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欧元兑美元今年以1.3382开盘后，仅短暂小幅上摸到1.3433即受阻，随后在第一周连续大幅度下挫，在1月10日最低下跌到1.2863，创出4个月来的低点。1月13日曾反弹到1.31以上。

再融资规模庞大

欧元兑美元在新年开盘即出现暴跌，主要原因是市场重新关注欧元区二线国家的债务危机。

据有关资料透露，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元区高财政赤字国家，今年的国债再融资规模十分庞大，预计将超过5000亿欧元。在市场还在忧虑欧洲债务危机，忧虑欧元区高财赤国家发债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旦新债发行失败，将使得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这是市场打压欧元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有市场传言称，法国、德国和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向葡萄牙施加压力，要求葡萄牙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虽然葡萄牙近期发行的12.5亿欧元新国债获得成功，外国投资人的需求占到80%，葡萄牙总理拒绝接受外部援助，葡萄牙财长表示将继续执行依靠自身在市场上筹资的战略，但因葡萄牙的这次发债成本较上次高了逾100个基点，所以市场仍担忧葡萄牙不久可能不得不接受外部资金援助。这是市场做空欧元的第二个理由。

救援资金或扩容

严峻的债务危机形势可能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伤害，因此，欧元区将被迫提升救助力度。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或许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该基金目前设定的规模是7000亿欧元，援助爱尔兰将用去850亿欧元。一旦西班牙卷入债务危机的旋涡，该基金可能会捉襟见肘。

欧元区官员最近暗示，在即将举行的欧元区和欧盟财长会议上，将可能讨论上调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有效借贷能力理论上限规模，即为EFSF扩容。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欧元区各国正致力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中期解决办法，准备综合方案，可能在未来两个月达成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回答有关扩大欧元区救助基金规模的问题时，表示赞成支撑欧元的措施。由于德国的态度转趋积极，因此，欧元区未来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力度将提升。

最近，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相继表态，将积极认购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欧元债券，这提振了市场对该基金债券的信心。

欧元近期将探底

由于上述有关欧洲债务危机的基本面可能发生变化，短期对欧元走势构成压力，中期如果欧元区达成对EFSF的扩容决策，则可能改善欧元人气，但中期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欧元短期看跌，将延续寻底的过程。

篇2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地方债；风险管理；偿还机制

一、债务置换策略

1.债务置换定义

债务置换策略指地方政府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来换回之前地方债务持有者手中的即将到期的老债券，是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策略之一。老债券的持有者之所以愿意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置换的原因是投资者手中持有的老债券很可能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债务置换不是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为在市场中购买中长期国债，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给，是一种货币政策，而债务置换是一种财政政策。

2.地方债债务置换的积极效应

第一，进行地方债债务置换是将投资者持有的短期地方债置换成中长期的债务，地方债的总体规模没有扩大，只是延长了地方债的偿债时期，地方债额的总体风险没有因为进行债务置换而增加，总体风险得到控制。

第二，债务置换可以有效地解决地方债出现集中偿还的问题，避免政府在短时间内陷入无法偿还地方债的困境，通过地方债的债务置换，政府可以解决地方债的期限错配问题。

第三，地方债的债务置换可以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地方政府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和信托贷款，流动性较差。如果将银行贷款置换成期限更长的债券，可以降低银行资产的存贷比，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3.地方债进行债务置换的不足之处

第一，地方债的债务置换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资产和收入来源，仅仅是改变了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只是延长了地方政府的还款时间，对于还债资金的来源没有明确改变。

第二，对于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的还债问题，债务置换与其说是解决策略，更像是解决地方债的短期应急机制。地方债出现短期内集中还款的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债务置换具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性质，以外部力量缓解地方政府短期还债压力。投资者对债务置换视为无奈之举。

二、PPP合作策略

1.PPP策略定义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合作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PPP合作模式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PPP合作的主要投资项目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或具有公益性的建设工程，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2.PPP合作模式的积极作用

第一，PPP合作模式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的收入不能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而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建设公共物品，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PPP模式为此提出了解决办法，鼓励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民营资本进行合作。

第二，PPP合作可以转变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建设者转变成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督者和管理者。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进行监督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控制成本在一定的范围，避免资源浪费情况的发生。

第三，PPP合作模式可以解决政府失灵的情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使市场达到有效运作的状态。

3.PPP合作模式的不足之处

第一，地方政府承担的风险较大。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的分配比例却是不均等的，政府承担的风险要远远大于社会资本的风险。

第二，法律意识淡薄使得PPP合作难以持续。PPP合作模式对政府的官本位思想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社会资本，项目的进行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而非政府的政策指令。

第三，政府单方面存在违约的情况，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是PPP合作的代表，但政府为了人们生活提供便利，提出节假日高速公路免收费政策，这样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收入受到影响。

三、地方政府融Y平台经营管理

对于经营性平台的管理，第一，将经营性平台转变成经营性质的企业，摆脱政府管理经营性平台的低效率，在没有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权利的随意使用甚至寻租行为都有可能发生。第二，经营性平台依靠政府资金运营，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没有发挥经营l生平台的经营资本创造投资收益的作用。第三，经营性平台应该建立风险防控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财务运行的监管机制，逐步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经营性平台的建设模式，促进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政策来应对地方财政风险，通过形成融资平台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政府信息的披露制度以及财务运行过程中的监督机制等，进而保证融资平台健康运转，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公开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定期通报，将地方政府债务的收入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逐步的形成一套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篇4

“如果中国今后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地方债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就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这样就构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制约。”

在近日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自己对于地方债解决办法的一种假设，并且列举了几大好处。一时间，地方债本地化问题引起业界广泛讨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残酷的现实是旧债未还，新债又举。在“稳增长”口号下，举债冲动，又将地方政府继续推向债务难题。

那么，周小川提出的这种假设，是否能抑制中国的“供给型”投资惯性？地方债问题的解决最终应该遵循怎样的路径？

尚欠基础

地方债让老百姓买单，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财经评论员叶檀曾撰文表示，地方债绝不可由纳税人买单。无论哪种解决方案，由中央政府与纳税人买单的方案，或者剥离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间接由纳税人买单的方案，都是最不可选的方案。

2011年底，首批经国务院批准的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四省市地方政府试点自行发债已全部完成。整体来看，四省市自行发债均遭市场热捧，而中标利率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沪、粤、浙三地3年期、5年期债券中标利率分别为3.10%、3.08%、3.01%和3.30%、3.29%、3.24%，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

有分析认为，地方债利率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是一种反常现象，并非市场因素主导的结果。国债信用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债信用则源自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发债过度，总体利率偏低，作为地方居民，购买地方债的热情呈逐年衰减状态。

除了收益率问题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本地化”的前提条件。

“地方债卖给当地老百姓是个好想法，但很不现实。老百姓对政府债券根本不懂，卖给老百姓是把风险转嫁给老百姓。”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对《英才》记者说，发债有几个条件的约束：首先中国地方政府不是独立的财务主体，其次发债后债券的等级评级信用程度得有第三方做考评，另外还要有相关保险制度。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老百姓才敢买。但显然这些都成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对《英才》记者表示，从发债机制上分析，以美国作为参考，美国地方政府发债必须要充分披露举债意图和财政预算，并要当地议会和当地居民投票表决，投票通不过就无法发债。由于政府职能分级机制的差别，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与美国地方政府发债的最大不同，是在政府公共治理构架层面。”刘尚希说。

另外，今年年中审定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政府全部收支都应纳入预算，地方政府发债权拟被收回。《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删除了一审稿中拟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规定，并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国《担保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

“因此，如果地方债既无地方政府信誉担保，也无法律保护，其违约风险应该很大，就不应该随便卖给居民。”苏培科说道。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应该朝着“约束机制”这条路来走，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公开透明，减少腐败和浪费，避免地方政府的“”，防止制造地方债务危机和“代际不公”。

解决路径

据国家审计署统计，中国地方债规模达到10.7万亿元，而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统计，中国的借债规模已经达到28万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的70%，已经超过警戒线。

分机构分析称，2011—2013年期间，大量地方债进入还款期，而城投债风险也可能在未来两三年集中爆发。

如何化解未来的债务矛盾，已成为当下地方政府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些庞杂的债务如同达摩利斯之剑高悬在地方政府的头顶。

周小川此前称，从国际经验看，外部债务存在很多道德风险问题。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果发债主体为省、市政府，而市场为全国性市场，也会出现举债缺乏制约、道德风险、定价机制失效等问题。

清理地方债务时，首先就要厘清债权、债务关系。叶檀称，在解决地方债难题时，必须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作为主导者的地方政府绝对不能面对债务风险独善其身，更不能以扩大道德风险的方式进行新一轮债务扩张，消除以往的债务。债务归还来源就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与地方资产的出售，如果地方资产没有出售计划，或者地方税收增长乏力，就要减少甚至停止地方债的发行。

篇5

【关键词】收入分配；问题；对策

1.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我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74，已经超过0.45的红色预警线，贫富差距较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破除行政垄断，进一步贯彻市场化改革，加大公共服务力度，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

根据调查显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地域因素和行业因素。1978年，东中西部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为1.09：1：0.91，2003年为1.52：1：0.6，东中西部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此外，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到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且近几年，比例在不断增加。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行业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受国家直接控制，享受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成为了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者；而其他行业职工与其相差甚远。

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更加注重公平摆在突出的位置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人民心里失衡的矛盾。

2.当前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2.1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政府规制不力

行政性垄断行业享受着令人咋舌的高福利待遇，是其它行业所不能比拟的。这些高收入行业的职位消费和腐败现象反而拉低了整个市场的效率。当然，这也同政府规制不力有关。垄断行业即使出现行业性亏损，仍然发着高工资；即使深陷债务危机也仍然能够从商业银行贷到款。可想而知，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其他人已勒紧了裤腰带，他们还可以疯狂消费。

2.2农村缺乏教育保障使得农民收入过低

虽然，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普及到农村，出台了新农合和农村养老保险，但是仍然没有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要发展就要解决收入差距悬殊，进一步来说，就是要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政府现在应该做的是普及农村教育，让农民也拥有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和收入过低问题，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2.3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合理统筹兼顾

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交通便利，进出口贸易发达，使得东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节节攀升。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相对闭塞，经济贸易往来不频繁，使得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收入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大。

我们不能改变地域差距，只能为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的机会。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部门应该努力拓宽西部地区的交通渠道，帮助西部地区多发展一些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加大财政投资力度，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东中西部间的收入差距。

2.4分配秩序混乱导致对公平性的认同度大幅降低

分配秩序的混乱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规则不合理的无序状态。政府管理部门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企业为谋求利润采取非法手段设立小金库，偷税漏税，减少开支；一些企业打着为员工发奖金的名义谎报工资支出，拖欠工资，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等。

3.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3.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我国当前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在市场中容易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应该把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放在初次分配上。

首先应该消除所有制歧视，统一各地区工资标准，加强劳动立法，保障基层就业者的利益，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控制高收入者收入；其次要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要减少行业垄断。

3.2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设，严格整顿国有部门混乱的分配秩序

立法可以保障个人最低工资和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从执法的角度，要加大打击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偷税漏税行为和拖欠工资、私建小金库的行为。对于国有部门和垄断部门，国家应当减少“过分照顾”，加强对他们缴纳税费的监督。

3.3减少“灰色收入”，让收入分配在阳光下进行

灰色收入是指除工资、津贴以外的经济收入。由于立法不完善，很多灰色收入都没有按比例缴税。笔者认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关键是要减少“灰色收入”，让收入在阳光下进行分配，监督高收入者和有大量“灰色收入”的人群能按实际收入水平缴税，这样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

3.4大力发展生产力，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过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其解决办法就是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收入分配效率而又公平的状态。

3.5减少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优越权，减轻社会整体压力，破除养老金双轨制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要从减少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优越权着手，减少政府部门对公务员的“暗补”，实现收入分配的透明化。同时要求公务员和企业员工一样按比例缴纳社保，破除养老金双轨制，减轻社会整体压力，提高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突出，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尽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让收入分配更阳光；经济发展更健康；社会秩序更稳定。

参考文献：

[1]杨宜勇.《收入差距与利益协调》之《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反倾销 调查原因 对策

一、倾销以及反倾销概念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对倾销的定义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具体是指商品进入一国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在另一国市场上的价格，或者指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以人为的差别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倾销行为会给进口国的经济或者国内的生产商带来巨大的损失，扰乱正常的国内市场经济，造成国内经济的混乱。而反倾销，顾名思义，就是指进口国反倾销依法对进口国产业造成了损害的倾销行为，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等措施，以抵国家的损害后果的一种法律行为。

二、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现状

（一）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巨大

WTO统计，1995～2011年，我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867起，排在第二位的韩国为257起，立案调查后，我国被制裁的是579起，被制裁的比例高达71%，而韩国被制裁为150起，被制裁的比例为58%，无论是被制裁的绝对数还是被制裁的比率，我国都远远高于韩国。我国是国外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目标，在wto成员中，我国所遭受的危害也是最大的。

（二）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品种类较集中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的比例也是十分之高，并且资源丰富。这就使得我国的产品在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有所输出。正是由于此两项优势，我国出口产品多以低附加值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有统计显示，国外反倾销调查的4000余种产品中，涉及的产品包括金属商品，化工，机械，电子，塑料，橡胶，纺织，陶瓷，玻璃， 1998至2012年，以上产业的产品占所有反倾销调查的数量的比例为82.4%。

三、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为何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我们应该从自身以及国外市场的双重方面来考虑，这样才能找出根源，从而减少，或者说是杜绝反倾销现象的发生。

（一）低价的客观存在是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关键

我国企业不顾一切的增加出口，采用低价战略，打压同行或者是相关企业，这就使得低价成为了一种最终产物。“在出口价格上，香港某刊物对我国160 种出口产品的调查中发现，有120 种商品价格比应有的价格低20%”由此可见。我们的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价格低于在国内的价格，这一现象是现实存在的。这需要我们在自身方面找原因。一是国内出口商之间缺乏一定的沟通，为了订单的增加而不惜嫌恶打压，降低价格。中国企业数量众所，而大多说的企业所采取的都是分散经营的方式，这就使得企业与企业之间在一定方面上是同质无差的。但是为了本企业的出口效益，在满足自身发展的前提之下，降低价格搞出口，这就成为中国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之一。二是，有些政府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盲目鼓励。在目前，一种重要的衡量地方业绩的方法就是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出口能有效的增加生产总值。于是，为了地方的利益，盲目鼓励企业扩大出口，降低出口价格，扩大市场份额。

（二）一些国家滥用反倾销这一手段

反倾销本源是作为一种贸易救济手段，但近年来，反倾销已愈演愈烈成为了保护国内生产与贸易的手段。目前，发达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为了促进本国尽快度过金融危机及债务危机，为了促进本国的生产发展、贸易繁荣，提高本国的就业水平。反倾销就成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发展中国家由于和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类似，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也对我国频繁进行反倾销调查，这其中突出的就是印度河墨西哥国家。根据WTO 统计，在1995-2010 年间印度共对华发起反倾销137 起，占其对外反倾销比重22.3%，远超排名之后的韩国（44 起）、中国台北（41 起）、欧盟（40 起）。

四、中国应对反倾销调查所应采取的对策分析

目前，遭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已经使得我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我国企业在国外市场上所遭受的伤害。

（一）转变竞争策略，提高企业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所实施的一直是打价格战的策略在国外市场上占有份额，向国外市场上出口低于进口国国内市场同类的产品，从而增加订单。基于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建议：就国家政府而言，针对我国出口企业为了本地利益，盲目竞争，而陷入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问题，我国必须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建立良好的对外贸易格局及秩序，规范外贸企业出口行为，避免内部恶意竞争。对于企业而言，变价格战略为差异化战略。出口企业应实施战略转型，从低价策略转移到技术创新、品牌推广以及产业重组等创造高附加值策略上，通过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策略来打造非价格竞争优势，从而达到“规避”反倾销的目的。为了使我国出口企业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规避反倾销，在国际市场上，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策略，将产品的科技含量及产品的特色作为重点进行提高。

（二）积极诉讼，提出对国外企业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一直是只注重经济增长而耽误对于外国企业提出的反倾销挑衅行为听之任之，对于这点，中国企业应准备充足积极应诉。同时在世界500强中，已经有400以上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同时中小型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而且有些产品市场，已基本被外国公司垄断。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我国企业应该在政府的帮助下利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及《反垄断法》等法律，对国外的公司进行反倾销，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永辉，马少凌.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7，（1）

篇7

这份名为《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一场针对地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的“排雷”风暴骤然拉开。自此，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监管措施日渐趋紧，但这似乎无法阻挡融资平台和银行“精诚合作”的步伐：如借力影子银行、以保障房建设名义和质押远期信用证等手段，地方融资平台继续获得银行资金支持。

即使进入2011年，地方融资平台梳理工作已接近尾声的一季度，大量平台贷款仍在继续投放：今年年初几个月的银行新增贷款中，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表示，银行贷款持续流入，说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有继续扩大趋势。

4月初，银监会果断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该类贷款的审批权统一归属于总行，并明确表示除投向与保障房建设的项目贷款可以有少量新增外，其余一律堵死。

至此，银行终于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平台无论其状况如何、资产负债如何，在未来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都很难从银行获取资金。　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谓“祸不单行”：一边是银行“断”了融资平台的“奶”，另一边则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下房地产调控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土地财政在未来几年难言乐观。

很显然，刚刚享受了国家融资盛宴的各地政府，又要为筹钱搞建设伤透脑筋了。而承担地方政府融资重担的各色融资平台，不得不在调整清理中谋求新生。

“在新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在融资问题上需要有新的格局，新的思路。”北京市政府参事柴晓钟表示。

土地驱动模式不宜过度使用

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谈到中国银行的房贷压力测试时，认为中国老百姓贷款买房的房地产泡沫是可控的，因为首付比例高，银行贷款处于安全界内。

可是当他提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模式时，却只有两个字：完了!

在这位日本同行看来，日本的经济倒在住专(日本的住宅专业金融公司，政府参与房地产公司贷款开发，赚钱，模式类似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可控的房贷上，中国的经济如果要出问题，也会首先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因为政府的贷款主要以高价土地做抵押，在银行贷款中，对应的土地价格一旦下降，银行就有危险。如果中国在这条道路上不急刹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且不论这位日本同行说的是否正确，不容置疑的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已经巨大到对金融系统的安全产生威胁。

地方平台债务的本质，就是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借用融资平台的壳拿了银行的钱，形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　这种“隐性债务”有多大规模呢?2010年中金公司出报告预测：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报告称，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中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当年中国外汇储备的70％!

记者了解，地方融资平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了投资和经营功能。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不仅把土地作为资本金，而且还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很多建设项目不仅效率低，而且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率低、信贷风险高，完全依赖地方财政收人偿还。这样一来，平台和土地之间逐渐划上了等号：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出让土地的收入，而平台资本金的重要部分也是土地，平台申请贷款时抵押给银行的抵押品还是土地。很多地方政府不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的状况，仅寄希望于土地价格的攀升，“大胆”融资，“大胆”建设。

据悉，在2009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6万亿元。2010年和2011年，各地楼市调控举措不断升级，由于土地和楼市的前景不明，未来债务风险也在继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信用贷款仅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偿还将面临着巨大风险。

银监会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截止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约7.66万亿人民币，其中，按公司化运作、有独立和稳定第一还款来源、项目现金流能够覆盖偿还本息的贷款约有2万亿元，只占比27％。而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测算认为，平台贷款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8％-20％，其本身不良贷款占比或达30％。由此预计，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将令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5-6个百分点，这将是中国银行业不能承受之痛。

从2000年前后那场声势浩大的“银行剥离坏账行动”开始，直到农行上市，中国银行业剥离了几万亿的坏账，其中绝大部分由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构成。“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并无大碍，但金融系统承受不起。不能再因为地方政府融资难就把银行拖下水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浩认为，这次声势浩大的“排雷行动”目标是“围魏救赵”：明打地方政府，实保银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今后仅靠政府强势担保和卖地要获取银行贷款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其实，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经体会到在目前的大形势下，“土地财政”不能寄望过高，须设法逐渐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以北京为例，我们再来看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继2010年北京土地交易突破千亿元大关之后，今年的土地交易强差人意。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和储备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1至4月北京共成交60块土地，土地出让金规模仅为223亿，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21％及55％。

4月26日，丰台区长辛店新区、成寿寺及通州新城3块居住用地虽然均以最高报价成交，但是溢价率都偏低：溢价率最高仅为22％，最低仅为8％。此次成交的3块居住用地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不错，却接近底价成交。

“高地价、高房价难以持续。”袁钢明明确表示，高地价对城市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作为政府可把控的资源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来源，同时也伤害了城市发展的创新与活力，由高地价引发的房产泡沫显然已经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并危及社会稳定。从这一年多来国家出台的系列针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看，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趋于明确。

在采访中有专家提到，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平台清理和调整带来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许经过这次的清理和整改包装，一些符合政策要求的平台也会很快脱颖而出，重新获

得银行的青睐；但地产调控看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离开高地价，平台运作恐难持续，这需要新的思路。

“过犹不及，土地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宜过度使用”。柴晓钟表示，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不是做简单的加减法，而是要从观念上、制度上做文章，显然北京市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了。

“分类清理平台债务的原则是把项目划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大类。”他指出，对于纯公益类项目，政府要切实承担投资责任，对相应的平台实施明确的“兜底”计划；对于可经营类的项目，可通过理顺价格机制、充实资本金，逐步增强平台市场生存的能力，让平台真正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类公司，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项目融资的计划管理和审批，编报计划项目，明确具体金额、期限、费率、还款计划和资金来源等信息，以便从源头上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审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在中国，政府的手是‘闲不住的手’，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手’；国家4万亿砸下后后，‘闲不住的手’更闲不住了，‘看不见的手’彻底看不见了。”这个调侃背后折射的是：2008年之后，投资这架马车的连续狂奔使得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以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记者了解，2007年、2008年，这个数据大概是3800亿左右；2009年为4800亿左右{2010年升至5500亿；2011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为6000亿。从这一组数字中可见：三年连续上了三个台阶，金融危机时政府的投资拉动应急措施已经变成了常态!

那么，这种投资冲动的原动力是什么?

一组有关各地2011年各地经济增长速度的数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这组数据中，全国只有五六个省份将今年GDP增速定位在8％-9％，其余大部分都在10％以上，更有甚者希望在未来5年实现GDP的翻番。

显而易见的是，保GDP稳定增长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地方收入和城市化发展同样也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城市迅速向城郊扩展，郊区土地大幅升值，政府从土地中获得更大收益，然后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王洪涛博士指出，投资冲动既是地方发展的冲动，也是地方在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情况下不得不追求更多非税收入的结果。

这样的投资冲动常态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

仍以北京为例：由于出口所占比重很小，北京经济的拉动主要靠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2006年后，消费超过投资，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两年投资又有回升的趋势。王洪涛认为，投资应该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准备，当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过后，未来几年内应该带来新的增长，但从北京目前的投资形势来看，并未带来大规模的预期收益。

其实不仅是北京，这几年来各地投资增长速度大都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而在可见的将来，亦基本看不见经济发展降低对投资依赖的迹象。这说明体量越来越大的投资既未在当期产生应有的效应，亦未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投资效率越来越低了，未来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愈加困难了。

缺乏市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冲动，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这种冲动下缺乏效率支撑的城市超前建设，有可能透支了城市的未来财力，使政府和金融系统陷于险境。目前各地政府，基本都是围绕着土地做文章，城市的发展、资金的筹措，多建立在土地价格维持高位并不断上涨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问题呢?

首先，地方政府正常的建设需求需要得到满足。这需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记者了解，一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使得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这是地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出现的根源。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事权多，财权少，对于掌握大量财权的省级政府还好一点；对于财权少的县一级政府，缺钱的地方更多，这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超过50％在县一级，风险敞口也压在县一级政府可见一斑。

“解决办法有三条”，李浩谈到，一是中央让更多利给地方；二是立法规定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可举债；三就是征收新的税种，增加地方政府可持续收入渠道。

“在征税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所言：东部开征房产税，西部开征资源税，这些税种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稳定而有增长。”李浩表示。

有办法并不意味着问题好解决。第一条和第三条需要中央拿出大勇气、大魄力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恐怕才是顶层设计的真正含义，但这是一个系统性、战略性的解决方案。第二条则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勇气和诚意，为立法的修改创造必要的条件，目前的平台清理也算是朝着地方公债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

其次，要用市场的力量去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要朝着投资决策民主化、财务信息透明化、融资过程市场化、投资管理规范化的方向走，避免政府利用公权力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

在这一点上，李浩认为我们可借鉴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的经验，比如日本做投资，政府提供规划，特殊法人报方案，由政府审查，社会力量进行决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投资透明化和民主化。

财政部财政所金融室主任赵全厚指出，地方债务隐性化是“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投资者对政府融资缺乏信心的根本所在。

呼吁政府负债显性化

在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过程中，该不该“一刀切”呢?

中央收紧平台贷款对地方的影响已经普遍显现。据记者了解，目前一般的平台公司想从银行获取资金变得十分困难。以北京为例，很多融资平台“从上到下都缺钱”，由于地方融资主要投向基建等方面，因此受到最大影响的或是基础设施建设。有些平台不得已与当地大型国企或央企合作，由企业做担保，间接获得在建项目的持续投入。

王洪涛指出，这种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一方面的确是堵住了已不具备融资条件的地方政府再融资，但另一方面也卡住了一些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发展势头不错的城市的融资需求。

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政府负债尚在“良好”的范围内。

截止2010年6月，北京市共认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44个，融资余额2073亿元，形成政府债务802亿元。赵全厚指出，总的看来，北京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债务状况相对好于大多数国内其他地区；但就北京市2009年18区县共通过融资平台融资391.26亿元的现实情况看，新增债务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也需要适当控制债务增长的节奏。

我们先看看国际上对政府负债安

全性指标是如何界定的。据记者了解，国际上常用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GDP)，美国规定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在13％～16％之间，最高不得超过25％；

第二个是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财政收入)，国际上通行的债务率是100％，美国是90％～100％；

第三个是新增债务率(新增债务余额／当年财政收入增量)，巴西规定，新增债务率不得高于18％；

第四个是担保债务比重(年末担保余额／当年财政收入)，一般来说，这个比重要低于20％，巴西是小于22％。

“应该着重考虑新增债务率和担保债务率。”李浩分析，上一级政府要控制增量的话，用新增债务率控制比较好；而下一级政府融资平台往往绕过银行担保规定，强势融资，如果考虑担保债务率，就可以使融资按正规流程走。这些指标对于我们对政府债务的研究、管理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前银行对平台“一刀切”的做法，其实是“孩子脏水一起泼”，原因是没法分清“孩子”和“脏水”。

“对投资者而言，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基本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得到一些显性负债消息，而对于占比巨大的隐形负债消息却一无所知。”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银行人士表示。

对于在台理负债水平之内的地方政府，很多专家认为是可率先启动负债显性化进程的探索。

赵全厚提出，政府债务的显性化进程，首先是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比如他认为有条件的政府，可率先建立比较完整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把隐性债务显性化，使之进入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这样做既是对上一级政府负责，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对投资者负责。

他继而表示，中央此次平台清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地方负债的真实情况。地方政府需要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足够的透明的信息，以重塑信任关系。

“对投资者负责，要让投资者看到政府的负债边界，重建投资者信心，这是各地政府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袁钢明指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阳光化也是当前政府需要做的一件事。

“对于经营类的项目，须建立市场化的约束机制，使平台成为一个有自己公开透明的资产负债表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去融资。”柴晓钟谈到，让平台按市场规则办事，这是地方债务风险防范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必要条件，“按市场规则办事，这样投资者才能放心。”

李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政府只有更多考虑平台融资由政府主导变为民间资本主导，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这样才能杜绝政府用非正当手段融资，使融资平台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他举例谈到，澳大利亚的麦格理基金就是代替政府做城市公共事业投资的，他们可以发债，做股权基金，最后通过上市等渠道退出，整个操作过程都是透明的，有效保证了政府公共事业建设的可持续性。

“此外，政府还应综合考虑，在财税、准人、政策等方面，政府是否要主导，如果政府不主导的话，要设计什么考核指标使得整个投资阳光化。”李浩补充道，此外，还应避免新人不买旧帐(避免随意投资决策)；发债和运营必须分开。

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化、融资平台阳光化，将为地方试点市政债创造条件；而地方自主发行公债，被视为解决地方融资问题的“终极”方案。

有专家提到，此前的2009年和2010年，在地方建设资金告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采取发债的方式为地方政府融资，从“国债转贷”到“地方政府发债”。表面看来，地方政府融资似乎逐步接近建立地方公债融资制度，因为地方政府在法律名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债务。但赵全厚认为，这些改进，虽然能发挥地方债作为一项临时性筹资工具的作用，也能相对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无法形成长效机制。

“这相当于风险中央背，蛋糕地方吃，地方无风险，直接拿到大蛋糕，只是权宜之计。”对于若隐若现的“市政债试点”呼声，赵全厚表示，他本人很赞成市政债的发行，一方面可以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市场限制投资者行为，但目前发市政债的时机和市场环境并不成熟。

李浩指出，市政债发行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修改《预算法》(《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第二，公开地方财政信息(从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的现实状况来看，这一点很玄)；第三，利率市场化(目前国内利率处于管制，虽有浮动，但浮动空间不足以体现不同地区市政债差异)；第四，给地方一些硬约束；第五，人大必须负起责任。

创新融资模式

“调整融资平台、创新融资模式是解决地方政府当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规范，并因地制宜地创新融资模式。

对于重点建设项目，该负责人以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为例说明：目前计划建立南水北调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工程建设问题，贷款本息利用水费收入和水资源费偿还。

又比如对于重点功能区项目，由于项目集中在该区域内，与主体功能区的开发建设密不可分，需要整体统筹安排。可以考虑建立区域性融资平台，采用BT、PPP、基金，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手段解决资金问题。

对于融资工具的使用，他认为，对有经营收益的项目，积极采取考虑资产售后回租、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多种融资方式和金融工具，有效盘活利用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解决当前建设资金需求。

关于重点功能区建设，柴晓钟补充介绍：北京市正在考虑设立重点功能区建设发展基金，即通过市区两级基金和项目公司的三级放大，形成循环调度的资金池，既可以解决投资即期和收益远期的结构性矛盾，又可搭建社会资金供给与重点区域建设的对接机制。

对于该基金的筹备设立，专家们均持肯定态度。在一些人看来，北京市很早就开始了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模式的新探索：比如北京推出的1+3+N模式股权投资基金，即以引导基金形式放大政府投资、吸引PE在北京发展。北京在这方面有经验教训，有心得体会。

“基金成功的关键，是基金管理机制和退出机制的设定”李浩表示，要让社会资本放心，第一是要把包分拆，明确到项目，这样才能有明确的收益；第二，要以市场化的手段运营基金，避免行政干预；第三，退出机制要明确，如采取项目回购，需要明确回购的条件、比例和价格。

“面对地方政府资金短缺的现有困境，我非常赞同厉以宁的观点，成立一个公共事业投资基金。”

李浩表示，这样的基金由中央、地方、银行三方合作成立引导基金，发债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用这些资金做投资，不断放大政府投资的效应，真正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李浩指出，在一个基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可以不断扩大范围，形成一系列的公共事业蓄水池。比如高速路、水务、垃圾等领域，这样可以把政府财政预算杠杆化，不仅能很好地约束地方政府开支，给地方形成长久稳定的财源，还能改变政府投资低效率运作，可谓一举数得。

王洪涛提到，当下，对于那些缺钱的地方政府来说，当务之急不妨借鉴在美国实施50多年，最早是为解决地方财政不足问题所采用的租税增额融资制度(TIF)，引进该制度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筹措建设资金的能力与弹性。

篇8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差异；发展

企业增长是财务管理中的难点。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增长太慢的公司发展前景令人堪忧，增长速度过快甚至会导致破产。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对每一个公司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拟从可持续增长率这个角度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做几点分析。

一、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是企业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决定的内在增长能力。具体来说是指在不增发新股并保持目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条件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因为可持续增长率的假设条件基本上符合大多数公司的情况，一般公司不能随意增发新股，在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两次增发之间也有一定的间隔年限。另外，经营政策对公司而言一般不会轻易变动，所以这个指标代表企业一个适宜的发展速度。

实际增长率是企业现实的实际发展速度，是本年增长的销售额与上年销售额的增长百分比。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两者的差异代表实际情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做为企业财务管理者，应对这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引起充分关注。

二、可持续增长率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大于可持续增长率意味着企业现金短缺。处于初创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最容易发生现金短缺。如果管理者认为，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可持续增长率只是短期状况，不久，随着企业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企业的增长率将会降下来。从财务角度看，这种短缺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增加负债，当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增长率下降时，用多余现金还掉借款，就会自动平衡。如果管理者认为企业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时从财务角度看，可将下面的几种办法综合起来进行运用，以谋求平衡：

1、增加权益资本

当一个企业愿意并且能够在资本市场增发股票，它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可得以消除。新增加的权益资本和利用财务杠杆增加的借款能力将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不过，对很多企业来讲，采用增加权益资本的办法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

（1）在没有资本市场或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增加权益资本的方法行不通。即使存在销售股票的可能性，也可能由于复杂的文件准备工作和申请程序使此项工作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大打折扣。事实就是如此，我国股票申请上市的程序就是非常复杂繁琐的。就一家国有企业改制上市融资而言，其资产重组改制设立公司需要半年，上市前辅导需一年，还要算上这期间的申请程序的过渡时间，所以很有可能两年之内无法使筹措的权益资金到位。

（2）即便存在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一些小型企业来讲，由于发行股票往往因较为苛刻的条件难以满足而无法实施。或者因为没有很好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同而无法大量销售股票。

（3）即使有些企业能够通过增加权益资本来解决现金短缺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可能不愿意使用这种方法。首先，权益资本的成本相当高。自从1996年我国采用无纸化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后，股票发行费率平均高达5%左右。对小量销售来讲，这个比率可能还会高一些。这种水平的资金成本往往是同样数量债券发行成本的2倍以上。而且由于权益资本是永久性的， 其每年的资金成本还要高。其次，对许多管理者来讲，不断提高每股收益是表现自己业绩的重要方式。因此，由于新增加的权益会使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增加，而净利润难以立即得以改善（至少最初是这样的），从而使每股收益被稀释。这是很多管理者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2、提高财务杠杆

提高财务杠杆就是扩大负债比例，增加负债额。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财务杠杆的提高是有一个上限的。每个企业对外来讲都有一个借贷上限，超过了上限以后，借款可能难以获得，也可能因为风险加大、成本太高而变得不经济了。公司以债权融资方式所获得的资金构成公司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起积极的作用。但是，公司的债务越多，偿债的压力就越大，陷入债务危机或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债权人为了避免或弥补可能出现的损失，也会使借贷条件更加苛刻（如提高借贷利率），从而增加债权融资的成本。郑百文公司长期依靠银行提供的贷款来维持发展，负债水平一直很高，财务杠杆系数一路上升。但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多，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加。等到超过了借贷上限，银行停止了对公司的承兑汇票的签发，公司立即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因此，公司必须根据所处的行业和自己生产经营的特征优化负债/资产比率。对于负债率已经很高的公司而言，获得股权融资也许是更好的融资方式。但若要硬性提高财务杠杆，超过借贷上限，反而是利大于弊了。

3、降低股利支付率

降低股利支付率与财务杠杆相反，股利支付率的降低有一个下限，即为零。股东对股利的态度与对企业投资机会前景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当股东们认为收益留在企业能产生较高的回报时，降低股利支付率则会使股东感到可以接受。当股东们认为企业的投资回报不能够令人满意，股利支付率的降低则会引起他们的不满，最直接的表现是股票价格下跌。但是，应该说以降低股利支付率这种方式来提高可持续增长率对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利用潜力。因为我国股份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一向很低，股利支付率为零的公司很常见。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的统计资料，自1992年以来，上市后从未进行过现金分配的上市公司达到220家，而其中有67家公司甚至从未进行过利润分配。这两个数字分别占目前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0%和6%左右。2000年年末，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中国证监会提出把现金分红作为上市公司再筹资的必要条件。面对新的政策规定，为了跨过这一再筹资的门槛，好多公司改变了过去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做法，开始对投资者派现。这也是导致2000年年报公布后不分配公司减少的最主要原因。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出于维护公司控制权和保持公司每股收益稳定增长的考虑，主要采用现金股利而很少采用股票股利形式。一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数量和这种支付的稳定程度，成为衡量该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及成长性的重要标志。资料显示，过去50年中，美国所有公司的收益大约有50%作为股利发放给股东。似乎我国上市公司还没有把股利支付作为一项与公司稳定相关的财务政策来看待，而更多地将股利支付比率与筹资“圈钱”相联系。

4、非核心业务剥离

对经济事件稍有关注的人都会对巨人集团这个名字不陌生。巨人集团从建立到衰败经历了不过短短的六年时间。导致巨人集团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多元化经营导致的公司资源匾乏。1993年起中国整个电脑业走入低谷，巨人集团赖以发家的本行遭受重创。为了寻找新的产业支柱，巨人集团开始迈向多元化经营之路，向房地产业和生物工程业进军。但是集团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不成功。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修建巨人大厦恰好遇上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地产降温；开发保健品又碰上全国整顿保健品市场，保健品行情也随之降温。公司向两个陌生领域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导致公司用于主营核心业务的资金不足。快速发展使得集团公司的资金大量流出，而与此同时，资金流入却没有相应配合，导致集团公司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1996年底由于巨人大厦一期工程未能如期完工，按照合同约定必须退还定金并支付违约金共计4000万元，巨人集团因不能如期支付而陷入了破产危机之中。巨人集团公司想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却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引发了更大的破产风险。一个企业资源有限，不可能同时在很多领域形成强大的竞争能力，只能充当跟随者的角色，从而使企业的资源没有发挥最佳的效用。当将资源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时将无法开展有力的竞争时，充当二流角色的经营风险更大。所以，将资金抽回投入到企业的保留业务上来，进行“非核心业务剥离”可以用于解决增长问题。

非核心业务剥离可以从两方面解决可持续增长问题：一是从卖掉的非核心业务中可以直接产生现金以支持保留业务的增长；二是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将因非核心业务引起的增长压力消除，从而降低企业的增长速度。非核心业务剥离不仅适用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其指导思想对单一行业的企业也同样适用。单一行业经营的企业可以通过处理一些周转缓慢的存货项目和取消与一些经常延期付款客户的交易来实现剥离的目的，这样做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解决增长问题：①产生多余现金支持增长；②降低一些低质量销售收入以控制增长；③提高资产周转率。

5、寻求外购

企业可以通过将一些活动交给外单位实施来增加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如将一些零部件由自制改为外购，将销售工作交由外部的专业销售公司来进行。当企业采用外购业务时，原来从事这些活动所占用的资产被释放了出来，而且还可以提高资产周转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解决可持续增长问题。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特许经营，通过这种方式授权者将所有的资本密集型活动均交给被授权者，结果自己投入的资本非常少，却能获得较快的增长率。美国“耐克”运动鞋的生产许可就是这样的范例。企业能否有效地进行外购，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什么。如果一种活动的外购不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竟争能力，则这部分活动适于外购。

6、兼并

寻求一些有多余现金流量的企业或可提高活动效率和业务量的企业进行兼并，也是一种较为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增长问题的办法。这种兼并往往指吸收合并。有两类企业可以为收购方提供现金支持：一类是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在管理学中这样的企业被称为“现金牛”企业。这些企业也在为自己多余的现金寻求适当的投资机会。另一类是财务政策非常保守的企业，兼并后可以提高企业的流动性和借贷能力。企业对优秀的零部件配套企业进行合并往往可以提高企业的业务效率和业务量。

（二）实际增长率小于可持续增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小于可持续增长率意味着企业有多余现金。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容易产生多余现金。当企业的实际增长率达不到可持续增长率时，企业的现金将出现富余而没有适当的投资机会，企业所处的这种状况常常令现金短缺企业极为羡慕，但实际上也同样是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当多余现金出现时，管理者首先应该判断较低的增长率是否会持久，即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如果管理者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企业仍将会出现较大的增长，这时，管理者应将目前多余的现金积累起来，如购买一些安全性较高的债券来进行短期投资以备今后之需。当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时，管理者必须从根本上给与解决。

预期的低增长，一种情况是行业性的影响，即该行业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市场容量难以快速扩大；另一种情况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常常表现为增长速度落后于行业整体增长率，市场份额逐渐缩小。这时企业管理者应该检讨自己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方式，找出内部妨碍企业快速增长的因素，并尽力予以消除。这往往要包括战略的改变、组织结构的改变及业务构架的改变一系列过程。这一过程应该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效果，否则这种劣势难于改变。当企业无法从内部挖掘增长潜力时，对于多余的现金通常有三种选择：

1、忽视问题的存在忽视问题的存在

有两种方式：一是继续投资于回报率很低的核心业务。二是坐享闲置现金资源。这种忽视问题存在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对管理者来讲并不是长久之计。在讲求效率的今天，这种低效率的资源使用方式很快会引起各方关注。首先是低回报及低增长率会使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接下来，便宜的股票和充裕的现金很容易使企业成为被人收购的对象。一旦被人收购后，收购者将对企业的资源予以重组以发挥更高的效率。不过，这些被兼并企业的管理者很可能是被重组的第一对象。既使企业不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也会因企业的业绩不佳而对管理者施压，直至将其解雇。

2、还给股东

解决多余现金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提高股利支付率或股票回购还给股东。在公司股本扩张过快使业绩严重下降时，通过股票回购，可达到缩小股本、改善业绩的目的。虽然这种办法最为普通，但是管理者并不经常使用它。因为将资金还给股东将缩小管理者的控制领域。从管理者个人角度看，即使不能给股东创造很高的价值，他们仍然希望“增长”———即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他们来讲，股东出于信任将钱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就有责任为股东的钱增值。将钱还给股东意味着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较多的资金，是一种失败的表现。

3、购买增长

篇9

金融服务发展势在必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

他们的话说明了什么？美国控制了美元，美元控制了世界。在美国，金融业的产出是700多亿美元，而这700多亿美元控制全球几十万亿的美元资产。在金融决定霸权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的人民币却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已经被美元债务“绑架”。美国只管印钞、消费，新兴经济体负责生产和污染。人民币尚未国际化、金融服务发展严重滞后，使我国一直在承受其他国家的货币风险和金融压力。

所以，从全球经济格局的高度来看，金融服务至关重要，金融服务发展是大势所趋：第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第二，全球金融结构调整和国际金融秩序重构势在必行。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中国过度依靠低附加值的货物贸易顺差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内外金融投资渠道不畅，以极高的代价形成的高额外汇储备只能主要投资于实际利率为负的美国政府债券，实际投资损失十分巨大。而且国内大量资金或者被用来进行高污染、低水平的重复投资，或者被用来进行房地产等炒作，使得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出现严重的经济结构扭曲、资产配置不当和高水平的系统性风险。

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的模式，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提高经济资源和资产的配置效率，控制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力拓宽社会投资渠道，推进生产、投资和金融的合理化、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具有全球持续竞争优势的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对本国的资产组合和国民财富进行全球化配置。

为此，亟需建成既立足于本土又有全球竞争力和辐射力的金融服务体系，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资产配置、全球投资提供必需的金融支持。并且，货币与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本身，也会进一步推进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中国高附加值的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出口，改善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为中国经济转型直接作出贡献。

可以说，金融改变了经济的世界，金融改变了世界的经济，金融服务大发展势在必行。2007年，牡丹江市极富战略眼光地提出了“金融强市”战略。“金融强市”战略与“工业立市”战略的提出，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东北一直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但是制造业独大的结构终究有其脆弱性。制造业后期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产业发展滞后，这影响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生产业中，金融服务业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强市”战略的加快实施，牡丹江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一定会加快。

区域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的第一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把区域经济发展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规划提出，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还提出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要在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热潮中凸显出来，应当把握地区优势，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要注重差异化、特色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中国地域范围广大、地理差别明显，为了使这些战略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产生更大的成效，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多部区域规划和文件。我们注意到，这些规划的共同的核心思想就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错位发展”。充分利用独特的地域资源与传统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要突出协调性、科学性。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地做好规划、做好布局，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本地区的自然、社会、人文、经济优势。一个地区，就是一个中观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要注重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更要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要形成辐射力、带动力。中国区域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特惠政策”，这是各地提出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动机，也是国家扶持区域经济的主要手段。但是，区域经济本身承载着“试点先行”的战略任务，它应该在探索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后，对周边经济腹地发挥更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真正体现区域经济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一起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划战略用意。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要定位开放化、国际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确立了开放型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成功模式。目前，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应该继续在积极主动开放促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更加持续。东北地区是我国传统工业重镇，环顾东北亚，背靠俄罗斯，望远东太平洋，地理位置独特，经济优势明显，开放型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当前，俄罗斯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93%的经济疆域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化版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在即。东亚地区国际市场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企业而言，可以拓展的市场大了，可以利用的资源多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腹地广阔了。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推动区域经济成为重要的增长极

一、金融服务要在推动产业融合、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上有所作为。当今世界，产业融合是催生新兴业态的重要渠道，而金融服务在促进产业融合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为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更多的经济新增长点，金融服务要更加重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区域经济创新的源泉，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要主体。我国99%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其中中型不足1%，98%都是小型企业。在美国，占企业总数90%的中小企业，产生了85%的技术创新。美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得益于其发达的投融资体系。但是，中国金融服务发展滞后，特别是草根融资体系不健全，制约了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目前，官方融资体系，不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体系，更多地是在为国有企业“输血”，为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作“背书人”，而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作为发达经济体产业支柱的生产业，得不到融资体系的足够保障。民间融资体系，法制缺位，风险极大。最近，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潮涌起，就是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案例。温州区域经济曾经创造了温州模式，现在却受到挑战，原因就在它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根支柱之“弱”，难以支撑经济快速成长之“重”。牡丹江市发展金融服务业，要以此为前车之鉴。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价值导向要正确，要注重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来综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既不能一味纵容民间借贷，也不能因噎废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要“和谐共生、相辅相成”。

二、金融服务要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所作为。这里再特别强调，金融服务一定要更加重视扶持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大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突破结构性瓶颈，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突破口。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正面临严重的制约，资源、能源和环境不堪重负，人口红利“天窗期”正在收窄，外部竞争压力日益加剧。中国经济转型到了关键时刻。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服务业是主导，服务业是关键，服务业是突破口。金融服务业地位特殊，既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又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信息通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研发设计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是现代产业的粘合剂，它们把人力资源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源源不断地转移和输入到其他产业中去，不断推进制造业升级，不断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但是，这些服务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知识产权形式体现的资本超过实物资产形式体现的资本，这样，在传统的融资担保中就得不到银行的信赖，融资难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重要障碍。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金融服务上多做创新，融资担保的资产范围要放宽，为生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三、金融服务要在推动产业集聚、增强区域经济辐射力上有所作为。区域经济应该是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汇聚。产业和企业集群，一靠基础设施，二靠资本纽带，三靠政策扶持。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基础设施，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设备的供需缺口十分突出，金融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可以充分借助市场手段调控资源，增强政府财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了，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增强了，可以吸引周边地区产业的聚拢。美国1994年开始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结果赢得了整个世界。当前，物联网、云计算支撑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新方兴未艾，我们的基础设施要跟进技术发展的步伐，金融服务就必须跟进――金融服务与高新技术是孪生兄弟。

篇10

一、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从国内法看，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据联合国统计，仅在1995年，变更投资制度的64个国家的112项规章中，就有106项是扩大自由化程度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2〕变化最大的有前苏联、东欧国家、拉美安第斯条约国等。 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自90年代初就实行经济转轨，并制订和颁布了新的外资法，加强对外资的保护。〔3〕拉美安第斯条约国于1991 年通过了第291号决议，取代了其1987年的第220号决议，新的决议基本上放弃了关于外国投资的共同政策。〔4〕在国际层面上， 双边投资条约网正在不断扩大，在1996年6月已有的将近1160个条约中，约有2／3是在90年代缔结的，涉及到158个国家。〔5〕经合组织也着手制定了"多边投资协定"。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制订了《外国直接投资指南》，对外资准入、待遇、征收、争议解决等主要问题作出了规定，该指南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它对关于外资的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尤为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GATS、TRIMs协议和TRIPs协议已成为规范国际投资的重要文件，构成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部分。

具体来说，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强化对外资的保护。

（一）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国家对外资进入进行管理，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使。因此，各国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外资进入以及外资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入。在60-70年代，许多发展家为了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保护本国民族，有目的的利用外资，较为强调对外资进入予以某些限制。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

1.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或部门逐步开放。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一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部门，均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当然，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更严些。但近年来，这一限制已逐步放宽。有些传统上由本国投资者独占或控制的领域，特别是服务部门，现在也面临着逐步开放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对服务业的开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于1995年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银行、保险、对外贸易和零售商业等行业均已有限制地对外开放。

2.允许外资进入的条件逐步放宽。〔6 〕这主要是指所谓的"履行要求"问题，即外资获准进入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履行某种特定义务。这主要包括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当地股权要求、外贸平衡要求等。〔7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引导外资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外资法中对此作了规定。这些要求一般体现在关于审批外资进入的积极标准之中。近年来有些国家修改甚至取消了这一要求。例如墨西哥1993年的新外资法就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履行要求。〔8 〕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均允许设立由外国公司全部拥有股权的子公司，而不再要求仅采取合营的形式。在国际层面上，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已明确禁止与GATT国民待遇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不符的某些限制性投资措施，包括某些履行要求方面的措施。

（二）加强对外资的保护

经过多年的实践，许多国家对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外资的法律保护也日趋加强。例如，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新外资法均对外资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包括保护外资不受国有化的影响，若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则予以补偿；保证外国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汇出国外等。 安第斯条约国第291号决议对资本和利润的汇出已未加限制，而留给各成员国自由决定。

同时，近年来国际上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日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埃及、南美的一些国家，已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俄罗斯的外资法保证给予外国投资者与俄国人相同的财产权和投资权，排除差别待遇。在国际立法上，TRIMs协议将GATT 的国民待遇原则引入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GATT则要求在承担特定义务方面实行国民待遇，显然这比以前规定的国民待遇在范围上更广泛一些。

促使国际投资法发生上述变化的有多种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战后至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上独立了，为保证其经济上独立，它们坚持经济主权原则，强调国家对外资的管理，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到了8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经济发展缓慢，为摆脱这种困境，它们将利用外资的重点转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它们已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既可带进资金、技术和的管理经验，又不致于使国家承担债务，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状况，再加之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和妥协，即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并强化保护。与此同时，70年代高涨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也走入低谷。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现有的关于国际投资的法律制度将会继续得以改进和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外资的保护，将仍是各国外资法努力的方向。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实体规范的多边框架或公约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努力的目标。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应予处理的一些问题，如关于外资准入与经营的投资措施、待遇标准、与企业行为有关的问题、投资保护和争议解决等，现已由国家层次进入了国际层次，成为国际性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但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对这些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从战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要使一项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接受，就需要兼顾所有各方的利益，例如，既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关于保护投资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并带来共同的好处。

二、BOT的法律问题

国际投资的发展，在实践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BOT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是80 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亟待发展其基础设施但又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于是就采用BOT方式促进政府和国际私营企业合作， 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例如英法海底隧道、香港东区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资巨大的项目，都是以BOT方式集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 在我国，1995年和1996年国家计委已批准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湖南长沙电厂一期工程作为BOT试点项目。BOT的法律问题已受到人们关注。

（一）BOT的概念与特征

什么叫BOT？这是人们首先想要了解的问题。概括说来，BOT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9〕可见，BOT方式的主要特点是：（1 ）私营企业基于许可取得通常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建设和经营特定基础设施的专营权；（2）在特许权期限内， 该私营企业负责特定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并取得效益；（3 ）特许权期满后应无偿将设施移交给政府。这几个特征把BOT方式与一般合资、合作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二）BOT特许协议问题

BOT项目通常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 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股东协议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项目公司间的特许协议，它是BOT 项目合同安排中的基本合同或基石。然而，关于特许协议，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首先从其来看，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特许协议，其内容通常视项目之不同而异。因此，为使我国BOT特许协议规范化， 可考虑制定标准文本，以规范当事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上， 对特许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在国际上还存在着争议。 若BOT特许协议是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订立的， 那么有关国际特许协议或国家契约所引起的一些法律问题在BOT方式中也会出现，例如， 这种协议是国内法性质还是国际法性质？协议应适用什么法律？政府改废协议的效力与责任如何等。若BOT特许协议不涉及到外国投资者， 那么这种协议属什么法律性质？是私法性质还是公法性质？我国学者间对此仍有争议，有的认为是民事合同，有的认为是行政合同。笔者认为，国际特许协议仍属国内法性质，将这种协议看作行政合同可能更为适当。因为这种协议的一方是政府，他方是私人投资者，协议的内容涉及到公共利益，合同通常要受公法支配，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变更合同。因而它与一般民事合同是有区别的。

（三）BOT项目融资问题

在BOT模式中，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股本和贷款。 股本主要是由项目公司的合营者或股东所投入的资本组成的。除股本外，项目公司通常还须通过贷款取得足够的资金，这种贷款是项目公司仅以项目自身收入和资产对外承担债务偿还责任的融资方式。

在BOT项目筹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项目的预期收益问题。 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通常希望有预期的投资回报，如每年用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作为投资回收金。对于贷款者来说，他们一般要求以项目的预期收益作担保并以项目的全部财产作抵押。

预期收益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项目经营者能否自行决定其商业政策，包括依市场需求确定价格。由于公用事业部门涉及到国计民生，政府通常会对价格予以管制。在确定BOT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时， 政府可以允许经营者依市场定价，让社会公众承担项目的成本费用，也可以限价，并对经营者或用户予以补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BOT项目的产品或服务予以补贴不一定妥当，政府之所以采取BOT方式， 就是希望避免由政府补贴。因此应考虑允许经营者自行确定价格，但政府又必须有管制措施，如规定最高限价等。如确属应予补贴的，应只对用户发放补贴，而不是向经营者发放补贴。

为了确保预期收益，外国投资者或贷款者有时还要与政府有关部门或用户订立回购合同或销售合同，以通过这种长期合同保证用户使用该基础设施并按约定的标准付费，保证投资与贷款的回收。合同还应对定价规定相应的调节机制。在我国以前有关电力方面BOT项目的谈判中， 外国投资者往往坚持要求我国政府保证一定比率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涉及到政府在何种条件下可提供保证、以及投资回报率究竟多少才合适等问题。一般来说，若是项目公司直接向用户收费的，政府不必提供保证；若项目产品是由政府收购的（如所建发电厂的电力进入国家电网），投资回报率的确定应结合项目的类型、投资大小、建设周期长短、风险大小及特许的期限来综合考虑。

有关BOT的法律问题还很多，如政府保证问题、建设、经营、 贷款等各种合同的法律问题、风险防范问题、环保法律问题等，均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跨国收购与兼并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日趋活跃和频繁。据联合国调查，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再次将兼并和收购作为公司的一项中心战略，以便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保护、加强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能源分配、电信、制药和服务等是跨国收购和兼并活动较多的行业。〔10〕近年来中国关于跨国兼并和收购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一方面，中国企业收购了某些外国的企业，另一方面，外资也收购和兼并了一些中国国营企业。

跨国收购与兼并活动主要受被收购地国的法律支配。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时，就必须清楚地了解东道国的法律，包括关于外资的法律法令、反托拉斯法、环境法、劳动法等，否则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我国企业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两起收购就曾受阻或遇到麻烦。一是中国国营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的Manco 制造公司，美国布什总统依据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授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迫使中国公司放弃了这项收购。另一起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88年收购一家特拉华公司--凤凰钢厂，因涉及到劳工纠纷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遇到不少麻烦。〔11〕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甚至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家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实践上，外商大都是采取合资的方式，收购我国一些国营企业的51％以上的股权，有的基本一揽子收购某一地区所有国营企业的控股权。〔12〕外资收购和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帮助国营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企业经营体制转换和改革，促进企业产品外销等。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关于外资收购与兼并方面的法制尚不完善，如何管理外资收购与兼并还有许多问题需待研究和解决。

首先，对外资收购与兼并的审批与监管有待于加强。在实践上，外资购并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如外资通过收购与兼并可能进入某些原本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或部门；国有资产可能由于作价评估不合理而大量流失；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外商可能会采用"借壳上市"等方式，不出资或以少量资本收购国营企业。为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严格外资收购审批制，由外资管理部门统一行使审批权。要健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出资问题上，要严格出资时间，防止外商以被收购企业或以新的合营企业名义在海外上市，然后再用所筹资金缴纳收购所需的资本。

其次，防止外资收购造成垄断，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外资收购或兼并中国国营企业，可能形成地区性垄断或行业垄断，从而限制竞争，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中策公司1992年收购了泉州市37年国营企业的多数控股权、以及收购了多家轮胎橡胶厂，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此，我国应研究和制定反垄断法，以有力地防止企业垄断、保护竞争。

再次，上市公司收购需进一步加以规范。我们知道，收购既可协议收购，也可通过证券市场公开收购。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如股票就有A股、B股之分，还有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别。这样，收购人要通过市场公开收购往往不好操作，而被收购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因此，我国应制定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的有关问题予以规定，完善有关制度，包括信息披露、收购要约、强制收购制度等等，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此外，关于反收购的措施及其合法性问题，也需加以研究。收购有友善式收购和敌对式收购之分。对于敌对式收购来说，如果目标公司不愿意被外资收购，就得求助于某些法律手段。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反收购的有力武器，例如，公司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可允许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可使用"毒丸"的策略、可发行超表决权股等，目标公司可据此进行收购防护。目前我国公司法尚缺乏这些规定，我们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外资收购和兼并我国企业还会涉及到职工的劳动保障、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这方面的法制也有待于研究和进一步完善。

四、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

世界贸易组织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作出规定，是晚近国际投资法的新变化之一。世贸组织之所以对投资问题作出规定，其客观原因在于贸易与投资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都是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的。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而贸易和贸易政策又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政策通常是各自独立的，而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有效执行方面并不一定总是相互协调或相互支持，其中某些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作用或影响。由于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法律规范，对于某些限制或扭曲贸易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在此情况下，由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顺理成章的。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 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 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TRIMs是乌拉圭回合的三大新议题之一，《TRIMs协议》是世贸组织第一次就投资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仅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

为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展和自由化，就必须避免采取并消除某些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投资措施。在实践上，某些国家制定的关于管制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法律措施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即造成对贸易的限制或对贸易的扭曲。例如，对外资采取某些减免税的鼓励措施，可使享受此优惠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对产品予以补贴；另一方面，对外资规定某些"履行要求"，则会导致对贸易的限制。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议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两种措施的，即将有关税收减免等投资鼓励措施，放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处理，而TRIMs协议则专门处理那些对贸易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

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包括哪些，国际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发达国家所指的Trims范围较广，达10余种之多。〔13〕《TRIMs协议》是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做法来对应予禁止的Trims 作出规定的。依其第2条规定，凡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国民待遇）或第11条（数量限制的一般取消）不相符的Trims， 包括那些国内法或行政命令项下的强制性或可予强制执行的措施或为取得优势地位所必需的措施，都属于禁止之列。其解释性清单又进一步列举了几种禁止性措施，包括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等。这样，除已列举的措施外，其概括性规定可囊括其他所有未予列举的投资措施，解释起来具有较大弹性。因此，对于哪些措施会被纳入TRIMs协议禁止的范围，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TRIMs 协议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范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性协议，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它将关贸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等原则引入国际投资领域，这对于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取消限制贸易的Trims，将会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不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TRIMs 协议的实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其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对其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该协议给了发展中国家较长的过渡期，并允许其在规定的情况下暂时背离协议第2条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也是乌拉圭回合的新议题之一。GATS是关贸总协定就服务贸易达成的第一个协议。这一协定对于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服务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提供服务就往往需要在当地设立机构或商业场所，〔14〕这必然会涉及到外资能否进入服务业及其待遇等问题。

GATS中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第三部分承担特定义务中关于市场准入（第16条）和国民待遇（第17条）的规定。

关于市场准入，GATS没有予以定义。一般来说，它是指是否允许外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进入本国市场的问题。依GATS规定，在市场准入方面，成员国承担的义务有两点，一是通过承担义务计划表来承担特定的市场准入义务；二是在承诺市场准入的部门里，除承诺表另有规定外，不得采取所列举的6种限制性措施。这6种限制性措施中，前4 种是关于数量限制措施的，后2种则与投资密切相关，即（1）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才可提供服务；（2 ）对参加的外国资本限定其最高持股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予以限制。

市场准入的实质是使服务市场逐步自由化。这当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的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因为服务业在这些国家不发达，而且服务业中的某些部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GATS的达成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但市场准入仍会产生一系列冲突，例如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关于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主权；若外资对本国服务市场无积极作用，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让其进入服务市场。GATS对此采取灵活的解决办法。其第16条表明，成员国可自由决定其承担的市场准入义务的程度，并可明确地保留限制某些服务进入的权力。其承诺单可列举不对外完全开放的部门并维持某些限制。从目前的情况看，完全要成员国放弃其对服务的国家管制是不可能的，灵活的方法是逐步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取决于各成员国的政策目标和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国民待遇，GATS规定的是一种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即成员国依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条件和资格给予国民待遇，而不是将国民待遇普遍适用于所有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GATS关于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的规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者都是就承担特定义务而言的，但市场准入是讲外国服务的进入问题，而国民待遇则是指外国服务进入后所享受的待遇问题。一旦成员国作出特定承诺，国民待遇的某些义务就会自动地随之产生。例如，凡承担特定义务的部门，成员国须合理、客观、公正地实施其国内规章；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司法、仲裁、行政程序，以便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迅速作出审查并给予公正的决定和适当的救济；此外，成员国对承担特定义务项下的经常交易，在国际支付和转让方面不得予以限制，除非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方面的困难或因此受到威胁等。〔15〕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协议》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又一新的协议。 这一协议也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因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可能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仿冒其技术且低成本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TRIPs协议》的宗旨是使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确保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它同样强调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对这两种待遇的例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相对现行其他国际公约，TRIPs协议规定的保护标准更高。例如， 它将版权的保护扩及到机程序等方面，保护期为50年；邻接权和租让权已得到承认；将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展适用到服务和那些与注册商标不相似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产品发明和程序发明，包括药物和微生物领域的发明，都可被授予发明专利，专利期限为20年；集成电路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10年；采取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临时性措施和刑事制裁等措施，制止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力度，等等。这些措施显然对知识产权给予了更为有力的保护，对国际投资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 结合其他国际公约，通过国内法程序加以实施，将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法的若干思考

晚近国际投资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与开放的深化扩大，对我国外资法的完善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自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以后，我国已制定了大量关于＠①资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以外商投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体系。这些外资法律法规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需要，在利用外资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外资立法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现行外资法是将企业组织法与政府管理法规合并在一起的，而且是依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分别立法，这就难免有重复甚至不一致之处；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仍并行存在，这两套法制间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相互矛盾或不一致之处；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我国的现行外资立法中的某些规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协定的规定也不尽相符。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完善我国外资法的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适应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由于的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不得不将对内和对外的经济法制分立，实行双轨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这种对内对外分别适用两套不同经济法制的做法将不得不予以改变。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逐步向法制统一的方向迈进。例如，在税法方面，关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的征收已内外统一了起来；1996年的《外汇管理条例》也统一适用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境内机构。但是，还有些领域仍然是双轨制，包括企业所得税法、合同法、公司法等。例如公司法的某些制度，如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组织结构等，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不一致。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某些协调措施，逐步取消双轨制。

（二）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代替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随着我国关于企业组织法（如公司法、合伙法、合作企业法等）的健全和完善，这些企业组织法应统一适用于国内设立的公司、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资法就可以将企业组织法排除在外，而以国家管理外资的法律制度为主体。同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管理问题，若不是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也应纳入相关的部门经济法调整，如通过税法、外汇管理法、海关法、土地法、金融法、法、劳动法等来统一调整内外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税收、外汇、海关进出口、土地、信贷、财会、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不必将其纳入外资法典之内。这样，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国投资的特殊性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等。

（三）外资法的内容应与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相衔接。我国正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我国现行外资法中某些规定与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等还不大一致。例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 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的规定，有可能被视为TRIMs协议所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关于将产品全部或大部出口作为外资企业设立的条件之一，要求合营合同中包括产品内外销比例的规定，以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要求，也可能会被认为是TRIMs协议所禁止的措施。这些规定应予以修改。

我国还应根据有关国际协议及惯例，进一步完善外资法。例如，在外资准入方面，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定期公布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明确禁止、限制、允许及鼓励外资的产业和部门；在服务行业，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对外开放；应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给外资的进入和开业提供便利。在外资待遇方面，要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改变目前内外资企业间存在着差别待遇的现象，例如，在税收上，要使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和税负统一，税收优惠应统一对内外资企业适用；在服务收费方面，要逐步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内外资企业应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 注释：

〔1〕据联合国统计，世界直接投资增长率在1984年为1.5％，而在1986-1990年则达到28％，1991年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衰退，国际直接投资一度有所下降，但1993年以后又趋上升，1995年世界投资流入量达3150亿美元，为创纪录水平。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

〔2〕〔5〕〔10〕见联合国贸发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和国际政策安排概述》，第24-25页；第25页；第7-8页。

〔3〕See David E. Birenbaum， Business Ventur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1992);Cheryl W. Gray & William W. Jarosz， "Law and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Experi-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33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1(1995).

〔4〕English Version of Decision 291 in 30 I.L.M1283(1991).

〔6〕〔13〕关于外资准入自由化趋势， 参见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法学》1996年第5期， 第67页。

〔7 〕所谓的履行要求通常包括：限制外国投资所有权的当地股权要求；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技术许可要求和技术转让规则；限制对外转移的汇出和外汇限制；限定生产水平的生产制造方面的限制；为替代进口而施加的国内销售、当地成分和当地制造要求；旨在增加东道国出口实绩的出口要求等。See T. Moran， Impact of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UNCTC，1991)。

〔8〕See Mexico:Foreign Investment Act of 1993， 33 I.L.M. 207(1994).

〔9〕See S. W. Stein， "Build-Operate-Transfer(BOT) -A Reev-a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Law Reviev， Pt　2， 1994， P103.

〔11〕关于这两起收购，参见James V. Feinerman， Enter the Dragon: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22(1991)， p.547.

〔12〕例如，新世界发展公司收购了武汉的冷冻机厂、扬子江生化制药厂50％以上的股权，奥海投资公司收购了广州麦芽厂、深圳啤酒厂和中山威力洗衣机厂等厂的51％以上股权，中策华侨（集团）有限公司于1992年一揽子收购了泉州市37家国有等等。此外，日本50羚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于1995年8 月购买了我国上市公司北京旅行车股份公司法人股4002万股，占北旅总股本的25％，同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也收购了我国上市公司赣江铃80％的B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