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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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评价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5-0009-02

1银行核心竞争力及其评价方法

银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银行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它是银行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有许多种，就目前而言，CAMEL评价法，即美国银行“骆驼评级体系”的简称，是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它分别代表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经营与管理、盈利、流动性等五个方面的经营状况。这五个方面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连起来就是CAMEL。CAMEL的运用始于1979年。当时由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推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它银行机构所采纳。近二十年来，CAMEL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评价和监控工具。下面我们尝试用CAMEL评价中国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2上市银行的竞争力评分：基于骆驼评级体系

我们根据各上市银行2011年的财务报表和银监会出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按照盈利能力20%，资产质量20%，资本充足度20%，管理水平25%和流动性15%的权重将各单项得分折算为分值，汇总得出各银行2011年的最终得分。

说明：各指标评分采用百分制，两个子指标各占50分。资本充足度：资本充足率>=8%，计6分，每递增1%加6分；核心资本充足率>4%计6分，每递增1%加6分；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30%计30分，每递增5%加10分；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10%计20分，每递增2%加10分；流动性：存贷比25%计3分，每递增1%加2分。

3结果分析

从上可知，建设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以出色的发挥夺得第一，工商银行则微弱的差距屈居第二，中信银行以其多方面出色的能力摘取探花。处于第一集团的三个银行两个是国有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的各方面的状况都令人满意，工行作为业界老大也不负众望。相信在卓越的管理和盈利能力下，三个银行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紧接其后70-85分档的是招商银行，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招商银行以其优秀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位居第四。本次盈利能力的强弱各银行间有较大差距，优秀的如招商，而华夏和浦发的3分则有点意外，基本决定最终的排名。位于及格线以下的是光大银行。其资本充足率，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非常不理想，最终成绩也是不尽如人意。通过13家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财务报告，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各银行在资本充足性和资产质量方面上都很出色，只是参差不齐的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多少能反映各银行的业绩水平。

4增强我国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入世以来，我国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有所提升，具备了一定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大部分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必须进一步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具体来说，可从以下4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风险控制体系。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银行经营管理的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协调好业务创新和拓展与风险内控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各项业务的

持续快速发展。二是提升银行创新能力。银行的市场地位

取决于创新，创新能力是构成银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上市银行应该以客户为导向，从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等方面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是优化银行组织结构。银行要以客户为导向，按照扁平化、集中化、专业化的要求，业务管理、风险管理、审计监督分离，逐步变“小总行、大分行”为“大总行、小分行”，按照“事业部制”方向，实行“双线运营”，逐步加强公司、同业、零售（个人）等业务线的垂直化运作管理。

四是深化人事改革，增强人力资源。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最终要落实到人，人力资源的竞争成为银行间竞争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深化人事改革，建立和健全银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积极引进国际型、创新型金融人才，加大内部人才培养力度，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欧明刚，张坤.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J].银行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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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

1、引言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谢燮、杨开忠[4]（2005）。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

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邱竞，薛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兰州学刊2008（4）

[2]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5（4），79-89

[3] 刘长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情况：2009（12），75-82

[4] 谢燮，杨开忠.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5] 杨盛标，张亚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分析――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8-72

[6] Krugman P R. Space： The FinalFrontie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2（2）： 161-17

[7] 李娟，郑平.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62-65

[8] 任光辉.市场规模扩张、区际分工转换与“义乌商圈”之谜―一个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147-149

[9] 韩永彩.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产业联动发展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1（04），71-74

[10] 张明倩，臧燕阳，张琬.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J].经济地理：2007（11），956-960

[11]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综合[J].世界经济：2009（3），82-95

[12] 胡洁，陈彦煌.自由贸易化、产业聚集与失业：新经济地理观[J].世界经济：2011（3），40-50

[13] 陈林生，李刚.四川城市化战略选择―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50-52

[14] 周加来，李刚.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J].经济理论与管理：2008（9），29-34

[15] 郑剑峰.从制度、地理之争到新经济地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136-138

[16] 柴志贤.产业集聚、演化与政府作用――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考察[J].经济论坛：200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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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重要性虽然提升，但促转型仍将是未来政策重心。促转型与稳增长的策略目标博弈将贯穿全年，稳增长的需求决定政策的力度，促转型的背景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而促转型将始终是政策的重心。政策转向与制度改革一样重要，以长带短、以改求稳的政策风格下，不会出现政策强刺激：一方面，稳增长政策主要依靠财政与投资微刺激发力；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已转向，全面放松可能性很小。房地产风险释放，经济预期弱平衡将向下打破。基本面的风险主要来自房地产领域，一方面，其观点预期已成型，而风险将逐步释放，并波及投资、关联产业、金融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政策主要关注金融层面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小批多次的微刺激，难以对冲房地产拐点的压力和去产能化的影响。

在分析宏观经济决定A 股走势的同时，还须清晰地看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沪深A股中老态龙钟的企业至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诸如百度、腾讯和阿里等新兴产业比重太小。这个现象背后凸显出更深层次的问题：A股市场结构已远远背离了全球经济的走势。

在A股市场唱主角的企业已经落伍或即将成为夕阳产业。一句话，A股市场缺乏新经济的血液。追根寻源，这是我国以审批制等行政手段为主来管理股市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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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在WTO、全球化、知识经济大背景下，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应作出适当的回应。本文拟将适用除外制度置于此背景中，并结合国情对适用除外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和。

关键词：反垄断 适用除外制度 WTO 经济全球化 知识经济

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概念及其基础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反垄断立法中均得以确立。所谓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亦称适用豁免，系指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具体而言是指在某些特定行为或领域中允许一定的垄断状态及垄断行为存在即对某些虽属限制竞争的特定协调或联合或单独行为，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

垄断的概念相当复杂，在经济学、法学研究中，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没有为之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经济学家们经常将垄断视为一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形式，它是指一家厂商供应整个市场，不存在竞争。①显然，经济学家将垄断理解为一种状态，但是在法学上，垄断不仅指状态还被表述为一种行为，即“限制竞争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垄断必须具备以下两点：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然而经济学研究表明，垄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非都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或制裁。首先，垄断能带来规模效益。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本身就是进步的标志。正如有学者指出，“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经营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其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证它们获得平等的机会。”②由此可知，反垄断与促进规模经济是不矛盾的。其次，依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在某些领域是需要避免过度竞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进行自由竞争无益于公共利益，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均不利，而进行适度的垄断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四种具体形态：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均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现实性，现实的市场结构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在产品差别化条件下，寡头垄断实质上也是垄断竞争。这一点是经过产业组织学派的充分论证了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常说“垄断竞争是特别重要的”。垄断竞争是在旧经济中常见的一个特征，同时这一特征在新经济（又称知识经济）表现得更为明显。“新经济”指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行业，第一个是机软件的制造业；第二个是由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企业（包括因特网接入提供者，因特网服务提供者和因特网内容提供者）构成，第三个则是以提供用来支持上述两个行业的通讯服务和设备的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生产智慧财产，即计算机代码，而非实体性的物品（通讯设备是例外）。智慧财产的特征是固定成本相对应于边际成本而言很大，但是一旦创造出来，生产额外拷贝的成本很低。③新经济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创新的成果只有通过获取市场垄断力量，才能产生赢利，如果缺乏市场垄断力量，市场主体将收不回投资。因为为了竞争，市场主体只能将创新产品的价格压低至边际成本，从而无法弥补其高额成本，长此以往，新经济的动力创新将不复存在，在此意义可以说“新经济发展依靠创新，创新需要垄断，新经济时代垄断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实”。④新经济时代技术的更新可谓一日千里，而垄断的取得更多是依靠知识、技术、信息、创新意识等“知本”。这种垄断地位事实上是很难保持的，正如克鲁格曼（P·Krugman）所言：“当你在通用汽车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从事或诸如此类的行业，那么可能打败你的对手的名字你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样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可见，新经济时代垄断是绝对的，竞争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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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篇6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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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争由来已久。自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以来，这两种主张截然相反的思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辩论。两大阵营纷纷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学者和专家，两种主义也交替上位，成为一时的主流。本文试图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宗旨进行阐述分析，再联系进几次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进而得出结论：新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救市药方”，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良了或发展了资本主义，但是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对这两种经济思想进行实践，但是经济危机依然不断发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分配

一、国家干预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

（一）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发展的一个阶段，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状态，主张政府介入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其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是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继承发展而来，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观总量经济学无法解释“滞涨”现象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对之后乃至今天的世界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哈耶克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信奉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对哈耶克的哲学观、经济观的发展和继承演化出诸多学派，观点各异，但核心都是对自由市场的推崇，在此不进行赘述。

二、两种主义对于再分配制度的观点

新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干预和各种“不合理的”税收，支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认为政府对再分配领域的干预侵犯了人们的自由，违背了自由市场，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哈耶克抨击了政府通过累进税制进行再分配以改变社会不公的做法。他认为，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公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而且还涉及未来社会之政体特性所依赖以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累进税制的问题，最终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在民主制度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充分理解了累进税制原则的运作方式，那么它在当下所获得的支持是否还能继续。如果要确立一种合理的税收制度，人们就必须将下述观念作为一种原则予以承认，即决定税收总量为多少的多数人，也必须按照最高的税率来承担税负；如果该多数决定以一种在比例上较低的税率形式给予经济贫困的少数以某种救济，则当然无可反对。为了防止滥用累进税制，社会必须构建防御性的屏障。而国家干预主义则支持国家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过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核心，通过财政赤字和举债的方法可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所以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必须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他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第二，消灭食利者阶层。第三，凯恩斯认为只要国家立法，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工资标准，即采取“普通福利”政策，就可以抑制经济危机。

三、结论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过之前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位”，成为西方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药方”。在经济进行调整，经济运行重归稳定状态的时期，西方政府也曾选择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力图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经济危机依然周期性的爆发，最近几年更是危机频发，各国政府黔驴技穷。

回顾西方世界几次经济危机，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真正“回到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将暴露无遗。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由私有制导致的贫富阶层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它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其形成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在分配比例上的长期失衡。这种分配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是公平缺失、贫富悬殊、消费萎靡等经济现象，导致了社会性动荡。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冲击总需求并使经济长期偏离均衡状态,集中爆发的表现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要想从根本上认识当代西方世界的“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更深刻的理解、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二者的理论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财产权按资分配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而西方政府施行的再分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贫富分化有所缓解，但是财产和财产权利问题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种根本性问题不能由再分配的方法解决，彻底摈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找到这个困局的出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激进的批判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并概括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供了正确地理论方法。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了数次经济危机。但是事实证明，即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自由市场制度加以重新调整，他们也不会从根本上触动私有制这个基础，而只会力争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基本矛盾。除非从基本制度上进行改革，否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会陷入“爆发经济危机———政府救市———爆发经济危机”的死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刘迎春.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篇8

对新经济的认识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新经济就是全球化的经济。也有人认为，新经济就是人力资本时代的经济。当然，还有人把它归纳为网络经济和与网络相联系的眼球经济等等，不一而足。关于新经济，可以说一百个经济学家有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确实，我们面临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重新归纳总结认识的时代。

另一方面，迄今实践的发展尚不充分，因而尚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新经济的确切定义。而实践变化也确实证明我们对新经济的认识还比较浮浅。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家都认为高科技将扭转世界发展的前景了，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2001年，世纪之交的20世纪最后一年和21世纪第一年，我们面临的居然是如何抑制增长衰退的问题，以及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美国经济也在努力地和衰退做斗争。2000年5月，代表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指数曾一度攀升到5400多点，9・11事件后，纳斯达克指数又一度跌到1400点。人们认为能够带来社会生产面貌变革的IT业，恰好是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破产最快，裁员也最厉害。当然，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趋势仍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是不是能够长期保持"一枝独秀"这么一个局面，应该说不确定因素还是非常之多。

目前，有人甚至说旧经济又在重新抬头，旧经济正在考验、挑战新经济。实际上这个趋势从2000年底、2001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了。如美国加州2001年初爆发的电力危机。加州是所谓新经济、高科技产业、IT产业的集中地，硅谷就在这个地方。在新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心脏地区爆发电力危机，这种外在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新旧经济矛盾冲突明显趋于激化的一个基本表现。美国政府在2001年5月份出台了一个《新能源计划》准备重振旧经济。引起注意的是，美国在其新能源计划里，没打算依靠核能、潮汐能、地热能或者生物能等新能源形式解决美国可能潜在的能源问题，而是重新在传统能源上寻找出路。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新事。美国的所谓新能源计划着重于重建大规模的火电厂，重新重视煤炭的开掘和优化利用。甚至不惜降低美国环境保护的标准，不惜把多年来封闭的阿拉斯加等自然保护区开放，用来寻找新的资源，即传统能源。《新能源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向旧经济倾斜的计划，是强化原来人们以为是衰退产业、夕阳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的政策。

上面描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以及大批网络、IT产业的裁员，这成为了美国目前经济的一道新风景线。包括北京的中关村都处在一个24小时、60分钟裁员的危机中。新浪的王志东事件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不在于王志东个人品质是好是坏、能不能和人协调，而是因为我们过去过度地夸大了创业型企业家或者核心技术人才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过度贬低了资本这种传统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人们对资本要素的认识还处在不断的反复过程中。在过去很长时间中，人们认为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才是资本，人力资本不是资本；后来，人们说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现在，新经济发生反复，人们又说人力资本不重要了。对于新浪事件，我们不去描述它的具体过程，也不去评论，我们只是说，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全世界新经济反复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体现。

债市融资前景广阔

2000年以来人们都在讲，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得开创业板，开二板市场。一开始叫风险板，后来改叫创业板。我们社会化、公众化资源集中的渠道应当拓宽。利用市场化的形式完成工业化以及推进向市场化、工业化转变，传统的股票市场可能不能够满足新经济、高科技，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我们应当注重研究和开辟二板市场。但从目前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中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增长速度最快、规模扩张最快、承担作用最大的不是二板市场，而是最传统不过的债市融资。资本市场本来就包括两部分，一个叫股市，一个叫债市。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本来就是工业社会发展中将分散的资源通过市场化、公众化、社会化的方式集中的根本途径。这个途径当然还有些变形。比如银行，银行不是债市，但银行是间接的债权。你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把钱借给企业，衍生出来的债权融资的一种特例。其实更直接的融资是债券，企业发债券。债市是开矿山、办钢铁厂、化工厂，到修高速公路这种工业化过程中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但我国在过去这些年中，债市呈现为连续萎缩的情况，和股市的快速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事实上，2001年以来中国的债市正面临一个悄然起动的态势。2001年我国的国库券发行意味深长。在过去两年中，债市不断萎缩是因为在此前这个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品种非常少，非常单调，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就是国债。国债基本上就是中短期，其中真正的短期都很少。而且从1998年至2000年发的国债基本上是不上市的。那么随着原有的国债到期，债市的交易规模、交易量、交易品种越来越小，越来越萎缩。到2001年我国的债市则有了很多新的、虽然并不引人注目的重要迹象。比如说，在2001年6月份尝试发行了120亿元的15年期的国债，一个月之后又发行了20年期的国债。这种15年以上长期、超长期的债券在中国国债史上是少见的。这意味着很多值得重视的经济信息。在1997年末1998年以来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了变化。不是不积极了，而是有了别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向战略性财政政策转变。

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本来都是短期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在一两年之内调整总供给、总需求之间关系的政策。总供给不足，增加投资，刺激生产；总需求不足了，政府带头花钱，刺激经济。1998年，最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普遍性的供大于求形势不过是短期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不充分是个显然易见的事实，怎么会有过剩问题呢？怎么会有供大于求呢？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和1995年、1996年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政策的滞后反应。所以抑制通货紧缩，应对供求失衡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众所周知的1998年增发1000亿元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开始的这个积极财政政策，用传统的经济理论解释就是应对短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但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5年和20年期的国债，它不是应对短期总供给总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这说明财政政策与战略手段已经发生变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正在静悄悄地向战略性的财政政策转变。国债不仅仅用来调整当年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且可能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调整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战略周期内周期性的变化，削峰填谷。因此，这个品种本身的推出可以说意义重大。

还不止于此，这15年和20年期的国库券发行，还有一个创新：它的利率是固定利率。人们都知道，银行的利息没有长期固定的，变化很正常。一年之内连续降个十回八回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接受了。知道利息是可以不断地升和降的。那么国库券的利息一锁定就是15年、20年，这意味什么呢？有几个方面的意味。一个是向社会给出了一个中长期基本利率变化的预期，至少是政府的财政部门对未来一个长时期内基础利率变化的范围的预期。政府对中长期利率的预期，这很重要，对老百姓的信心、对投资者资金成本的计算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信息。而且这个预期实际上还包含着政府对未来长期过程中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的估计。对市场来说，这个国库券的发行还意味着有可能更多地让这种可周转、可交易、可流动的债券进入市场。因为银行的利率经常会变化，那么显而易见，国债作为一种投资品种，二级市场的价格一定会随着银行这种基础利率的降或升表现为升或降。假如你去年买的国库券，这是固定利率，现在银行降息了，你这10年期的已经持有一年了，银行降息一个百分点，那么你这个债券的价格可能在二级市场上升7％甚至8％，因为要把后10年一年一个百分点一次在价格上体现出来。如果银行升息，就会呈现相反的趋势，这个债券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就会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债券市场价值和基础利率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恰好因为有这种关系，固定利率才给投资者在债市这个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留下了投资和投机的余地。股民们或资本市场参与者有句话：不怕涨也不怕跌，就怕没行情。不管涨和跌，关键是只要有行情，就有赚钱的机会。中国的股市目前还没有做空机制。实际上，有没有做空机制不是根本的，关键是要有行情。固定利率就是给这个国债品种在二级市场的操作留下了种种预期，留下了债券价格变动行情的较大余地。

篇9

［关键词］日本地震；政权更迭；新经济增长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043-03

一、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只有1.0%左右，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消费不振、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数高居不下、国民对未来社会保障失去信心等情况。虽然日本自民党历届政府都把治理整顿经济、恢复民众信心当作头等大事，但成效有限，经济复苏和发展始终缺乏强劲动力，最终成为日本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9月，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政府上台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消退，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给予国民更多希望，保住首相“座驾”的“长坐久安”，开始着手制定拟在重新使日本经济恢复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

2010年6月，出任政府第二任首相的菅直人在“履职演说”中对以往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日本经济社会的现状进行了概括总结，指出日本经济以前所走的“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已经无路可走，必须寻找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也是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

所谓“第一条道路”就是以“公共事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路线。这一路线在20世纪60、70年代因道路、港湾、机场、高铁等大型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局面，也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到了80年代，当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时，这种“公共事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成正比，并开始显现“经济泡沫”。到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又实施了过于依赖市场的“市场至上主义”，推行了一条“以生产为核心，偏重供给”的经济发展路线——“第二条道路”，即企业可以通过采取“合理化”措施，优化机构，裁减人员，恢复企业业绩等。然而，“第二条道路”非但没有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增长，还造成了国民失业率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等后果。

菅直人政府所寻找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从以往经济发展政策失败中汲取教训”，推行一条符合现实的经济发展，把具体解决经济社会的种种问题都作为能创造出“需求与就业”的良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

2010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未来十年经济战略的主体规划——《新经济增长战略》规划，也被称为实现政府提出的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强有力的财政”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三强”目标的具体计划。

二、《新经济增长战略》概要

《新经济增长战略》（以下简称《新战略》）规划是日本政府对此前已经制定的各种经济发展计划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是日本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体框架规划。《新战略》提出了实行“以解决经济社会现有问题、以扩大需求和增加就业为重心，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政策。在2020年前实现经济增长的7个战略领域和21个重点“国家战略项目”，创造总计500万个就业机会和123万亿日元的市场需求的目标，并有针对性地列出330多项具体实施措施及时间表。主要目标有：2011年中实现消费者物价指数由负转正；尽快将失业率由当前的5%降至3%；在2020财年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2%；实现确保全体国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岗位”；逐步降低法人税，将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由40%逐步下调至25%等。

《新战略》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7个战略领域和21个重点“国家战略项目”主要体现在开拓提升优势增长、构筑依托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增长和打造支撑增长平台等三个方面。

（一）开拓提升优势增长方面

包括环境与能源战略和健康大国战略两个战略。环保与能源大国战略提出要创造超过50万亿日元与环境有关的市场需求，增加140万人的环境领域新就业岗位，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3亿吨。此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国家通过“固定价格购买制度”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环境未来都市”项目和森林再生计划项目；健康大国战略提出创造超过50万亿日元市场需求及增加284万个就业岗位。共有2个“国家战略项目”，即以促进医疗实用化项目和吸引外国患者的国际医疗交流项目。

（二）构筑依托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增长领域

包括亚洲经济、观光立国与搞活地方经济两个战略领域。亚洲经济战略提出，“推进致力于亚洲经济增长的国内改革，使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成倍增长”，“通过亚洲收入倍增，扩大经济增长机会”等目标。此战略共包括6个“国家战略项目”，即促进基础设施出口项目、推进降低法人税及“亚洲据点”项目、人才培养及高级人才引进项目、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及国际标准项目、构筑亚太自由贸易圈（FTAAP）的经济合作项目等；观光立国与搞活地方经济战略提出“到2020年初访日外国人达到2500万人，将来达到3000万人，并以此带动11万亿日元需求和56万人就业”的目标。此战略共有4个“国家战略项目”，即推进创设“综合特区项目、吸引访日外国人3000万人项目、旧房改造及新建倍增项目和推进公共设施民间开放及活用民间资金项目等。

（三）打造支撑增长的平台领域

包括科技与信息通信立国、就业与人才立国和金融立国三个战略。科技与信息通信立国战略提出“创造引领世界的绿色革命及人类生存革命”、“增加独占世界鳌头领域的大学、科研机关数量”、“达到理工类博士毕业生完全就业”、“促进形成中小企业自由运用知识产权”、“以科技信息通信等提高国民生活的便利性、降低生产成本”和“投入研究开发投资占GDP总值的4%以上”等目标。此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强化国际竞争力及培养人才项目、促进灵活运用科技信息项目和充实研究开发经费项目等；就业与人才立国战略共有3个“国家战略项目”，即：幼托一体化项目、职业教育项目和国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岗位”的新公共项目；金融立国战略提出了以“新金融立国”为目标，“确立亚洲主金融中心及主要参与者的地位”，“提高企业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扩大运用能够使国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国民金融资产范围”等。有一个“国家战略项目”即推进创立“综合性的证券、金融、商品等的交易所项目”。

三、地震及政权更迭对日本实施《新战略》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里氏9级大地震及引发的海啸、核泄漏等灾害给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企稳向好的势头当头一击。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给日本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至今难以评估。同年9月，菅直人因种种原因被迫辞去首相职务，野田佳彦出任本届政府第三任首相。然而，面对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中积重难返的经济低迷和震后复兴的巨额资金需求（20万亿日元以上），日益高企的债务负担（已占到国内GDP的210%）和失业率（2011年7月为4.7%）以及日元升值压力、老龄化社会保险福利负担等，都将对日本实施《新战略》产生严重影响。

（一）地震重创支柱产业，短期内难圆“强有力的经济”之梦

虽然本次地震涉及的东北地区的GDP产值仅占日本GDP的8％左右，但是该地区是日本四大工业带之一的京滨工业带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经济主要支柱产业钢铁、石化、汽车以及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受影响的汽车、钢铁等及其相关产业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率近50%。地震致使大量工厂被迫停产、歇业，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地震引发的核电供应部分的关、停等导致电力供应趋紧，这些因素将在中短期内对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产生负面效应。根据《新战略》规划，到2020年，日本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为3%，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本次地震对于本已缺乏增长动力的日本而言，连续10年保持3％以上的经济增长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

（二）地震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强有力的财政”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受到挑战

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财政作为支持与保障，日本的《新战略》的实施也不能例外。地震前，根据日本财务省2011年4月1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底，日本的国家债务余额（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为924万亿日元，人均负债约为722万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为GDP的两倍以上。地震后，根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受地震破坏，仅道路、港口、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和企业设备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可达2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这一数字尚未包括福岛核电站事故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这样的损失对已经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财政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救灾和恢复重建是日本政府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不做的头等大事，如果做不好甚至会影响到的执政地位。因此，本次地震及引发的海啸、核泄漏事故等短期内将严重影响《新战略》的实施，救灾和恢复重建所造成的巨额资金分流使日本政府财政分身乏术，难以支撑《新战略》中需要资金支持项目的落实和实施，如健康大国战略等。

（三）地震给《新战略》个别领域的实施带来不确定因素

第一，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出口将受到严重挑战。地震前，日本的核电、铁路、水务等“基础设施出口”发展面临极佳的机遇，亚洲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空间。如在核电方面，日本已与多个国家如约旦、哈萨克斯坦、越南、印度等国签订核能及高速铁路等合作意向书，拟向这些国家出口成套核电站设备等。《新战略》确定，政府将积极配合核电、铁路、水务等相关企业推动对亚洲的“基础设施出口”。地震以后，核泄漏引发的恐慌不仅影响到日本本国核电产业的发展，已经对全世界的核电产业发展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原来与日本有核能合作意向的国家很难在短期内与日本继续核电方面的合作，不是合不合作的问题，而是建与不建的问题。另一方面，地震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日本国内掀起新一轮浪潮，在今后几年内，日本很难有剩余力量对外“输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力量。因此，实现《新战略》提出的将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出口”市场规模发展至20万亿日元的目标面临极大挑战。

第二，“观光立国”战略将受到严重挑战。根据《新战略》规划，“观光立国”战略作为日本未来经济的一大核心支柱产业，到2020年“达到外国人访日数量2500万～3000万人”并以此带动11万亿日元需求和56万人就业，使其成为日本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之一。地震前，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统计，2010年进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数为861万人，离2500万人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即便没有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也难以实现。地震及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不但给位于重灾区的宫城、福岛、岩手三县的旅游业造成重创，而且对整个日本的旅游业也形成了强烈冲击。除短期内给日本旅游观光产业造成重创外，从长期来看，福岛核泄漏事故隐患至今还未排除，将对人们的心理产生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的观光旅游业都将处于低迷状态。

第三，《新战略》中提出了今后十年以“新金融立国”的目标，将金融业作为未来十年日本服务业的一个新亮点，“确立日本在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等。事实上，地震带来的心理冲击很有可能危及到日本东京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本次地震中虽然东京等大都市不是地震直接灾区，但核辐射波及的阴影还将持续。从日本列岛本身处在地震带上的层面来说，本次地震将深远影响人们生活、工作的安全感。另外，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与提高，上海、北京、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地金融产业正在对日本金融产业形成冲击，而地震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外部冲击。

篇10

    自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思想开放,大量引进西学以来,知识界就日益陷入一个早有察 觉、却又难以摆脱的怪圈,亦即,除了译介各种理论方法之外,还屡屡输入问题,将欧 美知识界的热点问题视做本土视野中的核心话题。全球化问题在相仿的惯性中进入中国 ,并引起新一轮热烈的争论,然而从中派生出来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却直接切中当下文化 现实境遇,而关于民族话语权的设想,则可能为在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势文化提 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

    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 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 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 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 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 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