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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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 现代商业企业 税负 财务指标 影响

一、引言

营改增之前，我国的税负制度有很多缺陷，营业税和增值税同时存在，造成税制构造存在不合理现象，还产生了严重的重复性征税情况，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目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以前的税制却对服务业的发展有限制，这些缺陷和不足促使我国加大对税制进行改革的力度，这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营改增政策对现代商业企业税负情况及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便为我国企业应对营改增政策提供借鉴。

二、营改增政策对现代商业企业税负情况的影响

（1）营改增政策对一般纳税人造成的影响。一般纳税人主要可以分成下面几种：制造型的企业、服务型的企业、制造与服务混合企业，因为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能够进行抵扣，因此制造业、服务业、制造与服务混合企业在税负方面就有很大差异。服务型的企业成本的构成成分中，人力资源成本占有很大比例，可以这样说，人力资源是服务业最重要的资源。这种类型企业中，利润的总额内由服务所创造的利润占有很大比重，其他方面的收入却很少，因此基本上不会因为其它方面的收入，得到增值税的发票以便抵扣。所以，服务型的企业可能因为营改增后不能得到增值税的发票进行抵扣，使企业的税负上升。而对于制造型与制造和服务混合的企业，营改增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种类型的企业原本就存在增值税的进项税，营改增之后，这些进项税能够合法、合理的抵扣，这就对降低企业税负有很重要的作用。

（2）营改增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产生的影响。以前，小规模纳税人需要按照3%增值税的税率计算征收销售货物的增值税，文化服务产业则需要按照5%营业税的税率计算征收营业税。营改增之后，对于和一般纳税人的条件不符的企业，按照3%税率计算征收增值税，这一政策全面实施后，大概有70%小规模的企业从以前缴纳5%营业税，转变为目前缴纳3%增值税，通过上述税率变化能够看出，小规模的企业税负也随营改增政策而降低，下降的幅度可以达到40%左右，这就极大增加小规模企业在目前市场环境下生存的机率。

三、营改增政策对现代商业企业中财务指标产生的影响

（1）营改增政策对行业不同的企业税负带来的波动。实施营改增以后，不同的企业税负变化也有很大差异，从增值税的进项税能够进行抵扣这方面来看，服务业中大多数企业税负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是很多主要靠知识、技术得到收入的企业，因为没有可以获得增值税的进项税途径，这些企业的税负不仅可能没有降低，反而出现上升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这部分企业成本的构成中，人工的成本占据最大比重，但是大量人工的薪酬，职工的福利等是不能使用进项税进行抵扣的。而对于货运物流、交通与运输等行业的企业，虽然营改增后这部分企业买进运输的设备，燃油和燃料，设备的修理等所需的费用依然能够按照相关规定抵扣，但是这些所需的设备与设施大部分都是固定的资产，因此每年能够进行抵扣的额度也是非常有限，从整体看，这些企业税负还是有所增加。

（2）营改增政策对企业中财务指标产生的影响。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内部会计工作的处理也有很大影响，在企业劳务价款没有出现变化的条件下，企业总体的收入会有所降低，企业净利润也可能有一些下滑现象。但是从所有企业的整体看，这种降低的力度还是比较小的，对交通和运输等个别的行业，这些企业税负的上升以及整体利润的下降现象相对较为明显。随着营改增政策的深化，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对企业会计工作的处理与财务的分析都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对会计工作实际进行处理时，主要对企业收入、税费与现金流产生了影响，其中，税费并不是成本之中的项目，因此对其进行分析相对困难，增值税支出与收入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现金流内，但是现金的流量自身和销售的商品现金有直接的联系，也难以独立的反映出增值税的支出与收入。因此对企业财务指标也有很大影响，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

四、营改增政策的建议

（1）企业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强化和税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需要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进行纳税，企业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对各种关于税收的法律法规有充分的了解，及时准确的履行纳税的义务。营改增政策实行后，我国的税收有很大变化，对企业产生很大影响，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需要不断对新的政策进行学习和研究，在确保合法进行纳税时，也要是自己享受到应有的政策优惠。

（2）企业内部也要做好应对营改增的措施。营改增的深化涉及的企业也不断增加，对增值税进行核算比营业税更加复杂，但是主管部门却由地税变为国税，这就要求企业对相关政策进行充分理解，及时对内部机构的设置与对账务进行处理的思路等进行调整。而且，为了使企业能够有效减轻税负，就需要一定时间内得到充足的增值税发票，这就促使企业对物资的采购与费用的支出及时进行调整。而且，企业销售的货物所开的发票对下游的企业也有抵扣的作用，按照开拓市场需要，企业也要对市场的销售政策进行转变。

五、结语

综上所述，营改增政策对现代商业企业税负情况及财务指标有很大影响，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根据政策变化对自身发展策略进行调整，切实享受到优惠政策，进而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国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营改增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更好的促进我国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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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发展。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企业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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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名曰积极，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个人和政府购买能力来刺激消费从而直接增加总需求，并间接扩大就业机会的政策。它通常的操作规则是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减免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手段。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经济增长。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政策掌控当局来说，如何在政策实施中尽量扩大其正面效应，减少其负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但问题是有些政策在实施之前很难预料到其负面效应，而且有些负面效应只有在政策实施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当局的抉择难度。

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1.1.3 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業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二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环境建设入手，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付力度，从而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

1.1.4 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扩大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1.5 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国有企业技改的力度。

1.1.6 考验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经济全局和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如何适时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上进行了有益和大胆地尝试。

6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在取得重大成效时，其负面效应也在扩大，主要表现在：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我们要说，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形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适时的、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且被6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2.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积极乎？中性乎？

正是基于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积极财政政策能否继续的话题便进入了学者和调控决策者的视野之中，由此便有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说。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条件和阶段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例外。正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适时的必要的一样，积极财政政策在现阶段的淡出也是必要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但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应该以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取而代之便成了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按一般的逻辑常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随之而来的便是：要么紧缩性财政政策，要么中性财政政策。但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以及财政政策运用的情形来看，还很难说哪" 一种政策占有主导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实际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似乎还在积极，由此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既非完全中性更非完全紧缩，尽管理论界呼唤中性财政政策的声音在日渐高涨，但情势不遂人愿。

2.3 财政政策完全中性难。 正是基于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以及当前经济调控任务的认识，中性财政政策便应运而生，且呼声在日渐高涨。与紧缩性的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所不同，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因为现实中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也很难在现实操作中做到既对经济生活不刺激又不抑制，所以中性只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而现实的中国国情更是应证着这一说法。撇开如前所述的积极财政政策彻底言退难和财政政策一边倒难不说，事实上这些因素都在根本上制约着财政政策的完全中性化。单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尽管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在判断上不一，有说总量过热，有说结构过热，但从我国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致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需要加强和支持发展的过冷现象这一事实来看，财政政策难以中性。再从近期政府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看，有反通胀的，又有防通缩的，这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反通胀或防通缩的财政政策，这似乎又与中性财政政策既不扩张又不紧缩的本来含义相悖。而让中性财政政策既须兼容反通胀又防通缩的双重目标更是难上加难。

由此我们说：既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呼声渐涨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跟进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完全意义上中性财政政策能否实现？能走多远？在我国能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还有待我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但适应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走向，来描述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给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走向一个称谓，中性财政政策不妨可以一提，但似嫌牵强。我倒觉得把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定位说成是：“收缩中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确切一些。这样既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淡出”，也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现实情况，同时它还表明收缩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扩张是第二位的，说具体一点就是：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积极，但其主导思想和走向上是在收缩、转向的。

3. 转型中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对策

我们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的同时，在政策实施的具体操作上做如何的调整和安排，才能使政策的积极性继续保持，消极因素得到抑制呢？才能体现出政策主导思想上的收缩性和转向性呢？

3.1 积极财政政策应推进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中淡出，逐步转向以健全经济内生增长长效机制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着力点应进一步聚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要注重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推进经济内生增长，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3.2 逐步缩小国债发行规模，优化国债资金投向与结构。 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负面效应和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严重依赖性，以及当前结构性经济过热的调控现状，今后国债的发行数量应适当缩减，规模不宜扩大；其次，在国债资金规模压缩之后，在具体国债资金投向上应做重大调整。一是应确保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后续投入，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切实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诸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三是向特定区域倾斜，诸如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 西部地区倾斜；四是积极促进特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基本目标的实现。五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国家应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是应保证支持重大改革事项方面的需要支出［2］ .

3.3 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改变财政支出包揽过多的局面，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应从经营性项目或企业可以承担的项目中退出来，主要投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越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诸如一些应由市场或民间投资的经营性项目，政府也参与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直由财政承担；政府机构臃肿，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规范等等，使得财政包揽过多，负担过重，支出规模过于庞大。由此也导致了政府在公益性的公共项目支出方面投入不足或“缺位”。因此，我们在控制压缩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同时，实行有保有控的内部支出结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斜，或适当压缩某些项目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运作空间。

3.4 围绕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积极推动公共项目投资创新。 公共项目的投资来源不能仅靠财政资金，投资来源要多元化，这就需要加快公共项目投资的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带动性。可以采取包括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政府补贴、企业投资经营，政府特许经营、特许项目收费、企业投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资公共领域，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

3.5 实行结构性的减税，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 减税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有：

3.5.1 积极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刺激投资需求。首先应将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买的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由于其扣除范围大，税基小，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3.5.2 改进消费税。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应税品目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目覆盖面、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3.5.3 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现今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对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应在充分考虑家庭总体生活、消费水平以及地区收入与消费差异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扣除范围，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能力。 3.5.4 减免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3.5.5 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实行全额退税，鼓励企业扩大出口［3］。

3.6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全面启动民间资本。为使民间投资真正激活，首先要取消或减少那些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领域、传统的垄断行业、公共领域等领域的进入，真正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使其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形成公平竞争的局面；其次，利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监管难度大，各种金融机构缺乏对其融资积极性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从财政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中小企业技术的创新，并可通过事先签订协议的方式，逐步偿还借款，以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后，继续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增强合法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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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渐进转换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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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政策引发有效需求下的配置

我国接近70%的对外依赖度的，表明了我国的国内生产在很大一部分是以国际为市场的；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相继陷入衰退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在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后，消费的增长态势将出现下滑；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使得企业的自主投资意愿降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09年经济最具决定力的拉动因素。这也从本质上决定了围绕积极财政政策的行业配置是09年的主要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对行业配置策略的影响

理清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脉络是我们围绕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投资的前提，我们认为：1、我国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依然以资本性支出为主，这样可以从近期中央和地方公布的投资计划中看出；2、从历史经验看，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出现两种结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3、财政政策对经济存在较明显的拉动作用；4、财政政策实施是适时的，以稳定经济增长为主。

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清两种历史状态：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在97年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出现投资过热而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而在98-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我国经济规模扩大，97以后我国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大部分工业产品行业出现了过剩现象。对于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出现的两种情况：迅速带动经济“V”型反转和经济仍然在低位徘徊，我们必须理解财政政策的积极性与经济内在增长的规律性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围绕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行业配置时需要注意的相对性，如果积极财政政策能带动经济反转增长，我们重新迎来一轮周期性的行业轮动。如果经济仍维持在低位徘徊，我们则需要注意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相关行业的相对受益性。

98-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通货紧缩带来的思考

在我们分析09年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趋势变动时，98-02年这一周期调整阶段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在该阶段的周期调整原因有着相似性：94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后采取了紧缩的政策，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外需下滑风险。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1、98-02年的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极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当时与财政有关的指标，测算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与宏观经济紧缩并存状态下，行业到底如何受益。

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对98-02年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在94年实行财政改革后，财政收支占比提高，从国债余额指标占居民金融资产不到6%和占GDP8.2%指标看，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空间，这也与我国现在的情况类似。我国从04年以来连续财政盈余，从债务余额看，我国财政债务余额在06年约占道GDP的17%左右，也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从实施效果看，根据不同部门对98-02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起到了较好的稳定作用。一般统计结果显示，近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的GDP增长在1.5-2.0%之间，其意义在于有效的防止了经济过快下滑可能形成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这也给我们一个关于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可能拉动作用的参考。由于财政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约束和特征，其效力的参数是可以作为本轮可能拉动的估算值。

从上面的财政政策力度与效果的分析看，应对本次经济下滑中积极财政政策将被作为主要动力。值得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从及时性和财政政策的属性看，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项目投资；2、转移支付方面主要是治理失业率过高可能引发的生活困难；3、财政政策的实施要考虑经济调整的特点，但从98-02年的实施情况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从国债余额看我国07年底约为5万亿，占当年GDP20%。根据《马约》的指标：公共债务余额/GDP不超过60%，当年赤字/GDP不超过3%；我国的主要指标：国债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20%，国债偿债率不超过20%。按照马约规定，我国明年可以发行债务7000亿以上；如果考虑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国债依存度可以发债在1万亿左右。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考虑配套资金（5倍）支持，国债可带动5万亿左右的投资。

第二个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对相关受益行业的影响，由于我国数据不完善，我们选取反映工业企业效益工业增加值，从其增速看，在98-01年间，一直保持低增长，这也反映出整个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好转。但从钢铁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看，伴随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在99年1季度以后，便出现了增速上的回升。表现出了在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背景下的相对受益性。

财政政策有效性引致的产业轮动配置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对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在2-3年内是可以通过国债发行筹集到足够资金；这样也就保证了项目实施的进程。2、08年经济面临的是一个急速下滑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支出将着重于能够直接见效的投资上。根据广州、广西、山东等地的公布投资方案，其中高速公路、机场、电站、基础设施、铁路等建筑投资占到了80-90%的预算，也表明财政政策着力点还是在基建和项目建设上。3、相关受益的行业集中在建材、钢铁、一般机械、交运机械和电力设备等。4、由于实施以建设为主的财政政策，受制于财政支出的关联性，其他支出将会相对减弱，另外从影响消费的因素看，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较小。

我们借助投入产出表的参数计算建设投资对相关行业拉动力的排名。由于财政支出包括地方和中央，且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建立在对经济预期的判断之上的，这使得我们难以估算财政总支出额和支出增加额。但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相对受益性逻辑：经济状况越差，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越大，相关行业的相对受益性就越高；经济状况好转，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减弱，但好转的经济下我们的配置将重新进入一个由复苏到繁荣的行业轮动配置。这条逻辑充分说明了相关受益行业的相对性。这样，我们以中央制定的4万亿投资计划为分析对象，分析相关行业的受益性。

根据中央和地方投资计划，我们估算将有85%的支出用于建筑类项目，合计3.4万亿元。投入产出方法中有两个系数：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完全消耗反映了企业的关联生产过程，包括了直接消耗和中间消耗。当投资启动时，对经济的影响是直接消耗还是完全消耗，取决于是否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一般来说，投资的拉动作用介于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之间。这样我们估算3.4万亿投资对行业的总产出的拉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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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20

一、2003―2006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一）政策实施背景

从1993年6月以来，针对1992年前后的过热经济状态，中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轮适度从紧的政策使得商品价格从1995年逐年回落， 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 %。

进入2003年，中国政策保持着以积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最突出的是投资过热和粮食供不应求问题。

图1 2000-2006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实施措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2003――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措施。具体措施包括：

1.2003年6一9月，国家采取了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等多项措施；2004年4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较大幅度调高电解铝、房地产、钢铁和水泥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3.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

（三）政策效果

事实表明，此次的宏观调控对于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其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维护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其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出判断和决策，会与某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政策实施背景

2008年，次贷危机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总体经济形势趋于严峻。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制造”遭受重创，我国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失业潮，同时股市跳水，对外金融投资出现亏损，投资信心下降。我国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大幅度降至2008年的9.6%，2009年更是降低到了9.2%。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

（1）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4000亿拉动内需）；从中央到地方都发行国债、地方债。（2）动用资金开发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对落后地方的援建。（3）通过劳动法的调整等减少企业负担。（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5）产业振兴计划。（6）促进对外贸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

2.宽松的货币政策

（1）2008年7月份开始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2）2008年9、10、11、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2008年10月27日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三）政策效果

此轮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导致货币流动性严重过剩，我们可以看到2011年物价如同“过山车”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4.9%的月度同比涨幅一路上涨，进入5月之后，CPI涨幅迭创新高，直到7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6.5%，创下37个月的新高，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五、2010下半年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紧缩性政策

（一）适度紧缩性政策

1.压需求，央行连续十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收紧货币流动性。2.增供给，尤其是粮食和农产品上表现突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补贴农民，对农副产品流通环节进行清理，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上加大投入。3.减环节，为了解决一些大中城市农产品流通环节和成本增加、“卖难买贵”等问题，以加强产销衔接为重点，建设高效、畅通、有序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同时降低流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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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引言

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李伟宁,蓝常高.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与宏观就业政策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5,(2).

[3]孙胜利.我国就业问题对财政的影响与压力[J].经济学动态,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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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两大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困难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

自从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有两大问题日渐突出：一是负债额日益增多，二是财政赤字日益加大。

经过连续数年增发国债，这些年国债余额已达到6480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加两个百分点左右。如此巨额负债势必形成严重的后遗症。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6年的1％上升到2000年的2.9％,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2001年的财政赤字是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7年的4.2倍。

我国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显性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比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事实上，如果采用合并财政赤字和合并债务负担作为判断标准，我国赤字率指标可能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个百分点左右，债务负担率也可能逼近45％～60％的国际警戒线。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实际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

2002年1月～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6488.12亿元，增幅12.4％。这是近年来财政增收的最低速度。而财政支出却在大幅度上升，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较大。引起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股市下跌有关的原因是，印花税的减少和国有股减持收入的减少分别导致财政收入下降1～2.5个百分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强大的税收作后盾，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收入增幅却又不能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条件下，税收的增长率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低于GDP名义增长率，但在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2倍～3倍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虽然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但却以税收负担不断提高为代价，这样将会妨碍经济的增长，操之过急会引发经济出现紧缩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不可能长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后必将逐步淡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却持续下降，通货紧缩现象反而有所抬头，货币政策效用减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一般只考虑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货币需求。股市作为虚拟经济范畴，规模日益扩大，其产生的货币需求不容忽视，因而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过去一直延用的传统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其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使金融“脱媒”现象愈来愈突出。一些优良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股市解决而不再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银行的优良客户减少，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成为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是股市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长。在股市行情火爆的情况下，公众对证券投资收益预期与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预期的非一致性，使公众缺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力，而对证券投资则有着极高的参与热情，新增货币大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股市，使固定资产投资在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却呈疲软之势。

其三是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乘数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股市的发展，使这些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储蓄利率时，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储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漏出银行流入股市。在现行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资行为会使一部分广义货币转化为狭义货币，同时，企业申购新股或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时产生的客户保证金问题，又会使一部分狭义货币转化为广义货币。

积极的股市政策的传导途径

通过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和投资进行传导

积极的股市政策可以充分发挥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其一是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来剌激消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个常量，消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股市价格上扬使股市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虽然不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这一指标（居民收入主要是指现期劳动所得，不包括诸如租金、利润这样的收入），但它事实上构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同时居民收入预期的变化将改变既有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预期的提高也会促使居民扩大消费支出。股市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持续的“牛市”状态配合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必然增强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居民的收入预期(包括固定收入和资本利得)也因此得以提高，从而扩大投资和消费的支出。

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可以认为，在一定的股市规则下，如按T＋1日的交割制度，其货币流通速度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在此条件下，股市交易和股指上涨对货币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从长期趋势分析，如果股市保持长期稳定的上涨态势，股票市值的增量就形成新创造的价值，股市交易就极易产生正和游戏，这部分新增价值对货币产生增量需求。另一方面，从短期趋势分析，如果不考虑分红派息、税收和手续费等因素的影响，股市短期交易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一种零和游戏。在此期间货币只是简单地、频繁地被周转使用，所以在此过程中，货币需求量也是一个刚性的实际需求。

由于股民保证金数额随着新股发行和股市升降，特别是开放式基金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在存款账户和保证金账户之间大幅快速流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理论来预期分析，随着股市火爆，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向股市转移，使M2减少，M1增加；当股市冷清，可能出现股市资金向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回流，使M1减少，M2增加。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2001年7月1日开始，将客户保证金计入M2，由此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央行已从货币总量上开始关注股市资产价格了。

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股价上涨可能通过较多渠道来增加财政税收。近年来，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股市上涨带来的政府税收增加部分很可能会抵消个人储蓄的降低部分，从而继续保持个人消费率的增长速度，继续发挥股市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带动财政税收增加，所以有助于减少财政预算赤字，进而可能对财政政策产生影响。

由于我国没有开征股票交易所得税，目前最直接的渠道是通过提高股市交易量来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税。股市上涨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交易量大增，由于印花税是以交易额为基数的，所以导致印花税大幅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税收最多时的2000年，我国证券公司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和印花税分别达到40.46亿元、64.88亿元和486亿元。而美国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收益变现来增加联邦所得税。

股价上涨影响税收的其他渠道很难量化。我国以业务收入为基数的流转税是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股市上涨使交易佣金收入和承销手续费收入大增，引起以营业税为主要形式的流转税大幅度增长。在美国，当有延期纳税优惠的退休储蓄计划中的股票资产价值较大时，从其中提款要纳的税也会较多。由于股价上升会提高应纳税不动产的价值，因此联邦不动产税收也有可能增加。由于公司的退休公益金计划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因此当这些股票资产增值时，公司的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因而对政府税收也有影响。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带来财政税收的进一步增长。

通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进行传导

股市政策的传导过程，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支持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增长，没有上市公司的优秀业绩，虚拟经济难免昙花一现，财富效应也就难以为继。但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可以带动实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维持长达10年的长期牛市，道指冲过万点大关，屡创新高，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经济在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反过来又成为促进美国新经济奇迹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形成股市政策与经济增长互动的良性循环。

我国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

股市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策目标分析，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一致性。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致使股价上涨，而股价上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实现目标保持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剌激消费，即通过股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带来增量消费，同时通过股市财富的重新集中和重新分配导致消费结构的改善。其二是剌激投资，即通过托宾Q值理论带来增量投资。股价上升使股市的筹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企业从市场获得资金后投入到新的领域并取得新的投资收益，这也是货币政策努力的结果。其三是增加税收，即股价上升使政府税收大幅增加。如股市上涨导致成交活跃，交易印花税大增，证券经营机构收入和利润上升带来流转税和所得税同步增长。总之，股市资金供给的增加必然引起股价上升，股价上升又将带动消费、投资以及税收的增加。这无异于相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最终刺激经济的增长。

因此，当货币政策失效时，股市政策应成为货币政策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于我国央行来说，尽快建立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对于提高货币政策体系的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货币政策决定股市政策，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因为货币政策既作用于货币市场，又作用于资本市场，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影响股市资金面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股市政策取向。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结果，使股市资金的存量和流量发生变化，对股市资金面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因而对股市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同时，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货币供应量带来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引起股市财富效应，其过程影响了银行存款结构，其结果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首先，在实行了银证转账的前提下，资金在股市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流动十分快捷，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影响，资金的这种流动改变了银行存款结构。其次，资金在银行与股市之间频繁流动，收益率起决定作用，在银行存款利率调得过低的同时，股市投机收益却较高，必然导致更多资金从银行流向股市，股市价格的上涨对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通过财富效应传导机制剌激消费，通过托宾的Q值理论传导机制扩大投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

如何理解股市政策的反作用

股市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货币供应量、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但无法决定和改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格局和方式。不仅如此，股市政策对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要受到具体的政策种类、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和限制。

股市政策的影响作用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在经济政策体系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最高层面的政策，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不取决于股市运行状况和股市政策。因此，股市政策只能影响具体政策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个局部，不可能决定整个政策体系的方向，也不可能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向。

股市政策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股市产生影响作用，其作用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短暂的和间断的，而且大多发生在股市行情连续单边上扬或连续大幅下挫的时候。比如，当股市长期稳定上涨时，股市政策才有可能形成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力度可能是不均匀的；当股市连续大幅下挫时，股市政策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十分明显，其作用力可能呈加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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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证券、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异常繁荣，虚拟经济部门的异常活跃，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的高腾。但众所周知，当这种虚拟经济部门的过度繁荣超出了实体经济部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际，“泡沫经济”的崩破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90年代初日本的事实又﹁次证明了这一结论。

应当承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的长期的经济萧条是与政府经济政策滞后相关的。在最初面对泡沫经济的崩破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大多数人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由过度的兴奋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或者说主观上不愿意承认曾经是那么优秀的日本经济“病”得如此严重，而希望这只是经济发展中一次暂时的景气波动，用不了多久，生产和经济就会从衰退中自律性的恢复过来，走向下一次的高涨与繁荣。基于以上原因，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只是将上升了的公定利率水平又调了下来，希望藉此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复苏。但是，日本这次的确“病”得很重，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出一丝一毫上升的迹象，只是一味的持续下跌，经济越陷越深。同时，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进口大幅度降低，随之国外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削减经常收支黑字的呼声再次高涨了起来。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也从最初无所作为的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那种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被“闲置”了许久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又有了用武之地。

二、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既是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过程和方向的需要，也是检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成效的标准。财政政策宏观目标在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就总体而言，一国在宏观经济方面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经济生活是否安定；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三是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如何；四是国际收支是否保持平衡。对于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通常都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而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保持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中日两国政府1998年以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无非也离不开这四个目标，但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效果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异同。

2.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措施的比较。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而言，一般来说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两种。中日两国在这两种政策措施的选择上也存在有相似之处。

3.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比较。1998年以来，中日两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都是依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总的来说，两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达到了稳定经济的目的。经过1997和1998连续两个年度GDP的负增长之后，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终于在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尽管增长的幅度不大，但终归是暂时摆脱了经济衰退的阴影，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同样，中国政府合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投资乘数越来越小。按照凯恩斯的学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支出，引起一个投资增量；由于投资要用于购买投资品和劳务，从而会增加产品和劳务供给者的收入。这些人将所获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一部分用于次级消费。消费也会购买产品和劳务，这又会增加其他人的收入。这些人又会进行新一轮消费和储蓄，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这个倍数被称为投资乘数。

与日本相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很大（见表2）。但是，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仍显不足，民间投资乏力，国民经济增速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投资乘数较小，甚至变小。根据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公式，投资乘数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由投资乘数公式可知，乘数的大小和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例变动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反之，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则乘数越小。在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态势之中，但总体来说数值已经较90年代中期以前大为降低，这无疑会削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需求的引致作用。而引起中国民间消费降低的原因，除了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和支出预算增大，以及现实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中国公共支出投资乘数降低还包括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投资能力有限；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存在“惜贷”现象；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等等。

三、借鉴与启示

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并未如预期效果那样理想，这其中有着一系列的现实原因。为了保证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结合以上对中日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2.财政政策的实施手段要灵活。比如可以考虑减少直接的财政投资的手段，转而运用，财政贴息、财政担" 保等手段，协调和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样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还有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和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此外，还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一般而言，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都较差，投资收益相对较低，经济萧条对其打击更为严重，经济复苏和启动难度更大。因此，政府必须真正加大对广大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还应对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效力。

3.注意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加快费税改革。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特别是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农村，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非税负担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使得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由此可见，大力、从速推进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和企业难以承受的非税负担，不仅是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积极性的紧迫需要，而且也是依法增加农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促进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必要举措。其次，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为提高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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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 私人投资 SVAR模型

引言

金融危机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依旧陷于债务危机，同时受到人民币升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外贸在短期内已难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受限于工资水平较低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在短期内也难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无疑成为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首选工具。投资从主体分，可以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

经验表明，历次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具有见效快、易实施的特点，屡次被政府作为拉动经济的法宝。特别是2008年以后，在政府采取的“4万亿元财政支出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但是学术界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降低了失业率，稳定了经济；反对者认为，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做法在短期内虽有一定效果，但是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结构，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愈加严重。2012年上半年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和计划。根据近期的政府投资计划，将远远超过2008年的投资计划总额。政府与学者，以及学者之间就是否继续使用扩大政府投资作为稳增长的手段争论愈加激烈。

文献综述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入效应。因为中国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金，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并且银行体系中的超额准备金表明中国经济中不存在资金需求竞争，因此政府借款不会导致资金需求上的竞争（曾令华，2000；王志伟等，2010）。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私人投资存在盲目性和非理性等原因，存在着显著的挤入效应（刘小文，2008）。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重点是高速公路、机场、铁路，以及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领域，而这些领域本来就是私人投资无力也不愿涉足的领域，并且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在私人投资缺乏利率弹性的情况下促进其发展（张海星，2001；贾松明，2002）。不管是从财政投资总量来看还是从财政投资的分类来看，对私人投资拉动效应都很强，且时滞较短，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郭庆旺、贾俊雪，2005）。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法研究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发现挤入效应在当期表现得较为明显，长期趋于减弱（吴洪鹏、刘璐，2007）。对黑龙江省和浙江省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丛颖，2009； 郭鹰，2009）。

而主张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市场利率提高和国债投资挤占了社会资金，即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戴园晨，1999）。政府投资同样的项目，只是取代了原来的非国有投资（刘扭霞，2000）。由于政府投资会与私人部门争夺资源、人才，在市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原先用于私人部门的资源会转向于公共投资（庄龙涛，1999），挤出效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产生作用（王宇，2003），而且还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于天义，2002）。随着金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景气回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挤出效应将愈加明显（梁学平，2003）。通过S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表明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楚尔鸣、鲁旭，2008）。

现有研究对于分析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且得出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但是也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大多笼统的将固定资产投资中扣除国有投资后作为私人投资进行分析，未能区分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不同影响。第二，部分研究选择区域或者省份为研究对象，不具有全局意义。第三，定性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值得商榷。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私人资本有限，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为政府投资，选取这部分数据会严重干扰总体上政府投资对投资结构影响的准确性。第四，部分实证研究模型设定不严谨，假设存在谬误，特别是参数估计不准确。

本文的研究在全国层面，区分私人投资为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设定合理的假设，应用S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探讨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模型选择与设定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多使用VAR模型。但由于VAR模型并没有给出变量之间当期相关关系的确切形式，即在模型的右端不含有当期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误差项的相关结构之中，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本文将采用SVAR模型（Structural VAR model，结构VAR模型），即在模型中包含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

（一）典型的SVAR（p）模型和识别

包含k个变量，滞后期为p阶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如下：

（1）

其中：Γ0是内生变量的k×k维系数列向量；Yt是k×1维内生变量列向量；c为k×1常数矩阵；Γp是p阶滞后期内生变量的k×k维系数矩阵；p表示滞后期数；ut为随机扰动向量结构式残差k×1维列向量，也是作用在内生变量Yt上的结构式冲击。

对于 SVAR 模型的识别问题，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一定的约束条件，使得估计出的VAR 模型对应的系数矩阵、对应的方差矩阵等统计量的个数不少于SVAR 模型中待求的未知量的个数。SVAR模型识别通常施加以下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对称矩阵的限制。一般采用的形式是令其为对角矩阵，即假设SVAR 模型中的结构扰动项之间彼此互不相关。该假设经常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假设，因为扰动因素之间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性。二是通过经济理论对矩阵Γ0进行适当的限制来获得，即Γ0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含义解释。

（二）研究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政府投资的变动如何冲击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因此做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政府投资受到外生变量财政政策的冲击，即结构性冲击为其自身，因此假设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对政府投资没有冲击影响。

假设2：考虑到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商投资都是私人投资行为，假设彼此的冲击效应系数相等。

因此模型中含有4个内生变量，即k=4。根据模型基本约束条件和上述两个约束假设，将SVAR模型的残差et和结构性残差ut之间的线性关系矩阵设定为：

（2）

变量的排序依次为：政府投资（GI）、国内私人投资（NPI）、外商投资（FI）、国内总产出（GDP）。因此得到模型的识别方程为：

eGIt=uGIt （3）

（4）

（5）

（6）

其中eti表示第i个变量的残差；uti表示第i个变量的结构性残差；aij表示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结构式冲击系数；根据假设2，得aFINPI=aFINPI。至此，完成了模型估计的基本设定。

数据说明与处理

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并无官方准确界定和数据。本文将国有投资作为政府投资（GI），并将私人投资细分为国内私人投资（NPI）和外商投资（FI），以考察政府投资对投资结构以及国内总产出（GDP）的影响。根据年鉴中投资主体的登记类型数据，国有投资直接获取，外商投资为港澳台投资和外资加总获取，而国内私人投资为总投资扣除上述三项投资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之后才单独公布港澳台投资和外资数据，考虑得到实际变量的准确性和数据的易得，因此本文数据时间跨度为1993-2010年。取研究变量的对数以减少数据非线性变化对实证分析的影响，即LNGI、LNNPI、LNFI、LNGDP。

实证分析

（一）变量ADF检验

由于VAR理论要求模型中的变量平稳，基于VAR模型提出的SVAR模型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变量LNFI为无截距项和无趋势项1阶平稳序列，其他三个变量为无截距项和无趋势项2阶平稳序列。因此对四个时间序列的2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二）模型检验

经过在Eviews6中使用差分序列进行SVAR模型的滞后期P值测定，结果无外生变量的滞后期2阶为模型最优，即本文为SVAR（2）模型。

VAR模型的稳定性通过对模型的AR根值是否大于1，或AR根值图是否有点落在单位圆之外来判定，见图1。经测定，AR根值都小于1，最大值为0.994353，表明模型SVAR（2）是稳定的；残差合成自相关检验也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模型分析变量的排序依次为：政府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结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系数估计都通过了Z统计量1%临界值的检验。aGINPI=20.93627>0，即1个百分点的政府投资冲击导致国内私人投资新息增加20.93627个百分点，表明政府投资对同期国内私人投资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aFINPI=aNPIFI=-22.582290，即1个百分点的国内总产出冲击导致国内私人投资新息增加51.85677个百分点，表明国内私人投资得益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aGIFI=12.75200>0，即1个百分点的政府投资冲击导致外商投资新息增加 12.75200个百分点，表明政府投资对外商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但是不如对国内私人投资挤入效应大。aGIGDP=-8.1442150，即1个百分点的国内私人投资冲击导致国内总产出新息增加 27.07751个百分点，表明国内私人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aFINPI=8.842398>0，即1个百分点的外商投资冲击导致国内总产出新息增加8.842398个百分点，表明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的冲击影响，因此仅给出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对1单位标准差政府投资结构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观察期长度10，图中实线部分为脉冲响应轨迹，虚线部分为1%的置信水平，见图2、图3和图4。

从图2可以看出，在所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国内私人投资冲击产生明显周期性变化。国内私人投资在第1期具有正向的响应，即政府投资对于国内私人投资在第1期具有挤入效应（1.9359%）。在第2期出现挤出效应（-1.4939%），在第4期出现最大挤出效应（-1.9642%），在此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图3所示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外商投资冲击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与其对国内私人投资冲击影响一致。外商投资在第1期表现为微弱的挤入效应（1.6738%），在第2期冲击效应不明显。但是在第3期出现最大挤出效应（-6.2978%），在此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图4表明，在所观察的10期中，政府投资对国内总产出冲击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但是周期比对私人投资的冲击周期要长，周期长约5年。国内总产出在第1期具有反向的响应，即政府投资在当期干扰经济的稳定（-2.7006%）。在第3期，政府投资对国内总产出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1223%）。在第5期产生最大冲击（-2.9793%）。在此后同样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

结论与建议

通过包含政府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内总产出四个内生变量的SVAR（2）模型参数估计和政府投资对其他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对国内私人投资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对外商投资有微弱的挤入效应，但对国内总产出具有明显的冲击干扰，影响经济稳定；国内私人投资与外商投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并且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冲击，但国内私人投资对经济的稳定增长贡献明显大于外商投资；国内总产出能有效促进国内私人投资，并且吸引外商投资的持续流入。

在当前经济放缓、出口受阻和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政府投资作为短期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宽私人投资领域，扩大政府投资以带动私人投资，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政府投资明显周期性冲击经济的稳定，这与周期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因此不能滥用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不稳定。国内私人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的表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效地鼓励了国内私人资本的积累，同时吸引外资的进入。因此长期中，经济的稳定增长还需要依靠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吸引外商投资。同时，需要注意到国内私人投资与外商投资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考虑，在保证各类资本平等地位的同时，应该对某些领域注意对外资的限制和对国内私人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总的来说，在短期内，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避开与私人投资的竞争，充分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长期中淡化积极财政政策，以国内私人投资为主导，辅之以外商投资，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激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由投资、外贸和消费驱动转为消费、投资和外贸驱动的内生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田杰棠.近年来财政扩张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财贸研究，2002（3）

3.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2（1）

4.曾令华.近年来的财政扩张是否有挤出效应.经济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