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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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分析山西产业结构，进而得出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促进制造业以及生产业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生产业；融合发展

传统观点认为，服务业通常分为消费业以及生产业，其中生产业与制造业联系最为密切。生产业指的是为其他产业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通常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生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的促进现代制造业的升级。山西省当前的产业结构是重工业占据主要地位，生产业比重相对较小，因此，研究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加快实现“十二五”期间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生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发展现状

（一）山西省制造业发展现状

总体来说，近几年来山西省制造业地区生产总值平均以每年19.5%左右的速度增长。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占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7.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3.9%）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7.6%），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4%），专用设备制造业（5.1%），通用设备制造业（3.4%）。

目前山西省制造业档次仍然较低，以资源型企业为主，高度制造业发展缓慢。资源型行业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比重达到59.3%。对比广东省来看，其制造业增加值前5位分别为通信设备、电气机械、电力、交通运输、化学[1]，相比而言，山西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较轻，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2.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2.4%，医药制造业占2.3%。

山西省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失衡将阻碍生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山西省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未能为高端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知识、技术含量的服务产品。

（二）山西省生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对于生产业的行业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尚于立[2]（2008）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得出我国生产业包含六大类：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通讯服务、批发零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计算机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地址勘察和水利管理服务。

山西省生产业“十一五”期间，增长速度平均为18.6%，生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4%，说明生产业产值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增速为3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增速为13.4%，批发零售业发展增速为21.8%。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占生产业较大比重，分别为27.4%和29.2%，说明山西省传统生产服务业仍具备广阔市场。

近年来虽然山西省服务业总产值呈现增长趋势，但是从三次产业的比重来看，服务业却是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43.8%下降到2010年的3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由此可见，山西省服务业发展仍然十分落后，落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由于山西是资源大省，重工业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山西省的主导产业，这就导致了山西服务业发展的相对不足，尤其是生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将将会严重影响工业的发展，特别会对制造业造成不利影响。

总体来说，尽管山西省近年来制造业不断发展，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业的发展却遇到了瓶颈。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新兴的服务性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无法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足以及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生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3]

（三）全球化视角下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不断的增加，山西要想实现转型发展，实现经济腾飞，就必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准确定位，积极的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因此，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2000—2012年，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增长密切相关。2004—2012年制造业所占总体份额领先与生产业，这表明山西制造业较于生产业发展较好。但在2009—2012年，山西省生产业发展较为迅速，这将有利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相对较快，但总体趋势大致相同。在2008—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这影响了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山西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与此同时，对外资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二、推进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1、延伸制造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从而加大生产业需求

山西由于其资源优势，在其经济发展中，制造业占据了主要地位。制造业的发展是生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这将会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因此，制造业企业不断产业升级，革新生产方式，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派生出对生产业的需求。

2、大力推动生产业发展，提高生产业的产业比重，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下，山西省生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特定领域有一定的行业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山西省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围绕这些行业，发展其上下游行业，积极推进相关产业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打造山西品牌，从而使得生产性成为山西发展新的着力点。

3、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

目前，山西利用外资情况相对较差，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与生产业融合关系作用相对有限，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却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直接与山西当地产业相结合，积极争取外资，有效利用外资，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有利用实现生产业以及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山西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洋.河南省生产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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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的国际流动，FDI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从2000年到2011年FDI从407.15亿美元增长到1160.11亿美元，已成为FDI流入大国。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格局，而我国却与此相违背。“双顺差”的结构反映出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长期发展对国内的经济会造成不利影响。FDI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本文分析FDI流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程度及影响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FDI流入现状及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变化

（1）中国FDI流入现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FDI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起步阶段（1979～1991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实际利用FDI由1979年的不足1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91年的43.66亿美元。第二阶段为成长阶段（1992年～2001年），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了57%，自此FDI成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三阶段为全面开放阶段（2002年至今）。FDI流入量增长非常迅速，从2002年的527.4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160.11亿美元，将近增长了一倍。我国利用FDI有以下特征：首先利用FDI方式以外商独资为主；其次，利用FDI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再次，FDI主要来源于东亚。

（2）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发展变化。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8年～2000年，此阶段中国的经常账户与资本与金融项目比较平稳，经常账户缓慢下降；第二阶段为2001年～2008年，这一阶段经常账户差额、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和总差额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第三阶段为2009年至今，经常项目下降幅度大，资本与金融账户项目呈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来，中国的国际收支从1998～2011年始终是“双顺差”的格局。

三、FDI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FDI流入对经常项目的影响。FDI对货物项目的影响是逆差还是顺差，主要取决于FDI的类型。资源导向型FDI常见于国际贸易发展初期，FDI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并最终将产品用于出口，其对东道国货物项目的影响将是顺差效应；市场导向型FDI，其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产品主要是面向中国销售，对货物项目的影响是逆差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情况，与中国出口总额呈现相同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一直在50%左右，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促进出口具有非常大的贡献。FDI的流入对服务项目造成逆差还是顺差，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国内的技术创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若东道国的这些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大于服务业FDI流出国，则东道国对外的服务的出口就会大于服务业FDI进口，服务项目就会呈现逆差，否则就会呈现顺差。中国服务项目逆差项目逐年增大，从2000年的-5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552亿美元，说明了我国引进服务金额呈上涨趋势。说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较于FDI流出国比较落后，人力资本、技术和研发还不够，服务业FDI的流入导致了服务项目的逆差。就收益子项目而言，FDI 流入对其是顺差效应还是逆差效应取决于

FDI 的利润汇出额是大于还是小于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收益。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收益子项目表现为逆差；若前者小于后者，则收益子项目表现为顺差。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收益项目从1998年至2011年，只有2007（80亿美元）和2008（286亿美元）两年是顺差，其他年份都是逆差。（2）FDI流入对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影响。我国资本项目差额从1998年至2011年浮动幅度很小，且数额相比于整个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总额比占比非常小，不到1%，因此资本项目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影响甚微，本文就不着重分析。金融账户从2000至2011年一直保持着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年增大。金融账户的结构中，直接投资子项目的顺差决定了金融项目的顺差，以2011年为例，直接投资差额占金融账户总差额为79%。直接投资差额项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为负，而外国在华投资差额逐年上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直接投资项目一直保持顺差的状况。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账户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吸收FDI的能力与该国的诸多因素有关，从我国现实来看，我国吸引FDI大量流入的主要因素有：稳定优质的市场环境、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外资优惠政策。在引资初期制定的优惠的引资政策，极大的刺激了外资的进入。随着改革开放和扩大市场决心的坚定，不仅使收益再投资的比重增加，更使得FDI流量保持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间接的影响。一方面，当利润汇出大于新增FDI的流入量时，收益项目就会呈现出逆差。另一方面，FDI的利润用于东道国再投资，则体现在金融账户的顺差上。从本质上来看，FDI的流入是为了寻求较高的投资利润率。从长远看，当中国市场的利润率下降时，FDI必然会离开中国市场，届时就会带来国际收支平衡的大幅度波动。

四、合理调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建议

（1）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工型贸易在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必须转变贸易政策，鼓励国内产业升级调整，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服务贸易的缓慢发展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在服务业要加强政策倾斜，调整服务业贸易政策，重点发展如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优势服务产业。鼓励优势服务业“走出去”，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2）调整利用外资政策。首先要制定新的引资政策，适当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把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和朝阳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引资的重点。其次，从利用外汇的角度讲，要扩大我国外汇的投资渠道，合理利用外汇储备，扩大外汇储备的收益。同时做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立法工作，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为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国际担保。最好，重点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过于依赖引进FDI，而是转为发展本国技术，提高劳动力质量，合理充分利用本国资本，外资只能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升社会效益。

参 考 文 献

[1]尹浩华.FDI与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J].国际投资.

2012（5）：55～65

[2]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6）：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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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早期的北京CBD主要以零售业为主，突出商业中心的功能，2005年，北京市CBD批发零售业总成交额达到1523.2亿元，占总成交额的 70%，随后，房地产业以及生产性和贸易业(金融、保险等)开始聚集，由于中心区域聚集了大量的白领消费者和经营机构，因而吸引了大量配套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以及高档零售机构。同时，大量广告公司，电商公司、航空公司等介入，而一般制造业、零售业因为无法负担地价上升带来的高额成本而大量迁出，由此形成了中心商业和中央商务并行发展的格局。随着高层次的商业流入，配合高档消费的配套休闲娱乐服务业相继进驻。

 

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CBD发展具有政府支持和外资推动相结合的重要特征，北京市CBD聚集了大量外国领事馆和跨国公司总部，外资影响力较大，外向型发展的特征突出，外商直接投资对CBD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北京市CBD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导向，政府鼓励更多服务行业外资进入。

 

二、理论分析

 

影响北京CBD发展的主要因素。CBD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因此，CBD的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北京市 CBD的形成和发展与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北京市GDP的总量是影响CBD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一个城市只有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裕的财政收入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建设CBD区域的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为CBD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CBD的成熟与发展。北京市CBD的发展一直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紧密相关，近年来北京CBD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和数量都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据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局以及CBD管理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北京CBD，集中了北京市约90%的国际传媒机构169家，约80%的国际组织、国际商会110家，约8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家，约70%的世界500强企业160家，约70%的国际金融机构252家，约30%的五星级酒店17家。国际交流频繁，多元文化交融，区内登记外籍人口近4.4万人，约占北京市的50%。北京市约50%以上的国际性会议、90%的国际商务展览在这里举办。至2014年，北京市CBD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占总企业的47%，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总部搬到该区，为该区带来了大量国际化的人才，引进了前沿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二，城市交通在CBD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对CBD的形成以及规模的扩大起到重要的影响，传统CBD大多坐落于城市中心，这与城市中心便捷的交通网络是离不开的。便捷的交通网络和较高的可达性使得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在此聚集，交通便利是商业发展及经营的基本条件。由于服务业产品的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各个企业管理者仍然将距离和区位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在大中型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拥挤、车辆堵塞的情况，因此交通便利对CBD乃至整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服务业对CBD发展贡献较大。第三产业一直占北京CBD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从近几年发展情况来看GDP从2005年的6969.5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1330.8亿元增长了接近了三倍，各年的GDP涨幅均在10%左右。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从2005年的4866.1增长到2014 年的16627亿元增加了3.41倍，同时，第三产业所占地区生产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增加，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重要贡献。

三、影响北京CBD经济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了能对影响北京市CBD经济发展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根据以上选择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y=β0+∑7i=1βixi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CBD核心区主营业务总收入，而影响CBD发展的因素较多如理论部分介绍有经济发展因素、贸易因素、交通因素等，鉴于北京市CBD经济发展现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解释变量最终选取：地区总产值(X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实际利用外资总额(X3)服务贸易总额(X4)城市公交线路总里程(X5)居民消费水平(X6)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X7)以上数据来自于2014年的《北京市统计年鉴》和《朝阳区统计年鉴》由于本文引入的解释变量较多，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如表所示7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超过了0.6，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解决多重共线性，采用因子分析，减少解释变量个数，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方程如下：

 

Lny=0.314lnX1+0.319lnX2+0.327lnX3+0.325lnX4+0.140lnX5-0.515lnX6+0.052lnX7

 

通过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市CBD发展程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外商投资总额，大量跨国公司将总部搬到北京CBD为该区带来了大量国际化的人才，引进了前沿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的水平，CBD区域主要包括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因此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较靠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核心区主营业务增加3.19%。

 

地区生产总值(GDP)代表北京市的经济规模，是解释变量中最重要的因素，GDP增长带动北京市经济增长，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核心区主营业务收入增加3.14%。

 

四、结论

 

由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CBD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外资流入，进而促进北CBD积极健康发展

 

政府应该给外资企业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软件环境要求政府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监管和办公效率，有效吸引更多外资，推进CBD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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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G20；经济增长

一、引言

资本账户开放可以理解为了实现货币自由兑换，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并允许居民与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及从事跨境资产交易。对于资本可自由兑换项目的划分问题，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单项认定细分为11项，其中基本实现资本可兑换的条件是一国的信贷工具交易中开放项目在6项以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账户开放标准又进一步放宽。可见，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是完全放任跨境资本的自由兑换与流动，而是一种有管理的资本兑换与流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各发达国家陆续开放本国资本账户。同时发展中国家也相继效仿放松了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进一步加快金融发放的进程。因此人民币的资本账户可兑换项目的不断调整也说明国际金融发展是大势所趋。

本文从我国当前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以及经济影响入手，再通过分析整理G20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及发展现状，最后提出当前我国开放资本账户进程中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发展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IMF2011年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中，资本账户的管制被细分为七个方面，分别是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管制、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管制、信贷工具交易管制、直接投资管制、直接投资清盘管制、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管制。而目前我国资本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占比10%，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占比55%，主要包括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基本可兑换项目14项，集中在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方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已经初步形成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相互交流的资本流动格局，使得资本项下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资本流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涉及人民币资本帐户开放、外商投资改革方案等，也释放出了金融改革信号，上海自贸区也将成为放松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桥头堡。但总体看来，我国长期实行“宽进严出”的资本管理政策，资本管制的程度仍然较高，实体经济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部分投资与金融方面的障碍，导致我国目前还未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但预计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在2015-2020年之间完成。

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尤其是在金融体系的完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下几个方面：

1. 资本账户开放后，促进了国内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经营水平以及规范管理程序等。这不仅提高了本国金融服务的竞争水平，同时推动金融体系的完善。

2. 资本账户开放后，降低了国外资金流入的成本，从而达到国内外资金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

3.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后，逐渐缩小了资本账户的管制范围，有利于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

与此同时，开放资本账户后，国际资本流动所具有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的风险。由“蒙代尔三角”可知，当一国开放了资本账户，同时其国内又在实行固定汇率制，这样就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资本建议导致货币政策完全失效。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后，短期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性。如果央行仍然通过干预市场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则会货币供应量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因素，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G20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分析

依据IMF 测算的G20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为样本，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进行对比分析。

图1 G20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度

根据0.6及以下为低开放度，0.6～0.8为中等开放度，0.8以上为高度开放，根据图示，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尼、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属于资本账户低开放度国家，这些国家大部分经济欠发达，人口数量较多，以农业制造业为支柱，金融业相对落后，因此一般实行的是宽进严出的资本流动政策，利用大规模的外资来支持本国的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巴西、沙特、韩国、美国、南非以及土耳其、法国均属于资本账户中等开放度国家，而很明显的是意大利、加拿大、英国为资本账户高度开放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开放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开始的，到90年代基本完成。沙特、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由于以出口能源为重要经济增长模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宽松的对外投资政策，资本账户的管制就低一些。对于美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对于交通等特殊行业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非居民投资，造成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偏中等。中国的开放度较低是由于我国对于证券投资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发售有较严格的管制，然而直接投资则是例外。

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决定了其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差异，总体来讲，越是发达国家，其资本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综合分析亚洲地区国家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进程，外资的利用对于印尼、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泰国等地区的经济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对于我国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G20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简易比较与分析，我国在推行资本账户改革时，有必要与国际接轨，借鉴相关经验，制定有效的配套战略措施。

1. 鼓励资本的对外投资，放松国内企业直投的限制，促进资本的国际流动。以此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均衡国内外市场的深入发展。

2.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建设，放开对利率的严格管制，通过利率的变动进一步调节资本流入与流出状况。也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来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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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H-O-S模型 Ricardian模型 世界资本转移 制高点战略

一、贸易 ―― 投资关系的理论回顾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是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传统上贸易理论与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分开进行：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市场完全竞争为理论前提，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体系之内讨论国家、地区之间贸易发生的动因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而直接投资理论则是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着重探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条件。这一时期两种理论体系“各行其道”的原因在于：第一，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在国家间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与比较优势差异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地区间的贸易利益问题，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国只要参照本国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利，因而研究的视角就忽视了作为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第二，早期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相比微乎其微并从属于贸易，同时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提与贸易理论相悖，故投资理论也较少考虑贸易问题。

然而实践的发展使得贸易与投资日益融合。二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蓬勃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新形势下，为寻求最佳区位与降低成本而发生的“一揽子”式直接投资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与此相应，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使得两者的关系突破了一般的替代和互补问题，而深入两者的融合以及直接投资对企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影响。

1.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一般替代关系：H-O-S模型与蒙代尔命题

理论分析表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替代、互补关系取决于贸易进行的基础，在新古典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贸易模型中（如经典的2×2×2模型），两者体现为替代关系；而在以生产技术差异味基础的贸易模型中则体现为互补关系。

萨缪尔森（Samuelson）对新古典的H-O理论进行了补充，形成了长期以来为理论界所接受的H-O-S标准模型。该模型在设定国家、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国家、区域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贸易两国技术水平一样（即生产函数相同）；产品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等前提的基础上建立了标准的2×2×2模式，表明：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可以使要素价格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在没有贸易时，要素充分流动也会使得商品价格均等化。也即是说如果要素充分跨国流动使得商品价格均等化，从而导致贸易减少甚至消失，即投资替代贸易。

H-O-S存在严重脱离实际的缺陷，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乏力。因而针对这一问题，美籍瑞典经济学家蒙代尔（Robert Mundell）放松了资本要素无法跨国、跨区域流动的约束条件，分析了存在贸易障碍下的2×2×2模式的H-O-S模型：资本会绕过贸易壁垒流入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使得资本流入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增加，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减少，从而伴随着资本要素的不断流入会造成两国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差异减小，致使贸易量趋于下降，当两国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趋同时，两国的贸易为零，资本流动完全替代贸易。

2.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Ricardian模型

Ricardian模型（Ricardian Model）分析了贸易两国生产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的条件下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之间的关系：在2×2×2模式下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其中A国技术水平较高），则A国将出口其具有技术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当资本跨国流动时，为寻求最佳收益会流入具有技术优势的A国。这样，资本的不断流入使得A国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不断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不断减少，从而两国的贸易增加，资本流动与贸易互补。

除了Ricardian模型以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如Kemp （1996）、Jones （1967）、Schmitz和Helmberger （1970）、Purvis （1972）、Markusen （1983）、Svensson （1984）、Markusen和 Svensson （1985）、Wong （1986）等，都得出了投资促进国际贸易的结论。如Marku son 等（1983） 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 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因此其结论缺乏一般性。Markuson 和Svensson（1985） 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 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 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 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 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3.贸易与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补偿投资

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最初是由Bhagwati等人（1987） 提出， 他们运用一个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 分析了政府行为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Dinopoulos等（1986、1989、1991） 还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考察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后来，Bhagwati等（1992） 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梳理， 认为补偿投资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因此彼此之间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威胁和化解这种威胁的努力都会产生补偿投资。

由此可以将补偿投资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二是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三是为了化解当地企业游说政府给予保护的威胁， 以减少“保护需求”。这三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补偿投资， 而且都假设通过这种或者那种的政治程序， 可以在当前与未来通过贸易和投资共同达到的盈利能力之间建立联系。

4.贸易和投资交融途径：市场结构、交易成本、技术竞争与区位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从四个方面结合：一是从市场结构来统一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这种看法是把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逊中一些对现实严重不符的假设，如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等代之以更为真实的假设，即从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程度分析发达国家行业内部贸易发生的原因。二是从交易成本来统一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当今，交易成本理论已被运用到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技术转让、经济发展等许多经济问题中，但是仍然没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得到很好的反映。基本难题在于交易成本本质上属于一种制度的运行成本和有形的生产成本核算是不同的。三是从技术竞争优势统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各种不同的跨国公司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分析了技术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开展直接投资基本原因，但这种分析缺乏全面性。四是从区位理论入手，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完整的和系统的区位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布规律。

二、江苏省制造业的发展现状：规模、结构、趋势与布局

2004年全年，江苏省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为24836.47亿元，其中制造业企业完成总产值值23583.0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94.95%。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6大制造业占全省工业经济总量的50%左右，拉动全省工业增加9.2个百分点，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达6成，已成为江苏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力。在全省38个工业行业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位居首位。

从行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仍然在全省几大支柱产业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冷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总产值值占据了全部制造业总产值值的65%以上。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其中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共实现工业品出货值2695.24亿元，是列出口总量第二位的纺织业的5.04倍。

从发展趋势看，以高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兴行业借助于科技进步的动力，快速成长，已成为制造业的领军力量；另一方面，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那些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企业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制造业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份额。此外，由于制造业是外资购并异常活跃的领域，经过20余年的对外开放，大量外资进入制造业领域，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资本和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

从地域布局上看，江苏制造业主要集中在苏、锡、常、宁、镇、扬及南通、徐州等地，其中，苏州、无锡、南京三地的制造业占了全省制造业80%以上。产业区域集中度日渐上升，苏州、南京的信息产业带、苏南沿江的重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带、沿江生物产业带及苏北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带。这几大产业带形成得益于各自的技术和基础优势。在制造业中，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行业和以资金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高技术行业都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三、江苏省制造业国际化态势分析

1.江苏省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世界资本转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生产的国际化， 即跨国公司根据其经营战略和世界各国家、地区生产要素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资本、技术跨国流动寻求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跨国投资成为了世界经济分工的主要手段。我国经过改革开发后二十多年的发展， 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 尤其在制造业方面， 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潜力和能力， 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国将逐步达到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所需要的经济规模。按照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我国GDP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 如果世界经济按年均增长3.5%推算， 到2020年我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3.4%提高到7%左右，经济总量居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 到2050年这一比重达到14.3% ， 为美国的74.4% ， 日本的1.5倍， 按照有关学者对这一比重为10%的假设， 更具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总体经济实力。第二， 中国制造业有望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分额。到2020年，按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 - 9% ， 世界制造业按年均增长2% （或3% ） 推算， 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5% （或20% ） ， 标志着我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分额超过日本， 很可能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 相比较有关学者对这一比重为超过15%的假设， 在总量上将达到世界制造中心应具有的水平。第三， 中国具备一系列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优势体现在丰富而廉价以及高技术人才总规模很大； 国内市场优势体现在市场容量巨大，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形成规模经济， 增强整体竞争力， 再向国际市场拓展； 另一方面， 可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优势， 来发展我国经济。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 对外资开发的程度加深、领域扩大， 特别是随着外资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外资进入中国呈现出新的增长， 据目前的外资进入趋势可以预见， 继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之后， 世界制造中心正向中国转移。

江苏是制造业大省， 其优势体现在江苏拥有有着数十年基础的电子、机械、汽车等大型制造业，拥有高度市场化的加工制造业， 以及拥有随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而兴起的新型制造业。2003年启动的沿江开发战略， 更是把建设国际性制造业基地作为发展目标， 使之为江苏省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2.江苏省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

近年来，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仍大部分流向第二产业， 产业分布继续向制造业集中。2004年全省制造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004524亿美元， 占当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82.76%。从制造业内部看， 引资已明显向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倾斜， 这些高新技术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2004年，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达237069和82345亿美元， 投资比

重分别为23.6%和8.20%。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00家以上落户在江苏， 投资领域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化工造纸、冶金、机械、新型建材等制造业。

进一步分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 由于有关制造业方面的具体数据难以获得， 考虑到制造业投入和产出占第二产业80―90%的比例， 外商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更是占第二产业的95%以上，所以用第二产业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投资的滞后效应， 这里考察前一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年GDP之间的关系，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ln GDPⅡ =α + βln FDIt - 1 + ε

其中， GDPⅡ表示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FDIt- 1表示前一年外商直接投资， ln表示取自然对数， α表示除FDI以外的其他因素对GDP的影响， β为FDI对GDP的贡献弹性， ε为误差项。用OLS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以下结果：

ln GDPⅡ = 2.447 + 1.4647 ln FDIt- 1

该回归结果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从以上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前期FDI对当期第二产业GDP的

贡献弹性为1.4647， 大于其对GDP总体0.58的贡献弹性， 这是由于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了

第二产业， 尤其是投向制造业中代表先进技术的信息产业， 这一结果与江苏实际情况相吻合。

3.江苏省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体现，而其变动则反映了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一国或地区的贸易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表1可见，江苏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而在工业制成品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迅速，比重逐年提高。

表2 比较了2000-2004年江苏4 大类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状况。化学工业、纺织业的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机械、电器仪表、运输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这是这些部门的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

上述分析表明，江苏制造业正处于升级过程中。但制造业的顺利升级，还取决于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取决于制造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四、江苏省制造业国际化主要障碍分析

1.劳动生产率不高

一般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密集程度有正的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应较高，资本密集度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就相应较低。通过国际比较，与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江苏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与发达工业国（美国、日本） 和东亚、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比较可知：

江苏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工业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存在着很大差距。差距相对较小的行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差距相对较大的行业大多数为资本密集度高和规模经济要求高的产业。1999 年，江苏省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447美元，而美国（1995年）、日本（1993年）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分别高达98253美元、104075美元，韩国（1994年）、马来西亚（1995 年） 和印度尼西亚（1996年）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分别达到57666美元、17135美元和9332美元。江苏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8.6%、日本的8.1% ，与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也分别只占14.6%、49.3%和90.5%。

2.高新技术研发和储备能力薄弱

高新技术研发和储备能力薄弱，过去的高新技术现在已逐步变成成熟技术。江苏制造业的重点集中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金及压延加工业，上述六大制造行业工业经济总量占全省总量二分之一左右。这些行业的技术特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二元结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不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多的是承接国外成熟技术、成熟产品的加工制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极少。尽管江苏这几年的技术改造投入和新技术研发机构数量都在增加，但是新技术的转化率不高，尤其是对世界级新技术和前沿技术的跟踪和储备能力薄弱，许多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新技术已逐步蜕变为成熟技术。

3.成本价格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

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中，30%～40%是由商务成本组成，它包括各类商务办公成本、交通运输检验费用、劳动力工资开销。江苏的苏州、无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造业综合商务成本约为上海的二分之一，由上海到苏州、无锡仅需1个小时，明显的成本比较优势使得外商纷纷落户苏州、无锡。然而近年上海政府感觉到商务成本过高给制造业带来的不利局面，推出了“731”计划，以青浦、松江、嘉定作为降低制造业商务成本的试点开发区。这样一来，江苏的成本比较优势受到挑战。

4.产业层次较低

江苏沿江八市所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只有25.89%， 低于上海的26.08%。尽管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25%左右， 但是产业层次总体不高， 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明显优势， 高新技术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占制造业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主要为服装、普通机械、仪器仪表、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等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制造业的发展较多依赖于相对成本优势， 与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发展滞后。IT 产业总量上远远不及广东， 在水平上远远不及上海。

五、政策建议：结构、层次的调整与升级

1.将制造业的调整和升级与技术进步相结合，努力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根据前述分析，虽然江苏经济发展程度比国内其他地区高，但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 12 ，东南亚地区的1/ 3 ， 即使与邻近的浙江相比也只有浙江的77.9 % ，并落后于上海、广东等地区。因此，江苏制造业的发展必须注重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2.跟踪世界新技术，研究开发企业核心技术

在新材料、集成电路设计、工业自动化系统、数控机床、光电子器件等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营造有利于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其中包括制定鼓励发展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工艺和装备的技术政策，执行有效的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以及鼓励应用先进制造技术的企业发展。

3.推行“制高点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产业优势

要同时发展好所有产业是不可能的，但对“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医药产业”这三个关系未来经济发展竞争力的产业应当作为“制高点”来抓。比方说汽车是我省的支柱产业。首先要确定产业内的优先次序和发展重点。可用“独立型发展”“依附型发展”和“退出型策略”来分别对待。在产业一体化原则指导下，冲破体制分割，推进各级各类企业的联合，通过资产重组，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要真正形成产业的制高点，产品的二次开发是非常重要的。

4.将制造业的调整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积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全世界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新的技术替代和产品的新卖点也将重点放在环保方面。因此，江苏应积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同时在接受世界范围产业转移时也应考虑到产业污染和当地环境对污染的吸收能力。如果忽略这一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1］庄芮.FDI流入的贸易条件效应：发展中国国家视角 ［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5.74.

［2］E. 赫尔普曼.R.克格鲁.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3］冯跃，张鑫.江苏制造业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与发展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5，（1）.65.

［4］蒋达华，李群，周勤，原小能.江苏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80-85.

［5］Mundell ， Robert （1957）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7， June.

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 江浙沪地区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59-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大规模高速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和利用FDI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地处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地区一直受到FDI的青睐，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贡献力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关系，国际上有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Pizarro 等（2004）认为，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Alfaro等人（2001）探讨了国家是否有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更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Sit（2003）指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 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发展现状经过研究之后认为FDI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罗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对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石忆邵、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长三角16地市城市化的新动力。吴莉娅、顾朝林（2005）构建数学模型对江苏新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检验，证明外资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蒋伟、曹荣林（2010）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FDI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处理，发现存量上的FDI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增量上的FDI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王常雄（2003）在对2001年中国22个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若干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比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影响显著。

总之，诸多理论和研究都认为FDI对城市化进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了江浙沪部分地区。而今，该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长三角”的概念业已形成，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更是在2010年5月24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了规划范围，即江浙沪全境。为了联系最新发展动态，本文选取江浙沪二省一市的全部25个地市作为对象，试图探究FDI与城市化的关系在大长三角地区的表现。

二、江浙沪地区FDI与城市化现状

2009年，江浙沪全境25地市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58.01亿美元，是全国FDI总量的50.87%。其中，上海以105.38亿美元高居榜首；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常州、宁波、南通紧随其后，实际利用FDI均超过20亿美元；丽水、衢州两市排在最末两位，外商直接投资均未达到1亿美元，分别为0.29亿美元和0.64亿美元。从省区来看，江苏省共计253.23亿美元，浙江省共计99.74亿美元，上海市105.38亿美元，大致比例为5∶2∶2。

城市化方面，上海市同样发展程度最高，城市化率为88.6%，南京、无锡城市化率分列二三名，都在70%以上，已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杭州、苏州、宁波、舟山、常州、温州、镇江也都超过60%；仅有宿迁城市化率未达到40%，以37.7%的水平排在最末。分省区看，江苏省整体为55.6%，浙江省整体为57.9%，上海市为88.6%，均大大高于46.6%的全国平均水平。

显然，若是按省区范围观察，单凭FDI和城市化率这两个指标，似乎与当前学界大多数人得到的结果出入很大，因为该地区实际利用FDI最多的江苏省，整体城市化率反而是最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额相仿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城市化率却大相径庭。当然，这仅仅是非常粗略的判断，不足以说明问题。自然地，考虑将研究对象定为区域内25个地市。由图1可以看出，FDI和城市化率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能够用如图所示的三次函数形式进行拟合，但相关系数并不是很高。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变量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三、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2009年江浙沪25地市的城市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实际利用FDI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个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1.线性偏回归检验。这部分主要是观测引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以可决系数是否大于0.5为界；同时也是要检验各解释变量在单独以及共同影响被解释变量时相关关系是否一致，以偏回归系数符号是否相同为判断标准。利用E-Views5软件，共进行六次线性偏回归（三次一元偏回归、三次二元偏回归），每次可决系数及回归元系数（见表2）：

可见，引入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偏回归后，可决系数都大于0.5，说明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关系，对城市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所有解释变量在每一次偏回归中，偏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都通过了5%的t-检验，说明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

2.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中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三者都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际测算每个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首先，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URBANIZATION =α + β1 * AGDP + β2 * FDI + β3 * SERVICE +μ（1）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增加1元、实际利用FDI增加1亿美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URBANIZATION = -2.5358 + 0.0003 * AGDP +（-0.0019）* FDI + 1.0763 * SERVICE

（-0.4366）（6.5722） （-0.0426）（7.0663）

R2=0.9257Ad-R2=0.9151 F=87.2204 D-W=1.408

在该模型中，FDI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并且是负值；但方程的可决系数很高。联系之前偏回归检验的结果，这应该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FDI这个变量去掉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本身作出修改。单从FDI的角度来看，鉴于城市化水平不仅仅受到其规模的影响，还要受到其稳定性的影响，猜想可以采用如下的对数形式修正模型，用来进行弹性分析：

ln URBANIZATION =α + β1 *ln AGDP + β2 * lnFDI + β3 * lnSERVICE +μ （2）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实际利用FDI、第三产业比重在原有基础上变动1%，城市化率将变动的幅度；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lnURBANIZATION = -1.2122 + 0.2390 *ln AGDP +

0.0235*lnFDI + 0.7143 *lnSERVICE

（-3.5047）（7.0378） （2.3900）（8.3027）

R2=0.9525Ad-R2=0.9458 F=140.5140 D-W=1.609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的t-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9458，比原来更为改善；方程本身也通过了5%的F-检验。所以，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3.White异方差检验。一是由于样本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产生异方差；二是城市化理论指出，当城市化进程处于中后期（城市化率达到60%~70%）时，既可能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继续扩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又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因素使得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城市人口外迁，导致市中心空洞化、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样一来，FDI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大小就会变得不确定，从而，FDI及其变动幅度越大，城市化水平的方差越大。因此，应该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假设H0：模型存在异方差。

对（2）式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检验值为1.5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该模型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

4.D-W检验。显而易见的是，对数模型在t-检验、F-检验、拟合度上都优于线性模型；D-W值也不例外，达到了1.609，较线性模型的1.408明显改善。查表得知，在解释变量个数为3、样本容量为25时，在0.01显著性水平上dL 为0.906，dU为1.409，表明将显著性水平设为1%时，对数模型没有正的一阶序列相关现象，通过了D-W自相关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在研究江浙沪地区FDI等变量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时，采用（2）式的对数模型较好。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得知，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影响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子，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458，即三个解释变量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具体而言，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可见，FDI不如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对城市化的影响显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9年江浙沪地区25地市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明FDI对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人均GDP、FDI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因子，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次之，FDI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3）通过建立普通线性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比较发现，后者在描述以上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模型本身也更优。根据该对数模型，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

据此，江浙沪地区在现阶段若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较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从现有的数据来看，该地区虽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25地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上海、南京和杭州三个中心城市接近或超过了50%，其余均只有40%上下，这和国外发达国家相似规模城市第三产业比重60%以上的标准仍有不少差距；而区域内部的几个特大城市相比，苏州、无锡、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GDP都大大超过南京（三者的人均GDP甚至逼近或超过上海），其城镇化水平却落后南京大约9个百分点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者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然处于第二产业主导城市经济的阶段，使得大城市应有的服务职能不尽完善、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引起的。

相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稳定性在本地区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其他两个因素小，笔者猜想可能是该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现有FDI存量及流量规模较大，其投资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有所下降。不过，FDI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对宏观经济有着短期效应（需求效应）和长期效应（供给效应），能够通过FDI―产出―城市化的路径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本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可以用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配合，将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服务业，完善城市的第三产业，进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当然，这仅是一种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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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2009

FENG Fan

（Nanjing University，Business School，Nanjing 21002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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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 风电产业 技术创新 对策

截至2010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风电产业为3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立风电产业研发中心18家，这些无疑为我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在风电产业规模高速发展的同时提高产业核心技术能力，是我国风电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

1、FDI与技术创新

1.1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产生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效益。根据MacDougall（1960）的定义，技术溢出是技术拥有者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者，而技术拥有者不享有任何回报的现象。可见，技术溢出具有外部性特征。

1.2 技术创新

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化转化。”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实体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变化，借助内外力量引进某种新技术的过程，以此推动各经济实体在产品、工艺、组织模式、市场和材料等方面的创新，而这种新技术的引进过程更多地会通过产品的引进来实现，比如对于分机的引入。

2、FDI与我国风电产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FDI的进入对于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贡献，但它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政策支持以及我国风电企业自身的发展条件。例如“金风科技、华锐”等企业，作为国内最大的风电发展企业，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因此缺乏对FDI技术溢出的消化、吸收能力，其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可见，FDI技术溢出效应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我国风电企业的吸收能力

目前我国风电产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国风电企业有较强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就能很快模仿、掌握投资方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甚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技术创新。作为高技术产业，我国风电企业初始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吸收能力不足，过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技术的转移与传播，影响技术溢出效应。

2.2 FDI的技术溢出投资动机

FDI进入我国风电产业的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市场销售优势，所转移的产品技术一般是下游环节和一般的加工技术，其核心技术几乎完全来自于跨国公司，与我国风电本土企业的研发合作较少，严重影响了我国风电企业关键技术的提升。

2.3 产业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曾给予外资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恶化了我国风电产业市场竞争环境，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技术依赖性，影响了风电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导致我国风电产业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3、我国风电产业创新对策研究

我国风电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很薄弱，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从国外引进核心技术，通过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来缩小技术差距，提高产业竞争能力。我国风电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3.1 强化对重点企业的扶持

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创新型企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品牌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在企业不断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国家也要给予重点扶持和引导。建议在几个基础条件较好的风电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进行试点，对其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研发项目、专利申请、产品品牌、能力建设和评估考核等方面进行特殊关注，重点扶持。

3.2 构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包括技术标准，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可以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合起来，共同对资源进行整合、共享，通过建立共享机制和管理程序逐步做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风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成立国家级的风能研发中心。

3.3 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

建立创新体系中，要特别注意加强产、学、研的联合，通过整合资源、联合创新、合理安排市场份额和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另外，学会、协会和商会也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3.4 加快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缺乏优秀的总体技术人才，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目前，已有一些高等院校设置风能专业或风能专业方向，开设风能课程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是良好的开端，除了学校培养人才外，企业也应将人才培养放在战略地位，建立激励机制，在实践中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FDI、技术溢出和内生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J].2001.第5期.

[2]邢燕荣，丛伟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政策取向.北方经贸，2004，（11）.

[3]魏后凯，《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J].2002.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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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并购动态动因现状建议

跨国投资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投资方式是新设投资，即所谓的“绿地投资”，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新的企业，新设的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资企业。另一种投资方式是并购投资。并购是兼并和收购的简称，“兼并”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的企业、公司合并组成一家企业，通常是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另一家或更多的公司；“收购”是指一家企业通过收买另一家企业部分或全部股份，取得另一家企业控制权的产权交易行为，当兼并收购行为涉及不同国家间的企业时，就是跨国兼并收购。

1跨国并购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

新设投资与并购投资这两种方式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被广泛运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跨国并购超过新建，成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整个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跨国并购投资额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98年跨国并购投资额达到4110亿美元，占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3.8%；1999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8650亿美元，而其中跨国并购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3.2%；2000年跨国并购投资额达到11438亿美元，占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1.7%，这表明传统的创建新企业的投资方式正在被取代，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企业已经发生了四次并购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和深入，社会化大生产对资本规模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第一次企业并购的浪潮。这次并购的主要特点是横向并购，即资本在同一生产领域或部门集中，追求垄断地位和规模经济是本次并购浪潮的主要动因，在这个时期，美国被并购企业总数达2654家，并购的资本总额达63亿美元；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上、下游关联企业的纵向并购，纵向并购保证了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半成品的供应，同时增强了并购后企业对市场供给的控制能力；第三次并购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特征是混合并购，它反映了垄断集团实施多元化经营的战略要求，这次并购产生了大企业各行业经营的市场结构；第四次并购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即被经济学家称为“杠杆并购”的并购浪潮。以上四次并购均通过企业并购，扩大了企业规模，增强了企业控制市场能力，但并购均发生在国内，其经济影响也只涉及本国，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大规模的跨国并购浪潮，被称为第五次并购浪潮，此次并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跨国并购资产金额巨大，发生频率高，投资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甚至超过100亿美元的并购案例也时有发生。如英国沃达丰集团以560亿美元并购美国空中通讯公司，2001年美国花旗银行以125亿美元并购墨西哥国民银行等。

第二，跨国并购涉及领域广泛，尤其是金融、电迅等科技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金融行业，具有233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被荷兰国际集团ING收购，此举震动了整个国际金融界，在电迅行业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电信公司并购美国MCI（美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两家公司合并后年收入增加到400亿美元。

在1998年全球多数股权的跨国并购总额为4110亿美元，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占11.2%，其余依次为电信业，占9.3%，制药和其他化学品各占9.2%，公用事业占7.8%，科技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占了总额的50%。

第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据统计，2000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互间完成的跨国并购金额为1074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93.9%，其中英国、欧盟相互投资又是重中之重。在1995年，美国与欧盟的跨国并购占了世界份额的70%左右，到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左右。

第四，跨国并购投资方式多样化，“强强”联合逐步取代“强弱”联合。从并购双方所处的行业看，既有跨国同行企业间的横向并购，也有从事于同类产品的不同产销阶段的两国企业间的纵向并购，还有分属不同行业的两国企业间的复合并购。在出资方式上，既有并购公司支付一定数量的现金并购，也有通过转移股权实现的股票并购，还有在金融信贷支持下进行的杠杆并购，同时跨国并购中的“强强”联合形式也明显增加了，充分地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典型的案例如汽车业戴姆勒—奔驰并购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两强结合，实现了规模迅速膨胀，合并后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公司。

2跨国并购的动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日益从新建转向并购，其动因何在？

首先，我们讨论跨国并购对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来自于自身积累和不断研发，也可以通过国际战略联盟和技术许可等方式获得，但后者并不能够使跨国公司获得较多的先进技术，而跨国并购可获得被并购方的核心技术。

其次，跨国并购对跨国公司规模经济的影响。规模经济可分为企业和工厂规模经济，工厂规模经济来自于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大型跨国公司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基本上已达到最合适生产规模，这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会显著增强。企业的规模经济除工厂规模经济以外，还包括非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性。如集中化的研究与开发、网络营销、资金协调以及管理优势等，跨国并购可使这些非生产性规模经济得到较大提高。

第三，跨国并购对跨国公司资本和筹资优势的影响。跨国并购如果以货币方式实现，则一方面增加公司资本总额，另一方面增加公司负债而减少流动资产；如果以换股方式实现，则不增加负债和不减少流动资产，资本总额则增加，换而言之，并购实现了资本的集中，相应地也增强其资本优势。

第四，跨国并购对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的影响。跨国并购扩大了跨国公司所能控制的范围，从而拓展了各种优势内部转移的空间，对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起到了加强的作用。

第五，跨国并购有利于跨国公司全力推进其全球经营战略。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实施战略性并购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和相互开放的统一世界市场，一方面使跨国公司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容量，使它们更有必要和可能展开更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充分实现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使跨国公司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及垄断格局受到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可迅速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国际竞争力。

3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发展迅速，也是各国引进外资的一条主渠道。而在我国，新设投资仍然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在中国的跨国并购每年大概10~20亿美元，而我国每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是300～400亿美元，其中1／20是跨国并购，其他多数是新建项目投资。全球跨国投资主要方式和我国吸引外资主要方式的“错位”，对我国扩大引资的数量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都有着明显的不利影响，究其原因，我国跨国并购市场存在着这样一些障碍。

3.1我国对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在体制、政策方面存在障碍

首先是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健全。在企业产权不清晰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收购标的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风险；收购后的企业组织也难以通过产权来实现对资源的内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优势。目前，绝大部分跨国并购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只占外商直接投资的1／3，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存在资产评估问题。目前，国内企业的资产评估大多采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是以帐面资产为准的，而外商接受的价值不是帐面价值而是该企业的实际价值，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此即为外商购买国内企业难以成交的症结之一。另一些国内企业的资产没有经过规范化的核定和评估，如对企业品牌、商标、信誉等无形资产的评估缺乏现实依据，因而资产评估过程中低估或高估国内资产的情况时有发生。

再者，我国为了引导外商来华投资制定了一系列产业导向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举办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绿地投资”而制定的，对外商并购投资尤其是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专门的规定。

3.2资本市场存在障碍

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为企业之间产权交易设置了障碍，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企业间开展兼并和收购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决定了企业兼并收购活动的发达程度，国外大多数企业间的并购都是在证券市场上完成的。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很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仅市场规模比较小，而且本身带有很多的不规范性，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资通过证券资本市场进行跨国并购。

3.3能力上的差异造成对接障碍

这次并购的主流是同一领域的横向并购，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及科技密集型产业，而在我国科技密集型产业起点低，规模小、发展慢，再加上我国银行、保险、金融、公用事业等服务领域基础薄弱，尚未全面对外开放，这就致使我国欲引进的FDI与全球流动的FDI在内容对接上存在较大差距。

3.4动机差异造成的障碍

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是为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推动GDP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配合国企改革重组等。而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主要目的是利润驱使，它会从本集团的总体利益来考虑其产品种类，将其生产经营纳入自己集团的全球战略中，而完全忽视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且，其着眼点在于我国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大中型企业，而对于真正亏损、效益差的国有企业一般是不予考虑的，这便与我们的引资初衷是相背离的，这些动机的差异，也造成了跨国并购在我国发展的障碍。

3.5法律上的障碍

我国并购立法滞后和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阻碍了跨国并购活动的开展，缺乏科学高效、透明的外资并购审批，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不系统、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执法体系不健全，这些都严重阻碍跨国并购的顺利进行。

3.6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整合障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并购是呈现出范围广、巨额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特点，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扩大规模，获取竞争优势的最有效的战略选择，但这一战略选择的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有形资产规模的简单叠加，更重要的是实现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从有形资源到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无形资源的整合，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并购中，由于双方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形成了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4推动并购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4.1逐步建立规范化、符合国际惯例的并购法律体系，规范并购业务操作，加强风险防范

入世以来，通过调整、完善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初步搭建起了指引外商合法投资、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但这一框架尚不足以解决并购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的细化、规范化与国际惯例不相符合的地方。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制定专门针对外资并购事务的法律条例或规章，以解决外资并购国企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问题。如前所述的资产评估问题，并购价格确定问题以及财税收益重新分配问题等。

4.2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对并购的调节与控制作用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政府应对原来的产业发展与限制的法律、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外资采用并购方式进入，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选择最有利于完成政府目标（提供就业、保证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等）的合作对象，加强政府对并购的调节与控制作用。

4.3推进资本市场的效率，开放证券市场

我国上市公司将是外资并购的重点对象，然而，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仍属于“政策市”、“消息市”，这势必会影响到外资的进入和并购活动的顺利开展，再者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以及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使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企业并购，其公开性和公平性能较好地得到保证，故应加快推进外资企业在A股上市，对国内外投资者开放并购投资，以推动大中型国有企业加快改革和重组的步伐，同时，利用并购方式吸引外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得到改善，我国证券市场资产重组的质量也会因此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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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安徽招商引资发展现状

近年来，安徽在招商引资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且质和量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据统计，从2001年至2005年底，安徽五年累计利用外资537亿美元，利用省外资金1955亿元。

（一）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安徽利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且外资额逐年增长（见图1）。2005年安徽全年利用外资额16．9亿美元，是2002年7．4亿美元的2．3倍。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均创历史新高，全年到位资金5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共有67个，到位外资8．9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和23％，大项目到位外资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额的53％。

（二）主体发展良好。省、市、县三级利用外资主体作用进一步发挥。全省16个地级市实际利用外资均完成目标任务。其中过亿美元的地市有5个，合肥超4亿美元、芜湖超2亿美元、淮南、马鞍山和蚌埠超1亿美元，5个市共完成10．7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的63％。淮南、宣城、安庆、蚌埠四个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均在一倍以上。

2005年各县（市）实际利用外资3．17亿美元，同比增长42％，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9％，比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共有58个县（市）利用外资发生实绩，超千万美元的地市共有13个。其中，南陵、繁昌、芜湖和宁国等地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均超2000万美元。

（三）领域进一步拓展。2005年外商在安徽投资仍以工业类项目为主，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94亿美元，占比重43％。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389万美元，同比增长了2倍。同时，外资已经开始向农林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外商以并购方式和从沿海转移方式投资安徽增多。2005年全省共新批14个外资并购项目，合同外资额达到1．11亿美元，分别是2004年的3．5倍和9．4倍。沿海产业内移趋势明显，其中联合利华日化有限公司整体从上海搬迁至安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二、招商引资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安徽招商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在招商引资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制约了引资水平整体质量的提高和发展。

（一）规模总量偏小。2005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16．94亿美元，而同期江苏为1628．55亿美元，山东为89．7亿美元，即使和安徽经济水平相近的江西也达到24．23亿美元。从在皖外商的投资结构看，安徽的外资投向以制造业为主，并一直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对农林牧渔业及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等第三产业投资则相对较少，且增长幅度不大。

（二）外部环境不佳。吸引外商投资的最有效的因素是投资回报率，即利润最大化，这是导致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外资企业进入，必须具备完善的外部环境。安徽招商引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落后，加大了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了安徽招商引资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软环境不优。如项目报批和审批手续繁琐且效率低；社会信用度低，优惠政策和服务无法落实；信息灵敏度不高，投资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

（三）产业链不完备。目前，安徽几乎没有发展完整、能为外资配套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水平低，进而加大了外商的投资成本。而外资企业在选择建设生产基地时，一个重要标准是当地的产业链是否完备。安徽利用外资多以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在吸引外商投资中，面临着技术、资金和竞争环境的压力。如果不及时整合产业链和供应链，使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信赖和聚集效应，就难以找到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兄弟省份竞争中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四）手段和方式滞后。长期以来，安徽招商引资多以政府为主，企业主动参与较少。引资带有一定程度的粗放型特点，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主要表现为：省、市、县纷纷出击，各自为政，处处招商，行行招商；外来投资项目，无论产业属性、规模大小，效益如何，往往兼收并蓄，而很少考虑引资项目的长远发展，缺少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体招商和配套招商。

招商手段单一，成本较高。主要体现在行政招商行为上：各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行政摊派手段，流于形式，花费高成本，但收效甚微。为体现招商引资的政绩常做数字游戏，但真正能落实的很少。

三、安徽招商引资发展策略

（一）创新开发区引资方式。近年来，开发区经济已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推进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加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平台和手段。各类开发区是安徽引资的主战场，同时也是引资主体竞争的主战场。因此，要考虑如何将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成为能够统一调度的能量，使安徽的开发区上规模、有特色、出精品。

1、注重塑造开发区形象。影响开发区招商形象的主要因素包括：开发区的群体观念、群体印象和政府管理效能等。促进开发区群体观念的大转变和认识的提高，培育先进的群体观念，是提升开发区招商形象的首要工作。一个文化素养好、道德水平高、法制观念强、具有团结协作意识的开发区群体，对投资商的投资吸引力就大。

2、开发区环境创新

（1）制度创新。包括：开发区法制建设、产权制度创新、探索基础设施开发和管理新模式、用人机制创新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等。其中，产权改革和用人机制创新尤为重要。安徽开发区应该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合理界定产权，明确产权主体，建立行之有效的新型产权制度。在人才的吸引方面，开发区要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在人才的激励方面，开发区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2）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开发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要大力推动区内企业尤其是大中企业积极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开发新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如建立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实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体系，为现代高科技企业创业和成长提供有效的现代化服务手段，满足创业企业快节奏发展的要求。

3、提高开发区项目质量

（1）洞悉投资商的需求和投资行为。外界刺激产生需求，需求导致投资动机，最后产生投资行为。了解影响投资商投资需求因素，有利于分析和掌握投资商的需求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开发区可根据投资商需求心理，为投资商开发和推介适合的招商项目。

（2）选准招商项目的投资方向。开发区应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国家的政策取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行业开发的特点，科学选择招商项目的投资方向。

（二）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招商引资工作的效果，因此要注重加大投资环境建设力度，着力营造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配套功能，注重打造好城市品牌的同时，重点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提高服务水平。

1、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跨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其中重点是道路的建设，交通的发达对于招商引资是很重要的。要努力建造贯穿安徽全境的南北和东西大动脉。如推动芜湖成为浙江进京的首选要道，并利用东营到香港高速公路的规划，把安庆打造成福建和粤东进入北京的首选过江通道。而东西要加快建设宁西铁路与沿江铁路，以真正发挥安徽的承东启西作用，加快建设沿江高速公路。

2、通过BOT方式等国际通行的合作方式吸引外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该方式可以解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如重庆地铁、深圳地铁均采用BOT方式。

（三）培育产业集群，壮大产业规模。在招商引资发展的新阶段，传统的招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竞争要求，暴露出诸多问题。而“产业招商”成为新一轮招商竞争的重要手段。产业集群，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将改变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提高商誉，有利于外资进入。

1、利用龙头企业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配套。要注重产业的关联性，把相同产业项目及与之联系紧密的项目安排在同一园区内，而对于不属于该产业的项目则另外安排。同时，注重项目的带动性，注意把握准入条件，要求进入园区的必须是投资规模大、生产技术先进、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项目，对于部分虽然本身条件不错、但达不到园区要求的项目则婉言谢绝，或介绍到其他地方投资。

2、利用产业优势，吸引组团式投资。依据核心产业定位，依托产业优势，全方位、组团式地吸引外来投资，以构建完备的产业系统。

（四）依托区位优势展开特色招商。安徽位处中西部的最东部，和长三角无缝对接，是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站的第一承接地，具备独特的承东启西、襟南带北的独特区位优势。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达到饱和，正逐渐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正是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的大好时机。安徽与江浙毗邻，交通便利，有吸引投资的显著优势。

1、对于安徽沿江地区和合肥市等发展水平较高，产业基础较好，交通条件便捷的优势，应当率先融入，努力形成安徽接受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和引资的桥头堡。宣城、滁州、黄山等紧邻长江三角洲的地区应发挥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快速通道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安徽全面融入长江三角洲的两个扇面。

2、利用地缘优势，强化区域招商。依据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着重进行针对性的区域招商，将区域招商和“产业招商”有机结合起来。例如，两淮可以选择能源工业，皖北和皖中可选择某些农产品加工业，皖南可选择旅游和文化优势资源。

（五）改善政府职能，提高引资效率。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应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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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成长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外开放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近十几年来，福建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环境建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不断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吸收外资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但是，当前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仍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加强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是当前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发展现状分析

为全面了解掌握福建省投资环境的变动情况，对各设区市投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和量化考核，对涉外管理部门的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福建省外资办从2001年起建立了外商投资环境监测评价工作制度，每年以问卷方式开展一次测评调查。测评工作以全省及九个设区市和有关涉外职能部门作为测评对象，通过考察外商对投资软硬环境及投资相关要素的评价，籍以衡量测评对象的投资环境现状和变化情况，并就各职能部门的施政行为进行满意度测评。本文借助测评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不同角度研究评估福建省外商投资环境的发展现状。

1.1对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总体分析

测评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企业对福建省投资软环境的满意度，2001～2007年期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1～2004年，得分区间在6.66～6.94。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以来，近三年得分均超过7分，表明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年全省投资环境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12分，较前两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存在一些全国性的客观因素影响，诸如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货币政策越来越紧、出口退税率连续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力度较强、“两税合一”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之福建省业已存在的劳动力紧缺、用地紧张等老问题，对于多数以外向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矛盾和困难比较突出。测评调查结果是在闽外商对现实困境的真实反映，同时也表明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竞争力还有待于提高。

从投资软环境期望满足程度看，在全省九个设区市被访的外资企业中，认为目前本地区投资软环境已超过预期期望的占12.8%，基本接近预期期望的占67.7%，未达到预期期望的占19.5%，全省投资软环境期望满足指数为5.78，处于“基本接近期望”的水平。这表明，目前福建省投资软环境总体水平基本达到外商的预期期望。

调查数据显示，外商对福建省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抱有信心，对海西发展前景表示乐观。在调查中，认为投资软环境会继续得到改善的占66.6%，有八成多的被访者对海西发展前景表示比较乐观，仅有1.5%的被访企业感到不太乐观。外商在闽继续投资的意愿较为强烈，有六成多的被访企业表示将会继续在本地区投资，有四成多的被访企业表示还会推荐亲友或同行来本地区投资兴业。

1.2对福建省外商投资政务环境的分析

政务环境是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的核心，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政务工作的高效率、低成本、透明化、便民化。在投资环境测评中，对各设区市政务环境满意度的评价设置了6个项目，分别为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廉洁奉公、政策稳定性、政策透明度、执行公平性，其中后三项为近两年新增评价项目。根据我们的分类，同时为便于跨年度的比较分析，我们以前三项作为政务环境的评判依据，而把后三项作为政策环境的评判依据。

测评数据显示，2001～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政务环境满意度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1年为5.74，2005年达到峰值7.11后，在高位整理，有所回调。具体分析近三年政务环境分项评价结果，外商对公务人员服务态度较为满意，对政务部门办事效率较不满意，办事效率满意度指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对政府职能部门施政行为满意度进行分析，被访企业近几年普遍对外经贸部门、海关、对台部门、税务部门和侨务部门评价较高。在2007年全省9个设区市的政务环境评价中，总体满意度较高的依次为三明市、龙岩市和南平市。从总体上看，外商对内陆地区政务环境满意度的评价要高于沿海地区。

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属于“两头在外”类型，因此比较关注通关环境的优劣，这是政务环境的一个重要环节。测评结果显示，近几年福建口岸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环境建设工作，改善通关环境卓有成效。2003年以来外商满意度指数大幅提升，2004～2007年平均值高达7.43，比同期政务环境得分（6.86）高出8.3个百分点，也高于其他投资要素和条件的测评得分。2007年测评数据显示，6个设区市的通关环境满意度指数在各项可比测评数据中排名第一。

1.3对福建省外商投资政策环境的分析

外商投资政策环境是指各级政府制定的关于吸收外资的政策规定，诸如鼓励外商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劳动人事政策等。这些政策规定是否适应外商投资变化的需求，其稳定性、透明度和执行公平性如何，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根据测评调查数据，2005～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政策环境满意度指数分别为7.41、7.36、7.01，政策环境满意度指数在2005年达到阶段峰值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相较而言，外商对政策稳定性的评价较高，对政策透明度还有疑义。主要原因是，福建省政府于2005年集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口岸大通关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资的政策规定，其后政策出台力度则有所减弱。各设区市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近两年很少推出新的扶持政策。

从2007年各设区市政策环境评价结果看，满意度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依次为：三明、龙岩、宁德、漳州、南平、莆田、厦门。山区地市更加注重通过营造较好的政策环境，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条件较好的地方已经开始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过渡。具体考察政策执行公平性的满意度指数，尽管2007年全省平均水平略高于政策透明度，但有6个设区市满意度指数低于政策透明度，反映出大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方面还不尽人意。

1.4对福建省外商投资市场环境的分析

外商投资市场环境主要包括与外商投资行为相关的市场体系健全性、运行机制健康性、市场信用环境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在投资环境测评调查中，2001～2003年指标设计为市场秩序，2004年采用市场开放性、竞争平等性、社会信用度三项指标平均，2005～2007年直接采用“市场环境”来衡量上述要素和条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投资环境测评调查指标体系中，“市场环境”与“融资环境”并列作为调查内容。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市场环境”并不包括资本及其他要素市场，而把这部分内容归并到“投资要素配套环境”。

由于我国市场环境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外商对市场环境的满意度指数呈现波动性较强的特征，2001年得分为6.06，2002年得分最低（为5.91），2006年为得分最高年份（得分7.1）。2007年，外商对市场环境的满意度指数为6.74，低于政务环境得分6.92、政策环境得分7.01，说明福建省在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有所滞后。

分析比较各设区市的市场环境，2007年外商满意度指数除三明、宁德外的其它七个设区市比2006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得分居前的厦门、泉州、龙岩的降幅较大。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相一致，各地市场环境进一步趋紧，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

1.5对福建省外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的分析

如上所述，我们把与外商投资行为相关的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条件统称为投资要素配套环境。为便于直观分析，投资要素配套环境主要考察土地供应、劳动力供应、资金供应（融资环境）、能源及原材料供应、产业及技术配套的变动情况。

根据测评调查数据，我们整理形成2005～2007年福建省外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满意度指数及其构成表（见表1）。由此可见，近三年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满意度指数逐年下降，而且每一构成要素均呈回落态势。同时，外商最不满意的依次为劳动力供应、资金供应和土地供应，三个年度无一例外。特别是劳动力供应满意度指数仅6.17，是所有投资软环境测评指标的最低值，而且在6个设区市测评结果中排名倒数第一。

2007年测评调查还表明，目前影响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几大难题分别是：人才招聘与稳定、生产经营成本过高、资金筹措困难等。其中人才招聘与稳定问题尤为突出，9个设区市的外商都把它作为最主要的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测评结论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近几年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改善不力，既有自身在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建设方面有所松懈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制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投资要素配套环境有所恶化带来的结果。因此，能否有效解决外商反映突出的用工难、融资难、用地难问题，必须引起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改善福建省外商投资软环境的对策建议

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事关福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提升，事关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成效。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工作，进一步更新观念，突出重点，协调推进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大力解决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的用工难、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

2.1营造更加高效、便捷、规范的政务环境

2.1.1完善外商投资审批管理制度

以提高工作效能为目标，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现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重新核准定位和规范，从职能设置上界定各职能部门施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权限、管理事项和相应的操作办法。对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管理解决的问题，可不设立行政审批，并要加快向中介组织转移有关涉外管理职能；对确需设立的行政审批、审核事项，也要明确条件，精简层次，缩短时限，强化服务，增加透明度。

2.1.2健全外商投资促进服务体系

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跟踪服务制度，在项目选择、项目审批、企业设立、项目实施、企业经营、政策咨询等方面为外商当好参谋，主动帮助外商协调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积极为外商提供便利的生产、生活、文化环境，建立健全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入户、就医、子女入学等提供方便。改进外商投资企业人员出入境的管理办法，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

2.1.3加强行政执法环境建设

以规范执法行为为目标，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岗位责任制来明确工作职责、承诺制来明确管理和服务要求、公示制来推行政务公开、公开评议来强化民主监督、效能告诫来严肃工作纪律，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营造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当前特别要进一步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检查、评比等活动，由各级政府纠风部门负责加强监督和管理。清理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推行“收费许可证”、“项目上网公示”、“一个窗口”收费等制度。各类检查必须实行检查报备、登记制和检查许可证制，严禁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同一部门多级重复检查或同项目重复检查，无正当理由及法定手续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突击检查。禁止对外商投资企业搞各种达标或评比等活动。

2.2营造更加统一、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

2.2.1清理调整涉外政策法规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清理现行的地方性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努力消除政出多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要从省里有关部门入手开展清理政策法规工作，做到政策规章条文明晰，表述准确，避免部门间交叉和矛盾，各地政府也要依据省里清理政策规章的要求，调整各地相关的政策规章，废止不统一、不规范的政策文件。新制定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必须和国家法律法规保持一致，特别要注重从制订实施优惠的激励性政策转向制订实施基于规则的规范性政策。

2.2.2落实兑现涉外扶持政策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落实兑现国家和省里出台的涉外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并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效应。对近年来福建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除省政府已用正式文件作修订的条款之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拒不执行。对于有些与外资企业订立的合同条款，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而难以执行，或由于合同条款不严密、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而产生矛盾的，必须主动与外商协商，采取过渡性措施或以其他方式予以补偿。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保证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在基层得到落实。

2.2.3完善政策信息咨询服务

成立专门的省级涉外政策咨询机构，统一国家和省里的涉外经济政策法规，并适时向社会提供涉外经济政策的咨询服务，促进政策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各级政府与省直涉外部门要协同配合，建立相应的机制，交流信息，提供数据，为外商投资提供全面的政策法规和信息服务。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影响涉外经济政策的法规和措施，要在指定刊物上予以公布，杜绝靠印发内部文件、红头文件来管理涉外经济活动的做法。

2.3营造更加公平、有序、诚信的市场环境

2.3.1建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

加强市场自身建设，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强化市场监管，为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着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经济封锁，打破部门和行业对市场的垄断，纠正以任何行政手段歧视或阻碍外商投资的行为，建立统一、公开的市场准入制度。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以价格或收费形式限制、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2.3.2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继续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广告、商业欺诈、传销和变相传销、偷逃骗税、走私贩私、金融证券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外商对市场环境存在问题反映强烈的地方，要组织开展涉及外商投资企业专项治理活动，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当权益。规范中介机构行为，实行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经济鉴证服务市场的整顿，严肃查处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资信证明、虚假评估、虚假鉴证等不法行为。

2.3.3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改善信用环境、规范信用秩序的治本之策。抓紧研究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理顺监管体制，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依法规范信用服务行为，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商业化运作。完善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制度，依托“金税”、“金关”、“金质”等管理系统，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偷逃骗税记录，推动企业产品质量记录电子化，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2.4营造更加符合外商投资需求的配套环境

2.4.1强化人力资源保障

研究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办法和有关配套法规，创建新型的人才流动和吸纳机制，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用工的指导。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这部法律。在大力发展教育、科技的同时，积极构建若干人才制高点，着力培育若干吸纳人才的重点载体和人才创业基地。要把引资工作与引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项目为主体，大力引进留学生、海外学者来闽创业。加强与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和宁夏、重庆、新疆等对口帮扶地区的合作，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机制，定期相互通报劳务合作计划，广泛引进经过当地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

2.4.2积极改善融资环境

推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扩大企业债券、股票融资、风险投资的规模，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一个可靠和宽松的融资环境。金融业要牢固树立服务外商投资的经营观念，适时调整信贷策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规模。有关金融部门要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金融信贷创新，对具备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综合授信和循环信用业务，为其提供贷款、承兑、贴现、信用证等多种信用品种服务，推选各种金融中介业务，探索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机结合的金融工具创新，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风险投资等多种渠道，为外商投资企业融资创造条件。改进信用管理，建立以企业、企业法人、中介机构为主体，以信用登记、信用评估、信用为主要内容的信用制度。各级政府要推动建立外商投资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担保资金可由地方政府出资，各类基金和私营企业介入，或采取向社会公共募集资金等多种形式。

2.4.3有效破解用地难题

福建省人均耕地仅0.6亩，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用地短缺问题尤其突出。目前，项目用地存量少和土地使用费大幅提高，直接影响到福建省外资项目的落地。各级国土部门要落实政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外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用地指标予以重点保证，同时设立省重大利用外资项目专项用地指标。规范地产交易行为，完善工作流程，实行全程制，提高服务水平。鼓励外商以收购、兼并、租赁、产权置换、特许权经营等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鼓励外商采用BOT或TOTT基金方式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投资证券业等，缓解用地的压力。引导外资项目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推行多层标准厂房，努力提高土地容积率，提高外资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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