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空气污染的应对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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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雾霾；时空分布特征；自然因素；社会因素；PM2.5；PM10；石家庄市

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9-165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9.01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az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U Zheng， CUI Ze-jia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Abstrac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 that derived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of Shijiazhuang city in the whole year of 2015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and each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wind speed， rainfall，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social economy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M2.5 and PM10 presented a periodic trend，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utumn and winter season，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not balanc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M2.5 and PM10 included natural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nd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were important impact factors that led to smog concentration， transfer and diffus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elements wer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frequent haze in Shijiazhuang. So， the management of haze lies in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Key words： haze；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natural factors；social factors；PM2.5；PM10；Shijiazhuang city

霾是由馊芙汉推体污染物造成的一种城市和区域性空气污染现象[1]。雾霾天气主要是因为空气中含有可吸入颗粒物、SO2、氮氧化物等，其中衡量雾霾指标的污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即粒径小于2.5 μm的细颗粒物。PM2.5、PM10浓度增加时直接导致雾霾天气的产生，致使大量有害污染物产生，其发生时能见度明显降低，空气质量恶化，威胁人体健康，严重阻碍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国外来讲，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已经经历过现阶段中国的雾霾天气，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雾霾事件酿成灾难，英国人自此大力整治环境，并实现产业转型，打造生态社会[2]。时至今日，伦敦蜕变为蓝天白云的“生态之城”。其污染治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治理工业污染和取暖污染，主要措施有关闭城内电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等[3]。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因此主要是抑制交通污染[4]。此外，伦敦市在城市建设大型环形绿地，在街道使用钙基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微粒下降了14%。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英国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近一步提升空气质量[5]。

从国内来看，研究多关注区域和城市范围的霾变化趋势、形成机制、时空变化特征以及低能见度天气的主要成因及其与气候的关系等[6-8]。且雾霾形成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气象因素，而关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涉及较少。近年来，关于石家庄市雾霾天气的研究有所增加[9-13]，但对于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本研究分析了石家庄市雾霾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而从自然、社会、经济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提高对雾霾的认知度，以期为防治雾霾提供参考依据。

3）降雨量。图9为2015年石家庄市雨雪天数月均分布图，对照雾霾天数月均分布图来看，雾霾多形成在降水量小的天气。因为降水对雾霾天气中污染物起到很好的冲刷作用，削减污染物的浓度。进一步利用SPSS软件对2015年全年PM2.5、PM10日均浓度与年降水量做相关性分析，得出年降水量与PM2.5、PM10浓度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73、-0.076，相关性不显著。

4）湿度。相对湿度较高有利于雾霾的形成，气溶胶粒子中含水溶性成分时，相对湿度大时，可溶性气溶胶更易吸收水汽而变大，从而使散射作用增加，能见度降低，加剧霾的产生。由表1可知，湿度与PM2.5日均浓度呈显著正相关，与PM10日均浓度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表明湿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小粒径污染物的产生。

5）大气压。由表1可知，大气压与PM2.5、PM10日均浓度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34、0.297，说明大气压也是影响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之一。冬季冷空气下沉，地表空气相对增多，即气压升高，不利于城市上空空气的流动，进而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空气中的微小颗粒聚集，漂浮在空气中，增加了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此情况下，雾霾天气极易形成。

综上可知，石家庄市形成雾霾的直接因子PM2.5、PM10的浓度受自然气象因子平均风速、气温、大气压的影响较大，湿度对PM2.5有一定的影响，降水量对雾霾的产生影响不大。

2.2.2 地形因素 图10是石家庄市的地形，可以看出石家庄市西依太行山脉有两条明显的输风带，一条是从邯郸市磁县到石家庄市的汇聚风带，另外一条是从天津市到石家庄市的汇聚风带[16]，而两条汇聚风带的交汇正好处在石家庄市。受此影响，石家庄市上空的污染物浓度非但没有降低，输风带还给石家庄市上空带来了新的污染物，使得污染物浓度增加，空气质量下降，易形成雾霾天气。因此，地形也是影响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形成的因子之一。

2.2.3 社会经济因素 石家庄市是新型工业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工矿企业入驻也越来越多，致使空气质量下降。

1）产业布局。石家庄是以钢铁产业为主，同时还兼有制药、化工、冶金、印染、纺织等的新型工业城市。石家庄市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南部和西南，部分产业靠近市中心，甚至还有的在石家庄市常年风向的上风向，布局的不合理是导致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9]。

石家庄市PM2.5浓度的高低与第二产业具有较大的关系，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通过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和能耗进行分析，排名前十的行业占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0.5%，但是平均产值能耗也较高，为0.535 t（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221 t（标准煤）/万元。

由于石家庄市排污量较大的企业在市区的空间分布不尽合理，外加石家庄市地形的影响，部分市中产业新建厂区已经外迁至三环外，但是位于市区内的老厂区仍然没有停产，依然会加剧市区空气的污染。

2）扬尘。扬尘是石家庄市雾霾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是PM10的首要来源。据有关资料显示，其对PM10和PM2.5来源的分担率分别为0.375和0.225[17]。随着石家庄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各种建筑施工、道路施工以及机动车扬尘量剧增，也成为大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3）机动车尾气。在造成石家庄市大气污染的各因子中，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也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因素之一。汽车排放尾气主要污染成分有CO、CH、NOx、SO2、HCO及可吸入颗粒物[16]，其中，可吸入颗粒物所占百分比为48.9%，占污染物总量将近一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机动车的数量也在逐年提升，据统计，石家庄市民用汽车保有量为107.52万辆，尾气的排放量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而上升，每天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量（CO）在7 500 t左右[15]。

4）城市能耗。石家庄市是一座“煤烟型”城市，主要燃料是燃煤。据历年统计资料显示，能源消费燃煤6 100万t，其中冬季采暖和热电厂发电仍然是煤炭消耗的主要途径。燃煤会产生大量的SO2及颗粒物，对石家庄市的雾霾天气有一定影响，而且燃煤的利用率不高，低效的除尘、脱硫设备以及低效燃煤工艺都是促成雾霾天气形成的原因。

3 讨论

3.1 自然因素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雾霾严重的区域之一，特殊的地形和气象条件是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形成的自然因素。西依太行山脉，东边是华北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呈现“马蹄形”避风港地形，从东面过来的大气污染物遇上太行山脉不利于扩散，淤积在石家庄城市上空。此外，两大输风带无疑给石家庄市大气输送了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再加上石家庄市常年风速低，降水量小，干燥的气候以及城市热岛效应导致市区各种大气污染物淤积而不扩散，最终使得石家庄市空气质量状况降低，给雾霾天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2]。

3.2 社会因素

石家庄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染是雾霾形成的根本原因。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已经逐步由自然现象演变为一种城市灾害性天气。

石家庄市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南部和西南，部分产业靠近市中心，甚至还有的在石家庄市常年L向的上风向，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以及污染物的高排放是石家庄雾霾天气形成最主要的污染源头；外来工矿企业的加入、城市生态建设的先天不足、城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迅速等也是石家庄市雾霾形成的因素。

石家庄市的雾霾形成的三大因子[6]分别为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交通运输。通过对石家庄市年消耗燃料量、工业生产环保措施效率以及机动车保有量和其年排放总量的分析，得出大气污染的三大因子所占比例分别为70%、20%与10%，对石家庄市雾霾的空间分布及雾霾强度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4 小结

石家庄市PM2.5、PM10在时间上具有演变规律，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在空间上具有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分析其时空变化规律有助于其成因分析。根据对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石家庄市雾霾天气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气象和社会经济两大因素，其中，燃煤、交通、工业生产是石家庄市污染的主要来源，气象要素是雾霾集聚、转移与扩散的重要影响因子，而社会经济要素是影响石家庄市雾霾频发的根本性原因。

应对雾霾天气，需要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提高空气质量的监测力度，大力整改污染企业，优化绿化设施、生态系统，提高空气质量状况。本研究成果对石家庄市乃至全国空气污染治理、雾霾天气的形成与防治有理论借鉴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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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宗恺，潘云仙，孙润桥.空气污染气象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气象出版社，1985.

篇2

关键词:采矿工程;绿色开采;技术分析;运用策略

随着对资源不断开采，在资源紧缺的大环境下，传统开采工艺技术的不合理急需进行完善。近年来，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技术开发与应用越来越成熟，矿山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采矿工程中应用绿色开采技术，合理地开采资源，对环境和矿山进行了一定的有效保护，此种举措对于促进采矿行业的发展和提升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1采矿作业中应用绿色开采技术的作用与意义

矿山开采工程中的绿色开采技术对保护环境，改善采矿和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矿山开采中，采用绿色采矿开采技术，可以有效减少水土的各种不必要的流失和地表的各种沉陷等问题，对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矿区的地表沉陷严重、生态水资源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会影响到矿山开采的稳定性［1］。

1．1有效减少对矿山周边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在浅埋煤层开采的过程中，科学采矿可以保护矿山周边的水资源，对促进矿山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减少因矿山开采造成的各种财力浪费。在减少资源浪费的同时，可以重新利用经过处理后的废矿石作其他用途，例如:将废矸石制作成建筑材料，实现废矸石的回收与利用，避免废矸石对环境造成污染，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减少对矿山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各种有毒物质需要采用科学充填、保水开采等技术将废矸石填充在沉陷区，减少地表裂缝。

1．2绿色开采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

煤炭资源的开采一旦不合理，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周边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在矿山开采行业，只有人们提高环境保护意识，采用绿色安全的开采技术，才能避免各种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相关的科研人员要不断创新和学习各种有利于环境的采矿技术，利用专业技术优势，更好地解决好矿山开采、资源浪费和污染等破坏环境的相关问题，控制好其中的资源平衡，促进矿山开采的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性。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也要大力提倡保护环境，保护家人的“绿水青山”，倡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提高矿产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发展意识，逐步引起了重视，先后出台相关政策，采用科学绿色采矿新技术，实现未来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

2传统采矿技术的不足之处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2．1浪费和破坏土地资源

在传统的开采浅埋煤层的过程中，一旦没有做到绿色开采，就会产生各种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在矿山的周边堆积，很容易造成土地沙化，给矿山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矿山开采使土地植被与水资源遭到不可逆破坏的同时，由于长时间堆积的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加上外界自然环境的风化、雨水的冲刷等，容易污染环境，影响周围植被的正常生长，也会造成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有时还会演变为矿区周围环境的污染［3］。

2．2破坏水资源

在矿山不断被开采的过程中，很多开采的地下煤炭资源都会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从而形成一定的开采空间，很多矿山周围的地表会有不同的水位线，很多矸石的充填不充分，很容易让附近地下水的径流出现塌陷，变矿区周围导致矿区地下水位，很大程度上都在不断下降，很多井下开挖的地表，由于开采力度过大，很不安全，导致开采煤矿过深，厚度太厚，造成矿区周边的地下水位条件发生改变，破坏水资源，很容易破坏基岩或者松散层的含水层，对附近居民的生活有严重影响，周围的矿区环境急剧下降，地下水位线很不稳定，水资源严重遭到破坏，对周围的植被生长造成威胁。

2．3空气污染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瓦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有毒气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废弃的气体一旦没有及时处理，就会产生温室效应，影响周围的环境。在传统煤矿开采技术中，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会有很多有毒气体进入空气对人体造成伤害，破坏原有的地下水位，严重影响空气质量，造成很多不安全因素，影响开采作业人员与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此外，有毒的粉尘物质吸入人体或进入水资源中，而固体废弃物质在经过长时间堆积中，再被雨水淋湿后，一旦被风吹起，会形成粉尘进入空气中，将增加人或动物患病的概率［4］。

2．4噪声污染

煤矿开采过程中噪声污染主要是由于各种机械设备产生的，而生产、运输、洗选、检修等大型设备必不可少，由于煤矿井下的工作场所狭小，噪声也很大，很多高强度的噪声与矿石开采发出的杂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严重的危害，而且噪声太高还会掩蔽各种安全警报信号，造成事故。3采矿工程中绿色开采技术的应用

3．1保水开采技术的应用

绿色开采技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在具体的采矿过程中，应对产生的废水进行比较集中和统一的处理方式，对采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处理，井下污水要在水仓内进行统一处理，采矿单位采用先进开采工艺，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可以有效降低对矿区周围地下水的污染，不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并配合地面或井下充填系统，能够保护矿区的水资源，改善周围的生态环境，保障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在矿区开采用水中，遵守“一水多用”原则，利用水资源处理矿山时，采用洗水闭路的循环方式，不断提高水资源的使用率。对于紧缺的水资源除了要保护外，也不能浪费，要在开采过程中，时刻全面考虑，严格把控补水标准，减少水资源的污染，对于采矿的过程一定要严格规划好，采用补水的方式，保证矿区周围的地下水位不会发生变化，加强对矿井用水的统筹与规划，结合水源状况、矿井生活与生产用水情况，采用污水处理系统，减少水资源的损耗，重复利用开采技术利用率，在资源利用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对于开采就熟的管理和应用，避免顶板在开采过程中产生裂缝或者大范围下沉，造成水资源流失等，保证各种用水都符合相关规定与标准，保水开采技术属于绿色开采技术的一种，防止废泥水外排，开采单位在地面生产系统中，保证水资源的重复利用。

3．2填充开采技术的应用

在浅埋煤层开采过程中，作为采矿工作人员，一定要利用专业技术，实现技术的更新和完善。采用绿色填充技术，在矿山开采过程中遵循边采边充的原则，有效减少矿区的采矿。在利用填充技术时，除了要保障矿区人员的自身安全，更要善于利用绿色填充技术注意分析，期间发生坍塌事故的紧急情况中做出应急措施，施工人员在开采过程中要注意对于填充物的放置，保证采空区在填充后，不会发生沉陷等问题，在顺槽填充输送带上，有效提高填充稳固性的同时，也能减少后期地下水文变化造成地表沉陷的情况。此外，利用绿色填充开采技术对大范围的采空区域进行填充，利用胶结的方式对于一些原材料进行各种有效开发，在矸石中添加一定量的河沙、工业炉渣等，有效防止矿区不良开采过程中造成的地下水位变化，可以防止地面塌陷、地面裂缝或者房屋损坏等问题的发生。

3．3固体废弃物的利用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统一利用与开发固体废弃物，提取其中的可用资源，挖掘废弃物的利用价值，减少对矿区环境的污染和浪费，作为开采人员，在绿色无公害的基础上，结合再利用固体废弃物，实现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各种采矿技术的资源利用，有效提升固体废弃物的经济价值，将废弃矿石直接回填到开采区域，改变废弃固体矿石的形状，也可以减少采空区沉陷，对废弃固体矿石进行生态处理，回收利用是非常不错的创新操作。采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式，利用绿色开采技术减少矿山开采区域废弃物堆积，在堆放废弃矿石的区域利用植被发挥出废弃物的价值，它们主要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被带上地表，对于固体废弃物一般都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作为开采人员，要善于利用这些废弃物，恢复矿区生态环境，做打地基用或者做其他用处。

3．4煤与气体资源共采

在矿区开采过程中，针对其他可利用的气体资源，采取类似的方法，将绿色开采技术引入采矿工程中。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对于产生的大量有害气体瓦斯，如果直接进行排放必然污染周围空气，此时，作为开采人员就要利用其专业技术，回收利用瓦斯，降低气体对环境的污染，提高环境保护效果。在开采过程中，如果对空气中的废弃物不进行有效科学的处理，便会严重影响到居民的健康，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破坏。在煤炭被采出后，往往会出现很多比较有害气体，会释放瓦斯气体，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全，作为开采技术工作人员，要采用煤炭技术，提前做好保护设施，在瓦斯技术的应用中，针对不同的有害气体，及时找到应对方式，实现瓦斯与煤炭资源共同开发，达到煤炭资源和瓦斯分别开采的目的。

4结语

浅埋煤层开采技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利用科学充填、土地复垦等先进采矿技术，采用创新的技术，改变原有的粗放开采方式，进行绿色健康的开采，凸显了浅埋煤层的绿色开采，提高矿区开采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避免引发地表沉陷、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地下水资源污染等诸多问题，在浅埋煤层开采的过程中，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带动煤炭企业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伟，邓久荣．采矿工程中绿色开采技术的运用分析［J］．世界有色金属，2019(11):43+46．

［2］赵嵛．浅析采矿工程中绿色开采技术的相关应用［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9(19):201－202．

［3］蔡晓红．采矿工程中绿色开采技术的应用探讨［J］．环球市场，2017(02):214．

篇3

关键词：财政支出；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4004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程度评估及均等化路径研究”（11&ZD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2105010209）

作者简介：卢洪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田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财政支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研究一直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传统经济学对财政支出政策效应的研究往往强调其对总需求、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而忽略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环境问题凸显的今天，将环境质量纳入宏观经济体系，研究财政支出政策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建立“绿色财政支出”体系，提高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宏观经济学建立以来，财政支出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西方学者Heyes最早将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纳入一个框架，建立理论模型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后Lawn、Sim等不断对模型进行扩展，其基本观点认为，理论上存在一条环境均衡曲线，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限制，在这条曲线上，经济发展所消耗的环境资源的量恰好等于环境自身能够提供的量，而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会影响“产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源环境市场”中均衡点的位置＼。这些理论研究表明，环境质量这一公共品的特殊性在于其内生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不仅与环境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也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也会作用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环境质量：一是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即“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环境质量”，这是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间接效应；二是财政支出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即“财政支出―环境质量”，这是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那么，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有何影响？本文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并回答这一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别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是直接研究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Arrow和Kurz，此后国内外大量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Afonso等、BajoRubio、Barro认为政府支出存在政府低效率、税收扭曲、激励不足等问题，会挤出私人投资，从而损害经济增长＼＼。Folster等研究发现在政府规模较大的国家，财政支出对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更小。Bergh等、Afonso等也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与上述研究相反，Ghali研究发现政府支出通过调节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引导最优的增长方向和弥补市场失灵等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在国内，庄子银等研究认为在考虑了调整成本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张明喜等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研究。金戈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机制。付文林等基于协整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呈反向变动关系。严成诺仍谝桓鼍哂心谏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环境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彭水军等基于1996―200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组综合考察，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双向互动机制，并提出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双赢”的政策策略选择。杜婷婷等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衍生曲线作为研究出发点，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量的函数关系。张红凤等基于山东经验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认为系统而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拐点位置产生影响，要想实现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必须将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相结合。

关于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的研究最近几年刚刚兴起。在理论方面，Heyes、Lawn、Sim对经济增长、政府支出以及环境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在实证方面，Frederik等研究了政治和经济自由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发现政府规模对污染水平的影响程度与政府的初始规模相关，在政府规模较小的国家，提高经济自由度会减少污染，在政府规模较大的国家则会增加污染。Bernauer等认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空气污染水平正相关，与政府质量无关。López等强调政府支出结构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偏重于社会和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结构有利于减少污染。同时，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对环境质量没有促进作用。

上述文献为深入探讨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逻辑思考和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已有研究全部以国别数据为基础进行，对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环境效应的评估极其罕见；（2）国内研究较少考虑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更鲜有综合考虑“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污染物排放”和“财政支出―污染物排放”两条路径的环境效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经济调控能力，而财政支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对于中国财政支出政策环境效应的研究在国内较少。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以下三步：一是检验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水平的直接影响；二是检验财政支出通过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对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三是将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加得到总的效应。

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得到财政支出政策影响环境质量的经验事实，本文建立以下模型：一是加入了财政支出因素的传统的EKC曲线方程，二是财政支出和其他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方程，两个方程相结合来检验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

方程（1）是污染物排放方程，其中ln（P/c）it为环境质量变量，代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t年的环境质量；ln（GDP/c）it为收入变量，代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t年的收入水平。Xit代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t年影响环境质量的其他变量，μi是省份的固定效应，ξt是时间效应，ζit是干扰项。

对于环境质量指标，在研究环境质量与收入变化关系的经验文献中，较多地采用以下三类变量来度量：污染集中度、污染物排放量、资源开采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避免结果受到地区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我们选择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衡量指标。其中污染排放物又可分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六类污染指标。本文以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和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SO2）为代表性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综合指标而言，单项指标更能精确反映财政支出对于不同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异质性。固体废弃物与二氧化硫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的环境污染物，两者相比，SO2更容易扩散，污染范围较大，外溢性较强，而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是局部性的，外溢性较弱。

收入变量用人均GDP指标来度量，与总量GDP相比，人均GDP更能反映真实收入水平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而且收入变化影响环境质量的需求偏好效应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变化方面。为了关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方程（1）中引入收入变量的平方项。

财政支出水平（Goveshare）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t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此外，在方程（1）中，本文还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消费支出（consumption）用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用来控制收入效应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本文借鉴庄子银等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各省区的投资率（investment）用来控制资本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腐败（corrupt）用案件立案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用来控制制度因素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相关文献研究表明清廉民主的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而腐败专制的政府更有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及相关利益；贸易开放度（tradeopeness）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用来控制对外开放程度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Grossman等首先指出了人口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某一地区人口规模越大，意味着该地区与环境污染相关的生产、消费活动也相应越多，即人口规模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规模效应，因此本文引入人口特征变量――人口密度（density），用人口总数占该地区面积的比例来度量衡量人口密度，控制人口特征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产业结构（industry）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控制产业结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

方程（2）借鉴了广泛应用于增长领域的文献中Barro与Mankiw等的索罗模型，将经济增长表示为政府支出和其他变量的生产函数＼。其中，Goveshareit是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t年的财政支出水平，与方程（1）一致用第i个省份在第t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lnZit代表影响产出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γi是省份的固定效应，εt是时间效应，υit是干扰项。

影响产出的要素投入及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资率（investment）与方程（1）中所用指标一致；人力资本水平（human），本文遵循以往文献研究的惯例，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因素（density），用人口密度来衡量人口规模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开放性水平（tradeopeness），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运用中国1998―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由于自治区的部分指标难以获得原始数据，故本文的分析不包括自治区。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名称和描述性统计。

（三）估计方法选择

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通常情况下，由于环境税费的存在，财政支出随着污染程度的加重而逐渐提高，政府部门经常改变其支出规模和结构以熨平经济周期的影

响。为了处理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控制了动态效应和内生性的动态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该方法通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估计使用的软件为Stata120，软件的估计过程采用了xtabond2程序包。

在方程（1）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财政支出和收入水平视为内生变量，其余视为严格的外生变量。同时，将其他省份的加权平均财政支出（weighgov）作为工具变量。由于使用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浓度，其他省份的滞后的加权平均财政支出将不会直接影响某一省份的排污水平，但是会通过影响该省份的财政支出水平和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符合工具变量的条件。在方程（2）中，将财政支出视为内生变量，其余视为严格的外生变量，进行估计。

（四） 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一）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2汇报了不同估计方法下的估计结果。无论使用何种估计方法，在样本期间内，中国财政支出都显著促进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列是OLS方法估计的结果，估计系数是0082，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中第二列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国财政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008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中第三列采用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DFE）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一列运用ArellanoBond 两阶段GMM估计方法，结果显示中国财政支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估计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支出滞后一期的系数t值为-2053，说明应考虑模型的动态效应。从表中可以看出系统GMM方法通过了Sargan检验和差分方程中的误差项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控制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水平负相关，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二）环境质量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

表3列示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在本文的模型中，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对于每一类污染物，下表报告了DFE和系统GMM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GMM模型通过了Sargan检验和差分方程中的误差项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

对于固体废弃物（Solid）排放量，第一列和第三列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支出对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说明中国财政支出对于固体废弃物减排的直接效应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从动态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提高增加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人均GDP的平方项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人均GDP与两类污染物的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

对于SO2的排放量，估计结果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动态固定效应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支出对SO2排放量有抑制作用，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GMM模型估计结果则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对SO2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由于GMM估计方法考虑了模型的动态效应和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将GMM方法下的估计结果作为后文分析的主要依据。同样，中国人均GDP的提高增加了SO2的排放量，人均GDP的平方项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人均GDP与SO2的排放量同样存在倒U型关系。这也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经济现象相吻合，对于模型中的其他变量，符号与预期基本一致。

（三）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评估

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在方程（1）中，人均GDP以及人均GDP的平方项回归系数均显著，在方程（2）中，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也显著，这说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影响的间接效应确实存在，中国财政支出通过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作用于环境生态系统。依据上文回归结果计算得到，中国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间接效应对不同的污染物是有差别的。中国财政支出降低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增加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的解释是，固体废弃物的治理收益外溢性较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污染状况更容易得到改善，而SO2的治理收益外溢性较强，治理难度大，污染的负面影响不易短期内被人察觉，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强度的加大，污染水平加剧。

另一方面，在方程（1）中，财政支出水平对污染物排放量影响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并不显著，说明理论上存在的财政支出总量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在中国表现并不明显。

（四）中国财政支出影响环境质量直接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财政支出影响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本文分别用中国各省教育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education），作为教育科技支出的衡量指标；中国各省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health），作为医疗卫生支出的衡量指标；中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socialsecurity），作为社保支出的衡量指标；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environment），作为环保支出的衡量指标（由于数据所限，样本区间为2007―2010年）；中国各省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GDP的比重（infrastructure），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衡量指标（由于数据所限，样本区间为1998―2006年）来替代财政支出（Goveshare）对方程（1）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

从各项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来看：（1）中国教育支出有利于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这与国内外经验研究的结论一致。教育能够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量；（2）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有正向影响，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恶化了中国的环境质量；（3）中国环境保护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环境问题集中式爆发，同时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支出的缺口较大，导致这三类支出对环境质量改善的直接效应在样本期间并不显著。

由上可知，中国财政支出影响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式分权背景下，中国生产性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消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支出）对环境质量改善的积极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篇4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海淀 100089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强，我国在贸易领域与他国的争端也成正比增加。在WTO争端解决案件中，我国以“原材料”案与“稀土”案的败诉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两个案件均是由于中方对他国出口的限制而导致的争端，诉讼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对出口限制的依据以及合理性的辩论，最终中方均以不同程度的败诉收场。本文旨在通过对“原材料”案与“稀土”案败诉原因的分析，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的工作改进角度进行思考，并指出我国行政机关将如何应对今后WTO领域的发展。

[

关键词 ]WTO；出口限制；职能转变；部门合作

WTO中争端解决案件之DS394、DS395、DS398分别为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的限制原材料出口案，同时DS431、DS432、DS433又分别为美国、欧盟、日本诉中国的限制稀土、钨、钼的出口案。以下分别简称“原材料”案 与“稀土”案，其中“稀土”案发生在“原材料”案之后。

两个案件均是由于中国对出口的限制而导致的争端，诉讼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当然就集中于对出口限制的依据以及合理性的辩论。在两个案件中，中方运用GATT20条b款、g款的一般例外原则作为抗辩，认为这种出口限制是“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因此中方都是竭尽所能在说明自己对于原材料、稀土、钨、钼的出口限制是属于一般例外规定的范围，故而对其的出口限制是在WTO框架中受到允许的，但对方坚决反对中方的这一抗辩，认为GATT20条b款、g款的一般例外原则在此不能予以利用。而最后不管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都未支持中方的请求，尽管对于部分条款适用的解释上诉机构与专家组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但总体都对中方援引20条作为抗辩不予支持。

“原材料”案 与“稀土”案败诉原因的分析

“原材料”案与“稀土”案的败诉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中国的出口关税措施违反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减让承诺，以及我国相关政策只限制国外企业而未限制国内企业从而导致无法援引GATT20条环保例外条款。《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的减让承诺即超WTO义务，是我国在入世之初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谈判时的妥协产物，其中的11.3条款规定了中国除本议定书附件六中规定的产品外，都应取消对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然而原材料中的绝大多数材料以及稀土都未在附件六的除外产品清单上，因此中国的出口关税措施违反了该减让承诺义务。同时WTO规定成员国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应该在国内国外同等适用，而在这两个案件中都是只针对国外企业适用限制，而对国内企业则不加以同等的干预，从而就不能让人信服这些措施是真正的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从时间上来说，“稀土”案发生在“原材料”案之后，因此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做出有力抗辩与反驳，但两个案件都是以中方败诉为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在意识到“原材料”案的教训后，仍然没有采取实质的改变，故而无法援引更为有力的证据。之所以“稀土”案在“原材料”案之后没有实质突破，笔者认为这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在WTO领域相关工作的管理密切相关，中方在意识到“原材料”案的教训后，各行政机关并没有改变管理观念以及管理的措施，仍然采用单独限制国外企业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被国外批评者指出这只不过是给这些限制措施套上了“绿色”的外衣而已①。因此，笔者希望在吸取“原材料”案与“稀土”案的教训后，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对即将枯竭的原材料资源进行限制却不能援引环境保护条款作为抗辩的情况。

从“原材料”案 与“稀土”案得出的行政机关在WTO领域相关工作的改进

如前所述，面对“原材料”案与“稀土”案败诉的教训，我国行政机关也应该从自身工作出发，转变管理观念，加强工作管理，改进工作方法。

首先，从管理观念上说，必须纠正“WTO事项就是商务部的事”这种错误的管理观念。我国当前的行政机关绝大多数都与WTO领域有着丝缕的联系，上到中央国家机关，下到地方政府机构，但往往一提到WTO，几乎所有行政机关都一致认为是商务部的事情，与自己毫无干系。给许多行政机关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因为当初在入世谈判之时，商务部是起主要作用的部门，或许是因为在产生WTO争议之时，往往也都是商务部前往协商谈判，所以不得不说商务部在我国与WTO领域的工作中是最为重要、最为联系紧密的部门，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部门。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管理观念的问题，必须纠正这种观念上的认识错误。

纵观国务院当前的机构设置，商务部、外交部、环保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务院组成部门都与WTO领域相关事项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在“稀土”案中，环保部于2011年公布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法规通过设置对稀土对空气污染物及水的排放标准，来限制稀土出口，同时体现其限制稀土出口的环境保护目的②；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知识产权局等国务院直属机构也对WTO领域相关事项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原材料”案中，外方指控的征收出口关税就是由海关总署实施的；在地方政府，各地方行政机关由于拥有管理地方企业的职权从而也影响到WTO领域的相关事项。因此WTO领域的事情绝对不是商务部一个部门的事情，商务部既不是事前预防争端产生的唯一部门，也不是事后解决争端的唯一部门，必须将各部门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整体去处理争端。

在现行的国家体制下，对于WTO事项最为直接接触的肯定是商务部，但其他行政机关，诸如前面所述的外交部、环保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也都和WTO事项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往往在纠纷出现时，只有商务部是在全身心地投入解决争端，其他行政机关顶多也就算得上一个配合作用，完全没有去主动解决纠纷的意愿。当然这里面有着复杂的行政关系的平衡，这点我们无法改变，但至少也应该让其他行政机关真正参与到争端的解决中来，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配合商务部提供相应的数据、法规，而更应该从本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历史背景、目的、意义、应对措施等本质上的事项进行分析，从容应对对方提出的尖锐问题。比如在“稀土”案中，对于稀土出口关税制度，中方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作为抗辩理由从而符合例外规定，但是稀土出口关税制度是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每年公布关于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的通知以及关于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方式来实施的，这些文件的文本中并没有体现保护环境的目的，也就难以证明其环境保护的说法。

实际中，一旦在WTO领域出现争端纠纷，基本是完全交由商务部来负责，这样由于商务部对其他行政机关颁布的政策法规不具有掌控性，从而使得商务部在应诉时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因此必须纠正这种在当前行政机关中形成的管理观念。

其次，从管理措施上说，明确做到各机关、各部门信息公开、信息共享的透明化。各机关、各部门加强合作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上。比如在WTO领域的相关工作上做到迅速、及时地信息公开、信息共享、信息查询，让各机关在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具体的与WTO相关工作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应措施，同时最好能在制定与WTO相关工作的措施时，向各机关、各部门进行意见征求或公告，听取其他机关的意见，汇集其他部门的看法，这样最终制定出各机关都比较了解的政策法规，即使该政策法规被诉，也不会让商务部措手不及，而是从容地应对。我们知道，在行政法的程序性原则中，有行政公开这一原则，即行政机关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的原则，那么同样应该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各机关处理WTO相关工作事项当中。并且这种公开的程度应该是超越行政公开原则中的公开程度的，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些的公开都是在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开，所以其对公民的保密性在此可以降低，从而第一时间让各机关、各部门去了解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初衷。

同时，信息公开、听取其他部门的意见这一做法还能就即将实施的措施在事前就做好防止被诉的风险。也就是说，将本部门意欲实施与WTO相关事项的措施放到各部门听取意见，不仅能够完善措施的不足性，同时也能在措施颁布之前就将其可能会涉及到的与WTO争端相关事项进行列举，从而逐一检验被诉风险。比如海关在对相应货品进行税收征收制定税率时，就可以听取税务总局、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应该只是税率过高或过低的简单陈述，而是应该利用以往WTO类似货品出现关税争端的案例进行陈述，从而得出一个在合理风险范围内的税率。当然海关在自己制定税率时就已经考虑到了以往的关税争端案例，但那只是针对海关自己相关的案例，而涉及到其他部门的案例则不在考虑范围当中，这就会形成海关本身制定的关税税率没问题，但是结合到其他部门时就有可能被诉。所以各机关、各部门在制定与WTO相关事项的措施时应该多听取其他部门的意见，进而降低被诉的风险。

不难发现，在“原材料”案中，我国被诉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出口关税、出口配额、出口许可证、最低出口价格四项管理措施③。该四项措施与海关总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与很多其他部门有着交集，比如税务总局、商务部等，如果当时海关总署在制定这些措施时能够与其他部门进行协商，听取其他部门的一些意见，完善这些措施的不足之处，尽可能降低其被诉风险，规避与WTO规定不相符的义务，那么或许“原材料”案就不会输得如此彻底。

最后，从管理实施上说，要不断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行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都有着微妙的关系，高度的中央集权直到今天仍未改变，这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几乎不参与到与WTO相关的争端中来的原因之一。其实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与WTO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果说中央政府是管理全国范围内与WTO相关的事项，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管理每一个与WTO相关的具体事宜。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而制定的地方法规更加具有当地特色，更能具有针对性地管控地方与WTO领域相关的事项，所以必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如中央部门制定了某一产品的出口指导价，允许地方机关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在一定幅度范围内进行调整，那么此时地方机关就会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定价，当发生争端时，理所当然是地方机关更能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调整出该价格。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味地只让中央部门按照自己总体规划的意图去解释，没有结合地方机关的特殊意图，难免有些牵强，不易具有说服力。

同时笔者还认为各机关、各部门还应该多听取企事业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或者个体户，都有发表自己在与WTO相关事项中造成的损失或得到的利益的权利，而这些损失或利益正是行政机关在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宝贵经验。因此可以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多听取企事业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以此对一些重点行业进行细微的调查，并运用这些细微的调查作为具体的数据来应对可能产生的与WTO相关的争议，从而在今后涉诉WTO案件的抗辩中，或者在制定国内相应政策法规时都能有重要的参考依据，有时甚至是实例的证明。所以在不断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行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

我国行政机关应对今后WTO领域的发展

近些年我国不断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我国在世界贸易范围内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今后在WTO领域的争端纠纷定会不断涌现。面对这一趋势，我国行政机关在转变管理观念、改进管理工作的同时，也需要应对今后WTO领域新的发展。从“原材料”案与“稀土”案不难得出，今后在制定相应政策法规时，必须遵循“内外平等”的原则，即针对国外企业的限制措施也应当适用于国内企业。也就是说，今后针对这种“内外不平等”制度的被诉可能性要尽量减少，至少要在表面上给人以“内外平等”的印象。同时在制定相关措施时要尽量做到具体化和量化的规定，而不是一般性的概括规定，从而使得我国在WTO争端解决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不再是被动地应诉。

虽然WTO领域属于经济贸易范围内的事项，但是由于WTO的国际性，便为其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所以即使做好了经济方面的全方位准备，也必须不适时宜地结合政治、外交手段进行博弈。尤其是面对今后新的发展，各国已都基本熟练掌握WTO的规则，所以我国行政机关除了做好当前与WTO领域相关工作的改进外，还应该积极运用政治手段进行争端纠纷的处理，努力从经济上、政治上做好准备以应对WTO领域新的发展。

作者简介

崔龙（1988— ），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级国际法硕士在读，国际经济法方向。

注释

①张彬、李丽平：《稀土案给我们哪些启示》[N]，载《中国环境报》2014年4月11日第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