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厉以宁进一步解释说:“越过了这个警戒线,就是说失业率突破了4%时,可以出台一定宽松刺激经济的政策;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也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

厉以宁认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失业有自己的特点,即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持高速增长就会出现较大的失业问题。“由于中国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未包括农民在内。很多农民工进城之后在城里失业了也不回农村了,加大了中国失业率和就业压力。”他表示,欧洲等国家经济增速在2%～3%就没有失业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工业化进行了200多年,农村劳动力已经释放完了。

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厉以宁认为,中国的通胀是3种类型并存:第一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造成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上涨;第二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由原材料价格上升造成;第三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厉以宁说:“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根据情况松紧搭配,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紧在特殊情况、紧急情况下才会用,一般是松紧搭配。”

篇2

财政政策并非没有成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外临亚洲金融危机威胁，内有错综盘结的问题和矛盾，包括正处于艰难行进中的国企改革。为刺激经济，央行数次降低利率，但似乎看不到作用，因此，政府转用财政政策。国库券发行量激增，内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0.7％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2.7％；大型基建项目纷纷规划上马，财政赤字开始上升，按照我们的估算，200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扩大到2.2％。从2000年起，经济增长重拾升势，财政措施逐步淡出(2005年末内债余额仅占GDP的1.6％)，并开始逐步出现财政盈余。有过这样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经验在先，这一次，一些经济学家也很快呼吁打开财政闸门，但我们建议政府耐心等待。

当前动用财政手段的时机尚未成熟，内部需求还在增长，设备进口稳固增长，银行贷款需求仍然强劲，说明投资放缓仅是受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中国企业失去了投资欲望a近期数据显示，出口增长虽然放缓，但并未崩塌，预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9％和8.6％，当前时点，没有必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

如果当下动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将是对政府宝贵财力的浪费，将来真正需要时怎么办?当经济严重减速的局面出现时，我们才需要认真考虑将财政刺激措施作为选择之一。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说明，连续数年运用财政刺激措施将迅速削弱一国的整体财政实力，财政政策并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政策选择。

2009年货币政策仍能发挥效力

2009年，货币政策仍能为保持经济增长。发挥一定作用，因此仍是当前首选。完全放开信贷限额可能导致银行贷款显著增长，并且，允许央行将已经锁定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性放归金融体系，意味着充裕、低成本的资金将流向市场，即使令人担心的“热钱”开始撤离，也很难想象银行体系会出现流动性紧缩的局面。当然，到某一阶段，贷款需求或许渐稀，货币政策将会面临“推绳子”的困境(银行想放贷，却没人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滑落到8％以下，动用财政刺激的时候就到了(以温和的幅度开始)。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以及如何把握政策力度。

我们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经常是顺周期的一政府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放松财政政策，而在经济低迷时收紧财政政策。这或许与经济形势晴空万里时财政纪律缺位、愁云惨淡时难以求助于国际债市相关。而中国在运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方面却颇有心得。从近年中国财政政策的轨迹看，1993年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举措，财政赤字扩大；1995－1997年间，仍然为财政赤字，但由于财政政策成为反通胀工具组合中的一部分，赤字规模大幅压缩；到1998-2000年间，财政赤字又有扩大，随后数年财政余额仍为赤字，但刺激效应减弱；2006年以后财政政策开始收紧，进入2007年收紧力度加大。以往的惯例清楚表明，当经济处于蓬勃的增长势头时，的确应该收紧财政政策；而当经济低迷严重时，就会出现尝试财政刺激的冲动。中国过去积累的这些弥足珍贵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经验，未来仍有用武之地。

政府财力雄厚超出预期

虽然我们相信动用财政刺激手段要三思而行，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宏观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运用财政刺激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中国政府也有雄厚的财力可以动用。

当前，中国政府未偿债务的规模处于低水平。据我们估算，2007年末债务总额占GDP的15.7％，规模相当稳定，这给予中国相当大的发债空间。到2007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740亿美元，但大部分为企业所发，从期限上看，以与贸易相关的短期外债为主，不必过于担心。长期外债余额仅为1530亿美元，其中财政部发行外债350亿美元(其余长期外债由中资金融机构发行)，金额仅为中国GDP的1％。假定中国财政状况保持平稳增长，外汇风险能够为政府所接受和驾驭，可以想见，全球市场将热情地追捧中国发行的外债。

同时我们还发现，近期财政预算数据甚至比官方公布的还要好。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预算结余占GDP的0.7％，但我们测算发现，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比重为1.9％，比官方数据高出很多。原因在于我们的测算中包括了社会保险基金净余额，由此得出了与国际会计核算准则更为接近的结果。此外，预算执行中还有其他一些资金流动，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由于金额不大，我们予以忽略，同时我们将社保基金、预算外资金(即非税收入)计入财政结余内，这样进行调整之后可以看出，过去几年的整体财体政状况比官方数据表现出来的要好。

社保基金账面规模的逐步扩大，也为经济放缓创造了另一股缓冲力量。2001年时，社保基金账户内只有不到3000亿元。2007年社保基金收入增长率达到37％，同时支出增长达到36％，净增长2930亿元。到2007年末，社保基金总额累计达11650亿元，约占GDP的4.6％。作为中国人民长期的养老钱和救命钱，限制了社保基金被运用于财政刺激方案的作用。但总的来说，社保基金的设立和壮大是好事。举例来说，当经济放缓时，中国的失业保险作用有限，而在发达国家，失业救济制度通常会覆盖所有新失业者。截至2007年末，中国参与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为1.16亿，仅占官方统计中总数7.69亿劳动人口的15％(参与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只有1150万人，但相关部门计划年底前扩大覆盖率)。在2007年的失业人员中，我们估计获得失业补助者仅占一成。在欧美和其他国家，当经济低迷时，通常会有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失业救助，估计在未来两三年内，此种情景不太可能出现在中国。

另一点令人欣慰之处是，财政部门加紧了对钱袋子的守护。尽管财政收入保持着17％的强劲升势，2007年

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仅为10％(低于22％的官方增长率)。即便今年上半年遇到猝不及防的雪灾和地震，以及提高价格补贴耗去1510亿元(占GDP的0.6％)，财政支出的增长仍处于控制中。除已宣布把行政费用压缩5％的措施以外，财政部还在积极寻求其他缩减支出的办法。虽然官方预算今年财政赤字将占GDP的0.8％，但我们预计今年的财政盈余会与去年相仿。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盈余为1193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5％。也就是说，国库里是有钱的。况且，当前增长强劲的税收以及国债发行都能充实政府财力。

投资民生抑或基建领域的反思

如果一定要实施财政刺激方案，我们希望，本轮财政刺激措施能够尽可能多集中于民生领域，而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达至最大的社会效益。世上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多修几条马路，但在过去多年来投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几年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将会递减。当然，在某些领域，比如铁路建设，仍需要加大投入。

我们呼吁，应尽可能集中财力支援转变中的经济增长模式――离开投资，转向消费。投入民生保障领域的财力，将有助于为老百姓的收入松绑，促使其大胆消费，而不再为银行户头上增加数字。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财政刺激措施。

毫无疑问，确保钱被明智有效地花出去并不容易，但显然可以选择一些领域作为出发点。很多地区的校舍、医院需要修缮扩建，医疗设备和教学器具急需扩充；一些地方教师和医生的工资可能需要提高(在上海，刚毕业的见习医师年收入仅为1.8万元)，同时还可以增加对这些从业人员的培训费用；失业保险支付和覆盖范围也需要扩大，低保发放额度需要提高(2007年为280亿元，仍然较低)。当然，对于这些保障方案的实施，必须要同时作出全面的思考，以免出现大量吃救济的懒汉现象。在医疗领域，最为急缺的可能还不是资金，而是新建更多的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业引进有管理的竞争也很关键，如果医疗机构和资金都能得到很好的落实，看病难的局面将得到很大改观。

篇3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社论题为“中国经济：硬着陆之忧”，对中国经济的研判颇具警示意义，特与读者朋友们在此分享。

文章指出，面临通胀压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尽管在此体制下，短期内经济不会有严重危机，但若不认真考虑长期利益，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饮鸩止渴罢了。

描述中国经济降温时，该文写道：由于信贷紧缩政策来的太迟，开发商们的等待变得更为痛苦难耐。中国的民间信贷市场是信贷形势的风向标，目前黑市贷款月利率为6%，实在高得太离谱了。一些商人已经跑路，抛妻弃子，撇下公司，以避免任人剜肉摧残。

此类民间融资中的绝大多数资金，要么会直接受到房市影响，要么就是直接投资于房市。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周转困难的老板们很可能会甩卖他们手头的新经典别墅和普通公寓，从而加速房市见顶，并对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危害。举例而言，甩卖会导致土地价值的下跌，对于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而言，日子将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民间借贷已敲响了中国经济的“警钟”，它预示着更大范围的信贷危机即将爆发。还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一颗“定时炸弹”，极具杀伤力。

但是，这两种比喻都算不上贴切。紧缩信贷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必经之路。而高的发指的黑市利率，则说明了中国所采取的贷款限制政策最终开始发威了，即使在金融体系亦受波及。

中国并不情愿在通货膨胀高企之时，放宽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否则，如果欧洲和美国经济持续衰落导致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的应对起来就相当被动了。

不过，对外贸易疲软本身就可以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从而抑制国内市场上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竞争。2008年中国出口量一落千丈之后，国内的商品价格也随之下滑。所以说，经济环境对于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的需求越强烈，制定起这样的政策时就会越从容。

至于早前刺激贷款所产生的坏账，情况又如何呢？

其实，尽管某些房屋建造商早已债台高筑，但业主们却并非如此。就算如今房价已跌破他们当时的购房价格，房子的价值也比他们当时买房时扣除的按揭贷款要多。

由于中央的公开债务较少，约为GDP的20%，有实力为其下级及借款银行兜底。因为储户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方式，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则可通过少付客户利息的方式自谋出路。

此外，中国的银行体系受操控，因此，即使坏账层出不穷，银行也不会拒绝放贷。

篇4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中国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纵观全球，我们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中国显然发挥着一个重要的作用，甚至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全球合作的进程。在这里，我也知道，公共福利、就业、创新、教育和健康是您所领导的政府关注的政策重点，而我们这次峰会应该能够进一步推动你们来实现这些努力，关注所有人的生活尊严和生活质量，并将其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显然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也是各位代表者关注的重点。

要实现这些需要所有各方之间的合作，基于这个原因，我特别高兴地指出，我们不仅邀请到商界的领导者，同时也邀请到来自各个社会背景，各个人群背景的代表，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年轻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推动社会福祉的改进，因此，此次会议的主题“关注增长质量 掌控经济格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 中国不会停止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

石定寰15日在大连说，日本福岛泄漏事故对中国的核能发展造成很大打击，但未来中国不会停止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还会坚定不移地积极慎重发展核能。

石定寰是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一场主题为“企业如何应对一个资源匮乏的世界”的分论坛上做上述表示的。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去年曾表示，根据工作部署，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目标保守看将达7000万千瓦至8000万千瓦。目前我国投入运行的核电装机尚不足1100万千瓦。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中国地震局以及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等单位联合组织国家民用核设施检查团，于4月中旬至5月上旬对我国大陆境内运行的三大核电基地开展核电安全大检查。

“原定核电发展计划速度会有所减缓。”石定寰说，受此影响出现的缺口可能需要更多用水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补充，这样才能完成我国提高非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提升的既定目标。

根据国家计划，我国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15%左右。

而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对包括能源、水、矿物在内的资源需求还将有很大增长，未来发展面临着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

石定寰说，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煤炭资源也将在有限时间内达到开发极限，当前，中国已进一步明确将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国并不会停止对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仍会坚定不移地去积极慎重的发展核能。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美国不能再过分关注自己的利益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称,美国不能再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必须更多地持全球视角,与世界各国相互协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问题。

布朗认为,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十分巨大,必须逐步减少,而不能再增加,只有增加出口才能实现增长,但增加出口单靠美国又使无法实现的。“欧洲也面临类似问题,各成员国不能简单通过贬值欧元来度过危机,因此两大经济体已没有多少行动能力。”

很遗憾的是,目前WTO协议、哥本哈根协议、全球金融系统协议等都没有达成,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做好准备协同解决两大经济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更不应该过分关注自己的利益,否则解决危机会没有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

美国应该接受中国“债转股”

成思危在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对于完全市场经济这个话题不要太天真，所有问题都存在着利益纷争。目前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萨缪尔森也说过，都是混合的市场经济。西方国家以此为籍口是为了给中国设置贸易壁垒，这是不仗义的。

成思危还说，温总理前天在达沃斯开幕式上也谈到，把我们的海外债权转化为当地投资，现在要求美国还我们的债务不太现实，考虑美国的现实情况，转为股权投资。这是中国债转股概念的出口。这点其实也是替美国着想。

成思危还表示，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也不是好办法，投资回报率低。

针对国内普遍关注的地方债问题，成思危称，为了控通胀，央行正在推行紧缩政策，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地方政府还债就更难了。中央政府会帮助地方政府解决一些债务问题，但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买单。还不起的地方债就会形成坏账，只能由老百姓买单。

全球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是本届达沃斯论坛的热门话题。对此，成思危持审慎乐观态度。他表示，经济增长一要看非市场经济活动，一个是要看外部因素，包括人民的幸福感，而不能只看GDP。如果从两方面来看，美国的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力还是有的。从绿色增长来看，质的提高会比量的增长更需要提高。

成思危说，美国现在遇到的困难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美国的实力目前在世界也是最强的，但是美国雄心太大，两党斗争也太厉害，内耗严重。从长远来看，美国是在削弱的，但是美国的实力在短期内还是最强大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对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的资金不能断

张晓强在解读中国“十二五”规划分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对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的资金不能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对金融机构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回答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时，张晓强表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存在多年的问题，在当前世界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业感到压力更大，特别是货币政策从去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小企业会感到融资压力比较大。

张晓强称，很多专家学者建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发展担保机构等等，因此中国的金融机构怎么进一步发展将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至关重要。

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国内货币政策近期不会转向

现在中国经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通货膨胀问题、资产泡沫问题等等。由于货币政策恢复稳健，市场流动性比以前少一些，民间融资和一些不合法的融资也在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增大了，银行对此要非常谨慎。

8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开始回落，虽然环比来看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但是可以看到通胀回落的希望。如果各方面措施跟上的话是可以实现通胀回落的，因为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另外，更有利的条件是国际经济需求在减弱，国际上通货膨胀影响已不算太大。

前几年为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确实扩张得比较快。全球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的比重提得很高，中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又扩张较快，所以需要实施必要的融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国土建设应取代房地产投资成经济增长点

李稻葵日前在正在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未来两到三年中国地产市场增长可能放缓，国土建设应取代房地产投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李稻葵在题为“中国的下一个增长前沿”的主题辩论会上表示，本轮经济调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中国“积攒十几年的房地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他说，由于“钱来得快”，过去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财政，但这一状况现在必须要改变了，“这一关很痛苦，但必须过。”他说，对政府部门已采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要做好“长期化”的准备，未来两到三年中国地产市场增长可能放缓，同时地产行业需要进行结构性改变。

李稻葵说，国土建设可以取代房地产投资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些包括对环境的治理，改善目前某些地方“脏、乱、差”的状况，也包括基础性公共性的建设，包括一些公共建设，如文化馆、体育馆、各种政府和医院，公共设施等。此外，尤其是每年地震、泥石流等频发自然灾害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加大国土建设投资得以缓解，尤其是泥石流、水灾、旱灾等灾难。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亚历山大・亚拉: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误伤自己

14日在大连表示，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最终会“开枪”误伤自己。

他是在大连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一场讨论时作上述表示的。

亚拉说，目前衡量国际贸易通常采用贸易量这个指标，但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状况。他举例说，如中国内地产的一部IPAD，零部件可能是从美国等国购进的，而组装出口的中国厂家最终可能仅仅赚了很少的利润，而大头的利润却被美国厂家赚走了，但是整部IPAD的价值却被计算在中国的出口量里。

他说，在使用贸易量这个传统指标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目前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采用附加值这个指标，即用出口附加值来衡量一国的出口情况。“这个指标现在虽然不能取代贸易量这个指标，但却是用来反映一国真实进出口情况的重要参考指标。”

篇5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买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长，品种也不断增多。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其连续滚动发行方式、竞争性招投标、大量的市场供需和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为金融机构的其他资产业务提供了利率定价的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作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需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做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不同的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比较强有力的解释。

（2）双重角色的矛盾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它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它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之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票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票，固然达到了收紧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发展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在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票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间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票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自然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细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

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在我们看来，从长远计，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隔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作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1）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的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经济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强调，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样已经成为共识的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类的大国，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

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它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便是实例。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作比较，那么，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2）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定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它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现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障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三分之一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行方向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它们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1）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理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持有主体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将原先集中由人民银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企业与居民（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过限定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单方向压力并据以减少流动性，保证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为外汇资产的多样化创造适当的体制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汇金公司的设立和有效运行，标志着外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样化进程已在我国展开。只不过，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相应地，它与央行的资产负债关系也未界定清楚。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我们应尽快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还可再设立若干预汇金类似的专业化投资型机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专设外汇管理机构的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设立专业性政府投资公司来管理部分外汇资产，具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学习先进金融知识、了解市场最新动态、提升国家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韩国专设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的GIC，韩国的KIC）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改革之二：与持有主体多样化相适应的外汇资产多元化

一些研究者指责我国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从而造成外汇储备收益的低下。以上分析表明这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自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无论就其币种而言还是就其资产种类而言，就已经多元化了。因此，所谓外汇资产多样化的任务，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础上，对官方外汇资产做出明确的功能划分，并确定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规定适当的监管框架。

在总体上，我们应当将国家外汇资产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可称流动性部分，其投资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务上。这一部分外汇资产形成“官方外汇储备”，主要功能是用于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提供资产基础。毫无疑问，官方外汇储备应继续由央行负责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称投资性部分，它主要被用于投资在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资产上。从持有主体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经济部门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主要用于贯彻国家对外发展战略调整，在海外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设备和技术，或者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高收益国外股票、债券、乃至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储备的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当然，在账目上，这部分外汇资产应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明确地划分开来。其余的外汇资产（非官方外汇资产），应当按照“藏汇于民”的思路，配合外汇管制放松的步调，鼓励由企业和居民购买并持有。

（3）改革之三：划定货币当局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内容之一，就是将一部分外汇资产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非官方外汇资产。这种分割的关键，在于比较合理地确定应由央行持有并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外汇资产的规模。

关于由央行掌握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当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测算。根据韩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实践，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如下四项因素来确定。其一，传统的三项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依据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估计出在最坏的情况下，外资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三，根据历史经验，计算出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汇率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四，根据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需要，估算出为了使货币当局能够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作为其货币发行的准备资产。

综合考虑以上四项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计出应当保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储备规模。仔细分析这些决定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盖的。因此，最适合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短边原则予以确定。我们认为，在上述四项因素中，对外汇储备需求最大的因素，应当是作为基础货币的支持资产。鉴于当前我国基础货币的规模约为65232.44亿元人民币的现状，建议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5000－6000亿美元。

建立“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融资机制。由货币当局之外的任何机构购买和持有外汇资产，都有一个如何为购买外汇资产筹集资金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焦点之一。

对此，日本财务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清晰且有价值的借鉴。在日本，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是由财务省持有并管理的。财务省通过“外汇基金特别账户”（FEFSA）来管理这笔外汇储备。FEFSA由外币（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两部分构成。当需要购买美元时，则动用日元基金；当需要购买日元时，则动用美元基金。

迄今为止，FEFSA筹集日元资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场上发行短期融资票据（Fi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义为调节资金余缺的现金管理券，由于这笔负债对应的是等值外汇资产，在经济上具有自我清偿的特征，所以，它不被记为政府债务。换言之，发行FBs，无论其规模如何，均不会增加政府债务。在这里，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性质和特征，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和运作颇为类似。

更具体地说，日本的FEFSA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外汇交易基金和外汇交易基金特别账户。前者是政府交易外汇的基金。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其余额和买卖均不记入政府预算；而后者则由交易产生的利润与损失、在外汇干预过程中产生的利息的收付构成。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后者要记入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项中。

我们认为，日本的FEFSA通过发行FBs来为其持有的外汇储备提供本币资金的融资安排，特别是，日本法律对FBs性质的认定以及相应的制度和预算安排，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篇6

【关键词】 经济波动；逆周期；财务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模式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大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即为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财务的观点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灵活的财务战略，来抵御经济震荡，减少不良因素对财务活动的影响。

一、经济波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呈继续下滑趋势。据上海金融报报道：2008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长0.9%，虽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的0.6%，但剔除存货增加和美元贬值刺激出口的拉动，美国2008年一季度实际经济增长几乎为零。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趋势较好，但由于受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经济周期性回调的影响，经济增长率表现为从高到低的曲线，而物价总水平表现为从低到高的曲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1%，再创十余年新高。

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水平的逆向变动，表明我国经济正在由过去五年的“繁荣期”进入“调整期”。“调整期”经济运行将表现出与“繁荣期”不同的特征：1.经济增速趋于放缓。2008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6%，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2.价格水平高位运行。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持续走高。虽然月度间有升有降，但总体上明显高于过去五年2.6%的平均水平。3.出口带动效应减弱。2008年上半年出口增长21.9%，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出口对投资的关联作用也将带动投资增速回落。4.经济效益将有所下降。企业经济效益变化最终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

（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经营环境明显趋紧，国际市场相对收缩，特别是出口企业出口增长将受到制约。2.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增加了企业应收外汇的结汇损失，现有资金购买能力降低。3.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利润空间缩小，同时也降低了出口的价格优势。4.企业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进一步加剧。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企业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

中央政府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 为防止PPI高造成的通胀预期的压力持续加剧，央行已经再次确认仍然继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而言，由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系统风险，对于微观企业在短期内是不可控制的，或者说是不可分散的。但是在面对内部成本提高的压力时，企业仍然必须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自我消化成本带来的部分影响，果敢地调整财务战略，努力跳出行业周期低谷。

二、逆势而为的逆周期财务战略

（一）逆周期财务战略理论

逆周期政策选择也叫逆向政策选择，是相对于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状况之下经济学分析所支持的各种公共政策和微观经济措施而言的，是一种逆向思维的思想。历史上，在各种逆周期理论和政策主张中，西方的凯恩斯理论最为典型。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界和各届政府先后采用过后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主张，推动了逆周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为了应付各种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波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常规的政策选择已经不足以应付超常规的经济波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政策与管理方法，逆向政策选择就是一种被经常运用的手段和制度安排。在现实中，逆向政策选择不仅成为公共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成为微观经济管理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们把逆周期政策的思想引入财务管理，把其与财务战略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逆周期财务战略理论。在低谷时期，由于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行业内公司普遍陷入财务困境，现金流短缺，资产被贱卖。同时，资本市场上投资人的抛弃加剧了资产的贬值，资产市值严重低于重置价值，从而产生了并购套利机会――低价收购的资产在行业高峰期将释放出巨大的盈利能力和潜在的市场价值，并在长期来看将降低生产成本。相反，如果企业在高峰时期大量购置资产，其购买价格高于资产的长期价格均值，而这种价格高估会导致资产的摊销成本上升，从而降低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并在长期来看损害公司价值。逆周期财务战略实际上提升了企业资产回报率。

（二）逆周期财务战略运用举例

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的价格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之中，企业同样需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经营，如何合理运用逆周期财务战略呢?让我们看一下印度裔钢铁大王克拉西米・米塔尔的例子。短短十几年，米塔尔靠着136次兼并濒危小厂，两次收购世界级大公司，赤手空拳地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公司。 1989年，他低价购进一家原本每天亏损100万美元的印尼钢铁厂，经过他的大力改造，仅仅一年就产量翻番，实现盈利。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低成本地区，四处出击寻找经营状况不佳的小型钢铁公司，同时确立了走兼并和改造亏损国营企业的公司发展路线。由于市场长期低迷，当时东欧等地政府和企业急于出售钢铁企业，许多企业的价值在本国被严重低估，其收购价甚至可以低到原价的1/10，因此米塔尔几乎在东欧就捡到了五家被当作不良资产处置的钢铁厂。就这样，米塔尔坚守在价值被低估的新兴市场大量购买以及掌控资源，在锈迹斑斑的工业废墟里发现了机会，通过不断并购，把自己的版图从东欧经过欧洲和非洲，一直延伸到美国，将各国钢铁企业收入囊中。可以看出，米塔尔公司正是运用了“逆周期财务战略”思想，在行业高峰时并不进行大规模资产购置；反之，在行业低谷时期，公司利用资产被低估的机会，调动全部储备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投资，从而降低资产成本，提升资产效率，为下一个高峰时期的丰厚盈利与资本市场回报奠定了基础。

（三）当前国家紧缩货币政策下逆周期财务战略的运用

对企业而言，做大的不仅是资产负债表左侧的资产项目，同时还要保持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利润能够持续盈利，而要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是企业的现金流必须能够稳定。具体而言，处于周期性行业中的企业，在货币扩张政策的初期和中期，由于价格增长趋势存在一个时滞的过程，通胀往往会延后一段时间，那么可以在这段时期储备一些重要的原材料资源，这时存货的余额可能会大于其他时间的余额；在货币扩张政策的末期则并不应进行大规模资产购置，反而宜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直接缩减投资、储备现金，并适当降低负债以保留债务融资的空间；而在货币紧缩政策初期，企业采取持币待购的财务策略较为合适，这个时候秉守“现金为王”的理念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增长；到了紧缩末期，企业可以利用PPI回落的时机，因时制宜地采取投资的策略，降低现金等价物的比重，直接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也就是“占地为王”。 这样，企业既可以保持现金流的持续稳定，又可以利用周期波动的机会来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

实际上，任何一次紧缩调控都会加速行业的进一步整合，同样也是诱致企业内部改革的良机。紧缩过后，那些实力雄厚和财务战略灵活的企业仍然照常发展，而财务战略激进的公司则已成为大浪淘沙之下的作古者。可见，灵活的财务战略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夭折的概率。如果将时间长度拉长的话，这就要企业能够预测到调控周期规律，及时采取逆周期财务战略。

三、CFO如何运用好逆周期财务战略

（一）运用逆周期财务战略的前提是具备统领全局的战略眼光

在国外，大企业一般都会设首席经济师，负责宏观经济研究及政策预期分析，而我国企业很少会有这种人员安排和组织设计，重任自然落到了CFO身上。这轮通胀过后，我国极有可能陷入滞胀风险之中，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低增长、高通胀的境地。CFO要及时、准确地把握国内外形势，适当调整财务战略。

（二）运用逆周期财务战略的基础是客观地分析企业价值的贡献情况

只有客观地分析企业价值的贡献情况，企业高层才能够清晰地看到企业增长的主要原因，针对企业存在的先天不足，适时根据灵活的财务策略制定应对之策，也有利于逆周期财务战略的推行。比如，CFO在分析企业成本构成因素时发现，企业是严重依赖人工成本较低的策略取得竞争优势的，那么就应该建议企业及早采取其他策略，如加大研发投入，使企业步入更高层次的全新发展轨迹，从而有效避免在汇率、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多重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瞬间成为难以为继的破产申请对象。

（三）推行灵活的逆周期财务战略需要CFO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它包括前瞻性判断、创新举措、发现新商机、寻找新业务增长点、抓住关键等。一般情况下，判断银根松紧周期拐点的最好办法是通过PPI和CPI指数变动趋势。然而，这也为周期预测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使得逆周期财务战略本身会存在一定的变数。因此，企业的CFO具备准确判断周期拐点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把运用逆周期财务战略的风险降到最低，就要每天模拟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极端情况，测试企业的应变和生存压力，及时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和应对之策。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企业经常处于风险状态之中。未来的一年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形势更为严峻的一年。如果企业及时把握宏观经济环境，准确预测周期波动拐点，灵活运用逆周期财务战略，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强化现金为王的理念，做好现金的储备工作，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全面防范风险，仍然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琼.“逆周期运作”成就江淮汽车[N].上海证券报，2006-12-29（B07）.

[2] 黄昊宇. 从饱和性分析逆周期战略选择[J].经济管理， 2008，（6）:92.

[3] 王一鸣.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和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 2008，（8）:3-6.

篇7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未来收益不确定情况下因使用债务资本而产生的由权益资本承担的附加风险。若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使得企业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利息率，则获得财务杠杆利益；反之，则获得财务杠杆损失，甚至导致破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企业运用负债所承担的财务风险。

财务杠杆系数的高低是企业财务风险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财务杠杆可以对企业的价值及其权益资本起到增加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过高的财务杠杆又会导致企业的破产率上升，产生破产成本。

2 影响财务杠杆风险与收益的因素

2.1 税前利润率

以其他因素不变为前提，息税前利润率与财务杠杆系数是成反比的，前者越高，后者越小；反之，前者越低，则后者越大。

2.2 资本结构

负债与总资本的比率即为负债比率，通常将它用以表明企业负债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以息税前利润率和负债利息率不为前提，负债比率与财务杠杆系数成正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反之，前者越低，后者越小。

2.3 利率变动

以资本结构与息税前利率一定为前提，利率与财务杠杆系成正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在金融市场这个大环境中，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企业借入资金成本的大小。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时，货币供给量减少，贷款利息率升高，而企业在此时进行筹资，其资金成本必然会增高，因此，企业在实行“双紧”政策时要承担比较大的筹资风险。反之，当国家在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时，企业在偿还债务时面对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2.4 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

在考虑使用财务杠杆的时候，应对其所在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行有效的分析。

对于有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来讲，其市场间的竞争比较激烈，价格战频繁。为了击败对手，降低产业内同类产品的产品利润率和经营现金流量，负债水平和财务杠杆比较低的竞争对手，就经常会在产业内的企业负债水平比较高的时候，主动发动价格战和营销战。经过长期价格战的影响，高负债对的企业会出现资金流断裂的现象，并陷入财务危机，从而导致企业的竞争能力大幅度下降，而最终被迫退出市场。因此，为了使企业风险降低，保证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产业内的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越高的时候，越会选择低的财务杠杆。

由此可见，小的财务杠杆，在企业激烈的竞争中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规避财务风险的对策

根据影响财务风险与收益的因素，当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时，企业应采取一些有利措施，降低因财务杠杆对企业产生的不利影响。

3.1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息税前利润率

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是降低收支性财务风险的根本方法，正确地运用杠杆，实现财务杠杆利益。因此企业要认真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抓好产品结构的调整，顺应市场发展的趋势，不断开发以市场为导向的新产品；完善激励机制、开发机制和销售机制：实施经营多元化，提成企业在竞争市场的占有比率。

3.2 资本结构的优化

企业可从两方面进行资本结构的优化，一方面从静态上进行资本结构的优化，使企业自身资本的比重增加，从而使总体债务风险降低；另一方面是从动态上对资产利润率和负债利率进行调整，提高资产利润率，负债比率相应自动调高，财务杠杆系数增加，资本利润率增加。分析最佳负债规模时，应以企业未来长期发展收益为前提，充分考虑财务风险和财务杠杆效应，以及行业内竞争程度等因素，以此来确定企业最佳负债规模。

3.3 透过当前国家政策，分析未来的利率走向

利率变动会对负债的利息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从而也会对财务防范和财务风险产生影响。由此可见，企业必须通过对未来利率的走势分析，掌握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从而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未来利率走私的负债管管理政策。举例来说，当利率由高向低过渡时，应减少有息负债资金的筹集，如果有必须要筹集的资金，则应该采取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进行资金的筹集，降低企业自身财务风险。而相反，当利率由低向高过度时，则应该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积极进行长期资金的筹集。预计短期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还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利率也会持续走高，因此，对高度依赖贷款的企业来说，如房地产、公路、钢铁、汽车等行业要尽量少借入有息负债，采取其他方式筹资，降低财务杠杆。

3.4 根据行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预计财务风险

在我国，公司所在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负债比例偏高。企业在负债经营时，资金通常都是比较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为了已经开展起来的经营活动，而不顾及使用债务资金的风险，去大量举借债务。这一举措会使企业面临巨大的破产风险，从而导致企业财务状况不良的发展状况，尤其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较高的财务杠杆对企业产生消极的负面作用，给企业财务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如果预计企业未来经营状况不佳，公司所在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公司应采取保守的财务政策，即减少负债，降低负债比率，降低财务杠杆。反之，如果预计未来经济转好，公司所在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则就应更多地选择债务融资。

3.5 制定财务风险防范机制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应提高自身对应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为企业自身财务管理制定一套高效的管理机制，完善财务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同时，还要对财务进行预警系统设置提高财务高层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在现实的财务工作中，产生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财务高层管理者的风险意识淡薄，他们主观地认为，控制财务风险的途径就是做好资金的管理工作，风险意识淡薄。因此，企业要保证自身经营的良性运作，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则应从提升管理者的风险意识着手做起。

4 总结

篇8

【关键词】高中生 思想政治课 自主能力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B-0087-02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学生已成为学习的主体，培养学生自主能力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在高考的压力下，很多教师为了应付检查，虽然形式上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但是实质上仍然是检查评比人员一走就搞“满堂灌”、“一言堂”，而不顾学生的需要和兴趣等内驱力的激发和调动，导致政治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对政治学科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自主能力培养成为空话。笔者结合思想政治教学实践，对如何提高高中学生自主能力进行探究，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主能力增强的目标。

一、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

作为政治课的任课老师，应重视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政治课有了兴趣，他们就会热爱政治课，就会产生一种内驱力，推动他们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去积累知识。因此，政治教师培养学生对政治课的浓厚兴趣，就成了培养学生自主能力的关键。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方面的措施。

1.讲好引言课。笔者十分重视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的引言部分的教学，告诉学生我们将要学习的课程是什么，读完这本书，我们将会获得什么知识，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知识，怎样学好这些知识。通过对引言的精彩讲解，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培养他们学好高中思想政治的兴趣和自信心，使学生在将来的教学活动中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2.用好时政热点材料。笔者利用“国务院对部分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央行做出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决定”的热点对学生进行提问：对企业减免税收是什么政策？央行下调存贷款利率又是什么政策？国家为什么要在现阶段实行这样的政策？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国家实行这一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又是什么？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学生知道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进一步明确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引发学生的思考，把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机统一起来，使学生明白课本知识的有用性，从而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形成了“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的可喜局面。

3.巧用多媒体。在讲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框题的内容时，笔者打开互联网搜索了各地城管执法打人事件的视频资料，让学生观看，然后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城管代表谁？城管能这样做吗？城管应该怎样做才对？小商贩们应该这样做？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中理解了政府在履行各种职能时要依法行政，公民也应该在行使权利时自觉履行义务，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学生热情高涨，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把看似离我们生活很远的政治拉到了学生的身边，在近距离的感受中内化了书本知识，真正实现了学得会、信得过、愿去做的理想效果。

4.用好寓言故事，把抽象的哲学道理简单化。例如，笔者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父亲生病住院，医生告诉他要多吃水果，儿子买来桃子，他不吃，买来梨子，他不吃，买来香蕉，他还是不吃，他就是要吃水果。请问：他能吃到水果吗？为什么他吃不到他心目中的所谓水果？由此引发学生的思考，使他们明白了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深奥的哲学道理。可见，简单的故事能化抽象为具体，引发学生的对课本知识的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学生的厌学变为乐学。

5.适当地组织一些辩论会。例如，在讲授《文化生活》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的关系”时，笔者组织了一场辩论会，正方：“思想道德修养比科学文化修养更重要。”反方：“科学文化修养比思想道德修养更重要。”学生在课前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准备，使得辩论会不断，精彩纷呈，学生在精彩的活动中掌握了知识。试想，如果教师只是干巴巴地把课本结论读给学生，让学生在书上划杠杠，怎么会激发他们的兴趣与爱好？

由上可见，如果政治教师采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语言风趣幽默，能把抽象的道理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那么学生就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只要我们激起了学生对我们所教学科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形成。

二、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调动学生学习政治学科的积极性

篇9

3．1　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间债务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高涨时期，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　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牛鼻子”（周正庆，1991）。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的愈演愈烈。这一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　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与实例，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对别人实行”三不原则“的时候，要面临别人也对它们实行同样的”三不“，结果可能使它们境况更加恶化。此外，如果企业一直采取严格的”三不原则“，还可能妨碍企业间合理的商业信用关系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的）、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

篇10

关键词：“约哈瑞窗”；高中政治课；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4-0121-03

“约哈瑞窗”（Johari Window）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者约瑟夫・勒夫（Joseph Luft）和哈里・英格拉姆（Harry In-gram）提出的一种关于人际信息交流的过程管理工具，也称“自我意识的发现一反馈模型”。根据其理论，人的内心世界分为四个“象限”：公开区、盲目区、隐秘区和未知区。公开区指双方都知道的内容，盲目区指自己不知道而别人知道的盲点，隐秘区即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未知区指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的信息。真正有效的沟通只存在于公开区。在盲目区和隐秘区，由于受信息掌握不对称及潜在心理因素的制约，人们难以完全做到“知己知彼”，沟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约哈瑞窗”理论同时指出，如果“公开区”扩大，相应“封闭的私人区”就会缩小。因此，为了获得理想的沟通效果，要不断扩大公开区，缩小盲目区和隐秘区，并揭明未知区。

与其他课程相比，高中政治课对师生、生生间心理交流的要求更高也更迫切。《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应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对课程充分理解与认同，才能有效达成课程目标。因此，如何从心理转化的角度审视人际交往中心理接受对教学的影响，探索并构建基于“约哈瑞窗”的中学政治“约哈瑞课程”，实现公开区的最大化、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扩大公开区，深化对“约哈瑞课程”的课堂体验

课堂教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教与学的互动与沟通，其变化的理想趋势是将完全真实的自我呈现给与你交往的对象。而课堂教学中，师生对教学内容、步骤环节、重点疑难等均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在这种“你知我知”的情况下，双方是透明的或者说是无隐秘的。因此，如何放大“开放我”，增强彼此共鸣，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要消除学生的心理防备，并获得学生认可，必须坦诚而热情地对待学生，向学生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样，学生才会感觉到教师的可敬可亲，也才会敞开心扉，与教师进行信息交流与认知互动。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师生间的心灵互动，有赖于学生自我意识的突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吐露心声表达个人的求知诉求，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投资理财的选择”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尝试采取如下策略推进教学。

首先，通过自由组合，成立包括储蓄组、股票组、债券组、保险组等在内的若干“投资研究团队”。人人都渴望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让学生饰演一个基于特定知识背景的角色，必将极大激发其学习的热情。根据角色分工，各“研究团队”通过组内协商明确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如作为储蓄组代表的“某银行业务部主管”应主要厘清储蓄的种类及各自收益情况，准确分析储蓄相对于其他理财项目的优缺点；作为股票组代表的“股票经纪人”需弄清投资股票的利弊、交易的注意事项及获利途径等；作为债券组代表的“债券投资顾问”要弄清债券的概念、种类、投资回报及风险系数等；作为保险组代表的“保险专业人士”应了解保险的起源、种类及投资特点等。

其次，通过师生合作，建立包括学习反馈、资源导航、探究展示等板块的投资理财WebQuests专题学习网站。学习反馈，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有关投资理财的基础知识，并以在线考试的形式自主检测掌握情况。资源导航，有些资源是教师归类整理的投资理财相关资料存档，但更多的是学生于课前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进行的资料存档，如利用网络获取的与自己研究任务相关的信息、去图书馆查阅的投资理财的相关书籍等。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E-mail、QQ或个人微博等为学生提供在线帮助。探究展示，要求学生根据本团队所掌握的信息自主设计理财方案，在上传至网站的同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特定的教学情境，所采取的方式不限，而其他小组则可通过现场提问、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与反馈。

通过组建学习团队和创设学习网站，为学生架设从接收性学习到发现式学习的桥梁，从而深化了课堂体验，内化了学习策略，以便扩大“约哈瑞课程”的公开区，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二、缩小盲目区，扫除“约哈瑞课程”的实施障碍

信息掌握不对称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师知生不知、师不知生知等，后者即所谓盲目区。盲目区，作为教学互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制约着教学的可持续实施。这就要求师生尤其是教师要采取有效策略为学生扫除障碍，缩小盲目区，实现师生有效分享。

1 真诚倾听，谦逊接纳

只有胸怀谦卑、放低姿态并虚心接纳对方的意见或建议，才能促使其放下心理防备，真实表达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缩小盲目区需真诚关注对方、倾听对方。因为人都渴望表现自我，希望他人倾听自我。当这种心理得到了满足时，其态度才是积极主动的。如教学互动中教师应专注学生的言谈举止，并适时做出诚恳回应，以示“友好”，并赢得“尊重”。

2 异位思考，搁置争议

由于盲目区的存在，师生对信息的掌握与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分歧也就在所难免。因此，为了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就应弱化分歧，搁置争议。这就要求师生尤其是教师，应进行异位思考。如课堂教学中，当学生的认知存在不足、过失甚至错误时，教师不妨站在学生的立场先观察后定论。只有这样，教师的教学才更有“人情味”，也更具科学性。

“投资理财的选择”一课涉及储蓄存款、银行利率等概念，师生可进行如下互动：

师：若CPI同比上涨6.2%，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理性应对措施是什么？是提前归还债务，持有债券，增加储蓄，还是增加现期消费？

生：通货膨胀意味着纸币贬值，即同等数量纸币的购买力下降，因此延迟还债才更划算。同时，如果同期债券利率、银行存款利率低于CPI涨幅，消费者的实际收益则均为负，此时持有债券或增加储蓄并非理性之举。因此，增加现期消费才能使损失最小。

师：分析得有理有据，十分到位。那么，假如在ABCD四个时间节点CPI涨跌幅度分别为6%、-0.5%、3.5%、5.5%，请判断居民或国家的下列做法是否合理？在A点居民减少储蓄、增加现期消费，在B点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C点扩大生产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在D点提高税率、降低银行利率。

生：一般说来，CPI增幅持续大于3%意味着通货膨胀；而增幅大于5%即为严重通货膨胀。A点CPI涨幅为6%，已属严重通货膨胀，此时应增加储蓄、抑制消费；B点CPI为负，为通货紧缩，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正确的；C点CPI超过3%但未达到5%，应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D点CPI超过了5%的通胀“红线”，应提高税率以抑制消费并提高银行利率以减少流通货币量。

师：分析得很……（被学生打断）

生：老师，我认为A点的分析存在问题（教师请该同学阐述观点，仔细倾听并适当记录）。

生：基于通货膨胀成因及对策的分析，结合A点CPI的高位运行，从政府角度来说，确实应增加储蓄、抑制消费，但是基于居民角度的理性做法则应是减少储蓄、增加现期消费，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损失降至最低。所以对A点的理解关键在于角度的选择，是政府还是消费者？所以我认为“在A点居民应减少储蓄、增加现期消费”这一说法应辩证看待。

师：（稍作思考）的确，以不同视角审视某一观点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观点中的“居民”二字恰恰是其他同学所忽略的吧！该同学的看法颇有见地，我同意！当然，持不同观点者可以保留意见。姚同学，你怎么看？（作幽默状）

课堂教学中针对某一问题出现不同见解是时有发生的事，而虚心倾听他人看法，坦诚接纳不同意见，或索性搁置争议，不失为缩小盲目区、加深认知体验、提升教学实效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三、消解隐秘区，拓展“约哈瑞课程”的交往空间

隐秘区的存在为师生间沟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实现教学双赢设置了无形的障碍。英国教育家威廉・亚瑟说：“平庸的教师只是叙述，较好的教师是讲解，优秀的教师是示范，伟大的教师是启发。”启发式教学或许能为消解隐秘区，拓展“约哈瑞课程”的交往空间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第一步，确立话题。教学初始阶段，师生交流处于公开区，沟通自然融洽。随着互动的深入，交流步入隐秘区。此时，为避免产生心理的突兀感，教师一方面应灵活巧妙地选择话题的切入点，使之顺水行舟，自然前进。另一方面，应确保该话题是学生能够接受的，使学生能够思有所指、言之有物。

第二步，心理刺激。若想将某些课程知识或实践技能授予学生，尤其是学生不甚了解的知识或技能，教师就必须对学生实施心理刺激，展示符合他们需求的信息，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体验，激发他们进一步沟通的欲望。在此基础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给学生以包容与理解，消除他们的心理戒备。

第三步，情感共鸣。依据学生的心理诉求，通过移情等方法改变自我的情感表达，以获得学生的认可，进而使师生产生情感共鸣，使心理接受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样，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为高中政治“约哈瑞课程”由浅入深地推进铺平道路。

在“投资理财的选择”一课的教学中，为加深学生对理财相关知识的理解，笔者做了如下尝试。

首先，课前嘱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了解自己家包括购物消费、交通伙食等在内的月度消费总额，或在家长的陪同下亲自前往银行、物业公司、移动营业厅等查询房贷按揭、水电煤气、通讯资费等开支。在此基础上，请学生思考如何“节流”，为家庭开支合理进行预算，并通过“开源”，使家庭财富保值增值。

其次，展示案例。许先生，家住江苏省苏州市。家庭其他成员：父亲、妻子、女儿（18岁，高一学生）。许先生月收入6000元，妻子月收入2000元，两人均有基本社保，且工作稳定，父亲每月退休金2000元。家庭月支出3000元左右，银行存款17万元，购买国债5万元。家庭现有住房一套，市值100万元，每月按揭还贷5000元左右，另有汽车一部，价值近10万元。可在之前设立的学习小组基础上组建“理财事务所”，成员可任意选定某一角色，由“理财事务所”为许先生家草拟一份为期五年的家庭投资理财企划书。

最后，由“事务所”成员将“企划书”上传至专题网站相关板块，全班同学按预期收入、风险系数、可操作性、方案撰写质量各占25%权重的标准投票评选产生“最佳理财方案入围奖”。教师对入围方案进行简要评析，并从现金规划、风险管理规划、子女教育规划、投资规划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理财建议――“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具体内容包括控制年支出、资产按适当比例配置、投资有盈余则可适当追加、可买债券基金等。

教师以尊重学生而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因启发学生而从学生那里获得启发，在收获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的同时，留给了学生广阔的成长空间。这样，其隐秘区也就渐渐被消解了。

四、突破未知区，延伸对“约哈瑞课程”的认知视域

“约哈瑞窗”揭示了未知区的存在。作为一个师生均“无知”且尚待挖掘的认知区域，对其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延伸认知视域的过程。那么，如何使这一过程变得更有趣味性呢？笔者认为，“自主体验-探究展示”不失为一种有效策略。

自主体验，通过亲身参与而收获的情感体会与心理反应，能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与认知，从而能够使学生自主感悟教师未教、教材未提甚至现有理论体系未深涉的内容，在思维与实践的创新中收获“更多”。

探究展示，一方面让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有了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战胜自我的实践契机；另一方面，尊重了个性差异，实现了资源共享，收获了知识技能，体验了民主合作，真正实现了学习资源的生成。

在“投资理财的选择”一课教学中，笔者考虑基于投资理财WebQuests专题网站的探究展示平台，开展小组合作式探究学习。

“股票组”借助网络游戏“股市浮生记”（如图1所示）。演示炒股流程：进入系统完成注册，在查询栏输入欲购买股票的代码，系统会自动弹出含有当日涨跌走势的日K线以供分析时用，如需交易则在交易栏输入代码即可进行委托交易了。游戏，让股票走近了学生的生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直观展示了股票高收益高风险同在的投资特点。在此基础上，归纳股票投资的收益性、流通性和风险性，解读股息红利和股票升值差价等收益来源也就水到渠成了。

“债券组”播放投资专家访谈DV“投资理财面对面”，让同学在直观的影音渲染中体会债券何以能成为投资首选，并结合资源导航板块相关内容，阐述债券的种类与风险系数。通过播放市民抢购国债及现场采访的自制视频，进一步解读债券尤其是国债的投资特点。

“保险组”播放保险小故事Flash若干，让学生了解保险的起源、发展及种类等方面的内容。以“十一黄金周”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为背景，举例说明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流程，让学生在弄清购买保险注意事项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保险是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