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行业报告范文
时间:2023-11-03 17:51:5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循环经济行业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虽然上半年还未过去,但上市10年来的ST贤成(600381.SH)却已经开始年内第二次定向增发的旅程。
5月11日,在停牌一周后,ST贤成再融资公告称,拟以每股8.87元定向增发1.75亿股,募资15.5亿元用于购买创新矿业80%以上的股权,并支持创新矿业继续实施盐湖、有色金属选矿尾渣、尾矿资源化再利用循环经济项目。
ST贤成证券代表陈定5月19日对《投资者报》表示,对于收购2010年和2011年一季度都亏损的公司,是看好其未来的发展空间。
募资为再转型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11年一季报,ST贤成的总资产只有14.65亿元,少于此次募资的15.5亿元。
这家办公设在广州的青海矿业公司,为了搭上让投资者青睐的循环经济项目,正不遗余力地推销盈利能力无法得到保障的政府主推项目。这样一来,ST贤成除了可通过政府补贴来获利外,也可以在二级市场通过股价变动来获利。
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1月,ST贤成的股价上涨曾超过50%,在这期间ST贤成向控股股东西宁国新、自然人张邻定向增发不超过2.02亿股收购相关煤业资产。
但在2010年,公司就已开始向煤炭业务转型。根据ST贤成2010年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彻底转型为煤炭产业。
同时,ST贤成还加大了对控股子公司华阳煤业所属柏坪煤矿的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的投入,华阳煤业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1499万元,为公司主营业务收益带来了持续稳步增长。公司计划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2.2亿元,费用1.7亿元。
转型煤矿业务还未真正尘埃落定,ST贤成已经开始谋划第二个转型的再融资方案。公开资料显示,创新矿业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3亿元,主要生产和销售工业硫酸及农用化肥。陈高琪和朱克敏夫妇通过青海省格尔木金鑫钾肥有限公司拥有创新矿业全部股权。
ST贤成这次再融资方案如果成功的话,公司将持有创新矿业80%以上股权,成为控股股东。而创新矿业除了再循环项目外,还有两张探矿权证:青海省都兰县冰沟磷矿预查,勘查面积6.97平方公里;青海省都兰县小庙磷矿预查,勘查面积13.53平方公里,有效期均至2012年11月10日。
拟投项目亏损严重
ST贤成定向增发预案显示,创新矿业的项目达产后预计正常年份销售收入约36.09亿元,年平均利润总额约5.86亿元,年平均税后利润约4.39亿元。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约为21%,投资回收期近6年。
虽然预案看上去很美,但是创新矿业的财务数据却很差。
创新矿业2010年营业收入仅为3297.43万元,营业利润为-443万元,净利润为-119.24万元;而201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只有115.97Z元,净利润-196.15万元,亏损额度超2010年全年。
陈定对此表示,公司当初接洽创新矿业,是看好其未来的发展空间,公司同时也了解创新矿业亏损的情况,“这是因为处于项目前期投入状态,亏损是正常现象”。
无论如何,从基本面看,创新矿业是一家自身经营都困难的公司,如何撑起一家ST公司转身的希望?尤其这个希望是用高达20%以上的财务内部收益率来支撑的,显然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这又是一个善讲资本故事的高手谋划的华丽项目,能否实现目标只有待时间来检验了。
根据公开资料,其中,负债主要来自短期流动负债,达到4.14亿元,占总负债的95.64%。不难看出,创新矿业2010年经营压力非常大,一直通过借债来维持经营。
尽管ST贤成的再融资项目能否通过,还处于未知当中,不过陈高琪和朱克敏夫妇为此却花了重金。
按照ST贤成此次的再融资公告,截至2010年年末,创新矿业2010年总资产4.78亿元,负债4.3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0%以上,但到了2011年一季度末,创新矿业资产总额为4.37亿元,总负债却大幅下降至1.25亿元,资产负债率也随之降到28%。公告的解释是,最近一期创新矿业进行了增资,致使其净资产规模增长幅度较大。以此推算,其一季度增资额约为3亿元。
虽然如此,但此次ST贤成的募投项目尚处于前期建设阶段,规模效益及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如何还不确定。与创新矿业仍不确定的未来相比,其资产结构却真实地显示了急于出售的原因。
环境污染不容忽视
截止到2010年,ST贤成的净利润仅仅为5358万元。业内认为,同期创新矿业的总负债为4.33亿元,以其高达九成的资产负债率很难通过监管部门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
据ST贤成再融资预案显示,创新矿业项目总投资达19.26亿元,其中工程建设投入约18亿元。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创新矿业前期已投资金3.15亿元。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年生产能力12万吨硫酸的生产项目,并已投入生产运行;年产10万吨磷铵的生产项目已建成,目前在试生产阶段;在建年产18万吨合成铵项目已进入总装阶段,预计2011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ST贤成计划通过定增谋划再融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需要关注。两个月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
创新矿业项目位于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大柴旦锡铁山镇创新精细化工园,是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唯一一个以盐湖、有色金属行业尾矿、尾渣为原料,进行尾渣、尾矿资源化再利用的精细化工生产基地。
刚从当地看完项目回北京的某投资公司负责人张强(化名)对《投资者报》表示,锡铁山镇矿业项目污染的确很严重,目前没有一家能够全部接下处理矿尾余渣的公司出现,究其主要原因是前期投入资金过大,又无法保证经营回报,风险过高。
篇2
【关键词】企业信仰 企业社会责任 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信仰之社会责任
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信仰以指导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企业亦如此。社会发展飞速,企业必须找到信仰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坚定方向、凝聚力量、实现价值。信仰是企业的灵魂,是得到企业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作为企业整体和员工行动的榜样和指南,并为之奋斗的东西。企业信仰既是企业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又具有强烈的驱动能力,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长期影响力。
那么,企业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信仰?
微软的信仰是“让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台计算机,都使用微软的软件”; “惠普之道”是关怀和尊重每一个人,时刻维护个人的薄严和价值。在中国,从传统晋商以“汇通天下”为己任,到战争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们“实业兴邦”的梦想,再到今天“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社会责任是中国商贾一以贯之的信念和品格。纵观古今天下,真正得到历史和市场认可的企业价值,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发展企业,所有组织的最终使命都是令有限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公民既是资源的生产者,又是资源的消耗者。企业存在的本质并不是获取利润,而是通过交换来获取资源。企业必须回报社会,社会才能源源不断的为企业提供资源。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CSR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形象、实现品牌溢价、维持顾客的忠诚度、帮助员工获得价值认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另外,在节约资源、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缓解贫富差距等社会价值方面,CSR也意义重大。
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
重视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些年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内外压力加上理论的发展与政府的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披露情况有了飞跃式发展。据《中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3》显示,截至2013年4月30日,我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共计658份,较2012的592份增长了11.15%,数量再创新高。
在的批评和指摘中被动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企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主动行为。中国平安从最初的“慈善公益”到“企业公民”再到“将CSR融入日常经营管理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属于平安的CSR建设之路。格力电器早已将自觉的社会责任固化在企业文化之中:员工自发组织建立“阳光基金”;金融危机期间不裁员不降薪;坚持“自我发展,自主创新,自有品牌”的“中国创造”……
当然,由于监管体制不健全、认识误区、利益诱惑等因素,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在践行社会责任这条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误区
(一)社会责任等于慈善
很多中国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停留在企业的慈善捐赠上。当然,慈善活动很重要,但它只是方式之一。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更多表现在企业如何获得利润,如何与环境、市场合作伙伴的和谐相处上。慈善活动并不能给道德失丧的企业带来真正的“良心”安宁。
(二)社会责任不能增加价值
很多企业认为承担社会责任会使企业财务利润减少。事实上,CSR是企业如何挣钱而不是如何花钱。作为一种商业战略,CSR是研究公司作为社会的利益相关方之一来决定如何负责任的运营,会对企业的盈余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它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三)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国有企业的责任
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进行调查可以发现,国企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力军”,民企社会责任意识普遍低下。诚然,从企业的自身性质和资源占用上来看,国企都应比民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但这不表示民企没有社会责任。每个企业都应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承担义务,例如保证产品质量,积极纳税等等。
五、小结
企业应将CSR上升到企业战略管理高度,结合行业特点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企业战略,合理支配包括财务资源在内的一切企业资源。同时,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CSR的落脚点,而不只是企业的品牌公关活动。
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使命中,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等不仅要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更应该成为CSR在中国的推动者。正如联想集团的成长一样,在企业社会责任的道路上,联想希望自己不仅是开拓者,更可以成为中国新商业企业的领导者。
温总理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提高企业公民的责任意识,让社会责任成为最普遍的企业信仰,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民族强大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3 [R].北京: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3.
篇3
关键词 低碳经济;碳会计;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 F27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05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09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与相关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如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内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间协议来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然而,由于美国的退出等相关原因,《京都议定书》受到挫折,由此,英国为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于2003年发表《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2]。随着《巴厘岛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协议》的出台,低碳经济这一新兴发展模式已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其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正处于重工业化进程初、中期的中国,为寻求一条新兴工业化道路,正在各个层面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国内会计学界也开始悄然针对我国国情,对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碳排放与交易会计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3-5]。由此,本文在国外最近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碳会计的确认与计量、会计处理、信息披露以及碳管理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我国发展碳会计规范提供所需注意的原则及相关建议。
1 排污权交易与碳会计
排污权交易,又称为排污许可证交易[6]。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J.H.Dales)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其目的是将科斯的“通过权利的清晰界定来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率”定理应用于水污染控制。其基本原理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创新手段,自提出以后,就在各国实务中得到了大力的推广。随着《京都议定书》三大机制的出台,排污权交易已发展到跨国交易的层次。这种新生的交易商品虽然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交易和买卖,但由于市场环境成熟度、法律基础、制度及政策培育、交易权价格波动及核算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因此截止至目前,这种市场交易获得的影响受到了一定限制。
排污权的发展一方面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却给会计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即当排放权变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之后,会计系统如何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确认、计量、披露以及对其进行审计和内部成本管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探讨已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真正形成较为系统的会计规范体系只有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基于1990年的《空气清洁法修正案》制定的RM92-1-000文件、FASB下的紧急任务小组(EITF)2003年计划的对参与总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污权会计基准草案(EITF03-14)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下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制定的《IFRIC 3排污权》解释公告[7]。这三类文件及公告草案无不例外的是想为各参与方提供一个全面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指南,包括初始确认与计量、利得确认和递延、报告主体的使用意图的影响、购买排污权、费用及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成本分配、列报及披露等方面。然而,由于各草案或公告制定机构立场以及针对重点的差异,使得其三个文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以已废除的IFRIC 3为例,该草案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缺陷:①资产(排污权)和负债(排污权支付义务)的成本计量基础与IAS 38不一致;②递延收益(政府补助金)和费用(排污费用)的计量基础存在差异;③在后续计量上存在着复合计量和报告模式,收益和费用不匹配等问题。因此IASB不得不于2005年6月废止IFRIC 3。
最初,二氧化碳作为排污权交易的一部分,关于其排放配额的处理主要通过排污权的排放交易机制来实现,即一开始就被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内进行探讨。故实务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处理也主要是依照排污权的不同属性分别进行资产或负债确认并入帐。随着排污权交易的迅速发展和排污权交易会计规范体系的不断成熟,也促使碳会计的规范探讨也逐渐增加。有学者开始指出,基于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碳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而应同时设置一个类似于社会责任会计中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确认和计量;有学者将碳固及鉴证也纳入其中,认为企业的碳账户在排放市场中进行交易前,须由胜任的第三方进行独立鉴证[8];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二氧化碳排放与交易会计理解成为碳经营会计(Carbon Business Accounting),即在全球温暖化的趋势下,企业如何进行成本管理、风险回避和确定碳排放交易的战略发展方向[9]。2008年,Stewart 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一系列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CES Accounting),正式标志着其作为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环境会计分支受到国际会计学界的关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ASB在新项目中与FASB通力合作,重新系统设计会计准则,旨在提出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模式[10]。可以说,这些草案或规范的出台,有效地促进了各方对包括CO2等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及管理上的规范,为单独碳会计规范的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肖 序等: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会计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2 碳财务会计体系的构建
由于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排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除个别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外,现有学术文献还极少提及其会计处理、财务报告及管理控制等问题。结合国外的最新研究进程[11-14],笔者认为,碳会计体系的构建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与交易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报告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与碳排放与交易相关的成本管理和战略发展等。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汇(Carbon sink)等资产确认、碳源(Carbon source)等负债确认以及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等问题。
2.1 碳会计的确认与计量
碳会计的核心问题是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从资产的定义角度讲,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因此,碳排放权确认为资产已无争议[15]。然而,确认成何种资产却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目前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存货、无形资产以及金融资产(有价证券)。
(1)存货。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出台的统一帐户体系(USofA)将为履行排污量而产生的法定义务而持有的排污权认定为一项存货,但该观点存在较多缺陷而不符合存货的定义:①存货往往是有形资产,而排污权的资产形态是无形的;②虽然排污权是履行相应排污量产生的法定义务的主要或可能唯一的支付段,但不一定在生产过程中是必需的。
(2)无形资产。由于排污权没有实物形态,更具有无形资产的特征。在我国不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下,因市场流通程低,排污权从二级市场购买与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参与排污权交易机制下的企业为避免超额排放遭受处罚,往往将实际累计排污量降低到在一级市场分配或已购买的排污权配额对应数量上,从这点看,排污权即构成了企业生产排污过程中的必需资产,类似于经营许可证、许可权之类的无形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相关准则的规定。
(3)金融资产。在欧美主要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活跃,并存在做市商机制。除了参与排污权交易的排污企业外,做市商参与排污权交易的主要目的是投资增值。随着排污权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加剧了排污权交易的投机性。从这点看,基于投资交易目的持有的排污权与金融资产特别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有些类似。FASB成员认为基于交易目的的排污权会计处理,应与未来的实物商品交易会计处理项目中一同解决。
鉴于我国排污权交易仍处于推行阶段,缺乏做市商交易机制。故本文认为碳排污权为没有物理形态的资产,应将其列为无形资产。不过需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极度成熟的市场环境下,碳排污权极有可能作为金融产品进行投资买卖,在此情况下,则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相关规范进行处理。
由于尚无完整成熟的指南或准则作为指导,故在计量及实务处理上,各国做法不一,企业一般将温室气体排放和交易问题纳入传统会计体系框架内,并不单独设立账户。从国外经验看,目前实务界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核算,而较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虽然后者从理论上说更具合理性,但显然大多数企业并不偏好此种计量属性,尤其是在没有相关会计规范的情况下。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国目前由于受市场成熟度、政策及法律制度完善度等因素的制约,故现阶段碳排放权的计量属性宜采取以控制为主的历史成本原则,从而使拥有信息披露和控制职能的会计系统实现“控制第一、兼顾激励效率”的基本目标[16]。
在碳排放配额的确定方面,则主要有四种方法:等比例分配(等贡献率分配法)、平方比例分配法、优化分配法、系数分配法(产出分配法);而在帐户设置方面,则种类更多,其主要争论焦点则是将排污权作为无形资产还是存货处理入账,从数量上看,认同在无形资产科目中核算排污权的企业占有一定优势。此外,对二氧化碳排污权摊销,则计入环境费用科目,而且很多企业设立递延收入―政府环境补助科目来核算企业无偿取得的排污权;如果需要对排污权公允价值变动进行确认,增值部分记入资本公积―排污权重估增值科目,减值部分记入营业外支出―排污权减值损失科目;而在出售排污权则基本参考了无形资产所有权的出售处理,即按实际取得的转让价,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按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无形资,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入或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从科目设置结构和特征看,在企业实务界,碳排放和交易问题仍基本在排污权会计的规范处理框架内,并无独立或特有的会计科目和帐户予以记录和反映。
而企业得到由政府无偿发放的二氧化碳排污权(以排放许可证的形式授予)时,按当时排污权市场价格(没有活跃市场,则可参考最近发生的类似排污权交易价格)确认,即借记无形资产―二氧化碳排污权,贷记递延收入―政府环境补助;期中报告日,企业对排污权进行摊销,摊销基础为企业实际污染排放量,即借记费用―环境费用,贷记无形资产―二氧化碳排污权;在可交易排放许可期间摊销政府补助的递延收入,按实际排放量占总允许排放量的比例确认为收入,即借记递延收入―政府环境补助,贷记二氧化碳排污权补贴收入;出售排污权当日,将与收入有关的现金与排污权的摊销余额的差额确认一项污染排放负债,即借记现金,贷记无形资产―二氧化碳排污权和其他应交款项―二氧化碳排污权;年末对二氧化碳排污权进行重估时,依据公允价值对污染排放负债金额进行调整,即借记费用―环境费用,贷记其他应交款项―二氧化碳排污权,同时摊销政府补助的递延收入和结清负债。
2.2 碳会计信息披露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碳会计体系有必要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应,即需要会计人员在企业报告内客观及时反映。事实上,相关机构和行业已经开始积极地披露其相关风险及信息[17-20]。如专门由机构投资者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合作项目――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其主要目的是“在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股东价值和公司经营之间创造一种持久的关系”,并“高质量信息的支持下推动对话,对气候变化做出合理的反映”,该项目目前已成为碳交易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主要形式。在其框架性文件中,碳信息披露项目的基本框架包括: ①气候变化引致的风险、机遇、战略和减排目标。如气候变化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如恶劣气候)、法规风险(如能源效率标准的提高)、竞争风险(如低碳技术应用)和声誉风险(如环保责任);②温室气体减排核算。包括碳核算方法的选择、碳减排会计报告的编制及其外部鉴证和审计、年度间碳排放差异的比较、温室气体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的吨数等;③温室气体减排管理。包括减排项目、排污权交易、排放强度、能源成本、减排规划等方面的内容;④气候变化治理。包括减排责任和单独的贡献等。
通过归纳总结国外的碳信息披露进程可知,除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曾经出台过适用于英国企业的示范性规定外,目前尚未有专门机构或部门对编制碳排放量报表的格式或内容进行统一规定、或有强制性的要求,各企业披露的相关碳会计或碳风险信息格式各异,且均属于企业自愿性质的行为[21]。其缺陷主要表现在:①碳信息披露的相关性不强。主要是披露的方式、内容及目标存在不足,如披露内容缺乏详细的分类,较难理解;自愿披露的碳交易信息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鉴证,可信度较差;由于目前统一的碳核算标准并未形成,碳信息无法量化,无法比较公司碳减排的成本和所取得成效;同时,碳信息需求和供给方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②碳信息披露没有一个公认的量化标准(commensuration),缺乏可比性。即没有将定性关系变成量化的公认标准。虽然企业的碳报告试图将复杂的组织运营,包括将各种气体和影响转变为共同的碳标准,即碳等价物(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然而,碳市场并不会自动实现这一转化。因此,碳排放量及风险等信息在报表上的披露方法是定性而模糊不清的。且企业做法各异,缺乏相关性和可比性。
企业碳信息披露框架由核算、管理和审计三部分构成,其中核算部分包括收集、记录减排数据以及编制减排报告;管理部分包括确定减排目标、制定和实施减排计划以及编制减排报告;审计部分包括减排报告的审核和减排数量的鉴证。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碳排放数据的核算是碳减排管理的基础。碳减排数据的审计和鉴证为碳减排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支持。碳管理水平的提高又减少了审计和鉴证的风险。该碳信息披露框架更侧重于公司具体的碳减排行为,披露内容更详细具体,这与我国碳交易处于低水平的国情是相适应的,能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相关的碳交易信息。
3 碳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
在碳会计体系结构下,除碳排放与交易事项在财务会计框架内的确认、计量及披露外,对碳排放与交易的核算、管理及战略决策也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对企业财务业绩、股东价值及经营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在新的经营环境下,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不仅在生产制造环节关注碳减排和低碳新技术,而且在原材料采购、商品运输与流通、消费直至废气回收环节也重视产品(或服务)在价值链全过程中的碳足迹(碳排放信息) [22]。可见,碳管理会计体系不仅关系到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和生产运作,更关系到企业与交易对象、贸易关系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因此,其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一个新的管理标杆,新的价值标准,而且也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确保企业中长期收益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Saurav Dutta、Raef Lawson教授则认为应该把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碳足迹纳入企业的管理决策中来。因为,在传统的财务管理决策中,由于不考虑企业的环境影响等因素,因此使得采用传统管理分析方法所作出的相关财务优化决策方案从社会角度看并不是最优的决策。Ratnatunga、Balachandran 等教授则提供了若干种可进行碳成本核算的工具,从而可供管理者决策时参考[23]。归纳起来,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从环境成本会计角度提供一个合理的核算框架,即从原材料、人工、管理费、废弃物成本及循环利用成本中,对与二氧化碳排放交易相关的成本予以分离,然后再归类累计;二是基于生命周期的碳成本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准确计量。当然,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会对企业财务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企业有必要对其进行成本效益的综合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
在企业环境经营管理过程中,除碳排放的成本管理以外,其应将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与企业战略成本管理(SCM)和战略管理会计(SMA)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更有效的二氧化碳排放与交易综合管理框架[24]。
在碳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中,管理会计人员的参与十分重要。首先,作为专业人员,管理会计人员可以设计可用于企业碳排放量核算的适当方法,从而可依据相关排放价格指数或货币化方法进行进行“全面的成本分析( full cost analysis)”;其次,其可以进行进一步设计和发展一套基于碳排放和交易的碳计算、分析、核实和报表编制程序,帮助管理者对各项降低措施的效果作出评估, 从而调整、修改企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战略。
不过需注意的是,在一定期限内,当企业在已无减排配额的情况下,如果还需要进一步减排,这时就需要进一步考虑两者之间的替代平衡和得失,如果要继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只能通过提高经营成本或降低顾客满意程度才能达到。此时,就需要企业充分考虑其顾客是否愿意为获得“绿色”产品或劳务支付比较高的代价,这是其进
环境间接费用
规制成本、废弃物管理成本、循环利用成本等 满足排放标准增加额外成本、产品废弃物导致环境成本增加、利用循环经济降低成本 产品环境污染的诉讼成本、废弃物填埋成本、循环技术所带来产品售后的成本节约等
其他财务成本
库存成本、债务成本、碳税等 可能会产生额外资本成本、售后的坏帐风险成本、以及碳税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或收入
注: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不仅仅指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还包括资源投入前、产品生产后及运输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
行决策的基本衡量标准。因此,顾客对“绿色”产品支付较高代价的积极性程度,也是决定企业进行低碳化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21]。
4 结 论
本文对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会计体系的构建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然而,目前国内外对碳会计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学者对碳会计体系的构建尚未形成共识,且存在着较多的疑难和待完善之处。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分析我国碳排放及交易现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批判性地吸收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会计体系框架。在研究时,须着重考量以下三点:①加快实现碳会计体系与税法、新会计准则相一致,在制定相关规范时,应当特别注意碳交易中利得和损失的确认、计量及其与所得税费用有关的会计处理;②逐步实现我国碳会计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趋同一致,培育碳会计体系所需的公允价值规范及其市场环境,同时加强相关配套准则的研究,为完善高效的碳会计准则体系奠定良好基础;③同时着眼于企业内部碳管理和外部上下游企业的碳价值链的构建,从而将外部碳因子纳入到企业的内部成本管理和外部战略决策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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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arbon Accounting System in Enterprises
in a Lowcarbon Economy
XIAO Xu ZHENG Ling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篇4
8月25日上午十时,我们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个煤化工国家示范项目基地,全神贯注地听项目负责人介绍情况。时值初秋,太阳无遮无拦地照射下来,女士们都打起了遮阳伞。天空高远,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出黄土的草地下,埋藏着丰富的褐煤,正是在此地,政府给这个项目的业主单位新奥集团配备了3.2亿吨褐煤。
项目负责人叫庞旭林,新奥气化采煤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所负责的项目是煤炭地下气化,目前已经完成中试,有望近期斩获路条。
而与乌兰察布西北部相接壤的包头市,我国第一个商业化煤制烯烃项目——神华包头60万吨煤制烯烃的煤化工项目落地于此,相较于还处在项目示范期的新奥地下气化场景,这里颇为壮观。偌大的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道和几十米高的圆筒装置相连,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我国首套年产180万吨甲醇、年产60万吨煤制烯烃的工业示范装置,已于2011年投入商业化运营,这套总投资额高达170亿元的项目,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6.1亿元。正是与传统化工亏损形成鲜明对比,才令其成为各路资本逐鹿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在近3年内,国内准备开工建设的煤制烯烃装置有可能突破36套(含正在试车的装置)。
除陕西、内蒙古等传统的产煤大省外,一个足以进入中国历史最大开发规模的煤化工投资浪潮,正席卷坐拥中国40%煤炭储量的新疆,在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伊犁和准东地区,拟建项目鳞次栉比。深陷煤炭外运成本过高漩涡的新疆,仿佛找到了新的出路,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恰恰是新疆当地政府最想要的结果。
地方的投资热情似乎已经挑动国家主管部门的神经。种种迹象表明,在神华包头煤制烯烃等示范项目逐步成熟的背景下,停滞三年的煤化工行业迎来新的转机,煤化工审批有望松绑。但地方政府和企业高涨的投资热情下,仅仅完成小规模示范项目,离大规模商业化还有多远的距离?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哪些瓶颈和阵痛?
为此,在过去的两个月间,《能源》杂志采访组深入新疆、内蒙,近距离感受这股投资浪潮,试图为您厘清煤化工发展的现实图景。
搅动西部的热情
由鄂尔多斯市向东150公里,便是全国最大的产煤旗县准格尔旗。数百辆重型运煤货车穿行在通往准格尔旗的高速公路上,首尾相连。这个在蒙古语意为“左翼”的地方,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位于蒙晋陕三省交界地带,因其散落在7692 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坡下的黑金,聚焦众多目光。
伊泰煤制油项目坐落于此,距离其酸刺沟煤矿约为40公里。在这个16万吨的示范工厂里,数以百计的管道依次相连,产出柴油、石脑油还有液体石蜡、液化气等产品。对于第一次看到煤制油项目的人来说,这种场面具备相当的震撼力。
而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将有更多类似伊泰煤制油规模的工厂拔地而起。离伊泰煤制油工厂车程20分钟处便是准格尔旗大路新区的展览馆,它向参观者展示一个即将兴起的贴有煤化工标签的工业园区。在条块清晰的规划图上,标注着煤制清洁能源用地的标识,在这块17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囊括南部煤制油、甲醇、烯烃产业基地以及西部煤制天然气及下游深加工产业基地。
毫无疑问,政府意图打造新兴工业区域,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据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来这儿参观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投资人、企业高管都跑到这里,试图在当地日益繁荣的煤化工建设浪潮中掘得一桶金。
从地理位置看,大路园区地处库布其沙漠尾端,人口稀少,距离最近的蒙泰不连沟煤矿仅4公里,原料煤可直接用皮带输入园区。让当地政府颇为自豪的是,其具有发展煤化工必备的关键要素——水资源,东临黄河,南依孔兑沟。
显然,准格尔旗人有着更大的野心——依据大路工业园区的规划,计划在5年内形成年转化原煤1.5亿吨,建成年产600万吨煤制油、220万吨烯烃、200亿立方米天然气、100万吨二甲醚等加工项目。
从进入投资主体来看,既有伊泰这样的当地民营龙头企业,亦有中海油、中电投、大唐为代表的央企。
大路工业园区无疑是煤化工开发热浪中的一个典型写照。
在新疆,场面更为宏大。几乎所有在新疆斩获资源的企业都宣称在当地投建煤化工项目。伊犁和准东两个煤化工基地,未来几年投资额将数以千亿计。据新疆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吴甲春介绍,到2015年,新疆煤炭产量达到4亿吨以上,除了“疆煤外运”和“电力外送”之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产量将被用于煤化工加工,煤制天然气产能达到600亿立方米,煤制烯烃100万吨,煤制乙二醇100万吨等。
在伊犁,从2010年获得路条后,开展前期工作和建设的新疆庆华能源集团年产55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一期设备安装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后期调试,其试图打造成国内煤制天然气的标杆工程。同在伊犁,类似庆华这样的煤化工项目星罗棋布,中煤集团60万吨煤制烯烃基地、中电投能源重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基地……每一块空地,都可能意味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
在准东,一个更为庞大的规划正在等待国家发改委放行,由中石化牵头,华能、兖矿、新疆龙宇能源、潞安、神华、中煤、新疆兵团等多家公司参与的煤化电热一体化项目(煤制天然气为主产品),产能总规模高达300亿立方米。石化巨头进入煤化工领域的决心已经势不可挡。据9月28日最新消息,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这标志着中国石化煤化工业务全面启动。根据规划,“十二五”时期中国石化将建设内蒙古、新疆、贵州、安徽、河南和宁夏等6个煤化工基地。
谨慎的审批
与各地煤化工投资高涨的热情相比,国家发改委的态度却极为谨慎。
早在2009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就将煤化工列为产能过剩行业,指出煤制油示范工程正处于试生产阶段,煤制烯烃等示范工程尚处于建设或前期工作阶段,但一些地区盲目规划现代煤化工项目,若不及时合理引导,势必出现“逢煤必化、遍地开花”的混乱局面。
该文件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煤化工产业政策,遏制传统煤化工盲目发展,今后三年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电石项目。稳步开展现代煤化工示范工程建设,今后三年原则上不再安排新的现代煤化工试点项目。”
这一通知的颁发,在业内被视为煤化工项目审批的一道“紧箍咒”。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进一步加强煤化工项目审批管理。
《通知》规定在新的核准目录出台之前,禁止建设以下项目:年产50万吨及以下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年产100万吨及以下煤制甲醇项目,年产100万吨及以下煤制二甲醚项目,年产100万吨及以下煤制油项目,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下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20万吨及以下煤制乙二醇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文件中明确指出将煤化工项目审批权收回国家发改委,“上述标准以上的大型煤炭加工转化项目,须报经国家发改委核准”。
彼时,国家通过审批权的收回,提高煤化工的准入门槛。在连续出台多份规范性文件后,国家主管部门试图对“高烧不退”的煤化工强制“降温”。与之相悖的是,政策调整收效甚微,地方投资冲动依然难以遏制。
在鼓励和约束的踟蹰之间,被业内视为产业发展引领性文件的煤化工“十二五”规划——《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迟迟没有出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至今,关于《规划》出台的时间一再推迟。其中,传闻中批复气化技术、合成技术、大型设备等18项重点示范内容以及内蒙古、新疆等11个省区的15个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更引人注目。
而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看来,《规划》是指导性的意见,不可能有具体项目表。对此,煤科总院北京煤化工分院副院长陈亚飞也表示认同:“《规划》只是确定发展方向,具体的项目到底多大规模、由谁建都没有最终确定。规划并不代表审批,项目审批要经过多个程序:可研报告做完以后,专家要评审,中咨集团出具意见,然后完成环评、土地规划相关事宜,最后才是批准。所以具体项目在后期还会有调整。”
目前,煤化工项目一般先由企业报备地方政府,进入地方规划后,再由地方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一方面要顾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诉求,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效益和环境容量间寻找平衡,煤化工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就让国家相关部门进退两难。
在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杜铭华看来,国家和地方对煤化工项目的控制力度出现差异,其中逻辑并不难理解。“有些地方像西部,依靠资源的发展,对于上马项目比较着急,往往考虑不全,会有一些风险。尤其是对市场考虑不够周全,投入工业生产需要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国家主管部门要宏观把控,地方把收入提高,国家则要考虑额度。”
难以忽视的环境考量
由于众多煤化工项目将扎根于鄂尔多斯,对于煤炭资源、水的配置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高耗水、高排放一直令煤化工被人诟病。“国家对于煤化工项目谨慎,主要有以下几个出发点:一般有煤的地方较为缺水,现在平均生产一吨产品需要耗水8—10吨,另外,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一次性投入较大。” 原中石化总经济师刘文龙对《能源》杂志记者分析道。
在煤化工项目中,水主要用作反应原料和冷却水,一部分水作为原料被消耗掉,大部分的水是用于冷却。据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葛耀勇介绍,其16万吨/年煤间接液化制油项目,生产一吨油品耗水8吨左右,如果装置规模扩大到200万吨,耗水量有可能降到3.68吨。为降低水耗,企业需要作节水改造,实现水的闭路循环,但是需要大量投入,企业在施行过程中还需考虑经济效益。
在内蒙,一些待建的煤化工项目取自流经内蒙的黄河水,利用水权置换,将农业灌溉的节水部分置换成工业用水。“每年流经鄂尔多斯的黄河水高达160多亿方。” 葛耀勇说。
在另一煤化工项目聚集地准东,其用水主要来自北疆的额尔齐斯河。当初为解决乌鲁木齐等发达地区的用水,政府实施了额尔齐斯河调水,如大规模煤化工项目投产,与此前的借调水产生矛盾。(详文请见本刊2012年8月刊封面文章《新疆快与慢》)。
“水资源的统筹靠政府来管理,每个项目在实施之前要有很详细的论证过程。政府本身也不能因为追求工业项目,牺牲环境。政府找专家和相关部门一起评估,需要耗多少水什么质量的水,最终才能正式立项。”杜铭华如此建议。
对此,发改委在去年出台的《通知》中强调强化要素资源配置。煤炭供应要优先满足群众生活和发电需要,严禁挤占生活、生态和农业用水发展煤化工,对取水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煤化工项目,新增取水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等规定的煤化工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不得发放贷款,不得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严格防止财政性资金流向产能过剩的煤化工项目。
变了味的煤炭配置
煤化工项目的上马对于地方GDP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甚至很多企业是为了获得煤炭资源不得不投资煤化工项目。据报道,早在2003年,陕西省政府提出,新建煤矿必须配套煤炭转化项目,否则不得上马。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乌荣康透露,以煤化工项目换资源成为中煤集团在内蒙等地获取资源的唯一途径。
据杜铭华介绍,政府给企业配置煤炭的前提是,就地转化煤炭达到一定比例,基本上不存在上马煤化工项目没有配套煤矿的情况。
2004年,新奥进驻鄂尔多斯,投资煤化工项目。在过去的8年间,从最初的按煤耗量的两倍配置资源到“20亿投资换1亿吨煤”,再到非煤企业不一定配置资源,而是采用税收补贴,政府对于煤炭资源配置政策进行几次调整。“2009年开始,大批中央企业进入鄂尔多斯,资源基本被划分完毕,政府配置资源的政策也不断发生变化。”新奥能源化工集团总经理赵义峰对记者说。
在新疆,资源受制于运输瓶颈,经济价值的实现受到约束,进驻企业拿到资源相对容易,但情况也发生了转变。几年前,一些企业在通过煤化工项目获取资源后,对其进行开采售卖,而煤化工项目却迟迟未动。而如今,此种情况难以维持,“很多企业拿了资源后的一定时间内必须开工,不开工资源有可能被收回。”一位业内人士称。
去年10月21日,新疆专门出台《自治区煤炭资源有偿配置与勘查开发转化管理规定》(简称《规定》),该《规定》指出取得煤炭探矿权,经勘查达到开采程度并符合转化条件的,必须有国家或自治区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核准的开发利用转化项目。因而,从此种意义上说,未经核准的煤化工项目,很难获取配套资源。
在白颐看来,未经审批的煤化工很难开工,不但获取配套资源有困难,更无法从正当途径进行融资。地方上看似热火朝天、高歌猛进的场景,极有可能是假象。
示范升级的困境
从当前的示范项目看,新型煤化工主要有三类:煤制烯烃、煤制油和煤制天然气,现实情况是除了煤制烯烃有商业化运作项目外,煤制油和煤制气还尚处于示范阶段。
7月28日,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公告称,其开发建设的年产40亿立方米的克旗煤制天然气项目打通一期全部工艺流程,产出合格天然气,被视为国内首例大型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同时,大唐发电还披露,公司投资经营的多伦年产46万吨煤基烯烃项目已投入连续运行。
受制于气价和管道,煤制天然气项目投资的风险不言而喻。据庆华集团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接入西气东输管道的管输费用没有谈妥,工程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煤制天然气项目还并未向外送气。
在煤制气重镇新疆,中石化计划投资2450亿元修建“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项目”,分新粤浙管道和新鲁管道两大部分,其中新粤浙管道线路总长8200公里,新鲁管道线路总长4400公里。造成的结果是,煤制气项目的审批与“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项目”绑定,更有消息称,中石化输气管道项目是和新疆准东示范区的煤制气项目整体上报国家发改委的,获批也有望是整体获批。
“我们起初是想做煤制天然气项目,后来因为管输问题没有解决只好放弃。另外,经济效益也不能保证,一些企业煤制天然气的成本在1.85元到1.95元之间,在加上管输费用,基本无利可图。”一位业内人士这样抱怨道。
“假设1吨煤可制300立方米的天然气,目前1立方米气入管道的价格一般1.2元至1.5元之间,在目前煤价成本约300元每吨的情况下,煤制天然气理论上肯定是亏损。”陈亚飞如此分析。
与煤制天然气情况不同的是,得益于神华包头6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稳定运行带来的高收益,在业内对于煤制烯烃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共识——在煤化工发展序列里,煤制烯烃被当做首选。煤制烯烃,以煤为源头经过煤气化、合成器净化、甲醇合成、甲醇制烯烃等工艺环节,最终生产聚烯烃或烯烃衍生物。
由于近些年来,受经济发展拉动,烯烃需求较大。据亚化咨询分析师郑春临介绍,在过去十年间,煤制甲醇在我国遍地开花,造成产能过剩,而甲醇制烯烃环节逐步成熟的背景下,煤制烯烃将价值进一步延伸。
然而,由于国家规定禁止建设年产50万吨及以下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因而在此前建成的许多小规模煤制甲醇的项目难以将产业链继续延伸,投资的经济效益就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由于美国天然气价格持续下跌,天然气化工项目陆续上马,未来将与我国煤化工产品形成竞争之势。“彼时,煤化工企业需要考虑的是产品的销路,西部省市为了消化煤炭产能并抱着往产业链下游走的美好愿望有可能落空。” Martec迈哲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表示。
对此,刚从美国考察而回的赵义峰也持相同观点:“美国的天然气非常便宜,并且产业链条非常短,低成本使我们难以与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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