脸。对此，有学者认为，“网友不惜成本地搜人、骂人，背后必定有它并不无聊的原因，人性深处最终追求的还是心灵的幸福、与他人关系的和谐……”传播学者周培勤说，网络和“人肉搜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加民主和透明，信息更加公开，而这些反过来也培养了全社会的公民意识，让人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

二、“人肉搜索”时善时恶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人肉搜索”关注的话题、事件多在论坛、博客或者播客等原创区域出现。在这些区域中，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往往是弱化的，甚至是缺失的。这种“把关人”弱化或缺失，可以视为“人肉搜索”时善时恶的主要原因之一。

“把关人”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由传播学者怀特引入新闻研究领域。主要用来说明大众传播领域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有“把关人”在决定着信息的重点所在，掌握着解释信息的权利，决定信息是否最终流向读者，并直接影响传播效果。

传统大众传媒中的信息经过记者、编辑等把关，呈现于受众面前，会显现出相对理性的面貌。网络传播中，论坛、博客、微博等原创信息更趋于感性，人人都可成为“公民记者”。当一条信息刚出现在互联网上时，网络编辑、“斑竹”等“把关人”也许不会注意到它，但当这条信息成为“人肉搜索”的目标时，“把关人”们出于技术、商业等考量，已经浮出水面的冰山再按回去几乎成为不可能。

我们认为，网络尤其是论坛、博客等原创信息领域“把关人”弱化甚至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传播“传受合一”， “把关人”权力分化。 网络世界，技术的进步使得谁都可以上网传播信息，人人都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信息取舍。传统大众媒体中传播者进行议程设置或者引导舆论的一面，在网络世界中荡然无存。受众成为“泛受众”，信息传播者可兼任信源和宿源，传播权力为大众所分享。面对这样局面，网络媒体的把关力量变得微乎其微。

三、网络媒体应对办法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信息的相对自由，专业审查和审核程序相对宽松。网络舆论具有的个性化、言论主体多元化以及交流的及时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环境更为复杂、难度更大。

但由于“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编辑必须将“把关”这一核心工作做好。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体系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选择和编排。通过报道新闻及设置有关的话题或者议题，吸引受众参与到网络传播过程中，通过及时的新闻报道、网络互动交流和详尽的事实背景材料，对网络民意进行整合，在交流和互动中引导大众舆论，促成正确舆论的形成。

2.传统媒体的作用

过去是网络从传统媒体上转载内容，现在是很多传统媒体从网络中寻找话题。尤其是“人肉搜索”引发的话题，无一不吸引众多传统媒体跟进，传统媒体会凭借自身的优势扩大网络议题的传播范围，甚至使它们在众多的信息中脱颖而出，长久地享有受众的注意，成为一时间占据报纸、广播、电视的热点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整合传播有时会满足跳梁小丑的炒作心态，或者在大量批评的同时却扩大了被批评者的知名度，那么传统媒体就会失去民众长久以来对其形成的信任，严重破坏自身的权威性。

3.网民的“把关意识”

网络的互动性模糊了网络传播中传受双方的界限，很多网民成为信息的原创或转发者，“人肉搜索”也正是依靠网民的这种传播力量而发展壮大。但是很多网民不具有媒体素养，缺乏“把关意识”，对信息的真实度不加判断，对传播信息造成的后果更不予考虑。这就造成了网络虚假信息泛滥、“人肉搜索”事件常常害人不浅的现状。人人都希望成为捍卫正义、维持秩序的“网络警察”，但是有没有想过“警察”是需要资质的，这种资质就是媒体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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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1部分 社交网络介绍，包含第1-5章：1.引言。本章介绍了网络科学应用于解决社会政策问题概述与近几年的网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2.社交网络中的健康信息传播。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理论及相关模型，讨论了社交网络的分布特点；3.科学的团队和网络改变知识创造面貌。介绍了网络在创新领域的重要性，研究了团队网络中的联系，并给出了科学的团队网络组成要素；4.结构叉：重叠群的创新潜力。本章从群论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结构如何保持稳定的创新，讨论了网络结构中的不稳定性和相关性，介绍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叉，即重叠群的创新潜力，以及群的稳定性；5.纳米Hub中的团队组成与性能：科学界的网络选择挑战。

第2部分网络中的权力滥用问题，包括第6-9章：6.多方行为协调模式：在政策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介绍了组织领域中的模型和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阐述了多方行为协调机制在政策决定中的作用，讨论了集中型网络的协调性与高效性；7.高管薪资的偏斜分布导致痛苦：困惑和答案。介绍了利用组织网络分析工具解释高管薪资的规模与结构，讨论了不同行业的薪酬结构及网络拓扑、社会对比和薪酬分配的内在联系；8.机构职位获取网络：国家机器中的商业案例。介绍了在组织中职位获取网络概念，讨论了巴黎商业法庭网络案例，以及目前国家机关中的职位获取与商业网络的关系；9.腐败的社会与制度结构：在匈牙利的一些典型的腐败交易网络格局。介绍了组织网络资源被用于获取私利的模式，介绍了匈牙利一些典型的腐败交易网络。

第3部分网络科学在大规模问题中的应用，包括第10-14章：10.创意要素如何在危机之后恢复网络：生物学的教训。介绍了生物学的教训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原理，讨论了危机中网络的反应与危机后的网络重置，最后介绍了将生物网络反应模式在社会网络及个人行为危机中的应用；11.网络与全球化政策。讨论了在全球交易网络中不同类型宏观、微观过程的连接模型，介绍了全球政策中的一些网络科学应用实例；12.生态学中的网络科学：生态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问题。13.欧洲的天然气管网中的供应安全。14.结论和展望。

篇5

论文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法律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网络服务提供者，英文简称ISP，一般称为网络服务商。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指一切提供网络服务的个体和组织。它包括两类主体：网络内容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ICP)，是指“经过有关机构认可的、有目的地选择信息(网络版权法律关系中专指作品)，并利用网络向不特定对象提供的主体。”…在网络传播作品的过程中，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职能是负责编辑和处理作品，在网络作品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类是网络技术提供者，它与网络服务内容提供者不同，仅按照网络用户的选择传输或接受作品，并不对作品的内容做任何改变。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IAP)和网络平台提供者(IPP)。

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侵权，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即：有无网络版权违法行为、有无网络版权损害事实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2005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百度侵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向公众提供胡彦斌、许巍、花儿乐队等歌曲的文件下载，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这起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即符合侵权的三个要件。首先，从违法行为上来说，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和授权，擅自在其网站上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歌曲的下载服务，并在明知侵权的情况下却仍把歌曲提供给了网络上不特定的公众，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制作者权益，因而确认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这～点毫无疑问；其次，由于被告提供的免费下载服务影响了原告传播其作品的市场效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产生了确定的损害事实，而这一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也是存在直接因果联系的，因此，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最终法院作出了要求百度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判决。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可以分为两类：即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它们以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为区分标准。目前从网络司法实践来看，对网络技术提供者，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是基于平衡社会利益和权利人利益而言的。如果对仅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技术提供者采取过于严格的限制，可能会阻碍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但是对网络内容提供者而言，则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无过错责任是指网络环境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为要件，就损害的发生，网络服务商虽然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之所以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是由于网络内容提供者是网络信息传播的“过滤者”和“守门人”，它对信息内容具有编辑和控制的能力，因此为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对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行为加以限制。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及责任认定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形态

依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实施是否直接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可以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侵权形态。

1．直接侵权

“直接侵权”的概念是与构成著作权权利内容的一系列专有权利密切相关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着一类特定行为，如复制权控制复制行为，发行权控制发行行为，表演权控制表演行为等等。如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缺乏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抗辩理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这就是说，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为能否受到专有权利的控制以及是否存在免责的法定事由。在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诉搜狐一案中，被告非法传播原告的电影作品，其行为即构成了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已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同时我国相应的行政法规中也给出了详细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受到法律的直接保护的，被告对此项权利的侵犯即是构成了直接侵权．

2．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如果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而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该特定侵权行为是否直接受专有权利的控制。间接侵权所指向的行为并不在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范围之内，只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间接侵权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构成侵权的要件。如日本一家计算机游戏生产销售企业，指控美国某经营公告板的公司在其公告板上，设有未经原告许可即可下载原告公司产品的区域。而被告辩称下载原告的软件是用户行为，并不是被告直接所为。在这个案例中，虽然被告的行为不是直接受专有版权的控制，但是被告明知存在侵权，却仍主动为用户侵权提供条件，构成了间接侵权。

(二)国际上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1．美国

美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法案中：(1)1998年2月的《在线版权损害责任法案》，该法案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避免因用户侵权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担过重的法律责任。

(2)《数字版权和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中规定，除ISP在收到著作权侵权通知指控其侵权外，没有编辑、控制传输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单纯提供联线服务的网络技术提供者，都不承担任何侵权责任。(3)1998年10月的《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案中新增的512节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

2．欧盟

2002年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方面指令》(简称《电子商务指令》)，该指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明确规范和协调。首先，对在线网络服务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序言中概括性描述了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信息社会提供者，包括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在注意到非法行为时，必须迅速删除所涉及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

3．英国和德国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英德根据欧盟的指令，都对网络版权问题作出了法律上的调整，其中也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相关规定。2003年英国按照欧盟的指令修改了本国的版权法，通过了《版权法修正案》，该法案主要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对网络服务商行为的规范。法案按照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包括相应的通知和反通知程序。德国则在其《电信服务使用法》中，规定电信服务提供人就其本身和他人提供(明知或者足以制止他人将该资料内容上传的范围内)的资料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制度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在规范和保护网络版权方面，我国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其中大量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些问题，对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相关法律规范在我国仍是探索阶段，难免存在瑕疵，有待于我们在借鉴他国成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立法状况

1．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的第四、五、六、七条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如解释的第五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2．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根据2001年新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对2001年的《解释》作了相应修改。其中《解释》涉及到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归责原则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

3．2005年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该规章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其中规定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义务以及各自的担责、免责情形及处罚规定。同时在该《办法》中，为协调著作权人与互联网内容提供者之间的利益，首创了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通知和反通知制度。

4．2006年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该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首先，该条例在第十四、十五、十七条详细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其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需承担责任的情形。如第二十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涉嫌侵权服务的姓名、联系方式等资料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设备。再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情形。如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搜索、连接服务的，在接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开与侵权作品的链接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相关规定的完善

1．立法模式

“中国的立法模式表现为大法管小法，小法管规章，法与法之间级别分明；国家法律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问题由实施细则解释，实施细则解决不了的由部门规定解决。这种模式往往造成实施细则与部门规章不能很好的解决国家法律中的问题，使一些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立法修正采取阶段性修改的做法，修法往往以重大事件出现为必要条件，而且要等若干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导致了立法不能及时出台，而仅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补充，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如我国的《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迟迟不能出台，而仅以2002年、2003年的司法解释来做说明，致使关于网络设链者的法律责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在这点上，我国应该借鉴美国及时修法的精神。

2．立法体系

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规定，目前仅是停留在一些零散的条文中，尚未形成体系，在民事、行政、刑法上都缺乏相应的调整。从民事角度而言，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问题存在瑕疵，而欧洲国家这方面的立法对我国立法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欧洲法律将网络上发生的非法行为产生的责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分开处理，这样就避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从刑事调整角度而言，难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给予实际的刑事处罚。我国在《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此相应的罪名。从行政调整方面来看，保护力度不足。如在《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中，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仅局限于对网络技术提供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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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世界社会网络服务未来教育自组织

小世界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连锁信件实验。他在美国波士顿（Boston）和奥马哈（Omaha）两个地区任意挑选出296个人，然后给他们每人一封信，信中放了一个住在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的名字，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只知道这个股票经纪人的名字、职业和大概的居住地点。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要求这296人分别将这套信寄给那些自己认为比较接近那个股票经纪人的朋友，朋友收到此信后，也同样按照这种方式发给下一个人，如此一环扣一环，步步传递。实验结果让世人大跌眼镜。296封信件中居然有64封成功到达了目标人物—波士顿股票经纪人—的手中；而且，虽然从波士顿本城始发的信件比奥马哈始发的信件传递过程要来得长，但平均下来，每封成功到达的信只经过了5.2个中转过程（JeffreyTravers&StanleyMilgram，1969）。这个发现着实出乎大多数人意料。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德国一家报纸身上。若干年前德国一家报纸接受了一个挑战，要帮助法兰克福一位土耳其烤肉店的老板找到他与其最喜欢的影星马龙•白兰度的关系。没几个月该报社的员工就发现，原来，烤肉店老板是伊拉克的移民，他有个朋友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刚好，这个朋友有一位同事；这个同事的女朋友在女生联谊会上有个结拜的姐妹；这个结拜姐妹的父亲是电影《这个男人有点色》的制作人；而恰好，马龙•白兰度就是《这个男人有点色》的主演。因此，事实上，烤肉店的老板只需要经过6个人的私交，就可以与白兰度建立起联系了。

上面两个案例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深刻、颇为典型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概括为著名的“小世界”（smallworld）理论或“六度分隔”（sixdegreesofseparation）。这种理论的意涵就是，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只要不是与世隔绝）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JeffreyTravers&StanleyMilgram，1969）；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人的中介，你就可以结识任何一个人（EricaKlarreich，2003）。当然，在这里，六个人并不是绝对的，它表达的是这种意思：在现代全球化的社会中，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定的联系方式，总是能够产生联系，之间绝对没有联系的人是不存在的。

基于小世界理论的社会网络服务

令人震惊的小世界现象在自然和社会中其实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论及应用，要数计算机网络领域走得最前，基于小世界理论的社会网络服务就是最生动的实例。

社会网络服务，专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其思想起源于六度分隔的小世界理论蕴涵的聚合效应。按照小世界理论的说法，个体可以通过不超过六次的联系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因而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社交范围可以不断放大，最后形成一个大型的社会化网络。事实上，综观大陆现时广为流行的一些SNS社交网络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一些现实的社会关系正通过SNS中介与虚拟社会化网络实现大规模联姻，SNS社交网站也已经成为网络文化及市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场所。

社会网络服务型的网站虽然诞生不久，但观察家们已经对其特点进行过许多概括描述。首先，社会网络服务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将人际关系网络化，把零散的网络个人信息组合起来，根据聚合效应形成独特的社区。这种社区与社会学概念上的社区不同，社会网络服务里的社区不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以共同兴趣或经历为基础，在网络上形成的虚拟社区（贺艳华，2009）；它与前一代BBS式社区也不同，后者以IP形式标识用户身份，具有相当程度的隐匿性，而SNS式社区实行的是真实透明的社交文化，绝大多数个体在上面展现的是真实的个人特征（崔娜、盛斌、贾婉莹，2009），与个体实现生活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贺艳华，2009）。其次，SNS网站以朋友的信任为连接，形成一张张以自组织为中心、呈现出扁平化特征的网络；在这里个体成为传播的起点和终点，传播者和接收者不再是拉斯韦尔所说的线性模式，而是奥古斯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接收者会变成传播者，传播者也会变成接收者，因此SNS网站凸显了“去中心化”的特征，强调合作、平等、共享和开放（贺艳华，2009；蔡沂、郑郁林，2009；崔娜等，2009）。第三，Web1.0条件下的网络信息传播生态是以专业媒体机构为主导，用户边缘化为被动的“浏览者”，只接受信息、通知和命令，没有信息、反映问题的权力，也很难根据自己的兴趣、个性形成社群；这种权力结构随着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SNS网络的出现得到改变，Web2.0基础上形成的SNS网站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还给了普通大众，为个体提供了信息生产、积累、共享和传播创造了独立的空间，形成网络的自媒体、自组织（赵曙光，2006）。第四，正是由于自媒体和自组织的形成，与传统大众传播领域相比，SNS网站产生的信息一般是以用户自己产生的内容即所谓的“微内容”为主，个体所产生的信息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信息源。第五，从传播媒介来看，SNS网站融合了各种网络应用，可兼用文字、音频和视频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网络信息传播的媒介更为多样开放。第六，SNS网络信息传播兼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重特性，同时也表现出病毒式传播的特点，传播速度快，广度也深（贺艳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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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肉搜索”引擎是一种技术性媒介

广义上来讲,“人肉搜索”是数字化时代的一种现象,是网民对自己不懂或含混不清的各种知识、问题等通过网络社区求助、发问,从而获得更多网友帮助和回答的一种网络活动。而狭义上的“人肉搜索”是利用现代科技信息,你问我答,网友互动,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2]由此可以看出“人肉搜索”从其广义概念到其狭义概念的发展,只是搜索对象从包罗万象的问题渐渐地窄化为人找人的过程,但其“互动问答分享”的本质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原因在于支持“人肉搜索”强大搜索功能的“人肉搜索”引擎这一核心技术未曾变化。

百度百科将“人肉搜索”引擎定义为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一种机制。[3] 通俗来说就是在关系型网络社区里,聚集网友力量,遇到困难的人提出问题,有这方面知识或线索的人就对其解答,表现出一种鲜明的问答式搜索特征。诸如百度知道、天涯问答等都具有“人肉搜索”引擎这样的技术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人肉搜索引擎是建立在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之上的一种搜索机制,是借助于人工参与来实现一种针对性更强,且具有双向甚至是多向互动功能的搜索方式。

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认为,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增强;多媒体化和媒介功能的融合;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新媒介的特点与性质。[4]以此来比照“人肉搜索”引擎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首先“人肉搜索”引擎实现了更具针对性的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互动功能。其次,“人肉搜索”引擎是建立在传统搜索引擎上的一种搜索机制,既可以对既有的网络数据资源搜索,也可以对网民掌握的社会现实资源进行搜索,是对传统搜索引擎功能的整合,同时也聚合了网下的现实资源,实现了媒介资源的丰富化。最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人肉搜索”引擎,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的全球化传播。正是基于上述技术与传播特点,“人肉搜索”引擎具备了新媒介的基本技术特征。

雷建军也在《视频互动媒介》一书中把媒介定义为指涉传播方式的技术实现形式。[5]他认为在数字语言与形态整合这样的媒介演进前提下,媒介形态不再像过去一样单纯,其主要形态除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物质媒介” ,“物质媒介”所负载的软件的技术形式也是媒介概念的题中之义。在这一概念的框定下,我们不难发现“人肉搜索”引擎正符合数字语言与形态整合这样一种媒介演进的规律,是软件技术形式对互联网媒介内部的搜索模式及功能的进一步延伸。所以笔者认为“人肉搜索”引擎这种技术形态,应该就是在对传统搜索引擎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优于传统搜索引擎的一种技术性媒介。

二、“人肉搜索”是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传播方式的集合体

2008年5月的“辽宁女”事件,是“人肉搜索”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特征的典型化表现。在对该女的“人肉搜索”中,网友通过其上网的IP地址,找到其上网的具体地点,接着QQ号和QQ空间被找到,里面储存的年龄、居住地等信息被公开。随即更大的搜索网铺开,有匿名网友发帖称知道该女子的详细信息,其身份证号、家庭成员、工作地址全被“挖”了出来,其个人真实信息几乎被一览无余,该事件也成为网友高点击率、评论最多的新闻事件。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型网络信息搜索方式,不再仅仅依靠网络数据库,而加入了更多人为主观的搜索因素。搜索目标对象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一切痕迹,与网民之间并交流搜索目标的现实信息资源,成为“人肉搜索”常用的信息搜索手法。

从这一搜索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肉搜索”信息传播互动机制包含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两种模式。所谓人机互动是指在以媒介为中介进行传播的过程,界面两端的人与机器所发生的相互依存的行动。[6]人际互动简单的来讲就是指以媒介为中介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界面两端的人与人发生的相互依存的行动。[7]就互动机制来讲,人机互动的反应速度虽然优于人际互动,但其毕竟是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搜集互联网上的信息,由于网络信息海量、高重复性的特征,使得这种信息传播不具针对性,以致于网民不能又快又准地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但人际互动却可以将网络数据资源和社会现实资源想结合,聚集网上网下的双重力量,同时发挥互联网“交互、参与、分享”的本质精神,提高对搜索需求及搜索目标的理解,以实现对信息的高度提纯和更具针对性的锁定搜索目标,从而对人机互动形成了良好的补充。“人肉搜索”正是聚合了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两种信息传播模式,才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网络事件。

三、“人肉搜索”互动机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特征

“人肉搜索”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掉进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质疑博弈漩涡之中。隐私权、名誉权与自由言论权、知情权的对弈,网络舆论监督与网络暴力的争论等等,都是我们在使用和接触“人肉搜索”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恰恰是“人肉互动”中人际互动机制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上述情况的产生。而人际互动机制使搜索目标更具针对性,搜索任务更易实现,且在一定的搜索主题范围内,凝聚了社会正义与社会道德的力量,这些特征在诸如“虐猫”事件、“女王”王千源事件、“周至尊”事件等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关注国家政治的新闻事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但另一方面,网民大规模自发参与,聚集了各地不同阶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也决定了参与搜索主体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被搜索对象随意性等特征,进一步导致了网民多以道德的名义集结,而产生推波助澜的非理性群体心理,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诸如因一句“很黄很暴力”而遭到恶搞的张殊凡,因汶川地震中挪用赈灾帐篷而被误伤的绵竹县团委书记范晓华等都是“人肉搜索”中非理性倾向的受害者。

四、规约“人肉搜索”失范行为的路径寻求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信息搜索方式,既为网民的信息搜索提供了相当便利,提高了信息搜索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社会公众舆论监督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民主与社会进步。但随着“人肉搜索”活动的日益膨胀和无所拘束,的确也有蔓延为网络暴力的倾向,因此我们对于“人肉搜索”这种搜索方式应采取理性的态度,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因噎废食。因此,采取开放的态度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人肉搜索”弊端的规范,引导网络良性循环才是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该从网络监管机制、网络自律、网民媒介素养培养、树立媒介批判意识等方面来进行规约机制的建设。

用法律手段规范网络行为,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强化网络自律,应该是第一出发点。“人肉搜索”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一些“失范”现象,已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如被称为“网络暴力第一案”的“死亡博客事件”,争论焦点就在于主体行为之间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事实。在“死亡博客事件”审判后不久,立法机关也通过了对《侵权法草案》的审议,其中第七节对媒体侵权作了明确规范,结束了我国现行法律对该问题的“真空”现状,此举虽然还不足以改变“人肉搜索”中所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但无疑为缺乏约束的“人肉搜索”提供了法律硬性规范的前提。

其次,应该继续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在 “死亡博客事件”中就暴露出行政管理部门网站监管不严的漏洞。对原告王菲造成侵权的北飞候鸟网站,从申请注册到实际获得批准运行资格,其间该网站脱离监管部门监管违规运行长达103天。所以作为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监管,及时查处网站不法行为,从网站注册到信息的各环节完善监管措施,加大监管力度。

此外,采取适当的技术手段,加强对网民言论的适时监管也是可以考虑的规约方式。目前网站经营者对网民言论内容的审查仅限于一般的、随机的、应投诉的事后审查,严重滞后的审查机制为网民的“网络暴行”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有效、适当的技术措施,强化把关意识,对网民言论进行适时监管,避免“网络暴行”发生。

网站经营者也应加强自律,良性开发“人肉搜索”商业潜力。“人肉搜索”聚合众多网民的超强能力而带来的高点击率,促使一些商业网站经营者铤而走险,抛开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而不顾,恶意炮制“焦点”事件,吸引更多网民眼球掘取注意力。2008年4月在一片骂声中红起来的“兰董姐姐”,就是某网站为提升知名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身份、虚拟事件。这种对新闻事实与价值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不管是对本已争论不休的“人肉搜索”,还是对网站良性经营、提升知名度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诸如塔基草根专家网采取的较成熟的收费模式、天涯问答送话费活动等都不失为其他商业网站良性开发“人肉搜索”这一商业资源可供借鉴的范例。

而培养网民媒介素养,树立媒介批判意识,也是建立“人肉搜索”良性规范的重要步骤。媒介素养是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的生活、社会发展作应用的能力。[8]从其定义可以看出掌握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是应用媒介信息服务个人、社会的必要前提。从其本质来讲这种批判能力就是批判意识、思维的培养。而这种能力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多演变为不理性、被扭曲的批判,即受众在大众媒体的牵引下,在网络情绪的感染下丧失了独立的批判意识,对媒介内容及媒介对象的批判演绎成了群情激昂的呐喊和貌似公允的歪曲。[9] 因此,学会客观、独立、公正的质疑是树立媒介批判意识的首要任务。其次,多角度、多视点的多元思维解读媒介信息也不可或缺。只有合理、规范的媒介素养,才能实现传者和受者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是规约“人肉搜索”中相关失范行为,让这种信息搜索和传播方式更为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

注释:

[1]《泰晤士报解析中国独特现象――人肉搜索》,载新华网。

[2] 陈力丹:《陈力丹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谈人肉搜索》,载《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3] 《人肉搜索引擎》,载百度百科:。

[4]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5] 雷建军:《视频互动媒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6] 同上,第19页。

[7] 同上,第26页。

篇8

【关键词】 Wi-Fi网络提供者；侵权责任；著作权保护

在全球范围内，基于Wi-Fi技术的无线局域网已经日趋普及，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开放式的Wi-Fi可以被信号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人使用，这在方便大众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纠纷，给传统的法律法规带来了新挑战。例如，可能会有人利用开放式的Wi-Fi信号在网上进行不法行为，如网上赌博、诈骗、非法传播和下载等。那么，开放式的Wi-Fi网络提供者是否需要为使用其Wi-Fi信号的第三方所作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呢？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案例介绍

1、案例详情

2010年芬兰一位女士在其居住地举办聚会时，有人未经允许使用其开放的Wi-Fi网络非法下载。由于这位女士的网络被检查出侵权行为，因此“版权、信息和反盗版中心”将其本人告上法庭。2012年5月，该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如果开放式Wi-Fi网络提供者本身并未参与侵权行为，那么就无需为他人使用其网络进行盗版侵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即该女士不负有法律责任。

2、案例评论

在“芬兰网络侵权案”中，法院基于过错责任原则，由于原告无法提供详实的证据证明被告直接参与了侵权行为，免除了被告的责任，即Wi-Fi网络提供者仅仅承担有限的注意义务或审查义务。在该案中，被告没有侵权的故意，也没有审查所有Wi-Fi信号使用者是否进行了侵权行为的能力和可能，因此从这一方面而言，法院最终判决其不承担责任是合理的。

然而我们担心，芬兰法院的该判决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涨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今后，免费的Wi-Fi网络可能成为侵权盗版逃脱法律制裁的一个“新窗口”。而反盗版人士如果要对网络侵权盗版行为提起法律诉讼，不得不提供更加详实的证据才有可能胜诉。而目前，我国Wi-Fi网络服务已经大面积覆盖，许多家庭和办公室也拥有Wi-Fi网络。我国在将来不可避免也会发生类似的案件，因此，Wi-Fi无线网络提供者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传统侵权法对网络提供者侵权行为的规制

1、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主体的界定

一般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为各类开放性的网络提供信息传播中介服务的人，我国有关法律则将网络服务商分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两大类。

而网络服务者的侵权主要表现于网络服务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或者用户利用网络中介服务者提供的平台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时网络服务商未尽相应义务。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展开讨论。

2、侵权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的规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有侵权行为时“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其应承担的合理义务。法律没有严苛的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用户的一切资料和信息进行全面审查，显然这会大大加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负担，而且这种苛刻的要求本身就有违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可见我国法律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审查义务。

3、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明知”，表明我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网络用户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但在权利人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侵权后果，则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内容提供者不知道信息源提供者实施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权利人也没有已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确实证据，那么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Wi-Fi网络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1、Wi-Fi网络提供者的认定

根据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Wi-Fi网络提供者显然属于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且是提供网络基础通讯服务者的网络中介服务者。

2、Wi-Fi网络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认定

信息在网络中的传输是一个连续性过程，当含有侵权内容的信息在网上传播时，不可避免的会在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系统或其他设施中留下痕迹――信息的复制件。但这并不意味着Wi-Fi网络提供者必须承担侵权责任。因为Wi-Fi网络提供者并不能控制网上传输的信息内容，他不是侵权材料的发送人，而是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这也并不意味Wi-Fi网络提供者能免除所有责任，当在其系统中发现著作权侵权材料时，该Wi-Fi网络提供者有责任采取措施，使侵权材料停止传播。

3、Wi-Fi网络提供者承担损失赔偿的合理性

限于目前的技术限制，一个Wi-Fi网络提供者所能支持互联网接入的无线电信号范围大概为数百英尺内，因而用户数量也有所限制，这就为Wi-Fi网络提供者对无线信号的使用者进行合理的监控提供了可能。

从风险社会风险分担的机制看，开放性Wi-Fi网络提供者在提供免费的无线信号时，就应该注意到有不法分子利用该渠道进行侵权行为的风险，因此其应该做好承担该风险的准备。同时目前Wi-Fi网络提供者大部分为经营者，财力和实力较个人而言强出许多，当侵权行为确实发生，且实际损害结果已经造成的情况下，Wi-Fi网络提供者承担一定的损失赔偿，有利于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将财富的分配与风险的分配相结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立法对Wi-Fi网络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界定，应以其在侵权行为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为根本出发点。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其服务对象，服务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等客观因素，既不能对Wi-Fi网络提供者课以超过其实际能力的义务，以免妨碍网络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损害用户的利益；又不能让其在侵权、违法行为面前袖手旁观，听之任之。

【参考文献】

[1] 向秀锋.风险社会中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初探―以著作权为研究视角[J].学理论，2011.36.

[2] 吴琼.Wi-Fi提供者无需为第三方侵权担责[N].法制日报，2012.05.22.

篇9

[关键词]高职教育 信息化教学 模式 转向

[作者简介]张伟博（1978- ），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和广告学；李建（1971- ），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营销。（江苏 南京 211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生涯减少背景下江苏高职人教育发展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b/2011/03/03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0-0176-02

一、数字媒体的广泛应用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理念创新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信息化教学改革中讲道：“职业教育必须更新传统观念，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以信息技术为突破口，全面提升教育质量。”这些教育理念要求教学一线的教师在教学中要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深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现代教育理念、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职业教育观念的不断融合，要求以信息技术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平。

1.职业教育将过去的知识型教学变为技能提升型教学。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培养的学生要进入企业的第一线，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炼后，成长为创业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做中教、做中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岗位适应能力，在不断提升操作技能的基础上，达到零距离上岗要求。

2.信息化条件要求职业教育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网络自主学习能力。调研数据发现，企业对新毕业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求相对较高，而目前职业教育下的毕业生在学习能力方面尚有一定的欠缺。笔者在江苏4所职业院校开展的定量调研表明，94%的学生每天都会登录互联网络；48%的学生表示对教师布置的书本作业没兴趣；在课后会自主学习的学生只有54%。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广告课程、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风动能与太阳能技术课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物流课程等，由于开展了信息化教学活动，学习这些课程的学生在课后几乎都愿意完成虚拟实训作业，并进行网络教学资源的浏览、交流与自主学习，甚至还主动给任课教师网络留言，提出意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差，同时也给高职教育一个信号，既然学生课后都愿意花时间在互联网而不愿意看书本，那课后学习是不是应该由书本转向互联网，转向信息化学习模式？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学生的网络自主学习能力主要体现为：知识、信息的获取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顺畅的网络交流和沟通能力，通过网络完成相关专业任务的能力。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可以随时、随意地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攫取信息进行学习。各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应该积极探索、寻求转变，紧跟业界脚步，迅速向信息化教学模式转向。

3.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游戏化、视觉化传播的教学作用更大。传统的教学设备主要是黑板、教科书和教师的讲解，很多东西学生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无法想象。现代科技与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形象，富有视觉冲击力。3D甚至是4D电影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各种精彩绚丽的网络界面每天都冲击着学生的眼球，手机图片、视频、iPad掌上电脑等更是无处不在地传递着丰富的视觉信息。精美的静态和动态的视觉文化替代传统印刷和口头传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信息化教学由静态转向内容丰富的动态的可操作内容已是“迫在眉睫”。这要求未来的教学模式不再是简单地编写新教材，而是要通过各种编程、视频拍摄和编辑、辅以相应的文字，使学生能在看中学，在操作中学。换句话说，未来的教学模式相当于教学生做各种课程游戏，使学生在游戏中完成技能训练。

二、信息化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转向路径与模式

职业院校由传统的教学方式向信息化教学方式的转向必须经过一定的路径。首先，要求学校和教师转变观念，树立“转向”的信心和理念。其次，必须有相应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作为信息化教学转向的有效保障。最后，要有与之相配的一系列信息化资源来保障教学内容的系统化和全面化。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实务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由于专业不同，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尽相同，职业教育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培养，对学生知识、技能的传输从“教书”角度转向为“岗位设置”的角度。所以，信息化教学应该区别对待。总体来说要向以下三个方面转变：

1.多点网络式教学模式。信息化下的教学模式与以往相比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由一个教师主导到多个教师同时参与。比如，教学如果涉及多个方面，可以分别由本校教师、企业导师等多个人通过课堂教学和远程网络教学模式同时介入，与同学可以实时互动，既保证了课堂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又可以通过视频让学生实时看到企业的操作现场和企业导师的现场讲解，使学生的学习场景化、生动化。

2.模拟和仿真（游戏化）教学。高职学院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还不能在所有教学中都引入最先进的设备，但却完全可以设立虚拟环境，让学生在课堂上体会到工作现场的情境，课后配有自主学习软件，让学生反复完成工作岗位中的每一个步骤，从而熟悉工作流程，学到实战技术。如江苏某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一套领航设备，包括投影设备、轮船操作设备、控制平台、仿真环境系统设备等，学生在操作台上可以模拟香港、纽约等世界上所有大港口的具体环境，在操作台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船速的变化和在水中的摇摆，看到城市一步步地逼近。这套设备还可以模拟各种气象条件下、不同洋流条件下的操作，如风和日丽、刮风、下雨、下雪、冰冻条件下进港操作的技术。这种游戏式的仿真教学模式赢得了所有同学的喜爱。应该抛弃单纯的PPT授课模式，立足于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开发各种专业仿真教学设备，让学生变被动学为主动学。

3.基于全天候网络解惑基础上的教学模式。教师自古以来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高职学生之所以学习兴趣不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未来充满了困惑，又无人沟通和解惑，导致内心苦闷，失去了未来目标，甚至沉迷于网络游戏，彻底迷失方向。信息化教学转向的根本，不仅是教学手段和授课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基于整个传播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

社交网络的使用在当今学生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笔者调研，江苏4所职业院校学生的社交网络使用率都是100%，且学生对社交网络的使用黏度非常高，91%的学生表示每天都会登录社交网络。那么，将教学内容灵活嵌入社交网络将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高职学院的教师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学生的班级网络（QQ群、MSN群、学生喜欢的各类社交网站、微博、微信、易信等），不仅使教师的一言一行可以随时随地传播给学生，在网上布置作业和批改作业，共享优秀作业，也可以通过适当点评让学生了解自己的短板，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还可以看到学生的反馈，针对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解决，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航标和灯塔，奠定特定的友谊基础，建立起适应学生心理和传播方式的新沟通模式。

在实际运用中，要为每一门课程开设以班级为单位的社交群体，使教师和学生的沟通变得随时、随地。同时，着手建设课程精品资源，并通过网络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丰富化，使知识的传输变得非常准确且迅捷；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也变得更加方便、灵活；学生的课外学习形式更是异常丰富。这种基于社交网络概念的教学模式不但符合当今大学生的传播思维习惯，而且也让知识的传递方式变得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三、信息化教学对高职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除观念、设备、资源和教学模式的改变外，教师是信息化教学转向中最核心的因素。教师作为课堂学习的“主持人”，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者，也是学生答疑解惑的重要信息源。在数字化生活的时代，信息化教学转向的背景下，教师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下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介素养又分成三个主要层面，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就能力模式而言，指公民所具有的获取、分析、生产和传输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这就表明在信息化时代对信息的创造和生产能力是衡量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教师是否具备在数字化时代获取、分析、生产和传输信息的能力，是否在教学中能够创造和生产学生感兴趣的信息，都将是信息化教学转向的关键。作为现代教育中的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树立信息化教学转向的理念，更新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观念，提高教学技术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才能创造更好的教学效果，最终达到满意的教学目标。高职教育的信息化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1.按照信息化教学的标准，要求教师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力。不管是文科还是理、工、农、医、艺术、体育等，授课教师都要自己或与相关的程序开发人员一起根据课程的要求开发新课程及设备。比如，学院设置高尔夫球专业，如果因此建设一个标准的高尔夫球场既没必要，也无可能。但高尔夫球在很多方面是可以进行仿真设计的，教师可以提供高尔夫专业的课程教学经验，让程序开发人员开发相关的模拟程序，使仿真教学成为可能。

2.更强的设备和技术操作能力。目前许多高职教师还停留在以往的书本式教学，相关的设备操作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与高职的职业化教学的初衷并不吻合。高职教师应先于学生了解和熟悉设备和相关技术的操作，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3.更强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信息技术瞬息万变，各专业也都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教师要善于吸收新的信息、技术和经验，并运用到教学改革中去，使学生学到的都是最新的东西。每天全世界会有无数个新案例诞生，教师要善于甄别，将最新最好的案例不断充实到教学案例库中，做到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相结合，学生喜闻乐见。

4.较强的知识产权生产、运用和保护能力。教师为了教学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开发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生产出一些有应用价值的知识产权，有些可以转化成商标权、专利权，有些可以放到企业实际生产中。高职学院教师要有能力、有信心去做这样的事，为社会、学校和个人创造财富，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要受到侵犯，努力促进全社会该项技术的教学、运用和发展。

5.与学生在网络时代顺畅沟通的能力。学校应创造条件为教师配备一些设备，使教师能够随时随地看到学生的信息，及时点评和回复，做到全天候沟通无障碍。

数字化时代早已来临，使信息化教学的转向大步前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着眼未来，树立全方位、系统化的信息化教学理念，努力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创造、生产出优质的教学资源，结合职业教育的内涵，培养出优秀的实战技能人才。

篇10

1、为网络信息提供传输、存储和交流的空间与技术支持，它们本身不信息；

2、这种技术支持与服务具有自动性，对任何信息交流一律平等适用，它们不主动分选、归类和取舍任何信息。

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与传统的媒体或出版商有所区别：传统媒体对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主动性和控制力，使得法律赋予其信息审查的义务，而出版商或其他原始信息者，更是自然要对其的信息负责；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信息面前的中立性和被动性，使得它们无法选择和取舍信息。这一方面使信息和传播变得空前的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自由也会伤害到原有的良好的秩序。因此，如何合理定位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角色，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以下案例——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案例】被告是纽约的一个网络服务商，向其用户提供类似“电子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原告认为，被告供用户下载的数据库中，有一份电子新闻对其形成了诽谤，并据此起诉该网络服务商，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在该案中，纽约地方法院查明，电子新闻传到被告的数据库后，其用户可以立即下载阅读。但是被告事先并不知道这份电子新闻的内容。法院据此认定，被告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而非者，并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这是纽约地方法院在1991年确立的有关网络服务商对其传播信息所负法律责任的一项规则。

但是在1995年，这项规则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被告是一家网络服务商，其经营的“金融谈”论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原告是一家证券投资银行。1994年，有人在被告的“金融谈”论坛里发表了一个诽谤原告的声明，于是原告起诉被告诽谤。依据美国法律，如果媒体对传播信息的内容行使了“充分的编辑方面的控制权”时，传媒需要承担者的法律责任。为了证明被告是与报纸类似的信息者，原告提出了以下证据：

1、被告在论坛上了言论内容指南；

2、被告使用了监视软件，该软件可自动搜寻并删除用户信息中的侮辱性文字；

3、被告雇有论坛站长负责审查信件内容；

4、被告的论坛具有撤除功能，即在站长发现信件内容不当时，可以将其删除。

纽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既然设置了论坛站长，使用了监视软件，主动行使了决定用户信件内容是否适当的权利，就应承担与该权力相称的义务，即作为者对信息内容负责。于是判决原告胜诉。

该案判决后，网络服务商大哗，认为这使得他们的法律负担过重，不利于网络的迅速发展。为此，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995年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的核心在于推行网络自由化，其中规定：网络服务商不因对其所传播的信息行使了编辑行为而负法律责任。但是该法案并未规定网络信息服务商的必要的法律责任。

看来，这个新生事物着实让立法者头疼。在1998年，美国颁布的保护著作权的法案中，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在版权领域的法律责任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它们在信息传输、系统存储、超级链接、网上索引、搜索引擎中的不同作用，规定了可以免责的情况。这些规定体现了适当限制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原则。而欧盟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规定涉及到了他们服务的几乎全部领域。例如，在信息传输方面，在符合以下规定时，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1、没有主动传输信息；

2、没有挑选传输信息的接受者；

3、没有删选或修改传输信息。

在提供储存服务方面，服务提供者对在服务接受者的要求下储存的信息不负赔偿责任：

1、提供者确实不知为非法的活动或信息，并且在涉及损害赔偿时，也不知道非法活动或信息产生的事实背景；

2、提供者一旦确切获知或意识到为非法活动或信息，就迅速有效地删除了该信息或使之禁止获取。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在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是否应承担信息监督义务方面，欧盟和美国立法均趋向于无此监督义务。这样的规则是基于：

1、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仅是为网络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种中介服务，其服务过程的技术化自动特征，使它在交流双方之间，保持了中立地位。

2、网络用户或服务对象的无国界性及网络的技术特性，使得此监控义务难以真正实行。因为这里既存在技术难题，也存在对侵权或违法行为的法律判断的难题。此外，对于提供信息传输通道的服务商而言，如果其履行监控义务，尤其是对用户之间的通信进行监控，还会遇到各国宪法关于保障通信秘密与隐私权的规定的法律障碍。

但是，网络信息服务者也并不是完全无监督网上信息内容的义务。实际上，法律要求它们在发现侵权事实时，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如有义务向有权机构报告，有义务配合调查。同时，在权利人或有关机构发现所传递的信息侵权或违法时，可以要求ISP停止侵害或删除违法信息。

因此，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的义务是：事先没有审查、核实的义务，但是一旦发现有侵权或违法信息，就有停止侵权或删除信息的义务。只有在他们知道他人传输的信息是侵权或违法行为，而不予阻止时才承担赔偿责任。从法理上理解，这是一种过错责任。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须加强行业自律

我国先后颁布了规范网络信息服务行为的法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对于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内容的合法，不得含有反对宪法基本原则等内容的信息，发现这些信息的应当删除。但是在网络传输的不良信息中，有些涉及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著作权、隐私权等的信息实难判断。如果据此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对此类信息在判明的基础上进行删除，实是勉为其难。其结果不是使他们承受过重的法律要求，就是使规定流于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