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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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篇2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法]挨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罗珉.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李郸.管理学的历史演进：研究范式的角度.财经科学，2005，（5）.

[5]罗珉.论管理学范式革命.当代经济管理，2005，（5）.

[6]魏文斌.西方管理学范式的三种维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1）.

[7]罗珉.论管理学复杂范式.管理科学，2006，（1）.

篇3

【论文摘要】近年来，饮食类节目遍地开花，并不断地发展完善，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但是，在电视节目不断推陈出新的进程中，饮食类节目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这就需要充分了解饮食类节目独特的传播特点，找出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其发展。

饮食类电视节目是以介绍饮食文化、烹饪技法、饮食消费等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电视服务节目形态。当前比较著名的节目有：《天天饮食》、《贝太厨房》、《天天厨房》、《天府食舫》等，大多都是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适应现代人们对生活品质不断追求的心理，将厨艺与饮食文化相结合的节目。同时，在“创味”的过程中，展现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聊家常事，寻厨艺乐趣，品生活真味，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享家庭生活中的轻松与恬静。目前，饮食类电视节目如火如荼的发展，成为收视节目里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一、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特点

目前，各种媒体出现的美食类内容比比皆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和商家的广告诉求，竞争也日益激烈。电视媒体以自己独特的传播优势，成为饮食类内容传播的排头兵，饮食类电视节目的独具特点是什么呢？

1、收视观众群较为固定

饮食类节目的定位群体，除了家庭主妇，其他大多是经济状况较为宽裕，喜欢上网、喜欢美食、对饮食节目以及饮食知识较感兴趣的群体。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大概在16－40岁之间，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喜欢吃喝玩乐的社会同年龄层次人群；容易接受各种类型的食物；对饮食资讯较感兴趣，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在广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中已经成为很有潜力的高消费群体，在吃这方面消费意识和相对消费能力强。

2、节目形式多样

全国各级电视台陆续推出的电视美食节目，按照节目内容可将它们大致分成三类：一是类似于中央电视台《天天饮食》的讲解烹饪技法的节目，如东方卫视的《贝太厨房》；二是擂台式节目，如星空卫视的《食神蒸霸》；三是介绍饮食文化的节目，如北京电视台的《食全食美》。节目形式多种多样，在节目中要么由主持人带领大家尝尽天下美食；要么教你认识自己的体质，介绍以调整体质，治疗病痛、延年益寿功用的养生食谱；或将烹饪美食与解说情感结合，使刺激味蕾和探寻情感同步；或请来众多民间高手纷纷登台亮相，秀出拿手绝活，让您的餐桌集百家之长,助您成为众人羡煞的巧手大厨！

3、现场性强

老百姓爱讲究个吃，民以食为天，饮食类节目自然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喜爱，而观众适时的参与是节目增加活力和观众缘的最好方式。现在饮食类节目大多现场请了很多观众，将厨师的洗菜、切菜及制作等过程也一一现场直播，观众可随时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选手请教，或提出自己对这道菜的不同制法，甚至是指出厨师的不当之处。节目组会从来信中选取几条，当面向选手质问，看能否难倒选手。为了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奖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加强饮食类节目的现场性，观众的意见被充分采纳，观众就会有一种对自身对节目的认同和共鸣感，更可以巩固观众群和收视率。

4、市场潜力大

饮食类电视节目的观众和潜在观众人数多，市场潜力巨大。在当前，饮食类节目以其亲和力和实用性，逐渐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生活服务节目。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消费需求越呈现多元化。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我国共有城镇家庭约37572万户，即使每个家庭只有一名家庭主妇，那么饮食类节目的潜在观众也有37572万人，这对于主要是做给城镇观众看的饮食类节目而言，市场无疑是极其巨大的。另外，我国中等以上学历者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吃”感兴趣，这一点从各个饮食论坛食客云集即可窥见一斑。

饮食类电视节目虽然发展迅速并日趋成熟,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正待改进。

二、饮食类电视节目目前存在的问题

1、跟风雷同，没有形成明显的特色

《天天饮食》是中央电视台1999年2月22日推出的一个以介绍做菜方法、畅谈做菜体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栏目。自《天天饮食》开播并创造收视高峰后，全国各个电视台在短时间内跟风上了一批类似的饮食类节目。可实际效果是，这些节目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形式单一，观众看多了就厌倦了，把一个饮食类节目做得跟科教类节目一样，一个人在上面自顾自地说说，让人根本感受不到饮食的乐趣，更别谈能吸引住观众了。

2、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参差不齐

节目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节目的灵魂，他可以教您学会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或为不同阶层的食客推荐饭店、帮助订餐，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拉近自己和观众的距离，起到桥梁作用；或者主持风格轻松诙谐，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更多地手艺。主持人在节目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就目前来看，很多饮食类电视节目质量下降，援引就是在于主持人套路陈旧，话语平淡，气氛死板，调动不了观众的积极性。而且除了主持风格与节目不符之外，其本身还可能为了节目更多的经济利益，偏向于宣传广告，从而招致观众的反感。

3、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想想老百姓张口就来的饮食类节目，数量好像真不是很多，即使你有更具特色的食品，也需要不断地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的理由，这个理由显然不是产品本身决定的。如果一个饮食类节目可以将自己打造成具有一定形象和品牌能力的节目，随之增多的肯定也是上升的人气和节目的收视率。

三、饮食类电视节目发展展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瞄准饮食类电视节目这块大蛋糕，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把握饮食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1、地方特色要浓厚

中国菜系内容复杂，中国饮食文化有无数个饮食名城特色菜，更有无数个省，城市的必吃菜，单单一个节目就想把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和各种特色名吃一网打尽，显然有些不切实际，易造成节目浮于表面，内容走马观花。节目大而杂，倒不如小而精。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选好一个切入点，详细介绍具有自己地方特色的美食，加深观众的地域归属感，使自己能有一批相对固定的收视观众。

2、饮食观念要实用、时尚

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较高水准时，必然会转变饮食观念，追求生活、生存质量，这时吃自然成为一个焦点。人们关注的已非仅仅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健康、怎么吃时尚的问题，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讲，这时同样的吃，已从满足生理需求跳级到满足人们获得安全和社会尊重的需求。饮食类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自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适当加入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如膳食营养，食疗，瘦身减肥等，现在已经有多个节目开始了这样的转变。

3、要树立自己的品牌

品牌能创造价值，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品牌是最具魅力的无形资产，代表媒介形象”。要有叫得响的品牌、要把品牌叫响。做一个品牌类的饮食节目，最终要的是要保证它所追求得品质。里面的菜谱应是经过精心挑选，色香味俱全的，并且是经过烹饪界的专家亲自品尝鉴定的。

4、电视媒体要与其他媒体结合

由于电视节目几乎不可保留和连续观看，而烹饪技术对个人而言，不是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出版书籍，把节目里的精彩内容集结出书，既服务了观众又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或者开通网络版，考虑到传播的互动反馈，建立一个关于饮食的提问板，既为某个读者解决疑问，也为节目的内容提供了参考，从而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多媒体运作都是围绕节目而展开，以节目为中心，形成一个传播链，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和更高的收视率。

饮食类节目作为一个新兴的节目形式，正以它独特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丰富了我们老百姓得餐桌，使我们能一边津津乐道地畅谈美食，一边品尝着各色珍味。电视作为中国老百姓最普及的传播媒体，自然应担当起传承饮食文化，合理丰富老百姓日常饮食的重任，引导民众朝健康，合理，节约的餐饮文化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边吃边聊:饮食漫笔及小吃地图》李其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01

篇4

寒食节，因人们在节日期间不动烟火、吃冷食而得名。节期一般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关于寒食节的来历，自古就有许多说法，至今研究者们仍然各抒己见。我们姑且绕过这个问题，只将注意力放到寒食节形成以后的发展演变上，透过它的兴衰来看一下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这一习俗发展演变的影响。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轨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间力量，就是指这种俗民对于约定成俗的事象进行自觉维护的力量。而官方力量则是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民俗事象所施加的作用力。

寒食节最早被明确记载当是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该书卷11《离事》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2）此后一直到北朝时期，从记载来看，寒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它被官方不时禁断的历史。《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做了并州刺史后，作吊书，到子推庙中，“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3）曹操也因“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而下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4）《晋书·载记第五》提到后赵建平年间，雹起西河介山，中书令徐光将之归因于“去年禁寒食”引得“群神怨憾”而“怒动上帝”。结果石勒只得“允并州得寒食如初”（5）。《魏书·高祖本纪》记载延兴四年二月辛未，也曾禁断寒食。到了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又“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6）。

从周举到魏高祖，对于寒食习俗无不加以反对，并在行动上采取禁断的措施。这主要是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一般人道主义出发的结果。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得以延续的保障，而在任何社会中，劳动者又都是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生产工具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人口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我国东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人口相对较少，尤其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争，一方面人口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兵源又急须补充，造成了人口不足敷用的状况十分严重，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统治者们看来，由于禁火寒食而造成人员的减少实在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周举和曹操更清楚地指明了在冬天长时间禁火寒食的弊端，周举说是“岁多死者”，曹操则说“老少羸弱”“有不堪之患”。它“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不人道，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有害而无利。我们说，以周举、曹操、石勒和魏高祖为代表，在东汉到北朝时期就形成了移易禁火寒食习俗的官方力量。

但官方对于寒食习俗的否认态度和采取的禁断行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对抗中居主导地位，以致于官方也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官方所以妥协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统治无力外，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更主要的是出于统治者与民众共同的心理素质，即对于违犯禁忌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恐惧。禁火寒食在性质上讲是一种禁忌。当时禁火寒食的民众视介子推为神灵，这个神灵是“不乐举火”的，如果人们不禁火，就违背了神灵的意图，导致冰雹之灾，而冰雹的危害甚巨，尤其对农业生产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颗粒无收，这对一个农耕为主的群体自然不是小事，禁火寒食的意义就是希冀用这个手段来防止冰雹灾害的发生，从而保证一年有个好收成。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7），禁火寒食对当时这一带的民众来说即是如此。一方面它使人们在行动上力图避免犯忌，虔诚地信仰着他们心中的神明——介子推，严格地遵守着禁火寒食的规矩，不敢马虎；另一方面则在思想上常将不良后果的产生归因于!

犯忌。这样的观念及其逻辑推理的结果很显然也已影响到生长在这个社会中的统治者，因而作为其中一员的徐光才会认为冰雹的发生是“去年禁寒食”造成的，后赵的最高统治者石勒也才会发出“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的疑问。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曹操那里旗帜鲜明地要禁断的寒食禁火习俗到了石勒那里，是去是留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石勒思考斗争的结果是部分保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间力量通过其影响下的同样是“俗民”的统治者取得了对该统治者所代表的官方力量某种程度的胜利。

当然，无庸置疑，官方的“移风易俗”对这一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举成功地使“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由此我们说，虽然寒食习俗并没有因为官方的禁断而销声匿迹，也没有因为有限承认而只局限在特定地域内，反而一步步播布开来，从太原一郡，到并州全境，再到并州以外，甚至南朝时已传到荆楚一带，（8）但是如果没有官方的禁断，其传播速度是不是更快一些，一定时间内播布范围是不是更广一些呢？按逻辑判断，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文献资料来看，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寒食节还只是一个单一性、地方性的民间节日，节俗活动十分单调，仅有禁火和寒食，流传区域集中在晋地。到南北朝时，其节俗活动从单一的禁火寒食开始向娱乐性方向发展，（9）但它的游戏娱乐性质只是在唐代才达到鼎盛。这当然与唐代特有的社会风貌有关。这一时期，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政治稳定的时间也较长，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人性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最高统治者与寒食最盛行的太原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对原本不陌生的这一节日倾注了大量热情，从而将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域性民间节日改造成全民的节日，将一个原本与神灵、禁忌有关的节日改造成娱乐的伦理的节日。

节日之称为节日，有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必要条件。唐代官方规定，寒食节放假七天，大小官吏及军队将士都可休息。假期之长，在唐朝各节中位居第一。而且官户、奴婢也都有三天的假期。这种用法律的形式对节期的规定，是对这一民间节日的官方认可。从此寒食节摆脱了被官方禁断的命运，在官方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官、民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出了一系列特征鲜明、格调突出的节俗活动，从而成为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全民的节日。时人王冷然有诗《寒食篇》很能说明寒食节在唐代所有节日中的突出地位：“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10）

有特定的节俗活动是一个节日之称为节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唐代的寒食节节俗活动之丰富，少有其他节日可以匹敌。首先，最高统治者吸纳了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并将其改造成改新火的新习俗，而且在寒食节的第三天，即清明那一天总有赐百官新火的活动，这在唐代的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泻，烛耀九衢人。”（11）而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对皇帝赐百官火的盛大场面描写最为壮观细致。写道：“国有禁火，应当清明……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则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时宰执具瞻，高卑毕赐……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恩惠，受覆载之光泽。各磬谢恩恳，竞轮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12）除了赐新火以外，皇帝往往大宴群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之一写道：“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泠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13）从这里可以?（14）从而形成“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15）、“四海同寒食”（16）的局面。此外，统治者还吸收了民间的郊游、镂鸡子、斗鸡卵、斗鸡、走马、蹴毱、击球、荡秋千等活动。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更何况这些活动原本来自民间，所以在唐代十分盛行，以至于频频出现于唐人寒食诗中。如“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17），“莺啼正隐时，鸡斗始开笼”（18），“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9）。白居易的一首《和春深》，“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20），更写出了镂鸡子、走马、绣彩球、荡秋千、拜扫等多种节令习俗。

《和春深》诗中提到的拜扫之礼古已有之，但将拜扫固定于寒食节期间，所谓“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21），却是唐人的发明。《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22）这段话一方面表明寒食上墓也是来自民间的习俗，另一方面则表明官方出于统治的需要对这一民间习俗加以肯定，并将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成为法定习俗。官方的这些“因俗制礼”的做法显然深得人心，并极大地促进了寒食墓祭习俗的盛行，果如柳宗元所说：“近世礼重拜扫……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垄，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除了一般百姓寒食墓祭外，上层人物也“不能免俗”，柳宗元说自己四年没有拜扫，则“每遇寒食北向长号，以首顿地”（23），自唐宪宗起还做了朝官在寒食节期间可以回乡扫墓的规定（24）。

有趣的是，官方在承认民间寒食墓祭习俗的同时，却对与墓祭密切相关的娱乐活动采取了禁断的态度。民众在上墓之余，往往还伴有一系列郊游、踏青等娱乐活动，在官方的眼里，上墓是敬终追远的十分严肃的大事，怎么可以“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呢？所以唐高宗下令“既玷风猷，并宜禁断”。到玄宗时，在“宜许上墓”的规定之后，也不忘加上“彻馔泣辞，食余胙，仍于他处，不得作乐”。（25）但是死者毕竟长已矣，个性张扬的唐人更注重现世的享乐，更何况统治者又树立了享乐的榜样，如《开元天宝遗事》明确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立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26）于是官方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人们在拜扫之余，踏青郊游、击球走马，倦犹不归。

宋代统治者继承了唐的做法，仍旧改火、寒食、给假期。与唐代不同的是，朝廷也于寒食前后出祭，《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官方的支持，具有时代特色的宋代寒食节的习俗活动与唐代相比并不逊色。此从《乾淳岁时记》可见一斑：“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台臣中使宫人车马朝饷诸陵原庙，荐献用麦糕、稠饧，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枣、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淡装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垒，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仪随车而归。若玉津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随处各有买卖赶趁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趣，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歌舞中，而游手末技为尤盛也。”（27）

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元朝虽然在很多方面摒弃了汉族的传统，但在岁时节日方面却遵循颇多，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对官员的休假日做了如下规定：“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28）其中寒食仍是各节中的大节，而且“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大都城内，“上至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29）江淮等地，盛行寒食节在家门插柳枝。那么禁火和寒食的习俗呢？一方面，它们被作为“遗俗”而存在，可为证：“行装迢递转孤城，一路闲吟缓客程。泼火雨晴饧粥冷，落花风暖笋舆轻。感时已司庄生梦，遗俗空怀介子清。只有啼鹃解人意，平芜漠漠两三声。”（30）另一方面，则是“春寒不禁香篝火，红蜡青烟忆汉宫。”（31）已不再禁火寒食了。到了清代，中甚至明确说：“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32）

寒食节一千多年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通常情况下，官方对于民俗事象的作用力有三种：一是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情况下二者不构成特定的关系，暂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要说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一官方对于民俗事象采取认同的态度，有时会因俗制礼，这表明官民双方力量的一致；二是采取否定态度，在行动上往往会移风易俗，这体现出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抗和矛盾。由于官方居于统治的上层，它对民间习俗无论是承认、吸收还是否定、拒绝总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往往围绕着统治者的统治和兴趣爱好而进行的。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对民俗所产生的结果却大异其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寒食节最兴盛的时候是它作为一项民间习俗被官方接纳的时候，因为接纳本身意味着顺从民意，因而这个时候官意民意是朝一个方向行进（至少在形式上），结果二者的合流共同推进了习俗的发展。但当与民间习俗发生矛盾、官方又要积极有为地“移风易俗”的时候，行政力量的作用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可能对移易对象产生一定的甚至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极可能无法阻止“逆流”行进的方向，至少魏晋南北朝时寒?

从寒食节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即官民双方力量不构成特定关系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同一时期，当二者的方向一致时，合力最大，表现出来就是习俗的兴盛；当二者的方向相反时，合力最小，就会出现该时期内习俗的衰微。当合力为零或箭头指向了官方一方时，民间习俗就归于销声匿迹或者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性质。以这种合力决定习俗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一下的措施，我们认为是有益的。当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相反时，即“有为的政府”不愿消极地等待某些“陋俗”自生自灭而采取些“积极”措施“移风易俗”的时候，也就是要改变民间力量的方向和大小的时候，想要达到符合官方意图也不是不可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保证官方的力量大于至少也要等于民间力量且将这种态势持续一定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合力的方向，也即习俗发展的方向接近官方的意图。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一是强化增大自己一方的力量达到绝对的超过，二是弱化减小对方的力量达到相对的超过。

注释：

（1）《全唐诗》卷86。

（2）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范晔《后汉书·周举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4）杜台卿《玉烛宝典》卷2引曹操《明罚令》，《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5）《晋书·载记第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6）《魏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7）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对寒食习俗的明确记载。

（9）参见宗懔《荆楚岁时记》，书中提到寒食节的多项习俗，如挑菜、镂鸡蛋、斗鸡蛋、斗鸡等。

（10）转引自王赛时《唐代的寒食习俗》，《民俗研究》1990年第3期。

（11）《全唐诗》卷281。

（12）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13）《全唐诗》385卷。

（14）王溥《唐会要》，《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15）李崇嗣《寒食》，《全唐诗》卷100。

（16）卢象《寒食》，《全唐诗》卷122。

（17）元稹《寒食日》，《元氏长庆集》卷20。

（18）《全唐诗》卷46。

（19）元稹《寒食夜》，《元氏长庆集》卷26。

（20）白居易《和春深》，《白居易集》卷26。

（21）熊孺登《寒食野望》，《全唐诗》卷476。

（22）王溥《唐会要》，《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23）《新唐书·柳宗元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4）王溥《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元和三年正月敕：‘朝官寒食拜扫，又要出城，并任假内往来，不须奏听进止。’”

（25）王溥《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

（26）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27）《乾淳岁时记》，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28）《通条制格》卷22《假宁·给假》。

（29）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0）马臻《途中寒食》，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篇5

化学实验在化学教学中最有魅力，对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各种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验的主要形式是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两种。要过好实验关，教师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亲自准备实验，提前试做实验，切不可只靠实验员准备好，自己在课堂上无的放矢；第二，不要怕麻烦，对实验现象差、成功率低的实验，要反复做，寻找突破口，力争做到演示实验成功率百分之百，我们在教师过好实验关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在抓好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制定严格的实验教学计划，积极开展以老带新的传、帮、带活动，并建立实验教学考核档案，使青年教师顺利通过实验关。二是教研组内积极开展演示实验探讨与改进，对成功率低，在实践中可观性差的实验设立专题共同研讨，大家动手设计实验，改进方案，使得实验效果明显提高。如对甲烷制取采用在无水醋酸钠和碱石灰中加入适量氧化铁，并用座式喷灯加热的方法，使甲烷气体产生平稳，燃烧火焰达2cm以上；对胶体的丁达尔实验自制了特殊的暗室，大大提高了实验可观度；三是积极创造条件，协助实验员搞好学生实验的准备工作，确保学生实验能按期顺利完成。

二、做好演示实验是搞好实验教学和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基础

演示实验不同于其他实验，它是师生之间的一种教学“双边”活动，通过实验达到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基本操作能力，巩固和验证理论上有关的化学知识。教师课堂演示实验必须做到目的明确，操作规范，现象明显。为达到此要求教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明确演示实验目的

每个演示实验，师生必须目的明确，搞清实验要解决的问题、操作的要领、实验的现象、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等，教师若不明确上述目的就会在课堂演示实验教学中顾此失彼，造成重点不突出、难点不明确；学生不明确目的，就会把实验当魔术，凭兴趣凑热闹，其结果收效甚微或一无所获。

2．严格演示实验操作，发挥示范作用

教师的演示操作是学生学习、模仿的榜样，演示中教师必须操作规范、步骤正确，药品取用、试剂滴加、仪器放置合理得当，切忌粗枝大叶，草率操作。

3．注意演示实验改进，增强实验直观性

对一些现象不明显，可见度小的实验，最好选择变通的实验方法，提高实验效果。例如，我是这样做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影响实验的，首先在两支试管中分别加入1mL浓盐酸和1mL1∶1盐酸；之后在两个试管中同时各放入大小相同的锌粒，迅速塞好带玻璃管的橡胶塞（玻璃管上各套一个塑料袋）；最后引导学生细心观察，根据塑料袋膨胀体积即可说明化学反应速度的快慢。此方法特点是学生观察明显，对比、定量性好，从而增强了实验的直观性。

三、落实实验预习和实验报告措施，确保学生实验教学效果

为了使学生实验能获得良好效果，必须抓好预习、实验、实验报告三个环节。

1．预习。每次学生实验前，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预习。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实验内容，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步骤、操作过程和实验时应注意的事项，写好预习笔记即填写好实验预习单。这样做好处是：（1）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论、笔写，其实验内容便成竹在胸，避免实验操作盲目性；（2）参照预习单做实验便于克服学生看书做实验慢的陋习，使之集中精力做好实验。

篇6

关键词：历史街区；保护和传承；文化

目前，在中国，许多人对历史文化遗留问题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从而使得一些具有价值的历史古街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失去原有的历史元素。

1历史街区存在的价值

在历史街区中，除了包含有一定规模和历史年代的建筑群，以及留存相对完整的地理风貌，还应保存城市当中具体的生活内容。这不仅代表建筑和街区的实体，还可以更深层次地体现出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人文气息，同时也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软实力。历史文化街区就像一张老照片，从当中能找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印记，不管是街区内的建筑民居还是小街小巷，都反映了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但是由于城市发展中过度的商业化开发，造成历史街区环境、格局等的破坏。由此使得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城市发展和历史保护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历史街区的功能机制丧失，需要恢复并完善其配套设施。

2文化景观在历史街区的价值体现

文化景观是与人生活技能息息相关的景观，是人与自然环境共同创造的景观，它也是与文化事务现象相关的景观。景观的性格是人类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城市中的历史街区体现了当地一些特色人文气息，但是由于社会的更替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让人感觉街区和建筑变得过时，我们也需要在保留它的传统元素的同时对其进行更新发展。首先，如果街区物质结构过时，我们需尽可能地更新建筑材料，维持历史街区的原貌风格，即使这是一种自然化现象。其次，功能性过时，可能在当时历史街区可以充分地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由于社会快速发展，如今人们的需求更高，我们可能需要将一些时代下街区所具有的功能融入历史街区的发展中去。还有一种就是形象的过时，许多传统街区建筑融入现代元素，也受到许多参观者的好评，历史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而在HUL的方法理论指导中，生态偏向更好的指向城市历史街区，在历史街区中的生态偏向生态与永续发展，去研究如何更有机地保护街区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环境不断演进，文化不断演进的过程。

3历史街区的振兴和复苏要求

在历史街区的振兴及复苏中，我们需要对街区不同程度过时性建筑和地段进行更新和开发，从而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首先面对一点就是拆除改造，如果说，这片街区的任何功能是过时的，可能人们的期望就是拆除后再开发规划。而有一些街区仍保留一些功能和价值，那么我们则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延缓其寿命，对其进行整治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街区的经济复苏，它可以带动整个街区的发展以及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在既传承历史文脉的前提下，又与城市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要让市民感受到场所感。在对历史街区的振兴及复苏中，要对历史街区进行一个准确的规划定位，需要我们明确振兴到底是以文旅产业为先导还是以商业街区为先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历史街区中融入新元素，提高街区活力，在规划中使人的动态流线更加清晰，同时要保证特有文化的特色，注重街区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方式是对历史街区的一种功能保护以及更新。在功能定位中，不能脱离街区的整体环境与居民生活氛围，在此基础上对街区进行复苏。规划中会有再创造的街区空间，而其内部空间应多样化，反映城市的文化氛围。很多空间意向会被虚化，但是也会保留地区性的表现，只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历史街区的功能，丰富其空间内容，提高历史街区环境建设的象征意义。在改善历史街区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城市现有的历史肌理和空间特征，保证历史文脉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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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用电管理；节能管理；问题；措施

引言：医院是人们看病就医的重要场所，它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医院也不断的进行改革，不断完善自身的医疗环境，这就使医院的用电量也随着增加，因此用电管理是医院后勤管理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体制的改革，医院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医院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势必要降低成本支出，而电费是医院的重要经费支出，因此加强用电管理，降低能源消耗成本是医院进行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医院加强用电管理的重要意义

（1）减轻国家的电能资源压力。虽然我国是资源大国，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能源少，因此必须得重视电能资源的节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人们看病就医必须去的地方，它全天24小时的为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其电能消耗十分的巨大，加强用电管理能够有效的缓解电能紧张的局面。（2）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强用电管理促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医院加强用电管理不仅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节能环保，而且有利可持续发展。加强用电管理是对党的十的号召的响应，有利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3）有利于降低医院的经费支出，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医院的每一项医疗服务基本都要用到电，电费是医院的一笔重大开销，加强用电管理有利于减少医院的经费支出，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促进医院良好持久的发展。（4）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加强用电管理就要在用电时间和用电量上进行限制，这就势必要求完善用电设备。除此之外，医护人员要提高工作效率，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加强用电管理有利于工作人员和各个部门提高工作效率。

二、医院用电管理存在的问题

（1）很多部门缺乏节约用电的意识。由于一些医院领导的节能节电觉悟不高，导致了工作人员的节电意识淡薄，因此很多医护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十分浪费电能，不注意节约用电。而且一些医院部门认为用电管理只是后勤部门的问题，没有承担节约用电的责任，单纯依靠后勤部门，无法使其管理顺利进行。（2）缺乏完善的用电管理制度。很多医院在用电方面十分的随意，没有丝毫的制度可言，这使用电浪费十分的严重。大部分的医院不具备完善的用电考评制度，甚至有些医院对合理化用电的评价根本没有拟定，通常实施用完再算的方式。这不仅不利于后勤部门进行用电管理，而且不利于整个医院的节能管理。（3）机电设备较差，费电严重。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各种精密、繁琐的用电设备逐渐的普及扩大，医院对于电能的可靠性以及质量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电能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医院的总体经济效益。但目前很多医院的机电设备较差，费电严重，而且没有安装节能设备。虽然现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医疗设备十分的先进，但仍有一些医院的机电设备较为陈旧，耗电量大。再加上一些医院不能够及时的对其机电设备进行更新和改造，使得在设备性能方面展现出极差的水准，十分浪费能源。（4）医院内部节电环保的宣传不到位。很多医院不仅没有意识到节约用电的问题，而且对于节约用电的宣传不到位，每个工作人员没有自觉的拥有节约意识，也没有自觉的树立节约理念，医院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

三、医院节能管理的措施

（1）医院领导要做好节能环保的带头作用，同时要重视节能管理。节能管理是一项长期而漫长的工作，而医院领导要对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只有在医院领导的带领下，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才能更加的重视节能问题，节能管理才能更加有序顺利的进行。（2）建立完善的节能管理制度。没有制度的保障，节能工作很难顺利的开展，因此为了加强节能管理，医院必须制定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首先，医院可以建立定期检查制度，要安排固定的工作人员定期的对日常的能源消耗进行检查记录，并对电能消耗严重的部门进行指出通告批评。其次，可以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在节能管理方面要制定合理科学的考评制度，对节约能源有功的工作人员和部门实行奖励，对浪费能源严重的人员和部门进行适当的惩罚。最后，可以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对于整个节能管理的各个程序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样可以使整个节能管理更加的完善和科学。（3）安装先进的节能设备，更新和完善医疗设备。首先，医院在灯具选择方面上要谨慎和科学，不同的场所要布置不同的节能灯管，通过合理的安排，争取达到节能的同时提高照明效果的目的。其次，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后勤机电设备要不断的进行更新和更换，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减少电能的使用，降低能源消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对于节能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不断的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后勤机电设备，为节能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硬件设施保障，是节能管理顺利进行。（4）加强节能环保的宣传和学习。医院要为工作人员安排定期的学习和培训，要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节能环保意识。并且可以通过具体的课程是工作人员能够具体的了解到自身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节能。除此之外，医院可以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时刻的提醒工作人员和病人家属“节能环保，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通过大力宣传，医院内部的人员能够无形当中树立节约理念，自觉的增强节约意识。节能管理要从细节做起，在电源旁和饮水机旁可以贴温馨提示，时刻提醒人们节能环保，营造良好的节约环境和节约氛围。

结论：医院加强用电管理不仅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而且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促进医院的良好发展，因此医院加强用电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很多医院在用电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电力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用电设备落后，节电意识淡薄等问题十分的突出，因此必须加强节能环保。节能的方法有很多，但在节能的过程中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节能意识。节能环保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因此节能环保是每位工作人员的责任。医院的各个部门都应减少电的使用，降低电能的消耗，这样才能有利于医院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我们能够认识到，目前很多医院的节能工作进行的还不全面和深入，但是加强节能管理却是促进医院良好持久发展的重要战略。医院加强节能管理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但是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也为医疗事业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医院要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用电，节能环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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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细化培训内容随着优质护理的不断深入开展，加之临床又补充了一些年轻的护理人员，他们各方面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不足，所以管理者要采取分层次培训的方法，按入科年限、职称、工作能力，将培训内容细化，以提高学习培训的效果，使其能尽快掌握基本的护理知识，融入到工作中。

1．2细化应急状态管理完善产科急危重症抢救预案，成立产科急救护理小组，并制定其职责，对急救物品实行专人管理，做到四定(定数量、定位置、定期检查维修、定期消毒灭菌)，确保各种物品完好和充足，时刻处于应急状态。

1．3定期召开院患分析会了解患者对护理工作的需求、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的建议，从而调整各项护理工作，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护理质量，确保护理安全。

2细节管理在制度上的体现

2．1细化规章制度及护理工作流程，为护理质量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产科患者周转快，护理工作涉及产妇及新生儿，工作量大而繁琐，容易造成工作忙乱，管理者应不断完善细化护理工作关键环节流程。如:入院、出院流程、查对流程、病房与产房、手术室交接流程、护士交接班流程、医务人员与产妇家属进行新生儿交接流程等。2．2细化各班岗位职责使护理人员工作时有章可循，人尽其责护理工作环环相扣，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做到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确保护理安全。

3细节管理在护理质量控制上的体现

3．1细化护理质量评价标准标准是质量管理的基础，也是质量控制的依据，产科具有专业技术要求高、技术操作项目多的特点，管理者要结合科室的实际，细化分级护理质量、健康教育质量、护理病历书写质量、基础及专科护理技术操作评价、患者满意度等质量评价标准，使护理人员工作时有据可依，行为得到规范，从而提高护理质量。

3．2细节环节质量监控产科护理风险高，环节多，管理者要针对产科的特殊性，围绕整个产程严格执行“五查房”，加强对高危护理人员、高危患者、高危时段的环节质量控制，特别针对接诊、交接、查对、记录、转运、产程观察等关键点进行重点监控，确保护理工作及时、有效、安全。

4细节管理在科室护理各项服务工作上的体现

4．1重视细节服务，传递人文关怀，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随着医疗市场的不断发展，患者对医疗服务有了更高要求，管理要以“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切入点，提高护理队伍的能动性，建立主动服务意识，从入院开始就向患者详细的介绍，以消除患者的陌生感，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基础，并注意有效保护孕产妇的隐私，操作过程动作轻柔，特别针对孕产妇分娩过程中出现的紧张、焦虑等心理要给与及时的疏导及耐心的指导，让产妇及家属体会到护理人员的关爱，增进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信任，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4．2提倡人性化管理，提高护理队伍的凝聚力产科护理工作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护理工作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管理者要有效地实施人性化管理，营造“尊重护士、爱护护士”的良好文化氛围，从而提高护理队伍凝聚力，有效提高护理质量。

4．3关心体贴护士，做护士的知心朋友产科护士常常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容易引起急躁、焦虑等情绪，管理者应及时了解护士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情况，关心护士的身心需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不良情绪和变化，适时进行感情交流，在科室营造“团结、进取、友爱”的氛围，护士在被尊重、被理解的环境下投入工作，能感染周围的患者和家属，从而有效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及患者满意度，使患者得到高质量的护理。

4．4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根据护理人员的特点、能力进行合理搭配，合理安排班次，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职，发挥每名护士的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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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项目施工；工程造价；成本控制；管理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企业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的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建筑施工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提高企业成本管理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成为了企业发展关键。作为工程项目施工企业，对于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成本管理与控制，是企业最为关注的焦点。提高工程造价管理无疑是解决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瓶颈的关键。

一、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造价管理现状分析

经过近几年WTO的洗礼，加深了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对于工程造价管理的理解。随着工程施工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家对于建筑施工的规范，有效实施工程造价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建筑施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市场经济要求项目施工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在透彻研究国家建筑行业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工程造价的发展趋势，提高投标报价的技巧和水平，为企业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现代工程造价体系和科学的工程造价管理，是促进工程施工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确定合理工期、降低工程造价，提高工程建设投资效益的重要保证。

二、项目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

项目工程造价编制．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工程结算管理是项目工程造价管理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作为具体实施的过程，其实施效果直接影响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加快项目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是企业工程造价管理实施的关键。通过材料控制、变更控制、机械设备控制及施工前的优化设计等多方面的控制来实施工程造价的管理。

2．1提高项目施工规划设计效果，促进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实施

项目施工规划设计是对施工过程中，应用设备、材料等的实现估计，通过预计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材料、设备进场时间以及进场地点。减少材料过多堆积以及设备过早进场造成的资金占用。以住宅建筑为例，根据施工进度的预测，确定施工过程中对于材料的需求，根据需求时间进行材料的进场，通过对时间的管理减少资金占用．杜绝工程资金紧张以及贷款费用的增加。另外设备等方面也要进行规划，根据工程进度情况进行设备的租赁，减少设备租赁费用，降低施工成本，促进工程造价管理的实施

2．2加强施工材料管理，促进工程造价管理的实施

在工程施工成本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材料成本控制是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重点。其资金占用一般达到整体工程70％。加强采购人员对于市场价格变动的了解，随着工程进展情况深入现场、市场，掌握第一手的施工情况及材料信息，为竣工决算提供有力的依据。并通过多渠道的招标采购一方面可以减少职务贿赂，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材料成本，为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打下基础。

2．3健垒管理体制。促进工程造价的实施

工程造价管理控制体系的建立及健全，是要通过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加上各个管理层面和施工班组人人参与其中的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担负着一定的造价管理内容。从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到现场管理员都必须落实工程造价管理责任，明确职责，并通过奖惩制度使垒员参与进来。项目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还需要依赖于各项管理制度的健全，依靠制度来规范操作行为。材料、设备和管理费用的开支等都是管理的重点，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批使用制度。对于工程机械要要根据工程质量、进度和设备能力的要求，合理地配备机械，外租设备要从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分别采取按台班、按工作量或包月等不同的租赁形式进行租用并更具具体使用时间确定租用时间，避免租用后较长时间的闲置。要制订设备维修和油料消耗定额，并按月进行考核。建立各项保养制度，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机械设备的完好，杜绝机械事故的发生，努力降低机械使用成本，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工程造价的实施。

2．4细化施工管理。控制预算外费用支出，促进工程造价的有效实施

首先要控制材料用量，合理确定材料价格。在施工阶段严格按照合同中的材料用量控制，合理确定材料价格，从而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严把变更关，将工程预算控制在概算内。在施工中引起变更的原因很多，如工程设计粗糙．使工程实际与发包时提供的图纸不符；当前市场供应的材料规格标准不符合设计要求等，这些问题的产生给工程造价留下活口因素。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把变更关，严禁通过设计变更扩大建设规模．提高设计标准，增加建设内容等，最好实行“分级控制、限额签证”的制度。对必须发生的设计变更，尤其是涉及到费用增减的设计变更，必须经设计单位代表、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监理工程师共同签字，而且应尽是提前实现这类型变更，减少损失，因为已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工程内容还需拆除，势必造成重大变更损失。另外还要注重技术与经济结合，加强投资控制。切实有效的投资控制，必须从组织、技术、经济、合同等多方面采取措施。所以建设单位必须加强现场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经济”观念，素质教育，培养实事求是的办事作风，协助施工方搞好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全人、财、物，加快施工速度．提高工程质量。施工中遇到问题应及时与设计方联系．选择既科学又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克服盲目指挥造成的浪费，充分重视节约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负责项目的工程技术员应与财务人员相结合，从工程招标、合同谈判、造价预算、签付进度款到竣工决算、造价分析等，实行全过程管理，严格控制工程造价。:

三、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促进工程造价实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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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常识，我们知道这样一种事实与电影的特殊性有关；电影不像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那样是“个人化写作”，它有着“系统工程”、“大众媒体”或“资本游戏”的属性，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地下电影或者独立电影也无法真正做到“作者电影”。所以，就算是先锋电影人们与先锋作家们同时，甚至比后者更早更敏感地觉察到艺术观念、美学风格转变，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筹备以及对拍片契机的等待，“滞后”也似乎不可避免。而且，电影作为视觉艺术的直观性，也造成了这样的尴尬：那些在文学中显得和主流体制并不十分冲突因而不是很“先锋”的故事或观念，一旦表现在电影中，就显得十分尖锐，这从客观上更加加剧了电影的某种“滞后性”，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尤凤伟的小说《鬼子来了》、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在文学范畴内可以公开发表甚至获主流的奖，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李杨的电影《盲井》却不可能公映的原因吧。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滞后性又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状况，而更是一种美学的状况。在笔者看来，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与其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围绕着“滞后的先锋性”以及为了抵消这种滞后性而采取的先锋策略这一对矛盾，或许能给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先锋电影命名与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

“先锋”这个概念，90年代以来在关于当代电影的讨论中倍受冷落，人们似乎更愿意从电影的外部即电影生产流程中去分辨“体制内”与“体制外”、“地上”与“地下”，而把“先锋”只当作是一种主体姿态加以质疑；毕竟电影人的主体姿态和电影文本的美学形态不是一回事，人们见到太多的打着先锋旗号的“伪先锋”，进而对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笔者以为，实际上我们依然需要找到一种表述手段，从电影本身即电影的美学形态出发，区分那些有着本质差异的电影文本。问题不在“先锋”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首先要在某种相对具有确定性的评价体系中，界定这个概念，并由此找到某种方法论，使之对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现实具有有效性。在美学思潮中，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一直就存在着多种表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先锋”这个概念以及其所指涉的具体内容，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缺乏公认的前提，容易引起歧义和混乱，这也是“先锋”不再时髦的原因之一。

我们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清理。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说，“先锋”一词用于艺术领域是在19世纪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法国。“Avant-garde法文，军事用语，适于19世纪的先进的和实验的艺术运动。通常与现代主义有关系，‘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来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做的努力。先锋在被认识和接受为正统合法的艺术表达之前，常有一个长时间的忍受和力争得到社会承认其存在价值的奋斗和挣扎的过程。”①从西方的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无论是19世纪下半叶的象征主义诗歌、印象派绘画、现代主义的文化潮流，还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思潮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先后被称作先锋派。这么多形式不同、内容上也有差异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纳入“先锋”这个概念之中，可见“先锋”首先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不是对某一种叫“先锋”的传统的简单表述，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精神：它在自身的延续过程中不断地吸取新的因素，在阶段式的积累之后又不断地以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它不是一个自我相关的概念，而是在与“非先锋”或者说主流和体制的对照之中确立其内涵和外延的。

当然，“先锋”这个概念具有开放性和“非自我相关性”，并不代表我们没法从正面来表述它。对于先锋的纷繁复杂的定义，在一些层面上还是存在着普遍的共识的。先锋首先是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超前、前卫，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变异和前趋的动态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先锋性的作品意味着在社会意义上也是超前的、先进的。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超前包括两个层面：一，表现为思想上的异质性，对既成的权力话语有某种叛逆性。二，表现为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具有破坏性和变异性。尤奈斯库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这既是思想上的自由，也是艺术上的自由。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妨先总结出先锋性的几个普遍的特点：1.明显的实验色彩。2.在力求创新的推动下，通常具有不符合当时审美取向的艺术形式，形式上的不好懂是其最明显、最直观的标记。3.与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化的，被大众接受的艺术程式针锋相对，具有强烈的反叛性。4.有能力为艺术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一点会使得先锋艺术区别于哗众取宠的“伪先锋”。5.自我颠覆性，先锋艺术会不断地自己的艺术形式和文本模式，从某种形态或者说艺术范式越向另外一种。

以上的概念清理对讨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不过是一个前提，它还是抽象的、静态的，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具体的、动态的方法去界定“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不能孤立地就某个导演、某个影片或者某种潮流本身的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先锋电影”，而是要在时间脉络中把握电影与其外部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这种具体的相对位置中判断其是否具有先锋性。

广义上说，中国当代电影的外部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一般性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其二，由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权力构成的对电影有强制渗透力的“权力场”；其三，由文化、文学、艺术思潮等因素构成的对电影有非强制渗透力的狭义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语境的复杂和特殊之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社会转型还没有结束，但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仍然可以让我们寻到一种相对明显的内在线索：技术变革和对利润的赞同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和国家总体上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上对技术精英和资本的重视是一致的。90年代的电影创作除了如同8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受到官方的文化政策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审查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之外，也日趋受到文化工业体制（其直接表现为电影投资机制和利润模式）的影响；两种体制结合在一起重新划分了外部环境对电影渗透的力度和范围。电影和社会生活之间原本应该存在的一种主动联系有被一种被动的联系所取代的趋势，电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渐渐地退居到一个相对狭小和边缘的空间中，因为这样，它和社会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也比以前更加确定：电影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广义的语境的渗透力变小了，而电影的自我意识以及广义的语境对电影的渗透力却变大了。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的主流部分还是非主流的部分，其都处在一种多层次动态的“场结构”中。所谓“场”，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格式塔”学派曾在知觉领域内（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将能在种种原始的知觉里面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的情况比作“场效应”。他们认为：整体并不是各种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而且整体应该是先于成分的，或曰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场”又是一种结构：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则致力于将这种整体性推广到与主体的意识的主动性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力领域和行动领域中去，他将整体性作为“造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看作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过程。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性与时间上的不断发展性结合为一体，这使“场”成为一个具有开放特性和自足特性的结构体；它既不同于聚合体（部分之和），又不同于静止的形式。②

那么先锋性与这种“场结构”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布尔迪厄曾经以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状况为例，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③。在他看来，“文化场”处在“权力场”的内部，两者又被更大的“社会空间”包含，“文化场”在其中实际上已经变体为“文化生产场”，“文化生产场”中包括了“文化大生产”（商业生产）、“有限生产场”（为艺术而艺术）等次场，先锋艺术就存在于“有限生产次场”中，它有“得到承认的先锋派”和“未得到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两种形式。处在文化场中的任何艺术体裁都会分化成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它们是这个场结构的两极，先锋派艺术产生于“探索的领域”，而当其进入“商业的领域”时就失去了先锋性。我们借用这样一个理论模式，首先需要对它进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改造，很显然，把权力场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淡化而过于强调经济和商业机制的作用，这至少是不符合当代中国电影的实际情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作为权力话语发挥着远比商业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90年代以后，商业和经济体制的威力仍然没有西方社会的巨大，它对于电影的渗透作用也仍然没有西方那么强，所以中国电影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业视野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那些与电影联系更直接的文化语境也不应该从“场结构”中消去。

虽然具体的社会条件，文艺的思潮差别很大，但布尔迪厄“场结构”的一般性理论对于中国先锋电影的命名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场”这个概念可以把诸多与电影有关的、传统上只被看作是电影外部因素的构件有机地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在这个场结构整体（结构）——转换——自我调节——新整体（结构）的变化中把握电影外部因素的发展变化和电影自身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正是基于“场”这个概念，本文尝试着提出“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这样一对概念，并力图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的悖论关系中为先锋电影命名。

所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从宏观层面上说，它指涉的是先锋电影的产生和转化机制，以及和先锋电影具体意蕴（美学／社会学）对应的包括了一般社会环境、权力场（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权力机制）、文化语境层面上的支持点交织成的网络，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层面的外部环境的有机综合。其二，从微观层面上说，它是这三方面因素的综合体：1.先锋电影创作者们那些现实经历、个人记忆等有一定程度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2.个人所获得的体系化的知识、电影美学观念及其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等有非物质性实存性质的因素。3.个体的诗性体验能力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具有主体创造效能的因素；它制约着主体对于前两者的接纳、吸收，而它的形成又无法离开前两者的基础性作用。

总体上说，先锋电影是一种没有完备支持网络的电影群落。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具备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是与一般社会环境相适应，获得权力机制认可，并与主流电影美学观念和大众的审美习惯一致的，这种时候，我们说“这不是先锋电影，它不具有先锋性。”相反，当某部电影作品或者某种潮流不具备完备的宏观支持网络的时候，它要么表现出的是不成熟，要么表现出的是一种先锋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微观支持网络方面很薄弱，进而导致电影的影像文本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不具备开拓意义，而后者不仅具有坚实的微观支持网络，而且微观支持网络与宏观支持网络之间还存在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主体审美创造的取向与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电影美学形态并不一致，前者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先锋电影从一种既定的“场结构”（即现存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而它所需要的“场结构”（即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还没有形成，而当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渐渐形成，其便被一种新的结构覆盖，也就逐渐地失去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电影从某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地从旧有的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接着又被新的支持网络覆盖的过程。没有孤立的、超越时间之外的先锋电影，只有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先锋电影，先锋的时间性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先锋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遵从一种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轨迹。先锋电影微观支持网络中主体的创造性是一个能动的因素，一方面，它始终有着逃逸出既有结构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是“非线形”的，它可以使得先锋电影的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可以吸收旧的支持网络中可继承的因素，经过转化，又成为逃离这个网络动力。换句话说，先锋电影的支持网络一方面在力图把先锋电影纳入自己的“场结构”中，从而使其失去先锋性，另一方面又为先锋电影又一次的逃离它准备着各种资源。这也许就是先锋电影为什么除了逃逸主流体制，除了从一种美学范式发展到另外一种美学范式的变化规律之外，还具有“先锋自身传统”的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场结构”的概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用先锋电影和先锋电影支持网络的相对关系来表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只是提供了研究的一个线索，对于具体电影潮流和电影作品的分析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只有在对现实的具体的分析中才能检验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二、滞后的先锋性：现实困境还是美学困境？

基于以上的视角，对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电影的发展进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同样是力图超越和逃逸出当时的主流支持网络，但作为先锋电影对立面的主流体制的构成，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之后）与80年代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作为主流电影支持网络最核心部分的“权力体制”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和“市场权力”二元分立的情况。对先锋电影来说，仅仅像《红高粱》那样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象征——“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周旋是远远不够的了；还要考虑市场，和市场周旋，要在市场的同质化权力的作用下，保持先锋电影的超越品格和独特性。所以我们看到或者如张扬们很情愿又很不甘心地和罗异的艺玛公司搞好关系，宣称走“先拍商业片，站住脚之后再拍自己的艺术电影”那样“曲线救国”的道路；或者如贾樟柯、李杨们更干脆地绕开审查，可以拿外国电影基金给予中国的配额在国外混；当然，也可以独立制片，自己凑钱在地下待着。

回到理论上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涵概对上述事实的解释：对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来说，其一直力图逃逸的支持网络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其作用于先锋电影的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微妙的变化呢？

从学理上说，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那样直白地站在前台，而应该从总体上越来越退居社会生活的隐层，除去在某些敏感的领域和问题上，它是不到必须时刻不轻易亮相的，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隐层的“意识形态权力”和表层的“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前者或者通过后者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或者和后者一起衍生出更具有文化色彩的“媒体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反抗和逃逸权力体制”为总体特征的先锋电影，其表现出来反叛和逃逸的针对性就有可能是多向度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反抗一种权力体制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故意（或者说“无奈的故意”）向另一种权力体制的靠近。比如，你反叛和挑战在原先的意识形态权力作用下形成的某种父辈的价值观，就可能故意摆出一副沉溺于物质化生活的样子；你感受到社会主旋律电影审美同质化的弊端，就只有从某些边缘化的题材中找寻解决的办法，虽然你可能并不心属后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先锋电影在逃逸它的支持网络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几种情况：明显地对抗和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官方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明显地对抗和反叛市场权力（主流的商业体制及其美学形态）、既对抗前者也对抗后者、用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换句话说，在我们无力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部当代电影进行“先锋性认证”的条件下，通过对它和这两种体制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为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框定一个大致的范围和评价标准。

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学究气，那让我们看看现实的情况是否符合学理的逻辑。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一些事件特别具有象征意味。

一个就是《巫山云雨》（1995年）的出现。按章明的说法，这部电影原本是体制内的作品，从投拍到发行似乎都是冲着可以公映去的，但是最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映，直到近七八年之后，才以“影碟＋在电影频道深夜探索影厅栏目播出”的方式面市④。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巫山云雨》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它的“三段论”式的结构，其实笔者以为它对于中国当代电影最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第五代导演们那种把“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加载到“个人”身上的叙事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让“个人”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成为“当下的现实生活”中而非“先验历史”中的个人。在当时，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观念，虽然和主流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吻合，但至少是十分接近的，更何况他们的观念在电影范围内已经成为了某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巫山云雨》的先锋性不言而喻，但是有意思的是，它恰恰是在“体制内”完成的。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中有意识地织入了“三峡工程”的背景，但章明却反复提到这只是一个背景，和电影的主体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猜想（“有意识的误读”），也许这样一个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符号色彩的背景，正是当年这部电影能够通过电影厂立项审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在以“靠近官方体制的方式”而非“官方体制的方式”行事，所以，章明说当时立项一通过，他立即就着手拍摄了，生怕夜长梦多。我们看到，电影中人们对待“三峡工程”的态度（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和主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许也是后来电影没有公映的原因之一吧。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件就是所谓的“七君子上书”⑤。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设立电影的分级制度，其潜台词就是谋求先锋电影的市场生存空间。审查不通过就不能公映，不公映不论在投资回报的角度，还是扩大电影的受众面的角度都是极为严峻的，只靠着参加国外电影节或者寻找海外发行商，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电影的投资就无从谈起。这是先锋电影和主流体制之间另一种形式的“靠近”——力图通过政策的诉求，使得主流体制发生某些有利于先锋电影生存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好转的改变。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但“七君子上书”最起码显露了先锋电影人们用向官方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市场权力体制的倾向。

前面提到张扬们和艺玛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积极的一方面说，如当事人自己表达的那样，也许“曲线救国”的道路不失为一种“先锋的现实策略”，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商业体制靠近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体制”的倾向。但是这其中存在着某种风险，这种风险甚至比前两种倾向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市场权力体制的力量很强大，你真的能够做到进退自如，真的不会乐不思蜀？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原来的艺术片导演陷入商业电影而无法自拔的情况。当然，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把商业片拍好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也需要“主旋律”电影一样，关键是我们是否从“先锋电影”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些已经不是先锋电影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对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来说，现实的困境导致了它和它所要超越的支持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上述这样微妙的变化，它往往是在靠近中逃逸。在其按照“先锋性”的内在要求，反叛主流的观念和美学形态的时候，它是没法真正做到完全逃逸出其支持网络这一点的，所以它要发掘支持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后退一步”的同时再“迈出两步”去。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滞后的先锋性”的形象地表述。

进而，很明显，这种“滞后的先锋性”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困境了，而是文化和美学的困境了。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一元性在减弱，意识形态不再像80年代初之前那样，是将整个社会文化的压平的过滤器，在当时，通过它诸如传统文化这样以前在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部分，最多只能居于潜层，更不用说从当下的现实中生发出一种和意识形态不完全一致的新的文化形态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直接作用范围缩小到“主流文化”之中，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矛盾共生的格局。当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将矛盾搁置，相互容忍秘而不宣的状态；“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和商业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两者因利益结合在一起，共生的一面远远大于矛盾的一面；较为对立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对于后者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姿态上嘲弄、实践中侵蚀的情况。先锋电影在其身份认定上恰好具有双重性：整体上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电影具有明显的大众文化的特征，而“先锋”又是一种精英的文化姿态。所以，“先锋电影”应该说是用一种反文化的姿态处在“精英文化”之中，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它对于体制，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体制还是市场商业体制都采取反叛和逃逸的姿态，有的情况下它可以用自己独立的形式，不需要借助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模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点，而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为了从“质”上逃离一种体制，它有可能在“量”上借助另一种体制的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样一个过程⑥，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在“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困境有所帮助。他首先不否认精英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产品，认为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存在着两个彼此相关却又不同的场结构：“有限生产场”和“大规模生产场”，前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文化人，物质生产的规则在其中是有限有效的，艺术的自律性还没有丧失，而在后者中，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者不是同一批人，消费者数量要比生产者大得多。在现代主义阶段，前者可以通过一种特有的“命名权”对后者发生影响，通过教育这一中介培养出适合前者生产出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突破界限对大规模生产场起到调解作用。但在后现代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界限不仅趋小，而且大规模生产场的规则反过来凌驾于有限生产场之上，精英文化产品最终放弃自己特有的逻辑，向大众文化屈服。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体制，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是“时间在后”的，和“先锋性”这一时间概念“总体上时间在后超越时间在前”的性质有关，新的先锋因素理论上就有可能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反叛和逃离政治意识形态体制。这样，“先锋电影”在文化上的困境就集中表现为与“大众文化”之间悖论性的关系了。

本雅明曾经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区分了表面上很相似的“先锋”和“大众文化”，他在分析当年的“先锋派”——达达主义的时候说，达达主义是在竭力实现艺术作品的“不可利用性”，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则在实现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⑦早在康德那里，“审美的无功利性”就已经得到详细的阐释，本雅明所说的“不可利用性”和“审美的无功利性”一样，都在表达着“艺术自律”、“文化自为”这样的观念——所谓自律，是指文化以自身的内在审美本性作为合法的依据，对现存社会持一种反抗和批判的姿态，而不是“他律”地围绕文化艺术之外的商业价值。阿多尔诺的一段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主要是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现在，只有在它已经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方可发展起来。正式通过自身凝聚了某种存在，而不是屈服于现存的社会规范进而证明自己是有‘社会效用’的，艺术才批判地存在在那儿的社会中。纯粹的和内在复杂的艺术是对人的贬低的无言批判，这种贬低也就是导向其中一切都是‘他为’的总体交换社会的。”⑧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有关，本雅明是从艺术产生机制的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大众与艺术的关系，因为参与者数量的巨大而引起了参与方式的突变，“在艺术作品前，宁神静心的人沉到作品之中，而心神涣散的大众让艺术作品沉入了它自身之中。前者指向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后者指向艺术作品的展览价值。前者利用视觉，艺术鉴赏，而后者利用包括了触觉在内的统觉，是一种习惯。”⑨我们可以把“宁神静心”理解为一种“阅读／思考”的形式，而“心神涣散”则是“视听／直觉感知”的形式：前者是通过反复的审视来体会艺术表现符号的内在隐喻，通过解析作品来深入探究艺术创造者的动机和思想，这种方式虽然可能带有审美习惯和艺术程式的因素，但在参与艺术的瞬间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性在起作用；后者则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大众传媒），在这些媒介按照它们的意愿增删、调整了艺术形象之后，直接感知艺术的形象运动。这其中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性”在起作用。

先锋电影之于“个人”，是一种“他性”的存在，具有膜拜价值，这和传统艺术品没有什么区别；而其之于大众，则成了经常性的自身经历的对象和活动，大众接受先锋电影的过程，不是对自己生活实际的直接观照，而是通过大众传播和媒介，把某种“趋同性”作为艺术活动的本质要素之一带入艺术欣赏过程，把审美变成了一种观念的消遣和消费。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大众媒体上近期对贾樟柯的《世界》和王小帅的《青红》的宣传就可以发现，中国当代先锋电影有时不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可以公映了，浮出地表了，模糊了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之间的界限，更是因为它们除了表现出了当代先锋电影由于自身的困境向两种主流体制靠近的倾向之外，还把大众文化和先锋电影之间的关系表露无疑。在媒体的娱乐版，他们的电影被贴上了时尚文化的标签，真正喜欢他们的电影甚至去看他们电影的人很少，而他们的名字和新闻却流传很广。

文化上的困境直接导致电影美学上的困境，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不断创新、不落俗套的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同时又具有在当代中国能够被理解的“可读性”？在西方艺术电影中，当费里尼、塔尔可夫斯基还没有成为经典，还处在“先锋电影”的时期，电影的“可读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以观众的阅读期待为指归，并非他们的习惯。而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在美学上，要打破固有的僵化的模式，对先锋电影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地打破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创造出新鲜的审美感受和经验，但在当代中国，这个过程却是在和“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这个方向相反的过程的博弈和角力中完成的——“用人们习惯的方式创新”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在美学和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本应完成的任务，以创新为己任的先锋电影尚且如此，那整体上当代中国电影在美学和形式创新上一直偏弱，就很好理解了。作为一个反例，当《巫山云雨》采用《暴雨将至》式的三段论结构，《苏州河》模仿《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情节构架的时候，人们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不适应；而当张艺谋只是通过大量使用群众演员，用人们习惯的故事和结构拍《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的时候，效果却很良好。

三、“滞后的先锋性”的抵消策略：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和当下记忆

从一个方面说，中国90年代以后的先锋电影，除了要保持在主流电影之外的相对独立性之外，还要力图超越中国先锋电影的自身传统——主要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建立的电影范式；从另一个方面说，先锋电影又是不得不站到主流体制以及先锋自身传统的对立面，如某些先锋电影人自己所表达的，并不是他们主动地摆出对抗的姿态，而是被逼到不摆出对抗的姿态，他们就没法拍自己作品的境地了。试想在第五代导演成为学术权威，更早的一批电影人成为各大电影厂、电影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的情况下，一个听话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而像田壮壮监制这样对后来者的电影创新和探索抱有宽容和提携态度的角色，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又有多少？

所以，先锋电影就需要寻找某些抵消其“滞后的先锋性”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即便无法真正突破文化和美学困境的前提下，也要努力找到摆脱生存两难境地的现实策略——一种抵消“滞后的先锋性”的策略。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先锋电影最主要的两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第一种变化表现为：从关于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黄土地》）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活着》）、《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再转变为对于当下生活的个人性的、选择性的记忆进行“自传写实叙事”（《长大成人》、《头发乱了》、《北京杂种》、《站台》、《孔雀》等）。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90年代的并存，使得这种转变显得有些波折，其原因在于，当新的电影人在观念和美学上试图反叛和超越第五代的时候，第五代们自己也在进行着调整。最为明显的一点，当新的电影人抱怨第五代似乎只对“历史”和“民族”感兴趣，总是习惯于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建构民族文化符号，而对于我们身边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现实却没有介入的欲望和能力的时候，诸如《有话好好说》、《和你在一起》之类的作品出现了。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新的电影人由于在自身成长经历当中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认同上与前辈的先天差异，导致了他们要比前辈们有着从“个体生命体验”中介入“当下生活”方面的敏感性优势。从自己出发，这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摆脱了先验的“民族记忆”；从对于自身经历选择性的记忆出发，使他们似乎天生就具有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先锋性；从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个人记忆出发，那种原本在中国电影的支持网络中还没具备的介入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出现了——其对生活的真实状态、真实的变化的展示都是“与我相关”的，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我”的想象或者记忆。比如说，作为“先锋精神”载体的摇滚亚文化在路学长、管虎、张元电影中的出现，80年代生活的记忆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出现，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把这样一种变化叫作“当下的记忆”策略——它从时间性的概念上，通过个人的选择性记忆，把“过去”一同纳入到对“当下”的关注当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先锋电影相较于整个先锋艺术思潮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种变化表现为：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倍加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底层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

这种变化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审美上说，底层生活和边缘生活同样具有某种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同性恋亚文化、青年亚文化这样一些在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题材，具有审美上的新奇性这很好理解，一些先锋电影导演们也正是倚重这一点来凸现起电影的先锋性，比如张元、崔子恩。而很“大众”的底层生活为什么也会具有新奇性呢？这又要回到先锋电影和主流电影相互的位置关系上来，在90年代中国的主流电影中，底层生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社会的主流文化原本就缺乏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加之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主流电影不可能深入涉及底层的矛盾，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同情和道义上的吁求而已，这造成了底层真实的生活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的匮乏，也就是说，在主流电影的支持网络中，底层生活的审美经验是匮乏的——根据前面的理论方法，我们知道，这自然就会成为先锋电影的用武之地。贾樟柯的《小山回家》（dv作品）、《小武》、《站台》、《任逍遥》等，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扁担·姑娘》、《二弟》、《青红》，王超的《安阳婴儿》、李扬的《盲井》、王光利的《横竖横》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当然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电影中，“底层”和“边缘”会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两个男孩、盛志民《心·心》中的两个女孩，分别一个是城市中的另类青年，一个是农村到城市中的打工者，两个电影都采用“双线结构”，把两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来。从其给观众带来审美陌生化效果的角度上说，“边缘”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也可以纳入“底层视角”这个概念中去。采用底层视角的电影，大多都用一种原生态的表现和记录的电影手法，力图平等地、客观地展现底层生活的日常状态，并通过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提炼出某种电影所需要的戏剧性，依此来构建电影所必需的情节主干。但请注意，这种戏剧性是“时间在后”的，是底层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应该说，“底层”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之类的作品，从外在的形态上说，和上述作品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关键的差别在于，张艺谋的兴趣点不是如何表现和记录底层生活的现状，而是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况且，作为电影创作主体，其面对剧中人物的视角不是平视而是俯视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上的概念，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概念。

我们不妨就把这第二种变化叫作“底层视角”策略——“底层”作为一个大众阶层，在作为审美对象时，确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部分，先锋电影的“底层视角”策略，找到了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同时又在审美上破除主流的遮蔽、为大众带来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消解先锋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的困境有所裨益。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想起了一个有关电影《盲井》的逸事，并想通过“有意识的误读”，读解出一丝关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象征意味：据说，在拍摄《盲井》的时候，由于资金所限，没法搭景，摄制组只能深入小煤矿，进行井下实景拍摄，而这也就意味着摄制组在拍摄期间要和一般的农民矿工一样承担着安全风险。在拍摄最主要的几组井下镜头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演却并没有下井，而是摄影师带着演员下去完成拍摄的。《盲井》这部电影本身可以说把“底层视角”发挥到一个极致，你想，还有比“地面以下”更“底层”的吗？但是，“导演并没有下去”——这就很有意思了——难道在当代中国，即便是像李杨这样的“先锋导演”，都没法真正做到具有平视的“底层视角”，而只是在把讲述底层的故事作为自我标榜的“先锋标签”吗？但愿并非如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突破困境之路就显得更加艰难了，因为，毕竟人的因素才是先锋电影不断地从先锋电影支持网络中反叛和逃逸出来的原动力。

注释：

①《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1），P7，罗杰·夏杜克（RogerShattuck）撰写此条目。

②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④参见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第1版。

⑤由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七人电影局，主要呼吁用电影分级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⑥参见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

⑦参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