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纠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纠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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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经济；经济补偿；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单位内部职工收入开始与个人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简称效益工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开始与责任大小、工作繁简和技术业务水平相联系，体现了职工支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以及社会承认的程度。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总量持续增长。目前，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意大利，排名世界第六位，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持续地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的显著成就。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城乡就业矛盾依然突出，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人口老龄化和失业人员的增加对社会保障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强，劳动经济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二、劳动经济效益的概念

其中，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益和工资效益三个子系统无疑是劳动经济效益分系统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1）劳动生产率。所谓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成果与相应投入的活劳动消耗量之间的比率。劳动成果一般用产品产量来表示；活劳动消耗量一般以劳动时间来计量（假定劳动强度为社会平均值）。通常，劳动生产率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用单位时间的产品数童表示。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少，表明劳动生产率越低。这种单位时间的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成正比关来，被称之为劳动生产率的正指标；二是用单位产品产量消耗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单位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越少，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越多，表明劳动生产率越低。这种单位产品消耗的时问与劳动生产率的成反比关系，被称之为劳动生产率的逆指标。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效率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第一，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力之问的关系。劳动生产力是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它处于潜在状态。劳动生产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装备技术水平和劳动组织状况。而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的事实，是劳动生产力在一定时问、地点、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因此，两者的关来是可能与现实的关来。但可能不等于现实，因而两者常常会不一致。第二， 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劳动效率是外延比较广的概念，它是泛指一切部门、无论是休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物质生产部门或者物质生产部门的效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专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所以，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效率，但是，不能说劳动效率就是劳动生产率，二者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2）劳动效益。所谓劳动效益，是指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得的实际收益与相应的活劳动消耗量之间的比率。在这里，实际收益是指实际收入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或净收入。所以，劳动效益反映了劳动群体（如企业）每单位劳动消耗为社会为集体提供多少可支配（或分配）的收入。通常，劳动效益用人均利润额指标来表示。在计算时，应注意这样两点：一是要遵循两者可比的原则，即子项利润总额是母项平均人数所创造或提供的。从理论上讲，按生产计算的利润额和按销售后的实际利润额来计茸劳动效益，均符合子项与母项可比原则的要求，前者说明每人平均生产的利润额，后者说明每人平均实际提供的利润额。二是要考虑用何种价格进行计量。劳动效益中的利润总额可以按现行价格计葬，但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企业或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劳动效益及其变动情无，消除价格因素变动的影响，最好按不变价格来计算，这样，可以避免某些企业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效益的偏向。

三、提高企业劳动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积极实现经营管理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只有进一步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改善系统结构，在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下功夫，企业生产和劳动经济效益才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为此，必须努力实现管理方面的一系列现代化。（1）管理思想现代化。企业领导者、经营管理者应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大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伪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自始至终把人才开发、智力开发放在首位，千方百计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管理组织高效化。先进合理的管理组织是实现现代化管理目标的可靠保证。对现有的组织机构，要按照精干高效原则、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责权对应原则以及合理层次原则进行改革，合理设置职务系列和组织机构。这就要求管理机构要精，管理人员要精干，不能滥竿充数，管理制度要科学，不能因循守旧，管理胜风要民主，不能独断专行。只有如此，管理组织才能做到高效化。（3）继续推行劳动力工资制度改革。我们要继续改革工资制度，调整工资收入结构，增加工资收入的透明度。要改革全国统一普调工资的做法，建立合理的晋级制度，加大基本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拉开工资级差，理顺工资、奖金、津贴和其他各种收入的关系，增强工资在按劳分配中激励作用。同时增加工资收入的透明度，把各种实物分配货币化，并结合价格、房租、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把一部分价格补贴和福利补贴逐步纳入基本工资，变暗补贴为明工资。（4）加大对收入分配问题调查和监督力度，依法维护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我们要加大对收入分配问题调查和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坚决依法维护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各地工会把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深化集体合同制度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工会要对企业欠薪问题进行持续调查和跟踪，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有关部门，提出治理企业欠薪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其职工利益维护者的角色。（5）采取措施，进一步普及与完善人力资源会计。首先，企业要完善用人机制，降低企业因人才流失而造成的损失。同时，要大力加强在人才培训方面的投资。其次，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避繁就简。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也不必罗列各种繁琐的公式，可以比照工资标准确定一个恰当的基数，然后由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杠杆进行自动调节。另外，要迅速提高会计电算化水平，为实施人力资源会计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孙赵勇，杨冬民.中国工业结构有序变动的劳动生产率因素研究——基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和GM（1，3）模型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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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与资本积累

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帕西内蒂及琼·罗宾逊，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就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也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李嘉图观点。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整个社会看作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构成。他认为，地主以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全部消费掉；相反，资本家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进行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据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租阻碍生产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李嘉图重点强调的是高地租损害资本家的利益，降低企业的积累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李嘉图又采用边际土地的方法（被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纯利润，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引入生存工资理论，推导出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资源既定，增加劳动投入会使这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造成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工资必须总是足以购买农产品的某个固定数量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水平，最终导致每单位增加值中工资份额不断上升，利润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使地租出现并不断提高，结果，利润份额随着工资份额和地租的增加不断下降。随着利润减少，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枯竭，具体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份额的降低将减少储蓄的来源，利润率的降低同时使企业投资动机下降。

2、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作为出发点，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直接引入储蓄变量。得出结论：经济过程是由投资行为引导的，经济增长率（Gw）取决于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率（v=K/Y），即Gw=；为了提高增长率，就要提高储蓄率，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或者降低资本产出率。在假定资本和劳动不可替代，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储蓄或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增长能力依赖于该经济的储蓄能力。这一模型强调储蓄和资本积累的作用，认为不断增加储蓄，维持投资持续增加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推向“唯资本论”的方向。哈罗德—多马模型并没有直接论及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但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储蓄和资本积累与资本收入同向变动、与劳动收入反向变动。

3、新剑桥学派观点。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Kaldor）、帕西内蒂（Pasinett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指出需要通过降低拉动收入份额保持储蓄不断增加。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着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提供资金保障，从而需要相应比例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卡尔多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且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构建了卡尔多关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Gw=s/v=(spP/Y+swW/Y)/v。根据这一模型，经济增长(Gw)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和利润份额(P/Y)。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利润份额决定投资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利润份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必要条件是不断提高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利润高则增长快，利润低则增长慢。帕西内蒂把卡尔多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指出资本积累仅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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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08－03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

2.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

4.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

3.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

4.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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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rk，Oded， J. Edward Ta∫∫ylor， and Shlomo Yitzhaki（1986）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Journal 96： p72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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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rk，Oded and Shlomo Yitzhaki（1988） “Labo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 p57-70.

[9] Stark，Oded and J. Edward Taylor（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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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aylor，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R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Migration，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Greenwich，Conn.： JAL Press， p147-171.

[12] 蔡.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6，（春季卷）：120-135.

篇4

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法律中心在诉讼案件、非诉业务、合同审查、纠纷防范以及制度建设和业务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截至200*年12月1日共办理各类案件138件，其中诉讼案件62件，非诉案件76件；共审查起草各类法律文书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万元；根据集团实际需要依法出具各类法律建议书和法律意见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份；完成三项集团科研课题，发表业务研究类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团内外法律咨询数百起。

一、案件总数138，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136），诉讼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闻官司17件，经济纠纷增幅较大达到19件，占诉讼案件总数的31％，其中劳动争议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诉案件76起，与去年持平。

案件特点：

1.案件总数及案件分布情况与去年大体一样，以新闻诉讼和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为主，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法律工作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

2.经济纠纷数量增加，表明集团多样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急需市场准则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经济纠纷案件多为经济欠款引发，类型单一且多为历史性纠纷，因为周期长的原因我方胜诉后往往执行困难，而我方被诉则情况相反。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弹，这说明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层问题需要解决，仅仅通过个案的处理不能全面解决问题。23起案件中1起是物业管理公司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1起为新闻大厦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其他均为老报业发行公司产生的纠纷，这说明老报业发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较大问题。上述案件除新闻大厦的案件正在处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处理。

4.非诉案件成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诉业务成倍增长，非诉纠纷和公司改制、注册等业务增多，个案的复杂程度明显上升，很多已经超过诉讼案件。法律咨询成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团内外各类法律咨询数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职能已经由简单的处理纠纷转变为纠纷防范和全面服务。

二、合同审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审查合同等各类法律文书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长23.33％，涉及标的额246，286.00（仅限于有标的额的和较易统计的法律文书）；涉及分社（记者站）、子报刊、物业管理公司、发行公司、信息产业公司、新闻大厦、办公室、物品采购部、基建处、计财处、审计处等我方送审主体。

特点：

1.在起草、审查法律文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以及合同纠纷的和解谈判活动，体现了全面参与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报社（集团）的权益。

2.继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范文本后，今年又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范文本，对集团各部门、单位规范签订有关合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签约效率。

3.为强化监审力度，我们制定了《收查已审查合同一览表》，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着重对重要部门、重要事项的重要合同进行了跟踪收查。该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若干规定》的全面实施，开始逐步体现合同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清债工作

今年清债办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欠款的移交数量低、债权质量差，费用特别紧张。但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回款额达到了140万元，基本完成预定工作任务，减少了报社的损失，对报社相关部门的规范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法律建议和内部立法

为了实现中心对内法律监控、法律服务的职能，今年的工作加强了法律建议书的范围和作用，针对各种实际问题和形势发展，先后法律建议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件。强化法律把关和监督职能，加强对案件的预防和法制宣传教育，对集团发展中一些重大情况及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强调法律工作提前介入，避免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

篇5

现将劳动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以下简称《规定》）转发给你们，根据《规定》的有关精神，结合我市情况，做如下补充，请各单位一并遵照执行。

一、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作为以承担就业安置任务为主的特殊企业群体，曾为稳定我市城镇就业形势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劳服企业也必须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发展机制。根据《规定》的有关要求，在劳服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会议有关精神和新形势下劳服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市劳动局、市体改委、市地税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有关单位应加强对我市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作的领导，帮助和指导劳服企业健康有序的开展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工作。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把劳服企业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使其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更好的承担就业安置任务。

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时，应遵照《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市政府（1994）14号令〕和劳动部等四部委局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一并执行。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股权设置一般为职工个人股、集体共有股、法人股。股权设置比例由企业自定。但职工个人股和集体共有股应占企业总股本的51％以上。在职工个人股比例设置中提倡企业的负责人、生产经营骨干的股权多于一般职工。

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须对企业资产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进行产权界定时，按照市劳动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市地税局《关于转发劳动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产权界定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劳服发（1997）208号〕有关产权界定政策规定和工作程序执行。资产评估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劳服企业产权界定结果，涉及国有资产的，应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涉及集体、个人及其他投资者所有的，由地方税务部门进行资产核实，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核准登记，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全民所有制性质劳服企业改制工作，按《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体改委、市经委关于进一步加快本市国有小企业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界定为国有资产的净资产，在征得出资主体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后，可比照京政办发〔1997〕50号文，鼓励劳服企业职工出资购买转为职工个人股。对因净资产数额较大，一次性买断有困难的本企业职工，允许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分期付款，但首期付款额不得低于全部购买款的30％。对未付款部分不享有所有权。还可根据企业要求留给企业有偿使用并以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收取资产占用费。

五、界定为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可折股形成集体共有股，对集体共有股分得的股利一般可按下述方法进行分配：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现职职工；一部分（约30％－40％）分配给原企业离退休人员；一部分（约20％－30％）作为企业劳动分红。集体共有股股利的分配由职工（股东）大会决定。调离本企业的职工不再享有分红权。

六、按照《规定》的有关精神，原有劳服企业改建股份合作制企业时，在做好上述前期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按下列程序办理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审批手续：

（一）根据《规定》的有关具体审批手续，凡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的，由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按管理权限分别报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

（二）经市或区、县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审核签署意见后，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1994〕第14号令《北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京政办发〔1997〕5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再到同级委、办、局履行改制的审批手续；

（三）经同级委、办、局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改制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四）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改制注册登记后，按隶属关系将改制情况报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备案。

七、新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凡经劳动部门认定并发给《劳动就业服务企业证书》的，并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94）001号〕规定安置比例的，经当地地税部门批准，可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八、原劳服企业改建为股份合作制时，凡在享受减免税期内并继续承担就业安置任务、符合安置规定比例的，可继续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至减免税期满时止。

凡被劳动部确定的本市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试点的劳服企业，自转制之日起视同新办企业，凡达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规定安置比例的，可从转制的当年算起享受劳服企业的减免税政策。

附件：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颁布《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419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体改委（办）、税务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劳动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现予颁发，请遵照执行。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以下简称劳服企业）促进就业、平抑失业率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是借鉴股份制的做法，实行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第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员入股，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三）实行民主管理；

（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第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凡继续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仍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94）001号文件中规定的对劳服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五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应安排一定比例的就业经费、生产扶持资金和失业保险金扶持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对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劳服企业，可用适量失业保险金作为向银行贷款的贴息。

第六条  各级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行业部门劳服企业管理机构应依照《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加强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

第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与主办或扶持单位签定协议，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经双方协议商定，劳服企业可有条件地为主办单位承担一定比例的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安置任务。

第八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成本工资与税后利润按股分红和劳动分红的分配办法。并根据地方政府确定的工资指导线和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等因素自主决定企业的工资水平。

第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依照规定标准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保险费。

第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自主决定用人形式，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第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及其他投资者以其所认购股份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其财产和正常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非法干涉。

第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开展党的活动。

第二章  企业的设立

第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采取原有企业改制和组建新企业两种方式设立。

新组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由三名以上作为发起人，并有20名以上个人股东；原有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经原企业职工大会通过，有外来投资的，应征得投资者的同意。上述两种方式均需报地方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审查同意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由税务机关办理税收减免手续。

第十五条  劳服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应向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实施方案；

（三）企业章程；

（四）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或新组建企业发起人协议书；

（五）企业财产验资确认书；

（六）企业资产所有者及投资者意见；

（七）劳服企业认定证书；

（八）审批机关要求的其它文件。

第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的名称及场所；

（二）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三）企业设立方式、股金来源和股权设置；

（四）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办法；

（五）股份管理办法；

（六）股东（职工）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七）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及其职权；

（八）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九）企业组织机构及其职权；

（十）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一）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任务的措施和办法；

（十二）其它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三章  产权界定

第十七条  劳服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应在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国有资产管理、税务等有关部门组织指导下进行，并吸收投资者参加，成立清产核资小组，清理原有企业债权、债务，核实企业全部资产，界定企业的净资产产权，明确债权、债务的责任。

第十八条  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结果，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报政府授权部门确认，并发给资产确认书。涉及国有资产的应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下列原则进行产权界定：

（一）企业开办初期和企业发展过程中，全民单位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拨给的闲置设备等实物，界定为劳服企业集体资产。扶持的资金及非闲置设备等资产（折合资金），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无协议的按照国家为解决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就业的有关政策有偿使用。经双方签订协议，这部分资产可作为劳服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时主办单位国有法人投资，或作为继续安置主办单位职工子女和富余职工的扶持条件。

（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所享受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归企业集体所有，并依照国家规定，列为企业集体资本金。

（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使用银行贷款、国家借款等借贷资金形成的积累，归企业集体所有；全民单位提供担保并履行了连带责任的，全民单位应予以追索清偿。

（四）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可继续有偿使用。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缴纳土地使用占用费。

（五）企业享受国家税前还贷和以税还贷等特殊优惠政策而形成的资产，属于扶持性国有资产，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企业公积金，单独列帐反映，国家保留对这部分资产处置权，不参与管理和收益。资产可用于企业发展和安置就业。

（六）投资主体不清的资产，以及接受无偿资助和捐赠所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七）企业自筹资金，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企业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

（八）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九）其他社会法人投资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其产权归投资的法人所有。

第二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奖金、工资储备基金等，其产权归职工个人所有。

第四章  股权设置

第二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折价入股。以无形资产作价折成股份，其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产的20％。

第二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根据资产来源和归属设置股权。其股份按投资主体分为：职工个人股、职工集体股、法人股。

（一）职工个人股，是指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及当年新安置的城镇失业人员带资入厂或以技术、实物、财产等投资入股的股金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职工个人所有。

（二）职工集体股，是指在原有企业界定产权时，划归劳动者集体共同共有的资产构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本企业全体职工集体所有。

（三）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到劳服企业的股份，或扶持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其合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为法人所有。法人股为优先股。企业章程应对优先股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的职工应按照企业章程认购所规定的限量数额股份。新组建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在本企业股本总额中应占主体。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劳服企业，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的股本总额应在企业股本总额中占主体。

第二十四条  职工个人股不得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企业可根据情况购买职工持有的股份。当出现企业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时，经股东大会同意，可由企业负责收购部分个人股份。企业收购的股份，可出售给企业其他职工或新参加企业的职工。

第二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不发行股票，只出具出资证明书，作为资产证明和分红依据。

第五章  收益分配

第二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按照国家对劳服企业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依法缴纳所得税。

第二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前年企业亏损，不足弥补的亏损额，以企业公积金弥补，仍不足的由股本金抵补。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三）提取公益金。

（四）支付劳动分红。

（五）支付优先股股利。

（六）支付普通股股利。

第二十八条  个人股东的股份收入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九条  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可拿出一定比例分配给在册离退休职工和现职职工。具体分配比例及标准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现职职工分配，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分配给职工；二是将分配的股利记入职工个人帐户，由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可转增职工个人股股本。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给职工分配后的剩余部分，可单独列帐，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集体股股本。

第三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配股利。

第三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积金应用于弥补企业亏损，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或转增股本。

第三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公益金应用于企业的职工集体福利支出。

第三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六章  管理体制

第三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股东（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议可实行一人一票制。股东（职工）大会应定期召开，听取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企业议案。股东（职工）大会行使下列权利：

（一）选举或罢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二）决定企业的设立、合并、终止和清算；

（三）批准企业安置城镇失业人员的方案；

（四）修改企业章程；

（五）批准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

（七）决定企业发行债券；

（八）对其它重要事项作出决定。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向股东（职工）大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定企业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发展规划；

（二）审定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

（三）决定召开股东（职工）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四）执行股东（职工）大会决议；

（五）制定企业增减注册资本方案；

（六）制定发行企业债券的方案；

（七）审定企业安置失业人员的方案；

（八）制定企业设立、合并、终止方案；

（九）制定企业章程修改方案；

（十）选聘企业经理（厂长）及有关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标准和支付办法；

（十一）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三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设监事会。监事会是企业活动的监督机构，由三名以上单数监事组成。其活动方式依照企业章程规定。监事的任期每届不得超过四年，但可连任。监事不得兼任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职务。监事会议决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表决同意，方可实行。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事会的主席或监事代表列席董事会会议；

（二）对董事和经理（厂长）履行职权进行监督；

（三）查阅企业财务帐簿和其它会计资料，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就相关的问题作出书面报告；

（四）审核企业年度决算和清算的表册，并就审核的结果制作意见书，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五）必要时召集股东（职工）临时会议；

（六）对董事会和经理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行为进行制止，必要时向股东（职工）大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聘请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的费用由企业承担。

第三十九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其规模限制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其有关职责由股东（职工）大会确定专门人员负责。

第四十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由企业章程作出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由股东（职工）大会选举产生，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和实施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二）实施股东（职工）大会或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三）提出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

（四）提出职工收益分配方案；

（五）提出企业年度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决定企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任免副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决定副经理以下职工的奖励和处分；

（七）提出安置失业人员就业的方案；

（八）定期向股东（职工）会议和董事会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接受监督；

（九）行使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

第四十一条  各级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和税务部门，对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承担安置城镇失业人员情况及享受减免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第七章  变更与清算

第四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企业合并应由各方签定协议，处理好债权、债务等遗留问题，妥善安置好企业人员。合并各方未清偿的债务由合并后的企业承担。

第四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分立时应由分立各方签定协议。分立协议中应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债权、债务。对企业债权的承担，应事先作出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债权人，并签定清偿债务的协议。经双方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不得分立。

第四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合并与分立，应报当地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批准，依照规定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因宣告破产、撤销或其他原因而终止，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织，限定日期做好企业财产清算工作和各种债务偿还工作。

第四十六条  破产的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其财产拨付清算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债务：

（一）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

（二）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

（三）应缴未缴国家的税款；

（四）尚未偿付的债务。

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篇6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国.刑事诉讼中的刑民交错现象及其法律规制[A].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陈虹.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J].学术探索，2006，（5）.

[3]伍跃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

[4]杨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J].法律适用，2003，（3）.

[5]胡启忠，胡业勋.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J].人民论坛，2010，（29）.

[6]赵秉志.当代刑事科学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7]陈灿平.刑民实体法关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J].中国法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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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仲裁 制度 重构 冲突

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劳动仲裁制度是百姓非常信赖的，具有一定的效用，并且未出现不良影响。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中，无论是职务还是劳动内容，都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制度在落实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以至于无法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很多的官司都会纠缠较长的时间，这就对国家的长久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今后，必须将劳动仲裁制度当中的冲突问题合理解决，将重构工作积极落实。

一、劳动仲裁制度的冲突

经过了长久的发展和积淀，我国在目前的建设工作中，整体上表现出了积极发展的态势，各方面的工作均未出现严重的隐患。可是在社会的调查中发现，部分制度的应用已经开始遭遇到了特殊情况，并且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不断强烈，导致客观上的工作执行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劳动仲裁制度在百姓心中，是公平、公正的制度，但是在最近几年的工作当中，发现劳动仲裁制度的开展，偏向于无情的层面，未能够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求，整体上的工作水准有些欠缺。综合来讲，劳动仲裁制度的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纠纷处理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存在复杂的情况，因此解决纠纷的速度比较缓慢，但是这与广大劳动者快速解决纠纷的需要，出现了很大的矛盾状况。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任何劳动人员在工作上出现纠纷后，都希望通过劳动仲裁制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减少互相纠缠的现象。可是多数劳动者是从外乡到城镇工作，而公司又不屑于劳动纠纷的持久处理，因此在时间方面的拖延非常严重，给劳动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上的新闻报道开始逐步的增多。

（2）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错位。从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来讲，劳动纠纷往往会引起持续的关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背后所反应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展现。但是，当劳动仲裁制度开始落实以后，会发现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出现了严重的错位现象，二者的先后往往会被打乱，以至于劳动人员的权益维护会出现前后不统一的现象。另外，当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表现为衔接错位问题以后，劳动人员的官司纠纷会有所延长，再加上暴露出的其他问题，造成的恶性循环相对突出。

二、劳动仲裁制度的重构

（一）建立裁审分轨或者是裁审自择的纠纷处理机制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地方都表现为高度自由化的特点，劳动仲裁制度想要在日后得到更多的支持，就必须将本身的处理机制有所转变。一般而言，过往主要是表现为劳动者的被动接受状况，很少有选择性。建议在日后的重构当中，可以将裁审分轨机制建立执行，或者是将裁审自择的纠纷处理机制合理落实。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加强劳动者手中的主动权，进一步明确劳动仲裁制度的内涵，处理相关问题时，也可以达到快速、便捷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新的机制落实之前，应将劳动仲裁制度的前置程序制度有效的消除，避免对纠纷处理造成内部的不良影响。

（二）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必经程序

与过往状况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社会的人员并不愿意为了官司而耗费太多的时间。劳动仲裁制度的落实，其目的在于更好的解决纠纷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将问题进行扩大化。从现有的多数纠纷来看，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经济纠纷的层面上。因此，在诙仲裁制度的重构过程中，可以将调解作为必要的程序来设置、执行，减少双方兵戎相见的现象。

例如，调解方式的新发展为诉讼中进行和解提供了制度基础。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9月16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完善协助调解的基础上，新设了委托调解，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请进来”和“托出去”两种方式，促进调解的可接受性。实行裁审分轨后，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纠纷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上述调解方式，使社会上具有劳动问题知识的人员介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之中，解决劳动纠纷处理对知识性和经验性的要求。

三、总结

本文对劳动仲裁制度的冲突与重构展开讨论，从已经得到的成果来看，很多地方的劳动仲裁制度都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固有的问题获得了良好的解决，各方面工作执行当中，基本上可以快速的完成，减少了过往的不足。相信在日后的工作中，劳动仲裁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涂永前.我国特色的劳动争议仲裁终局化之理念和制度架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释正[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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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合同 管理 完善措施

1、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一种法制经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或与其他部门之间制定的企业经济合同是保障其合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与前提；同时是契约经济往来的重要桥梁。因此，对于企业经济合同的签订与执行管理是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1它能够规范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社会对与劳动分工的要求越来越详细，对企业之间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为此，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当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其他部门之间签订了企业经济合同之后，合同的履约方就必须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来履行；签约企业必须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按时、按质、按量的生产，不能偷工减料，不能以次充好，这就是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企业之间的诚信度，企业才能被社会所认可。

1.2企业之间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合同的彼此双方难免在某些方面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产生各种争执与经济纠纷。此时，就必须按照双方签署的企业经济合同就行分析，对合同的有关条款进行认真的清理，发现违约地方的时候，违约方应当主动承担有关的责任，如若双方对于合同执不同意见且不愿和谈时，可以依用法律进行裁决。

2、当今企业经济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企业对于合同有关法律意识淡薄，一些企业的领导者或者责任人对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认识不足，他们往往只是关心其经济效益与生产经营，认为经济利益才是“王道”，而法律、合同都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忽视了当今是法制经济的社会，忽视了经济合同在企业之间的重要性，对合同的签订往往只是走走“过场”，应付了事。

2.2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人情关系、自身意识淡薄、面子思想等，经济合同签订的效率往往并不是很高，很多都是“君子协定”性质的口头协议，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不签订经济合同，一旦对方在履约过程中失信或者违反协议内容，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引发经济纠纷。破坏彼此的人情关系、面子等问题。另外，在一些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中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与漏洞，导致双方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纠纷，而且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2.3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签订经济合同的过程中，一部分当事人对合同签订的条件认识不够全面，对于对方的基本信息没有进行调查或者调查不透彻，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没有依照有关法律进行签订，至使签订的合同没有法律保护,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无法向对方索赔,甚至有些还会对对方的损失进行承担责任。同时，许多经济合同签订之后会被妥善保管一段时间，在合同履约后便进行随意处理，一旦日后的工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则无档可查，使企业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会蒙受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

3、完善经济合同管理的对策

企业建立健全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是企业加强经济管理的重要举措，是企业对他人，对自身负责的一种体现，也是企业保障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法律手段之一。

3.1一个合格健全的经济合同责任人需要具备以下几点：①制定相应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与规范。②落实与保障其管理工作。③对企业的责任人及员工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④监督企业签订经济合同，并且熟悉其中的条款，保证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

3.2企业责任人与合同管理人员应该加强对经济合同法及相关的合同知识的学习，以此来提高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的认识。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合同的重要性与实用性，才能真正的将其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才能在强烈的竞争中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3.3企业责任人或合同管理人员必须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经济合同的签订与管理，使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有条有序的进行。合同的制定及签订必须由企业的相关法律部门全权进行操作，同时，合同的承办人必须要经过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才能进行有关的签订事项。

3.4要建立相应的合同调查制度，合同的有关承办人员要事先对合同签约方进行基本调查（签订人的资格问题，银行信用等级问题，社会上诚信度问题，资金流动与偿还能力），在确认后才能可进行下一步的办理程序。

3.5要在签订合同的前期建立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条款，将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在签约后。履约方不能按照合同内容进行履约，则对于相关条款进行协商或者是解除经济合同，尽早减少损失。

3.6企业负责人或合同管理者必须从法律的角度去审查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合同。防止在合同中出现一些隐性条款或对企业利益有不利影响的的内容。同时，还必须对合同签订后的履约过程进行监督与落实，确保合同能够保证履约的顺利进行，并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给以合理的方式解决。

建立完善的保存制度，企业的经济人员或者是管理人员要成立相应的专门部门来对于签订的合同进行妥善保管与存档，便于在后期遇到合同纠纷的时候，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

结束语：

从管理学方面来说，企业经济合同不再是简单的“一纸契约”，更主要的是一种全方位、全过程、全科学的管理手段。在我国目前的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中，如果一个企业重视其经济合同的管理与落实工作，其在经济活动中将处处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其经济效益将会有显著地提高与发展。加强企业经济合同的管理可以有效地防范于化解经营风险，有效地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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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对法的制定实施是非常重要的。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法律教育，才能让大学生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仰和信仰法律，才会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到经济领域来的人，都应具备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信仰，维护法律权威。自觉守法是具有法律意识的具体体现，是法律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大学生，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只有在意识深处认可法律，自觉守法，处处依法办事，才能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是否具备法律意识和法律理性，是创业成败的关键。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法律教育，使其不但具备创业意识和精神，还要具备创业的法律意识。

(二)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知识。法律知识在大学生的创业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必不可少。一些高校对创业法律教育不够重视，认为既然学生都已经学习过法律课程，就不必在创业的法律教育上继续深入的学习。但是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所学习的法律知识更多的停留在宪法、民法和刑法的总则内容上，对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财税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知识，没有进行全面的、有针对性的教育，他们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创业的需要。在创业初始阶段，他们就会遇到资金、设备场地以及办公场所等相关法律问题;在创业拓展阶段会遇到关于设立经营实体，进行行政审批的相关法律问题;在创业经营阶段，会遇到涉及市场交易及管理的相关法律问题;创业经营阶段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问题;在创业过程中纠纷解决的相关法律问题等等。因此，大学生在进行创业前就应该掌握与创业有关的法律知识，在遇到各种问题时，学会利用法律来处理，才能使自己的创业之路走得更顺畅。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的内容

随着我国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关于创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大学生不可能对所有的法律法规都进行一一地学习。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法律教育时，必须针对大学生创业的需要和特点，侧重传授法律知识。以下几方面的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创业应了解的:

(一)关于企业组织形式的法律。当一个创业者有了成熟的创业想法并做了相关准备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创办一个什么样的企业。目前，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创业者可以有如下几种选择:一是个人独资企业;二是合伙企业;三是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大学生创业者而言，要先对上述几种形式的企业法律进行研究，从而选择合适自己创业的形式。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大学生创业采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是较为理想的创业选择形式。第一，大学生创业初期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而根据现行的《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仅为人民币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万元，这对很多创业者而言，并不是难事;第二，我国目前并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不像合伙企业那样要求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都能对创业者起到保护的作用;第三，任何一个创业者都有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一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制度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采取公司的形式更有利于企业的专业化管理，更有利于把企业做强做大。

(二)关于企业注册的法律规定。确定了创办企业的形式后，接下来就要进行企业注册。设立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的经营活动，还必须事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我国企业立法按照企业组织形式分别立法，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有不同的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的规定，创业者需要了解清楚。另外，还需要了解《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工商管理法规、规章。设立特定行业的企业，还有必要了解有关开发区、高科技园区、软件园区等方面的法规、规章或地方性的规定，这样有助于选择创业地点和注册地点，以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公司注册还要注意遵循法定的程序，严格遵守时效、日期和期间的限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咨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公司代办注册。由于我国实行法定注册资本制，如果投资者不是以货币资金出资，而是以实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或股权、债权等出资，还需要了解有关出资、资产评估等法规规定。在企业注册后，需要进行税务登记，需要会计人员处理财务，这就要了解我国的税法和会计法的相关内容。

(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相关法律。企业营业执照的签发日期是企业成立之日。当领取营业执照之后，如何按照法律规定来管理经经营自己的企业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创业者的面前。经营管理中涉及的法律规定众多，主要有:

1.商事主体行为法。任何企业在创办后都要从事各种交易活动，而每一次运作几乎都是通过合同来完成，因此，《合同法》就成为了必须要认真学习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合同的形式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条款设置、合同的履行以及违约责任的约定，更是重中之重。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下，交易的法律形式是契约，是合同。因此，对从事市场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必须要有很强的契约观念，具有较全面的合同法知识，其工作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与他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时时刻刻离不开合同，如果没有丰富的合同法知识，就很容易吃亏上当。除此之外，民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等，也是涉及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

2.国家调控和市场规制法。企业进入经济领域中开展经营活动，必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调控，并且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之所以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因为有竞争机制的存在。可以说，没有竞争机制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根本体现不出来。可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竞争是公平、有序的竞争，那些企图垄断市场，彻底排斥竞争或不公平的、无序的、不正当的竞争都是市场经济所反对的，也是需要通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市场中排除出去的。这主要就包括《税法》、《会计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

3.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企业的经营运转离不开聘请的劳动者。要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就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重视劳动者的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劳动者队伍。这其中就涉及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问题，需要了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内容。只有全面理解和有效地运用这些法律，完善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具体条款的设计，防范和控制劳动用工法律风险，有效避免劳动争议的发生，及时调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4.知识产权法。这包括《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一方面，不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特别是要掌握在具体经营中如何利用作品、商标和专利，从而为自已获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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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帮助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帮助企业科学制定企业复工复产计划，深入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截止到目前，共出动人员226人次，深入企业，指导具备生产条件的工业企业复工复产38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户，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100%。

二、全力做好对复工复产企业服务。

一是推进银企对接。对区内20户企业在银行信贷、资金需求、资产抵押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积极为我区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对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加大力度与金融部门对接。降低企业首贷门槛、鼓励担保机构减免担保费用。

二是做好企业法律援助。对因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引发的劳动关系处理、工资支付、工伤保险等经济纠纷问题，组织法律团队做好法律咨询等服务，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好企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