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最近的财政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经济景气时实现预算盈余

即经济强劲，企业业绩好，许多人都有工作。这种环境下的税收趋于上涨，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支出更少。问题是，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政府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个最基本的规则。当情况变糟时，各国往往试图进行改变，但此时正是经济最无能为力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在繁荣时期出现预算赤字，即政府每年的支出超过收入。希腊也出现了这一困难，无法向本国公民征收更高税收。显然，经济景气时实现盈余的国家能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用作反周期工具

消费者和企业减少开支，可能会导致经济不景气甚至衰退。这种情况下，政府可通过增加支出或减税来应对。在最近的危机中，这种方法非常有效。2009年的伦敦20国集团首脑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确保各国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而防止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有助于避免萧条。

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这样做效果会更好，如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更需要财政刺激政策，但他们的实力较弱，预算赤字已高企不下。经济低迷时期应用财政政策的能力，可为货币政策减压，从而充当经济衰退时的减震器。

收紧时制定可靠的中期计划

这个规则适用于许多西方国家，有助于确保金融市场处于强位，同时降低借贷成本。可靠的中期计划能促进目标的实现，并符合市场预期。当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时，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收紧将被视为不可靠，这种政策似乎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

收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宽松

也就是说，利率要低。相反，如果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将陷入或长期处于衰退中。正如过去一年出现的情况，当商品价格上升形成相对价格冲击时，货币政策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央行顶住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工资不涨的经济形势下。欧洲周边经济体遭遇了财政困难――工资不断下降，而他们自身的货币政策失控。

对收紧的速度和规模作出判断

理想的情况下，最好等到私营部门足够强大，政府削减开支或提高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能更好地应付困难。但必须承认，当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时，他们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轻松。举例来说，欧洲周边国家被迫采取强硬的财政政策，作为接受核心国家援助的条件。此时，它们的经济非常薄弱。

避免债务陷阱

衡量是否陷入债务陷阱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债务规模比经济规模大，政府债务将超过GDP的100%。二是债务利息率必须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或接近债务陷阱，它们需要获得核心国家的进一步援助。历史表明，大型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无法长久，除非它变成一个政治联盟。如果国家未陷入债务陷阱，它们在减债的时间上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例如美国，债务水平是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89.4%。同时，英国债务水平较低，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9%，且债务到期时间长。因此，美国和英国不会破产。

篇2

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无非是“积极加稳健”相搭配。

就积极财政政策而言，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

就稳健货币政策而言，为期几年的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以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为代表的各类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已经形成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在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和凸显期的背景下，一旦物价上涨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极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我们不宜再以推高物价为代价而硬性实施天量货币驱动。

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要调结构、控物价，在不以牺牲调结构和推高物价水平为代价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操作，正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任务。

受制于多种因素或牵制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可以发现，暂时抛开货币政策的布局问题不论，至少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以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涉及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这一段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

这便意味着，在当前的中国，实现稳增长的重点应当也必须放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上。可以说，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成败。

也许是困扰欧美诸国的财政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人们对于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形势异常敏感，以至于在推进结构性减税方面缩手缩脚，止步不前。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逆向行动——实施结构性增税。故而，也就有了恰当地评估当前财政收入形势并与推进结构性减税相联系的必要。

这当然要拿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根据财政部最近的信息，今年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1.6%。这个数字，尽管较之去年同期回落18.9个百分点，但是，若换一个参照系，按照今年9%的预算收入增幅指标计算，则是“超出”预算2.6个百分点。它意味着，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走向，不过是以往增速的放缓，而非负增长，更非低于预算指标的增长。它所能影响的，至多是超收收入规模的多与少，不会动摇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篇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通胀，并对各国正在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质疑。这些声音将是避免货币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重要牵制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与暂时还看不见的通胀作斗争。保持当前的宽松政策同时作出微调或许是合理选择。

从格林斯潘成功应对1987年股灾开始，央行真正开始发挥了积极的危机管理职能。10月20日星期二的早晨，美联储大量购买政府债券释放货币，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市场上增加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紧接着，联邦基金利率大幅度下调0.75个基点，市场的流动性得以恢复，市场恐慌很快消除。这个策略也让全球经济迅速渡过高科技泡沫和9・11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冲击。

这段时期是货币政策的黄金期。经济周期似乎已经被成功驯服，直到2007年这轮危机的到来。货币政策因此而得到的最大教训在于，已经由在危机时候实施果敢有力的救市措施，转向成为如何判断经济复苏周期的回归，并逐步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在2001年以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为股市泡沫收拾残局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催生了另一个更大的泡沫：房地产泡沫。

放出流动性事实上比回收流动性要艰难的多，但这将是危机过后必然的一步。对当前的危机有各种解释，但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难辞其咎。来自中国和中东的资金是流入到了美国，但美联储如果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它能够回收这些流动性，但它没有这么做，它延续了高科技泡沫后的宽松政策。

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达到底部，并不断萌发出复苏的绿芽，此时还离不开宽松货币政策所营造的温暖环境。熟悉日本1990年代经验的人会同意，政策的反复是经济走出顺利走出危机的绊脚石。美联储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和美国政府高企的赤字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消化过程，但有理由相信，经济复苏很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意味着，美联储有时间来缓慢调整流动性。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有一个误区，就是希望每个财年都能做到预算平衡。这个理念其实是不需要的并且是有害的，因为在危机时期，保持一段时期的赤字是合理的。财政政策应该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周期里考察，危机时财政赤字、繁荣时财政盈余，总体而言，是能够基本平衡的。货币政策也是一样。当经济出现一个较长周期时，货币政策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当前出现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周期。这个周期不同于1987年或2000年单纯的股市泡沫，可以很快过去，因而那时货币政策也应该及时调整。从这个意义上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时间应视经济金融形势而定，而当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信号要求货币政策作出改变。

中国的情况与此雷同。高速增长的信贷规模包括票据融资总体上利大于弊，不仅有力地满足了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增长的融资需求，还有效地打消了有关通货紧缩的预期。并且，现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看上去还没有作出明显调整的必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正在领先主要经济体企稳回暖，但中国经济不大可能出现急速反弹，并且还可能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明显扩张之前，中国经济很可能维持一个缓慢回升的态势。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增长的警报还无法解除。

篇4

关键词：印度；印度尼西亚；经济下滑；通涨水平上升；经常账户逆差

中图分类号：F124

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受到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遇到的波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是其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另外一个说法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是由美国的QE政策以及QE的退出所引起的。更令人关心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的前景怎么样。笔者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经济体谈一些看法。

一、两国经济下滑、通胀水平上升

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这两大新兴经济体都存在相同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在相对快速地下滑，另一方面通胀水平在上升，同时还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

（一）印度

印度目前的经济是从2012年增长的高点（2012年比2011年已有下降）5.4%开始下降。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GDP下降到4.8%，下降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又进一步下降到4.4%，下降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都是负增长，这在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是比较突出的。可以说，2013年在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尤其是大的市场经济体当中，印度的情况特别突出，GDP下降幅度非常大。

印度和包括下文即将提到的印度尼西亚最近的情况，在货币政策上所面临的主要制约是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印度CPI的通胀率5月份已达9.3%，6月份9.9%，7月份略低，为9.6%。高通胀率迫使印度中央银行通过储备银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种情况。如果降低利率，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刺激信贷的扩张。首先会表现出通胀率的上升，通胀率的上升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的问题。下文会稍做展开分析。最近印度中央银行和印度储备银行任命新行长，采取了这种结构性货币调整政策，受到关注。中国以前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政策。

目前，印度总的经济情况表现为：经济增长率连续下滑，而且是以比较显著的幅度下滑，同时另一方面面临着较高的通胀率的制约。

（二）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情况。2012年印度尼西亚GDP的增长率是6.3%。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印度尼西亚不在金砖国家之列，印度尼西亚是G20的成员，也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其人口占整个东盟10国的1/3，在整个东盟地区中也被认为是最具有潜力的。2013年一季度，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6%。2012年开始，除中国之外，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的这四个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率都显著下滑，跌至6%以下。巴西、南非还曾经出现过不到2%的增长率。世界各国对于印度尼西亚2013年一季度时6%的增长率非常看好，认为它是新的1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首。

2013年二季度，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率下降至5.3%，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下滑。当时，中国经济形势也出现了一些逆转，没有新的GDP数字。2013年5月份美联储的伯南克有可能退出的消息在印尼引起了一些恐慌，致使其货币印尼盾（卢比）从6月份开始显著贬值，一些人认为出现大幅度资金的外流。2013年6、7、8月这三个月通胀率明显快速上升。比如，6月份只有5.8%的CPI通胀率，7月份一下子跳到8.6%，一个月之内提升3个百分点。这个跳动是与其货币印尼盾（卢比）的大幅度贬值紧密联系的。同时，政府在一些主要的食品燃料价格管制上采取了一些放松措施，取消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通胀的预期大幅度上升。8月份稍微温和一点，但还是处在上涨过程中。超过8%的CPI增长率，与印度、俄罗斯以及南非比较高的通胀是很接近的。

现在经济上遭受冲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呈现出这些突出特点。一方面经济在相对快速地下滑，另一方面通胀水平在上升，同时还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这种情况给政府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上也带来了困难。

二、原因分析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济下滑特征与原因有相同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解决高通胀率问题收效甚微

印度于2001-2012年11年间，通胀水平从未低于3%，它的经济增长是从2003年开始的，现任总理上任后推行促进增长、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名义上说是促进经济改革，那时候经济增长率开始逐年上升，但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通胀实际上也是在上升的。尤其自2005、2006年开始，通胀率均在5%以上的水平。理论上有一些学者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过去的10余年间，中国曾两度出现通胀快速上升，但官方数字体现平均水平在5%以内，印度的平均水平则在5%以上，且最近的年份都是在6%以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通胀率接近10%。而爆发危机之后，进一步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在2009年上升到15%，15%的通胀比例体现出印度经济上相当严重的问题。后来有一些紧缩，通胀率下降，但直至2011年最低水平也超过6%，2012年又进一步的上升，达到12%。印度的通胀治理并不十分有效。

印度尼西亚的CPI近年来也较高，2005年最高曾达到17%。当然有很大的起伏，总体上说，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或者财经货币当局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做出了努力，但是这项工作不是非常稳定。尽管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通胀率平均水平控制在5%以内，但还是在当时的经济收缩过程当中出现的。中央银行财政货币当局实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政策效率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运用财政政策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受到牵制

印度的财政状况在2005年以前还较好，但2005年之后至今的各个年份都是赤字。2007年经济增长最高的水平就是GDP超过8%，接近9%。这是印度政府自辛格上任以来追求的目标。经济的高速增长致使政府的收入增加，缓解了财政赤字，2007年是最好的一年。2008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2009年、2010年大规模的刺激，使财政赤字的水平与GDP的比例显著上升，最高超过5%，接近6%。中国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最高不到2.9%，最严重的一年不到3%。最近2011年也是超过了4%，比例较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G20在讨论宏观经济协调时提出几个参考性指标，认为经济账户和财政赤字这些重要指标与GDP的比率不应超过3%。欧元区实行统一计量的时候，财政赤字的约束标准也是3%，印度在这方面已经突破了。虽想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扩大的财政赤字，但是现在与巴西的情况一样，没有债务问题。大量的财政赤字认购者、持有者是国内居民和国内机构，境外投资者有一部分，但占比不是很大。当然，也存在一些周期性因素。较高的财政赤字给印度经济政策带来了新的一层制约。因此，政府在经济下滑的时，运用财政政策、减税和扩大支出等手段均存在制约。较高的通胀已经带来了货币政策上使用的空间，而已经存在财政赤字进一步又限制了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

印度尼西亚21世纪初的年份中财政赤字是负的。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政府做出了努力，也曾经有所改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也曾经采取了刺激性计划。2012年其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是-2%，好于印度，但仍存在问题。即2013年面临经济在进一步的走弱中，使用财政政策手段受到一定牵制。6月份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要取消对一些汽油、食品的补贴，其用意也是想缓和自己的财政赤字，但是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整个市场较为强烈的反映，这也是其在财政政策上受到制约的情况。

（三）能源供给不足造成经常账户逆差

印度包括贸易和投资转移支付在内的经常账户2004年以前略有盈余，2004年以后出现了经常账户的逆差。这与经济结构是有一定关系。印度在经济增长加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印度的煤是不多的，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石油这一项使得整个贸易形势发生了逆转。2008、2009年至今，其经常账户的利差与GDP的比率通常是在3%～4%之间。2012年超过了-5%。最近这些年经济增长率比2007年、2008年有所下滑。石油的进口对经常账户的不利影响应该说是有所缓和的，而且，国际油价在2008年以后有一个大幅度跌破。2008年最高点是140美元/桶，2009-2011年都是100美元之内。石油进口量增大，但是支付的金额并没有相应增多，对印度这样一个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体而言，应该利好，不会加重经常账户逆差的情况。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从2008年一直到最近年份，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持续性扩大。原因在于CPI是在最近一些年比前些年要高。面对着较高的通胀率，虽然经济发展，印度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但是出于防止所持货币资产贬值的问题，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在那个经济体当中大量地购买黄金。以前印度老百姓购买黄金是因为文化传统中的日常消费，但是在最近一些年大量的购买黄金成为印度普通居民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首要选择。而印度本国不产金，所以需要大量进口黄金，造成经常账户的逆差。因此，即使处在经济减速、国际油价处在相对低潮的大背景之下，印度经常账户逆差仍在继续恶化。

2012年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方面大部分年份都是经常账户的顺差，这也是其自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货币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支撑。2012年经常账户变成逆差。原因有两个方面。印尼原来有石油与煤的资源，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内需求增多，也与印度相仿，在能源供给上逐渐成为赤字国。石油要依靠进口，出口增长大幅度减速，尤其是2012年出口增长大幅度减速。逆差幅度很高，超过了-3%，这对其货币的稳定有不利影响。但是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并不是从2012年出现的。在2013年6月份之前也没有出现。5月美联储称可能要退出，加上国内一些自身政策推出的时点以及遭遇到比较严重的经常账户的逆差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当前最近两个月印尼市场比较大的振动。卢比的贬值幅度超过了15%。而且笔者认为，这种贬值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讲还有新的宏观经济含义。

三、两国结构调整政策问题分析

这两个经济体所面临的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有一些共同性。就印度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进展非常缓慢。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人口国，劳动力数量资源不存在问题，但在过去二三十年发展过程当中，劳动力对劳工市场的适应与中国一样，存在不适应的问题。劳动力不是在原地工作，而是要不停地转换工作与跨地区流动。

三是国内能源供给不足，对外依赖程度较高。这涉及一些国际政治地理的问题。印度需要大量从伊朗进口石油。2012年初，美国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对伊朗的制裁，不从伊朗进口油。中国表态可以参与，印度就无法参加，只能从伊朗进口石油。印度与俄罗斯交好，但其国土不直接跟俄罗斯接壤，不能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因为从俄罗斯将油气管道接至印度需要经过巴基斯坦，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

2003年以后，印度总体上实施了积极的引进外资政策。一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二是引进外商的证券投资。印度国内证券市场上有大量的外资机构，金融危机之前其股市非常火爆。当然，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受到不少限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印度非常严重，外资政策存在不统一、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展并不理想，远远落后于整个市场规模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自2003年实施了积极增长和开放政策以后，其持续爬高的国内通货膨胀侵蚀了印度卢比的国际竞争力。印度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应该大力发展其外资投资与对外贸易，但较高的国内通胀使其实际汇率升值。这与中国1994年以后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促进了出口，也吸引了外资，而且把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两者结合在一起。印度在这方面没有体现相关优势。

印度有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但存在效率低下、严重坏帐等问题。

印度所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还是较为突出的。甚至有国际评论认为，印度在过去的10年内积极推进改革，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要远低于其当初的计划，也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界对它的预期。这就使其遭遇到从2012年下半年以后的新经济问题，新的经济收缩压力突出表现。

从印度的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情况来看，可以这样说，印度的经济变化与美国的 QE政策以及QE政策的退出是没有关系的，但与整个国际贸易形势有一定关系。其经济下滑与货币贬值是从2012年年底开始出现的。2012年整个国际贸易开始收缩，对它的经常账户的收支逆差是有促动作用。但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国内，如前文提到的通货膨胀方面的原因。

印尼的问题相对印度较轻，且短暂。共同的问题是印尼的基础建设设施也相对落后，能源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跟印度相同，从原来国内自给向依赖进口转变，随着价格管制措施的调整与QE退出的信号碰到一块儿，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也影响了汇率的稳定。

四、建议：两国应处理好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的关系

印度和印尼这两大经济体脆弱性的确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的总结。应当处理好与把握好通货膨胀和货币稳定这两者的关系。

（一）通胀导致本币对外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当中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且持续性的严重或者至少显著的，贸易逆差或者经常账户的逆差同时存在，那么在外部或者说偶然因素之下就很容易促使经济预期的逆转。货币要贬值，老百姓就会冲击市场，导致价格上升，一旦有通货膨胀，然后就会贬值，一旦有贬值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某种程度上印度以及印尼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比预期快速的转变。

（二）通胀引起实际汇率升值

通胀会侵蚀国际竞争力，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从2003-2008年，印度还是实行浮动汇率制，而且在七八年长期当中基本上保持稳定，每40或50卢比换1美元，长期保持在这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下，如果国内通货膨胀保持比较低，卢比对美元有一定的贬值，整个实际汇率会有所下降，这对促进外资流入和出口增长是非常有利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胀率每年以6%、8%增长，卢比即使对外贬值3%、5%，但还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三）通胀导致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

印度的出口增长和外资引入因实际汇率升值而受到限制，出口增长按美元来算，每年如果保持8%～10%的增长率，印度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控制通胀是有关系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如果不治理好国内通货膨胀，本币的对外贬值无法带来对外贸易平衡的改善。从2012年底至今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超过20%。如果货币快速贬值又不能及时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很快贬值带来汇率上的改善被抵销，无法通过印度卢比大幅度的贬值预期其贸易境况近期内改善。还会继续面临着严重的贸易逆差与经常账户逆差。

（四）通胀引起金价反弹

当然，前文也提及在国内通胀不断爬升的情况下，进口黄金还会增加。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黄金价格在达到历史高点以后开始下降。但其下降过程并不是平衡的，在2013年6月、8月、9月分别有几次上升。退出QE的消息传出后，第一反应是股价、债券收益的上升，而这都是把投资基金从黄金市场吸引到有价证券市场的有利情况，为什么反而出现金价的反弹？笔者认为，印度居民在国内通胀预期上升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对黄金的购买或对黄金的投资，促使黄金需求量加大，导致国际市场上对金的需求又出现反弹，不可小觑印度这样的经济体发挥的作用。过去印度经济规模较小，现在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尤其在一些局部市场上已经成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2013年5月以后，印度推出资本管制的措施。短期看印度的资本管制措施主观意图很好，但并未阻止卢比的进一步下跌，反而起到一个负面的信号作用。更加突出了经济体有虚弱地方的影响。经济形势没有得到有效稳定。印度新上任的中央银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瑞詹（Raghuram Rajan）采取了非常规的政策调整。即把回购利率提升0.5个百分点，将央行的短期流动性贷款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一升一降，一方面稳定卢比的汇率，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国内银行体系宽松，实施了结构性的调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利率的调整，市场反映非常好，认为是可取之路。但是效果怎么样，我们也看到比如实施利率政策，提高回购利率政策是为了稳定外汇市场，要稳定外汇市场与推出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动机是稳定外汇市场，短期效果是引起人们的恐慌，因为印度的证券市场上已经有大量的外资投资者，这两个政策应该是有冲突性，互相排斥的，具体效果值得观察。

五、总结

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印度经济包含比较多的结构性问题，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更多的是反映一些短期性的因素。从中期来看，印度尼西亚应该比印度更早复苏，半年、一年之后就有比较好的复苏，印度尼西亚在东盟板块之内，加上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东盟区域经济发展很不错。而印度的结构性问题、深层次的矛盾和所受到的制约要多一些，调整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从长期来看，印度这样的经济体尽管当前有很多的不足，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好，长远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对新兴经济体的外部环境来讲，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整个区域的贸易是大幅度的收缩，从外部进口大幅度收缩。欧盟27国在2013年上半年1～6月份进口还是-4%的增长，出口有1%～2%的增长，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巴西、印度、印尼，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不利的，影响较大。欧元区衰退即将结束，逐步好转，预计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进口停止负增长，2014年转为正增长，这对整个新兴市场是一个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也会发挥它比较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从绝对数来说，美国会大于欧盟。但是2014、2015年，欧盟的作用将逐步抬升，与美国不相上下。

参考文献：

[1]贺力平.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国际发展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张静，赵永平. 印度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J].东南亚纵横，2012（7）.

[3]田青.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R].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2-2013），2013-01-01.

篇5

美国又一次在最后一刻躲过了债务上限危机。但是，美国还必须在90天内赶在下一次债务危机爆发前弥合意识形态和党派分歧，债务炸弹的导火索已经越来越短。

作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中国也将与美国分担危机。直到2000年，中国还只有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占美国3.3万亿美元公众债务的大约2%。但是，如今美国公众持有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近12万亿美元（不包括政府部门间相互持有的近16.7万亿美元）；而中国占美国公众持有债务的比例增加了5倍，2013年7月已经接近11%（约合1.3万亿美元）。加上约7000亿美元美国机构债（房利美和房地美），中国持有总额为两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和准政府债券。

中国看似开放式的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已经成为相互依赖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核心部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并非因为美国的财富和繁荣，也并非看重其安全港的地位，也不是担心违约而有意持有更多的筹码，而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在过去33年中大抵都是如此。由于贸易盈余巨大，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累积了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3.7万亿美元。

中国将约60%左右的外储兑换成美国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可以抵消人民币与全球基准货币之间相互兑换时的任何升值。如果中国购买较少的美元，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中期以来就不止上升35%，这样会有损于中国的竞争力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

这种安排也符合美国的需求。鉴于其庞大的国内储蓄缺口，美国长期实行经常账户赤字政策，并依赖于外国投资者来填补资金缺口。政客们认为，美国利用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所赋予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美国从中国外向型的增长模式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好处。中国国债的购买有助于美国保持奇低的利率，这为其他资产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其估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补贴下的美国低利率。此外，经济压力巨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在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中受益颇多——即所谓的沃尔玛效应：在经济压力、就业和实际收入缩水的情况下还能扩大预算。

这种互惠互利的相互依存已经超过20年，一个国家补偿了其固有的储蓄失衡，同时满足了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需求。然而，转变就在眼前，美国最近的财政政策很可能是双方长期经贸关系的转折点。

中国已经有意识地改变其发展战略。在第12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勾画出了更均衡的增长模式，更多依赖国内私人消费，这些计划预计很快会付诸行动。

债务上限的崩溃已经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警。危机后时代的美国总需求持续低迷，对中国出口商慢慢关闭了最大的国外市场；而美国两党对中国出口政策指责的政治游戏在2012年达到了巅峰，这对中国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而且，现在美国国债也已经不再安全，重新平衡是中国唯一的选择。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恶化、收入不平等……这几个内部因素给旧有的模式打上了问号，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因素也加剧了中国调整增长模式的迫切程度。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中国的储蓄盈余会下降，外汇储备的积累会放慢，对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需求也相应减少，此时削减购买美国国债则完全合乎逻辑。美国现在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得外部资本，即美国国债收益率会继续上升。

篇6

工业的情况非常糟糕，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8%，比2014年12月回落1.1个百分点，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10.7%，也比2014年12月大幅回落1.2个百分点。

虽然2014年四季度以来，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但仍不足以使投资企稳。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13.9%，比2014年大幅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大幅下降是主要原因。1-2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同比增速10.6%，大幅下滑2.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过去两年一直处于下降通道当中，最近的加速下滑，一方面受到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上升冲击;另一方面则是通胀加速下降后实际利率居高不下。

制造业一直都是出口的大户，受汇率的影响相对较大。由于美国的加息预期强烈，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仍在加大宽松力度，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已经从当时79的低位上升到100附近，半年多时间累计升值超过25%。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却保持了相对稳定，这就使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被动大幅升值。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15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至128.4，比2014年6月升值了12.6%。

虽然央行已经两次降息，但长期名义利率下降有限，由于通胀水平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不降反升。从5年期国债利率看，自2014年11月底降息以来，仅仅下降了0.25%。这是名义的利率，而对实体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扣除通胀影响的实际利率。由于通胀水平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左右，长期的实际利率反而是上升的。这也是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的一个突出体现。实际利率的居高不下，自然会大大抑制投资的活力。

房地产依然延续着低迷的行情。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10.4%，与2014年增速大体相当，但房屋销售面积同比增速-16.3%，跌幅加大。唯一的亮点仍然是基建投资，1-2月维持了20.8%的较快增速。

如果短期无法刺激私人投资的话，要想缓和整体投资的下滑，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需要更大的力度。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铁路和水利投资是2015年基建投资的主力。铁路投资额至少在8000亿元以上，即至少维持2014年的量，而水利投资则会大幅增加。“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工57个项目要加快建设，今年再开工27个，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元。”2014年水利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约为4600亿元，增速为23%。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2015年水利投资会增加3400亿元左右，增速将达到70%。

综合铁路和水利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在25%-30%左右，力度要大于2014年。

篇7

这一正式名为“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的计划，包括政府投入80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能源领域，税收激励，以及众多社会项目。该计划在经济危机期间实施，是一项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应对措施。

受调查经济学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在回答调查的37名顶尖经济学家中，有36人表示，就减少失业的目标而言，该计划是成功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贾斯丁・沃尔夫斯在其《纽约时报》博客上为这一共识喝彩。他认为，关于财政刺激是否有效的公共讨论实质上害处多多，并且这些讨论与专家们所了解和形成了共识的东西完全脱节。

事实上，经济学家在诸多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其中不乏颇具政治争议者。哈佛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在2009年列举了其中的一些。以下意见至少获得了90%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进口关税和配额会降低总体经济福利，租金管制会减少住房供给，浮动汇率提供了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该限制雇主将工作外包给外国，财政政策可以在就业未达充分状态时刺激经济。

在如此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共识，这与普遍的观点―经济学家极少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相悖。“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放到一起，”萧伯纳曾经做过著名的总结，“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结论。”艾森豪威尔受够了顾问们彼此冲突和对立的建议，据说他曾经要求“给我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来做顾问。

毫无疑问，在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间有着激烈的争论。最高所得税率应该是多少？应该提高最低工资吗？财政赤字应该通过增税还是减支来减少？专利政策刺激还是阻碍了创新？在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经济学家擅长分析问题的两面，我怀疑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不会出现任何共识。

经济学家间的共识有利也有弊。有时， 共识无伤大雅，比如，经济学家们指出，忽略激励的作用是危险的。你能反驳这一点吗？有时，共识限定于特定场景，其背后是事实积累起来的证据：是的，苏联经济制度效率极低；是的，奥巴马的2009年财政刺激确实降低了失业。

但如果共识是关于某个具体模型的普遍适用性，而该模型的假设很容易被违反，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我在上文中列举的存在广泛共识的领域。贸易限制会降低经济福利的意见，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出现某些特定状况时（如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它就不成立。此外，经济学家还需要就分配方式所带来的效应做出价值判断，而这留给选民本身来做其实更加合适。

类似的，租金控制会降低住房供给的意见，在不完美竞争条件下也不成立。而浮动汇率是有效体系的意见需要依赖关于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转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我怀疑如果在今天做一个调查，支持浮动汇率的人会少得多。

或许经济学家们会同意，某些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更普遍。或者他们认为某些模型“平均而言”比另一些更有效。即使如此，难道他们不应该和科学家一样装模作样地表示支持某些合理的警告？他们难道不应该担心上述绝对论断至少在某些条件下会起到误导作用？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常常混淆“模型”（a model）和“适用模型”（the model）。若是如此，共识就绝不值得喝彩。

这可能造成两大弊端。首先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共识中的盲点让经济学家难以看到未来的麻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各种危险状况的聚集并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疏忽的原因不在于缺少关于泡沫、信息不对称、激励扭曲和银行挤兑的模型。疏忽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为了给强调有效市场的模型让路，其他模型被忽略了。

篇8

本周迎来了让人始料不及的“黑色星期一”。受“国五条”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细则落地利空打击，政策公布当天，沪深A股权重股集体沦陷，49只地产股跌停，上证综指轻松击破2300点，创近19个月最大单日跌幅。而本周四的IPO重启传闻再度对市场形成打击，受此利空拖累，主力资金开始大举出逃，直接将股指砸落，很多个股再度大跌。经过本周这两次下跌之后，市场短线形态已变得较为难看， 沪综指在技术形态上已经逐步形成了头肩顶，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其发动二次上攻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大盘调整时间超过预期。一轮上涨动力集体退却后，市场一池春水已经被搅浑，主力调仓的行动已经渐趋白热化，不排除有部分主力正在浑水摸鱼。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前期大涨的银行板块成为此次杀跌主力，导致当前指数宽幅震荡，同时题材概念炒作成为主流，军工、3D打印、空气治理、石墨烯等概念炒作升温。面对此情此景，市场资金普遍采取观望和速战速决的方式获取短线收益。这也就意味着，一旦预期生变，指数就会出现大幅波动。大盘趋势的确立或需要等待市场预期归于一致，而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短期将对反弹带来决定性影响。此前，2月PMI指数出现明显回落，“国五条”细则对房地产投资的冲击也令经济复苏预期出现动摇。作为本轮反弹行情的根基，经济复苏预期的变化直接决定行情的运行。而本周五起，1-2月经济数据将陆续公布，在当前的反弹关键时点，数据成色将至关重要，增长端数据的改善幅度直接决定能否出现新的反弹动能，通胀数据则直接影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预期。

如果最终经济数据在市场预期之内，则指数短期或将延续强势震荡格局，而小盘题材股这一主线还有望继续发酵和升温。同时当下正处两会期间，空头也不得不考虑维稳需求，大幅下跌空间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温总理也表示，将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一颗定心丸。所以，两会期间属于多空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会议期间不会有过度的上涨，也难有深度的杀跌，主要以震荡平稳过渡为主。

在两会期间，解读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二，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这给我们吃了两颗定心丸，对市场而言一方面不用担心货币紧缩，另一方面也不用担心出现较大融资给A股市场带来压力。走势上看，大盘经过最近的连续折腾之后，60天均线已经上移，下方还有年线的支撑，市场很难大幅下跌，但在有限的跌幅内，折腾出花样来，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了。还是那句话，市场早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技术上很灵验的市场，上涨形态可能会下跌，下跌形态可能会上涨，这就是大期货时代新的特征。而散户也早学会了一涨就卖，一跌就买，所以涨跌都很难持续。正是因为这种非常规的流行操作模式，使原本就扑朔迷离的短线走势显得更加难以捉摸，所以我们只能退一步，只求把握大势、分析大的因素。而大盘所表现出的特点就是震荡！在一定区间内震荡。而我们要做的只能是适应，冲高了就卖点，跌狠了就买点。

因此，笔者预计市场两会期间仍将维持震荡格局。对于投资者而言，精选个股、把握局部机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取得超额收益的主要方式。具体来看，节能环保、电子信息、光伏等热点板块在消息面因素的刺激下有望持续活跃，近期反弹幅度相对较小的农林牧渔各子行业在政策面的影响下不排除再度走强的可能。此外，在地产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资金对生物医药、酿酒食品以及其它消费类个股的关注度将有所提升，投资者亦可精选个股，把握其上行机会。

篇9

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一周年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脸上比一年前少了几分凝重,多了些难得的乐观。

“从技术性角度看,这场衰退可能已经结束。”9月15日,伯南克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研讨会时,对经济形势作出了金融危机以来最乐观的判断。在题为“动荡的一年”的研讨会上,这位金融危机的拯救者在展望经济前景时,偶尔会露出些许稍纵即逝的微笑。

过去几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积极经济数据频现,衰退业已结束的信号似乎日渐明显。美国8月零售和工业产出的表现,超出大多数人预期。英国、日本、欧元区经济也都有望在三季度恢复正增长。发达经济体似乎已迈上复苏之路。

不过,并非人人都一样乐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抢眼的经济数据可能被夸大了。曾经预测这场危机的少数派,也开始警示“双底衰退”的风险。在他们看来,经济复苏的“绿芽”是否能持续生长,尚存疑问。而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过去一年并未得到解决。

“最近的很多好消息都是暂时的,发达经济体出现‘双底衰退’不是没有可能。”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告诉《财经》记者。

“绿芽”萌发

这个9月,对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是经济复苏“绿芽”悄然萌发之时。

“如果采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定义,将经济恢复正增长视为衰退结束,那么,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已经走出了衰退。”《财经》特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

9月中旬,发达经济体决策层对未来经济趋暖的表态纷至沓来。

9月14日,欧盟委员会表示,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五个季度环比负增长后,可能于三季度恢复正增长。而且三季度和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可能分别达到0.2%和0.1%。

9月16日,伯南克表态一天后,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也表示,英国经济三季度将恢复增长。一个多月前英国通货膨胀季度报告时,默文・金虽然也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已开始起作用,但更强调英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比估计的严重。

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也对日本经济形势作出了更乐观的判断。9月17日,日本央行发表声明,认为日本经济正显示出“复苏迹象”。而在7月之后,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由负转正,日本央行仅将其视为“经济停止恶化”的信号。

德国央行9月21日在其月度报告中也指出,“初步迹象表明德国经济在三季度会明显复苏。”二季度,德国经济已经增长0.3%。

这些乐观的判断背后,还有更多亮丽的经济数据。8月,美国零售收入环比增长2.7%,创下三年来最大涨幅。同期,美国工业产值环比上升0.8%,为连续第二个月上涨。且修正后的7月工业产值环比上涨1%,为2006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此外,美国企业产能利用率达到69.6%,虽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却是半年以来的最高开工率。

“最近的数据表明,发达经济体正在重新恢复增长。”花旗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迪克莱门特(Robert DiClemente)认为,最重要的是,工业生产开始加速,“这通常被认为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的转折点。”

美国研究机构Haver Analytics和NTC Economic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新订单和库存之比处于十年来的最高点。瑞银证券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安德鲁・凯兹(Andrew Cates)认为,这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削减库存幅度过大,目前已进入重新补充库存的阶段。这一过程将持续三个月至六个月,其间制造业将持续增长,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今年资本市场的强力反弹,也对消费者信心及购买力有所支撑。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维内沙・罗思(Vanessa Rossi)认为,资本市场的反弹,大大减少了普通消费者在养老金和储蓄上的损失。由于美国家庭通常将超过一半的家庭财富投资于资本市场,这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极为关键。对于欧洲的富裕家庭,情况也极为相似。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逐步企稳,也至关重要。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9月22日报告显示,经季节调整后,美国7月房屋价格比6月上涨0.3%,为2009年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攀升。

安德鲁・凯兹认为,2009年至2010年末,世界经济都会处于复苏过程,并且速度会有所加快。虽然发达国家增速可能会低于新兴经济体,但复苏并不会中断,除非美联储犯下大错,过早退出刺激计划。

“不过,我对伯南克有信心,就算不能完全排除再次跌入衰退的可能,这也只是个小概率事件。”安德鲁・凯兹说。

可能被夸大的数据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如此乐观的判断。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最近的一些好消息还需要仔细分析。

“当前的数据有不少夸大的成分。”史蒂芬・罗奇认为,8月消费的强劲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旧车换现金”计划,“但这些补贴只能带来短暂的繁荣,此外,还有透支未来需求的嫌疑。”

罗奇认为,由于收入增长缓慢、个人储蓄不足、失业率将长期居高不下,美国个人消费前景将非常糟糕。

消费信贷疲弱,反映出近几年靠信贷支撑的美国个人消费前景堪忧。7月,美国消费信贷余额按年率计算下降10.4%,创自1975年6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至此,美国消费信贷已连续六个月下降,是自1991年年底以来的最长连续下降期。个人消费开支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70%,一直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美国消费减弱,而其他国家消费者无力填补这个缺口,这将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一个重要挑战。”罗奇说。

而维内沙・罗思的研究发现,一些国家经济走出衰退的背后,贸易保护主义的不祥阴云正在扩散。通过分析德法两国详细的GDP数据,维内沙・罗思发现,两国之所以能在二季度宣布走出衰退,主要归功于净出口的增加。但这并非得益于出口的增长,而来自进口的超速下降。

同期,欧盟其他贸易大国,如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遭受不同程度的出口下降和经济增速放缓。

“这种经济反弹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而是与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创造的假象。”维内沙・罗思说。

“双底衰退”之忧

短期数据的争议之外,更有不少经济学家质疑复苏的“绿芽”是否能持续成长。

国际清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9月14日在香港表示,过去一年里,各国政府用来刺激经济的各项措施并未解决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全球经济几乎肯定会进入W型衰退,即使出现L型衰退,也不会吃惊。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RGEMonitor公司董事长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近期也警示,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出现W型衰退的可能性正逐渐加大。

威廉・怀特和鲁里埃尔・鲁比尼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作出成功预测的少数派。鲁里埃尔鲁比尼更被称为“末日博士”。

对复苏“绿芽”能否持续成长的质疑主要在于,虽然过去一年政府进行了大量干预,但是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例如,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甚至变得更大。

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随着贝尔斯登和美林分别并入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华尔街巨头反而掌握了更大的市场份额。截至2009年6月30日,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三家银行持有的国内存款总额2.3万亿美元,占了30%的美国存款市场份额。三年前,这一份额不足20%。

同时,当前金融体系仍面临风险。华尔街资深银行业分析师、罗奇代尔证券(Rochdale Securities)的理查德・波夫(Richard Bove)在8月底预测,过去两年美国已有106家银行倒闭,而未来几个月,美国还会倒闭150家到200家银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需要赔付的保险费可能会达到美国银行业税前收入的25%。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这些不良资产寻找买家会越来越困难。

欧洲央行估计,从金融危机爆发到2010年底,欧元区商业银行需要减计资产6490亿欧元。截至今年6月,已经报告的资产减计规模仅为3650亿欧元。余下近3000亿欧元的资产减计是否能顺利完成,尚待观察。

“如果金融行业再曝出大规模损失,进而引发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投资者的情绪将受到极大打击,很可能触发经济二次衰退。”罗伯特・迪克莱门特担心。

此外,各国政府如何选择时机,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能否弥补退出后留下的巨大真空,都将影响复苏“绿芽”的成长。

8月底,鲁里埃尔・鲁比尼在RGEMonitor的网站上发文指出,退出时机对决策者来说是个两难选择。他认为,如果各国决策者立即着手解决财政赤字,提高税收,削减支出,消除过剩的流动性,很可能会破坏复苏,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将卷土重来。但如果各国维持庞大的预算赤字,通胀预期将会增强,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将上升,借款利率将急速攀升,最终导致滞胀局面。

9月23日,美联储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0.25%的历史最低水平,并重申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来促进经济复苏、确保价格稳定。美联储在当天的声明中说,美国经济活动已有所加快:金融市场形势进一步好转,房地产市场趋向活跃,居民消费趋于稳定。但失业、收入增长缓慢、房产价值缩水及信贷紧张等因素仍严重制约经济复苏。此外,美国企业仍在裁员、削减投资。因此,美联储认为,今后一段时间美国经济仍会比较虚弱,通胀压力也暂时会被抑制。

“发达国家的就业情况也许到2011年都不会有明显改善,这对家庭收入和消费者信心都有巨大影响,是经济恢复的一个巨大风险。”黄益平说。

从2007年12月经济开始衰退以来,美国已经损失了690万个工作机会。美联储估计,2009年美国失业率会达到10%,仅略低于“二战”后的最高点――1982年时创下的10.8%。

伯南克9月15日演讲时称,即使经济2010年能恢复适度增长,“就业市场也还会让很多人失望。”在他演讲前一天,美国制药巨头礼来公司宣布,将在今后两年裁员55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14%。

欧元区今年7月的失业率,达到了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即使经济开始复苏,失业率还会继续上升,并会抑制消费需求的复苏。

篇10

一、财政债务风险的实证分析

针对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通货持续紧缩的经济态势，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需的不足，拉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局面。与此同时，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1年中央财政赤字达到259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1560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3%。虽然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在所谓的安全警戒线以内，但我国财政基础相对脆弱（两个比重低），潜在财政债务风险很大，特别是我国财政债务风险有其特殊性，因此，不仅需要从数量关系上，更要从本质特征上把握财政债务风险问题。

1、国债发行额与财政赤字额的互动

财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动发生收不抵支现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为刺激总需求而主动采用的一种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膨胀引起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年的财政盈余；二是以货币融资形式向中央银行借款；三是以债务融资形式向社会发行国债。我国1986年以来政府财政全为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已明确规定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因此，财政赤字只能靠债务融资来弥补。从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额的关系来看，赤字是原发性的，债务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数量上具有正相关性，财政赤字高的年份，国债发行额也较高，近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见表1）。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债务发生并不纯粹是被动发生的，债务额与赤字额具有相互推动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把增发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资金回报率较低，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张，还本付息额也迅速增加，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反过来推动财政赤字的急剧攀升，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如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12.03亿元，同年的还本信息额为1820.40亿元，还本付息额占发行额的75.47%，在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成本和偿债风险都相应增加。

2、低债务负担率与高债务依存度并存

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反映了负债规模与一国尝债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这一指标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际意义，经济发达国家的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载能力较强，其国债负担率可以高些，如《马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这一指标上限为60%，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较差，其债务负担率也应较低，一般国家应不超过45%。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一直低于17%，2001年也仅为16.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从动态分析，我国国债负担率近年来增长很快，由1990年的4.5%，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6.3%。

从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和财政承载债务的能力上看，则需要考察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两个指标。由于我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都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在分税制条件下，真正能衡量国债所蕴涵的财政风险的应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所以研究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也更有实际意义。

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债还本付息额）的比重，它反映了中央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支出过度依赖于债务收入，财政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收入，高依存度对财政的未来发展形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为25%-30%，而我国的财政依存度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开始超出国际警戒线，1999年高达62.49%（见表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也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3-10倍。显然，中央财政支出有60%的资金来源于国债收入，财政风险较大。

表1财政收支与国债有关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反映中央财政偿还债务能力的指标是偿债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中央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大，偿还能力越弱，国债的承受能力越差。从国际经验来看，偿债率的安全线为8%-10%，警戒线为22%，1990年我国中央政府的偿债率为11.43%，1998年迅速攀升为45.91%，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多，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见表1）。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潜力不大，加之国债发行期限多为中期，还本付息相对集中，国债的偿还困难还是较大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应债能力相对较强，而财政本身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国债的承载能力有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既压缩了国债继续增加发行的合理空间，也说明潜藏着财政债务风险。

3、国债筹资成本硬约束与投资收益隐性化

国债筹资是有代价的，到期偿还本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要支付国债利息。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借贷形式，其发行主体是政府，在所有的本币市场参与者中信誉最高，信用风险最小，流通性能好，变现能力强。正因为国债具有这些特征，西方国家一般都以国债收益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投资是国家政权担保的此种金融产品最安全，风险几乎为零。因此，国债利率通常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我国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由于缺乏科学的债券定价方法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债券发行定价反而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国债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1-3个百分点（见表2）。

表21990-1996年银行储蓄利率与国债利率表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袁东：《中国证券市场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250页。

近年来虽然二者利差在减少，但国债利率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1999年发行的2、3、5年期国债利率分别是2.55%、2.89%、3.14%，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分别是2.43%、2.70%、2.88%。使利率高低与风险大小相悖，同时也增加了国债的利息支出，1997、1998年的利息支出分别高达563.3亿元和763.6亿元。甚至有个别种类国债的真实利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如1998年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30年期的特种国债利率偏高，从而增加了国债的筹资成本。

国债是信用性质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集借、用、还三者于一体的政策融资工具，其主要特点就是国债资金使用的有偿性。国债资金的偿还就要考虑它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从社会效益来看，通过国债投资，可以增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改变社会消费与投资结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但这些溢出效应是隐性的，很难用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衡量的，因此、在短期内不能作为国债的偿还基础。从经济效益上看，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用于生产建设上的比例很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水平较低，想用这些投资项目的盈利来偿还国债是不现实的，国债投资的自偿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隐性债务显性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促使以前的隐性债务显性化。目前我国尚存在各种形式的债务，虽然在名义上不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但在性质上类似于国债的国家债务，在实际运作中将由中央财政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支付责任，最终构成中央财政的实际债务组成部分。

(1)社会保障资金债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也不承担任何费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形成，这就产生了弥补历史欠帐，支持国企改革，对原有职工的偿债问题，这部分债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实际工资率、利息率和人口因素等参数的变化。按照世界银行1997年测算结果，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为1994年GDP的46%-69%，即21468～32202亿元，而他们最近的一项测算则认为在1998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占到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即使最保守的估算，按下限计算这部分债务也达2万亿以上。

(2)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国家隐性债务。在我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85%以上，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居高不下，1995年末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高达29.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至少在27000亿元以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1997～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核销呆坏帐1829亿；截止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企业中，逃废债企业达32140户，悬空银行贷款本息达1851亿元；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根据朱民1999年提供的数据也在3000亿元左右。而以上也仅是冰山一角。

(3)粮食企业在采购和流通中累积的亏损债务，目前高达2000多亿元，这最终也将成为政府负担的债务。

(4)截止2001年底，全国拖欠当年国家统一政策规定的工资65亿元，占应发工资总额的1.8%。

我国国有经济是由财政、银行、国有企业三部分组成，政府财政实质上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来源，在动员银行和企业最大潜力仍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上述隐性债务必将最终由财政负担，其本质与国债是相同的。所以说，虽然名义国债负担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如果在名义国债规模基础上，再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债务、粮食企业亏损挂帐、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等隐性债务计算在内，我国财政债务至少在5万亿元以上，占我国GDP的50%以上，即国债总体负担率超过50%，财政债务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5、外债风险虽小，但成本较高

财政债务包括国内债务和国外债务两部分，近年来总的趋势是内债规模大幅增长，而外债负担相对减少，外债风险相对较小。一是外债余额增幅较小，由1995年的1056.9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0余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绝对减少，如1999年。二是从外债风险指标上看，2000年我国外债的偿债率为9.2%，债务率为52.1%，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偿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2000年我国外债负债率为13.5%，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三是从外债偿还期限结构上看，2000年长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余额的91.0%，而短期外债余额仅占9.0%。四是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到2000年已达1655.74亿美元，为外债偿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我国的外债规模、债务风险指标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外汇储备比较起来，其负担较为合理，均在国力可承受范围内。

但是，另一方面，从外债借款成本来看，贷款利率较高的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主导地位，2000年国际商业贷款余额占整个外债余额的65%，而利率较低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仅占16.9%和18.1%，这必然导致我国外债的借款成本提高。从外债币种结构上看，币种单一，主要是美元和日元，外债币种缺乏多样化，增加了外债的汇率风险，因此，对外债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仍需加强外债风险管理。

二、财政债务风险的防范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双重的，在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同时，必须看到积极财政政策也导致国债规模有所扩大，进而放大财政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针对财政债务风险的本质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与化解财政债务风险。

1、适时淡出积极财政政策

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行政色彩较浓，人为因素较大，往往侧重于需求管理，是一种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措施。我国1998年制定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初，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应对东南严金融危机的特殊手段。而数年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这一短期政策长期化了。但社会经济及财政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却积累了大量财政债务风险。因此，有必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完善税费改革。

2、控制国债规模，调整国债结构

发行国债既要考虑社会公民的应债能力、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和财政的偿还能力，更要注重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和运作成本，兼顾国债发行的可持续性，科学界定国债的合理规模。(1)加快“费改税”进程，规范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把它们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收入中，使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合理调整分配结构，遏制行政经费膨胀，杜绝资金浪费，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零基预算、单一帐户制度，以此强化支出约束，压缩财政赤字，这是控制国债规模的最关键因素。(2)广泛采用竞争性招标发行方式，降低发行成本；动态调整国债利率，形成科学规范的基准利率机制，适度调低国债利率，降低筹资成本，控制国债利息负担；调整国债期限结构，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品种，均衡分布国债还本付息额度。(3)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应，走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对于投向非盈利性公共物品的国债资金，在选择项目时要兼顾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并重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成本，尽可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债投资应逐步由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有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制造业领域转移，加大用于竞争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成后，采取公司运作方式，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债资金的自我偿还能力。(4)为了使国债资金的筹措、使用和偿还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应建立国债偿债基金制度，坚持基金有效运作，预算上单独列支，闲置部分可以投资，确保基金增值，使国债偿还有一个可靠的基础。

表3国家外债余额及风险指标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3、多元分散债务风险

当国债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时，一般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地方有关部门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些国债的偿还应按受益大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摊；目前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解决地方政府使用债款，一般由中央统一发行国债，再从中转货一部分给地方政府使用，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发债，所以按谁受益谁偿还原则，这部分债务理应地方政府负担；对于银行不良贷款和坏帐损失，最终不应由财政全部“兜底”，而要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破产后财政负担偿还储户资产的比例，按照利益与风险对等原则，规定财政、银行、储户各承担一定比例风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要严格界定责任，真正属于政府的，由地方政府列入预算；对于商业性债务、有关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首先由债务人偿还；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种隐性债务，应由财政、企业及个人按比例分摊，财政和企业分摊部分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国有股减持、出售转让国有资产等方式弥补。

4、强化外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

由于外债具有特殊的传导机制，一国外汇市场可能成为国际投机商追逐的目标，东南亚金融风险的教训应引起我国高度重视。必须建立外债统一管理机构，结合国家的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统筹政府外债的借入、使用和偿还；在合理控制外债规模条件下，降低借款成本，尽量多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于国外商业贷款，一定要注重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使外债本息偿还有一个可靠的保证。同时，还要注意汇率风险，合理安排外债币种结构，提高汇率走势的预测能力，把外债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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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魁.私募资本市场：作用、风险与对诈骗的防范[J].经济研究，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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