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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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民主和谐的阅读氛围

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几乎都将写作背景、作者生平、文章内容循序渐进地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总结出标准答案。教师的详细讲解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探究能力的锻炼，学生几乎都是被动听讲，基本没有自主阅读的时间。新的课改环境下要求要实现学生的个性化阅读环境，帮助学生认识杜会，加强课上沟通，使得语文与生活更大程度上达到契合。只有构建和谐、良好且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阅读氛围，才能够帮助学生加深思考，自主探究文意，主动分析文章，表达内在情感，分享阅读感受。只有个性化的阅读才能够让学生体会文本的精华，找到自身的感觉，体会其中情感。

二、设计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大胆质疑

阅读既然是一种个性化的解读过程，那么，学生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期待”，对课文产生认同、共鸣，或进行质疑、批判。所以，在课文问题设计上，应多设置一些能促进学生多向思维、个性思考的开放性问题，为学生驰骋思维，放飞思想，张扬个性提供广阔的时空。对教师的提问，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学生能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在开放性问题上，往往事与愿违，这个时候，一定要宽容，一定要耐心。只要学生的回答能自圆其说，即使是违背主旨的回答，我们也应该给予学生鼓励，而不应一味的用所谓的“标准答案”去统一学生。

三、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法

学生因各人的知识水平不一，又具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表现为不同的个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让学生用自己认为最佳的方法进行学习，教师加以适当的指导，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阅读的方法有很多，可以是边想边读，可以是边表演边读，可以集体读、个人读，也可以是批注阅读。学生通过有感而发，有疑而注，有得而写，满足个体学习的需要，促进个性品质的发展，当学生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方法阅读时，他们会学得自主、自觉、轻松、愉快，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而不是被迫的痛苦和无奈。

四、强调个性化的朗读方式

个性化阅读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阅读教学中的活动，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朗读。朗读是理解文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小学生来说，朗读无疑是表现学生对文本理解和内心感受的有效形式。学生摇头晃脑地读，抑扬顿挫地读，咬文嚼字地读，甚至是带有表演和夸张地读，无一不是展示学生个性独特体验的亮点。通过个性化朗读，学生不但读出了个性，也深刻感悟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奥妙。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把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展现出来，不仅要读出个性，也要让其他人感受到你的独特理解。我想，这才是《新课标》提出个性化阅读的主旨所在。

五、在拓展延伸中发展学生阅读个性

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高度重视学生的思维拓展和个性发展，既是新课标下对语文教学的新要求，也是对教学资源的合理开发与高效运用。因此，教师可以适当地开展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活动，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拓展延伸，发展个性，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带着感触和答案走回课堂，进行分析总结。 例如，教学古诗《黄鹤楼送别》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私下收集有关送别话题的文章或诗歌，选择自己喜欢的去了解、去研读，比较各种风格的送别诗句的区别，引导学生正确地查找相关资料进行研究，由此发展学生更为自由和多样的个性。

教师引导学生个性化阅读，要避免将多姿多彩的文本内容转变成“千人一腔”的结论，不要让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被苍白空泛的文字概念所取代。在小学生学习文字和言语表达的重要阶段培养个性化的阅读学习模式，有助于学生知识框架的构建。经过学习过程中的思考和消化，逐渐形成个体的认知，这样的学习过程才能将学生的差异性和不同的学习方法有机整合，才能在拓展延伸知识层面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个性。

六、构建多元化的阅读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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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城；区域经济；发展前景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在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通过对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现状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紧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大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大学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如何将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等问题，进而提出高长三角地区大学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达到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大学共赢发展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吴志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首都教育为视角的考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0）.

[2]宋宏，程雁雷，夏焰.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J）.学界，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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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行为文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2-0017-03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本质是一种对价值的追求与价值的创造[1]，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是组成大学校园文化的四大要素。大学的行为文化是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表征要素，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素，更是实现培养大学生知行合一的必然要素。大学校园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说到底都是为大学行为文化的实现所创造的条件。国外的文化背景与我国截然不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早已完成，而我国大学的行为文化几乎是空白，就连我国顶尖级的名校来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其行为文化。没有良好的行为文化，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只是一句空话或口号。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与建设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现状

我国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是在21世纪初开始的，2000年初提出了行为文化的概念，并从诸多方面对大学行为文化进行了探讨。李云清（2001）的《浅谈行为文化与素质教育》，刘合波（2001）的《网络对高校行为文化的影响》[2][3]是比较早地提出了高校行为文化问题的，但此后5年内没有人研究大学行为文化，6年后李莉丽（2007）的《从行为文化角度看英国大学生校园生活特点》，论述了学生会在大学行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分析了宿舍文化、多元的文化和特定的历史传统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4]张桂霞（2007）在《刍议大学行为文化建设》中，阐述了大学行为文化的主体、大学行为文化在大学文化中的地位、大学行为文化的本质表现形式等问题。[5]程迪（2008）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大学生行为文化建设刍议》中分析了现代大学生行为文化的现状及产生原因，探讨如何建设大学生行为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6]胡树森（2008）对加强高职院校行为文化建O进行了思考[7]，左晓民（2008）分析了价值视野中的大学行为文化养成问题 [8]，陆荣林（2008）提出了根据职业特点建设学校行为文化的观点。[9]李霞（2009）则从大学管理角度对行为文化建设进行探讨，阐述了大学管理行为文化的科学内涵、大学管理行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10]而王登恕（2009）从和谐校园视角，强调中国高校文化的实践与弘扬从行为文化着手，从一个侧面探讨了行为文化与和谐校园建设的关系。[11]

进入2010年后，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与之前相比，略显系统与深入。何独明（2010）在大学校园文化概论[12]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校园行为文化的特征与作用、校园行为文化的建设途径与方法，认为校园行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学生社团，但忽略了大学教师队伍这一载体。而刘剑波，陈超（2010）主张高校在行为文化建设中，应着重从教师的主导文化建设、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规范基础文明行为、学生的职业道德行为的修炼、科学管理校园文化活动以及与行业行为文化的对接等五个方面入手。[13]周华琼（2013）认为大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是核心，行为文化是关键；文化建设的成效要通过全体大学教职员工共同遵循的行为方式来实现和检验。当前教师的教学学行为，学生的学习、道德行为和学校的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的缺失。[14]薛瑞，张慧敏（2013）认为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大学诚信行为文化建设应该从师德塑造、学风引领、转变管理人员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建设。[15]石维富（2013）倡导大学行为文化主要通过大学教师、大学生、管理服务人员的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大学行为文化建设可以从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管理人员的管风以及优良校风的建设入手加以实施。[16]蓝鹰、周伟（2004）强调，在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中，大学领导者的道德行为、管理行为、学术行为、社交行为和言语行为对整个学校的行为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17]吴秋凤，苏丹（2015）分析了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特性及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为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18]

总之，我国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还处在低级阶段，一方面，因为我国目前物质文明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在低端水平。另一方面，只有复合型的研究人才才能胜任这一工作，而我国目前符合这一要求的人才还十分稀缺。

二、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交叉缺乏，理论深度不够

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目前仍然停留在文化本身的概念当中，如要研究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行为与心理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涉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范畴了。心理活动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人的需要、动机、认知等心理过程和人的能力、人格等心理特征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研究大学行为文化的基础。就现有研究文献看来，大学行为文化的学科交叉研究还没有，就其文化本身的研究深度也是不够的，刍议、浅谈、思考和初探之类的文章较多，另外，作者的观点中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不够清晰，如“校风建设是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关键”这一命题就是错误的。这些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还没有，都是在一般刊物上发表，足见其理论深度是不够的。

（二）思辨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或缺

综合我国现有的研究文献，全部都属于思辨研究的文章，如果没有行为科学理论作为基础，仅仅靠凭空想象去研究大学行为文化，只能习惯采用思辨的方法。进入21世纪，国际上仅采用思辨的方法已经被淘汰，我国缺乏的是实证研究。90后的一代大学生思想更加开放和活跃，多元化的价值观使大学生发展选择方向增多、区域扩大。因此，思辨式的研究和说教式的指导作用就大打了折扣。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规律和实际中的应用，如果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去空谈，其研究的意义就丧失了。

（三）研政分离突出，研究经费短缺

关于大学行为文化，我国的研究者多数是无执行权力的人，而有执行权力的人又不去学习和研究，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研政分离现象，在大学行为文化建设方面，尽管有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但由于没有执行权力，最终不了了之。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课题经费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客观上制约了研究的发展。高等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学习相关知识和参与相关研究，否则就难以识别、驾驭和指挥高校工作者，即使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在建设大学行为文化中应用。

三、发展的趋势

（一）未来研究的内容

1.研究大学行为文化的初步形成机制、组成要素与发展模式。大学行为文化的初步形成机制、组成要素与发展模式是客观规律的体现，按照客观规律建设大学行为文化，工作才能有绩效。当然，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多民族的国家，每一所大学在建设其行为文化时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学校的具体情况。

2.研究大学行为文化对大学组织凝聚力的影响作用。未来大学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竞争的内容是整体发展水平，无论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科学研究，或是在社会服务上，都将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重要方面。一个实力强的大学如果没有凝聚力，其发展将会是畸形的，而这种凝聚力靠什么形成和培养？靠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缺少了大学行为文化，还是空洞无物的。大学人的精神风貌、高雅气质、组织凝聚力等都体现在大学人的行为之中，大学组织的凝聚力是大学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和为了满足成员的情感需要，团结在一起，保持一致倾向的动态过程。

3.研究大学行为文化对大学人才培养动力作用的心理机制。大学的头等要事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不仅是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塑造大学生良好的行为，同时也是大学教师自身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大学人在大学校园的行为一旦形成一种文化后，对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种场动力作用机制是什么？我们能否掌握这种机制去更有效地培养合格的人才？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出现，会丰富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因此，大学行为文化对大学人才培养动力作用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将会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二）未来研究的方法

1.多学科交叉与整合。多学科交叉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如果仅仅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很难有新的突破，必须结合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进行交叉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单一学科的研究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陷，只有多学科交叉，才能有新的突破和发现，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便于在实践中应用。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多种因素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而产生的。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在于应用，大学行为文化的研究，如果只从理论上探讨，不去进行应用研究，可能是凭空想象，纸上谈兵；只搞应用研究，不去进行理论探讨，可能是原地踏步，难以突破，甚至会走弯路或出危险。只有把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才能取得信服的研究成果，才能在建设大学文化中得以应用。这一过程仍然是遵循着“理论―实践―比较完善的理论―再实践”的发展轨迹。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者研究取向分道扬镳，最后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走向整合，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实证研究逐步成为主流。除了采用现象学、问卷法和调查法以及理论上的探讨、宏观上的评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外，未来会更加强调研究包括实验研究在内的思辨方法和实证方法相结合，即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相融合的综合性研究。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将会成为大学行为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持。尽管大学行为文化的证研究，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关研究成果的报道，但强调问题解决的可操作性是未来研究发展的趋势，因此实证研究逐步成为主流。分析大学和揭示大学行为文化产生的心理机制，探究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方法没有实证研究是难以服人的。

[ 参 考 文 献 ]

[1] 欧阳康.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5-10.

[2] 李云清.浅谈行为文化与素质教育[J].马钢职工大学学报，2001（1）：75-77.

[3] 刘合波.网络对高校行为文化的影响[J].枣庄师专学报，2001（18）：32-34.

[4] 李莉丽.从行为文化角度看英国大学生校园生活特点[J].沧桑，2007（5）：215-216.

[5] 张桂霞.刍议大学行为文化建设[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05-109.

[6] 程迪.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大学生行为文化建设刍议[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66-69.

[7] 胡树森.加强高职院校行为文化建设的思考[J].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8）：5-7.

[8] 左晓民.价值视野中的大学行为文化养成[J].商洛学院学报，2008（22）：43-45.

[9] 陆荣林.建设有职业特点的学校行为文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5）：30.

[10] 李霞.大学管理行为文化建设初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21）：118-119.

[11] 王登恕.和谐校园行为文化――中国高校文化的实践与弘扬[J].绥化学院学报，2009（29）：139-141.

[12] 何独明.大学校园文化概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13] 刘剑波，陈超.对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142-144.

[14] 周华琼.行为文化：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61-165.

[15] 薛瑞，张慧敏.略论大学诚信行为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J].科教文汇，2013（11）：12-14.

[16] 石维富.试论大学行为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13（20）：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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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学习港 社区教育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

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06年6月教育部启动了“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与示范”教改项目。当年8月,该教改项目的子项目――海珠学习型社区典型示范项目启动,该项目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组织指导,海珠区分校负责建设实施,在拥有16000多户居民、具有较好社区教育基础的南华西街定点进行。笔者依据自己多年从事电大相关工作的经验,对海珠学习示范点实施的社区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并尝试着提出解决对策。

1取得的成绩

1.1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海珠电大探索性的将现代远程教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依托“数字化学习港”、在海珠区政府的指导下,结合南华西街社区共同参与,分别建成社区数字化学习港示范点(建有数字化学习港学习体验区、书画室、数字影院等)和占地400平方米的进城务工人员学习用地――工业区数字化学习港体验区。南华西街奥鹏数字化学习港示范点已成为南华西街社区教育的主阵地,至今示范点累计开展了26种培训项目,培训规模达到1.3万人次,为社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农转居人员、街道干部、开放教育学生营造了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社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逐步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在2008年春节全国遭遇雪灾之际,海珠电大响应政府号召,免费开放示范点,组织外来务工人员留粤过年,获得了当地居民和务工人员的一致好评,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1.2充分整合利用现有教育资源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和分析,海珠示范点将社区居民的休闲教育、提升老城区居民生活品质作为数字化学习的重点内容。在“海珠奥鹏数字化学习港”内专门设置了数字化学习体验区,安排专人值班进行网络应用方面的辅导;奥鹏数字化影院专设50台电脑,数据库内拥有上千部影视剧,市民只需点击影院网页,选择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即可在线观看,影院开设以来,共接待了数万人到访,成为居民休闲生活的好去处;海珠分校还为居民安排了其他社区活动,如插花、绘画、各种球类活动。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希望提高各种工作技能的要求,海珠电大整合利用中央电大、远程教育试点高校、教育培训机构和出版社的一批数字化学习资源,还利用了当地劳动局现有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多种学习资源,制定了科学灵活的教学计划,开设了各种中级、高级技能培训班。为学习者提供本科、专科等多层次和文、理、工等多种门类、上百个专业课程的远程教育,还提供各类资格证书教育、继续教育、劳动技能培训和市民基本素养、健康保健、书法绘画、影视艺术、信息技能培训等社区居民教育课程。

此外,海珠电大还根据南华西街社区的实际情况,自筹和自建了一些教学资源。如为满足社区老年人热爱粤剧的需要,海珠电大有针对性地购买了一些粤剧学习光盘,根据社区居民喜爱煲汤的生活习,购买了一些食疗的课程等,同时还将多个优秀教师的讲课刻录成光盘,提供给学生学习。

1.3在实践中摸索创新模式

海珠学习型典型示范点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管理模式。所谓“一体”,即以海珠区政府为主体,“两翼”指的是中央电大奥鹏中心和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这“一体两翼”对海珠电大奥鹏数字化学习中心、南华西街社区教育中心进行管理和指导。

海珠学习型典型示范点探索了“二元兼容”服务模式。二元指的是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的二元兼容、学习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二元兼容。此服务模式充分兼容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两大人群的实际需求,为广大市民提供传统广播电视大学高等学历教育,为社区居民提供“兴趣活动定制”服务,为外来工提供“技能培训认证”服务,如电脑、会计、外语类等专业培训,以期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二元兼容、两条腿走路。

改革传统学习模式,对务工人员采取“e-learning+面授+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打破了时空限制,解决了务工人员工学矛盾;社区居民的数字化学习采取了系统组织和个别引导相结合,集中学习和灵活学习互补充,兴趣学习和技能提升共促进的“多重组合”的方式。

2存在的问题

海珠奥鹏数字化学习港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成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2.1电大社区教育资源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电大在承担社区教育的任务时,为追求低成本、高效益,实行“一个基地、多种功能”,这种依托电大分校建设的社区教育基地与原电大系统的职责和功能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因而有追求面子工程的倾向。如在场地资源的利用方面,有许多的资源形同虚设,没有将活动落到实处,有领导参观即搬上插花、开放影院、书画室,热热闹闹的办上半天,领导一走,影院、书画室恢复原貌,书画室成了办公室、数字影院成了会议室。再者,在网络资源建设方面,海珠电大网站与南华西街网页对接成功后,南华西街的居民可以通过南华西街界面点击进入海珠电大,进入数字化学习港、电大在线等界面,但界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后续建设,许多界面存在链接失败、资源陈旧等现象,“把资源送到街道中去”也只能成为有待兑现的支票。

2.2师资队伍建设与社区教育的实际需求有一定距离

电大教师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电大教师队伍在传统学历教育方面有突出的优势,但是在社区教育方面却略有逊色,具体表现为知识型教师多,技能型教师少。由于社区教育内容开放、灵活、无成功经验可参照,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还需依靠电大教师自主开发设计,且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也无权威的社区教育研究机构来组织、协调、指导开展社区教育研究工作,无法给电大教师在开展社区教育方面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电大开展的社区教育与实际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有一定距离,社区教育的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2.3现有教育经费很难满足社区教育的需求

社区教育经费的筹集是建立在“政府拨一点,社会筹一点、单位拿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四个一点”的机制上,但是事实上,经费的落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之电大并不像其他中小学那样享受国家财政的全额拨款,电大的生存全部依靠自身的发展,因而,很多电大将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即便是扶持社区教育这样的公益事业,也难回避金钱问题。政府投入不足,多渠道融资格局并没有形成,因此,将社区教育看成等待占领的现成的“教育市场”,把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作为又一生财之道。在现实生存的重大问题前面,再高尚的公益事业也会失去其纯正味道。

3 解决对策

3.1加大电大社区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利用

将社区学院挂靠在地方电大,提高了固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导致了地方电大的教育资源紧张。在这个方面,政府应有效地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关系,充分调动各部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采取确实有力的措施,合理整合优化社区教育的多种资源,积极为发展社区教育搭建平台;电大系统应充分挥远程教育优势,把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和完善落到实处,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在具体教育内容方面,要兼顾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社区成员的不同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实在的各方面的教育,包括生活小百科的教育、文化知识的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学历教育。

3.2选择和培养适合社区教育的教师

在具体教师的选择上,应聘任责任心和教育能力双佳的教师参与实施教学工作。社区教育的教师可有两类来源,一是来自地方电大及其来自其他学校、学术团体等的外聘专家、学者,这类教师主要负责理论教学工作,另一类是由来自各行各业的在职人员组成的实践型专家,主要负责实践培训工作的实施;在教师的培养方面,电大应引导教师重新审视自己在社区教育中的价值,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鼓励教师在社区教育的工作中自主学习,实现自身专业的不断发展,激励教师主动了解社区与社会发展动态,结合社区的人员分布特征,自建教材、创新教法,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确保电大教师在社区教育活动中发挥实质作用。

3.3多渠道筹集经费

社区教育主要是为社区居民学习服务,承担的基本是公益性任务,这是政府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责任。为了确保社区教育经费,各地政府应严格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积极搭建平台,吸引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中介机构和有识之士为社区教育的发展出智、出钱、出力。采用资源共享、捐赠资助、社会捐助、受教育者支付、建立社区教育基金等途径,以增加社区教育发展的经费。电大可成立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用于维护电大社区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师资培训、网络运行,也可走市场化道路,对有关培训进行适当收费。在收费上,根据实际,对社区的困难居民实行免收费或低收费,对其他需要学历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的人群实行低偿收费,为电大社区教育的正常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严冰.“数字化学习港”教改项目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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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继续教育;文化人类学;主客位研究

收稿日期:2006―04―13

作者简介:桑国元(1978―),男,土族,青海省民和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人类学研究｡

刘丽湘(1965―),女,汉族,山西省混源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幼儿教育研究｡

一､研究方法论简介――文化人类学主客位研究

主客位研究方法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在做田野工作时较为注重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既要浸入到研究对象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员去观察､体验､认识研究对象的文化含义,又要作为专门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现象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并对两种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研究结论｡该方法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提出的｡马文・哈里斯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可以通过访谈了解当地人的思想,也可以从亲自观察被研究对象的实际活动来了解文化行为｡思想活动是与行为活动有差别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复杂,辨明二者的差别并不能解决如何才能全面说明整个文化的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即事件参与者本人和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行为,从而做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在哈里斯的论著中,他以印度神牛的研究为例,说明了进行主客位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印度某区发现公牛犊比母牛犊死亡率高一倍,当地人的解释认为,因为公牛犊易生病､食量少;而客位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当地很少需要畜力,于是农民就有意识地饿杀公牛犊,以适应当地生态和经济的需要｡①通过印度神牛的隐喻,哈里斯指出了文化负荷者(被调查对象)的观点和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均对文化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试图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主客位研究方法｡首先站在文化负荷者的角度,通过访谈等方式,了解教师对继续教育的看法,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以呈现文化负荷者的观点(主位研究);同时,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加以分析评价(客位研究),也就是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

二､主位研究――访谈与座谈(文化负荷者观点)

本研究重点以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小学教师为例,历时60多天的田野工作,同时笔者还深入访谈了6名教师､5名校长,并选择了一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与全校教师进行了座谈｡

(一)边远地区小学教师现状扫描

官亭镇山区总共有5所小学,28名教师(其中:土族25人,占89.3%,回族2名,汉族1名),699名学生｡师生比例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师生比例(1:23)｡教师性别结构:男23名,女5名,显然缺乏女教师｡学历结构上,初中学历2人,高中学历7人,中专学历6人,大专10人,本科2人｡约50%的教师为民办转正｡当地教师年龄结构基本合理,有利于教师之间互帮互学｡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并没有形成互帮互学”的局面｡根据许多教师的反映,除了受学历限制外,当地长辈与晚辈之间､长者与幼者之间严格的心理界限和尊重意识也对教师之间的交流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二)教师访谈辑要

1.教师对所接受继续教育的满意度｡当地大多数教师所参加的继续教育主要是学历补偿教育｡除此之外,部分教师还参加了校长培训､骨干教师培训､计算机培训､公修课培训等｡教师对所参加的大部分培训都表示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些培训都流于形式,学不到什么东西,培训者敷衍塞责,参加培训者蒙哄过关,只要考试通过,“一切万岁”｡“2000年,官亭学区45周岁以下的教师在官亭土族中学参加了计算机培训,培训费用为370元｡时间大约为2周｡由于培训者不重视,加上人多计算机少,教师缺少上机操作的机会,培训效果很不理想,甚至有个教师连开关机的方法都没有掌握｡而这次培训是必须参加的,学费也需一次交清｡这无疑对教师增加了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最终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受访教师

2.对内部培训与教学观摩的感受｡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山区民办教师就有机会接受“校本培训”｡其特点是费用低､时间长､效果佳｡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们搞过类似于现在‘校本培训’的活动,那时的民办教师很多,我们学校总共7名教员,6名民办教师｡水平高点的教师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对其他教师进行了1-2节培训,效果不错｡最近几年就没搞过了｡”――受访教师

关于教学观摩,学区和各个学校都有明确规定｡大多数教师认为如果要认真实施,会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教师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指出不足｡学校每学期都组织教学观摩课,但形式化现象严重,也可能是碍于面子,不好直接指出教师教学中的不足而起不到作用｡

“每学期大约有10节课吧,总共｡效果也还可以吧｡教师们可以互相学习､借鉴教学方法,也可以为被观摩的教师指出教学中的不足,帮助他提高教学水平｡不过在普通话等方面,受土族语言环境的影响,想改变也不容易｡”――受访教师

3.对培训形式的看法｡脱产培训是教师们最看好的培训形式,认为如果能走出小圈子去走走,看看,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脱产到高等院校接受他们(高等院校教师)的教育和(氛围)熏陶｡”――受访教师

4.对继续教育的管理､考核､评估的认识｡教师继续教育的模式､内容等都跟不上教育发展的形势｡在管理上,继续教育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而继续教育的考试与考核也是“走过场”｡

“只要认识字,一般都能通过,把书带进考场,监考老师也不会管得太严,很容易｡这对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起不到什么作用｡” ――受访教师

“很多参加培训的教师,说不去就不去,没人管｡考试纪律很松,很多人在‘抄’试｡实际上,这种考试很受老师们的欢迎｡……这种考核对教师的过关来说是好的,但对提高素质､能力方面这只能算是个过场｡”――受访教师

“很多过关考试我都参加了,但这些都只是个过场｡我参加了计算机培训,交了近400元的费用,没学到什么东西,考试时考场纪律特别松｡”――受访教师

许多教师在担心因过不了考试关而拿不到培训证书之余,希望能参加“管理严格,考核严格,评估公正”的继续教育,真正学到知识,以指导教学实践,提高自身素质｡

(三)校长访谈辑要

1.关于办学经费｡5所山区小学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学校没有任何创收｡政府拨款时有时无,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由此便知,学校几乎没有任何经费用于教师的继续教育｡

“学校主要经费来源是教育转移支付经费和学生的学杂费,转移支付经费从2002年开始按学生人头由县财政划拨的,学杂费每学期每人10元｡学校无任何创收｡”――受访校长

“没有什么经费｡办学经费､办公经费主要靠向每个学生的收取的5元钱｡创收是谈不上的｡这个学期,税费改革以后,教育局也根据学生人数拨了一点钱,每生15元钱,但这点钱做不了什么｡以前基本不拨经费｡”――受访校长

2.关于内部培训｡学校内部所谓的培训､学习都流于形式,都是面子工程,对提高教师的素质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因教师缺编,教学观摩都很难真正进行｡

“内部没有对教师进行培训,我们主要抓的是教学,没有多余的时间培训教师｡但我们坚持政治学习,上面规定是每周两小时,虽然我们不能总是坚持,但基本能保证每周一小时｡上面还要求每周都要进行业务学习,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我们也要求教师进行自学,并做笔记,但好多都是形式化的东西,实际上做不到｡”――受访校长

3.对教师继续教育性质､目的､作用的认识｡“一方面继续教育是好的……你要是没有一桶水,怎么能给学生一碗水?你就在这个层次,而你一直就在这个层次不动的话,你就没法提高｡现在的很多继续教育,发下教材,到了时候参加考试,这没什么作用｡”――受访校长

“目前很多教师继续教育只搞一些形式,收了教师的钱,发了教材,我们也不怎么看,到时候蒙哄过关了,这完全是流于形式的｡”――受访校长

三､客位研究――科学分析与论证(研究者观点)

(一)教育公平公正理论在教师继续教育中的运用

教育公平公正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层面:入学机会均等､进入不同教育渠道的机会均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边远贫困山区的教师,在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上,与其他地区的教师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现象｡事实上,边远贫困山区教师继续教育中的公平问题与其他的公平与公正问题一样,也可具体分为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四种不同类型｡

1. 公平公正理论视角下的机会均等问题

第一,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机会的平等是指社会赋予的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一方面这种权利是社会赋予的,另一方面,这种权利的行使要求权利人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边远贫困民族山区的教师,在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上,与其他地区的教师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官亭镇学区领导在分配接受继续教育的名额时,很少顾及山区学校和教师,因此,当地山区教师在接受继续教育机会上经常面临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教育起点的不公平｡边远贫困山区的教师,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整体水平不及其他地区的教师,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从民办教师转正而来,本身具有整体素质不高的特征｡同时,边远贫困山区的教师继续教育,又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因素､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与其他地区的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着起点上的不公平,二者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官亭镇山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远在官亭平原地区之后,平原地区的家庭可以利用交通便利､做生意便利､农作物生长期短等有利条件,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子女接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山区｡长此以往,平原地区有了更多可选择的教师(不论过去还是当前)｡而在山区,能胜任教师一职的村民寥寥无几｡笔者调查的山区5所小学中,“民转公”教师占全体山区教师的70%,而在平原地区的小学,这一数据则为34%｡

第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边远贫困民族山区的教师在接受继续教育时,由于受参加培训机会､语言､自身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不能接受和其他地区一样高质量､高水平的继续教育｡他们平时接触的东西少,知识面相对狭窄,接受能力也相对差,因此,在教育过程上存在着不公平｡

第四,教育结果的不公平｡很显然,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往往导致结果的不公平｡边远贫困山区的教师继续教育,也存在结果的不公平｡教育结果的不公平在官亭镇山区主要体现在:接受继续教育的总量少于其他地区｡总量包括: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人数,接受继续教育的总课时数｡接受继续教育的质量低于平原地区｡

2. 促成山区教师教育公平公正的有效策略｡就教师继续教育中教育公平公正问题而言,消除困惑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尽快在贫困山区实行教师的全员培训,普及教师培训;在教师继续教育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消除基于偏见､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努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首先帮助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山区小学教师群体｡就政府部门和教育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而言,需要合理地确立教育政策取向,改善不利群体的受教育处境,使他们具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不仅意味着人人享有均等的入学机会,而且意味着人人享有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并力图实现二者的统一｡但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者会产生明显的对抗,使教育的发展面临着现实的选择:公平与质量之争､公平与效益之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须考虑替代的方法和权衡利弊,目的不在于实现理想,而在于达到一种合理和现实的折中和平稳｡”②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教师都接受高质量的继续教育,那么是首先保证一部分人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还是在一定的质量上,实现全面的教育公平呢?我们认为,应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二)冲突理论视野下的边远地区教师继续教育

冲突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冲突理论者认为,竞争稀有资源时,有些团体总是设法比别人得到更多的财富､权力和声誉,进而可以支配社会秩序｡当每一个团体为了得到更多利益而互相竞争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冲突理论认为,教育是社会不平等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主要手段｡就教师继续教育而言,由于存在资源匮乏､利益冲突等原因,在政府与教师之间､社会与学校之间､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

1.政府行为与现实的冲突｡第一,政府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③政府对实现公益性应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教师教育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言,有学者提出,在教师教育政策中要“去行政化”,实行“尽可能的市场､必要时的政府”的策略｡④从各国政府与教师教育关系来看,首先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市场不完全性,因此,政府要对教师教育的生源市场进行调节,由于存在教师教育中的市场失灵,因此,在教师教育的资源配置中主要以国家计划投资方式来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教师教育要进行宏观调控｡第二,政府在教师教育中的职责｡“政府应当承担发展教师教育的重责”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共识｡我国学者认为,政府在教师教育中应承担的职责是“增加对教师教育的投入,以便不断地改善其办学条件;提高从事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特别是在待遇上,应当高于其他高等教育学院;提高师范生的生活待遇,坚决取消对师范生的各种收费;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使人们愿意读师范､当教师｡”

2.教育政策法规在现实中的不得力｡第一,教育政策法规中对教师培训､进修权的保障｡我国政府长期以来试图从法规､政策方面对教师的培训进修权加以保障｡多年来,无数相关法规政策对中小学教师接受培训及继续教育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尤其《教师法》的制定和颁布,对于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使教师成为社会上受人尊重的职业;对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确保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优化;对于振兴我国的教育事业,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无疑将起到巨大的作用｡⑤第二,教育政策法规在现实中的不得力｡当我们把焦点转到官亭镇的现实中时,我们不难发现,教师的培训进修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没能得到预期的提高,甚至法律变成了形同虚设的“花架子”,未能真正贯彻落实｡这里我们可以用教师制度冲突来阐释类似的现象｡教师制度冲突是指由于基层没有有效地执行上级制定的合理教育制度或者基层教育制度与上级制定的相关教育制度不配套,甚至有些与上级教育制度存在抵触,从而导致基层教育制度不健全､不合理,影响到其整个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这种教育制度上的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象征性教育决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国家教育政策的落实只是象征性地提出一些口号,而不去实际性地落实;篡改性教育决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入于国家教育政策相悖的地方“土政策”,其结果往往会降低国家教育政策执行效果｡⑥这种现象在官亭镇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得不到落实;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分配不均,在分配继续教育名额时进行暗箱操作;继续教育流于形式现象严重等｡

3.需求与现实冲突分析｡从调查点教师的主观愿望看,大多数教师迫切希望能够接受继续教育,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适应教育发展变化的形势的同时,更好地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此外,从教育发展的形势上讲,增加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投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也是大势所趋｡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师､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乃至主管教育的各级领导,都认识到了对教师进行培训的重要性｡

(1)教师迫切需要学习提高与缺乏经费支持的矛盾｡首先,培训院校经费短缺｡据有关人士反映,很多培训学校以培训经费冲抵应拨付的人员工资,甚至当地政府截留部分收费作为地方财政收入｡其次,由政府､学校和教师个人共同承担培训成本的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各地虽有明文规定,多数并未落实,而是依靠向教师收费,用不接受培训不得评职晋级的硬性规定,将政府行为完全转化为教师个人行为｡第三,山区学校的教师接受培训还要支出差旅费,比其他地区的教师负担更重,与他们的实际收入恰成反比｡第四,由收费带来的利益驱动,导致当地有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垄断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培训,很多教师在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方面花了“冤枉钱”｡

(2)培训与培训结果的使用分离的矛盾｡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渐推进,广大中小学教师接受继续教育､参加培训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当地山区教师也曾经参加或正在参加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或学历培训,然而教师普遍认为“培训最大的好处就是花钱到县城去见世面”｡此外,教师通过培训为自己镀金,争取晋升机会｡但是,花了钱所接受的继续教育不能真正对教学实践起到作用,教师自身素质没有得到提高,知识水平没有得到长进,培训与培训结果的使用相分离｡

注释:

①夏中建.文化人类学理论与学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50.

②菲力浦・库姆斯著,赵宝恒等译.世界教育危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64.

③朱旭东.试论教师教育的公益性〔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2,(1).

④王建磐.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政策的选择〔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1,(5).

篇6

（赤峰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笔者通过调查，试图了解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学生在21世纪初汉语已经成为自己的第一语言，整个地区即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人的情况下，对蒙古族文化教育所持的态度倾向.调查结果显示，蒙古族学校应加强加授蒙语文教育，以及蒙古族文化课程的设置.

关键词 ：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学生；蒙古族文化；课程设置；态度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260-02

1 调查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的目的

在当今的中国，蒙古族学生要想发展，走向全国，必须掌握汉语.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学好外语.那是否该学习蒙语呢？是否该继承、发扬蒙古族文化呢？笔者通过调查，试图了解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学生在21世纪初汉语已经成为自己的第一语言，整个地区即将不存在实质上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人的情况下，对蒙古族文化教育所持的态度倾向.目的是为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一些现实依据.调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蒙古族学生对加授蒙古语的态度的调查，一是蒙古族学生对蒙古族文化课程设置态度的调查.

1.2 对象与方法

所选被试主要是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学生.因锦山蒙中是现在喀喇沁地区唯一所挂着蒙古族中学牌子，也是蒙古族学生较多的高中，所以笔者选择了锦山蒙中的100名蒙古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84份，收回有效问卷84份.问卷调查采用集中统一时间答卷，即时回收的方法，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 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学习的重要情感因素之一.加德纳指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往往会影响学习的效果.[1]我们将蒙古族学生对待汉语、蒙语和外语（英语、日语）的态度进行比较.通过对比研究，了解蒙古族学生对蒙古语的评价、喜好、需要等信息.

2.1 对加授蒙古语态度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哪一种语言对您来说最重要？4.76%的同学认为蒙语重要，73.81%的同学认为蒙语和汉语同等重要，11.9%的同学认为汉语重要，1.19%的同学认为英语重要，8.33%的同学认为汉语和英语同等重要.但当问到“您觉得学蒙语重要吗？”时，94.05%的同学认为重要，5.95%的同学认为不重要.可见，绝大多数的同学认为蒙语是重要的，说明蒙古族学生对蒙语还是有着很强烈的情感.但当把蒙语和汉语放在一起，还有外语出现时，选择蒙语的人数比例就大大下降.这说明民族成员在社会语言的选择上还是重功能因素.[2]90

如果学校中停止蒙语文的学习，您认为这样做是？76.19%的同学认为是有害的，3.57%的同学认为是有益的，无所谓的是20.24%，非常有益的为0.您认为目前学校最应加强哪种语言？26.19%的同学认为加强汉语，60.71%的同学认为加强蒙语，13.1%的同学认为加强英语（日）.对于学习蒙古语困难吗？46.43%的同学认为困难，53.57%的同学认为不困难，很容易.对于学校的墙报应使用蒙汉两种文字吗？94.05%的同学认为应该双语书写，5.95%的同学认为不应该双语书写.可见，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设有蒙语课，而且还应该加强，学校墙报也应该双语书写.从中可以看出，蒙古族学生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维护民族尊严，都十分重视蒙古语.但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学习起来，会比较困难.

学习和掌握蒙语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重要吗？98.81%的同学认为重要，1.19%的同学认为不重要.对于蒙语的发展前景，60.71%的同学认为光明，7.14%的同学认为不光明，32.14%的同学认为很难说.笔者认为7.14%的同学认为不光明，这是符合目前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而60.71%的同学认为光明，32.14%的同学认为很难说，这可能更从反面说明了大家不愿意看到蒙古语濒危的现状，反映了对蒙古语的深厚感情.语言感情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整个民族群体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否使用本民族语言成为民族认同或对本民族忠诚的价值标准，这种群体的价值标准对个体的语言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3]从蒙古族学生对蒙语的深厚感情中，也可以看出蒙古族学生对蒙古民族的认同.

您认为您所在的学校蒙语教学中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选择学生不重视的占66.67%，学校不重视的占25%，学制不适的占22.62%，教材内容不合理的占22.62%，学习内容难的占39.29%，教师水平低的占13.1%.

您认为汉语更重要的理由是？98.81%的同学选择了使用范围广，59.52%的同学选择了升学、就业更容易，23.81%的同学选择了学英语（日）的桥梁.您认为英语（日）更重要的理由是？10.71%的人选择了多数人这样看，22.62%的同学选择了为了出国，30.95%的同学选择了就业更容易，26.19%的同学选择了为了高考，50%的同学选择了发展前途更加光明.从统计分析可知，蒙古族学生对汉语、外语的学习，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考虑的，或为了就业，或为了高考，或为了出国.

从蒙古族学生对汉语、蒙古语、外语态度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学生们对加授蒙语文的态度.在当前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族在基本转用汉语的情况下，所有被调查者都主张坚持蒙古语的学习，仍然认为蒙古语和汉语是最重要的语言.这证明了情感因素对语言选择的强烈影响.[2]90但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汉语仍是蒙古族学生学习的首选，其次为外语，而对蒙古语的学习被排在最次要的位置.

语言涉及到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民族情感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现象.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更为复杂、更具有影响.其根本原因是少数民族的经济、科技发展相对落后于汉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发展并不平衡，对文化进步的要求使落后者对先进者存在着很强的向心力，学习先进者的语言进而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成为改变自身落后状态所必需的手段，现在国人苦学英语也皆因于此”.[4]这就道出了少数民族学生重视英语的原因.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英语己经成为70个国家的官方语言，100多个国家的首选外语，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可以说英语渗透在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的每一个角落.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要想尽快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缩小与世界上先进民族之间的距离，就必须学习英语（日）等外语.可见，“语言态度是个复杂变量，决定依据来自主观和客观.当语言的功能取向和情感取向矛盾时，倾向于压抑或牺牲情感因素.”[2]90

2.2 对蒙古族文化课程设置态度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当听到有人谈到优秀的蒙古族文化，您的感觉是？非常自豪的占75%，很感兴趣的占23.81%，没有感觉的占1.19%.可见，绝大部分蒙古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非常自豪或很感兴趣，认为蒙古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过去.然而谈到对蒙古族文化您了解吗？非常了解的仅占9.52%，一般了解的占54.76%，知道一点的34.52%，根本不知道的占1.19%.可见非常了解所占比例非常小，说明喀喇沁地区蒙古族文化的传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于您是否愿意了解和学习更多的本民族文化，95.24%的人愿意，11.9%的人不愿意，3.57%的认为无所谓.可见，绝大多数学生渴望学习到蒙古族优秀的文化，态度是积极的.您认为学校是否该加强对蒙古族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95.24%的人认为该加强，11.9%的人认为不该加强，3.57%的认为无所谓.可见，绝大多数蒙古族学生渴望在学校学到蒙古族文化的课程，也从侧面流露出学生们对当前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课程设置缺乏的不满.可见，蒙古族学校并没有为蒙古族学生提供一定的蒙古族文化学习的机会和条件.

3 关于蒙古族学校课程设置的几点建议

3.1 蒙古族学校应加强加授蒙语文课程的设置

蒙古族学生对蒙古语文的学习态度，直接影响着加授蒙语课程的设置以及加授蒙语教学的持续发展.由调查可知，绝大部分蒙古族学生从民族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蒙语具有深刻而强烈的感情，希望保持和发展蒙语，对蒙语学习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这显然是情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蒙古族学生对汉语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更多的是理性认知成分起着重要作用.蒙古族学生对蒙语的强烈感情，使蒙古族学校重新设置蒙语课程具备了可能，所以应加强加授蒙语文课程的设置.

民族学校中，蒙语文应该？60.71%的同学认为作为一门语言课来教，33.33%的同学认为和汉语并行，既要把蒙语文和汉语文作为语文课来教，又要在其它课程的教学中同时使用，无所谓的占4.76%,所有的课都用蒙语文来教1.19%.60.71%的同学认为作为一门语言课来教，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喀喇沁地区，这是可行的.33.33%的同学认为和汉语并行，既要把蒙语文和汉语文作为语文课来教，又要在其它课程的教学中同时使用，笔者认为在当前汉语替代蒙语趋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实现.

3.2 蒙古族学校要加强蒙古族文化课程的设置

“对少数民族学校而言，文化性、民族性和地方性是其不可忽略的三个立足点.但目前不少民族学校与普通学校相比，除了授课语言不同之外，再找不到其他独特之处，民族教育的全部意义仅仅停留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语言文字尽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也是民族文化教育和传承的重要工具，但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并不能够完全代替民族文化传承的全部.”[5]蒙古族学校必须加强蒙古族文化课程的设置.调查表明，喀喇沁地区绝大部分蒙古族学生出于兴趣和民族感情的需要，都渴望学习蒙古族文化，认为蒙古族文化对蒙古族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调查表明，对蒙古族文化非常了解的9.52%的同学，和一般了解的54.76%的同学，其对蒙古族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增长的，并不是蒙古族学校教育的直接结果.所以，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学校应加强蒙古族文化课程的设置.

3.3 要将蒙语文教育和蒙古族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

突出民族特色是蒙古族学校的重要标志，也是蒙古族学校办学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要将蒙古族语言学习与蒙古族文化传承有机地结合，与学习者的生活结合，机械地学习语言是不够的.[6]因为蒙古语教育不是一种单纯地训练学生运用语言技能的教育活动,也不是一种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而是一种以蒙古族语言文字为基本载体、传播蒙古族文化的教育活动过程.将两者有机地结合，才能做到以所有学生的发展为本，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态度，同时利于继承、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实现社会文化的和谐.

参考文献：

〔1〕王初明.应用自理语言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2〕宝玉柱.对内蒙古喀喇沁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7（5）.

〔3〕张伟.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彩响[J].民族语文，1988（l）.

〔4〕李晓霞:两难的选择——对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汉语授课学校的调查与分析[J].新疆帅范大学学报，2000(4).

篇7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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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篇9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2]彭慕兰.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全球史读本.夏继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明史研究，2007， （10）.

[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6]蒲慕州.生活与文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7]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篇10

一、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概述

寒地黑土是世界上得天独厚、弥足珍贵的土壤资源，其因十分稀缺而珍贵，因土地肥沃而宝贵，因物产丰饶而金贵。目前，在世界上仅有三块黑土地，一块分布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地处乌克兰大平原，一块位于中国东北松嫩平原之上，位于东经125°～127°、北纬44°～49°；北起黑龙江，南至辽宁盘锦市、西到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山地边缘，东达乌苏里江和图们江，总面积101.8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佳寒地黑土核心区域[1]。专家考证，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地表植被经过长时间腐蚀形成腐殖质后演化形成的黑土土壤层，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沃、土质疏松，最适合农耕，黑土区就成为了我国优质粮食主产区。绥化市就处于几块典型黑土地的中心区，是典型的寒地黑土区，绥化市用“寒地黑土”打造中国农业第一品牌，蕴含着无尽的财富。

绥化市作为典型黑土地的中心区，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文化底蕴深厚。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文化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归属于一定的地域。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各有自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有自己的风景和图像[2]。“地域文化”是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主要包括：自然人文景观、方言、饮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信仰、民居、民间文化等[3]。寒地黑土区多年积淀形成了寒地黑土特色文化，其中民族、民俗文化资源闻名全国，如海伦的剪纸、兰西的挂钱、绥棱农民画、庆安版画、海伦黑纸刻画、明水玻璃画，绥棱的黑陶制作技艺、望奎的皮影戏、肇东国画等。绥化市多个县市区获得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美誉。其中，海伦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兰西为中国民间挂钱艺术之乡，望奎为中国民间皮影艺术之乡，绥棱为中国黑陶和农民画艺术之乡，庆安为中国民间版画艺术之乡。望奎县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词之县”荣誉称号，成为黄河以北第一个“中华诗词之县”。海伦市东北二人转、望奎县皮影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海伦剪纸、东北二人转、刘氏中医正骨、兰西挂钱、锡伯族清明节民俗、望奎皮影戏、绥棱二人转、绥棱黑陶制作技艺、庆安花棍舞、源升河大米酿酒法、绥棱农民画、米醋酿造工艺、安达描金工艺、北林区东北二人转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二、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德育的天然契合

寒地黑土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独特民俗风情，是地方高校大学生开展德育教育的宝贵的资源，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因此，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寒地黑土地域文化的德育教育的价值，使寒地黑土地域文化成为地方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良好载体和有效途径。

（一）寒地黑土地域文化具有爱国情感的培育功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寒地黑土区具有优秀的爱国传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爱国人士和感人的爱国事迹。绥化市注重爱国情感的培育，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目前，全市共建成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处，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6处，基本形成了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重点，以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肇东金代八里城遗址、安达日军731侵华罪证遗址、望奎林枫故居纪念馆已成为省、地级传统教育基地。寒地黑土区浓厚的爱国情感，让大学生生活在洋溢着爱国情感的氛围中，有助于培养和激励大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

（二）寒地黑土地域文化具有熏陶感染功能

寒地黑土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大自然、黑土地对人类做出了贡献。特别是近年来绥化市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与提速发展，得益于大自然的风调雨顺、黑土地的无私馈赠。多年来，寒地黑土人常常怀着一颗虔诚的感恩的心，感恩大自然、黑土地的无私赋予。高校可以运用这些资源，培育感恩奋进的校园文化，让学生接受感恩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三）寒地黑土地域文化具有实践参与功能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校大学生接受了许多课堂传授的知识，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也乐于理性思考。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教学方法单一，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参与性。那么，如何实现大学生的实践参与性，把课堂传授的间接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把单调的学习变成丰富生动的体验过程，一直是困扰各高校的一个难题。寒地黑土地域文化具有较强的实践参与功能，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革命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参与民俗村的建设等等，满足大学生体验需求，增强大学生的实践参与性。大学生在实践中感知社会，锤炼品质，培养能力。

三、融合与共享：基于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拓展高校德育实效性路径的探讨

（一）凝练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的优秀基因，培育特色大学精神文化

绥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和富有时代气息的绥化精神。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是绥化精神之本。吃苦耐劳、豁达乐观是绥化精神之源。顾全大局、团结奋进是绥化精神之魂。绥化学院是一所土生土长的地方高校，坐落在中国寒地黑土绿色物产之乡绥化市，正是绥化这块丰富宝贵的精神沃土孕育了它的成长，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大学精神文化。大学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绥化学院始终秉承绥化精神，将校训、校园精神与绥化精神文化结合起来，以“建设应用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定位，凝练概括出了“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质朴校训，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加强学生实践环节训练，提高学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绥化学院根据自身的地域特点，确定了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合格教师的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开展了接力式顶岗支教活动。该项活动的开展既锻炼、提高了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也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缓解了农村中小学师资短缺、水平偏低等实际问题。顶岗支教工作感动了龙江人民。绥化学院首批大学生顶岗支教队获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电视台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08感动龙江人物（群体）”评选提名奖。绥化市政府授予绥化学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突出贡献单位”。

（二）依托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的宝贵资源，形成富有寒地黑土特色的教学科研

地域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寒地黑土地域文化优势提升寒地黑土文化的竞争力是每一个寒地黑土人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绥化学院作为地处寒地黑土区的黑龙江省属公立综合性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一直担负着传承和提升寒地黑土区文化的重要使命。绥化学院在寒地黑土区地域文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优势。学院先后成立了寒地黑土经济与文化研究所、绥化学院陶艺研究所、绥化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其中，寒地黑土经济与文化研究也已成为绥化学院独具特色的研究项目，寒地黑土经济与文化研究所承担了寒地黑土文化产业研究，寒地黑土文学研究，海伦民间剪纸艺术作品的设计、创作及剪纸艺术理论研究，绥棱黑陶研究，传统工艺美术的发掘、抢救、保护、整理的考察研究等项目，该研究所成果丰厚，已出版“寒地黑土文化”丛书7部，考察报告10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绘画剪纸作品等100多篇（幅），多数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填补了黑龙江省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绥化学院陶艺研究所教学科研团队实力雄厚，该研究所在宣传普及陶艺知识、传授陶器制作技艺，为绥棱黑陶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所设计制作的黑陶工艺品在哈洽会和深圳文博会上均受到好评，该所已经成为绥化学院对外展示、交流合作、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平台之一。绥化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注重新品种的培育研发，新培育的绥研1号、绥研2号黑木耳，取得了该行业的领先水平和科研突破。学校积极利用寒地黑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援建黑龙江省兰西县黄崖子民俗村，参与雕塑民俗村民俗景观大道两旁的雕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