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美术创作总有其挥之不去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基调。现代主义电影美学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几乎每位电影艺术大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们的影片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都深刻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思潮的巨大影响。可见地域文化对于美术创作深刻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个历史环境下的艺术发展和艺术形态表现手法。

关键词：美术创作；现代主义电影美学；多元；西方现代哲学；地域特征

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潮

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潮，开始于19世纪末，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流派繁多，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就当是的社会环境来看，在不到30年间，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的动荡和浩劫。人们沉浸在极端空虚、困惑和烦恼的精神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正是在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这种巨大裂痕中产生出来的。

就其思想根源来说，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流派，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超人哲学等，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广泛渗透在西方生活。文学艺术和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之中。从总体上讲，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基本倾向，暴露了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阴暗面，是对这个社会丧失自我的不满和抗议，是对西方世界中人们的孤寂和苦闷的心情的宣泄。

现代主义第一次进入电影，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先锋派电影运动，这场运动持续十年左右，在无声电影时期通过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传统艺术门类学习，寻找电影的表现形式，以追求“绘画电影”、“纯电影”和“主观电影”。努力为电影在艺术领域中争取一席之地。从2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实验电影，则是以美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商业电影，这类电影没有传统的故事情节，主要表现风格集中是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从艺术实质上来讲，堪称有声电影时代的先锋派电影。

无论什么时代，人总是生存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和地域，不可能漂浮在空中。这个地域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都对人们的意识有着直接的作用。历史文化的积淀更是塑造着这一地域人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西方艺术美学思潮的来袭下，法国电影的“新浪潮”与“左岸派”便应运而生了。

二、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的美学倾向

“新浪潮”电影主要是指以法国年轻导演戈达尔、特吕弗、雷维特、夏布鲁尔等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拍摄的影片，这批影片敢于打破传统，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由于在影片题材和表现技法方面的类似性而被认为构成了一个电影流派。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左岸派”，因为成员都住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而得名。这批成员中，一类是长期从事电影创作的导演如雷乃和瓦尔达等人，另一类则是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编剧如格里叶和杜拉等人。“左岸派”电影也同样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敢于向传统挑战，与“新浪潮”有相似之处。

第一，法国“新浪潮”电影与“左岸派”电影均以反传统为标记。他们反对法国电影界的讲话状态，要求废除从戏剧借鉴来的编剧理论，摒弃以导演资历为基础的制片制度，抛弃得到公认的商业化成功模式，代之以一种具有鲜明个人化风格的创作方式。这一创新潮流在电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把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影片带入商业化，使现代主义思潮从此真正在世界影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二，“新浪潮”与“左岸派”都十分强调突出个人风格。这批年轻的导演大胆提出了将电影变为个人化艺术的主张，他们认为影片应成为个人作品，导演应该在影片中体现出个人的风格，表现出自己对世界、人生、社会、政治、宗教、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见解与感受。世界美术同世界文学一样，是一种人类超越自身、超越个性、超越时空的努力。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的艺术形式。

第三，“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大胆革新电影语言，对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浪潮”和“左岸派”在电影形式和电影语言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开。

三、现代主义电影创作题材中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各种事物现象，艺术家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予以表现。电影的创作也有着其自身的文化积淀以及地域性。现代主义电影流派的艺术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生存的那片孕育他的地域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

欧洲现代派电影强调表现作者“自我”来源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唯我主义色彩。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被认识的，只有人的自我感觉、情绪状态才是真实的。帕格森的“直觉主义”主张艺术家凭“直觉”去表现心灵状态，萨特认为文艺正是表现自我作为本体存在的最适当方式，弗洛伊德情调艺术应当表现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本能和欲望。以上的这些非理性主义的美学观，使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的“自我表现”说得到了新的理论武装，强调以深奥的隐喻、离奇的想象、飘忽不定的联系、扭曲变形的象征来表现“自我”他们追求的不是对客观世界的逼真模仿，而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

例如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于1962年摄制的影片《八部半》，就是一部充满作者“自我”主观一时的影片。他个人认为，他是通过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回顾，来叙述一个处于混乱中的灵魂，并且通过影片中人物经历的精神危机，来表现处于危机中的普通人。萨杜认为：“《八部半》是一部吐露内心隐秘的作品，很似虚构的自传，情节繁多，表面上看来似乎混乱，却安排的颇具匠心。”

无论什么时代，这个地域的特定历史文化都对人的性格、心理起着直接的作用。现代电影反映了西方社会动荡变化中的重重危机和矛盾，深刻地揭示出这个社会被扭曲和异化的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技术文明与精神危机的两极分化下，形成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的揭示了其社会认知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了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文思想。

可见，地域文化是深深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意识，给予人们在美术创作中深刻的地域性特征。也给予某个特定时代与众不同的标签。（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指导老师：李群

参考文献：

[1][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3][美]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

[4]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篇2

你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即根据医院发生的错换手牌的事实以及血液足印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季素梅现抚养的孩子是马兆霞的，而马兆霞现抚养之子不是马兆霞的，所以马兆霞应当将她抚养的孩子交出来。如果马兆霞不交出孩子，对其拒不交出孩子的行为，则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有刑法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也可适用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但要充分做好当地党政等有关部门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以防矛盾激化。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张勇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执行问题的请示报告

                                 〔1988〕苏法民字第18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季素梅诉泰兴县人民医院（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确认血亲关系一案的执行问题已多次向我院请示。该案在当地影响很大，拖得时间久。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了倾向性的处理意见，但政策上没有把握，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兆霞，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生炳林（系马兆霞之夫），男，33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十里甸乡三太村二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季素梅，女，28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邮电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系季素梅之夫），男，29岁，汉族，泰兴县人，泰兴县生资服务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程建民，院长。

1985年1月24日，马兆霞、季素梅先后于2时45分和15时40分在泰兴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各生一男婴。同年1月28日上午9时许季素梅在医院给小孩喂奶时发现露在襁褓外的小孩左手腕上，系着“马兆霞之子”字样的布牌，当即向医院提出。当班的助产士周红珠未按医院的规定认真查对，错误地作出了判断，并换了小孩手牌。季素梅出院后一直有质疑，便向泰兴县人民医院领导作了反映，并于1986年9月20日向泰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血亲关系。县法院受理后于1986年12月9日，委托泰兴县工农兵医院对季素梅、张勇夫妇及其所抚养的小孩的血型进行检验。结论是：季素梅、张勇夫妇的血型均为B型，小孩则为A型。同年12月17日，县法院委托泰兴县公安局提取了季素梅现抚养之小孩的左足印，连同县人民医院所存马兆霞、季素梅所生小孩出生时的左足印，送江苏省公安厅进行痕迹鉴定，鉴定结论是：季素梅现抚养的小孩左足印与马兆霞分娩时住院病历中的新生儿左足印同一。

审理中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配合法院对其所抚养的小孩提取血液、足迹进行鉴定，第一审法院虽做了大量工作，马兆霞夫妇也不肯承认小孩领错，使问题处于僵局。其间，季素梅夫妇及其家人多次上访县法院、县人民医院及县委，以致影响了县法院和县人民医院的正常工作。针对此情，第一审法院经向上级法院请示后，于1987年1月26日去马兆霞家准备强行取证，又因马兆霞有意逃避而未成功，反而致前去的承办人受围攻，三人受轻伤，棉大衣、照相机、帽子等物被抢（后经县委组织了调查组，追回了所抢去的东西，但未能查出为首肇事者）。

1987年3月4日，第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公开了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一、季素梅、张勇现抚养的小孩系马兆霞、生炳林亲生。马兆霞、生炳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将小孩领回抚养，不得虐待、遗弃。二、马兆霞、生炳林应将现抚养的小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送交泰兴县人民医院代为抚养，直至全案审理终结。在此期间的抚养费用由人民医院负担。三、诉讼费30元由泰兴县人民医院负担。马兆霞、生炳林不服，以双方所生小孩未有错牌之事。小孩没有搞错，现作出的检验、鉴定依据不足为由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于1987年9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如何执行终审判决后，由于马兆霞、生炳林未能自动履行，季素梅、张勇夫妇便于1987年9月18日向第一审法院申请执行。1988年3月26日泰兴县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咨询，督促第一审法院尽快执行。群众对此案至今没能执行也很关注。第一审法院于1988年6月上旬曾试图请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出面作马兆霞、生炳林的疏导工作。但马、生坚持无理要求，一要保留小孩居民户口；二要赔偿其人民币一万元。对此，第一审法院认为，再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做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及其亲属的思想疏导工作，敦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若经多层次思想教育无效，即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和张贴执行公告，限定时间，责令马兆霞、生炳林夫妇接受亲生小孩，同时交出身边抚养的小孩。若马兆霞、生炳林夫妇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内拒不交出小孩，甚至将小孩藏匿起来，将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对马兆霞、生炳林实行司法拘留，在拘留期满后，马兆霞、生炳林若仍不交出小孩，就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同意第一审法院的意见。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该案自立案迄今已两年之久，为了避免孩子越大越难执行，在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已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均无效，以致法院干警被打，东西被抢。现原审第三人马兆霞、生炳林在法院终审判决后，不仅没主动交出身边他人的孩子，亦没领回自己亲生子，甚至还提出无理要求，拒不执行已生效的法院判决。鉴于该案影响之大，同时还涉及到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参照全国法院业大民诉法教材关于子女抚育的执行问题的精神，为使本案判决切实得到执行，我们将继续会同县、乡、村的有关部门，充分做好第三人的思想工作，让其主动执行判决；如第三人仍拒不执行判决，同意第一、二审人民法院倾向性的意见，按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强制执行。若拘留后仍不执行判决，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篇3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篇4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明确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当作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基本要素。钱穆先生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地域文化亦非简单的地理概念，其核心和精髓乃是人文精神。地域文化与一地的人文风貌、人文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影响着一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和精神气质。深入研究一地文学、一地作家群体或者一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参照。研究文化与文学之间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无论对文化还是对文学都是有益的。

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在黄海和东海之滨冲积出连绵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和大陆架，这使位于长三角地带、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湿润多雨，水网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样风貌。多元文化对江苏区域人文精神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江苏地区不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苏人文精神。江苏地域文化虽然多样，但最根本的还是水文化。水本无形，却随物赋形，包容万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说：“上善若水。”水，不仅体现着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更具水滴石穿、刀斩不断的韧性精神，这种文化特点对江苏文学的影响在于，古往今来生长于这方土地的文人骚客大多以诗意的审美理想作为毕生的创作追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学，“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文化对江南的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儒家文化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等思想，对江苏作家的影响亦不大，因此江苏文学，尤其是描写故土人情的江苏乡土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有意或无意对政治的疏离，或是即使碰触也从不针锋相对的态度，成为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在江苏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汪曾祺曾说：“我的家乡是个水乡，我是在水面上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围绕着故乡高邮的民俗风情、景物风貌展开，淡化小说情节，笔下的人物具有浓浓的生活趣味和朴实的民间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从此之外，别无其他。”《受戒》中作者将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绘的水乡风景画里，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只描述一个叫明子的小沙弥帮小女孩英子干农活，小英子摆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寻常生活，然而那种似在河水中流淌着的若有若无的干净纯粹的情愫却感动了无数读者，这个犯了清规戒律的小和尚虽然触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大淖记事》中女人们没有“规矩”，男人一般随心随性地生活，都显示了作家对自然自在生命状态的肯定和期待，充满了诗性文化和自由精神。这是汪曾祺的创作原则使然，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让人感受到爱。那么，什么是爱？他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高晓声作为当代江苏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颇具特色。他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发出口号，而是在细微处用笔，细节处显现，颇有静水流深的意味。纵观他的一系列以家乡苏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以普通农民的生计小事反映农民坎坷命运和时代的大主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拣珍珠》，写的都是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这看似针头线脑儿的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他的“陈焕生系列”通过对新时期农民陈焕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识深处的奴性绝非仅靠社会改良或经济上的翻身就能铲除。作品以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彻洞察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时代阿Q”形象。这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是那么决绝地不闻不问，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使然。

而这种特色在晚近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苏童、荆歌以及毕飞宇等当代江苏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异的体现。

以范小青为例，这位来自吴地苏州的女作家有着与汪曾祺相似的乡土情结，她说：“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文化和历史中，所以，在许多年的写作中，我笔下的人物和事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种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创作不仅浸润着吴地水文化的独特韵味，更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书写着吴文化的精神。从《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乡简史》《赤脚医生万泉和》，她笔下的人物既有干部、进城的农民工，也有坚守土地的农民，“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小说中相遇，展开一段段故事。《赤脚医生万泉和》更是以小见大，以万泉和这个小小的乡村赤脚医生的命运写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在范小青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静态度，她始终与叙事客体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距离，即使是重大历史事件她也轻描淡写，有意淡化。这种疏离，正是她追求的一种创作姿态和叙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种自然选择。一方面P心政治，但更关心小人物的命运；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却紧紧跟随时代脚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这正是范小青介入现实所采取的独特的叙事姿态。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

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水是江苏文化的基因，她温婉柔美、灵动鲜活，又至柔至刚、刚柔相济。无论静水流深还是汹涌澎湃，水是永不止息的，这决定了江苏乡土文学是动态的，发展的，也将源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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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是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情感、感受。体验的基本对象是———生活。地域音乐文化以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完整体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为学生的“体验”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体验式教学不仅是保存地域音乐文化完整性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促进学生生命完整成长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完整性;非逻辑思维

一、体验式教学概述

体验，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周围的事物。以体验式教学为基本特征的教学方式，即体验式教学。体验的主体是个体，体验的对象是生活，面对同一生活，各个主体之间的体验不可能完全相同。体验式教学是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注重学生的情感、感受。体验式教学，从学生生命本体出发，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是人生命的体验，具有情感性、个体性、不可言说性，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相比较于其他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音乐艺术这门古老的学科有着其自己的特征。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件音乐作品不是人们情感的载体;音乐具有不可言说性，即便有的音乐作品附带歌词，每个个体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故音乐艺术的教学必须关注学生的体验，树立体验式教学观念。地域音乐的本质特征要求体验式教学。地域音乐文化是“地方生活、人、音乐”的关联体，脱离了地方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地域音乐文化即丧失其原有的活力与生气。对于地域音乐文化来说，音乐即生活、生活即音乐。可见，体验式教学是地域音乐文化教学的基本诉求。

二、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的基础

1．地域音乐文化的生活基础

地域音乐文化与生活关系甚密。体验的基本对象———生活。地域音乐文化由于与地方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地方人民生活、历史、人、音乐”的关联体，单独把音乐形式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就失去了地方音乐艺术的灵魂。这是由于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的创作来源截然不同: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是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创作主体是劳动人民，众多的音乐作品都来源于人民的集体创造，来源于生活实践，来源于地域风俗人情。乡土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作音乐，在生活中改编音乐，地域音乐作品在生活中流传。西方的音乐作品，以专业的音乐家艺术创作为主。我国的地域音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音乐即生活，生活即音乐”，尤其在一些善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音乐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分不清什么是生活、什么是音乐。音乐文化会渗透到地方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节日庆典、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上山狩猎、下地播种、驱魔祈神，他们都要音乐艺术来渲染气氛。地域音乐不可缺少的地域生活背景，是体验式教学的基本对象，是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体验生活的基础。

2．地域音乐文化的情感性

地域音乐文化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每一首歌，每一首曲子，无不在诉说着人们的情感，地域音乐就是地方劳动人民情感的载体。音乐就是情感的流动，人对于音乐的感受就是对于音乐的体验。面对情感色彩浓厚的对象，若让学生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来解读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地域音乐文化所承载的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感性情感，诸如男女的“爱、恨、情、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感性情感，不同于上升到一定层次的理性情感。地域音乐文化的教学，学生的直觉比分析、综合、推理更有意义。基于地域音乐文化浓厚的情感色彩，将直觉运用到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直觉对于学生的精神成长、情感丰富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生是特殊的人，是正在发展中的人，是一个身体、心理、精神、情感的综合体。直觉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就是———体验。直觉强调音乐的感受性、整体性的体验，它与注重逻辑思维的认知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直觉是非理性的，是及时的，是一种思想、情感、想象的综合涌现。这种综合涌现的心理因素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心理、精神、情感的成长。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个“人、地域生活、音乐”的关联体，表现出文化的丰富性、鲜活性、完整性，而这些在学生直觉体验的过程中涌现出思想、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全面刺激学生生命的完整性成长。故体验式教学，是地域音乐文化情感性的内在诉求。

3．高校音乐专业体验式教学的基础

体验式教学是高校音乐专业的传统教学方式之一。音乐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学科性质决定了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中“体验”不可或缺的地位。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与学生在诠释一首作品时，几乎所有诠释者都不会忽视作品情感的因素。音乐作品的情感怎样诠释?关系到诠释者对于音乐作品的体验。尽管，近代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都是借鉴西方音乐教育的体系，在西方教育文化“科学化、概念化、理性化”的强势影响下，音乐教育学科的人文化特征有所淡化，但是体验式教学在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实践中仍然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声乐、器乐、舞台表演等学科领域。在专门的《音乐鉴赏》课程中，体验式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故音乐学科的教学领域，自古就有体验式教学的传统，这是地域音乐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的实践基础。

三、高校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的优势

1．发展学生的非逻辑思维

学生的发展不单纯是逻辑理性心理的发展，还包括必要的非逻辑思维的发展。非逻辑是人在非认识、非理性下产生的情感、意志、想象、灵感等心理因素，具有不自觉性、非逻辑性、及时性等特点。近年来，众多的科学家揭示非理性思维对于个人的发展与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意志、需要等非逻辑心理虽然不是哥特的认识能力，却是维持个体认识活动的重要因素;灵感、想象、直觉与逻辑思维有效结合可以促进认识活动实现质的飞跃。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想象、灵感、情感等非逻辑思维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学论主张者倡导体验式教学，强调直觉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教学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教学过程不应该全盘被预设、被控制，而应该是过程性的、及时性的、形成性的。音乐教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与自然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纯然的概括、分析、总结、归纳、推理等逻辑方式所能达到的。直觉、体验是音乐教育教学的必然实践方式。音乐艺术的教育首先应响应人文主义教学论主张者的倡导，采用体验式教学，重视教学的过程性、形成性、学生的体验性。地域音乐文化作为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关联体，其鲜活性、完整性、生活性、情感性，为学生的想象、情感、灵感、直觉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土壤。故高校音乐专业教师在地域音乐文化的教学实践中，应广泛运用体验式教学，充分发挥地域音乐文化对学生直觉、想象发展的最大价值。

2．促进学生的完整性

成长高校音乐专业面对的学生都是成人，正处于学生情感、价值发展的关键时期。地域音乐文化以一个“人、音乐、生活”的完整体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直接形成学生、音乐、生活的完整性关联，在这一完整的关联中，学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生命的完整性。把地域音乐文化用体验式教学融入教学实践中，必然会带动学生情感、想象、价值观的全面成长。学生个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身体、情感、心理、精神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体验式教学关注教学的完整性，强调让学生参与到具体的音乐语境中，在这一具体的语境中，学生必然会感受到我与自然、我与社会的关联。体验式教学的音乐语境引起学生灵感、直觉、想象、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涌现，学生在这一系列因素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促进学生完整性的成长。总之，地域音乐文化体验式教学是学生生命完整性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保存地域音乐文化完整性的内在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李爱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篇6

《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是曾军的最新力作，这部拥有新颖名称的著作，也同样拥有新奇、独到的观点、视角和方法，并逐渐建构出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方法。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3]在《城视时代》一书中的具体表现是，曾军用“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将视觉文化对文学叙述方式、新媒体文学、新型的艺术形式等产生的影响，以及视觉观看本身内蕴的政治学原理等，跟城市文化的城市景观、市民价值观念、区域性文化、地域性文学叙述特点、文化传承问题，以及一些非城市性文化问题等都联系起来。

篇7

在跨文化视角下赏析英美文学作品，有利于阅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更能明晰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特点，了解英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借助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提高个人英语水平，实现英语素养提高的目的。

关键词：

跨文化视角；英美文学；作品赏析；语言艺术；艺术体现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英语学科教学质量在快速提高。在跨文化视角下欣赏英美文学作品，体味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能够促进阅读者英语思维模式的形成。

1英美文学作品中语言艺术的体现分析

在不同的地域与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不同的特点。在我国，中华五千年文明对文学作品的发展有直接影响，而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性则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文化。一般而言，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圣经》是英美文学作品艺术语言的来源。在古希伯来基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圣经》应运而生。除了自身所具备的宗教意义，《圣经》的文学意义也是不可小觑的，它不仅仅是基督教的重要作品，更整合了古希伯来文化的诸多元素，是基督文化的内涵总结，也是每一位基督教徒的精神支柱。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圣经》的应用主要三种方式：其一，《圣经》中的许多寓言式故事被作为经典直接引入，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创新素材。其二，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会体现出《圣经》中的道理。著名的诗人拜伦也经常利用《圣经》内容去表达自身情感，将《圣经》作为个人情怀表达的蓝本。其三，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会不自觉地将个人情感与文化意识以作品之中，他们会选择历史人物或者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以此来表现人类的性格与思想道德观念。第二，古希腊神话是英美文学作品语言艺术的源泉。古希腊神话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更具文学的基本属性，无论审美要素还是故事情节的安排，都是英美文学作品的典范。马克思则这样评价过古希腊神话，它是希腊艺术的起源，更是希腊艺术的宝库，是希腊文化发展的重要土壤。古希腊神话给英美文学作品提供了发展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作家与诗人，像但丁与阿里斯托芬等。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人物都具有古希腊神话色彩。

2跨文化视角下英美文学作品语言艺术赏析

在跨文化视角下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赏析，需要阅读人站在英美文化特色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主动了解英语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

2.1英美文学作品语言精练且有韵味

欧洲地方性语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应用较为普遍，许多英美作家会在创作过程中利用地方性语言提炼语言，做好语言的修饰与润色工作，提高文学作品语言的艺术特性。一般来讲艺术作品是作者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综合体。在不同的时期，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不同特点。但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源于生活，且高于现实生活是唯一不变的特点。就像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雷特》，就是生活与文学的结合体。其中语言多变，修辞手法丰富，这样精练的语言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本身的韵味，能够吸引读者关注。

2.2英美文学作品的戏剧性较强

与东方文学作品不同，英美文学作品的戏剧性较强，作品中有很多独白自述片段。英美国家作者乐于表达人物的内心状态，独白手法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应用较多。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对人物内心的独白进行戏剧化处理，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去表达自己对于所处社会的态度，对于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借助故事中的人物去抨击社会现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存在借他人之口述自身之情的现象。在跨文化视角下赏析英美文学作品，需要阅读者关注戏剧性这一特殊的语言特点，尝试去接受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为英美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戏剧场景所感染，这也是英美文学作品得到高度认可的重要基础。

2.3充分考虑英语文学作品文化性

跨文化视角下赏析英美文学作品，需要赏析者时刻关注文化要素。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实用性与交际性是语言应用的重要原则。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将英美文化与跨民族文化进行结合，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与作品实际创设的语言环境进行结合，在尊重英美国家文化的基础上赏析文学作品，才能促进赏析效果的优化。阅读者要在文化视角下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借此去提高个人交际能力，让跨文化与跨地域的语言交流不再是问题。与作品本身沟通，与文化沟通，才能感受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

3结束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在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逐渐显现出来。在跨文化视角下赏析英美文学作品，体会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对于每一位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关注英语文学作品中语言艺术的重要意义，才能扩大语言艺术魅力的影响，推动英语文学影响力提升。

作者：姚芳 单位：重庆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拾景乐.浅探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评论的影响[J].英语教师,2015,(12).

篇8

关键词：广西；地方文化；丝绸产业

中国距今为止已有5000多年的桑蚕文化，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各式各样的丝绸物质形态和精神意识形态，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明财富遗产，即使现在也依然受益。有用绫罗绸缎做出来服饰，有带“纟”字旁的汉字200多个，绝大多数都与丝绸有直接关系，还有形成于汉，发扬于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更是影响了整个世界，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声望远播，而且重振丝绸之路，实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政策也成为当前我国政府重点践行的治国及外交的战略方针。

广西十年前借力“东桑西移”，一跃成为国内茧丝原料生产、供应龙头，但丝绸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却不够发展。另外，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它掩盖不了其“速成”的烙印和“文化短板”，这样的产业现状不利于今后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丝绸产业的发展不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研究综述

国外专注研究文化与丝绸产业关系的不多，更主要的是集中在宽口径的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影响作用上。比如早期的马克斯・韦伯、熊彼特，及现当代的迈克尔・波特、新制度经济学派等都对此作过经典论述和深入研究。如：“文化形成的长期性导致了区域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和不可复制性，也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区域文化烙印，并最终使区域经济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又如：“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无形资产，经过适当的市场化处理后，便有可能以区域文化产业的形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目前国内有关地方文化（含地方丝绸文化）与丝绸产业发展之间的影响作用关系的研究较少，但现实生活中借助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促进丝绸产业发展的实践较多，如浙江的湖州、杭州、嘉兴，江苏的苏州、吴江，四川的南充、成都等这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李荣华、陈萍（1997）认为蚕丝文化具有满足、整合、改造、标识、导向、教化等功能作用，其对于丝绸产业的发展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规范功能。王玄瑜，赵凯等（2011）研究认为丝绸文化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刘平（2007）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桂文化与广西经济的关联关系，并认为当前广西经济的发展因缺乏创新而受到了限制。金佩华（2007）认为中国蚕文化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于一体，体现了蚕文化的真、善、美，他还指出蚕文化与蚕业经济之间的互动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孟召宜，渠爱雪等（2012）从县域、省域2个层面分析1990―2010年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得出区域文化资本具有动态变化性，江苏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传统产业，如丝绸产业，其经久不衰、持续繁荣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背后有相应的产业文化加以支撑和引导。文化因素不仅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特殊情况下甚至关系到其生死存亡。

二、广西地方文化资料概述

（一）民族风情风俗文化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西目前世居民族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 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另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黎族、土家族等40多个其他民族成分。壮族是广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历史悠久，并在历史演进中的日常生活、劳作时创造产生了各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大致可分为民族风俗、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民族语言文字及创造等类别。最有特色的是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等风俗习惯。典型代表主要有“三月三”的歌节，壮族服饰的色彩意义，苗族的服饰文化，侗族侗寨的“百家宴”，瑶族的赶鸟节等。总的来说，广西少数民族大都能歌善舞，热情开朗，一般穿少数民族服饰，姑娘们喜带银质饰品，每逢节假日或祭祀会举行各种盛大的活动。

（二）自然风景旅游

广西，特别是桂林地区自古以来就以秀美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地理地貌吸引着天下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驻足，甚或长居、定居者亦不在少数。而近现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广西的很多名胜古迹在迎接国内蜂拥而至的游客的同时，还接待了众多的国外游客，特别是桂林已然成为了海外游客的重要目的地和集散地。广西的自然风光种类繁多，千奇百怪，各领，大类简单的概括主要有“山、水、洞、石、坑、园”等，加之和当地所居住的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交织在一起，更是形成了特有数不胜数的旅游资源。其中的精品旅游线路就不胜枚举，比如漓江游、阳朔西街、德天瀑布、灵渠、独秀峰、北海银滩、象鼻山等等。

这些旅游资源或如散落的明珠星星点点分布在广西各地，或几点一线形成一条热络的旅游线路，但他们之间总归都是要纵横交错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旅游网络”。而构成这个巨大网络的要素，除了上文说的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流网、物流网、信息流网、资金流网等。可以说这个网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等待有识之士去挖掘。

（三）古代旅桂文学

正如前文所说，广西，特别是桂林地区自古以来就以秀美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地理地貌吸引着天下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览驻足，甚或长居、定居，也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以赞美歌咏为主的文学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旅桂文学。只描写桂林美景的就数不胜数。南朝文学家颜延元曾写下“未若独秀者，峨峨郛吧间”的佳句，独秀峰因此得名，唐代张固诗谓“孤峰不与众山俦，直上青云势未休”，南宋的王正功更是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字句镌刻在独秀峰的石壁上，成为桂林的代名词。明代孔镛诗云：“象鼻分明饮玉河，西风一吸水应波。青山自是绕奇骨，白日相看不厌多。”用以赞美象鼻山的美景。唐柳宗元应人之邀作《訾家洲亭记》生动的描绘了訾洲的美景。

除了桂林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赞美广西美景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西南轻重本邕州”的南宁，“桃花栽满县，春色胜河阳”的梧州，“薄梦游空影，浮生出太荒”的涠洲岛，“庙食千秋傍水涯”的柳侯祠，“清风拂翠处，望际若奔涛”的南宁青山等等，唐代大文豪韩愈简洁传神的概括广西的风景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总之，古代诗人笔下的广西是“千里景千变，一山一诗篇”。在如此丰富的遗产面前，有识之士要做的不能仅限于理论研究、文献研究、从书本来到书本去，只限于精神层面的享受和追求。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活起来、火起来，连同广西的丝绸和风景一同发扬光大。

（四）丝绸文化遗产

罗永平（2011）认为：“丝绸文化是中国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丝绸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丝绸的精神财富”。丝绸文化在我国也多以不同地域区划形式独立的存续和发展，主要代表地区有浙江、江苏、四川、广西等地。如常说的“四大名锦”，“四大名绣”等多出于这些地方。但同一地域的丝绸文化却没被历史分割断代，而是一直延续下来。典型的如诞生在江苏地界上的吴文化，丝绸文化在其中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早已成为其城市的名片。央视曾经有期纪录片《说吴》，里面就提出：“无锡的丝，苏州的绸，南京的云锦，以及刺绣、缂丝、加上昆曲、评弹等等，构成了江南吴文化的主轴，而丝绸的历史最悠久，丝绸文化的影响和波及最深最广，她深深镌刻在吴人的心中，酿造了吴人清新、风流、婉约、柔韧的性格品质，也造就了江南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同为“四大名锦”的壮锦，起源于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壮锦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广西还有“白裤瑶的蚕丝文化”，因其男子常年穿及膝的白裤而得名，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有 “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之称。可以说蚕丝文化贯穿于白裤瑶人的整个“生老病死”的人生阶段，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现如今，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由于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天然地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广西也自当抓住机遇，弘扬丝绸文化，并赋予其丰富的现代内涵。

三、促进广西丝绸业发展的建议

广西丝绸产业的现状是产业内结构不合理。和国内如江浙等地比较差距明显，更不能与国际上的意大利、法国等相提并论。且短期内提升整个丝绸产业的水平，实现结构的升级不现实。文章在这里提出借助“地方文化资源促进广西茧丝绸发展”的观点。借助广西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运用现代先进的营销理念，及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对丝绸产业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希望能探索出一套符合广西区情、适应丝绸产业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的区内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方案或规划来，使广西地方文化，特别是丝绸文化以崭新面孔进行广泛传播，具体来说就是构建地方文化和丝绸产业互动的“点、线、面”立体、循环发展模式。众多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文化和经济、产业之间是密切关联的，文章上文也对广西的丰富地方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文化、信息传播”这些关键词内在的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立体、循环模式。广西如果利用好这种天然的资源优势，应该会大有可为。

第一步是“设点”，选择丝绸产业集聚地，旅游热门地区（旅客主要的集散地）或对外示范窗口城市等设立各种形式的“点”。如“丝绸博物馆”、“丝绸产业创意园”、“丝绸文化节”、“丝绸文化陈列馆”或“丝绸体验互动管”等，这些已经被其他地区如广州、江浙、四川等的实践证明可行，且效果不错，对于广西来说更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二步是“连线”，广西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景点、景区，而且比较集中，使得游客流量比较大，因此为了哪怕是推广、宣传，而不是销售产品，也应该抓住，利用好这样优势。 游客一般不会是游玩某一特定景区，而是选择若干线路游玩，因此可以在这些景点、线路上增强相关信息的传播和投放，设立丝绸相关产品销售连锁店、体验店等，既增加了广西丝绸的知名度，传播独立丝绸文化，也能增加产品的销售。同时也可以借鉴、推广产业体验旅游，因为广西的丝绸产业地理上比较集聚，主要集中在个别市县，为这种模式提供良好的基础。第三步就是“成面”，是关键所在。也就是在文化与产业互动过程中，让它沉淀、积累、更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它决定前述“点线”的铺开的成败，是决定两者能否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的前提。

参考文献：

[1]罗永平.“丝绸文化”随想[J].江苏丝绸，2011（01）

[2]谭莉，蒋立松.白裤瑶蚕丝文化的教育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2（11）

[3]金佩华.中国蚕文化论纲[J].蚕桑通报，2007（11）

[4]孟召宜，渠爱雪，仇方道.江苏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2012（12）

[5]玄瑜，赵凯，高绘菊，牟志美.丝绸文化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蚕业，2011（02）

[6]李荣华，陈萍.中国蚕丝文化概论[J].蚕学通讯，1999（09）

[7]吴义能.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2006.

篇9

[关键词]校园文化；校园文明；特征；统一；建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6)02-0025-02

一

校园文明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也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尽管一些学校“有文化无文明”的校园文化建设结果的出现表面上看是由“文化建构的任意性”、“文化引导的盲目性”、“文化主体的浮躁性”和“文化组织的散乱性”等原因所导致，但对校园文化和校园文明二者关系的理解有误与处理不当才是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缺乏智慧的深刻原因。

所谓“校园文化”，是指师生在改造校园环境、协调入际关系、把握自身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校园样式、风格及行为。它一般由校园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四个层面的文化组成。其中物质文化是指学校的建筑、器材等物质条件与设施，是校园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指用以规范师生行为的各种政策、守则，是校园文化的纽带；精神文化是师生在校园生活中形成并自觉认同的群体心理和意识，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行为文化是指师生的具体行为展示，是校园文化的载体。而“校园文明”则是指校园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满足师生追求真善美的需要、促进学校良性运行的程度，是校园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校园文化和校园文明各有其自身的特征：

第一，产生条件不同。校园文化是师生处理其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关系的产物，是师生对校园地理环境、人际关系和自身进行人造的结果。而校园文明则是师生在处理其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矛盾的过程中，对人造结果加以合规律合目的的改造后将“人造”结果转化为“造人”结果的产物。例如，各种亭台楼阁、名人塑像、文体活动等校园文化就是师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烙上其思想或活动印迹后的人造之物；但雅致的环境、美好的言行、淳正的校风等校园文明却源于那些具有造就和发展人材和大师这一“造人”功用的优秀校园文化。

第二，存在依据不同。校园文化是特定学校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为了特定的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一切，故在不同的学校，校园文化总是各具内容、风格和样式，体现出它以不同学校、不同办学条件和办学目的为存在依据的多元特征。例如，农业大学的田地棋布、追求增收增产的校园文化就有别于师范大学的名师丰碑树立、培养师范人材的校园文化，也不同于理工大学的科技迹象遍存、崇尚发现和发明的校园文化。尽管如此，校园文明的存在依据却是一元的，即不论是何种内容、样式和风格的校园文化，它们要想发展为校园文明，都只能以能够满足校园师生获取真善美的需要、促进学校的发展为共同依据。

第三，变化形态不同。校园文化的变化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而校园文明的变化则是一个相对平稳跳跃的过程。一般来讲，校园文化由于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成果，因而它往往是在顾及学校传统及其办学条件的基础上连续渐进地展开它的千变万化。而校园文明的变化却不同。校园文明对师生和学校发展所起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决定了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被轻易地加以改变，而是保持其相对平稳的变化态势，但当学校出现大的转型和调整，抑或校园文化出现大的变革，那么原有的校园文明势必会随着学校的转变或校园文化的积极变革而发生跳跃式的变化。

第四，价值属性不同。在当今学校，师生个性的差异存在及校园文化生成环境的开放使得校园文化的内容往往是真假共存、善恶同在、美丑并蓄，展现出它在价值上既可彰显智慧和先进，又能暴露愚昧与落后的二重属性。而校园文明因为是师生对校园生活的恰当把握，其同假恶丑相远离，与真善美相伴生，所以它在校园中的千姿百态只会是精华的自由展示而不是糟粕的丝毫泛滥，从而显示其在价值上惟独容纳校园精华的单一属性。

二

以上校园文化与校园文明的种种特征表现虽然说明了二者之间界限的客观存在，然而透过形形的校园文化现象，二者又不乏有机统一的一面，这种统一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二者相互规定。一方面，优秀的校园文化外在地规定校园文明的存在。例如，清爽的校道、别致的景点、畅通的网络、齐备的教研设施等器物文化体现的是精致与优良的器物文明；整理内务、发明创造、排队就餐等行为文化显示的是有益与优雅的行为文明；按章管理等制度文化凸现的是有序与高效的制度文明；勤奋务实、敬业励志等精神文化张扬的是健康与向上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校园文明是校园文化的内在规定。校园文化虽然是千校千面，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满足学校的文明需求。以学校的社团文化为例，甲学校的文学社在办刊、经济社在生产，而乙学校的文学社在讨论、经济社在消费。显然，这两所学校的社团文化在对方看来或许都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然而经过仔细考察却不难发现各自都不乏文明的价值：前者突出的是社团活动的技能性和创造性，后者突出的则是社团活动的表现性和消费性。这一例证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校园文化，不论师生如何建构它的内容和形式，校园文明始终都是校园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意蕴或内在规定。

其次，校园文化与校园文明相互依存。一方面，校园文化是校园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校园文明从来不是随校园落成就可自然出现的伴生物，而是广大师生积极创造校园文化，并努力克服校园文化中存在的譬如教与学、学与用、劳动与休闲等诸多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的重重矛盾，使校园文化发展到具有泽被师生、造福学校这一价值时而取得的历史成就。离开了校园文化的丰富、变革和完善，校园文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校园文明是校园文化变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当代校园文化的开放性和个性化特征的存在虽然使得不同校园文化间的频繁交流与碰撞变得空前激烈和复杂，但校园文化避免蒙上文化尘埃，绽放文化光芒的关键既不在于校园文化内容的增多，也不在于校园文化形式的新奇，而在于校园文明现实地成为了校园文化变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因为：其一，校园文化如果不以接近校园文明作为自身变化的方向，那么我们在发展校园文化时就会只注重校园文化的积累而疏忽其内容的意义，以至于将校园文化的建构看成是一种可以任意为之的操作。其二，校园文化倘若不以校园文明作为自身发展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会把现有校园文化的存在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事情。离开了校园文明牵引的校园文化只能走向混乱、流于低俗。

三

上述校园文化与校园文明的关系深刻表明：校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校园文明形成和升华的过程，校园文化的多层面构筑与文明化追求必须结合起来，互动互进。既重视校园文化的创造和积累，又追求校园文化的优化和提升从来都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应然之义。换句话说，校园文化的发展从整体上来说决不是一个校园文化与校园文明相分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统一、交互完善的过程。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实现校园文化发展的方略就在于从校园文化与校园文明相统一的角度去构筑合理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而由以下三要素构筑而成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无疑就值得学校师生予以重视和参考：

“丰富”，即积累、兴盛校园文化。这是校园文化建设模式构筑的基石。它一方面强调校园文化的建构既要重视对校园自然环境、教研设施等“硬件”的添置，也要关注对校园精神、管理制度等“软件”的培育，以保证校园文化内容体系的完整。另一方面也要求针对师生需要及学校条件，尽可能地创造吸引师生注意、便于师生参与、发挥师生才华的多种校园文化形式，使校园文化形式能够准确、灵活而充分地体现和强化校园文化内容。为此，本着“开放搞活”的原则，在教师和学生队伍中培养和使用校园文化建设的专家及文化活动骨干、积极拓宽校园文化建设的投资渠道以争取社会力量的文化投资、建设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数字校园、对外来文化加以批判吸收等就不失为丰富校园文化的有效举措。

“创新”，即变革、优化校园文化。是指对现有校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超越性的改造和完善。创新校园文化的目的在于通过反思、批判和发展校园文化，使校园文化能够不断孕育和提升其文明价值，因而它是校园文化建设模式构筑的关键。它首先要求师生时刻反思校园文化的文明程度。例如，反思精神文化是否催生了“道德文章、堪为师表”的大师和“知行合一、心智健全”的学生；反思器物文化是否得以绿化、美化，因而能够“筑巢引凤”；反思制度文化是否成为了促进学术、培育人才和大师的坚实保障；反思行为文化是否彰显了师生热情、上进的儒雅气质；反思校园文化是否成为积极影响社会的示范文化等等。其次是要求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大胆变革校园文化形式、小心改造和完善校园文化内容。采用校园文化新形式尽管经常会面临因违背传统、冒犯权威所带来的风险，但只要新形式有助于增加校园文化的文明价值，广大师生就不妨大胆突破校园文化形式的旧框框、采用校园文化的新形式。当然，校园文化新形式的采用由于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扶持，例如国情的允许、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社会舆论的宽让、家长的理解与协作等等，故在变革校园文化形式时要做到必要的小心谨慎，不能随意触犯社会的法规与道德。

“树我”，即树立校园文化的独特个性或形成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不能独具一格且品格优质，那么该学校不仅难以培育出一流的大楼、大师、大材和大气，而且还将走向沉寂甚至是沉沦[1]。鉴于此，追求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无疑就成了校园文化建设模式构筑的重点[2]，需要学校特别注意的是：第一，集中发展校园优势文化。这是指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只有集中发展校园优势文化才能保证校园文化特色的形成，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校园文化的建设，而仅仅是强调在维持诸种校园文化相互支撑、协同提高这一结构关系的同时突出对校园优势文化的建设。第二，重视校园文化的国际定位。在日益开放的时代，校园文化个性的树立显然必须面向全球，实施国际定位战略。它主要强调学校须以自信的校园文化传统与西方学校的校园文化对话，用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的国际视野来审视、评价和完善自身的校园文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实现向世界展示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10

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提出了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方法，认为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应运用主题式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教学方式和创教学评价机制。

关键词：

地域文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人们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各类文化的总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大学语文的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传承和创新地域文化，发挥大学语文的社会引导作用。将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教学，就是要引进地域文化的活水，扩展学习渠道，增加大学语文实践的机会，使大学语文教学与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让大学语文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当地域文化作为一种课程资源融入大学语文教学之后，地域文化一定能够得到广泛地传承和不断地创新。第二，丰富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使大学语文教学充满活力。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是提升学生大学语文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以地域文化资源来拓展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把大量生动真实的地域文化资源引入大学语文课堂，如将所属地域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名人轶事、民俗风情等内容融入教学中，能使地方人文的源头活水不断注入经典文学的河流，激发大学语文的生命与活力。第三，符合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培养服务地方应用型人才的现实需要。转型发展是地方高校面向行业、产业和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然趋势。大学语文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的提升有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深入挖掘、研究和利用地域文化，并将其融入到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更好地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

二、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方法

（一）运用主题式教学方法

在融入地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学中，使用主题式教学能集中学生精力，专注深入地探讨、研究地域文化，感受文化内蕴。在主题式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要学会科学合理地创设地域“主题”，如地域内代表性文学样本、艺术形式、名人传记、民情风俗等专题。其次，教师要在课堂上补充用来讨论的学习资料或者开列与专题有关的参考书目，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语文教学不能以大众阅读来取代经典阅读[1]，教师提供的阅读材料应为文学精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再次，教师要用开放性思维来引导学生对地域文化进行对比分析，使学生真正吸取地域文化的精髓。最后，教师要积极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为学生搭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性互动平台，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二）创新实践教学方式

采取实践教学方式将地域文化与大学语文教学融合，创新教学方法，使大学语文“活”起来。在教学实践中，把大学语文的教学和大学生的现实生活环境、地域特色结合起来，结合教材内容设计、开展教学活动。比如，改编或续写地域特色故事，举行与当地节庆相关的演讲或征文活动，让学生深入走访、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物或机构，分小组并派代表在课堂上展示与切磋，通过系列教学主题活动拓展大学语文教学课堂，使大学语文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以丰富教学形式，让大学语文教学真正“活”起来。实践课还可以把大学语文与信息科技时代、学生生活联系起来，使大学语文的学习变得生动鲜活，又增加了学生生活的趣味。如可以让学生用微信、QQ记录自己生活的瞬间，并配以文字或制作成各种短片，使学生在生活中感受文学的魅力。

（三）创新教学评价机制

新的教学模式应该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2]。传统的大学语文教学只注重结果的考评，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正确全面的评价。基于地域文化的大学语文教学，学生参与度和自主性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在教学考评中，应加大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注重学生在各项学习中的参与度、角色、学习方法、思维能力及社交能力的考核，力求最大程度地实现大学语文教育功能。其次，要丰富教学考核的内容供学生选择，以最大程度挖掘学生的潜能。让学生自主选择考核内容，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在某一问题上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最后，要丰富评价的主体。可以让学生代表参与评分和考核，丰富考核的视角。大学语文作为公共课，教师与学生接触和了解不多，而学生之间彼此较为熟悉，更加容易相互理解彼此的观点和见解。适度地让学生参与教学考评，对学生是一种鼓励，对教师是一种补充。

三、结语

地域文化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源和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着地域文化的滋养。将鲜活的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教学，不仅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是帮助大学语文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方法。

作者：陈建清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