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时间：2023-11-06 17:23: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理论基础仍是重点
当然宏观经济理论的学习仍然是基础，凯恩斯的理论仍然是学习的重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产生了一些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将重新受到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靠拢，新增长理论将继续是一个研究热点，不远的将来宏观经济学将出现新的综合。
二，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的应用
在本课的学习中着重讲到了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首先，经济的增长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为例。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感觉在缩水。到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从乐观和悲观两方面来分析，并从两种观点中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现状。中国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快，增长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们一直对现在反应经济增长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应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怀疑，所以在学习中我们引入了绿色GDP的核算。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还对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进行了学习，分别以中国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对这些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经济政策，以此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是在1998年以前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8年至现在国家一直采用稳健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研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IS-LM曲线来分析，并且对IS-LM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IS-LM模型进一步扩展为IS-LM-BP模型。这样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国的经济。从IS-LM模型中还可以推出AD-AS曲线，这时价格不再作为一个常量而是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并且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结合了起来。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国90年代后的新经济，从而研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启示的因素。
篇2
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政策链范式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19-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国正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一号、第二号提案同时聚焦低碳话题[1],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 政策链的理论界定
政策链概念我们定义为:政策链是由各项政策基于彼此相关性,依据特定的层次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客观形成的政策影响链。它是一个以纵向政策链和横向政策链为结构框架形成的网链结构系统,涉及到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纵向政策链由上到下依次为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横向政策链则由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并体现政策间的关系。政策链应随着作用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2]。
政策链的概念是基于“链”理论、系统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提出的[3]。
“链”理论是从自然界食物链理论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网链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相互依赖的连接关系。“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它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中形成均衡链状结构。
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政策体系,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决策与总体决策目标一致,技术经济分析标准一致,逻辑推理过程前后一致。事实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导致政策实践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碍相关部门追求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虽然目前政策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构成渐有系统化趋势,我国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链状结构靠拢,部分已初具了政策体系功能[3]。如政策体系、政策规划、政策系统、政策蓝图等虽然没有以政策链形式出台,却冠以功能上类似的名称,具备链状结构的基本功能。政策体系与政策系统强调各项政策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政策规划与政策蓝图则强调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它们的共同点是打破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将各项政策按照彼此逻辑关系,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套措施与执行效果,实践表明这样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政策链正是基于对政策整体功能的激发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别于传统政策制定,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纵向结构上使各子系统的政策相互衔接,在横向结构上使各分系统的政策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范式的结构转变有望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链体系[2]。
2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设计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和[4],实质是新能源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构成低碳经济的四个要素体系[5]。
李武军等: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0期将政策链理论应用到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基于政策链范式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实施经验,可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加以链状设计。
总体上,低碳经济政策链由纵向政策链与横向政策链两层结构构成,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纵向政策链,各项基本政策的关联形成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各项具体政策的关联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总体战略是从宏观层次出发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与蓝图,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领域内的总政策,在其功能领域内起着基本指导作用,支撑着具体政策的实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领域的低碳经济政策。具体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领域内服务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领域内将能源政策付诸实践政策措施。在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的层级结构中,还有一类要素处于核心位置,这类要素渗透到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当中,对各项政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将低碳制度、低碳文化归为政策核心要素。
3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纷纷出台,形成了功能众多的一揽子政策,广泛促进了各个不同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的低碳经济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低碳政策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 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总体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总的行动纲领,把握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早已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应有之意。但仅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意是不够的,而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明确下来。这种方向的不明确,导致我国截至目前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整体战略思路,更没有关于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使得低碳经济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3.2 政策核心要素没有形成
低碳经济文化、低碳经济制度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低碳经济文化通过其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形成自觉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氛围。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则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性框架,规范人们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更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低碳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3.3 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政策核心没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工业化阶段和发展路径锁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7],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横向政策链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能力差,没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链状政策体系,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4 我国低碳经济政策链构建措施
优化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要从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除了实现单项政策固有功能,还应发挥政策间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4.1 制定低碳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中长期发展战略是立足当前,谋划发展,以长远的眼光制定衔接有序的政策规划。制定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稳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尽快制定我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将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强制性约束。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进行重点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交通、信息、电力、建筑和金融服务等低碳领域战略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4.2 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 发展低碳经济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过政策的作用力,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华传统之文明承载于现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构建低碳视域下的文化价值观,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文化政策的优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弘扬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摒弃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对低碳文化的传播。
4.2.2 完善低碳经济制度
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制层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完善产权制度,确保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激励并扶持低碳技术开发[6]。发挥市场机制效率,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排污权交易。完善相关制度的执行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执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实到位。
4.3 增加低碳区域政策为基本政策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差异性较大。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注重不同区域低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并给予倾向性政策。例如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但矿产资源贫乏,应重点制定扶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的优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经济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对石化类能源依赖性较强,应突出制定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寻找低碳经济增长点。
4.4 健全基本政策目标和具体政策内容
4.4.1 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能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点是促进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高现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支撑产业,为低碳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 低碳产业政策
低碳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新兴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低碳农业政策、低碳工业政策、低碳服务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业生态化[7]。
4.4.3 低碳市场政策
低碳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保障低碳经济领域的公平准入,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并维护低碳市场秩序进,而引导市场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低碳财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价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建立低碳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财政、税收、信贷和转移支付等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9]。
4.4.4 低碳消费政策
低碳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意识,优化低碳消费结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政策、绿色消费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引导低碳消费,培养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费行为,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
4.4.5 低碳技术政策
低碳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技术政策、节能减排技术政策、碳吸收技术政策、技术合作政策、标准与指标制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发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术,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术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技术改造,开发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开发碳汇潜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标准、碳交易过程中的碳预算和碳分配标准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4.4.6 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内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励政策、低碳约束政策、低碳试点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制定低碳激励、约束、评价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开展低碳试点。
4.5 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不仅在纵向政策方面上下衔接、相对完整,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我们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产业政策、市场政策、消费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政策和区域政策中就应该有相适应的政策与之协调配套,这样才能使能源政策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来,而其他政策没有与之配合,则会出现政策体系的“短板效应”,使这项能源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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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服务业的金融业高速发展，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逐渐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典型事实。金融集聚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多从金融集聚的动因、效应等方面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有少量文章研究产业集聚或产业竞争力与政府行为，但鲜有文章在金融集聚的实证研究中考虑政府行为因素。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金融集聚的研究普遍强调运输成本、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等因素，金融机构在一系列动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间集聚，能够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1]对于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2]，其中对“历史事件”具体包含的内容没有说明，这促使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在中国，政府行为触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政府能对金融集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当然，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有利有弊，在广东省范围内，政府行为是否会对金融集聚产生影响？如有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引入金融集聚研究中，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为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具体分支，随着对产业集聚研究的深入，金融集聚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逐渐从金融集聚的内涵、动因、集聚效应和形成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Krugman（1999）[3]提出由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张力，使得两个对称区域分化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建立“中心―外围”模型来解释集聚中心城市出现的过程。Gehrig（2000）[4]则将影响金融集聚的因子分为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为金融集聚的内涵与动因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产业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方面，Young（2000）[5]明确指出地方政府支出即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产业集聚很重要的因素。受新贸易理论启发，新经济地理学提出“集聚租”的概念。Baldwin和Krugman（2004）[6]研究产业集聚与税收协调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创造“集聚租”，集聚中心在不减少资本的前提下可以比外围区收取更高的税率，也可以设置一个更低的税率，使得外围区失去对聚集中心产业的吸引力。因此，集聚租能显著地促进产业集聚。日本学者AkiyoshiFurukawa（2010）[7]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使用区域再分配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方式，地方政府能够促进当地产业集聚。国内有关研究大多得出了政府行为会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结论。冯文娜和杨蕙馨（2007）[8]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对政府策略选择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论表明：政府积极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在为地区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何震（2011）[9]通过建立金融聚集和政府行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北五省的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空间计量视角下的金融集聚研究方面，任英华和徐玲等（2000）[10]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李红和王彦晓（2014）[11]基于1995―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改进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及其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带来人才、资本和稀缺资源的集中，不但没有产生拥挤效应，还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在邻近城市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在我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并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12]虽然有学者从空间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研究，但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中，不论是博弈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在某区域的空间相关性的研究不多。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13]因此，在建模研究某区域内的金融集聚时，必须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另外，金融集聚现象有产业集聚的一些共性，也存在自身的特性。金融集聚受政府行为显著影响，对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关于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关系的分析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空间范围，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方面，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代替传统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考虑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另一方面，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研究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时，将政府行为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拓展分析视野。
三、假设的提出
综观世界各国产业集聚的发展历程，政府行为的作用都十分突出。Demurgeretal.（2002）[14]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Kanbur和Zhang（2005）[15]试图寻找在过去50年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发现了政府扶持和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政府行为定义为：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做出的对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一切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总称。在本文中，立足金融业集聚所具有的特性，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支持、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一）对外开放水平
通过加强出口贸易的方式可以扩大地区的市场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更大，金融集聚度更高。Brulhart和Koening（2006）[16]对5个中欧和东欧国家（CEEC）加入欧盟后的内部工资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考察，发现对外贸易开放对这5个国家内部的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袁冬梅和魏后凯（2011）[17]实证表明出口与外资流入是促进我国产业区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外资流入对产业集聚的正向作用显著。可见，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吸引金融机构集聚，特别是在珠三角沿海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对外开放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财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对各类企业给予的研发资金支持，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当前竞争环境下，为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类机构必须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政府研发资金的投入可以减轻金融机构研发资金的筹资压力，各类机构通过科研资源的合理投入来提高其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社会保障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及收入差异等社会公平问题造成限制地区发展的安全隐患。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何震（2011）[9]认为政府行为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公平度，并据此建立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新疆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本文选取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并认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稳定有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3：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政府干预程度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干预过度则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师傅和沈坤荣（2013）[18]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经验分析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认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可见，如果政府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或许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提高。因此，本文预期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面影响，提出假设：
H4：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具有负向影响
四、模型的构建与实证检验
（一）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现有文献中，新经济地理学学者已经对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和研发溢出等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这基础上，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说，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及政府行为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LQit=β0+β1NGEit+β2GOVit+εit（1）
其中，LQit表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产业的区位熵，β为回归参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NGE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和研发溢出。GOVit表示政府行为因素，包括对外开放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保障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
（二）变量说明
1.金融集聚LQ
本文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系数来反映地区金融集聚程度，区位熵系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LQit=（Fit/Ft）/（Pit/Pt）（2）
其中，Fit为第i市在t时刻金融业总产值，Pit为第i市在t时刻总产值，Ft和Pt分别为t时刻的广东省金融业总产值和总产值。
2.市场规模M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市场规模被认为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内企业数量越多，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产业间“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促进发展，不断吸引更多新企业的进入，促进该地区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参考金煜等（2006）[19]对市场规模的计算，使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占广东省企业总数量的比重来衡量。
3.消费需求C
若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加，会促进该地区金融机构的繁荣，吸引新机构进入这一市场。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使用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之比来度量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
4.研发溢出R
研发溢出包括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研发溢出越多，给地区内企业带来越强的正外部性，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促使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进入。本文采用吴玉鸣等（2008）[20]的方法，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比值越高表示溢出效应越大。
5.政府研发资金投入GR
许多文献中测量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方法是计算某行业的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在本文中，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采用广东科技统计网公布的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来表示。
6.对外开放水平GO
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用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计算对外开放水平。
7.社会保障水平GP
本文采用何震（2011）[9]建立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通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失业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8.政府干预程度GI
政府的财政投入包括必要投入（如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和非必要投入两部分，必要投入属于非生产性支出，是社会消费支出，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对经济产期发展的支持，非必要投入则表示地方政府的干预。本文借鉴丁菊红和邓可斌（2007）[21]的方法，利用公式（各地区财政支出-各地区科教文卫支出）/各地区GDP计算政府干预程度。
[BT4]（三）数据来源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使用的样本包括广州、深圳、佛山、汕头、惠州、东莞等广东省21个地级市。研究时段选择2006―2012年共7年。各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财政统计年鉴》及广东各市统计年鉴。运用的软件为GeoDa。
[BT4]（四）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检验广东省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DistanceWeight），计算各年的MoransI指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各年份的MoransI指数值都大于0，除2007年外的P值都小于0.1，Z值大于0.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65。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现象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广东省金融业的发展在空间分布上趋于集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为直观地表示2006―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趋势，用R语言绘制图1如下。
从图1中可以看到，除了2006年数值较高外，2007―2012年广东省MoransI指数变化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说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在空间上存在正自相关关系，且关系越来越明显。
[BT4]（五）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过MoransI指数结果表明广东省金融集聚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为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还需要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LMerr和LMLag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lnLQit=ρWLQit+β1lnGOit+β2lnGRit+β3lnGIit+β4lnGPit+β5lnRit+β6lnCit+β7lnMit+εit（3）
式中，ρ为空间回归相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空间距离权重矩阵，比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一定范围内某地区与不相邻地区之间的影响，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BT4]（六）SLM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SLM模型设定好后，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通过Geoda软件输出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因素中C、M的系数均为正，但不够显著，反映是消费需求与市场规模对金融集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可能由于指标设计或其他原因使这种作用不明显。与预想结果相反的是变量R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研发溢出对金融集聚程度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与先前的许多文献实证的结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对研发溢出指标的设计。本文选择各地区专利批准量占全省的比重计算研发溢出水平，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无法获得地区金融业的专利批准量，其他专利批准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或许挤占了金融业研发溢出效应。另外一种解释是，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资助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22]，政府资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价格，从而提高了企业研发的成本，企业研发支出的减少导致对于专利申请的积极性降低。
从政府行为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GO、GR、GP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较为一致。另外，GI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有负向作用，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一致，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业发展受限，金融企业缺乏充分的自主权，影响了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也证明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说。
总体来看，除了研发溢出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产生积极影响之外，市场规模为金融业发展提供基础，消费者需求的增加促使金融业的繁荣，政府促进开放水平，做好社会保障，对各类企业给予研发资金支持，同时不过度干预企业的发展都能有效地提高金融集聚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新经济地理学派主要从知识溢出、技术溢出、规模经济等方面探讨产业集聚的成因，很少从政府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因素、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提出假设，对外开放水平、政府研发资金投入、社会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预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水平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干预则产生负向影响，并运用2006―2012年广东省各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由此发现：
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消费需求和市场规模对广东省金融集聚有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各种新经济地理因素发挥作用。比如，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自主创新，开发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费者投资需求；建立完善的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并借此撬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金融业务，扩大市场规模。
对外开放对促进广东省金融集聚有正向影响。广东省为沿海地区，广东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双轮驱动将进一步将推动广东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金融领域将作为广东省对外合作开放的重中之重，省内各地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吸引外资，还要吸收高新科技，促进金融产业的集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加大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发挥R&D投入的杠杆效应。通过对2006―2012年广东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数据分析，深圳从4.43%增加到9.21%，增长波动最大，对应其集聚水平也最高；其次是东莞和广州，与之对应，广州的集聚水平位列第二，东莞各年平均集聚水平位列第四；最小的是云浮，其集聚水平较低，其他地区的政府科技拨款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政府研发投入作为杠杆，形成全社会R&D投入的多元集聚，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聚。
篇4
关键词：经济政策；交易成本；选择
作者简介：马婧婧(1984－)，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010－03
收稿日期：2008－09－10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系列经济政策选择的过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2001)把经济政策分为三类。社会选择指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对应“宪法层次”的政策选择。经济政策选择指经济运行层面上的政策选择，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中国宪法已经比较稳定，其修改已经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也已经做出。当然，在这些方面仍有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而随着中国基本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当期选择的发生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也不断提高。那么，无论从过去而言，还是从未来来看，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怎样的性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表面现象来看，它是一些政策决策者行为的结果。然而，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决策者的行为会受到大众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经济政策选择的性质呢?不少学者强调其决策本质，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2004)将经济政策制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决定，本文就分析将经济政策选择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理由。
一、交易成本的构成简析
交易成本思想萌芽于科斯，在Willianmson(1979)那里发展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节省成本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是经济组织最优的选择。然而，科斯和Willianmson所关注的对象并非一般性的经济政策，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或许可以把企业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政策，然而，企业的投人一产出关系相当明确，而一般性经济政策和政策的产出则难以衡量。所以，把交易成本思想用于分析政策选择问题还需要关注点的转换。
交易成本经济学接受了现代决策理论之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动机、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它们通常只满足于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而不是最优效用水平(slmon，1955)。由于行为的有限理性性质，无法通过签订完整契约保障交易，因而在许多情形下，交易各方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败德行为就会产生。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交易双方就会存在相互信任，行为也能够得到协调，契约并不重要。然而，机会主义使签订契约变得极为重要，从而引起如下成本：(1)达成协议的成本；(2)实施协议的成本；(3)终止协议的成本。
上述三项成本构成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里都不存在。没有这些成本，即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成立。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产权的配置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是不重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了科斯的观点，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但产权不重要，契约形式也不重要。
所谓契约，并不仅指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广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市场和企业组织模式都被看成是契约，企业形式的变动也被看成是用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科斯探讨的市场向企业的转变或企业向市场的转变，也是契约的转变。任何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转变。正是由于对契约的这种解释，交易成本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经济学得以合流。
任何种类的契约都与一定的达成协议成本、实施协议成本和终止协议成本相对应，而且这三种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密切相关，随它们的升高而升高。因而，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程度和交易频率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契约与交易成本的对应关系，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往往不同。所以，通过转变契约形式，可能节约交易成本。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最优的契约形式就是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形式。众所周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都是严厉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但从方法上看，研究最优契约与研究消费者最优选择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研究最优契约一般要假设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
二、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
(一)经济政策选择的决策本质
经济政策决策是在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抽象地看。经济政策选择与消费者选择有很多相似点。例如：它们都是主体选择一些合适的工具性变量；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选择呢?当然，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数学上与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一样的，它们的数学本质都是数学规划。由于这种相似性，前者确实可以对后者有启发。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理性偏好定义为消费品数量空间中的序关系。所谓理性偏好，即序关系的完全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全性指消费者对消费可行集合中的任意两个消费组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指当涉及三个组合时，其相互关系不能与仅考虑其中两个组合时的相互关系相矛盾。自反性是涉及一个消费组合时的一个要求。消费者行为理论就建立在偏好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那么，从数学上看，经济政策选择确实可以与消费者选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然而经济政策选择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同于消费者选择。最重要的有两点：(1)经济政策选择中存在委托关系，而消费者选择中不存在(Dawid et al，2008)；(2)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将强烈影响他人福利。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文献通常把经济政策看作公共品。可是，公共品本身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论。例如，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因而不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其供给问题。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又存在差别，那么，经济政策选择的科学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我们必须为每一种政策“赋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政策的“交易成本”。
(二)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方法
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按照重要性递降顺序，经济政策选择的主体有立法者、行政人员和选民。他们的作用大致是：
立法者代表选民安排辖区的基本经济政策；行政人员则以实际行动维护经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对选民的行动施加必要约束；选民则通过选举对立法者，进而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这三种主体的选择都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说，都会影响到他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们为公共选择。
经济学首先对选民的集体选择做出了创造性分析，典型地反映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一系列结论中(罗云峰等。2003)。但是，集体选择理论假设选民的决策外生给定，实际上并没有研究每一个公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集体选择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而且，既然集体选择不过是通过投票对选民偏好进行加总，集体选择的结果就一定是某个选民的决策。通过理解这个选民的决策，我们同样能够得到集体选择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揭示了研究个人决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理解个人决策不但是理解公共选择的基础，还是理解集体选择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选民、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在决策行为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可以用个人决策模式来分析。个人决策模式假定个人在决策时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
(三)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根据以上定义和假设，我们以司法部门为例来说明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1、立法成本(达成协议的成本)。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为立法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立法首先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带来明确的净收益的立法才是正当的。然而，为估计立法后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调查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2)私人参与立法的成本。立法决策即使不影响经济效率，也会影响相关方的经济福利，因而私人拥有参与立法的愿望，即使必需消耗他们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因而他们指望这可以由政策租金来补偿。(3)模糊立法的成本。如果私人参与比较活跃，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就比较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模糊立法才是可能的。模糊立法将增加行政执行人员按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创造出寻租机会。这些可能都会直接耗费资源，或者扭曲资源配置。
2、法律执行成本(实施协议的成本)。(1)选择执法者的费用。法律制定以后，需要合适的执法者才能发挥善法的功能，同时抵消恶法的不良影响。但正如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由于不完全信息，没有办法保证总能得到合适的执法者。(2)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的费用。司法部门的年度预算，包括司法人员的工资，都属于执行法律费用的范畴。为了使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财政必须提供充足的办公经费，并使司法人员能够得到体面的收入。如果执法者的收入不高，逆向选择就会起作用，结果执法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趋于降低。这会加大法律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3)防止执法人员败德需要监督费用。无论经济政策如何严密，败德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司法监察、上诉、抗诉等引起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监督费用。(4)立法者与选民因执行人员无法完全执行法律也遭受损失。
3、法律转换成本(终止协议的成本)。在所有国家中，任何一个根据既有游戏规则掌握了公共部门权力的人都有权使用公共权威。然而，今天的当权者可能明天就会被其他拥有不同甚至相反利益的当权者取代。新当权者可以合法操纵其前任安排妥当的任何政策和组织结构，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完全摧毁它们。有时，同一当权者在一夜之间也会发生偏好的逆转。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所有可能的法律转换中，错误的财产权法律转换能够让社会承担最大成本。诺思(1994)令人信服地论证了17世纪欧洲国家由于不同的财产权，特别是国家的征税权而经历的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
三、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数学表达
在明确了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可以分析经济政策问题的数学表达。仍以立法机构的经济政策选择为例。与立法、执法和法律转化相关的经济政策选择包括如下方面：(1)人力和物力的获得、分配和使用；(2)制定法律；(3)向执行机关授权；(4)控制执行机关；(5)监督执行机关。经济政策选择是要就每一方面的经济政策都作出安排。为了完成这些安排，立法机构需要必要的政策工具。每一种工具能够不止用于一个经济政策安排，但有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有利于处理某些类型的经济政策安排。当然，对于每一种经济政策安排，立法机构会尽量利用最合适的工具。但是，如何定义最合适呢?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立法者选择那些最适于处理所面临交易问题的执行安排。更准确地说，立法者从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安排中，选择那些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政策安排。霍恩(2004)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立法者怎样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假设立法者只面临立法决策费用(LC)和费用(AC)，且只能改变向执行进行委托的程度(D)。增大委托程度D，将使费用增加但减少立法者的决策费用。如果我们假设费用的变化是D的线性函数，即LC=－nD，AC=vD，那么交易成本
y=LC+AC=(－n+w)D
如果n=v，无沦D在定义集合中取何值，交易成本恒为0，这时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种均衡选择，这意味着委托程度可以是任意的。但一般而言，n与v不会总相等，所以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均衡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如果n＞v，即委托引起的决策费用减少量大于委托引起的费用增加量，那么D应该取定义集合中的最大值，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这时总的交易成本为负值，其含义是通过扩大委托程度，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反之，如果n＜u，那么D应该取0值，即只有不委托，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
交易成本经济学自以为它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而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缺乏时间、缺乏经济政策或假设经济政策为既定。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只注意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表面问题，忽视了它的强大的工具价值，比如，上述霍恩的例子可以一般化为minLC(D)+AC(D)，LC′(D)＜0，AC′(D)＞O。下面，我们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表述上述交易成本最小化思想，这当然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内容的重新解释。然而，能够对它赋予新的解释本身就说明这个理论的开放性和有用性。这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十分流行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设立法者个人偏好和各种机会成本不会变化。立法者试图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安排获得一定的效用。例如，通过设立刑法来保证社会安全达到一定的水平。又如，通过设定税收经济政策来为公共活动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为了建立起这样的税收经济政策，立法者有一些工具可以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可以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工具。设经济政策工具集合X，x=(x1，x2)∈，其中x1，x2分别表示两个经济政策工具，例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设立法者于经济政策安排中得到的效用服从u(x1，x2)，设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别为常数P1，p2。决策者试图寻找最优的x，以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于是，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表示为在达到一定效用水平的约束下，使政策安排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minC(p1，p2，x1，x2)
s，t，u(x1，x2)=u0
这与标准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静态比较分析了。
四、结论
1、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政治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探询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基础。但是，他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经济学表现出具有吸纳其他各种理论的能力，因而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
2、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评估任何一个理论的价值，不是看它没有做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重新发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结构，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鸿沟。
篇5
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促推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抢占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一、理论依据
金融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产业政策。金融倾斜又可以分为自然倾斜和人为倾斜，自然金融倾斜是由于金融业作为服务产业，其存在是依托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金融业的发展选择必然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或者说金融集中发展区域必然是一个经济发展层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与经济相生相伴的金融产业也往往是相对落后的。因此，作为国家支持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选择人为金融倾斜的政策可能更符合国家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本质上属于产业发展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在把某些优惠政策措施应用于某一区域后，由于金融业的弥散、渗透功能，金融业对区域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企业经营运作都发挥了其作为资本聚、散纽带的资金配置职能，同时提供了资金与效率的支持。
在区域金融倾斜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金融业牵涉的面广，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极为谨慎。目前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者是银监会，考虑到金融的风险和监管的困难，在区域金融倾斜上，很少见到针对某一地区特点的金融扶持政策。虽然央行可以在政策性金融领域发挥应有的对区域经济的支持作用，或者可以在区域的宏观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政策，欠发达省区可比发达省区低若干比率，用以增加货币供给，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更快速的发展。然而由于政策性金融的局限性和金融政策出台的谨慎性，市场化的发展需要市场化运作的金融体系。因而央行与银监会在研究制定金融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地区性金融特点，在深入研究区域地方经济特点基础上，制定针对地方特点的金融业务和风险监管活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立专门性质或以某种业务、功能为主的区域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是以经济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以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资金融通和聚散的枢纽、货币金融业务的汇集和转口地。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需要有一个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外，还需具备优良的经济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市场发育健全、金融人才资源充足等条件。
区域金融中心定位从中央的角度上看更多体现的是微观层面的目标，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中心的清晰明确的定位对其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定位上：一是区域定位。在金融中心的服务区域定位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战略步骤：首先确立中心城市，然后再在稍大范围内的区域建立金融集中区。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寻求更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在全国的城市区域分工中确立自己有利、合适的位置，再进而确定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的主要服务方向。二是金融业务定位。一个功能业务全面的金融中心包括建立地区性融资、投资、产权交易中心以及地区性商业银行等等服务于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潜力产业。区域金融中心建立之初其金融业务定位应更倾向于先建立专门领域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考虑首先建立一个功能全面包含广泛的金融中心。三是金融功能定位。金融功能包括金融的外部效应和金融体系的内部效应，其对经济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是金融体系整体对经济与社会的总体相协调、适应、吻合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体现在它的配置功能上，其功能已经辐射外化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因此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应逐步有所扩大，可以考虑发展金融业成为地区性的支柱产业之一。四是区域金融的结构定位。在既定的银行主导融资环境下，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必然导致优势企业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一方面大量企业又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局面，因此必须在这个银行主导融资的环境中，先建立深刻熟悉和掌握地区经济特点的区域银行，建立地区信用融资模式，以扶持本地区支柱和潜力产业为发展目标，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再发展到市场主导主导融资的结构模式。
二、实践与建议
近几年，兰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出现了积极变化，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机构不断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质量，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积极稳步推进，商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逐步规范。地方金融机构通过深化改革和综合治理，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出现了积极变化，资本充足率提高，资产质量明显改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面清理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风险得到有效化解，资本市场发展进一步规范。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构建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实践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打造一个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实践中，在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金融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我国，金融资源的聚集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兰州投资拉动增长特征明显，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与银行贷款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不仅为项目融资规模扩大开辟了新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发达地区。打造兰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就是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挑战，努力掌握金融资源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把金融作为重要抓手，有效突破加快发展的资本瓶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要求，做大做强石化、有色、冶金、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活跃的经济群体就是中小企业，他们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催生新兴产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打造金融中心，就是为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强力推动金融与工业的互动发展，通过金融资源的快速积聚和集中，带动并促进工业企业和工业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发展。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金融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励支持金融业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此，必须做到：宏观层面：一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兰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战略层面；二是成立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协调小组，加强组织保障；三是规划先行，推出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四是立法推动，加强法律保障。微观层面：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金融人才中心和金融灾备中心，完善金融市场诚信体系；二是吸引和培育金融机构，制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兰州银行等本土金融机构；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设立有色金属商品交易所，扶持低碳企业上市、发债；四是创新金融业务，开展装备制造业投融资、碳权质押贷款和金融服务外包等业务。
参考文献：
[1]李波.武汉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j].长江论坛,2004(4).
篇6
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的伦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903 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当中。摩尔伦理思想体系中有三个方面的观点对凯恩斯的影响较大。
1. 传统功利主义的逻辑谬误
对于伦理学，摩尔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善?我们应该怎么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所有伦理学研究的根本。对于第一个问题，摩尔认为善是单纯的，独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试图将善定义为快乐，没有认识到善本身的内涵，没有区为善与善的事物，将作为目的的善与作为手段的善混为一谈，导致了逻辑上谬误，这就是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还认为，传统功利主义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其论证过程也存在着逻辑缺陷。
2. 遵守传统道德和经验概率论
伦理学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伦理学的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摩尔借用了经验主义的结果论。摩尔认为，探究我们应采取哪种行为，或者哪种行为是正当的，就是探究某行动和某行为将产生哪种效果，如果不利用因果归纳，任何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都不能予以解答。行为的正当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正当的行为应当比其他行为能够产生更多的善。摩尔指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围绕着如何最大化善而进行，但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我们不能对当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有全面的预期，我们不能期望发现什么是在已知条件下可能最好的选择，而只能发现在极少数几种选择中，哪一个比其余的好一些。因此，人们有必要遵守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如汝勿说谎，汝勿杀人等。这些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般性的指导，而且遵守这些规范和法则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比不遵守要好。其他诸如尊重个人财产权、勤勉、节欲、守信等，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身是善的，而且也是最大化善的手段。
3. 伦理学体系的构建与方法
在新伦理学体系的构建方面，摩尔认为全部的伦理学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类：(1)研究什么是善的伦理学本原问题;(2) 研究哪些事物就其本身为善的伦理学理论问题;(3) 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善的实践伦理学问题。第一类问题的研究依靠人的直觉，是伦理学的本原问题;第二类问题涉及价值判断，即判断哪些事物是内在善或是目的善，哪些事物只是工具善或手段善第三类问题是寻找我们应当怎么办?的具体答案，摩尔论证了经验主义结果论的科学性和遵守传统道德的必要性。在涉及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时，摩尔指出，功利主义等自然主义谬误的伦理学，它们倾向于将伦理学看成是一门经验科学或者实证科学，因为它的各项结论全都能够运用经验观察和归纳法来予以建立。
二、摩尔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经出版，就在剑桥大学的秘密学社布鲁姆斯伯里(Broomsbury)和信使学社(Apostle Society)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里根(Regan)和利维(Levy)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摩尔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的先知，对青年的凯恩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凯恩斯在1938 年回忆到：对我们这些在1903 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在凯恩斯看来，摩尔的著作比《新约全书》和柏拉图更胜一筹，因为它从不耽于空想。它传达出了摩尔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见识的纯粹和饱含激情，他的从不空想和从不斧凿，这些都让凯恩斯着迷，他觉得没有理由放弃《伦理学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觉。
正像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对于摩尔的伦理学，凯恩斯终身奉为圭臬。那么，摩尔的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1. 经济行为的动机不是功利主义计算
凯恩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写作受到了来自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两方面影响，这使我们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我们已把享乐主义抛出窗外，又放弃了摩尔那些很成问题的利益计算，从而回到现实中来，因此，我们成了这一代人中最早，也许是唯一摆脱了边沁传统的人，实际上，把经济标准奉为圭臬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计算在破坏着大众的理想。显然，摩尔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使凯恩斯摆脱了功利主义的束缚，也使凯恩斯对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怀疑。理解凯恩斯对功利主义的背离是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关键。首先，在微观经济理论上，凯恩斯没有将局部均衡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比如在分析储蓄时，他认为人们进行储蓄可能有八种动机：防范未然、有远见、谨慎、追求进步、寻求独立、事业心、自豪感、贪财;在分析消费行为时他又指出有六种动机：享乐、短视、慷慨、不谨慎、虚荣、奢侈;在分析流动性偏好时他总结出四种动机：收入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
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微观分析并没有将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或是快乐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而是更加注重其他各种非功利动机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使得凯恩斯的微观经济理论更加切合实际。其次，在宏观经济理论上，凯恩斯也没有将一般均衡作为其经济理论的分析目标。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状态是功利主义效用最大化分析的最终目标。但凯恩斯并不承认这种市场全部出清的一般均衡状态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工资刚性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总是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尽管凯恩斯经济学中的确存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分析，使得帕延金等经济学家一度认为，《通论》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第一次实际应用。但对这一观点，贝特曼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说：就算凯恩斯在《通论》中有均衡分析，但这种均衡并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应当说，正是凯恩斯认识到了功利分析的不现实性，认识到了均衡分析的局限性，才着手创作《通论》，以便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修改。
2. 经济理论可以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道德的约束
作为教条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凯恩斯似乎不愿意全盘接受摩尔的观点。他说：我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如果将这里的信仰理解为作为目的的善终极目标，道德是作为手段的善外物与中介。那么，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凯恩斯，在目的和中介间权衡时，必然会为了目的而适当地放弃中介，认为传统道德只是不必要的东西。正如凯恩斯自己的宣言：我们完全否认个人有遵循普遍原则的义务，我们主张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经验和自制力正可以胜任这一切。
这是我们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护着它，我们拒斥那些传统的道德，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智慧，我们不承认有什么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也不准备顺从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们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凯恩斯将保守观念和传统道德视为陈腐的智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实现了对这些陈腐的智慧的背离。首先，在《通论》的开篇，凯恩斯就对以马歇尔、庇古和埃奇沃思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宣战，他指出：我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他的就业理论、利息理论和货币理论实现了对古典理论的全面背离，使得传统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前提的均衡就业理论，均衡利息理论和货币数量论不再有效。其次，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也实现了对传统道德的背离。在凯恩斯看来，解决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理论的目标，而节俭的美德和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只是中介和外物，是不必要的东西。
3. 直觉概率论与长期经济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不仅反对遵守传统道德，也反对为传统道德辩护的经验概率论。为了反驳经验概率论，凯恩斯在1904 年就著有《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并于1921 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伦理学专著《论概率》。在该著作中，凯恩斯借用了摩尔的手法创造了他的直觉概率论。凯恩斯认为，概率不是由经验获得的，而是一种和善一样的抽象的、不可分析的事物，是一种人们直觉上，或心理上自明的概念。他说道，对概率进行准确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能在一定的理性信念基础上确定概率关系的可靠程度，试图通过简单的概念来分析繁杂的概率关系是不可能的。概率既然不能准确定义，那么就只能依靠直觉进行感知。凯恩斯指出：如果我说行为A 发生的概率大于行为B，我并不是断言A 一定会比B 发生的几率高，而是说我对A 发生几率高于B有更多的证据，这种证据可以是经验，也可以是理性的分析，还可以是直觉。在凯恩斯看来，概率只是人们预期的数字反映，概率本质上是主观的判断。客观经验可以为主观概率提供参考，但由于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经济现实在空间上不存在同质性，在时间上不存在重复性，因此经验概率在逻辑上存在不可靠性。在20 世纪80 年代，当宏观经济学转向不确定性和理性预期的研究时，凯恩斯关于概率的论述一度成为研究的焦点。凯恩斯的直觉概率论对他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明确的影响，这一点集中反映在《通论》的第十二章当中。
在这一章中，凯恩斯详细考察了资本的长期预期状态，他认为在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估计时，人们主要依据的是信心状态和人的本能，这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对于经验知识，凯恩斯认为是极端靠不住的对于统计学的数学期望值，他驳斥道，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数据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并不构成充分的根据来计算出正确的数学期望值。同时，对直觉概率论的信奉使得凯恩斯形成了长期经济不稳定的观点。在凯恩斯1937 年反对其批评者的论文当中，凯恩斯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他说：确信无疑的是，市场的投资总额无时不发生剧烈的波动，因为它所依赖了两个因素(预期的利息率和预期的资本收益率)都没有稳定的基础，且两者的波动也不存在着相互抵消的倾向。
4. 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
摩尔对伦理学体系的划分也为凯恩斯提出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经济行为，而作为社会向善论者，每个人的行为正当与否就取决于其行为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善或福利的增加。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学就是属于实践伦理学的一个分枝，其研究的内容就是分析何种经济行为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科学。在凯恩斯1938 年批判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的文章中，凯恩斯就重申道：我再一次郑重的强调我的观点，即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曾说过，它是研究人类内省和价值判断的，现在我认为还要将人类心理的动机、预期和不确定性加入其中。我们必须对经济学将事物看成是不变且单一的观点表示坚决反对。
在这里，凯恩斯将人类的内省和价值判断而非传统的财富或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并明确了经济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否定了经济学寻求价值中立的假设。根据戴维斯的研究，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道德科学这一想法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凯恩斯在其1904 年的论文《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即人的行为只受自身经验反思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并无多大关联。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道德科学这一主张，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更加强调人的本能和情感，而将人的理性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凯恩斯指出：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源于动物的本能，推动社会的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则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以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感情和机缘的地步。其次，凯恩斯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过度应用。凯恩斯承继了马歇尔的观点，相信数学在检验思想时是有用的，但决不能用来思考问题。同时，凯恩斯终生对建立在脆弱逻辑基础上的相关系数采取保留的态度。再次，凯恩斯坚信经济学和道德科学一样，直觉在经济学推理中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的直觉应当和艺术家的直觉一样受到尊重，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艺术，也一直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
三、对凯恩斯学用摩尔伦理思想的评价
摩尔作为剑桥大学的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思想对剑桥学派的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凯恩斯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青年时期的凯恩斯也是剑桥学派的学者之一。凯恩斯将摩尔的伦理思想娴熟地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创新的一大亮点。首先，摩尔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批判，引发了凯恩斯对建立在传统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其次，凯恩斯部分拒绝了摩尔的伦理学思想，接受了摩尔的信仰而拒斥了传统理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没有遵循传统理论的必要，经济政策也不必遵循传统道德的约束，经济学家应当根据经济现实的是非曲直加以实事求是地分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做出的判断，这为凯恩斯创造新经济理论提供了伦理支撑。再次，摩尔关于行为伦理学的界定，使得凯恩斯将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强调经济学对于人的内省和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注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分析，这使得凯恩斯发现了经济学的三大心理定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通论》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摩尔的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确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我们在肯定凯恩斯受摩尔伦理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由此为自己的经济学革新提供伦理支持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建立在摩尔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时代局限性。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大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实现蜜蜂的寓言所描绘的繁荣景象，资本家极端的功利主义计算侵害了社会利益，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矛盾日益恶化。此时，凯恩斯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有利于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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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金融是指将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益。此过程中不但涉及到经济制度的改变还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结合中，由于风险的承担和利益的共享，还会涉及到人事上面的结合。由于各个国家经济政策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只有在发达国家中产融结合模式的发展态势较好。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相关的金融制度都得到了发展，但是我国的产融结合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而产融结合的快慢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
1.企业金融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无论是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从理论研究来看，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结合都会对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带来益处。企业的竞争力的高低在企业的发展和不断壮大方面意义重大。另外，由于我国市场调节力度不断完善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市场形式不断产生，所以，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同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2.企业金融有助于完善企业与金融的结合
企业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结合可以实现金融机构各个部门的相互协同，加强资源共享并且通过减少市场风险与生产成本的方法来较少资源消耗。生产出更多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与金融业的正确结合，实现了双方的共同发展，进而降低了风险与资源的损耗的可能性，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
3.企业金融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企业金融可以通过充实金融资本的方式来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另外，企业金融能进一步优化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提高了市场经济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企业和金融业的相互结合，现了互利互助和共同发展，有助于经济效益的增长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
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和完善我国的市场调节力度，也增强了对各种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这一举措使得我国的市场形势变得多样化，并且大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并且我国在这方面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等方面还不健全。我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发展还不成熟，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也展现出很高的局限性。加之我国没有成熟的监管体系，所以金融风险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1.导致企业面临多元化风险
企业金融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相互结合，如果企业在还没有发展到完全适应多元化经营条件的前提下就开始大规模扩张，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资金被分散到各个行业。造成的后果就是会影响企业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影响企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金融行业，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会使企业面临严重的金融风险，可能严重阻碍企业的长足发展。
2.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独立性
对于风险频发的金融业来说，企业想要对风险的发生和规避有良好的控制的话，它就要在经营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但是在企业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因素都会对企业金融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3.加大金融市场风险
企业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原有关系。企业金融的快速发展导致市场上很多不正当交易的产生。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企业所遇到的实体经济类型或者金融类业务的类型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风险管理策略
建立快速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是具有高风险的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能否制定出合理的相关策略也对企业的正常发展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意义重大。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主要包括科技水平高低、管理方面的强弱、市场需求、产品质量、企业规模、企业的信誉和形象以及经营者的素质等几个方面。那在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方面就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风险管理策略。
1.完善政策和制度
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能为企业金融带来法律保障，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带来的消极影响。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首先督促企业开发和利用高效的融资方式；其次，加大对金融市场的要求和标准，尽最大可能减少和避免风险的产生；另外，加大企业内部的监管力度，对金融机构内部出现的违规现象进行制止和做出严格的惩罚。从根本上降低风险发生几率。
2.规范企业的金融化进程
在我国想要创造具有规范性的金融市场的话，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还要对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的执行。这样才能创造具有规范的法制化的金融市场；另外，需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制度保障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
3.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另外，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能加强与国际间的合作。有助于建立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合监督管理机制，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危机风险的解决大有裨益并有助于风险的规避。促进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不仅要面临来自国内的各个方面的竞争和挑战，更是要接受来自国际间的压力和竞争。企业间的竞争力也是愈演愈烈。笔者主要从完善政策和制度、规范企业的金融化进程和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这三个方面来管理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企业金融的发展也像是把双刃剑，能够加快促进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则会给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企业针对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能否制定出有效迅速的防范措施，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梁寒冰 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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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 经济 发展 平台
一、浅析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
（一）什么是移动互联网经济。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出售产品以及服务的网站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了像当当网或者亚马逊等主要以网络营销为主的网站，也包括了像阿拉斯加航线等传统的网上公司。这些网上公司的业务很大一部分在互联网上进行，例如Ebay这样的电子中介商或者是互联网经纪人都是通过使交易的双方来起到催化作用的。整个互联网的经济是包括基础的设施和应用者以及电子中介商等各个方面，并不是单一的集合体。互联网经济涵盖着互联网产生的所有收入的公司，实际上互联网经济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说的，新经济和旧规则的概括了到目前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能够应付互联网经济带来的所有挑战。
（二）移动互联网经济指标及其规模。
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够准确的定义移动互联网经济，怎样估算移动互联网经济成为了主要的困扰。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上面，美国领先了全球走在了最前列，根据美国权威大学电子商务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示，在一九九八年互联网带动了一百多万的就业岗位，大大的提高了就业率水平。我们可以将移动互联网经济看做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网络组合而成，这个具有一定体系规模的网络当中包含着运行硬件，网段设计者以及网段运行者等多个角色组合而成的一个能够进行电子商务的公司。互联网实际上是有一个自身的结构层次的，在这样一种结构模式下，那些与互联网经济有关的公司有关的分类把互联网经济的指标分成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互联网经济基础的设施指标。这一个层次是由构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总收入及其雇员构成的。这一个层次里包含了光纤骨架以及提供电信，互联网拨号等使用者入网的设备的企业。当然这一个层次中也包含了其他能够为互联网付汇功能提供硬件设备的制造商；第二个层次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指标。这一个层次主要是由电子商务应用，多媒体应用以及能够令网端可以形成数据单元的公司总收入以及雇员组成的。这个层次是的在线电子商务的交易变为可能；第三层次的指标是移动互联网的经济指标。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经纪人通过互联网使交易双方的交易变得更加的容易，能够为公司的效益做出贡献。在线旅游人以及互联网广告人都属于这一层次；第四层次的移动互联网经济指标是属于互联网向消费者或者公司提供销售或者服务。移动互联网的经济指标反映了互联网有关的经济活动和收入。
当今移动互联网的电子商务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出很多，一千多亿美元的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收入要比过往高处许多。互联网经济已经可以和传统的产业相比较，在过去的五年来，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工作者人均收入高处同行业的百分之六十。例如美国的汽车工业制造零部件的工人就有上百万，创造出了两千四百多亿美元的价值。移动互联网经济本来就是世界上最为很重要的经济之一，而且互联网经济对于就业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移动互联网经济反展的特征。
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和深度是不可估量的，凡是能够数字化生产的商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在传媒以及金融等领域互联网交易的模式越来越受欢迎。移动互联网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外部性征，生活中有很多外部性征的网络，最常见的就是电话系统。假如世界上只是存在一部电话，那么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电话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每增加一部电话它存在的价值就越高。再例如微软和英特尔联盟组成Wintel之后，促使微软的产品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购买英特尔公司商品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研究可数字化以及传输性质的产品，这类商品的成本非常高，这就意味着生产这些数字化商品的生成能力非常的打。用经济角度来看就是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是零的企业供给能力是非常大的。互联网经济的这显著地特点只是表明了某个产业对于某种商品的供给力，或者说是仅仅一个企业就可以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可数字化生产的商品和供给服务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即使互联网扩张了很大的限度，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要求我们必须谨慎的区分社会生产方式。互联网发展第三个特点就是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互联网的交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这样发达的经济中需要配合一个完善的配送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支付体系。所以互联网经济是一个费用很高的经济，在一定的时间内互联网经济发展属于服务型经济，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是属于极端的重要性，它所展示的无穷的攻击能力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在当今的互联网经济当中假设某些软件公司的操作系统兼容了，那么该商品的几乎销售不出去，这样的例子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当中比比皆是。
二、完善法律环境加快互联网经济发展
为了能够使移动互联网经济更为健康稳健的发展，目前既需要营造一个互联网经济成长的法律环境。相较于国外，我国必须借鉴国外的相关互联网经济政策的合理化经验，再结合我国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现状，建立一个有效合理的网络机制以及网络监管模式，努力地营造一个与传统方式有很大区别的全新的法律环境和法律制度。
首先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合理的管理目标和理念，减少对移动互联网经济的法律限制。应该使加入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企业或者个人制定一个区别去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氛围，应该以构建一个互联网经济法律环境为主要的发展目标。政府以及有关的部门还应该在制定各项法律制度的时候充分的考虑到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特点。政府应该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政策，从而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使更多的企业融入到移动互联网经济当中来，对不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作出及时性的调整或者废止，把限制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障碍彻底的消除。
三、保证网络安全完善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平台
互联网环境的安全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不仅在法律环境上积极地推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还要根据移动互联网的经济措施制定一个标准化的措施。建立一个健全的全网标准化体系，加快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在移动互联网上伴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资源虽然给用户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推进了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也给用户带来了安全的问题。由于互联网具有多样性，终端分布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所以导致了互联网容易受到黑客以及恶意软件的攻击，埋下了安全隐患。
移动互联网经济要想实现盈利，同时保证互联网各种交易的过程安全可靠，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安全的网络坏境。根据统计和研究表明，我国的互联网实习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程序的设计上没有周到全面的考虑安全措施，再加上有些系统平台自身存在缺陷，各种互联网的应用以及电脑系统的漏洞都不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于移动互联网环境的安全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药酒，不仅需要加强网络的建设，还需要构建一个全面的公共通信服务的网络互连，加强相关软件的开发，满足新兴电子商务交易的要求。同时还要加大网络安全的建设，建立一个网络的安全体系，对数据进行加密或者建立各种认证的系统，保证网络交易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而且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在细化的市场中全面发展，这就需要互联网同行业当中寻找合作伙伴来适应互联网经济的告诉发展。随着国内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企业之间也应该制定一系列战略在互联网交易时代中不断盈利。在互联网当中任何能够直接获取金钱的东西都可能成为黑客盗取的对象，所以要加强网络环境杜绝这些恶意软件的攻击。
四、结束语
移动互网络经济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创造了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交易，也给无数企业营造了可获利的环境。互联网经济如今早已深入人心，给每个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更加的适应新生代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好一系列的相关政策营造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而且国内要为移动互联网将经济制定一个标准化措施，为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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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共财政政策链
政策链是一种新型政策模式，对增强政策整体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财政政策链(以下简称“低碳财政政策链”)，对于提高我国低碳财政政策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策链内涵
从政策链的起源来看，它与“价值链”、“产业链”等链理论有着密切联系。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指出它是对增加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实用性或价值的一系列作业活动的描述。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
关于政策链，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多认为政策链是将“价值链”、“产业链”等链理论在公共政策学领域演化运用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公共政策学是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对政策系统及其环境之间和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与系统内外诸因素之间进行因果和相关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规律，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学科。
笔者认为政策链是公共权力机关或社团组织，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而选择(或制定)的各种方案按照彼此之间的政策关联性而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链状系统。政策链由若干政策根据时间先后、层次高低、内容关联的关系而构成，具有下列特征：整体性。构成政策链的各关联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2)连贯性。为解决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而选择(或制定)的新旧政策前后连贯，互相衔接；(3)层次性。构成政策链的各相关政策之间具有层次结构，有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的区分；(4)增效性。政策链的各相关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能有效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
二、低碳财政政策链
公共财政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斯特恩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挑战：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低碳财政政策链就是为发展低碳经济而选择(或制定)的各种财政政策按照彼此之间的政策关联性而构成的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链状系统。
低碳财政政策链包括纵向财政政策链和横向财政政策链。纵向政策链包括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总体规划、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三个层次；横向政策链包括由各项基本政策构成的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和各项具体政策构成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构成链状结构的若干政策环环相扣。根据发展低碳经济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情况，低碳财政政策链的链状形态设计如图1。
三、低碳财政政策链的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在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低碳财政政策链具有下列重大作用：
1.实现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与传统政策制定不同，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低碳财政政策链包括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既有中长期战略又有具体执行政策，涵盖了各个层面，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作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纲领，把握着低碳财政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整体上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设计，使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都围绕总体规划来选择或制定，保证了政策的统一性。低碳财政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转变可以实现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2.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政策链的关键作用是最大化相关政策的协同、最小化相关政策的制约，在制定政策时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关系。使各政策相互衔接、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低碳财政政策链能发挥发展低碳经济的各项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通过低碳财政政策链整合各项基本财政政策和具体财政政策，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实现“1+1>2”的政策效果。低碳财政政策链将使相同的财政资金投入获得更多的减碳效果，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3.保证前后政策的连贯性。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时期的低碳经济政策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政策必须保持连贯性。同样，不同时期的低碳财政政策也必须具何连贯性。低碳财政政策链中的财政总体规划是中长期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总体战略，不同时期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是在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根据各时期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的，既保证不同时期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有所侧重，又保持政策前后连贯、互相衔接。
4.加快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随着关于气候相关科学的发现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需要低碳转型，而是转型速度能何多快、幅度有多大。我国提出在2020年前将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削减40％～45％。低碳财政政策链不仅能增强低碳财政政策的内部协同，而且促进低碳财政政策与低碳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渊，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何助于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政策链视角下我国低碳财政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从政策链角度分析，目前我国低碳财政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孤立的状态，政策体系不够完整，政策问的协同和配套不够，没有形成链状系统。
1.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低碳经济发展领域。如在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与应对气候变
化和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资金占到相当比重，其中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3700亿元用于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两者合计占到4万亿元的14.5％。财政通过税收、支出等政策支持节能减排、引导和鼓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低碳财政政策并没有中长期总体规划，究其原因：其一，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行动路线图等纲领性文件还没有正式出台，造成制定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的目标、重点不明确；其二，财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对政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关注不够。
2.低碳财政政策不够丰富。随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渐明晰，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也不断趋于完善。现行的发展低碳经济具体财税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投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从目前具体政策的情况来看，仍然不够丰富：一是低碳绿色税种欠缺。目前我国尚没有以降低碳排放为主要目标的特定税种，如碳税、能源税、气候变化税等。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形式比较单一。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形式主要为减税和免税，没有充分运用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三是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有待充分落实。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于政策不完善导致绿色采购成本过高，采购人员不能有效的获取环保产品的信息，无法做到真正的绿色采购；四是碳基金、碳预算等政策有待研究出台。
3.具体财政政策横向协同促进能力不足。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仍表现为各项政策相对孤立，政策问缺乏相应的协同促进能力，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横向链状体系。主要表现为：(1)各具体财政政策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有的还相互矛盾。如财政在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的同时对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予以补贴。这种不恰当的化石能源补贴增加了能源消费，降低了能源效率，增加了废气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相互冲突。(2)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存在“重激励、轻约束”倾向。目前财政对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激励、支持政策多，但对高能耗、高排放等行为，则缺乏必要的约束手段。
4.配套制度不完善。低碳财税政策体系是政府为了发展低碳经济而嵌入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系列政策工具集合。目前我国低碳财政政策相关配套制度欠缺，能效标准及其审计制度、碳市场交易机制、低碳中介服务制度等配套机制都还很不完善，严重制约了低碳财政政策效力的发挥。
五、构建我国低碳财政政策链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支持低碳经济的财政总体规划
要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尽快制定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财政规划，明确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重点。首先，要尽快制定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是制定低碳财政政策总体规划的基本依据。应在战略层面上整合当前的“能源规划”、“循环经济规划”、“节能减排规划”等与低碳经济相关方案，结合“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尽快制定出低碳经济的“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其次，明确低碳财政政策的中长期目标。根据低碳经济特点和公共财政基本理论，低碳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获取最高的人口和社会福利，实现社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低碳财政政策中期目标要与“十二五”规划相衔接，保证“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低碳指标的达成。另外，在确定低碳财政政策总体规划时，要注意考虑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增加对西部地区的中央财政投入。对于东部地区，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合理开发资源，避免过度和无序开采。
(二)充实具体政策内容
充实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财政政策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没立碳基金。建议在整合各项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设置碳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碳基金由政府主导，其投资方向是三大类：即为“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具体用于：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研发支山；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支出；节能减排与新能源宣传与服务支出。在具体预算安排过程中，应当将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该基金。
2.丰富税收措施，形成我国绿色税收体系。(1)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2)争取早日开征碳税或类似税收；(3)对现行税制进行“绿化”。如，在企业所得税制设计中，可以将和低碳核心技术相关的研发费用给予更高的扣除比例；消费税应改变简单的以奢侈消费品为课征对象的理念，而采用高碳和低碳标准，更多地对高碳产品消费课征重税等等。(4)丰富低碳税收优惠措施，除减税和免税，应充分运用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
3.完善低碳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省本级财政设立发展低碳经济专项拨款和资源开发保护专项拨款。制定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使用计划，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财政这两项拨款主要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4.认真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目前我国政府节能潜力很大，大力倡导落实绿色政府采购，实为低碳发展良策。要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认真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在已经的节能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基础上，积极研究制订《政府绿色采购实施细则》。要进一步扩大绿色采购清单，增加绿色采购占政府采购的比重。严把政府采购绿色预算关，优先安排采购节能低碳产品的采购预算，禁止采购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采购机构要简化低碳产品的采购准入程序，采取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政府应通过减税来降低“绿色产品”采购成本。同时，政府还应支持建立采购信息数据库，成立绿色采购网络组织，向采购人员提供绿色信息，增加采购人员对绿色采购的认知。
(三)加强具体财政政策的横向协同
优化我国低碳财政政策除了充实具体政策措施之外，还应加强政策的横向协同。对现有的具体财政政策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发挥政策问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低碳财政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在加强具体财政政策的横向协同方面，一要解决当前具体财政政策相互冲突的问题。要对目前实行的各项低碳财政政策进行梳理，对不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政策进行合理调整。特别是要对现行的能源补贴政策进行改革，增强能源补贴的针对性。二要平衡我国的低碳激励政策和约束政策。针对低碳财政政策存在的“重激励、轻约束”倾向，未来应构建绿色税制，及时开征碳税或类似税收，发挥税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为的约束作用。另外，还应增加对“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财政约束措施，如减小“两高一资”项目的财政投入、取消税收优惠等。
篇10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