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共政策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公共政策的概念首先强调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机构, 在一定时间内为某些特定目标的实现, 通过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及成本比较, 对社会行为进行约束而进行的选择性制度安排。因此, 从定义来分析, 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效果验证应当以成本社会承担水平为准。

二、公共政策缺陷经济学分析的原因

(一) 从公共政策理论上分析:必须

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整和分配, 必须面对利益的选择问题, 利益之间的权衡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公共政策的机制通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因此, 每一个公共政策, 政府都必须从经济维度分析, 权衡各方面的利益。

(二) 从公共政策实践上分析:可行

公共产品理论和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被引入到政治领域, 用于规范政府公共政策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政治家也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不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是选票数量的最大化。合理的政府政策行为的选择取决于选民投票决定什么公共物品生产, 有多少公共物品生产, 以及如何生产公共物品。以上选择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 因此, 政治活动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由于经济学的分析在政治领域上得到成功运用, 所以, 由此及彼, 也可以用它来分析公共政策中的其他政策, 比如:教育政策, 科技政策、卫生政策等。

(三) 从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上分析:适合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经济学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事实上, 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 很难将两者分开, 研究方法的经济学是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

(四) 从公共政策发展上分析:需要

实际上, 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 与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 程度更深, 范围更广。许多经济学家成为我们的政府顾问。为了使所有团体都能尽量接受现行政策, 促进社会整体稳定, 政府在制订和推行公共政策时, 应考虑政策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建立合理科学的政策体系, 权衡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加强监督, 严格管理政府。降低参与成本, 使社会团体能够参与政策制定, 并能影响政策结果。实现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加快从发展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扩大公民对社会治理的参与。

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其核心就是一类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式。但是, 公共政策在实际落实之前仅仅是一个抽象化的分配方式, 其实际的效果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可以得知, 无论是哪种公共政策都必须经过具体的执行才可以完成预期的目标。但是因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扰, 使得政策往往无法真正的发挥出其预期的效果。

三、公共政策缺陷的经济学分析

(一) 均衡利益

供求分析显示, 政府的意愿会出现与之截然相反的结果。有效地展现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往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好方法。在政府面对不同利益团体时, 需要秉承着公平的态度去调节利益平衡。首先, 实力较强的利益集团会给予一定的压力并进行游说, 让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 背景强大的利益集团还会损害其余团体的利益,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终对社会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其次, 弱势群体一直处于不利地位, 他们的利益诉求要引起政府的更高关注。对决策者而言, 政府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综合考虑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 最终确定出一个最为合理的政策。在政策拟定以及落实过程中, 极易出现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问题, 而对群体利益平衡有益的政策, 并不代表社会也能够受益。所以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政策之前, 首先要了解政策可能会对各类群体带来的影响, 确保各个群体都能够有效地接受, 以促进整体稳定社会。

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实施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政府实际的落实过程中, 因为各类因素的干扰, 时常让其执行产生偏差, 最终不能达成预期的目标。在各类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出现偏差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因为体制转轨以及经济转型等方面的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在这个方面表现出的问题尤为突出。而这种偏误情况的出现不但会直接影响问题的处理, 使得预期的目标无法达成, 同时还会对政府的社会影响力和民众认可度带来不利影响。在如今国内的改革步入到重要时期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研究怎样更好的避免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问题, 无疑是极具理论以及现实价值的一项工作, 对改进和完善国内公共政策执行效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综合协调

成本效益分析表明, 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存在最优, 但它可以依据现状选择更满意的政策, 即符合满意原则。一般而言, 要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就必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地方政府具体政策的制定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 实现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加强监督, 严格管理政府。降低参与成本, 使社会团体能够参与政策制定, 并能影响政策结果。在政策设计上, 要刻意约束强势群体, 为弱势群体的政策参与创造条件。我们经常听取市民的意见, 了解民意, 贴近公众, 尽量响应社会的需要, 力争实现政府的角色的快速过渡。从发展型到服务型政府。一方面, 政府应该是社会利益的调节者, 另一方面, 以服务公民为中心, 在社会治理中扩大公民的参与程度。唯有时刻围绕这两个主题, 政府才能真正受到限制、有效力、依法治国, 担负起责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应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虑。政策制定是追求效率, 低效政策没有制定和实施的必要性, 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弥补公共政策研究和实施不足, 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均衡博弈的双方

在博弈论的基础上, 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 政府应注重长远的视角, 而不是从短期视角出发, 通过将游戏规则设为长期的多次交易, 双方就不会出现囚徒困境这就表明, 动态博弈能够有效地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 特别是在重复动态博弈过程中, 双方能彼此了解, 从一无所知到互相熟悉, 博弈中彼此防范的模式, 如今已经不再是最佳状态, 对需要政府介入的事务, 则要拟定出对应的公共政策;而无需政府介入的事务, 则要有效的展现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此时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如政府的社会职能可以转交给社会中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政府制定出具体的事务内容, 社会组织可以提供, 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合同。随着社会组织完成计划任务, 政府的财政资金可以完全分配, 社会组织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任务, 在长期缺席和越位的政府职能领域, 新以公共管理思想为参考, 重新界定相关政策, 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 博弈各方在做出自己的最优策略选择时, 不仅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还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方的利益, 这样组合的最佳策略就是所谓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简称子博弈完美均衡。

四、结论

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 制度缺位十分严重, 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我国需要培育相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制度。它可以弥补公共部分的无知, 协调基本价值, 保证行为规范。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制定是追求效益的, 无效益的政策就没有制定和执行的必要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弥补公共政策研究和执行的不足, 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琛, 张雷.公共政策缺陷的经济学分析[J].学习论坛, 2009 (1) :49-50.

[2]刘溶沧.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 1999 (35) :19-20.

[3]郭媛媛.我国低碳政策问题研究基于公共政策的分析视角[C]//全国风力机空气动力学学术会议.2006.

[4]王珊珊.公共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知与行, 2016 (12) :34-37.

[5]高富锋.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缺陷及对策分析[J].求实, 2004 (s4) :27-28.

篇2

一、团队成员的价值评断

(一)团队成员收入的评价标准

从经济学角度看,团队成员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是组织的投入,而生产要素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它的MRP(边际收入产品)。假设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这个工人的边际成本就是他的工资w,任何一个理性的组织,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那么组织在做是否多雇佣一个员工的决策时,会把增加一个员工的边际成本与雇佣这个员工所获得的边际收入进行比较。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把由增加的员工所创造的边际收入称为边际收入产品MRP(marginal revenue product)。员工带来的MRP无非是这个多雇佣的这个员工所能为组织创造的利润。边际收入产品定义为每一单位产出的价格乘以增加的产出:

上式表达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要使边际收入产品等于边际成本。这表示它雇佣的员工使得边际成本w等于边际收入产品MRP。如果工资上升,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入产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就少雇佣员工。一旦组织雇佣更少员工,MRP上升,边际收入产品又等于边际成本。这就产生了如图1所示的向下倾斜的短期员工劳动需求曲线:

(二)专业高端人才的市场均衡

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专业高端人才的市场总需求等于各组织对人才的需求曲线的加总。(如图2所示)

由图可知,专业人才的边际收入产品增多,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生产力提高,而是由于生产产生的边际收入增多,导致了对专业高端人才劳动需求的增加。当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工资上升。

(三) 用MRP理论解释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高收入现象

员工的边际收入产品是作为这个员工的技能和能力的结果而出现的收入。这个收入转而又源于员工对组织的贡献所增加的收入。因此,用MRP理论对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高收入现象可以进行解释,原因在于:

第一、在服务领域中,对消费者而言,高技能人才与普通技能者在才能上的差异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使得高技能人才占有极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高技能人才有较高的卖方集中度。

第二、技能表演这种服务产品,消费的规模可以不受观众人数的限制,观众人数增多反而会使卖方受益(往往观众爆棚时表演人员的积极性会更高),消费者所得到的产品质量会上升。

(四)“工资帽”产生的背景及目的

在经济学中,最高限价是对某个产品或服务的最高价格做了限制。实际上,“工资帽”的产生也借鉴了最高限价的原理,同时又区别于最高限价。工资帽规定了组织能够用于员工工资开销的最大规定限额,其目的在于让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可以使最大的收入以最小的比例分配给员工,同时又防止那些财大气粗的组织过分追求高技能人才,保证市场应有的竞争力。美国实行这项规定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践的成功典范。

二、对在我国实行“工资帽”的评价

(一) 中国的市场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中国的市场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原理,中国企业管理部门作为政府人不能完全站在私人企业组织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这种非一体化的利益结构,很容易导致中国企业管理部门出台的一些规定并不会在私人企业组织中起作用。在中国施行“工资帽”政策,便可理解为通过降低员工收入来提高单个组织的收益后,企业管理部门可以从市场总体收入中能得到更好的分成。

(二) “工资帽”政策只是对解决员工收入过高问题的对策

1、 中国“工资帽”是对美国“工资帽”的模仿

中国施行“工资帽”的确可以改进竞争力平衡、平衡员工间收入的差距、降低高技术员工过高的工资、保证无论是大的企业组织还是小的企业组织都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率,实现资金的再流入。

然而,中国企业管理部门并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所有企业组织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及企业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使得这项规定在美国实施的非常有效。但制定和实施这项规定有个前提就是所有企业组织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中国既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组织,也有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组织,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推出“工资帽”是仅仅是为了限薪而限薪的盲目举措。

2、 中国合同制度与美国“工资帽”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合同制度是在“工资帽”条款下衍生的产物,在这种条款下,员工即生产产品的投入要素,而生产要素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它的MRP,美国企业组织签约与引进员工,更看重员工的MRP,员工是市场的保证也是占有市场的基础,从而员工对企业组织的贡献又转嫁到增加其他收入。与此同时,高技能员工与一般技能员工收入的差距也激励着一般技能员工努力进取,为将来成为高技能人才而努力。

“假合同”、“阴阳合同”在中国并不是秘密,这不仅保障不了员工的收入,也为企业组织违规吸引员工提供了方便。比如涉及到劳资关系的问题如薪金问题,在美国是由行业协会和职员协会来共同协商决定本行业的最低和封顶工资标准.而劳资谈判目前在中国是空缺的,如何在中国“工资帽”的规定下,杜绝合同的虚假性,合理的对一名员工的薪金定位,又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篇3

一、多校区办学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是思想政治资源的共享成本上升。多校区之间的空间距离，使高校有限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因为时间成本而遭遇稀释，比如思想政治工作师资的跨校区流动必然对其整体的能耗带来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平台、硬件设施等因为跨校区均衡分布，使单位设施直接面对的受众规模得到限制；某些重大思想政治主题活动因为跨校区管理层级的增加，其行政成本进一步提升；跨校区不同院系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了时间、交通与通讯成本，对于一些常态性思想政治活动的开展带来了直接影响。

二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凝练与品牌塑造带来直接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传承了一所大学独特的办学思想、办学精神与办学文化，是高校办学特色的生动体现。而这种办学精神与办学文化，除了高校在创业过程中砥砺形成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观外，也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比如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就具有明显的海派文化的特质，更加富于开放精神与包容性格。而内陆地区的一些高校则大多在“厚重”上形成自我鲜明的性格色彩。在跨校区办学进程中，不同校区的校园文化、文化精神极易受到所在区域文化传统的浸染而形成差异化特色，同样也深刻反映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风格、特色与理念上。这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色的凝练与品牌塑造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是不同校区之间发展的差异化容易发展为学生群体的不稳定因素。高校多校区办学的形成大多由于学校合并或者事业拓展异地新建。不同校区由于建设时期不同，原有的发展基础不同，所处地区的区位发展条件不同，不同学科之间的投入差异等，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差异化发展格局，有些校区条件相对优越，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有些校区则环境相对较差、发展相对滞后，有些校区位于学校行政枢纽，更易享受学校各种政策资源，而有些新建校区则处于创业阶段，人气冷淡，氛围不浓。这些情况极易引起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落差，进而演变升级为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会成为办学的不稳定因素，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校园稳定乃至学校事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二、多校区背景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

一是“”原则。在多校区办学情况下很难要求每一个校区都拥有相同的思想政治工作特色与校园文化品牌等。坚持“”原则，就是要求各个校区都要遵循学校总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传承学校文化的精神脉流、围绕年度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落实各项工作安排。在这个前提下，允许并要求各个校区立足所在区域的经济文化特色、自身的学科特色等，创新性地开展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凝练并形成校区特色思想政治工作品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同”和“异”之间并不是逻辑背离关系，“异”的张扬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彰显与服务于“同”的目的。各校区特色校园文化品牌的建设、特色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都最终服务学校整体校园文化品牌的营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特色的凝练。

二是“起平同等”原则。各个校区基于建设时间与发展基础、所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而形成的发展层次、发展质量、办学效益上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也能够能到广大师生员工的认同与理解。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办学资源的赋予，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调配中，必须始终坚持“起平同等”的原则。以同等标准对各个校区合理、公平地配置资源，不以校区在学校行政序列里的位置，校部机关是否在该校区等场外因素影响资源分配。对于一些发展基础较差、亟需扶持的学科及校区，学校可以专项资金的形式予以支持，对于一些处于城市远郊的校区可以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及思想政治工作特殊津贴等，这也符合整体的公平性原则。这些做法将有效地化解不同校区教职员工及学生之间的心理落差，疏导情绪，促进校园和谐。

三是“创新引领”原则。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现实空间障碍只能通过创新的思路、创新的办法、创新的手段来解决。坚持创新引领原则，一是要有创新的理念，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要素的削减管理层级、简化管理程序、降低管理成本，要实行“扁平化”管理；二是要有创新的机制及制度体系。通过制度来优化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硬件资源的配置，避免没有必要的损耗，比如在各个校区学生工作服务平台的建设等，避免学生为办某个事情在各个校区间的奔波等。三是要有创新的技术及手段。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平台的建立、网上学生管理体系的运用、OA办公自动化体系的升级及完善等都将为跨校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与保障。

三、多校区背景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

一是加强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是一个时新话题，在实践层面也多有探索。但当前高校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背景、新的内容、新的挑战，比如微博等网络平台的进一步普及，学生之间的资讯交互通道更加畅通，不同校区学生之间的医疗待遇、生活条件、就业待遇、就业空间等问题极易通过网络渲染，引发。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结合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结合新一轮绩效工资改革，结合大学生文化心理、性格特征、审美形态的新特点，综合考量各种关联变量因素，加强对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理论研究，可以采用责成学校某一研究机构开展专项研究或实行重大课题招标的方式，集中校内外的精英研究力量，广泛听取民意，开展对策研究，对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建立“动”与“不动”紧密结合的多校区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着眼于高校思想政治资源的集约化使用与最优化组合，处理好“动”与“不动”之间的关系。经过认真评估与论证，对于校区之间调配成本低，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效能更高、效果更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明确规定动作，以“不动”求实效、提质量。比如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活动、作风建设年主题实践活动等的组织与实施，形势政策课教学计划的编制等。而对于多校区之间调配成本高、中间流程复杂且适应于各校区独立组织实施的思想政治工作项目则积极鼓励各校区以“动”发挥特长、凝练特色。比如属地化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结合学科特色的大学生职业导航计划的涉及等等。要解决好人力资源的“动”与“不动”关系问题，既要设定一定比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跨校区流动名额，坚持多环境历练、多岗位培养，开阔眼界、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同时又要鼓励与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安心岗位，沉到学生中间去。尤其是许多新建校区，大多处于城市郊区，文化氛围不浓、生活配套不足，学生的寂寞情绪和失落感较重，高校要出台明确的政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扎根基层，队伍稳方能形势稳，老师定方能学生定，学校要创造条件，解决在新校区的交通、住房难题，为高校教师、尤其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扎根基层解除后顾之忧。要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硬件资源的“动”与“不动”问题。学校在对各校区思想政治工作硬件资源统筹分配的同时，应该鼓励各校区发挥自身优势与特长，积极和地方政府、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在高校设立思想政治工作专项基金或者学生奖学金，共建创业实验室、文化讲坛等，共享地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等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加强校地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等。

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社会偏好；公共品；自愿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36-03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将传统的公共品治理逻辑归纳为“两种物品类型（传统经济学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品两类）”、“两种最优组织形式（国家抑或市场）”和“一种个体模型（假定个体理性利己而不关心他人利益）”。正如休谟所指出的，在设计任何制度与确定法律和政策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其全部行动由完全谋求一己私利的原则指导。公共政策理论继承了这种传统，于是认为制定公共品供给政策时应该通过调整激励结构促使政府和个人都以自利的原则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众所周知，搭便车卸责的机会主义问题仍是当前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设计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如何在公共品供给中摆脱国家和市场的二元组织形式、超越集体行动的社会困境，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

本文在厘清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的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尝试通过近年关于社会偏好的博弈实验、自然和田野实验等跨学科研究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最新应用和前沿动向，来对“外在的制度如何与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激发公共品自愿供给”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

1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理论演化脉络

1.1新古典模型结论：国家抑或市场

早期受新古典主义影响，西方学者对公共品的供给和治理持有悲观的论点。由于公共品产权不清导致外部性，无法有效制止使用者搭便车，因而其供给必然不足。同样，由于公共开放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出于自利，个人必然过度攫取公共资源带来的利益，从而导致租值耗散。这一问题始终与公共选择和社会选择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中的合作、搭便车和集体行动问题紧密联系。哈丁称之为“公地悲剧”，博弈论称之为“囚徒困境”，而奥尔森则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一过程归纳为“集体行动的逻辑”，理性的资源使用者容易发生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问题，而不会选择合作。

显然新古典主义将公共品的供给和治理困境视为市场失灵，其政策导向无非就是政府介入，或是将该类资源的产权重新界定（一般是私有化）。第一，政府直接管制，或者政府通过税收调节以确保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相等。但是数十年来的发展证明政府直接干预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干预也有各种失灵现象。事实上政府也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以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政府可能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干扰。第二，将公共品的产权私有化。科斯认为，如果产权界定明晰并可以自由交易，那么不论产权归属于谁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只要产权明晰，公共品的供给完全可以由私人来完成。但是产权交易的成本过高会破坏这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1.2公共资源使用者内部自发形成的多中心自我治理

由于以上两种治理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缺陷，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治理模式，第三种日益受到重视的解决方式便是通过当地资源使用者的自治（self-governance of appropriators）来达成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和使用。

奥斯特罗姆领衔的研究团队挑战了传统理论认为的“公共品难以管理，且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或者产权私有化才能有效供给”的结论。借由渔业、牧场、森林和湖泊等诸多经验个案研究，提出资源使用者能够产生自愿合作的集体行动与自我治理，发展出复杂的决策和规则实施机制，化解利益冲突，结果经常比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要好。这一结论为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政策解决路径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1]。许多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地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长期的系统研究，结果显示不管在先进或落后国家，人们都可以发展出完整而有效的制度或传统规范来治理公共品。

2公共品自愿供给博弈模型和行为实验研究

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与融合为理解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在公共品理论和实验研究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传统的公共品实验已经表明，人们既不会如完全理性模型预测的那样全部选择零供给的搭便车策略，也不会全部达成合作供给。同时研究者归纳了影响供给量大小的几大因素：（1）边际个体回报（MRPC，Marginal Per-Capita Return），依赖于公共品的MRPC高的个体供给量也相应大，反之则会选择低供给甚至零供给[2～4]。（2）群体规模和匹配方式，合作者与搭便车者不同的群体规模和组成比例、博弈自始至终与固定搭档进行博弈，每一轮都随机确定搭档也会产生不同的公共品供给量。群体规模越大，合作集体行动越难发生，供给越少[5，6]。（3）社会信息的交流和学习，采用不同形式的社会信息交流和学习可以减少因搭便车等非合作行为而造成的效率损失，特别是面对面交流对于增加供给和提高效率特别有用[7]。

近些年来，研究者尝试借鉴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将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与外在的制度激励纳入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克服搭便车同时提高合作水平，而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2.1基于社会惩罚的激励机制

面对大量实验结果所显示的普遍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搭便车问题，除了检验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预测，经济学家也开始致力于探寻克服搭便车的治理之道。其中两种备受关注的解决方式便是不依赖于中央集权的、个人分散实施的惩罚[8]和利用公共品群体准入或者退出规则进行甄别和惩罚[9]。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实施惩罚是需要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时，惩罚确实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激励，增加合作供给行为，但由于惩罚需要成本，几乎对效率没有产生作用。因此，不可高估基于社会惩罚的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提升作用，能够促进群体成员的自愿供给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2.2社会偏好：对对等性、利他和公平的关注

面临两难的社会困境，实验和案例依然表明人类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而且带有私人执行的社会惩罚与没有惩罚时相比，反倒是降低了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10]。那么这种自发的合作秩序如何形成，其内在机理是什么？综合演化生物学、演化博弈论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便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11，12]，并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究竟何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经济学家将之归类为对等性、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恶意或嫉妒偏好，即个体的行为特征既有在除去自利等关心自身物质利益方面的自涉偏好外，还包含关心他人的他涉偏好[11]。而且，不少研究者已经尝试扩展传统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将社会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中[13-15]，并解释了更为丰富的经济现象。

社会偏好在解释自发合作秩序形成和演化时更多地依赖于由他涉偏好所引致的条件合作行为（conditional cooperation，在他人合作的前提下选择合作）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作用。如委托-实验中委托双方的礼物交换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其程度受到纵向不公平、信息结构和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源在于部分经济个体表现出的公平考虑等社会偏好[8]。而如果企业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激励机制，就会减少成本和委托收益[16，17]。进一步的，通过构建一个纳入异质性偏好（自私、无条件合作者和有条件合作者三类参与人）、状态依赖偏好、随机行为和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发现少数偶发的搭便车行为和强对等性偏好会致使合作减少，而减少外部强加的惩罚会使得合作更稳定[8，18]。

3公共品自愿供给研究的政策含义

虽然正如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的，人们并非完全自利，广泛存在社会偏好（在有些文献中也称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因而公共品自愿供给不但可以由惩罚和奖励等外显激励产生，也可以由温情式（warm glow）利他和公平感等内在因素激发，但是长期以来公共经济学仍然采取将人类的社会偏好和作为外显激励（explicit incentives）的公共政策制定简单的二元分割处理的分析方法。于是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制定变成了如何协调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设计问题。

虽然这种正式制度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其实际的效果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旦当外显激励型的公共政策或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社会偏好产生影响时，传统二分法就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尽管正式制度的引入提高了个人的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利他动机（一定的挤入效应crowding in），但是却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即外显激励挤出内在动机。造成这种挤出效应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于强调外显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使个人产生了不被信任以及道德水平不被认同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引起内在利他动机被抑制，也有可能是这种外显激励和惩罚机制使得个人认为这种正式制度使自己处于被驱使的弱势地位而产生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因此当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发生时，简单的二分法指引下的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当挤出效应发生时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可能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大量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担忧。如有偿献血的外显激励结构挤出了拥有无偿献血社会偏好个体的献血积极性[19]。

因此，将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偏好形成进行二分法处理是不恰当的，由于外显激励（惩罚等一系列公关政策）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具有的“挤入”和“挤出”效应，出于善意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公民社会责任感（社会偏好）。因此将内在动机的社会偏好纳入公共政策和机制设计，使得好制度和好公民形成良好的互相扶持促进的关系，则对公共品供给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4结论与展望

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篇6

国内一些高校正在试验一种新型的交叉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比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试验构建了交叉复合培养平台。其中信电分学院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融入创意和创业教育元素，探索跨专业、跨院系复合交叉培养方式。其外语分学院试行英法双语人才培养，成功培养出兼备英法双语能力和国际贸易专业知识的人才[1]。华中师范大学致力培育具备多学科专业优势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开设了“化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美术”、“化学—物理学”“、日语—国际贸易”等多个交叉培养实验班[2]。交叉复合人才培养模式试验都涉及人才培养方案里的课程设置改革，跨学科交叉课程群的开发与建设正好应运而生。下面将探讨在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为满足对海洋经济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开发建设跨学科交叉课程群，实行交叉复合培养人才的问题。

二、海洋与公共管理跨学科交叉课程群设置的必要性

（一）海洋经济发展急需海洋与公共管理复合型人才我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提升加大了对海洋与公共管理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012年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洋事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面对海洋经济和各项海洋事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高等院校也将迎来对海洋方面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对既精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知识又掌握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知识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二）海洋与公共管理专业培养方案调整的要求国家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规定在海洋科学专业里设置一些有关海洋管理的课程，基本思路还是属于理工科专业知识配备一些海洋管理知识的传统套路，其人才培养基本定位在：行业技术+行业管理知识=本行业管理人才（技术官僚）[3]。但是，现代经济社会经常需要一些跨行业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比如政府机关需要既掌握海洋管理知识，又熟悉政府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知识的多面手的工作人员。他们视野开阔，可以兼顾多方面管理业务，还具有通盘思考、把握全局的素质和能力，更适合在政府机构压缩、人员编制精简的新形势下担任工作。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不仅要掌握本行业专门知识，还要了解国民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要能够理解国家对本行业管理政策及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全局中的作用。从工作性质来看，海洋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管理职能属于政府管理或者行政管理，其他部分属于公共事业管理。所以，在原来开办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或者行政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跨海洋事业与公共管理的交叉课程群，可以为较快地培养出社会急需的交叉复合型人才提供一条便捷途径，还可以省去正规设置新专业的程序上的麻烦，并且具有根据社会人才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培养方案的方便性。

三、海洋与公共管理交叉课程群设置的构想

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篇8

说明：内部考试资料，涵盖95%以上期末纸质考试的原题和答案；更新至2020年1月试题。

按照人们决策时对自然状态规律的认识和重点掌握程度，通常可将公共决策分为(BCD)。B.风险型决策C.确定型决策D.非确定型决策

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公共决策划分为(BC)。B.非程序化决策C.程序化决策

按照政府内容的合法、合理程度，我们可以将政府利益分为(BCD)。B.正常利益C.超常利益D.失常利益

层次分析的技术可以帮助分析者分清楚的原因包括(ABC)。A.可能的原因B.似然的原因C.受控的原因

查尔斯·琼斯指出在政策执行的诸多行为活动中，以(ABC)三者最为重要。A.解释B.组织C.实施

初步筛选常用的方法有(ABC)。A.经验分析B.比较分析C.初步的预测分析

创造性思维的各种基本形式包括(ABCD)。A.直觉B.灵感C.判断D.顿悟

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公共政策评价可以分为(ACD)。A.正式评价和非正式评价C.事前评价、执行评价和事后评价D.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

定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表现在(ABCD)。A.定量研究以数量分析来解释现象的特征，因之缺少背景和实践材料，对于说明社会现象的特征不够具体，不能给人们理解这些现象提供经验基础B.在现实社会中，自然界与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模糊现象，事物都具有精确性和模糊性所构成的二重性C.定量分析方法在为社会问题建模时，往往只关注其中可以量化的变量，不考虑那些无法量化的关键因素D.定量方法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遭到了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对政策目标群体边界的界定一定要合乎(BCD)的要求。B.政策环境C.政策资源D.政策问题

发展型公共政策理念的主要内容包括(BCDE)。B.科学民主观念C.公平优位观念D.创新超前观念E.人本观念

非官方决策主体包括(ABCD)。A.利益集团B.政治党派C.大众传媒D.思想库和公民

根据公共政策案例记录的过程，可以把公共政策案例分为(ABC)。A.完全公共政策案例B.未来公共政策案例C.实时公共政策案例

公共决策体系包含着(ABCD)等子系统。A.监控B.智囊C.决断D.信息

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体现在(ABCD)。A.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功能B.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功能C.社会领域的凝聚性功能D.法律领域的限权和授权功能

公共选择理论的特征有(ABC)。A.个人主义的方法论B.理性经济人假设C.交易政治学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ABC)。A.政府源自个人间的社会契约B.政府职能C.政府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它的含义包括(AD)。A.集体性D.规则性

公共政策案例的特点有(AD)。A.公共性D.管理性

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的作用形式包括(BC)。B.直接引导C.间接引导

公共政策的功能包括(ABC)。A.导向功能B.调控功能C.分配功能

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取决于(BC)。B.公共政策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的法制化状况C.公共政策本身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核心主体包括(ABCD)。A.立法机关B.行政机关C.司法机关D.执政党

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包括(ABCDE)。A.系统性B.互动性C.联动性与定向性D.复杂性和多样性E、稳定性与突发性

公共政策环境的特征包括(全选)。A.系统性B.互动性C.联动性与定向性D.复杂性和多样性E.稳定性与突发性

公共政策环境主要包括(AB)。A.国内政策环境B.国际政策环境

公共政策科学在西方经历的阶段包括(全选)。A.创建B.形成C.自我批判反思D.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评估过程包括的阶段(ABC)。A.评估准备B.评估实施C.评估总结

公共政策是政府在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ABCD)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A.选择B.综合C.分配D.落实

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步骤包括(ABCD)。A.以“问题感知”体悟“问题情境”B.以“问题搜索”认定“元问题”C.以“问题界定”发现“实质问题”D.以“问题陈述”建立“正式问题”

公共政策效果的类型有(ABCD)。A.潜在效果B.直接效果C.附带效果D.象征性效果

公共政策政治学分析模型主要包括(BC)。B.精英分析模型C.集团分析模型

公共政策主体能力主要包括(ABCD)。A.规制社会成员行为的能力B.引导公众观念、行为的能力C.调控各种利益关系的能力D.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

公共政策主体体系包括(BC)。B.非官方决策者C.官方决策者

公共政策主体体系包括(BCD)。B.准公共政策主体C.社会公众D.核心主体

官方、半官方、民间思想库在政策分析的专业问题上分离出的流派包括(BC)。B.专家政治指导派C.专家政治协商派

国际政策环境包括(ABC)。A.全球化B.信息化C.知识化

国内政策环境包括(ABCD)。A.自然地理环境B.经济社会环境C.政治法律环境D.文化环境

集团分析模型的理论代表人物是(BCD)。B.杜鲁门C.本特利D.莱瑟姆

加拿大学者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什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将公共政策工具分为(BCD)。B.自愿(自主)性工具C.强制性工具D.混合性工具

家庭与社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缺点是(ABC)。A.通常无法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B.规模经济效应要求由政府集中提供公共服务C.依赖家庭与社区这类政策工具来解决问题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经济学从稀缺性角度看待人类行为，主要包括(ABCD)。A.生产什么，即总量为既定的生产资源用来生产哪些产品和生产多少B.如何生产，即如何组织生产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C.为谁生产，即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其他经济组织之间进行分配D.既定的社会资源总量是否被充分利用以及如何得以充分利用

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形成共识的途径通常有(ABC)。A.交换B.说服C.强制

决策支持系统是由(BD)提出的。B.斯科特D.基恩

决断系统在公共政策及其运行中的作用(ABCD)。A.选择政策方案B.确定政策目标C.设计政策方案D.界定政策问题

立体思维的内在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它们是(BD)。B.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D.层次性、多维性、联系性

利益的动态性包括(ABCD)。A.利益选择B.利益整合

C.利益分配D.利益落实

利益集团的特征有(AB)。A.共同的利益和主张B.影响而非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

麦克唐奈和艾莫尔根据政策工具所欲求的目标，将政策工具分为(ABCD)。A.命令型工具B.激励型工具C.能力建设型工具D.系统变迁型工具

美国的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认为大部分评估标准可以分为的类型包括(ABCD)。A.技术可行性B.经济和财政可行性C.政治可行性D.行政操作可行性

美国公共政策学家西奥多·罗威根据受“问题”影响人数的多少及其关系将社会问题分为(ABC)。A.分配性问题B.调节性问题C.再分配问题

美国学者波齐曼提出目前存在的公共政策分析途径包括(BC)。B.来自传统公共行政的“政策途径”，即P途径C.产生于工商管理，由私营组织管理和经济理论相结合，介入到传统公共行政学之中的“商业途径”，即B途径

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出有权威的分配，其定义内容包括(ABCD)。A.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分配B.分配的内容是价值C.分配是面向全社会的D.分配的行为与结果具有权威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E·安德森提出的推动社会问题加速进入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包括(ABCD)。A.政治领导者B.危机事件C.抗议活动D.传媒曝光

美国学者詹姆斯·E·安德森将公共政策主体划分为(AB)。A.官方决策者B.非官方决策者

拟定公共决策方案的原则有(ABCD)。A.多要素原则B.多方案原则C.可操作性原则D.排斥性原则

评估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ABD)。A.采集评估信息B.分析评估信息D.得出评估结论

确定决策目标的标准是(ABCD)。A.目标与手段的统一B.目标有效协调C.目标具有可操作性D.目标具体明确

萨拉蒙认为第三部门(公益机构)志愿失灵的主要表现是(ABCD)。A.慈善不足B.慈善活动的狭隘性C.慈善组织的家长作风D.慈善组织的业余性

设定政策目标的基本原则(ABCD)。A.实事求是，面向未来B.系统协调，具有针对性C.具体明确，具有合理性D.注重伦理考量，保持相对稳定性

社会利益的内容包括(ABC)。A.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

B.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

C.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

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中的重要因素包括(ABCD)。A.理想化的政策B.执行机构C.目标群体D.政策环境

头脑风暴法的优点是(ABCD)。A.专家团体所拥有及提供的知识和信息量，比单个专家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量要大得多B.它使专家交流信息、相互启发，产生“思维共振”作用，爆发出更多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C.它能够发挥一组专家的共同智慧，产生专家智能互补效应D.专家会议所考虑的问题的各方面以及所提供的备选方案，比单个成员单独思考及提供的备选方案更多、更全面和更合理

头脑风暴法需要遵循的原则有(ABCD)。A.人员的选择应该具有针对性B.保持开放性C.适时把握讨论的度D.确保结果的整合

外部监控体系是由(BCD)等组成。B.人民群众C.新闻舆论D.社会团体

威廉·N·邓恩从政策问题的结构角度把政策问题划分为(BCD)。B.结构优良C.结构适度D.结构不良

威廉·邓恩将问题分为(ABD)。A.结构优良性问题B.结构适中问题D.结构不良问题

魏墨和维宁认为政策备选方案的基本来源有(ABCD)。A.现有的政策提案B.通用的解决方案C.调整过的通用解决方案D.非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国学者将政策工具分为(ABC)。A.市场化工具B.工商管理技术C.社会化工具

现代社会问题的新特点包括(ABCD)。A.全球性B.突发性C.结构不良性D.复杂动态性

信息沟通机制包括(ABC)。A.信息的下行B.信息的上行C.信息的平行

以下分析方法属于利益分析方法的是(BC)。B.经济分析法C.阶级分析法

以下哪些说法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未来基本走向？(ABCD)

A.公共政策应当是讲究公平的B.公共政策应当是问题取向的C.公共政策应当追求民主化D.公共政策应当实践科学化

以下属于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的是(CD)。C.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式D.支持联盟框架

以下属于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模型是(AB)。A.政策执行循环模型B.政策执行博弈模型

以下选项属于公共问题横向性质维度的内容包括(CD)。C.管制性公共问题D.服务性公共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采用的检验社会经济福利的标准是(CD)。C.国民收入的大小D.国民收入的分配

影响政策目标确定的主要因素(BCD)。B.价值因素C.政治因素D.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冲突

影响政策目标群体态度取向的因素主要有(ABC)。A.客观因素B.主观因素C.环境因素

影响政策目标群体态度取向的主观因素主要体现在(ABCD)。A.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需求B.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C.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程度D.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参与程度

在我国，公民参与的方式分为(BC)。B.自下而上参与C.自上而下参与

在我国，官方决策主体包括(ABCD)。A.立法机关B.行政机关C.司法机关D.执政党

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共政策呈现出的新特点包括(ABCD)。A.信息化B.民主化C.高效化D.科学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共政策呈现出的新特点包括(ABCDE)。A.信息化B.民主化C.高效化D.科学化E.多变化

政策的导向是(BD)的导向。B.观念D.行为

政策方案规划的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是(BD)。B.目标D.方案

政策环境因素的基本特征有(ABCD)。A.交叉性B.动态性C.突发性D.多样性

政策环境与公共政策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指(ABCD)。A.相互联系B.相互依存C.相互影响D.相互作用

政策效果评估包括(CD)的整合性评估。C.事实层面D.价值层面内容

政策执行的特征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分析(BC)。B.“服从”观点C.“务实”观点

政策主体通过政策评估获得实施中的现行政策效果的信息后，必须对该项政策的去向作出判断和选择，大致的选择有(BCD)。B.政策补充C.政策修正D.政策终止

政府利益的表现形式包括(ABC)。A.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B.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小集团利益C.整个政府的机构利益

政府认同社会问题并使其成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条件：(BC)。B.属于政府职能权限范围内的事务C.属于政府能力范围内的事务

直接提供作为政策工具的优点(ABC)。A.直接提供所要求的庞大机构规模，使其能够获得高度工作绩效所必需的资源、技巧和信息B.直接提供避免了间接提供所产生的些问题，如讨论谈判以及较高的信息需求C.直接提供允许交易内部化，从而使成本最小化

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4]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10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