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反周期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篇2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二、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篇3

1月29日-30日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记录了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众多与会者表达了对进一步资产购买所引发的潜在成本和风险的忧虑情绪。与会者不仅忧心量化宽松退出策略可能带来动荡，还担心美联储证券投资组合迅速膨胀会引发资本损失。

无论担忧情绪多么严重，他们都没注意到美联储这项策略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强调短期战术甚于长期战略。面对危机，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战术性对策押注加码，先是推出两轮量化宽松又继之以开放式的重复操作，从而不断加深了对问题的误判。第一轮量化宽松的成功使FOMC错误地相信已经找到了后续政策行动的正确模式。

假如美国经济是受困于总需求暂时不足这一周期性顽疾，这种办法有可能奏效。按照凯恩斯理论，财政及货币等反周期政策最终可以弥补需求不足，从而让经济再度启动。

但困扰美国的并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痼疾，而是一场持续拖累美国家庭的旷日持久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曾几何时，美国家庭对房地产出手毫不犹豫，借贷随心所欲，如今这两大泡沫早已破灭，但由此造成的影响并未消除：2012年家庭债务负担仍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3％，而去年的个人储蓄率平均仅为3.9％。

专注于改善资产负债表的美国消费者并未吞下货币财政当局抛出的香饵。相反，他们已经削减开支。五年来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开支平均增长仅为0.8％，这是“二战”结束后最严重也最持久的消费需求增长放缓。

货币财政刺激计划的声势虽然浩大，但作为针对周期性问题开出的药方，药不对症。现在应加速修复资产负债表，同时将货币和财政政策杠杆调至正常水平。解决方案包括减免“水下”抵押贷款（即未偿款超过房屋当前市值的贷款）、降低大约150万房屋面临的止赎风险。其他措施还包括强化储蓄激励机制，从而提升美国家庭的长期财务安全；扩大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养老金计划、建立低收入家庭特别激励机制，并结束美联储零利率政策强加在储户身上的财务压制。

诚然，上述政策充满争议。债务减免将纵容鲁莽和不负责的行为，但将“水下”的无追索权抵押贷款，转化为所谓的可追索债务（把不还债仅仅丢掉房屋转变为威胁到借款者的所有资产），可以解决上述担忧，并赋予美国的杠杆文化以更强的责任感。

时机也是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储蓄激励机制的实施。为避免存款激增可能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应在3年-5年内分阶段实施上述举措。

上述提议的主要优点在于，关注战略胜过战术层面，因此在解决困扰当前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更对症。由于崇尚典型的自由放任主义，美国一直将战略问题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长此以往，导致政府在处理突发问题时被动且时常受到误导。

因此，美联储似乎更关注危机善后，而不是避免新一轮危机爆发。美国财政政策也是如此，讨论期在事件驱动下越来越短：1月1日通过财政悬崖议案，3月1日“支出封存”启动，3月27日预算“持续决议案”到期，5月18日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到期。一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债券市场很可能在酝酿着下一个泡沫，却被错误地当成这种短视做法的终极检验。

美国战略真空和短期主义危险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越发严重。一系列短期的修修补补绝不能同成功的长期战略画等号。

篇4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新晨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篇6

[论文摘要]通过政府的宏观干预进行反周期调节，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调整的重要保证。国外近年来在危机应对和周期性调整中采用过诸如改革金融体系、实行扩张性财政、保障农业增长、实行结构性减税、改革公积金制度、刺激中小企业增长等措施，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应对此轮周期性调整，具有重要借鉴。

1 金融体系:改革现有体系还是解决流动性

经济调整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银行不良资产的爆发和流动性不足，为避免衰退，刺激增长，西方国家首先要做的是稳定银行体系，逐渐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刺激其释放流动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或次级债券，直接或通过官方清收机构购买不良债权，以及用政府债券置换银行不良债权等形式注入公共资金等。以美国为例，对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环境进行配套改革和调整的措施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危机时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通过在银行体系内自行消化、对不良资产存量的形式进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将其从总资产中剥离出来转移给新的回收机构、债权拍卖等方式进行;二是对金融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是对银行体系外部经济环境进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银行业风险主要在于外部危机的输入性风险、实体经济增长滑坡和外汇敞口风险。因此，政府在以增长为取向的金融体系的干预中，审时度势的调整货币政策并积极完善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企业经营风险，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金融干预上，我国需要采取适合自身的调整路径和举措，在迅速补充流动性确保实体经济金融需求基础上，密切关注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严防金融干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稳步推进包括衍生业务在内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2 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何避免“挤出效应”和“政策失灵”

作为萧条时期运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预手段，扩张性财政因见效快而备受重视。但是财政政策的运用需要复杂的集成条件和时机把握，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赤字和债务危机。日本20世纪90年代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如扩大基础部门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然而，财政支出没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日本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到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4%，国债依存度为28.8%，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64.4%，成为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的深刻教训。日本财政政策失灵的教训在于:一是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适用环境是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相协调，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导致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加并没产生长期影响;二是过分依赖财政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解决体制导致的需求委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标的竞争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吸取日本的教训，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时，首先，特别注意财政政策的综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其次，财政投入是拉动投资需求的引导者，但并不是唯一参与者，它是拉动内需的先锋而不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债务扩张—过度赤字—财政危机”的陷阱，确保财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财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内。

3 农业增长:选择就业导向还是科技导向

宏观经济调整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既表现在确保经济下滑期间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也表现在通过提高农业就业创造能力，吸引工业产能不足所造成的劳动力分流就业问题。在全球滞涨的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推行了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就业导向发展战略”，主旨是通过把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和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农业部门连接起来，以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发展农业对非农企业尤其是位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来加强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联系。二是推进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迅速提高农业产出的国内需求。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中，应认识到农业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导向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导向，既要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也要关注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引导，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和育种技术、温室技术、提高单产的技术。进一步优化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及时调整升级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结构，积极推进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流通体制建设。

4 结构性减税:如何保持减税效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计划。2008年，加拿大政府将该国的商品与劳务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此次税率下调，使加拿大消费者减轻税负60亿加元。墨西哥降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税率，同时小公司所有者和自雇者如果通过网上申报纳税，可以获得1000比索的抵扣，全年的减税总额约为131亿比索。美国则是延长对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费用的税收扣除期限到2010年。

但是，减税对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复杂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作为一个处于战略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很重，政府职能不可能调整到“守夜型”，保持税收负担的相对稳定是一种必然选择。另外，各有利益取向的税务阵营本不愿意放弃更多可征税项以及相应的征管职权，全面减税不仅意味着他们可能丧失一些利益，更意味着他们的职权将受到相应压缩与裁减。当税负被结构性削减，由于税外收费的无限扩张，又可能抵消掉减税的实际效用。这给政府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要求，就是必须尽可能地逐步清理体制外收费以及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5 调整公积金制度:如何平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公积金制度是保障员工福利的重要措施，其缴存比例的高低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有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加坡长期高积累以及过快提高公积金比率，给实体经济在短期造成过重负荷。短短的六年时间，新加坡政府将个人公积金交纳比例从37%提高到50%，从而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利润，同时也抑制了个人消费，导致经济衰退。面对危机，新加坡政府从降低雇主交纳比率，降低企业成本入手，在陷入衰退的两年内将雇主的交纳比率从原来的25%降为1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微观经济实体的流动性与活力，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但是，降低公积金比率却抑制了个人的住房消费和贷款，又造成个人消费的抑制，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造成政策效应的对冲和抵制。

从新加坡的改革可以看出，特殊时期对公积金制度进行调整，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可以有效促进反周期调节，但为应对由此带来的消费抑制，必须通过系统性政策来平衡与协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另外，适当增加我国公积金的灵活性与流动性，增加公积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力度，采取各种便利措施，适当扩大公积金在房地产之外的使用限制，鼓励和促进居民使用公积金满足和改善居住条件，是促进当前内需的必要选项。

6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如何充当“放大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支柱，也是调整时期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部门。经济衰退时期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各种鼓励创办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政策，目的是减少失业并提高生产率。德国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刺激中小企业增长。德国在1984年就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又开始税制改革。目前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提高中小企业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降低所得税下限等。法国重视通过财政补贴使中小企业拥有充分的资金。其地方优惠计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购的报价、信息披露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竞争门槛，并扩大信息网络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二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是帮助中小企业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策性资金在弥补中小企业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当“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资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资金，并在市场环境和交易平台等方面进行扶持。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经验，在政策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倾斜，并在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发放、项目可行性审核、资金使用监管、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强化专业化的运行机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资金的浪费。同时，更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担保机构运行机制和可循环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美国等国家的财政政策及启示[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9):70.

[2]陈淮.日本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1999(12):15-17.

[3]卢福财，黄彬云.促进就业增长的国际经验与教训[J].改革与战略，2007(5):41.

篇7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篇8

我国的宏观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除1988—1991年三年调整期外）。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大于供给，主要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当时宏观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通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这个阶段，由于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生产过剩，物价不仅不涨，物价指数在这期间是负的。那时候宏观政策主要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阶段是结构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但是在消费领域里需求不足，过剩严重。当时的应对策略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组合，当时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我国采取了全面的一揽子措施来反危机、反萧条，就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与第三个阶段是有区别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为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样，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而是总量的问题，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这使得我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四个调整方向

我国的宏观政策正在作出四个方面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2008年7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全面一揽子的扩张，到2010年10月开始择机退出。政府干预过多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败。现在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的步骤，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

第二个方面就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金融危机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现在需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刺激经济作用，也要考虑风险控制。所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一个控制，对财政赤字的规模以及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政策债务风险的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我国现阶段主要是运用货币数量工具，即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运用央行票据等，这些措施都表明我国开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更多地运用数量工具，目的在于以冻结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手段来控制信贷规模，而不是更多地运用价格工具，如频繁加息等，以防止加剧经济下行。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信贷管制，这也比单方面加息更合适。不过这个手段带有比较强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第四方面是汇率。现在的提法是汇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轨道。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人民币就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在种种压力下，从2005年开始，我国调整了汇率政策，盯住一揽子货币。2005年至2008年之前，人民币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币盯住美元，这是因为要保护我国的出口，争夺国际市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自2010年10月择机退出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为减少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大量的外汇占款形成的通胀压力，汇率政策再次回到盯住一揽子货币即重回加速升值轨道。在目前经济下行与通胀压力并存的条件下，汇率政策既难以倾向于反通胀（升值），也难以倾向于反衰退（贬值），稳定不变是自然的。

注重供给管理要重视地方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既面临经济下行的威胁，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只强调总需求管理，宏观调控有效性会受到很大限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与反通胀之间难以取得均衡。因为，保增长要求扩张需求，由此可能加剧通胀；反通胀要求紧缩经济，由此会加剧萧条。这就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既难以同时扩张（双松），也难以同时紧缩（双紧），若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则又严重抵销政策效应。因此，需要在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

供给管理的根本在于综合运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包括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供给效应，还包括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劳动者保护和福利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等。总之，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地方政府直接面对企业和劳动者，在供给管理中具有更大的也更有效的作用能力。

如果在宏观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会更有利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因为供给管理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刺激经济的同时，可以降低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在实现有效增长的同时，可以遏制需求过快扩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中央与地方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性。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从供给方面注重投资结构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避开需求调节上与中央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周期性的非同步性，从供给管理上有效推动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

中央宏观决策应当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

宏观调控中，中央的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至少是部分地区利益和发展要求产生矛盾是正常的，况且不同地区之间对宏观政策的要求也不相同。问题在于，在宏观经济决策机制上能否使地区不同的要求和中央宏观调控目标有机统一。

尤其是当宏观经济既面临通胀压力，又面临增速放缓威胁时，一般而言，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冲击企业，企业受到冲击后往往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稳定，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反萧条和反通胀之间往往首选反萧条。而通货膨胀则不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责任在中央，所以，中央政府在反萧条和反通胀双重压力都存在的情况下，往往首选反通胀。这种“利益——责任”锁定机制是客观的，科学有效的宏观决策机制要求充分理解和尊重不同方面的利益和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无视。

地方应当服从中央，但中央宏观决策应当在承认和协调地方利益基础上，制定符合大多数地区利益及有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这就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努力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且更要在推动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推动金融深化等要素市场完善的体制基础上，改进宏观决策机制，提高宏观决策的“公共选择”程度，即提高其民主化、法治化、程序化，减少其过度集权化、行政化、随意化，在机制上保证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篇9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篇10

关键词：工业生产指数；赤字；欧洲；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34-02

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实行了重要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美国，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放缓，失业率还保持在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政策讨论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高经济增长率需要避免当前的这种经济低迷状态，然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财政扩张能否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调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只实施货币政策也能达到扭转经济低迷的目标？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降低失业率），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相反，预算赤字，不管是通过货币发行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会增加公共债务，提高利率水平，挤出私人投资，最终将损害经济的中期发展。反过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些又会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费尔德斯坦坚持反对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诉诸于赤字开支的财政政策。罗伯特·巴罗也反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成为相辅相成的政策工具这一观点，认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因为正在面临或经历财政宽松政策的经济主体会把他们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增加的纳税额，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费和扩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没有改变，所以财政乘数是0。

然而，上述命题缺乏特定的经验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里，通货膨胀正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罗的假设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假设并没有被实体经济中的任何经验证据所证实，因为即使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大多数OECD国家里的家庭储蓄却减少的非常多。

在面对严重低迷的经济时，为了稳定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协调使用。例如，在总需求严重不足、高失业率和经济流动性有限的时期里，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借贷，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债务负担加重而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管是出于汇率下降还是信贷扩张，在某些程度上能对经济衰退的冲击起到缓冲作用。

在经济衰退时期，单一的依赖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不能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刺激，因为在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会必然对投资产生激励。的确，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时期，为了刺激总需求和增加产出与投资，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单一的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实上，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扩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职的布鲁斯分析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指出联邦政府债券利率每下降1%，仅仅能够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证实，与财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单独实施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财政政策则显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应对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如果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够协调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直接一点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发表的名为《政府赤字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一文，准确的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预算赤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潜在积极影响。该论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证明了政府赤字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时期也是有效的。他认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事实上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他的分析，当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时候，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能实现货币盈余（利润），所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这一不利处境可能会产生“停滞陷阱”。对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而言，为了扩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预算，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这一关系式：I+X+G=S+M+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