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范文
时间:2023-11-06 17: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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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 罪刑法定 犯罪 理性 成本 价值中立
近几年来,各地因醉酒驾驶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公众要求严惩此类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中增加了醉驾入刑的相关内容,这无疑是社会舆论的结果,但在实践中关于醉驾入刑的操作引起新一轮的讨论与争议。
一、醉驾的原有法律规制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行政法规和刑法对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分别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层次分明,处罚与行为轻重相适应。
二、反对专门立法设立“危险驾驶罪”
(一)从法理而言,醉驾入刑有失公正
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具有利益导向性。“确定法律责任应坚持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责任的种类、性质轻重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均衡。同时应遵循效益原则,追求行为人责任时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求法律责任的效益。” 目前,只要是存在醉驾的行为就构成危险驾驶罪,明显违背基本的刑法原则,同时与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相违背。
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惩罚,而更在于惩戒和预防。刑法的任务是通过惩罚犯罪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醉驾入刑强调保护受害者时,也应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公正对待驾驶者,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先入为主,带有偏见。治理醉驾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惩戒,使司机不敢酒驾,使之造成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况且在现有的法律规范规制体系下可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立法,浪费司法资源,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将精力放在执法、守法上。
“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既非犯罪构成或者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也不是犯罪犯罪行为或者犯罪人的罪过,而应当是犯罪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行为人只要存在醉驾行为就予以刑事责任明显与刑法的初衷相矛盾,极大的影响刑法的稳定性、权威性。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意思就是违法必究。由此可推论出醉驾入刑并不在于给醉驾的司机多么大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的司机都能够被处罚。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住醉酒驾车行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权威。
从行为人的主观上来看,行为人对犯罪后果如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发生是持过失的态度,而现行立法则忽视这一点,违背价值中立原则的初衷,对醉驾的人从主观上将其归类到犯罪的恶人,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人应该保持理念的中立,同时也应该引导社会客观中立的评价价值观,尽量减少因主观滋生的负面因素,促进政策的科学合理的制定。
(二)醉驾入刑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刑法原则不能作为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的依据,但至少是整个刑事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应贯穿始终。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醉驾一律入刑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况和客观后果。对于部分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只是存在醉酒驾驶行为的直接处以刑罚与第三十七条的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相矛盾。
(三)醉驾入刑实践操作难、效果有待观察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证据充分确实”,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对醉驾的界定需要一定证明力、证明能力的证据,应当具备刑法的证明标准,特别是在加大了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更应严格证据。
目前交管部门对于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就认定是醉酒,但是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难题,有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就会醉酒,而有的人超过200毫克也依然清醒,在这种情况下醉酒标准很难服众。仪器的精确与否都会影响酒精含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定性。在这样的现状下得到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力不高,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相符,缺乏客观确定性。
考虑到现有的前科制度,醉驾一律入刑的综合成本增大。醉驾入刑的犯罪记录不仅影响醉驾者的就业、生活,而且给醉驾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四)民意与舆论的理性对待
醉驾入刑这一立法活动是在民意高涨的社会大背景下制定的,是民意的产物,含有政府抚慰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分。顺从一时的民意、舆论,把社会较突出的矛盾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然不顾法律的社会性,引导社会极端的报复心态。
“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实现往往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手段为原则,完全受这样的原则所左右的刑事政策,要么造成过高成本的社会控制,要么造成不人道的过度社会控制,要么兼而有之”。 社会的发展需要理性来做支撑而不是一时的不负责任的愤青的话语和舆论。
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民意,但是民意毕竟含有非理性成份,主观成份太大。在我国,目前民众没有正确的处罚观念,往往认为加大惩罚力度就能抑制负面因素,缺乏价值中立的思想,因而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缺乏客观性。司法应该保持适用法律及审判上的独立性,不应过多的被舆论牵制,法律不应成为公众狂欢的暴力工具,如果任何正义都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那么法律的社会性便成为了一纸空文。法律更应该发挥社会引导作用,尤其在我国当前面转型时期更应该引导社会大众。
对于部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能直接用刑法来进行威慑,“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但是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即从国家强制力是法的左后一道防线的意义讲的,而非意味着法的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法律规范的实施都要借助于国家的系统化的暴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法仅仅依靠国家政权及其暴力系统来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律就变为纯粹的暴力。”
三、关于醉驾行为的处理构想
(一)结合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不应当被认为是犯罪,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一样也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因为刑罚造成的犯罪人社会化难等问题,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于醉驾,通过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且具有实际的、长期的操作性。且与《刑法》第13、37条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相一致,符合罪刑相符原则。
(二)对现行行政处罚的完善构想
1.加重《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政处罚力度,对于酒后驾驶以及醉酒驾驶的增加一定时间的禁驾期。
2.增加罚款的数目。
篇2
一、《刑法》第十三条关于“醉驾入刑”的但书解读
现行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所谓“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对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一但书规定能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也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醉酒驾驶的不以情节恶劣为要件,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醉酒驾驶。从法理的角度,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刑法》中的“情节”,既是界定是否属于犯罪的重要要件,又是区分犯罪程度的重要因素。换个角度,关于情节的界定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
就定罪情节而言,可以划分为严重入罪情节、一般入罪情节和显著轻微不入罪情节这三类。所谓严重入罪情节,就是只有当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比如针对高速公路偷逃车辆通行费,偷逃车辆通行费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论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诸如此类描述严重行为结果的,才将上述行为定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危害不大的行为,并不认定是犯罪。
《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这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定罪情节的分类,对于《刑法》第133条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竟驶,情节恶劣的”的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竟驶两种行为,情节恶劣的均属于严重入罪情节,两种行为均属犯罪。情节一般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情节显着轻微的,如果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则均不认为是犯罪。
从另外一个角度,《刑法》第133条这条特殊的条文其实规定了两种情形: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对于追逐竞驶行为是否入罪,只有满足“情节恶劣”这一要件,追逐竞驶才构成犯罪,而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未规定“情节恶劣”这一要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驾,只需达到一般入罪情节即构成犯罪,但并不能以此排除“情节显着轻微”的适用。
二、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决定醉驾入刑应考虑情节因素
学界通常认为,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罚当罚性三大特征。从总体上来说,任何犯罪都有情节轻重的问题,任何犯罪都可以据此进行程度上的划分。因此,所有的危害行为只要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都应该认定为无罪。判断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罪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判断是否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足以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有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醉酒原因。根据以上原因来判断危害程度,是判断醉驾入刑的关键。
在刑法理论角度来讲,犯罪定义有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两种类别。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是一种实质判断,也就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犯罪本质是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整个社会具有不利价值导向,危害社会利益或危害他人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才是犯罪。比如,传销一开始并不被认作是犯罪,它只是一种销售方式。但是国家认为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现在的刑法中它属于非法经营罪的范畴。醉驾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只要是醉驾,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入刑。至于醉驾情节的轻重,只能是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因素,但取代不了醉驾入刑。这意味着醉驾犯罪这一定性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刑罚本身带来的利益,醉驾入刑后要承担的不仅是《刑法》中所规定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还有其他衍生的法律风险与后果。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决定“醉驾入刑”需考虑情节因素
有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虽然将行为犯罪化,但是罪责轻微,危险驾驶罪是唯一一个以拘役为主刑的犯罪,所以不主张对醉驾入刑的标准设限。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相对轻微,但是“犯罪”这一定性却是不能改变。醉驾是违法犯罪,其性质不因情节轻重而改变,只是在法院依法审判时从轻、免刑或从重时,有所区别罢了。这不仅是醉驾的“专利”,也是对所有违法犯罪行为普遍实行的量刑原则。
众所周知,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存在大量的比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信用证诈骗罪之类的罪名,无论学界还是司法解释均认为,即使实施了上述行为,如果未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也不会认为该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比如,我们都知道是犯罪行为,但为什么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认为“婚内”不是呢,就是因为考虑到婚内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是夫妻间婚姻权利义务的矛盾,而没有危害到家庭外社会上女性的合法权利。因此,所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看情节”的相关规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只是这种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犯罪构成,不构成犯罪。
篇3
前不久,公安部给全国交管部门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首次明确列入与醉酒驾驶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予以处罚的内容,自此,“连坐制”被大众热议。
据我们所知,我国现行的法律认定的醉驾事故责任主体一般是醉酒驾驶的驾驶员,一旦事故产生,驾驶员是唯一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主体。而“连坐”乘客制度一出,实际上是把司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分割出了一部分,将醉驾的责任主体由一个变成多个。“重刑主义”下的责任泛化,使得人人自危,乘客为不使自身利益受到牵连,自然会睁大眼睛监督司机,这也是“连坐”最具威力的体现。
但“连坐”似乎又与现代法治所提倡保护民众的个人权利精神相违背,其中种种操作细节未被明确界定,比如,乘客如何确定司机是否醉驾?发现醉驾后,应运用何种手段劝阻?劝阻醉驾的过程应如何向交管部门提起证明?这些市民关心的问题都未加以解释、解决。正如有人举例:我坐在公交大巴的最后一排,如何能知道司机有没有喝酒?难道每个乘客都要凑到司机的嘴边去闻一闻?更有激烈者则抨击这是将交管部门的责任强加到乘客头上,无疑是一次公权蛮不讲理的错误入侵,一次的民责绑架!
严打醉驾,还当反思中国的酒文化。国人自古就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我喝的不是酒,而是感情。“喝酒痛快,办事痛快;喝酒实在,办事实在”,似乎不喝酒就办不了事。一定程度上说,传统的劝酒逼酒陋习助长了醉驾的恶习,驾驶者被不分场合不分程度地劝酒的背后,实质是汽车文化和酒文化的;中突。
严打醉驾。应是全社会公民的共同责任,交管部门更是责无旁贷。杜绝酒后开车,最根本的措施还是驾车人在饮酒上的自控和有关部门对酒后驾驶毫不手软的打击。至于如何恰当落实相关连带责任还需进一步研究,并对执行中的细枝末节进行完善。
总之,为人为己,请别醉驾。
醉驾“连坐”将入法
“我不喝酒,我喝茶!你们劝我喝酒,那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平时总爱喝两杯的私家车主李先生郑重地在酒席上宣布。的确,从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的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成绩喜人,社会交通秩序出现明显好转,尤其是对酒后驾驶的专项整治,慑干相关部门“快事快办,不留情面”的执法,及“醉驾者一律拘留15天扣本半年”的“重拳”,其效果之显著,让人颇感欣慰。
合肥某大酒店的李慧经理对记者称:“现在客人来吃饭,作为服务行业,我们有义务主动向开车来的客人提醒酒后请勿驾驶。当然,有部分驾驶人必须喝酒的,我们会帮助其联系有偿代驾服务。这一举措目前效果不错,不光得到顾客的赞同,也获得管辖区交警部门的认可。”
但是随着集中整治活动的结束,市民们不免有所担心,蛰伏两个多月的“嗜酒司机”会不会趁严打醉驾活动的结束,再度开怀大饮,以致重拾酒后晕眩的驾车“”。主管部门“献礼型”的执法行为,对于改善老百姓的交通环境,究竟有多少可行性及延续性。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能否形成长治久安的良好安全出行的环境。
也许是为延续打击醉驾专项行动的显著成果,就在不久前,公安部给全国交管部门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首次列入“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也应进行处罚”的内容,规定对酒后驾驶不劝阻、不制止的同乘者设定罚款处罚。并将对酒精测试标准进行修改,从严认定酒后驾驶。
消息一出,各方观点碰撞,“连坐”制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讨论。
“治醉驾搞连坐”合理吗?
从南京司机张明宝醉驾造成5死4伤的惨祸,到成都醉驾司机孙伟铭被判极刑,再到杭州保时捷斑马线上撞死打工妹,醉驾已经成为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
酒后驾车追其根源与我国的酒文化分不开,越是具有社会地位的人,越是能体会酒文化与事业之间的关系。俗话说“事情基本上都是在酒桌上办成的”,面对“酒文化”的盛行,醉酒驾驶者也有许多无奈。合肥某著名变压器品牌厂总裁安总对记者坦诚:“要和生意伙伴、客户沟通就避免不了应酬,可以说80%的生意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为了企业的利益,我不可能滴酒不沾,哪怕我表明是开车去的,来客敬酒,我不喝也是对别人的不敬,就算是带着司机秘书一起,很多时候他们也免不了要代我喝上几杯,无洒不成席呀。”
安总认为,劝阻和制止司机醉驾,可以视为是同乘者的一种责任,但如果将这种责任强加上法律所限定的义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生产酒的厂家、给司机提供喝酒场所的酒店以及卖酒的商场也该被曝光,因为它们也没有尽到提醒“请勿醉驾”的义务。
这项规定在具体实施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一些网友戏称,法规施行后,乘坐公交车可成了麻烦事,光掏钱买票可不行。上车以后,你必须趴到司机面前,使劲地闻上一阵子,以检验司机是否喝酒。当然,需要检测司机的乘客不只一人,而是一群。为便于大家逐个检测,司机就得吃点苦头了。他必须站在车门口,张着大嘴使劲往外呵气,上车的乘客则逐一凑到他的嘴边,闻啊,闻……
发现司机醉驾后,新问题随之又来了,市民该如何向相关部门举证确实对司机的醉驾行为进行了制止呢?难道乘客要随身带个摄录机,将劝阻过程实时拍摄下来?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乘客对酒后驾驶进行劝阻和制止,那么这项意见也就失去了实施的意义。
新华网友宋桂芳则认为,从醉驾曝光饭店,到醉驾自行车罚款,反映出我们对醉驾定性及处罚泛化的尴尬。在“严惩”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来是善于举一反三的,然而,最缺的恰恰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考量。法治的要义在于公平与正义,在于落实与可操作性,如果厚此薄彼或者纸上谈兵,严肃的责罚反而可能丧失了公信力。
笔者认为,对醉驾司机给予劝诫,甚至在喝酒过程中就予以明确制止是同乘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因为如果酒后驾车一旦发生事故,其他乘坐人员也会被殃及,从这点上看同乘人员与司机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与醉驾司机同乘一车的乘客进行处罚”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也是形成全民打击醉驾、全民维护安全交通出行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
但如何避免“严打”转变为“重刑主义”是眼下执法部门所应清醒认识到的问题,在实施“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一个月后,全国因酒后驾驶引发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5%、36.2%和31.0%,有效遏制了醉酒驾驶的不良风气,但相关部门不应被喜人的成绩;中昏了头脑,从而使得“重刑主义”“责任泛化”现象抬头,如何将细节进行界定,如何将规定考虑得更全面、更人性化还有待斟酌。
吉林将相关《草案》提交审议,规定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或者驾驭畜力车的,处50元罚款。江苏镇江交管部门联合镇江餐饮行业协会,共同召开“劝导请勿酒后驾车”座谈会,如果酒店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警方将通过媒体曝光这些酒店。先不管这些举措是否合理,其都反映出各地严惩醉驾的决心和力度,能否得到市民的一致叫好,还有待实践中的认可。
有评论表示,为避免“连坐”追责的副作用和可行性不足,同时也是为了将醉驾处罚与乘客更科学有效地联系起来,以达到严防严惩醉驾的目的,有关部门不妨换一个思路和角度:以所驾驶车辆搭载乘客的多少,来考量对醉驾者的处罚。乘客愈多,惩处力度越大越严。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对乘客不必要的连带惩罚,而同样又起到调动乘客监督驾驶者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处罚措施与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直观、可操作地密切联系起来。毕竟,所载乘客愈多,醉驾行为潜在的危害性、恶劣程度势必愈大。而如此一来,相关立法动议将既能有效震慑醉驾行为,同时又能鲜明地保护乘客权益。
篇4
一、问题提出: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失衡
案例一:20__年12月11日15时许,范某醉酒驾驶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时与陈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经鉴定范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61.3mg/100ml。法院审理后认为,范某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范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并依法可给予其一定的缓刑考验期限。故判处其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案例二:20__年5月5日21时50分许,刘某醉酒驾驶其所有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路边路牙发生碰撞,致车辆损坏。经鉴定刘某血样中的乙醇含量为149mg/100ml。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刘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刘某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的悔罪之意,酌情从轻处罚,并给予其一定的缓刑考验期限。故判处刘某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案例三:20__年3月23日13时55分许,孙某醉酒驾驶牌燃油助力车,因行驶异常被巡逻警察查获。经鉴定孙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14mg/100ml。法院审理后认为,孙某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孙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故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以上三个案例的刑罚都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作出的,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会得到另一个结果。
案件
酒精含量
mg/100ml
次数
车型
后果
刑罚
范某案
161.3
初犯
摩托车
与轿车发生交通事故
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罚金二千元
刘某案
149
初犯
摩托车
与路牙发生碰撞,致自身车辆损坏
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罚金二千元
孙某案
114
初犯
助力车
交警查获,无损失
拘役二个月,罚金二千元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案例一中犯罪人的酒精含量以及造成的后果相对而言是最严重的,案例二次之,案例三最轻,但是案例一的量刑相对而言最轻,案例三的最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上三个案例的量刑存在失衡问题。应当说,以上三个案例的量刑失衡反映的是整个醉酒驾驶犯罪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缺乏统一的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在面对醉酒驾驶犯罪显现出的犯罪主体多为农民工、农民等弱势群体、肇事车辆以摩托车为主等问题时没有一个统一合理的量刑适用标准,而鉴于公众严惩醉酒驾驶犯罪的呼声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人民法院很少适用缓刑,因而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失衡是必然出现的问题,因此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规范化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量刑选择:应当考虑的几个重要量刑情节
醉驾行为之所以入刑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因而醉驾的量刑应坚持以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为量刑主要依据,以现实危害结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原则。虽然修正案(八)并没有对醉驾的量刑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该意见尚未规定的其他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也要予以考虑,并确定适当的调节比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制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意见(试行)》时就对量刑情节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达到23种。由此可以见,在醉驾量刑的司法实践中,是可以根据案情的实际需要,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具体而言应考虑下列几个量刑因素:
1、酒精浓度。醉驾的入罪标准关键在于人体所含酒精浓度的高低,之所以以酒精浓度为判断标准,那是因为当血液中酒精浓度上升时,人体的意识会逐渐变得模糊,行为反应速度变慢,身体的平衡能力下降,导致对所驾驶车辆的控制力下降,从而使驾驶行为对道路上不特定对象产生潜在的危险。因此对酒精浓度的检测,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的衡量醉驾行为的危险性。我国的醉驾标准比较严格,为血液中酒精含量80 mg/100ml,这相当于喝三两低度白酒或者两瓶啤酒,应当说从降低酒驾社会危险性的角度来讲,采取从严规定是合理必要的。虽然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的平时的酒量、身高、体重、等众多因素会导致酒精浓度对人体的影响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认为醉驾标准要因人而异,因为法律应当具有普适性,不能因某个人而设立标准,只能确定一个平均的、相对合理的基准。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对酒精浓度作一个规范化的分类,即80 mg/100ml以上不满100 mg/100ml、100 mg/100m以上不满180 mg/100ml、180 mg/100ml以上不满260 mg/100ml、260 mg/100ml 以上不满340 mg/100ml、340 mg/100ml以上这五个幅度为宜。之所以作出上述分类,笔者认为当酒精浓度为80 mg/100ml以上不满100 mg/100ml,也就是在大约喝了两瓶啤酒的情况下,一般人体的各种行为相对而言还是处于正常状态,危险驾驶的社会危险性相对不高,因此量刑起点应当是最底的,即拘役一个月。在超过100 mg/100ml之后,以醉驾入刑的80 mg/100ml为标准,确立幅度,每增加一个幅度即增加一个月的拘役,当人体达到340 mg/100ml以上的,应该说人的行为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其危险性最大,因此应当判处五个月的拘役,之所以没有设置6个月的拘役,那是因为虽然达到了340 mg/100ml,还应综合考虑其他犯罪情节来综合认定,否则就会是一刀切,使其他量刑情节无法发挥作用。
2、车辆类型。危险驾驶罪要求行为人必须驾驶的是机动车,也就是说驾驶其他车辆的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因为非机动车造成事故的可能小较低,而且事故的危害结果也较小。我国对机动车的分类比较详细,在此笔者不详细介绍,但是从社会危险性的角度来判断,二轮摩托车等机动车的危险性显然要小于三轮以上的机动车。根据摩托车车体构造,其要保持平稳必须借助支撑或者处于平稳的行驶状态,因此当醉酒驾驶摩托车造成事故时,往往是造成单个人的伤亡,而且摩托车自身也会摔倒,危险性也因此消除。而三轮以上的机动车则不同,其车体不需要外力支撑 ,在造成事故之后,车体还能继续前行,会继续造成伤害,南京张明宝案就是在撞倒第一个受害人后继续前行,从而造成更大伤亡的。公众关注酒驾的原因不在于醉驾自身,而在于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事故或危害,可以说公众呼吁以重型治理醉驾针对的就是汽车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量刑时根据危险性对车辆的类型做出区分。
3、行驶路线。行驶路线应当作为一个量刑的情节原因在于其往往决定了酒驾造成危害结果大小的可能性。在人群密集区域醉驾的,由于人员较多,车辆一旦操作不当或者失控很有可能造成多人伤亡的严重后果,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而言是比较严重的。而在人员稀少的区域,其发生严重后果的可能性较小,车辆一旦失控,可能性较大的是造成车辆以及驾驶人员自身的损害和伤亡,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而言是较小的。
4、危害结果。上述三种量刑情节都是从酒驾的社会危险性角度出发的,这也正是立法者的立法初衷,但是与社会危险性相比,危害结果则是将潜在的危险转化成了现实的危害。虽然危险驾驶罪只是行为犯,危害结果是否严重不是醉驾的限制性条件,但是危害结果应当作为一个加重的量刑情节。《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很可能按照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定罪处罚。因此此处所讨论的危害结果,是相对而言较轻的后果,仅指造成轻伤以下或者财产损害相对较小的危害结果。虽然危害结果相对较轻,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较轻的危害结果范围内再做一次区分,即造成轻微伤和轻伤之分以及造成财产一般损失和财产重大损失之分,伤情的轻重可以通过鉴定来判断,而财产损失可以以1万元为分界点,不满1万元的为一般财产损害,1万元以上的为重大损失。
三、均衡量刑: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规范化准则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意见(试行)在规定了23种量刑情节后,又具体规定了13种常见罪名的量刑方式。这23种量刑情节相当于量刑总则,13种常见罪名的量刑方式自然要受到量刑总则的制约。笔者提出的醉驾的量刑方法亦是如此,如果有总则规定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应当综合予以考虑。
1、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根据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在下列酒精浓度对应的刑罚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80 mg/100ml以上不满100 mg/100ml的,量刑起点为拘役一个月。
(2)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100 mg/100ml的,量刑起点为拘役二个月,酒精浓度每增加80 mg/100ml,可增加一个月的拘役刑期。
(3)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340 mg/100ml以上的,量刑起点为拘役五个月。
2、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增加基准刑1-2个月,但总刑期不得超过6个月。
(1)造成被害人轻伤一人以上的;
(2)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1万元以上的;
(3)在人群密集区域危险驾驶的;
(4)驾驶三轮以上机动车的。
3、构成危险驾驶罪,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应当适用缓刑,但下列情形除外:
(1)发生交通事故逃逸的;
(2)两次以上犯本罪的;
应当指出,以上规范化建议是针对自由刑而言的,但是修正案规定危险驾驶罪应并处罚金。也就是说,犯危险驾驶罪,除免除处罚的之外,必须处以罚金,由于修正案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罚金数额标准,在适用罚金性时,应严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执行,不能因为自由刑较短而增加罚金刑。
篇5
醉驾入罪的五大争议
扶风
省略/people/yianhq/
争议一:醉驾案件一律入罪?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指出,各地法院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而要根据醉酒驾车的案件,区别对待,慎重处理,不宜一律入罪。
如果醉驾入罪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之下,附带条件的醉驾入罪会不会让法律变成橡皮筋,会不会助长以言代法和执法不公?都是问题。
争议二:如何判定“醉”与“非醉”?
根据现行标准,驾车者血液酒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属酒后驾驶,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就算醉酒驾驶。
但从科学角度界定“醉酒”很难。不同的人对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即“酒量”都不一样,有人100毫升血液中只有40毫克就已经醉了,有人100毫克还跟没喝酒似的,这样,40毫克的开了车就可以逃避惩罚。“醉”与“非醉”是否应该一律依照呼吸和血检报告而对等地衡量每个个体?而又应由谁来判断醉驾?交警还是司法人员呢?
争议三:怎样才算 “情节显著轻微”?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通常理解,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驶的行为,即应承担刑事责任。当然,虽无“其他附加条件”,但作为总则条款,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管得着”所有罪名,危险驾驶罪也不例外。
问题在于,对该罪而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该如何界定?一旦对此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定规则,而完全交由法官判断,不仅会造成执法上的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甚至可能给少数人胡裁妄断打开方便之门。
争议四:是否区分主观恶性?
有的人是自己主动狂饮,事后又坚持自己开车;有的人是在他人力劝下醉酒,事后又找不到代驾而驾车。这两种情况的主观态度是不一样的,要不要有所区分?
争议五:入罪、量刑如何体现公正?
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会不会导致醉驾的人选择夺路而逃?
另外,醉驾最多只有六个月拘役的刑罚,而高晓松案居然顶格判处了。如果,以后出现酒精浓度严重超标十几倍、肇事后致十余人轻伤(无重伤后果则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因醉驾被判过刑(醉驾的刑罚为拘役,不可能构成累犯),也只能判处六个月拘役,这个如何体现罪刑均衡?
网友评论:
鬼氏先生:《醉驾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喝的生啤,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撞坏的英菲尼迪;粉丝们都已想不起,痛斥药家鑫的你,我也是偶然看新闻,才发现被拘的你。谁劝了把酒当歌的你,谁闻了你的酒气,谁把你的胳膊架起,谁给你送的狱衣……
篇6
(一)抽象危险犯的定位及对我国刑法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依据我国刑法通说,危险驾驶罪本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本条文在一定意义上鲜明地开拓了我国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言为定。[1]14以行为形成的危害形态为标准,可以将犯罪划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危险犯又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具体危险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该犯罪无需以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为要件,法官在适用时,就个案判断行为人是否造成对象处于实质的危险状态。反之,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将对于法益具有典型危险的行为方式直接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法官只需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推定危险的存在,是经验性的结果。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立法者认为具体危险犯的行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典型的危险,所以附加“致生危险”为确认其危险的客观要件,来限制其处罚范围。[2]抽象危险犯的设立,通说认为是针对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的回应,从而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化。1986年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著名的“风险社会”理念并建构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识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能够日趋完美”。[3]26现代社会风险的滞后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得一旦发生风险将酿成难以控制、估量的侵害后果。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死亡67759人,因酒后驾车导致的死亡人数年均增长7.3%。[4]23我国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侵害的反应和报复,还有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的重大任务。“因此,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立法者应将刑法的防线向前推置,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每一个公民、团体、社会、国家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应面临的问题。”[3]33而抽象危险犯中风险类型化的构成要件设置,是对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刑法的提前介入契合了风险刑法所昭示的提前保护法益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刑法指导规制民众行为的导向和一般预防的作用。(二)以法学方法论解析犯罪成立要件和罪质界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要求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从条文上分析,只要行为人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在实务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即属于醉酒驾驶构成本罪。但是,刑法在规定犯罪成立条件时,必然对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行为进行实质评价。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在判定本罪时必须使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道路安全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的目的得以实现。[5]本罪的成立条件应是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并对道路安全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而对于抽象危险的认定一般以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为标准,但是否存有例外呢?有学者认为,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而不应论罪。[6]本罪第2款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于是实践中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界限亟待厘清。危险驾驶罪的出现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后者分为两种类型,即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和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7]从量刑角度及实务上更需界定的是后者,即危险驾驶罪在何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产生何种程度的损害后果才转变成交通肇事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对此我们可以归纳出醉驾后危险驾驶与产生加重结果的交通肇事罪的定罪界限(见下表)。罪质界限是量刑的基础,只有确定危险驾驶罪的界限才能归纳类型化各种量刑情节,从而为本罪量刑规范化体系化奠定基础。
危险驾驶罪的现实困境和价值坚守
(一)多重困境1.先天缺陷——抽象危险犯限缩的必要性。抽象危险犯是对法益的前置性保护,这在理论上牵涉到刑法的谦抑性。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罪责原则的意义在于,必须要有对具体个别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方能认为有责任。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为拟制的危险,并非为具体个别的法益的危险或者说拒绝对具体个别法益的危险进行判断,更缺乏对该法益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所以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或罪责原则”[8]。再加上我国存在刑法与行政处罚的二元惩罚体系,对犯罪采取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单独犯罪评价体系。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没有附加任何情节控制要件,实务上一旦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的标准即构成犯罪。但刑事案件错综复杂,不能否定存在极特殊的连抽象危险都没有的危险驾驶情形却对法条的字面满足,如在事先已经封锁的道路上拍电影而醉酒驾驶机动车,个案的正当性就在形式的合法性中被掩埋。2.出罪困境——总则的但书规定能否划定出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规定,考虑具体的情节,醉驾无需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此番话引起轩然大波,公安部门和检察院明显与法院持不同观点,许多学者也认为醉驾出罪无需依靠总则规定。但只依据酒精含量不问情节一律入罪又似乎过于严苛和呆板,与总则的内容也难以融洽。3.审限困境——快审快结与办案重压的冲突。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中唯一的没有徒刑刑期的犯罪,由于罪行较轻,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能适用逮捕,这意味公安和司法机关在侦查、、审判中一般能适用的拘留期限最长14天,司法实务中要求公检法三家机关在20天内完成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应当在查获犯罪嫌疑人之日起7日内侦查终结案件并移送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负同等责任负次要责任①致3人以上死亡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致2或1人死亡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3人以上重伤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1人以上重伤交通肇罪②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致人轻伤及以下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造成财产直接损失无力赔偿30万元以上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人民检察院审查”。但是,本罪是一个高发犯罪,巨大审判压力和短暂的期限要求必然影响审判质量和对个案的关注。4.均衡困境——量刑标准缺乏统一。对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普遍存在机械比较犯罪嫌疑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与80mg/100ml的醉驾标准来确定具体刑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中也没有规定相应的量刑情节和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未公布相关的指导案例,没有标准的自由裁量导致部分法院针对相似的案件,出现明显的量刑差别。(二)破解途径法官不能对非理性的司法要求虚与委蛇,必须以冷静审慎的态度坚持司法理性,防止定罪量刑机械化,应将表象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际上并未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体系。罪犯的头衔可能会使广大醉驾人失去工作、职业受限制、政治前途和出国深造受到影响等等,唯恐被社会边缘化的醉驾者已经出现弃车逃逸妨碍执法等极端情况。只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做到罚当其罪体现刑法的谦抑,理性确定本罪的界限和出罪途径才是真正“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危险驾驶罪数量巨大,情节相似度很高,蕴含巨大的同案不同判的风险,只有构建统一量刑标准和程序整理量刑情节才能快速审结、准确定刑。
危险驾驶罪出罪路径阐述——从“允许反证危险的不存在”到“情节显著轻微”
(一)结果无价值视野下的抽象危险允许反证确定本罪的处罚界限,首先应当讨论符合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是否一律充足构成要件,理论层面上这涉及抽象危险是否允许反证的问题。这关系到刑法的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如果醉酒驾驶时可根据事实状态完全排除抽象的危险,依旧认定具有刑事可罚性,则表明法律所要求的是针对某种行为方式绝对禁止,追求的是对于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制和指引。这是一种行为无价值论——以行为触犯规范的无价值而予以绝对的禁止。这种完全的行为无价值论,将违法与责任之间的区别归之于无,有违刑法规范的理论结构,被视为主观主义之规范论的落后,难言妥当。[9]德国刑法306条a款第3项对放火罪进行了补充规定,就是一种允许反证的规定:对于并不具有严重危险的放火行为,所判处的刑罚可以减轻至6个月以上、5年以下监禁的幅度。德国刑法理论与判例认为,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放火行为不会造成危险,可以适用该条减轻刑罚的规定。[10]26没有抽象危险又何谈法益侵害,在我国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说处于通说地位也与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相呼应,所以没有抽象危险就无法充分犯罪构成。此外,依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法益侵害结果十分轻微尚未达到必须处罚的违法性时,认为其不可罚。这也从侧面说明没有抽象危险就不满足违法性要件,没有处罚理由难以构成犯罪。(二)短审限中寻求个案公正——证明责任的合理微调抽象危险犯的一大特色即在于通过类型化的危险拟制解除了公诉部门繁琐的举证责任,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检察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法定标准,就推定其在驾驶时不能合理控制自己可能对道路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危险,推定其对道路安全造成危险,而无需证明其是否真实迫切的有此危险。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行为人对不存在抽象危险等出罪事由进行反证,合理微调证明责任。从证明能力角度,不知饮酒、强迫饮酒、病理性醉酒或在特殊的时间段场合行驶等事实由当事人来组织举证较为方便。从证明概率角度,这种反证的成功性很小,不应当让司法机关为此耗费过多司法资源。①(三)途径结构与“总则13条”的适用由上述分析可知,醉驾型危险驾驶的出罪途径在于允许被告人反证抽象危险的不存在,因为既然对道路上的公共安全连抽象危险都没有,就不存在侵犯道路安全法益的问题。但是,醉酒驾驶行为表象上又是符合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字面要求。我们应该根据保护法益及内容来解释刑法(目的论解释)。为了弥补文意解释与目的论解释间的缝隙,更为了法官在判决时能够合理地引用法条来论证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我们还需要借助总则第13条来完成这一任务。从犯罪概念的角度,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6],没有法益侵害的行为就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或从犯罪定性加定量的分析模式,运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展现社会危险性具有定量化的出罪功能[11],从而达到出罪目的。
以量刑规范化视角构建危险驾驶罪量刑标准体系
篇7
近年来,一起起因为醉酒驾驶而酿成的惨祸让人们深恶痛绝,究竟该如何治理愈演愈烈的醉驾现象,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从今年5月1日开始,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决定将醉驾入刑。而仅过了十天,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便提出醉酒驾驶入刑应慎重对待。
一面是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究竟该如何执行,一面是在新刑法草案出台的背景下接二连三发生的醉酒驾驶案例,2011年5月,我们在如何对待醉驾的讨论中度过!
醉驾入刑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另外,该草案还同时规定,有飙车、醉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按照此规定,通俗地解释即为:只要是醉酒驾驶,不论情节,不问后果,一律构成犯罪。
量刑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重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新刑法修正案的看法:“《刑法》修正案(八)甫一实施,各法院应慎重稳妥具体追究醉驾者责任,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只要达到醉驾标准,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针对这一观点,很多人认为这是在给醉驾者留下―片灰色地带,是给逃避醉驾刑责撕开了_一个“口子”,但也有不少法学家认为,这是对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工作的善意提醒,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会存在显著轻微的醉驾,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宜量刑的情况。
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就“醉驾入刑”的问题做出回应,表示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其中的典型案件,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下发全国法院参照适用,以统一和规范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案例
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各地便相继发生了多起醉驾案件。广州醉驾第一人在被查处醉驾后表示,不打算请律师,因为请也没用;北京醉驾第―人被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在各种醉驾案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醉驾的消息。
作为公众人物,高晓松的醉驾案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从事发到判决,一路的过程也并没有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依照新的刑法草案,高晓松被判处了醉驾的最高刑罚: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庭审过程中,高晓松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从他长达两分钟的自辩中,大家也体会到了深深的悔意。“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是高晓松留给人们最深刻的教训。
后果
按照新的刑法草案,醉驾―旦被入刑,醉驾者便无疑成为有案底的人,因此可能会给醉驾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影响。一旦因为醉驾被入刑,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被用为公务员。企业也可将此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并且会记入员工的个人档案。
6岁神童能吸附金属手发热可治疗疾病
图片中的男孩今年6岁,名叫伊万・斯托吉科维奇,来自克罗地亚。这个小男孩拥有一项让人们惊异的“超能力”――他的身体中仿佛存在一个巨大的磁场,能够轻易地吸附各种金属制品。据小伊万的家人介绍,他最多可以一次吸附起大约25公斤的金属物品。
除了能够吸附金属制品,伊万还可以让自己的双手变热,以协助他的祖父治疗胃病。伊万的邻居表示,小伊万的身体比他的同龄人要强壮得多,只有6岁的他,甚至能够扛起一大袋水泥行走,不过他每次施展完自己的“魔力”都会非常疲倦。
3000英尺坠落竞奇迹生还
斯蒂夫・伍德即将挽着心爱的女孩走上红毯。日前,酷爱跳伞的他本想在婚前再感受一次高空运动的刺激,没想到当他从3000英尺的高空降落时,由于背部安全带故障,导致降落伞失去控制,斯蒂夫・伍德像个秤砣一样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向地面。最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如此大难的斯蒂夫居然只是三块脊骨碎裂,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河南濮阳出土西汉美酒距今已两千多年
河南濮阳市区日前发现了一处西汉中前期的古墓葬群,在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科研人员意外地发现,在出土的一件西汉铜提梁壶内仍保存有一斤多液体。
专家们采用技术手段将容器内的液体提取出来,所提取的液体颜色近于透明,单凭肉眼很难看到杂质,有一些芳香气息,同时伴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检测专家称,该西汉提梁壶内的液体是迄今为止国内经过科学检测历史最久远的酒类文物。
虽然俗话说酒越陈越香,但这两千多年前的陈酒很可能已经渗入其他液体以及金属容器所带来的金属离子,已无法饮用。
网络传递亲吻距离不再是问题
近日,日本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装置,能够借助互联网传递亲吻,使身在异地的情侣能够真正感受到爱人的热吻。整套装置共包括两个长方体终端,颜色一黑一白加以区分,终端设备的上部各有一根吸管。使用者只需将吸管合入口中,用舌头转动吸管,便能引发另一终端上的吸管以同样方式转动,尽管这一装置目前还无法传递亲吻中的其他要素,比如味道、呼吸方式和舌头湿润度等,但毕竟迈出了尝试的第一步
“光油画”营造绚丽奇观
没有使用电脑特效合成,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摄影技术。
这些“光油画”来自一位前卫的光画家大卫・吉利弗。为了完成这些奇妙的作品,大卫花费了200个夜晚和5000英镑。创作这种“光油画”,需要长时间曝光技巧,也就是说需要摄影师将快门速度设定得时间很长,利用这种技巧再配以LED灯等其他道具,一幅幅美妙绝伦的“光油画”便诞生了。
绝妙设计
看看这个垃圾筒,拥有它,扔垃圾都变得酷劲十足。这款R2-D2垃圾筒共有两个版本,一个高0.7米,比家里的普通垃圾桶稍大一些,另一款是迷你版,可以摆放在电脑桌或写字台上。Paul Frank津门掀起波普风潮
近日,位于天津吉利内的大嘴猴(Paul Frank)品牌店上演了―场关于传播波普艺术的新品推广活动。
本季大嘴猴(Paul Frank)的新品植入更多的波普艺术元素,色彩缤纷、年轻、可爱、时尚感吸引了无数狂热粉丝。大嘴猴(Paul Fran k)的魅力体现在独特的原创设计,明快活泼的色彩。诙谐可爱的设计,从美洲的小甜甜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到亚洲的宋慧乔、张柏芝,都是大嘴猴的超级粉丝。
这副没有表情的猴子脸孔――创造富于想象力的成人异想世界。随意解读消费者的想法,赋予消费者想象的空间,容许人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大嘴猴身上。
单人飞行背包即将上市售价超50万人民币
近日,一款名为Martin Jetpack的单人喷气式飞行背包成功完成了户外测试,或许在几个月后,这种飞行背包就将以50000英镑(53.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面市。飞行背包的设计者Glenn Martin介绍,整个背包装有两升燃料,配备了20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可以在高达160英 尺的高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大约30分钟。
目前,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大约2500人已经预定购买这款背包飞行器。没准哪天在路上堵车的你,抬头便能够看见西装革履、身背飞行器的人掠过。
陈年人参开花结果
看看这两朵娇艳的鲜花,你一定想不到这居然是两棵在高梁酒中浸泡了27年的人参。这陈年药酒的主人是贵州省一位退休老交警梁老伯。据梁老伯介绍,这两棵人参是1984年一个东北亲戚赠送给他的,当时梁老伯买来10斤茅台镇的高梁酒,把两棵人参用来泡药酒,这一放就是27年。
前几日,梁老伯一时兴起,突然想起了这一大坛陈年药酒,没想到拿出来一看,发现药酒中的人参竟然“发芽长叶,还开了花”。
据专家介绍,人参在酒中开花的现象非常罕见,本来植物泡在酒中,内部会发生脱水,不可能再新长出茎口,更何况开花。所以很可能是这两棵人参在泡入药酒之前刚刚离开土壤,内部还存有一些活细胞,加上高梁酒的酒精浓度不高,酒中还有一些营养成分,种种原因综合在一起,才会出现人参开花的现象。
皮肤能写字疑患皮肤划痕症
只需用指甲轻轻一划,人的皮肤便像黑板一样在上面能够清晰地留下字迹,听起来是不是挺玄的,这一奇迹便发生在宝安西乡的一位陆女士身上。
65岁的陆女士祖籍湖南,身体一直很健康,从20年前开始,陆女士便似得了怪病一般,用指甲在皮肤上轻轻一划,不一会就隆起红斑,如果在皮肤上用指甲写字,红斑的边缘非常清晰,整个字凸显出来,过很久才能消掉。
对于陆女士的“怪病”,皮肤科医生认为,陆女士很可能患上了皮肤划痕症,这属于一种皮肤血管的过敏反应,当皮肤被指甲或其他钝器划过后,会出现轻微的过敏反应,比如红色的突起,如果没有其他不适,一般无需治疗,患有这种病要注意,平时尽量不要刺激到皮肤,特别是不要用手抓,否则很容易造成局部感染。
黑人夫妇生下白人婴儿疑为基因突变
近日,英国出了件新鲜事,一位黑人产妇怀胎十月,成功分娩后发现自己的孩子竟然金发碧眼,皮肤雪白,毫无黑人的特征,而孩子的父亲也是位不折不扣的黑人。
这对夫妇来自刚果,刚刚出生的是他们的二儿子。“我不得不承认,孩子出生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儿子吗?”’孩子的父亲经过仔细辨认,虽然肤色完全不对,但五官还是像极了自己和妻子,最终认定这就是夫妻俩的骨肉。
据医生表示,即便是“混血儿”,也应该至少在某一方面表现出黑人的特征,比如头发等,但这个婴儿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种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基因突变。
最牛“蜘蛛人”
在全世界享有“蜘蛛人”美誉的法国冒险家阿兰・罗伯特又出招了。5月17日,罗伯特仅用时1小时50分钟便徒手登上了土耳其第一高楼
高达261米的伊斯坦布尔蓝宝石大厦,地面上数百名观众目睹了“蜘蛛人”的壮举。
阿兰・罗伯特1962年出生,12岁那年,他徒手翻入8楼家中取钥匙,从此便喜欢上了这种感觉。1994年,罗伯特第一次完成了他的壮举,徒手登上了美国芝加哥银行大厦。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征服了30余个国家的70多座著名高楼。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美国旧金山的跨海金门大桥、悉尼的海港大桥、马来西亚双塔石油大厦……这些举世闻名的高层建筑――臣服于罗伯特的脚下。
就在今年3月份,罗伯特还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建筑――位于迪拜的哈利法塔。没有人知道,这位令人匪夷所思的“蜘蛛人’何时会停下他攀爬的脚步!
最昂贵的冰激凌
你喜欢吃冰激凌吗?相信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你吃过这么贵的冰激凌吗?美国纽约市的一家餐厅近日推出了一款巧克力圣代冰激凌,售价居然高达2.5万美元,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为昂贵的甜点。
据报道,用来装这款冰激凌的高脚杯的内壁采用的是可食用黄金,底部配有镶嵌着1克拉白钻的18K黄金饰环,连食用冰激凌的勺子都是纯金打造且镶有钻石。客人食用冰激凌后,还可将金勺带走,毕竞,享用如此昂贵的冰激凌总要有些特权的。据冰激凌的出品方介绍,目前这款“金灿灿”的冰激凌已经接到了来自客户的订单。
最壮观的胡颜
近日,在挪威举行了一场“世界胡须大赛”(World Beardand Moustache Championship),大赛的“最佳胡须”奖由一位来自德国的47岁理发师韦瑟(EImar Weisser)获得,其获奖作品便是他为自己精心打造的一款奇特的“北美麋鹿”造型的胡须。
这已经是韦瑟先生第三次赢得大赛桂冠了,2005年,他的得奖作品是一款柏林勃兰登堡门,而2007年,他把自己的胡须打造成了伦敦大桥。
不做任何造型时,韦瑟的胡须直垂到腰际,为了这次比赛,他早晨7点便开始打理自己的胡须,耗费数小时终于打造出了这款“北美麇鹿须”。
“世界胡须大赛”从1995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共有包括自然山羊胡、鬓角自由造型、匈牙利式胡子和王室造型等在内的14个奖项,来自全世界的胡须爱好者根据喜好参与角逐。
留言板
潘婷婷(北京)
特别感谢贵刊的编辑把我的留言在第三期留言板上刊登出来了,当我在《八小时以外》上看到自己地留言时非常兴奋。今天又很意外地收到了你们给我邮寄的期刊,谢谢你们。只是你们给我邮寄的是第五期,我特别想把刊登我留言的第三期留一本作为纪念,不知道你们能否帮我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不管结果怎样,还是要跟你们说声:“谢谢了!”
苏渝(重庆)
一直很喜欢《八小时以外》这本杂志,特别是儿时的记忆深处里,总能回想起当初拿着新出版的《八小时以外》伏在灯下的情景。不知不觉已过了多年,我在变,杂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不变的是那份情感,看这本杂志,就像与一位老朋友聊天,亲切,自然。
写了一首小诗《母爱》,就当给杂志投稿吧!请各位点评―下:
母爱是―首诗,幽远空灵,清淡恬雅;母爱是一幅画,流露自然,洗去铅华;母爱是―首歌,声情并茂,朴实无华;母爱是一缕发,润物无声,洁白无瑕……
孙建(河北省石家庄市)
以前看父母―直订阅《八小时以外》,不过自己还从未好好读过。前两天一个下午,闲来无事在图书馆中翻阅杂志,一个以前经常在家中见到的名字映入眼帘
《八小时以外》虽然以前很少看,但似乎和未见多年的朋友聊天一般,仔细读了起来,其中的内容很时尚,同时也很生活化,探讨的很多问题都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以后我想自己会坚持成为你们的粉丝。感谢这个原本无聊的下午,让我再次遇到了《八小时以外》。
安静(广东中山)
心血来潮,写了首小诗,请各位指正!
城市公交:劳累了一整天的人们,赶上了一整天里最后一班车。习惯性地微闭双眼,沉淀疲倦,偶尔看看繁华 都市,感触良多。下一站,下一站……到站下车,一路沉默。单身的人,又与一段真爱擦身而过?
张子静(安徽)
刚刚看过五月号的《八小时以外》,看了一眼封面就决定马上翻阅,那可是我-直以来的偶像
谢霆锋。“星空”栏目中的那篇《谢霆锋:成长,成熟》写得非常棒。看过这些文字,更能清晰地勾勒出霆锋成长的轨迹,从青涩、叛逆到成熟、稳重,一个大男孩在―次次磨练中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支持霆锋,支持《八小时以外》!
曾璐(云南大理)
很喜欢《八小时以外》的乐游板块,里面每期推荐、介绍的旅游景点都很棒,文字与图片都很吸引人。特别是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介绍,我非常喜欢!我的家在大理,这里的风景也非常美,希望能有机会看到关于我的家乡的文字,有机会我也会投稿的!
天边(湖北武汉)
我―直关注《八小时以外》的微博,同时也进入了读者的Q群。我觉得现在杂志的内容非常不错,很轻松,很生活化,但是希望以后能增强互动性,比如每期的专题是不是能够向读者征集,在微博上或者其他渠道,另外,Q群中有很多热心读者,每天都在交流,但是觉得咱们的Q群应当加强管理,多组织一些话题让大家讨论,这样没准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产生一些非常好的选题!
假寐的猫(西安)
别说自己老了,“六一”是太遥远的事儿;别说老胳膊老腿了,跳兔子舞已不是当年风采;别说声带发育,歌声早已浑厚到无法清脆……是的,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从外到内,我们都改变了很多,都二十出头了还混在小孩堆里蹦蹦跳跳唱儿歌,再加上自己还不是幼师,实在是有点黄瓜刷绿漆――装嫩!可是谁说大学生不能过“六一”?童心不灭,童年的美好往事不灭,我们和“六一”有着不解之缘;谁说“六一”非得那么过?作为已经有一定阅历和更多成长感受的超高龄儿童,我们应该开拓创新,探索出属于老一辈的“六一”庆祝法!
篇8
摘要:“酒驾免责”是指将酒后驾驶列为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在“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着支持与反对两种对立的观点。酒后驾驶虽属违法,但却未有法律、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对酒后驾驶导致的伤亡享有免责权。因此,酒驾保险赔偿机制的构建,对平衡各方利益、需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酒驾免责;商业保险;赔偿机制
一、“酒驾免责”问题的由来
“酒驾免责”条款是指将酒后驾驶列为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从其适用角度来看,此条款是仅存在于商业保险行业之中的一种通说条款,并非法律上的专业术语。将酒后驾车作为商业保险机构自身免责事由的条款,大量的存在于我国各种类型的商业保险合同中。
但2012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国务院在修改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第22条做出了明确规定。
从上述条例的修改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已经逐渐倾向于保护第三者受害方的利益了,而此时,我们的商业保险中却仍然坚持“酒驾免责”而对于就加重的受害者不予赔付,这就直接导致了很多购买了商业保险的顾客在其权利遭受损害时,得不到本应该享有的补偿及救助。商业保险机构这种变相规避责任的做法,对于保险实务及我们的司法实务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并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二、对“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的两种观点之介述
我们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在“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首先是支持“酒驾免责”的,理由在于商业险可以限制行为。他们认为,商业保险的意义不仅在于防范未来不可预知的危机,还应该是对道德风险的一种有效避免,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限制;“酒驾免责”是约束。支持者主张“酒驾免责”条款的本质的意义在于对驾驶人自身的一种约束与警醒。酒驾若也能赔付,那不就是纵容吗?显然不是;“无过错责任险”有悖市场规律。无过错责任险指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无过错或有部分责任,造成行人伤亡或保险车辆的直接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一种附加险。很多保险业人士认为,若取消免责条款,则商业保险就成了一种完全的无过错责任保险,不问双方当事人的过失或过错,而让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损失,这势必将造成驾驶人更加不注意后果,危险驾驶,投保人更加肆无忌惮,致道路交通情况于更加混乱,人民、社会的安全于更加无保障的一种状态之下。就我国现状来说,不适宜采用此种方法,而这也是免责条款存在的必要,还有包括法律方面的分析等其他多种理由。其次是反对“酒驾免责”的,理由是:交强险设立的目的在于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其遭受的损害;商业保险应与交强险相辅相成;还有的认为无论事法律或者是制度均应当体现出其本身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保险公司亦是如此,此类理由还有保护受害人利益等等。
三、对“酒驾免责”条款问题的评析
(一)酒驾是否应当成为免责事由
首先,酒驾是不应该成为免责理由。从我国的立法趋势上也可看出这点。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的目的便是为了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他们所遭受到的损害。而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一味地推卸责任,将“酒驾免责”与防范风险相等同,将自己定位于裁判官的角色,去惩戒醉驾违法者,保险人将责任推移给政府,主张由政府通过刑罚、行政处罚去限制酒驾行为,并且主张政府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来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又将赔偿责任完全的转移给肇事者,有肇事者来赔付酒驾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这无异于是转移、推卸责任的表现。
其次,从法律角度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它们都采用了“强制责任保险”的说法。商业险虽然是无过失责任保险,但依据法律规定,也应当在承保范围内予以赔付,而不是遇上“酒驾”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赔付了。不能因为商业保险人片面的追求盈利性,便可抛弃应当负担的社会责任、商业责任,采取单方获利的格式条款,这是不应当的。
(二)伤者利益谁来保障
对于在酒驾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伤者而言,其无辜被撞受伤后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最迫切的愿望便是使身体得到救治,而非对肇事者进行惩罚。由保险公司进行先行赔付较之肇事者的赔偿时间更快,更有保障,也更能确保伤者的利益。不能因重视对醉酒者的惩罚,而忽略对伤者的利益保障。我认为,保障伤者的权利应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谈到对醉驾者的惩罚。
(三)酒驾保险赔偿机制应当构建
在现代很多国家的保险条例中,都会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主。世界各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先后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获得合理的赔偿。
近年来,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突飞猛进,但与此相对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更是逐年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肇事者无力赔偿、机动车车主肇事后逃逸、酒驾保险公司免赔等现象的出现,也使得交通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变得尤为凸显。在酒驾事故中,惩罚酒驾者固然是重要的,但保护受害人利益才应当是其核心。况且,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已经规定了对酒驾肇事者的处罚了,商业保险机构还用通过自身的保险制度来规制预防犯罪吗?保险人强调,若不规定“酒驾免责”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但是,他们也曾提出说,受害者的损失是政府和肇事者的责任,保险公司只负责盈利。这样的两个截然相对立的出发点在保险人那里却契合得无比自然。因此,对肇事者的惩罚并不是保险公司的责任,而对受害者合理、及时地赔偿才是其应当做好的工作,故而此赔偿制度的构建也是势必面对的。(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12-087”
参考文献
[1]孔利强、梁凌.论交强险的“酒驾免赔”条款[J].上海:金融发展研究,2012. .
[2]郝江荀.无证驾驶肇事,保险人依法免赔[J].中国保险:2010,(2)
[3]黄玉强.醉酒驾驶交强险保险责任之确定[J],法制与经济,2010.
篇9
关键词:酒驾伤人 保险理赔 交强险
2012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吸毒、滥用品或者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的情形的,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自向赔偿权利人赔偿之日起,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追偿权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这意味着将来因为被保险人酒驾、毒驾造成的伤害,将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受害人,之后保险公司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该意见究竟是会客观助长醉驾气焰,还是能够较为彻底的震慑醉驾、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可谓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治和赔偿,对于社会的和谐安定也是一种保证。本文在此仅对该规定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我国当前对酒驾伤人案件理赔的处理
(一) 酒驾伤人案件理赔现状
1.法律法规方面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1)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2)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3)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保险公司是否应该对醉酒等情况下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也存在一定争议。因此,此前有些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倾向于认定保险公司仅承担垫付一万元以下抢救费用的责任,垫付责任以外的不予赔偿。
2. 保险公司方面
在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条款中也会列明醉酒、吸毒等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保险公司一方认为,交强险承保的是机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被保险人给机动车外的第三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因为责任风险可以被有效地预测和控制。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机动车并不是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如驾驶人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或被保险机动车被盗而在道路上行驶时,责任风险无法被有效地预测和控制,保险公司也不应该仍旧按正常情况承保责任风险。因此,在这些特殊的情形下,应该把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风险排除在保险公司的承保责任范围之外。
3. 传统道德方面
醉酒、吸毒一直都是与人们的道德准则相违背的行为,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应由责任人个人承担,不应得到支持。
(二)酒驾伤人案件理赔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新规定出台之前,无论是交强险中的规定,司法机关的判决,保险公司的合同,还是人们从传统与道德方面的认识,对于酒驾伤人案件都认为是不应予以赔偿的。在酒驾伤人这一类案件的判决中,最大受害者是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在新规出台前,受害者不但在身体上受到伤害,在经济上也没能获得及时补偿,常常引发很多纠纷。因此,相关部门亟须出台相关法规来填补此项空白,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三)新规出台后的变化:
新规出台之前只是垫付,现在是赔付,一字之差就相差很多。通常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条款会列明醉酒、吸毒等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可不予理赔,但会为伤者垫付一万元的抢救费用。但是该《意见稿》则相应强调,对于酒驾等造成的赔偿,保险公司应先行赔付,在赔付之后,有权再向被保险人追偿,最高赔偿金额为12.2万元。交强险已经连续几年巨亏,2011年行业承保损失更达到97.1亿元的记录最大值。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无疑将增大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
二.外国保险公司对酒驾伤人案件理赔的规定
在新加坡,也存在和我国同样的问题。尽管法律严明的新加坡对于醉酒驾驶施加了初犯最高6个月,再犯最高3年入狱的惩罚以及高额的罚款。虽然新加坡法律本身对醉酒驾驶造成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并没有直接的规定,但一旦肇事司机被发现是醉酒驾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所有的新加坡保险的条款里面都会明确地规定说,醉酒驾驶情况下所购买的保险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受害人也不能从肇事者的保险公司得到任何的赔偿。
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针对醉酒驾驶行为做出了严厉的法律规定:如果驾驶人酒驾导致他人受伤或者死亡除非购买了酒驾保险,否则任意第三人责任险是不予赔偿的,但是强制险有理赔,保险公司赔偿后根据双方的责任比例向肇事者去追偿。在中国香港汽车保单也有一项酒后驾驶的免责条款,不过实际操作中会人性一些,香港保险公司有时候会先赔偿意外中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对保单持有人采取法律责任,追讨相关的金额,醉酒驾驶的司机最终还是要支付醉驾意外所导致的费用。而在韩国,保险公司虽然拒绝赔偿醉酒驾驶人本人的伤亡和车辆损失,但是对于事故中的受害者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不过数额上会有所限制,而且一旦发生酒驾的事故,肇事者的保费会连续三年大幅度地增长。
美国对醉酒驾驶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根据不同的州和地区对酒后驾车的标准和规定也有所不同,至于酒后驾车的被保险人是否会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则要看车祸发生的原因。如果醉酒驾车的被保险人是因为是他人的失误发生车祸而导致受伤或者是汽车损坏,保险公司应该会如数理赔。但是对于驾车者在酗酒之后从后面撞击前面的车辆或者是撞击路边的固定物,甚至撞击行人等其他方式引发的车祸,保险公司的理赔就会非常复杂。首先肇事者会锒铛入狱,保险公司要等到刑事官司处理之后才能根据情况办理理赔手续。如果肇事者买的是全险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保险公司也要如数赔偿,但是第二年的保费就会巨幅上升。同时保险公司一旦发现你具有高风险,习惯性酗酒或者常常涉入不同原因的事故中,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接受你购买保险的要求,因此美国的司机一般都在酗酒之后寻找他人驾车或者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三.新规产生的影响
对于文件中“酒驾伤人保险公司先赔”的这一规定,可谓众说纷纭。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保持中立者亦有之。
(一)反对者的观点
反对者认为,首先,酒驾伤人保险公司先陪是纵容酒驾,是用提高全社会的成本来鼓励酒驾的违法行为。认为这只会增加醉驾的成本,令更多的醉驾者更加肆无忌惮。其次,同等保额保险费必然增加,使守法司机的成本上升,从而导致逆向选择的发生。
(二)支持者的观点
1.该规定与道德和法律不冲突。
保险公司对酒驾伤人行为赔偿属于民事赔偿,但酒驾造成事故属于刑事犯罪,这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交通肇事罪一般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是交通肇事逃逸,为三到七年;如果逃逸致人死亡了,为七年到十五年。也就是说,民事责任可由保险公司交强险赔付,但肇事者仍然无法逃脱刑事责任。此等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罚,违法者必须接受相应的刑事责任,保险公司的代偿并不能改变处罚结果。醉驾者的罪与罚,无论是入刑的刑罚,还是经济赔偿,一分都没减少。所以酒驾伤人保险公司先赔这个规定与道德和法律并不冲突。
2.上位法优先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由于认识不同,判决也多有不同,有的判保险公司免责,有的令保险公司担责。考虑到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法律,而强制保险条例是行政法规,因此即使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发生冲突,也应该优先适用法律,即确定保险公司惟一的免责事由只能是受害人故意。而且,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只有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才不予赔偿。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意图都是为使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所以醉酒驾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
3.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减少由此造成的损失。
交强险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保险,以保护受害方利益为宗旨,与商业险有所区别。并且受害方无论在交涉能力还是法律意识上都无法与保险人相比,让保险人赔偿后追偿,既能确保受害方获得救助,也能让酒驾者更难脱逃责任。新规有效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了赔偿的及时有效地给付,相对于之前的模糊状态,做到了有法可依,民事方面由保险公司赔偿也更加地人性化。
四.新规存在的问题
1. 保险公司追偿成本高
这里的“赔偿”并不意味着酒驾伤人应由保险公司买单,而是保险公司赔偿事故中的受害方,并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但问题是,保险公司能否追偿成功?倘若被保险人逃逸或发生意外,保险公司又该向谁追偿?据统计,由于一些致害人家庭贫困等原因,追偿成功率通常只有50%左右。这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某保险公司车险部负责人算了笔账,上海有很多车上的是外地车牌,保险公司很难查到酒驾车主的固定资产及家庭地址等信息,这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处理案件的成本将提高。如果上诉到法院,还要请律师,支付律师费。此外,保险公司之间划账也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其中多出来的成本,是否该由其他用车人来负担也是一个问题。
2. 车险费率或要上涨
新规将酒驾、故意事故都列入责任内,客观上将增加保险公司的理赔率和运营成本,由此引发保费上涨。虽然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政策险种在费率和赔偿标准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保险公司无权更改,但由于交强险自2006年实施以来,除2008年稍有赢利外,基本上亏损一年胜过一年,都是由商业车险来补贴,不排除商业车险在其他领域内进行费率或价格的调整,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3. 新规仍需进一步完善
保险公司承担的垫付抢救费用是1万元,而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是12.2万元,该条款有利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权利。但征求意见稿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中的垫付抢救责任不太一致,比如这个赔偿责任限额是否包括伤残赔偿金等,对此新规中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五.解决办法
1.关于控制酒驾
少数驾驶员对保险公司赔付抱有“幻想”,放开胆子酒驾、醉驾。对此,需要修改相应的保险条款。可以按照交强险原来投保的办法,一方面对于酒驾者、吸毒者以及上一年度出过同样事件的可以提高投保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出事的或者表现好的驾驶员可以适当降低投保标准。
2.关于保费规定
交强险的保费、费率是由国家拟定的,而非个别保险公司。因而不能因为有了新规,在保险公司赔付完以后就可以任意改变费率或增加保费。
总之,对于酒驾伤人保险公司先赔的新规定众说纷纭,孰对孰错尚无定论,并且在保险公司追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控制等问题上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但“酒驾伤人保险公司须赔偿”这项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恰恰是一项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借鉴了国外优秀经验的一项人性化的条款,应该得到支持。
参考文献 :
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马立群. 酒驾伤人,保险公司为何要理赔. 经济日报,2012-3-25
篇10
一、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
危险驾驶行为,是指以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包括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道路飙车、吸毒后驾驶、边驾驶边打手机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险性驾驶行为,但也不仅限于上述行为,只要以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均属于危险驾驶行为。
二、我国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前,在刑法层面,与机动车驾驶有关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该罪是过失犯罪,而且是结果犯,要求结合肇事者在交通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和所造成的伤亡情况予以定罪量刑;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是故意犯罪,是危险犯,根据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处以不同的刑罚。酒后或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有两种结果,一是造成伤亡的,另一种是没有后果发生的。对于前者,刑法要求要肇事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且致一人以上重伤才可按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若仅为轻伤,则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后者,如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理,又显得处罚偏重,且两种罪名所规定的主观构成要件完全不同,实践中不能以是否产生结果来定该适用何种罪名。由此可见,如行为人以危险方法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未发生伤亡事件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则无法用刑法予以规制。在行政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可见,我国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过低,缺乏震慑力。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我国正式将道路飙车和醉酒驾驶行为列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可见,这次刑法修正案规定,只要有飙车、醉酒驾车的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将用刑法进行处罚。
三、我国目前对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的利弊
(一)对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之利。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各地法院根据当地发生案件的事实、情节等具体情况判处了一批危险驾驶罪的案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相继而出的判决彰显了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本意,也充分表明了我国严格依照刑法规定惩处危险驾驶犯罪的态度和决心。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醉驾被告人本人起到了惩戒和教育作用,对广大社会公众起到了积极的法制宣传和警示作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前一时期采取了严查酒后驾车、将醉驾入罪等有力措施,现在不仅醉酒驾车现象有所减少,酒后驾车的行为也随之减少。这表明,通过更为严厉的法治手段规范、约束交通行为,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依法适用危险驾驶罪追究醉酒驾驶者的刑事责任,对于遏制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醉驾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对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之弊。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一系列醉驾案的处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浮现出了一些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疑问。
1、危险驾驶一律入罪的立法规定是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刑法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我国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才予以颁布的,其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理规定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对醉酒驾驶一律入罪相适应,这是否会让人感觉我国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有点动辄入刑,通过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驾驶行为规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是否能打击和减少这一系列危险驾驶的行为,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2、《刑法修正案(八)》只对道路飙车和醉酒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对无证驾驶、吸毒后驾驶、边驾驶边打手机等同样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并没有列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对于醉酒驾驶、道路飙车的危险性已为众人所认识,但对于边驾驶边打手机、吸毒后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可能更多的人不以为然,然而,根据交通事故数据表明,许多交通意外事故是由于人们在开车时发短信或者打手机所造成的,而只对道路飙车和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规定难免会给人造成误解,该规定是为了通过刑罚控制道路飙车和醉酒驾驶,而非通过立法切实地防止危害公共安全的一切危险驾驶行为。
3、我国刑法规定了一行为构成犯罪,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因而要增设一个罪名,犯罪的罪过方面必须是故意或过失。一般认为,对于过失,只有造成法定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才构成过失犯罪,因此逻辑上无法将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犯罪,以此而论,危险驾驶入罪只能规定为故意犯罪。这样便出现了一新问题,即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为何危险驾驶出现了危害结果反而成了过失犯罪,即交通肇事罪,而不是故意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呢?
四、对我国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的建议
1、修正案对道路飙车入刑规定了“情节恶劣”,对醉酒驾驶的规定则没有,即只要属于醉酒驾驶便以犯罪论处。但司法机关在适用“危险驾驶罪”来打击犯罪过程中,对于何种情况属于“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恐怕会有争议。 “追逐竞驾”是为了寻求刺激等原因开着车在道路相互追赶,但如何界定“情节恶劣”呢?飙车是动态的行为,道路上的监控设施能将飙车行为全程记录下来,供司法机关办案时判断其是否“情节恶劣”的参考吗?如果在没有监控的路段上飙车,又该如何取证呢?是否有必要对“情节恶劣”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将持续多长时间、多少路程、参与人次、超速程度、发生的路段、是否处于高峰期等因素作为判断“情节恶劣”的标准。如果对“情节恶劣”进一步作出明确界定,使之有一个可具操作的适用标准,将使“危险驾驶罪”发挥更大的威力。法律已经实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恶劣”情形作出相应的解释,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便于实践应用。
2、危险驾驶犯罪不需要有严重的后果作为构成要件,但是,必须考虑到具体的情形,考虑到犯罪不能和犯罪未遂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机动车驾驶人员醉酒驾驶表现情况多种多样,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犯罪情节,那么,很容易出现滥用刑法的现象。根据立法者的原意,之所以设立危险驾驶罪,就是要防止一些人在繁华的机动车道路上,不顾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在人迹罕至、荒郊野外的机动车道路上醉酒驾驶,那么,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显然不符合立法原意。但如由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办案中通过自由裁量来认定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难免会司法不公,所以, 亟须规范、统一对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和处罚标准,便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避免一概而论,将那些情节显著轻微的案件认定为犯罪案件,从而扩大刑罚的打击面,以确保刑罚的准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