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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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总供求；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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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民间金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金融对解决很多方面的资金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总量的扩充、流动，确实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里最重要的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民间借贷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对更为主要。

一、 民间借贷的定义、分类与效应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行为自古以来一直就有，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按照有无利息可以分为无息借贷行为和有息借贷行为。例如，人们平时出门忘记带钱向朋友、同事等借钱不久便归还，返还时不需要支付利息的就是无息借贷，无息借贷行为主要发生在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之间。有息借贷行为主要是指当事人之间均以盈利为目的的借贷行为，借款人借出部分款项以获取利息收益，贷款人因为经济需要而愿意支付一定的利息从借款人那里获取所需资金。有息借贷行为多发生在个体商户以及中小企之间，其借款对象主要是民间金融机构。

从法律上来说，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

中国人民银行定义民间借贷概念为：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从广义上来说，民间借贷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既有正当也有不正当的，在此仅考虑排除了高利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民间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主体的分类

随着民间金融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领域来，并由以往的民间借贷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民间借贷也改变了过去在熟人之间调集资金的传统用途，转而变成陌生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常见的融资渠道。

借款方主要有：自然人、个体工商业者、中小型企业以及微型企业等。

贷款方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村镇银行和信托以及金融租赁公司等各种类型的民间金融机构。

（三）民间借贷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民间借贷带来的积极效应：借贷参与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借贷形式比正规金融更为灵活；手续方便，资金到位时间缩短，资金的有效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加快了地方政府组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步伐；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紧缩货币政策实施带来了良好效应。

民间借贷带来的消极效应：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力度；冲淡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增加了现金管理和贷款回收难度；缺乏相应法律保护，资金纠纷不断；将相当一部分投向高耗能、高污染、房地产企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协调因素和问题。

二、民间借贷发展的情况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间金融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相关机构调研估计，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至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总贷款额度的7%。经调查，2011年广东省农村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比例在40%以下，从民间融资渠道获得的贷款比例在60%以上。民间借贷作为填补正规金融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的填充物，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微型企业、个体工商业主、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支持，拓展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也缓解了银行借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发展也日趋火爆。

2011年8月，柏文喜提出“市场深化呼唤民间金融合法化”的观点。2011年，央行为缓解国内中小企业的“资金荒”问题，高调认定民间借贷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即为合法，拉开了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序幕。2012年两会期间，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等均表示支持民间借贷合法化。2013年3月6日下午，在浙江团开放日，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在回答记者提问吴英案时说：“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民间借贷合法化正在火热发展。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产生的影响

（一）财政政策对民间借贷的影响

1.国家采取加大公共支出、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时，是为刺激经济的发展，利率上升。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政府支出的增加意味着总需求（或总支出）的增加，这将使产量和收入增加，从而增加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量，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或LM曲线不变），新增加的货币需求会使利率上升，最终引起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的下降来保证货币市场均衡。这个过程，在IS-LM模型上表现为LM曲线不变，IS曲线向右移动，总需求的增加引起收入和利率的同时增加。

从现实意义来看，短期内政府增加支出和投资的目的是促进消费与投资，因而利率会下降从而减少储蓄以促进投资，这时的贷款利率较低，资金需求方获取资本较容易且融资成本低，此时民间金融资金需求减少。同时，对于资本贷出方来说，获取的收益少，自然会撤出资本转向其他热门投资行业，以获取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民间金融资本供给减少，由需求供给曲线移动均衡点的移动规律可知，民间借贷发展不景气。长期来看，政府投资最终会使利率升高，贷款利率也随之升高，金融市场的资金因受到限制而减少，故需求方对民间金融资本需求增加，民间金融市场借贷利率也上升，获取的收益也上升，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民间金融借贷系统，此时供给也增加，民间金融也获得发展。同理，当国家减少公共支出、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时，往往是为了减缓过热的经济发展状态。在短时间内，利率开始上升以吸收存款增加储蓄减少投资，此时贷款利率也上升，这时如有投资需要进行，便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获得发展，但长期结果是利率下降最后又阻碍民间借贷的发展。

2.总体上来看，当国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鼓励投资及以需求上拉经济。开始时，货币政策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利率会下降民间金融所占市场比例下降，但最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利率上升，此时民间借贷所占比例又上升。反之，当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时是为了抑制需求，开始时货币政策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利率会上升民间金融所占市场比例上升，但最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利率上升，此时民间借贷所占比例又有所回升。民间借贷利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行业的发展是否景气，整体性就看国家是想刺激投资还是抑制投资。

（二）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影响

货币政策是解决信贷总量投放过剩的问题，高度统一性非常强，造成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农业产业化经济链资金需求严重不足。而民间借贷以其简便、快捷为农业产业化经济链提供了资金支持，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从具体内容方面来看：

第一，法定贷款利率对民间借贷利率有影响。目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资金供求关系，一般在一定时期内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作出规定。民间贷款的利率一般来说是高于法定贷款利率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民有经济只能从官方金融中得到不到20%的总贷款，难以满足强大的资金需求，对于很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来说，获得贷款有严格的审核机制，没有一定的担保从非民间金融机构获取贷款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便填补了官方金融不能为民有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的空缺，所以更多得不到官方金融贷款的借款方主体更愿意支付高于官方贷款利率的利息来获取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大量的需求。所以，当法定利率上升的时候，更多的资本需求者会转向民间金融系统，更增加了需求，此时供不应求，民间借贷利率也必然上升。反之，当法定利率下降时，会有一部分借款主体转向官方金融机构，从而减少了民间借贷的需求，所以民间借贷利率会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官方金融机构贷款约束条件等，这部分借款主体的数量并不会太大，所以其下降幅度也是有限的，变化不是很大。总的来说，民间借贷利率与法定利率走向一致，法定利率上升民间借贷利率也上升，但是法定利率下降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第二，法定准备金率和贴现率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当法定准备金率和贴现率上升时，官方金融机构所能够用于贷款的资金明显减少，这时候金融机构会更多地吸收存款而减少贷款，所以金融市场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会增加，民间借贷获得发展；当法定准备金率和贴现率下降时，官方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放到贷款中去以获取贷款利息增加收益，这时会凭借较低的融资成本占领更多的贷款市场，此时民间借贷发展受限。

2.总体来说，货币政策松紧度对民间借贷存在影响

（1）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会比较宽松，此时金融市场上资金比较充足，更多的资金需求者会选择利率较低的官方金融贷款，以降低自己的融资成本，从而市场上面对民间金融的借贷需求便会下降，民间借贷就不会十分景气，民间金融机构也会相应地降低借贷利率以增加贷款额度，获取贷款利息。（2）当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会比较严格，审核要求也比较高，这时候会有很多资金需求者特别是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会转向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哪怕是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也要获取发展资本，这时候民间借贷需求会明显上升，民间借贷利率也会有所上升，此时民间借贷发展景气。（3）当采取中性货币政策时，原来可以获取官方金融贷款的借款人因其较低的融资成本及对其的优惠政策，不会放弃官方金融贷款转向民间金融机构。同样的，在民间金融机构贷款的借款者并不能享受到官方金融机构的贷款优待，而且民间借贷利率稳定及其带来的便利性也不会放弃现在的贷款而转向官方金融机构。此时，官方金融借贷与民间金融借贷维持平衡状态。

四、如何看待民间借贷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谢太峰认为：“无论从我国信用体系自身发展的规律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要求看，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向地面、由“暗箱式”操作走向“阳光化”运作、由无合法身份走向合法经营，都是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认为：“民间借贷肯定是利大于弊”，“要扫除一切不利于发展民间借贷的各种障碍，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了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很多观念认为民间借贷的发展不看好主要是在于高利贷问题，认为高利贷助长了一部分人的剥削意识和不劳而获思想的滋生，发展下去勤劳致富将被巧取豪夺取而代之，但正因民间借贷存在一定的问题才更加需要国家和市场的正确引导。一定要辩证地看待民间借贷的发展，既然正规金融组织满足不了市场的资本需求，而且民间金融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就应该理性认识民间金融的发展，并且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辅助措施，将民间借贷的利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将它的弊尽量地减到最低，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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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政策工具

作者简介：金素（1980-），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货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4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91-03

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实施了以对实体经济救助为主要目的、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应对措施。事实证明，多项政策搭配工具发挥一定功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出现阶段性好转局面，同时，这些工具的使用能够兼顾推动中国经济深化转型改革的目标，更有利于为深化金融领域的关键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回顾相关文献，国外研究中无论是Ufuk Devrim Demirel（2010）[1]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研究，还是Christopher Adam，David Vines（2009）[2]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问题研究都肯定了多重政策工具搭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王小敏（2000）[3]、王园林等（2009）[4]、王智强（2010）[5]、王彬（2010）[6]等相应的国内学者也在肯定政策搭配效果上得出了相似结论。

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基础，本文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国际合作三个方面详细梳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各政策工具，以期为未来的危机应对工具和国际政策搭配与协调提供值得参考的借鉴价值。

一、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适时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市场流动性供应

1.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方向和力度。从2008年7月份起，中国人民银行逐步调减中央银行票据发行规模和频率，全年合计4.3万亿元。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的预测分析，适度把握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和频率，全年累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4.0万亿元。进入2009年下半年以后，在全球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下，中国价格涨幅开始呈现回升态势，2010年继续延续了这一态势，并在第四季度表现更为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在2010年加大了流动性回收力度，全年累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4.2万亿元。2011年，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物价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展开正回购2.5亿元，同时，全年累计发行1.4万亿央行票据。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9440亿元、逆回购操作60380亿元，截至2012年末，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余额为4980亿元。

2.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的微调功能。2008年3季度以来适应流动性供给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暂停了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同时调减了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2009年上半年仍以3个月内短期操作为主，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趋势确立，于7月初恢复了1年期央行票据的发行，同时调整了3个月以内短期正回购操作期限结构；时至2010年，随着通涨压力显现，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流动性回收力度，于4月份重启了3年期央行票据发行，进一步提高流动性冻结深度。2011年以后则主要通过调增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稳定市场预期。2011年前3个季度顺应市场利率波动上行趋势，逐步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而进入第4个季度，则小幅调低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2012年仍充分利用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稳定市场预期和释放稳健货币政策信号的作用，年末7天期、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分别为3.35%、3.45%和3.60%。

（二）降低基准利率，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

1.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自2008年下半年起，央行通过多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具体而言，2008年9月16日，随着央行宣布将贷款利率降低至7.2%，启动了自2002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在之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央行继续下调存贷款利率水平，降息幅度非常猛烈。2009年的利率政策基本保持不变，其中1年期贷款利率保持在5.31%，而1年期存款利率保持在2.25%。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相继5次加息，稳定通胀预期。至2011年至2012年，在经济平稳减速增长、物价上涨势头得到控制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延续了上一年度的政策思路，继续连续多次加息。

2.调整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27个基点；此外，还多次下调了一年期再贷款利率。此外，2010年12月26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年内最后一次调息过程中，为增强流动性收缩力度，还同步调整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三）释放流动性，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1.相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释放流动性力度。其中：中小型金融机构下调共计400个基点；大型金融机构下调共计200个基点，大大释放了流动性。2009年未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供给，相继于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5月10日、11月16日、11月29日和12月20日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2011年末以来相继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50个基点，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20.0%、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6.5%。

2.调整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5日起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此举相当于变相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创新行为。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单位项目下保证金存款余额为44222.36亿元，个人保证金存款余额为192.80亿元，共计44415.16亿元，如简单按21%的交存比例，则此次扩大交存范围相当于增加商业银行体系存款准备金9500亿元左右，相当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3次的效果。

（四）适度发挥再贴现政策工具作用

1.适时下调再贴现率，释放流动性。2008年两次下调再贴现利率共2.52个百分点。2010年年末上调再贴现率由1.80%上调增至2.25%的水平。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末，发挥流动性供给功能的流动性再贷款和再贴现余额共计2367亿元，较2011年末增加1909亿元。

2.完善再贴现制度管理，增强再贴现政策的作用。2008年下半年，在应对危机向全球扩散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除了调低再贴现率外，还通过完善再贴现的制度管理以推动再贴现规模扩大。

（五）推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200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新推出短期招标工具（TAF），丰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渠道。TAF招标期限分为20天和3个月两种，利率下限为同期限的再贷款利率，分别为4.14%和4.41%，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包括央票、债券、外汇以及股权资产。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

2008年11月5日的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4万亿的10%投入保障房及安居工程之上，具体包括增加廉租房建设、实施农村危房修缮等；第二，将其中的9%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涵盖农村水电等民生工程；第三，其中的38%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和电网改造等；第四，将其中的4%投入医疗及文教方面的建设中；第五，4万亿中的5%投入到生态环境维护和节能减排上；第六，9%投入在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上；第七，最后25%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中。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动税费改革

1.大范围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2008年连续3次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水平。其中，从2008年8月1日起调整纺织品、农产品等出口退税水平；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时隔不足一个月决定提高3370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接着，2009年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自2009年2月1日将制造装备业和纺织工业退税率提高至15%； 2009年4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钢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7%的水平； 2009年6月1日起再次上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至17%的水平。

2.推进增值税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允许使用增值税抵扣新购设备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3.拉动房地产消费。2008年10月23日，国家决定免除住房印花税，统一调整购房契税至1%；2008年12月23日，国家决定将公积金贷款各利率均调18个基点，并对转让2年后的住房免征营业税，取消城市房地产税。

4.其他税收减免政策。为提升消费能力，国务院决定2007年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20%调减为5%。为推动股市交易，2008年9月18日，财政部宣布从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为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需求，2009年1月20日至2009年12月31日，国家决定将排量小的乘用车购置税率降至5%。

（三）加大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力度

1.加大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决定从2009年起由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就业补助等方面的费用，旨在解决9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同时，国家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专项用于基本养老保险补助、临时生活救济补助、优抚安置补助和城乡低保补助等方面的开支。

2.促进农业增收和拉动农村消费。2009年以来，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安排了7161.4亿元用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专项支出，较2008年增加支出20.2%；2010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安排8183.4亿元，较2009年增加12.8%；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安排更是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达到10419亿元；2012年这一安排进一步增至12286.6亿元，同比增加17.9%。

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合作

（一）与周边国家签定货币互换协议

2008年年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呼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等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和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发挥应有作用。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0多个经济体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涉及经济体对华双边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达成的本币互换额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

（二）购买国际金融组织发行的金融债券与积极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2009年，中国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债融资，在积极参与并充分考虑自身情况的前提下，与IMF签署了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以及泛美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2009年12月24日，东盟10+3以及中国香港正式签署了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四、结语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对远在东半球的中国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政府果断出台大量传统和创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并积极参与国际层面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从2012年中至2013年的中国经济指标看来，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减弱，危机见底和逐步消退的信号在不断加强，说明此次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各项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经济摆脱危机影响得以逐步恢复的重要因素。仔细梳理这些有效的多重政策工具，为世界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与配合提供了多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Ufuk Devrim Demirel.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optimal policies procyclical？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4 （2010） 409428.

[2] Christopher Adam，David Vines. Rema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 balance-sheet approach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ume 25， Number 4， 2009， pp.507552.

[3] 王小敏.马来西亚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J].当代亚太，2000，（11）：36-39.

[4] 王园林、段楠.中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比较[J].国际经贸探索，2009，（07）：64-69.

篇5

通货膨胀是当今社会一个高频词汇，各个场合都能够听到通货膨胀，究竟什么是通货膨胀，通过膨胀与人们所说的物价上涨有什么联系以及区别，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通货膨胀，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内容，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加深自己对于通过膨胀的认识。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物价;政策

通货膨胀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通货膨胀很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通货膨胀在我国成为一个热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年我国通货膨胀的问题比较突出，严重的通货膨胀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其所带来问题。本人在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中，对于通货膨胀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很多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因此在课堂之外继续查阅通货膨胀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的了解体会写作了本文。

一、什么是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有经济常识的人的第一回答就是物价上涨，这一个概念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对通货膨胀确实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物价上涨并不一定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从通货膨胀的具体概念来看，通货膨胀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从概念可以看出，一种或者几种商品的涨价，商品某一时间段的涨价，都不能够称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物价长期整体水平的提升。通俗来说就是，在一段既定的时间内，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衡量通货膨胀最常见的一个指标就是CPI，即消费价格指数，这一指数的获取主要依赖于从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各个地区选择的数十万个家庭，这些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消费数据给统计局，然后统计局依据这些数据计算CPI，一般来说，CPI超过3%就意味着严重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通货膨胀的影响，无论是有钱人也好，还是穷人也好，无论是城市人也好，还是农村人也好，都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1．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将会带来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可以买的东西却变少了，举例而言，本人对于物价上涨深有体会，原来街边卖五毛钱一杯的豆浆，现在都卖到两三元了，原来十几万元一套的房子，现在都超过百万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物价的持续上升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感到了生活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物价上涨还会导致一些不理智的抢购行为，扰乱社会秩序。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2．财富分配。财务分配效应也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同时财富的分配效应还体现在私人以及政府在财富重新分配方面，通胀会有利于政府而损害私人，政府会获得通胀税。通胀利于借款人而不利于放款人，举例而言，一个人10年前欠你100万，10年后才还你，这肯定对于借款人来说是一个大便宜，毕竟10年之后的今天，10万元的购买力是远远无法与以前相比的。

3．收入下降。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对于大部分工薪家庭来说，收入有名义收入以及实际收入之分，名义收入是指收入的绝对数则，实际收入则是剔除通胀以后的收入，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时代其购买力完全不一样，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出现下降，同样金额的钱通胀条件下，所能购买的东西将会大大减少，举例而言，一个月薪3000元的白领，在前些年，可以过的很不错，但是这些年，将会感到生活相对吃力。一般来说，工薪阶层的收入很难与通胀保持同步，收入固定的情况下，他们工资的购买力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不过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无是处，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轻度的通货膨胀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总是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重要原因。其实回顾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会发现，物价也呈现出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也是为什么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

三、通货膨胀的原因

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对于这些原因进行一个全面的探讨，希望能够明确究竟是什么状况带来了通货膨胀，这样才能够通货膨胀的应对方面做到对症下药，最大限度的降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直接原因。从直接原因来看，任何通货膨胀其实都是货币太多，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在固定的时间段内，社会总产出是相对固定，同样产出下货币越多，物价也就越高，通货膨胀也就会越是严重，举例而言，同样1套房子，当标价10万或者100万的时候，房子还是那套房子，但是价格已经不再是那个价格，这实质上就是货币增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央行有货币的发行权，如果实施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出来了太多的流动性，必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会出现全面的上涨。

2．深层原因。从深层次原因来看，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实质上深刻体现出来了供求层面的一个变化，具体情况有以下几种:其一就是供求失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即产出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导致物价的全面上涨;其二就是需求拉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即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实质上也是常说的供不应求，供给难以有效的满足需求;三是成本增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劳动力、原材料各种成本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成本增加最终将会通过商品的终端售价反映出来，因此这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

四、通货膨胀的应对

温和的通货膨胀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导致的经济陷入衰退，社会也会出现不稳定，因此针对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进行加以应对，避免通货膨胀失控。

1．稳健货币政策。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采用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即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投放，典型的做法就是提高利率，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将市面上的流动性进行回收，同时发行国债来回回收居民、企业手中的货币，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少市面上的货币供给，从而逐渐削弱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根基，实现恶性通货膨胀向温和通货膨胀的顺利转变。

2．紧缩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的应对还需要用好财政政策这一手段，实施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方面不能够过于激进，而是要保证一定的盈余，尤其是公共投资项目方面，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必须要谨慎投资，花钱不能大手大脚，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需求。

3．严格控制物价。通货膨胀的有效应对需要用好物价控制这一手段，经济手段的效用往往具有滞后性，而行政手段则是立竿见影，针对物价过快上涨的问题，需要采用行政措施进行干部，避免一些不良商家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徐艳．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及应对［J］．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11期

篇6

曹 彤 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方福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

冯 博 中国证监会期货二部副主任

龚明华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林清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 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苗雨峰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彭晓光 《环球财经》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汪昌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王永利 中国银行副行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

曾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对“大金融”内涵的阐释逐步丰富起来。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从实践角度印证了“大金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大金融”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具体而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我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

基于此，《大金融论纲—一个全球性命题》（征求意见稿）在对西方金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题，这一命题有四大内涵，分别是：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文化意识。

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

在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内，金融效率性产生活力，金融稳定性产生弹性，危机控制能力保证弹性，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一国的金融竞争力。

“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构建稳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观调控体系。

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四种趋势：首先，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其次，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再次，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最后，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在产业战略上，形成市场化、均衡发展与混业经营；开放战略上，形成开放保护与国家金融控制力；货币战略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战略上，推动建立全球经济网络；城乡均衡发展战略上，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具体而言，产业战略方面，第一，应进一步巩固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发展制度健全的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在功能上实现互补；尊重国情和市场规律，构建银行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第二，努力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结构失衡，是隐藏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在2015～2017年之间完成。改革路径应选择：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第三，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中国目前的混业经营程度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实证表明，混业经营总体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综合考虑效率和稳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混业经营的最佳模式。

开放战略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现象，国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提高名义开放度，控制实际开放度，并在开放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

货币战略方面，应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货币职能上，第一个十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十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十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在外汇储备战略方面，争取建立全球经济网络。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的超额外汇储备管理应遵循外向性、战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汇储备投资应构建有效的全球资产组合。外汇储备应投资于占据产业周期高端位置的产业，瞄准战略性资源产业。

在城乡均衡战略上，要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因为“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大局，中国转型过程面临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三农”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农村金融越来越成为事关改革全局的战略问题。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农村金融亟待“破题”。基于现状和发展趋势，应着力构建“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三位一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体系的效率可从两方面衡量：一是金融体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导的产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市场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供创新激励等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体系效率的决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一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第二，银行产业发展。银行业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适度资产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基础上，防止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和银行危机的发生。第三，制度文化发展。加强产权保护，促进社会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提升。

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产品数量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与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金融市场效率的实现需要国家特定性因素，包括：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应性，与金融制度基础的适应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稳定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兴衰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常常导致经济增长的中断甚至长期停滞。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要素。

宏观经济层面，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审慎的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稳定；产业结构层面，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较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稳定性高；政治制度层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稳定性越高，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稳定性低；金融监管层面，对金融业经营的过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稳定性的提高；在风险的传递扩张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国家，一般性危机演化为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显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动的金融危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周期视角的危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要点是：在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减为代价的；泡沫经济挤出实体部门投资并最终导致这些实体资本灭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不断增加的金融杠杆、实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实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表明经济泡沫程度和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阶段，当资产价格上涨超过了信用扩张所能支撑的范围时，资产价格泡沫达到了破裂的临界条件。

危机控制能力与金融竞争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能很快抑制危机扩散，并在短时间内重返金融稳定和经济高增长的路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危机前软弱无力，最终陷入了金融体系失灵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双重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应对能力的强弱，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响一国危机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机中的紧急救助方案，危机后干预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机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机的早期预警机制，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等。

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15种常见应对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危机应对政策，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以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但却可能导致较高的经济成本或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二，危机应对的各种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转化为危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延长危机持续时间或增加危机的经济成本；第三，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已经真实地发生，仅通过危机后的补救措施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理性效果。

同时，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主要对危机后的短期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财政政策则主要作用于危机后的短期经济增长（有助于遏制危机期间的经济下滑）。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过度的货币投放会导致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将在危机结束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我们认为，为避免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渐淡出。

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实际选择？我们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影响金融体系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影响金融体系规模。同时，效率和开放是金融结构市场化的两大驱动车轮。

我们发现，在崇尚规则和权威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明显大于银行主导型国家。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危机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金融体系具有过度周期性，货币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创新日益频繁，金融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我们提倡建立全面稳定的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纳入金融稳定考虑的货币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论与中国的新型金融发展观

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有四大基础，分别是：第一，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第二，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三，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第四，文化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体现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发展观。

中国“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货币政策方面，应在盯住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关注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完善通胀指标统计，为政策决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础。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

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要结合和配合。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统筹协调。

信贷政策方面，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应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总体上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

篇7

[关键词]　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Monetary Policy and Stock Market Price Fluctuation

XIAO Xinyuan

Abstract: Aiming at conducting a profound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supply and market interest rate to the stock market, we use several economic approaches, carry ou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nclude that the monetary policy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inent influence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role of interest rate regulation is not as obvious as money supply adjustment and the policy has not achieved effects as expected. The unsound market growth and hindrance to the policy conduction lead to the inadequate policy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stock market, price fluctuation, empirical study

一、前言

股票市场具有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准确揭示市场价格信息，反应当前宏观经济动态的功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可以通过资金筹集、分配方式来优化社会闲余资金支持经济建设，促进经济的产业优化、结构优化，调整经济结构。而影响股市变化的因素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各种经济因素的冲击影响程度不易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因素如经济的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变化等等，都会对股票市场造成不同的冲击影响。而其中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最直接和快捷的影响因素。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成为当前金融研究中最前沿的课题之一，但是对于货币政策影响的渠道和效果各国经济学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方面，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有直接影响，央行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来改变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的相对价格和数量，进而影响资金流向从而最终影响股票价格；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也有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实质经济增长，间接影响人们的未来预期，最终反映在股票的即期价格中。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分歧较大。有些学者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积极的反应，比如美国学者RigboonandSack(2001)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股市价格有积极的反应，研究显示1982-1987年间美国M2增长率为48%，但工业股票指数却上涨了175%。日本的薛敬孝也发现类似的结论。然而另有部分研究认为货币供应量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较弱。李政(2009)认为我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的关联性较弱；周英章(2002)的研究显示货币供给量对股市价格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也有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得到不同的结论，如钱小安发现沪指、深指与M0同向变化、与M1无关、与M2反向变化。易纲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上升；而在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不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中性。

本文则尝试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供应量的差值及货币市场利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来分析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

三、数据的选取及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路线：先筛选和确定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定量确定影响的持续效果。

(一)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货币供给量指标：本文选取货币供给M2与M1的差额作为反映货币供给量的指标。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该变量记为HBGY。银行同业间拆放利率：基于交易量及代表性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SHIBOR)一个月期的拆放利率作为样本的代表性利率，时间区间同样为2009年9月-2012年3月的月度数据。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该变量记为CJLL。选取上证综指的月度收益率作为股票市场的样本数据，记为SZZZ。

本文采取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平稳性。鉴于时间序列的月度观测值常常显示出循环等不规则要素，故在检验之前，我们先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以剔除不规则要素。然后对调整后的数据SZZZ、CJLL和HBGY，利用Eviews软件，选择包含常数项不含趋势项来对样本分别进行ADF检验，得到结果如下：

表1的结果表明，上证综指原序列SZZZ和货币供应量HBGY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是平稳序列，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原序列CJLL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D(CJLL)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这说明它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二)VAR模型的建立

为了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的关系，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对上文所选取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因为VAR模型必须要求内生变量序列是平稳的，所以我们选择对SZZZ和HBGY、DCJLL进行VAR分析。根据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的5个选择标准，经实验表明，当滞后阶数为2时，VAR模型的LR(sequential modified LR test statistic)、FPE(final prediction error)、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HQ(Hannan-Quinn information criterion)的值都是最小，因此我们选择P=2作为最优滞后阶数，建立VAR(2)模型。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得到其结果如下：

SZZZ=-0.066959SZZZ(-1)-0.03012SZZZ(-2)+0.02357HBGY(-1)

+0.001421HBGY(-2)-0.004102D(CJLL(-1))-0.010735D(CJLL(-2))

由上述结果可看出，在方程中，HBGY(-1)和HBGY(--2)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357和0.001421，说明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会显著影响股市收益率的正向变化。而D(CJLL(-1))和D(CJLL(-2))的系数则分别是-0.004102和-0.010735，说明市场利率的变化对股市收益率起着相反的作用，即利率提高时会降低股市收益率。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当货币供应量增多时，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也会增加，对股票的需求大于供给，会推高股价，而提高利率会增加资金借贷的成本，导致拆借资金用来进入股市的数量相对减少，需求减少导致股价下跌；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和降低利率对实体经济都有提振作用，而股市作为经济反应的指示器自然会随着上扬。

(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如果变量A受到变量B的滞后影响，则称B是A的Granger原因。为了解货币供应及市场利率变化和上证综指的因果关系，在VAR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来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显著的Granger关系。由于该方法要求被检验序列必须是平稳序列，故我们选择对SZZZ和D(CJLL)、HBGY来做Granger因果分析。其结果如下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期为2时，是严格拒绝(以1%的显著性水平)原假设HBGY不能Granger引起SZZZ，而接受SZZZ不能Granger引起HBGY的；同样，也可得出利率的变化对股市收益率的变动具有较大影响的(2.03%)。这样的结果表明进一步验证了前文VAR得到的结论。

(四)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更加动态化、准确的了解二者之间一方的变动对另一方的影响，我们基于VAR(2)模型做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在VAR(2)模型平稳的基础上，做脉冲响应分析，其结果如下：

如上图所示，首先分析SZZZ对来自HBGY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当在本期给HBGY一个正冲击后，GZ_SA受到较大的正面影响，且在第2期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慢慢减小，在中间某段转为负向影响，随后影响开始减弱，从第7期开始该影响基本消失。而GZ_SA对CJLL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较为简单，也比较微弱，说明了调整利率所起的作用不如货币供应量那么明显。

四、评述及建议

本文以深入探讨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为目的，利用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多种经济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虽然我国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但是政策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完全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可能还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实际上，这种政策实施的难题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更为常见和明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发育程度不健全、政策传导过程受阻等都可能是导致政策效应发挥不充分的原因。不过，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宏观政策体系的完善，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会使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相一致，使政府的干预政策达到所预期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孙华妤，马跃.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3(7)：44-53

篇8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篇9

【关键词】财政管理；制度创新；经济效应

一、我国财政管理机制常见的不足

1.因为政府级别太多，造成政府之间的配合关系不清楚

目前，财政管理制度是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和企事机构之间的财政配置，和各级政府财务职能的责任和分工，在此类财政生产中，出现纵向和横向的财政情况，由此无法避免的会出现交叉和重叠，无法有效、充分的使用财政资金。中国主要是以公有制为重点，多种所有制为支持协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国家保存大量的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有分布，各自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和企事业机构在税利解缴等上出现资本关系，财政管理制度的完整性直接影响着财政财力的规范性。所以，财政管理体制的重点是分类政府之间的支出和收入，可是，当前中央和地区的支出职责仅仅进行了原则性的分类，无法明白、科学的体现出来，并且省、市、县、乡层别的政府财政支出职责分类更加含糊不清。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地区差异也显得十分的明显，支出职责分类不科学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收入划分情况，如地方收入分配的依据不充分等。财政管理制度不健全，省政府对市、县级的财力调整作用不到位，省级之下的纵向与横向财力不平衡情况非常明显，虽然各区域不同程度的调节与健全，可是依旧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是以流转税为重点税种的税制体系，区域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同时地域差异非常大，政府层级很多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划分不科学。财政是符合社会公共要求的政府活动，科学、有效地划分区域政府间的支出和收入，以保证国家可以依据公共要求的覆盖和受益范围来划分，防止产生“越位”、“缺位”的情况。

2.政府转移交易支持缺乏规范性，没有可行的监督控制

政府之间的转移交易机制是中央政府对区域所形成的，和地区各级政府财务力量的配置，来平衡各方财力情况，协调区域之间经济进步的一种财政协调机制，还是财政控制制度的一种重要过程。所以，财政管理水平的表现就势必会导致政府之间转移交易对协调中央和区域政府的标准问题，如针对设施的供应，中央政府给区域政府提供另外的财政费用，来提高地方政府的综合实力，科学处理公共设施，鼓励区域政府提供这类服务的热情；对区域政府的财政转移还可以有效促进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也能够促使一些特殊任务的完成；在各级财政制度下，地方经济进展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悬殊，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转移交易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促使各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现阶段，国内转移交易机制的整体设计比较科学，但是缺乏规范性，如特殊资金转移规模很大，覆盖面广，可是在实施的时候产生挤占、挪用的情况比较严重，转移交易机制缺少科学、有效的管束机制与效益考评制度。

二、目前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怎样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性政策，还是协调国家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等多方面关系的基础保证，鼓励发挥各区域间的经济优势，实现协调发展、长远发展、稳步发展。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因为资源禀赋情况，历史进程过程，市场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政策等原因导致的。实施分权制的财政控制机制，不仅能够提升地区的分配效率，还能够鼓励地区政府为减少公共服务费用与争夺私人利益而进行的竞争，有助于促进地区政府的机制变革与创新，最大程度的激发地区政府发展本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积极性，经过协调地区间的差异，能够加速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政府的财务转移交易机制等，有利于达到全国范围之内的服务能力均等化目的。

当前，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差异的不断增加趋势、行业同质化形势明显，因为地理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出现各自的经济特征，各自优点，财政制度的建立应根据这些特点，互相协调的发展战略，利用比较优势，增加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在资源集中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减少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经济进步水平的差异，全面促进国内各地、各民族的协调发展和繁荣，有针对性的促进国民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改革财政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财力的配置和调节，平衡政府间财力，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进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目标，还是对财政管理制度的严峻考验，所以，创新财政管理制度，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进步，适应新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财政管理机制创新的经济效应

财政方针的主体为中央政府与各级区域政府，这样决定了财政控制体制的主体，所以，标准的财政管理制度，对于政策作用的发挥与经济效应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方针的方式主要包括税收、决算、国债、采购性支出与转移交易等，相较于各种财政管理制度，规范健全的财政管理制度，不但可以有效推动财政政策的正常拟定与实施，同时可以降低实施阶段产生的财政资源的消耗，有效增强其经济效应。经济机制创新，是生产关系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逐渐做出的调节和优化，财政控制是上层建筑促进基础经济进步的重要生产方式，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必要的内在效应，由财政政策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属于经济效应的重要表现。其一，自动可靠的财政政策，属于财政管理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表现。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行调整并不用政府干预的活动，首先体现在个人所得税和累计税制的特点所产生的稳定功能。在经济衰弱萧条阶段，个人与企事业机构的利润所得降低，所以满足纳税的税基就随之降低，累进税率逐渐减少，税收也就随之下降，由于税收下降的幅度相比于个人与企业利润的减少幅度要大，税收就会出现一种阻力，便于防止个人消费与企业利润严重降低，进而防止经济的持续萧条。在经济昌盛阶段，它的作用原理刚好相反。其次，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支出提高，失业救济与各种福利支出提高，抑制消费的不断下降，以防止经济的持续萧条；在经济昌盛阶段，其作用于原理正好相反。其二，相继抉择的财政方针，是财政控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表现。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应的使用不同种类的反经济周期的设施，对经济实施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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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庄芳，庄佳强，朱迎.我国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定量效应――基于协整向量自回归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4（12）：71-85.

篇10

实际上，导致当前货币政策传导失效的是结构性矛盾，尽管流动性看似供大于求，但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存在借新还旧的现象，以及国有企业获得廉价贷款并未进行投资反而投入信托等原因，流动性充裕并未刺激有效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结构性困境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显然金融能做的实在有限，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关键在于产业调整。

具体来看，当前企业债务负担积聚，且借新还旧现象普遍是货币有效性减弱的原因之一。粗略估算，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为65万亿左右，占GDP比重超过120%。企业债务情况远高于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约是美国、德国的两倍。而相对来讲，相比于欧美先进企业，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仍然有限。

另外，中国不仅存量债务较高，当前很多企业“借新还旧”的现象也十分突出，这尤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因为相对来讲，地方投资平台项目期限较长，短期内很难获得回报。资金期限错配导致很多现金流用来偿还贷款，债务不断累积。

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

另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僵尸企业出现也是流动性充裕未能带来实体经济恢复的重要原因。早前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向实体经济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阻止了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以及不良贷款急剧上升的局面出现。但大规模刺激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很多企业通过大量银行贷款，选择的投资项目又少有盈利，很多行业不仅出现了巨额债务，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大量僵尸企业浮出水面。

根据IMF报告，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产能利用率在80%左右，国际比较来看，已经处于低位。而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至60%。当前产能过剩不仅困扰着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传统行业，而且也常见于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资金源源进入相关行业，却很难获得收益，这也是为何流动性宽松，但实体经济却复苏乏力的原因之一。

再有，当前存在相当多的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资金利用效率低也导致了有效投资不足。由于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都是银行的优质客户，相对获得贷款容易，但这部分资金有些并未投入实体经济，反而将通过信托等方式，高价贷给了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削弱了中国经济活力，当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金重复计算。

结构性困境困扰实体经济复苏，盘活存量资本仅从金融体系着手作用有限，需要产业调整。特别是，针对当前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大量浮现的困境，或许需要转变思路，毕竟一贯的救助方式只能解一时之需，却把问题拖延，中国需要引入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的破坏”，即发挥市场作用，淘汰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和技术，将资源投入到利润最高的行业和最先进的技术上，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

另外，金融歧视、贷款歧视、私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也由来已久，这也使得当前民营企业在面临资金困境的情况下，不得不需要通过更多留存收益、企业主出资、以及影子银行融资等方式摆脱困境。

而一些获得贷款容易的大企业仅通过低贷高借，便能轻松获得收益，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设计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贴息以及特殊融资管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