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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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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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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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赤字占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VADL模型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它们调控均离不开货币资金的流转，在客观上两者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其协调配合当属必然。为了使协调配合更为合理，国内外学者对其如何影响包括就业、产出和价格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其中也不乏大量的学术争论，学者们在争论中相互吸收精华，极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各学科的发展。

基于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的IS-LM模型，或以利率作为外生变量的IS-IRT模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组合适用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需要。这种仅具有方向性的定性研究并没有从定量上给出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因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效果往往与当局的预期结果不尽相同，甚至背道而驰。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开始在西方兴起，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上升至主导地位。随着货币政策地位的上升，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两者的直接目标显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为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当货币政策当局觉得通货膨胀成为严重问题时，需要利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这样会减少财政收入，这是财政政策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其可能会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手段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可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存在目标冲突的。Pindyek较早地分析了不确定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目标冲突，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应该考虑到这种冲突。Sargent和Wallace认为政府的预算约束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对确定货币存量如何动态影响均衡价格水平有重要意义。

货币经济学文献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的若干假设，概括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框架。大体有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假设调整财政政策是为了确保政府跨期预算始终平衡。货币政策可自由确定名义货币量或名义利率，这是一种以货币政策为主导，配以消极的财政政策范式。第二种范式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相配合。财政政策当局在确定其支出和收入且不需要考虑跨期预算平衡的要求时，当税收不足以支付开支时，政府可通过增加铸币税以获得额外收入，即货币政策做相应调整，转移相应的铸币税以满足政策预算平衡。换而言之，政策预算平衡，财政政策当局无需考虑。而货币政策当局则要考虑，因而这是李嘉图式（通过税收或铸币税调整，以确保政策跨期预算平衡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经济学家们关心两个问题，即从理论上分析财政赤字是否一定引发通货膨胀；从历史事实上分析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Sargent和Wallance从理论上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财政主导制会产生“不合心意的货币主义算术”。但从经验数据上的分析则有较大分歧，Joines发现，在美国，货币增长与主要战时支出正相关，但与战争性赤字不相关；Grier和Neiman发现，结构性赤字是决定货币增长的因素之一；由于跨期预算平衡意味着赤字和债务之间有协整关系，因而Engle和Granger指出，应当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建立这些变量的实证模型，Trehan和Walsht用协整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预算政策不具有持续性；Bohn认为，基于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接受跨期预算平衡的假设，他还发现，在税收冲击引发的赤字中，有一半以上最终通过支出调整而得以消除，而约有三分之一的支出冲击最终会导致税收调整。第三种范式被称为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其跳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哪个为主导的争执，建立了货币供给与财政因素影响价格和产出的理论与经验模型，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以财政因素作为直接影响价格水平的因素。Walsh认为，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价格水平，即均衡要求实际货币供给等于实际货币需求，而财量影响实际货币需求，因而均衡价格水平也将取决于财政因素；在既定的名义货币量以及与货币供求相等的条件下，可能对应着多个价格，即存在多重均衡，财政政策可能会决定其中某一均衡价格水平。在某些情况下，财政因素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可能独立于名义货币供给。对于第三种范式是否成立，很多学者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如Leeper，Woodford的实证结果支持第三种范式；而Chadha和Nolan的实证结果则不并支持。不同学者得到的实证结果之所以不同，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同，这说明第三种范式的均衡状态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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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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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央行；降息；降准

一、什么时候央行才会降准？

法定准备金率，说白了就是银行要有固定的比例的存款留在银行内保证所有储户的日常支取使用，这部分存款是由央行保管从而银行不能拿这些钱去做贷款融入到资本市场里去。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是国家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当经济不景气时，央行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银行可用与贷款的金额，从而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使得市场中的债券价值上升，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下降，而在凯恩斯的投资理论中，投资于利率存在着i=e-dr的负相关关系，利率下降使投资增加，而在支出法核算GDP中，投资I作为GDP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GDP增加，从而启动经济，加温经济。同时降准会使银行存款创造作用更加明显，使得资本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更加充足，加速了经济的升温。

二、为何央行要“疯狂降准”？

在我看来，央行的降准说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于走低的状态的，这恐怕跟提出的“新常态”不无关系，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逐渐向中高速的模式转变，同时近两年的中国GDP持续走低，中国的经济要转变经济结构而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将要素劳动增长转变为用创新拉动增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才能让创新拉动我们经济增长？就是要让中小企业这些发展潜力巨大的实体公司不要因为“融资难”的问题而被经济现状扼杀在摇篮里，为了让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加容易，势必要能够增加货币供给，连续降准的政策就应运而生了。同时降准还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环境下“保增长”。1%的大力度降准是近年来的中国未曾有过的，中国用金融行业来拉动经济的决心可见一斑。

三、“疯狂降准”有什么影响与问题？

首先，降准毋庸置疑会环节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对于股债行业、地产、银行等行业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各个行业都会有更多的资金。我们都了解，伴随着2015年的第一季度的度过，股票市场显示了巨大的牛市，降准使得资金可以融入股票市场，使牛市所带来的回报真正让每个股民分享，真正能够做到民众一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没有必要担心牛市背后所产生的泡沫，因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在接受央广网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中国股市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按照国际经验，股市的市值一般可以和GDP总量一样大甚至超过GDP总量，但目前中国股市市值只有GDP总量的60%左右。”其次，降准会使银行间的市场资金利率降低，降低金融机构同业负债成本，同时会升高债券的价格使债务市场和股票市场共同繁荣，带来股债双牛的时代。最后，大力度降准也会带来经济发展的问题，降准的货币政策是不会被央行所经常使用，因为降准这一手段太猛烈，因为有乘数效应、基础货币量和存准率变化的多重影响，每降低0.5%的法定准备金率，就有将近6000亿的资金被释放，会使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波动不便于控制，降准作为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有着货币政策所共有的缺点：（1）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而且这样的时滞性比财政政策的时滞性更长，从判断经济形势到指定政策到最后政策奏效是需要时间的；（2）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准确，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所带来的大额资金的变化是央行所难以控制的，货币供给过多或过少都会是资本市场不健康的震动，货币政策也就没有达到预期。因为相对于财政政策来说，货币政策是相对较灵活的，当前中国经济淘汰过剩产能、打造发展新动力正进入关键阶段，清理地方性政府债务也在深入推进，房地产调整正处在胶着状态，而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美元走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很多新挑战，需要应对多方面的任务。所以货币政策一定要更加灵活，更加及时地进行适应性调整。

央行的两次降息显示了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政府对完成经济转变“新常态”的决心，在这样的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武器会频频生效，需要我们商科学生结合自己的所学跟踪和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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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宏观诸调控手段中，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就是经济学百年以来争论的问题，至于谁优谁劣各国的国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

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有效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如果经济处于过渡的膨胀之中，就使用缩小政府支出的办法，已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对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种手段来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扩大总需求，因而有较大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这样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所以财政政策对凯恩施主义者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项政策。

转移支付（TR）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调节转移支付的大小来熨平经济的波动。转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的收入，个人对于这种收入通常是认为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并不会等同于其消费支出，个人会依照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才形成了社会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财政购买性支出的作用。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促进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转移支付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下降。对于目前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不足，由此建议以扩大转移支付为手段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说财政能否承受如此负担，真如果扩大转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盖了经济失衡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国策。

二、支持货币政策的理论

支持货币政策理论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并没有好的调控效果，反而会有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坏的影响，其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事实上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情况将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只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很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社会效应抵消掉。

货币政策支持者认为，如果使用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时滞效应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和恢复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而这些情况使用货币政策就不用考虑，他们奉行单边政策，即只使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的建议

（一）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不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中的特点地位不同、手段运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们应有所分工。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以发挥其活跃经济的作用。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要发挥好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则偏重于“公平优先”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但也要要确保经济的“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货币政策解决。换言之，财政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二）不放松的高频使用货币政策

从2014年全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去产能”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5年股灾之后，央行已经在调整现有的货币政策，几次降息降准，尽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应扩张货币信用规模。当前我们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低甚至取消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备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劝说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缩减存贷差，提高乘数效应；继续加大政策性贷款的规模，在目前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财政透支贷款或通过公开市场增持财政债券，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所以，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相对无效而抛弃它，应该发挥其对财政政策的配合和辅助作用。

（三）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建设，突出其协调交叉点

国债的发行应与公开市场业务结合。当前国债发行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与发展和稳定为一体。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等产业，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运行仍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需要，保证一定利润。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借以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财政调控，完善税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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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通胀，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到了2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尽管抑制通胀是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警惕紧缩性调控政策误伤实体经济，以有效预防经济滞胀的发生。

经济滞胀是高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国目前除了经济增长率较高外，已具备经济滞涨的多数特征。

那么，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经济滞涨的迹象？整体而言，目前的经济数据还不能说明滞涨已经显现，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经济继续下滑，引发经济滞涨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CPI趋增态势可能强化

我国的通货膨胀大致包括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3种。我国近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不属于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进与国际输入叠加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自2010年11月CPI达到5.1%以来，在各种调控政策的合力效应下，最近3个月通胀压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缓解。目前，对于2011年我国CPI的走势，大多数预测表示乐观，认为全年CPI将呈现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现在上半年。笔者认为，在劳动力成本、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均未达到拐点之前，我们尚不能对通胀走势表示乐观，也不敢断言CPI全年会出现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势。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来货币发行过多的滞后效应会继续显现。经验表明，从货币投放到通胀的形成大约有18个月左右的时滞。基于这一规律，目前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两年过度货币投放的结果。即使今年的广义货币增长能够控制在16%的目标以内，银行信贷投放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会继续上行。某种意义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

其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将愈演愈烈。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食品引起的，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货膨胀高企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从农产品价格方面看，世界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近来，国际粮价飙升，部分粮食价格已破纪录。国内粮价也随着国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农产品生产资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刚性上涨以及气候等多种因素而不断上涨，由此带动2月食品类价格上涨11%。

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工资上涨压力。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抬高，将反过来强化通胀预期，加剧未来的通胀压力。

再次，油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助推我国通货膨胀的高企。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导致美元的进一步泛滥，持续提高了世界市场上对美元贬值的预期，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

近期，受利比亚和中东地区局势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每桶突破100美元，尽管近期有所回落，但这究竟是否是拐点，暂时还不敢妄言。需要关注的是，日本近期发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导致了日本央行巨额拯救资金的注入，对于我国来讲，这也将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四，游资炒作和市场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抑制。当前，我国市场上的游资一部分来自海外，但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内。近些年，由于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变小、投资环境不佳、风险较高以及体制机制因素的影响，民间资本不断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在高回报的“诱惑”下，纷纷追逐虚拟经济和进行市场炒作投机，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随着房地产等调控政策日益严格，民间资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食品类价格上涨。客观讲，就目前的调控能力而言，我们尚缺乏对社会游资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措施。

以上说明的是2011年的通胀走势不容乐观，那么，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胀的高企？笔者认为，当前由紧缩性货币政策、紧缩性房地产政策、紧缩性劳动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组合而成的紧缩性调控政策组合可能药不对症，甚至适得其反。

从货币政策看，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从房地产政策来看，尽管紧缩性的政策对抑制房价高企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应高估。因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仅仅盯住房地产的需求层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给环节，不努力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努力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政策问题，房地产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劳动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资制以及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动机是正确的，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但是，这都需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为前提，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社会福利增进统筹协调，合理把握，稳妥渐进。否则，就会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尤其是，民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揽，也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过早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否则，就会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滞胀风险。

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与其对劳动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不如增加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与其补贴农民种地，还不如补贴农民进城打工，将社会劳动力从报酬递减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部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近两年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为行政主导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导致对市场的替代，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相悖的。而且，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以高税收为代价的，这对于激励产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继续沿袭现有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未来一段时间CPI将可能继续上行。总体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现，而且峰值会达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过5%，实现4%的调控目标面临严峻挑战。

宏观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胀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不仅有通胀问题，还面临经济下滑问题。两个问题的叠加，极易诱发经济滞胀。因此，决策层必须在调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胀，又促进经济增长，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滞胀保持足够的警惕。

首先，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要通过结构性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来促进就业的增加；要通过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应当看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紧缩就能够很快见效。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有长期的政策安排和准备，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措施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就业的不断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

其次，实行紧财政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结构性通胀，必须通过财政措施来解决。

如，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过吐出食品如猪肉库存以平抑食品价格；通过增加某些“供不应求”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缓解价格上涨势头；通过财政补贴受灾地区的生产者，来抑制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三，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贷款。

应对经济滞胀，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提高准备金率等数量控制手段，表面上会减少社会流动性，抑制物价上涨，但也会抑制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从而抑制产出，减少就业和供给。加息打击的不是物价，而是本国的内需。所以，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经济之“滞”。

治理经济滞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适当放松货币，保生产、保就业、保住社会稳定、保住经济增长。在汇率政策方面，人民币升值不能激进，我们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增长，促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

第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GDP转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也开始出现类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

经验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增长居民收入，从根本上改善民生问题。否则，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就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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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回应是，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益于中国、亚洲和世界。尽管在未来可能改变盯住汇率，但是为避免汇率波动对经济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汇率改革必须严格按照秩序和步骤的先后来进行：首先应改革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其次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后增进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就此，我以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汇率政策失败的两个事件为例，即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来分析汇率政策的经验教训，或能对中国有所借鉴。

“尼克松冲击”开始于1971年8月5日，起因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中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对黄金自由兑换的义务。此前，日本长期实行抑制汇率浮动的政策。但面对“尼克松冲击”，日本不得不将日元升值，从360日元/1美元很快上升到315日元/1美元。此后美元兑换黄金比率下调7.89％，日元再次升到308日元/1美元。为避免通货紧缩，日本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

但是由于经常账户余额对汇率调整的反应有一定时滞，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继续扩大。自1972年开始，日元汇率固守在308日元/美元的水平。为加快复苏进程，日本银行将贴现率降低至4.25％，同时政府大幅增加财政预算。这正是日本政府和央行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此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已经超过20％，经常项目顺差开始下降，但仍然采用扩张性的政策。其后果是从1973年初开始，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很快突破两位数。日本银行将贴现率提高至6％，但为时已晚。石油危机冲击后的1974年通胀更达24％。

日本政府犯下的下一个错误是，政策立即由扩张转向严厉紧缩，造成战后日本经济的首次负增长。而总体上，1969～1972年日本政府长期实行抑制汇率浮动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引发了1973～197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停滞。

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在美国财政和贸易账户双赤字的背景下签订的，在该协议中，西方五国一致认为美元被严重高估，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协议签署后，美元兑日元汇率迅速下降，由240日元/1美元跌至1986年的160日元/1美元，最终维持在130～140日元/1美元的水平上。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1986年，日本银行不得不连续四次降低贴现率，到1987年2月已经降至2.5％。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下，日本经济开始强劲复苏，但物价水平却相当稳定，甚至有所降低。这显然是日元升值的后果。

但此后出现了严重的后果。1987年秋，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迹象，贸易盈余快速下降，资产价格急剧攀升。日本财政和货币政策开始收缩，但不幸的是，10月19日美国“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使得日本货币紧缩计划落空。日本商业银行贷款，特别是对房地产行业贷款继续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了12％，直到1989年3月，日本银行才开始提高贴现率，但“泡沫经济”已经形成。

泡沫不可避免地要破灭。从1989年3月到1990年8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提高贴现率，过于急剧的货币紧缩加快了资产市场崩溃：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先后在1990年和1991年价格崩盘。1991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性政策，但是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带来的资产贬值以及经济严重衰退已经不可避免。经济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失去的10年”，而资产泡沫正是日本政府为消除1985～1990年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而制造的。

以上两个类似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并不是货币升值本身，而在于在坚持固定汇率失败后，当局出于对升值带来紧缩的恐惧采取了过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面对货币升值本身带来的紧缩后果应当实行调整，但绝不是无纪律的松弛扩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不同的政策时滞和持续时间。货币政策非常灵活却有相当时滞，但影响时间较长；而财政政策与之相反。在这两个案例中，货币政策都缺乏前瞻性，当应当进行紧缩时未能实行，需要扩张时却不能把握力度，出现通胀和泡沫时已经晚了。

――确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时机非常重要。假如在1972年日本当局没有固守308日元/1美元的固定汇率并提高贴现率，此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本可避免，而与此类似，若1987～1988年日本银行就及时紧缩货币，资产价格泡沫也不至于膨胀到如此巨大程度，破灭后的损失也不至于如此惨重。

――国际上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意见往往指向宏观政策的严重错误，而不见得主要是政治考虑。汇率政策本质上是国际协调机制下的政策，应当受到国际监督，而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一国政府内部政策。因此充分理解前者的国际性，进行国际协调，而对于后者，则不应受到过多的国外压力。日本政府在这两次经历中都正好把这两种态度摆错了位置。

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了？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从目前8.28人民币/1美元的汇价来看，人民币汇率可能被低估了30％～40％。币值低估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损失。目前的盯住汇率是通过当局严格的资本管制和频繁的外汇干预来维持的，这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更大的汇率风险，也可能丧失货币政策主动性。

虽然中国恶性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最近货币供应量大增，资产价格泡沫迹象明显，中央银行能否在盯住汇率下进行长期有效的外汇干预同时不损害货币政策有效性，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和汇率安排有诸多相似之处，为避免恶性通胀或者人民币汇率自我实现式的急剧升值，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尽快制定一个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中期方案，及早进行汇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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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渐进转换 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 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篇10

在金融危机阴霾尚未褪去的今天，全球经济面临各种挑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政策，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特别是量化评估是十分重要的。但常见的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多集中在有效性方面，且常把经济政策的效率性和有效性混为一谈，易让人误解为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就是有效性评估。在此背景下，明确经济政策效率性的涵义，并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效率性进行评估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经济政策的效率性概念进行了具体阐述，然后在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这两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得到一个宏观经济目标变量，最后用随机前沿模型 ( SFA)来实证分析和比较中美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的效率水平。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 IS—LM 曲线来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最常见的就是通过 IS 或 LM 曲线的斜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理论说明。但是，对货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一是弗里德曼和舒瓦茨 ( 1963) 在 《1867 － 1960 年美国货币史研究》一书中采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分析法，罗默 ( Romer and Romer，1990) 也采用这一方法分析了 1970 － 1988 年间美国的几次重要的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二是西姆斯 ( Sims，1972) 等人从统计学角度，分析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及价格的相关性和时间序列关系，并将格兰杰因果性概念用于这方面的分析。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VAR 模型 ( 向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 及 弱 外 生 性 检 验( Weak exogeneity test) 分析，目前，VAR 模型广泛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我国学者对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按照西方货币理论的界定，研究货币政策能否影响产出等真实变量 ( 欧阳矩华，2001; 刘斌，2001) ，而产出的波动必然引起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因此这种方法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归结为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二是把宏观经济目标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对比，依此判断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 ( 高铁梅、王金明，2001) 。这种思路一般要涉及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以及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等方面的广泛作用。

综合起来看，目前对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于经济政策效率性的涵义缺乏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对于有效性和效率性的区别阐述不清;

第二，主要是定性说明为主，没有根据实际统计资料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方法简单，有的甚至以现实经济增长率来反映政策效果，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分析方法。

本文认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府所制定并实施的经济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否实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即是否刺激了经济增长。若经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完全一致，表明政策完全有效; 若部分一致则表明政策部分有效。在政策部分有效时，还可定性和定量评估其实际效力; 若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则表明政策无效; 若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相反，则表明政策产生了负面效应。经济政策的效率性，是指引入经济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收益后的评估指标。究其内容来说，经济政策成本就是实施某项经济政策所支付的代价; 经济政策的收益就是要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将政策收益与政策成本分别与其最优值 ( 最大收益和最小成本) 相比较，就可以反映政策效率水平的高低。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能仅根据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来评估政策的优劣，必须兼顾到实施该政策所支付的成本。在明确了经济政策效率性涵义的前提下，本文将运用计量方法对中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方法和模型

在经济学领域，对于效率的分析，通常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非参数方法，称为数据包络分析法 (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第二种方法为参数方法，称为随机前沿分析法 ( 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其中，非参数方法不要求事先界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假设任何对于效率前沿的偏离都是由于确定性的无效率因素所导致的，不考虑随机扰动误差的干扰。而参数方法则考虑到了随机因素的影响，以随机前沿分析为代表，SFA 是以回归分析为基础，其优点是考虑到环境变化和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的影响，但估计结果依赖于生产函数和随机项的概率分布的事先设定，不同的设定形式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鉴于财政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而随机前沿模型中包含了随机扰动项，所以本文将采用基于成本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比较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

( 一) 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随机前沿面分析是由 Aigner、Lovell and Schmidt( 1977) 、Meeusen and Broeck ( 1977) 提出的，通过被评价对象与最优前沿面的比较，以两者之间的差距来界定被评价对象的有效率及其程度。随机前沿面分析将误差项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为具有对称分布随机误差，由纯自然因素造成的，如运气，天气，气候，地理机器的表现等; 另一部分为效率残差，它体现了与最优前沿面的差距，通过效率残差的大小，来确定被评价对象无效率的程度。随机前沿模型如下:Yi= Xiβ + ( Vi+ Ui) ，i = 1，2，…n，TEi= exp( － Ui)Yi表示实际产出，一般为对数形式，Xi表示投入的 k × 1 向量，β 表示未知参数向量，Vi是假定服从N( 0，σ2V) 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与 Ui相互独立，Ui表示非负的随机变量，是一个单边误差项，通常用来计算生产中成本无效率，这里假设 Ui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为效率值。在 SFA 方法中，由估计出的方差参数 γ = σ2u/ σ2，σ2= σ2u+ σ2v是否显著，可以推断出无效率项对产出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判断边界函数是否有效，我们设立假设 H0: γ = 0; H1: γ ≠0 ，如果 γ 的零假设被接受，则意味着无效率项不存在，边界函数无效。γ 的取值为0 到1，当 γ 趋近于1 时，说明偏差主要由无效率项决定; 当 γ 趋近于 0 时，说明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决定。对 γ 的零假设检验可通过对成本函数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的显著性检验实现。

( 二) 模型设定

在诸多函数中，比较常用的有 cobb － Douglas 函数 ( C － D 函数) 和超越对数函数 ( Translog 函数) ，因为超越对数函数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可以通过对不同参数的设置方便的转化为各种模型，并且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之后可以得出更准确的函数，所以本文选择超越对数函数作为初始模型来估计。一般情况下，为了便于在线性回归框架下对函数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往往采用两边取对数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lnYi= β0+ ∑Nn = 1βnlnxn+ ∑Nn = 1∑Nm = 1βnmlnxnlnxm+ ( Vi+Ui)首先，在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性之前，必须确定一个衡量宏观经济目标变量。在经济学实践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通常就是保持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因此本文中我们采用非等权重的主成分分析 ( PCA，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法，将保持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进行降维加权计算，从而得到一个标准化的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用公式表示为:Y = α1( GDP) + α2( CPI)其中，Y 为宏观经济目标变量变化率，α 为未知系数变量，( GDP) 为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 ( CPI)为通货膨胀率变化率 ( 这里用 CPI 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 。然后，根据超越对数函数模型，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lnYi= β0+ β1ln( ΔGi) + β2ln( ΔMi) + β3ln( ΔGi)2+ β4ln( ΔMi)2+ β5ln( ΔGi) ln( ΔMi) + ( Vi+ Ui)TEi= exp( － Ui)其中，i =1，2，…表示时期，Yi表示 i 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同比变化率，ΔGi表示 i 期的财政政策同比变化率，ΔMi表示 i 期的货币政策同比变化率，β 表示未知参数向量，Vi是假定服从 N( 0，σ2V) 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与 Ui相互独立，Ui表示非负的随机变量，是一个单边误差项，这里设定 Ui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为效率值。

三、实证分析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年度数据样本较小，本文选取的数据皆为季度变量。数据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最终的样本期间为 1996 年 － 2011 年一季度共61 个季度。具体各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 GDP 变量以季度名义 GDP 同比变化率衡量，通货膨胀率变量以消费品价格指数 CPI 的同比变化率衡量，财政政策变量以政府预算支出的同比变化率衡量，货币政策变量以货币供给 M1 的同比变化率衡量。

( 二) 中国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

1.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确定宏观经济变量 Y利用 SPSS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结果如下 ( 表 1)：从上表 1 可以看出，基于中国样本数据的 GDP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的合理权重都是槡0. 879 / 1. 546 = 0. 71，其累计贡献率为 77. 296% 。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 的表达式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随机前沿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和前文公式计算宏观经济目标变量Y，并根据已设定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大似然函数估计结果如下表 2:表 2 中的结果表明: γ 的估计值是 0. 999，γ 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11. 35，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临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设被拒绝，即无效率项是存在的，通过了极大似然检验。因此，由上表确定了各待估参数，拟合中国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模型为:lnYi= － 6. 09 + 5. 03ln( ΔGi) + 0. 56ln( ΔMi) －0. 67ln( ΔGi)2+ 0. 07ln( ΔMi)2－ 0. 29ln( ΔGi) ln( ΔMi)+ ( Vi+ Ui)代入样本数据，对样本期间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效率评估结果如下表 3:

( 三) 美国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

1.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确定宏观经济变量 Y

利用 SPSS 软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基于美国样本数据的 GDP 稳定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率两大目标的合理权重都是槡0. 836 / 1. 396 = 0. 71，其累计贡献率为 69. 814% 。因此美国宏观经济目标变量 Y 的表达式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随机前沿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和前文公式计算宏观经济目标变量Y，并根据已设定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数法，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大似然函数估计结果见表 5:表中的结果表明: γ 的估计值是 0. 995，γ 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 27. 62，大于显著性水平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临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设被拒绝，即无效率项是存在的，通过了极大似然检验。因此，由上表确定了各待估参数，拟合美国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函数模型为:lnYi= 1. 79 － 0. 01ln( ΔGi) － 0. 07ln( ΔMi) －0. 02ln( ΔGi)2－ 0. 04ln( ΔMi)2+ 0. 04ln( ΔGi) ln( ΔMi) + ( Vi+ Ui)代入样本数据，对样本期间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效率评估结果如下表 6:

( 四) 分析与比较

1. 从总体上看。将中美政策效率绘制成折线图，如下图 1 所示:从表 7 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季度政策效率水平呈递减状态，第一季度效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度，第二、三季度水平接近，而第四季度最低。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季度政府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政策执行力度较强，因此政策效率水平较高，而随着时间推移效率水平逐渐下降。所以，未来应当密切关注从二季度开始的政策执行力度，保持政策效率连续性。美国的季度政策效率则相对十分平均，第二季度稍高，第四季度稍低，第一、三季度基本持平，显示出其政策效率较好的连续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表明，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率之间应该赋予同样的权重，不应当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忽视了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膨胀意味着全社会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下降，社会福利水平会因此而降低，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所以，在制定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目标时，应当努力保持二者的平衡，而不能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

第二，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水平整体不高，其平均值仅为 63. 62%，低于美国的平均效率约 10%的水平。造成我国政策效率低下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我国的利率尚未市场化; 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可能存在的政策博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存在的内、外部时滞等。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自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率逐渐超越美国，且相对平稳，这给我们以充分的信心和鼓励，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技术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