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经济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董建新，1999，6-7页）[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2]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3]：“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4]。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5]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6]。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7]，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4]（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8]。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6]。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6]。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9]。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5]，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4]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5]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7]，199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9]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篇2

【关键词】 神经心理学;HIV/AIDS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Q42,R5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11-0800-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11.010

Neurocognition and Function of Social Life Investigation among HIV/AIDS

Subjects Infected by Plasma Donation

SHI Chuan1,YU Xin1@,LIANG Ying1,CHEN Yu-Fang1,WU Zun-You2,JIN Hua3,

Ofilio VIGIL3,Lucette A.CYSIQUE3,Donald R.FRANKLIN Jr3,Igor GRANT3,Robert K.HEATON3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Ministry of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Beiing 100191,China

2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ijing 100050,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iat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San Diego,California,92103,USA

@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yuxin@bjmu.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neurocognition and function of social life among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positive subjects infected by plasma donation.Methods:Totally 203 HIV positive subjects infected by plasma donation were recruited.Neuropsychological (NP) battery tests including executive function,verbal fluency,learning,memory,fine motor skill,speed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working memory domains were performanced among these subjects,as well as 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s).And 198 HIV negative plasma donors were matched in gender,age and years of schooling.The cut-off of Global Deficit Score (GDS) was 0.5.Results:The HIV positive subjects performanced worse in global cognitive function [(45.7±5.9 vs.(49.4±6.0),P

【Key words】 neuropsychology; HIV/AIDS; ability of daily life; cross-sectional study

20世纪90年代通过有偿献血途径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患者目前陆续发病,国内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这些HIV感染者的精神行为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抑郁和生活质量方面[1-3],尚无涉及神经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

HIV病毒在宿主感染的早期就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影响认知功能,美国研究显示在HIV感染无症状期认知损害率约31%,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期的认知损害率高达50%,AIDS痴呆综合征发生率在10%～20%不等[4-5]。而认知功能受损比医学指标更能预测疾病进程,增加早死的风险[6],并且影响日常生活功能[7]。

基于上述情况,本课题组于2004年完成中国HIV/AIDS患者神经心理学预试验,翻译并修订了美国用于HIV/AIDS患者的成套神经心理测验,并证实有良好的跨文化效能,得出了中国HIV/AIDS患者同样存在神经认知损害的初步结果[8]。但中国农村HIV感染者受教育程度远低于美国正常人群,需要建立自身的常模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HIV/AIDS患者神经认知功能状况;此外,国外研究显示HIV感染合并丙型肝炎病毒(heptitis c virus,HCV)感染率在25%~40%不等,某些静脉吸毒人群甚至可以高达90%[9],而HCV感染对神经认知功能也存在明确影响 [10-11],预试验由于样本量小没有考虑该影响因素,故扩大样本进行了本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6年1月至7月对安徽阜阳的颖州和阜南11个行政村203例献血感染HIV的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方便取样,选取人口统计学资料相匹配的198例未感染HIV的献血者为对照。入组年龄限制在18~65岁,受教育年限在3年以上。排除标准:任何原因所致意识丧失大于30 min者;与HIV感染无关的任何其他的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卒中、癫痫、多发性硬化,脑瘫、帕金森氏病和痴呆等);重性精神疾患(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目前有物质滥用(过去30天内几乎每天饮酒大于3个标准杯或每周使用大于1次)。

本研究经过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受试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献血次数、工作状况、个人月收入和家庭收入,HIV感染者还有抗逆转录药物使用情况记录表。

1.2.2神经心理成套测验 (Neuropsychological Battery,NB)[8]

共18个分测验,涉及执行功能、词语流畅、学习、记忆、精细运动、信息处理速度和工作记忆7个认知领域。每个分测验粗分根据常模转换为量表分,然后将量表分转换为T分,最后换算出各认知领域的T分和总T分。如学习认知领域T分=(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T分+简短视觉空间学习测验T分)÷2,总T分=7个认知领域T分之和÷7。总体缺陷分(Global Deficit Score,GDS):T>39分=0,39分≥T≥35分=1,34分≥T≥30分=2,29分≥T≥25分=3,24分≥T≥20分= 4,T

1.2.3日常生活能力量表中文版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s) [13]

共14个条目,由两部分组成:(1)躯体生活自理量表(Physical Self-maintenance Scale,PSMS),共6项(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行走及洗澡);(2)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 ,共8项(打电话、购物、备餐、做家务、洗衣服、使用交通工具、服药和自理钱财) 。每个条目1~4级评分:1=没有任何困难,2=有点困难,3=需要他人的帮助,4=根本没办法做。分值越高表示日常生活能力受损越明显。本研究需对目前情况和过去最好情况进行分别评定,过去最好情况总分-目前情况总分=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分。

1.3 统计方法

采用SSPS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性别构成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年龄、受教育年限、神经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分等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以及析因分析,相关分析采用偏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HIV阳性(HIV+)组和HIV阴性(HIV-)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已在先前研究中详细报告,两组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方面无统计学差异[14]。调查发现,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均存在合并HCV感染的情况,合并感染HCV比例分别为46.3%和25.8%,故先用既无HIV又无HCV感染的141例受试资料建立常模。先将各分测验粗分转换为均数为10、标准差为3的量表分,然后以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生成分数多项式回归方程(fraction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预测量表分,最后将实际量表分和预测量表分的残差转换为均数为50、标准差为10的T分[12]。

2.2 HIV阳性和HIV阴性组神经认知功能和社会生活功能比较

HIV阳性组的各认知领域和总体认知功能均较HIV阴性组差,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更明显,工作月数更少,个人及家庭月收入更低,失业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2.3HIV/HCV感染与非HIV/HCV感染间神经认知功能和社会生活功能评分比较

为进一步考察HIV和HCV单独及合并感染患者的神经认知和社会生活功能状况,重新将受试分为4组:HIV+/HCV+、HIV+/HCV-、HIV-/HCV+和HIV-/HCV-组,进行2×2析因分析,其中有8例HCV资料缺失,故总例数为393例。4组间年龄、性别构成和受教育年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2)。

HIV感染使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各领域神经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工作月数减少,经济收入降低;HCV感染使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学习、记忆、精细运动和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工作月数减少。仅在精细运动功能方面,表现出HIV和HCV感染的交互作用(表3)。

以GDS≥0.5为划界分作为认知损害的标准[12],发现HIV+/HCV+、HIV+/HCV-、HIV-/HCV+和HIV-/HCV-组的认知损害率分别为39.7%、34.2%、37.2%和12.7%(χ2=26.751,P

2.4认知损害组和非认知损害组生物学指标和社会生活功能比较

以GDS≥0.5分为界将HIV+受试分为认知损害组和非认知损害组,比较其生物学指标和社会生活功能状况,发现认知损害组最低CD4细胞计数更低、家庭月收入更少,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更明显(表4)。

2.5 日常生活能力正常组和异常组认知功能状况比较

以患病后日常生活能力量表中有≥两项下降者为界,将HIV+受试分为日常生活能力正常组和异常组[12]。比较其认知功能状况,发现日常生活能力异常患者执行功能[(42.2±7.9) vs.(46.4±9.1),t=-2.08]、记忆[(41.8±5.9) vs.(45.9±8.1), t=-2.29]、精细运动[(41.1±9.8) vs.(45.8±9.9),t=-2.11]和总体认知功能更差[(43.2±5.0) vs.(46.0±5.9),t=-2.10],均P

2.6神经认知功能、生物学指标和社会生活功能之间的相关性

以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为协变量,分析认知功能与最低CD4细胞计数、目前CD4细胞计数、日常生活功能、收入及工作月的关系,发现精细运动与最低CD4细胞计数呈正相关(r=0.19,P

3 讨 论

3.1 HIV感染者神经认知和社会生活功能分析

总体而言,阜阳有偿献血感染HIV的人群在7个认知领域和日常生活能力方面都表现出损害,与Heaton等研究发现的HIV感染者受损模式一致[4];该人群与Heaton等研究[7]不同的是未表现出失业率的增加,但工作时间缩短了,分析可能的原因有:(1)认知损害对中国农民的农业活动的影响不及对美国城市工作的大。(2)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自主经营,自行安排工作,而美国受试却是受人雇佣,在发现问题后易被辞退。(3)美国居民失业后生活保障体系较完备,而中国农民患病后仍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工作来获取生活保障。本研究首次报告了HIV感染者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

从疾病的阶段来看,AIDS患者较无临床症状的HIV感染者认知损害情况更严重,与国外研究结果大致相当 [4-5]。预试验也表现出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认知损害比例也增加,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HIV感染者分期标准,处于A、B和C期的HIV感染者认知损害率分别为35%、56%和58%[8]。

进一步分析发现,合并感染HCV的患者比单独感染HIV的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发生率要高,Hinkin等的研究也显示了这种趋势[15]。但本研究提示HIV和HCV感染对认知损害有相互影响的唯一领域是精细运动功能。此外,中国HIV和HCV感染者虽然总体认知损害发生率相近,却表现出不同的受损特征,HIV感染者认知功能全面受损;而HCV感染者主要累及学习、记忆和精细运动方面。国外研究 [10-11]则显示除了在学习和精细运动方面之外,HCV感染者还在信息处理速度和执行功能方面受损,但国外人群感染途径多以静脉吸毒为主,故本研究结果还需在该类和其他人群进一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存在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受损,单独感染HCV的患者却未表现出对经济收入的影响,而存在HIV感染的患者正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HIV感染者受损的神经认知领域更广泛,也可能是由于HIV感染的污名导致个人甚至家庭的工作机会减少导致的。

3.2 神经认知功能与生物学指标和社会生活功能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对于最低CD4细胞计数达到艾滋病诊断标准(CD4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未将影响社会生活功能的其他变量如抑郁、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纳入分析,神经认知功能可作出的解释较为局限;此外,横断面研究对于神经认知功能的预测效能较低,将进一步随访来探究基线神经认知功能对疾病结局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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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经济法 正义 价值

一、正义是法的核心价值

在法哲学思想史上，正义理论历经了一个发展脉络清晰、观点多元化的发展历程。正义与自由、平等等法律的其他价值有密切关联，是法价值系统内部的枢纽和统领，而法是正义的基石奠基。正义一开始就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那个国家的法律公然宣称不是为了正义的实现。我们经常说法律也有良恶之分，表明的就是用正义价值来评判法律。正义还是各种法价值之间冲突、矛盾的“平衡者”和“仲裁者”，因为无论是自由、平等还是安全、效益，这些基本的法价值都与正义紧密相关，正义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自由，还可以对自由加以正当限制；正义与平等关系密切，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层次比穷，在人类思想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法律的正义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安全价值是否得到充分实现。所以正义不仅是一项普通的法律价值，而且它还充当着法的价值统领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经济法作为一种部门法，当然具备法的一般规律，从法理上分析，正义也同样是经济法的价值基础。

二、经济法产生于对正义价值的追求

价值在经济学中主要表现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一词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然后被应用于政治学、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之中。在西方，“价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而所谓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需要的关系中，客体以自身功能和属性给主体带来的效应。也就是说价值是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上来界定的，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重要性。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程序法的维持。而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都是生产社会化和国家调节管理经济职能的出现和发达，产生的目的都是为了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管理经济的这种职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调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虽然和民法、刑法等法律不同，例如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经济法的本身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正义、平等的价值。早期社会，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按其方式主要是民事、行政和刑事的管理，为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的经济调节性管理则很少实行，它尚未成为一种经常运行的独立的管理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机制，尤其是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经济矛盾激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引发了许多如贫富差距严重、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安全无从保障，市场机制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现有的法律解决以上问题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干预经济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国家宏观调控等手段干预经济，经济法就是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国家的干预而最终形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法和行政法对市场正义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经济危机发生时，行政法起主导作用。在平常时期 ，两法的作用东西方各具特色。在西方国家 ，经济法产生之前，规制市场领域的法主要是民商法 ，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是行政法起主导作用。而在垄断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在民商法根本无力解决一些社会新出现的经济问题时，经济法产生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和持续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它调节了个人私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与纷争，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平等，所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是出于对正义的追求。

三、经济法的价值在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法的形式正义是指无论是依据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法律平等的适用于任何人，同等情况同等处理。所以法的形式正义能很好地维护法律的权威，能够保证实行现有制度下的正义，，但这种正义并不能实现完全的正义，仅仅只是一个形式。而法的实质正义指的是法被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当使用这种手段无法得到想要的目的时，可以改变手段，从而实现真正的正义，但实质正义又容易导致人治。所以法的价值在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也就是说不仅要达到形式上的正义而且还要实现实质正义。经济法和民法、行政法一样，其价值都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只不过民法和行政法的主体部分在形式主义，而经济法的主体在实质正义。经济法从对市场只需进行调节的角度出发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对市场交易主体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根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法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作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规定企业、金融机构等权利义务，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经济法主要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且现价段人们之间的能力、财富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贫富差距还很严重，如果法律严格遵守形式正义的需求对所有人平等对待，也就必然导致、甚至加剧竞争结果的实质不平等。所以经济法在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应该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注重结果的平等，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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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守文.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4

根据哲学，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

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

马克思采取了唯物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认为历史有其客观的支配规律，认为社会变化是辩证的。哲学通过对阶层冲突的分析来帮助理解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变迁。哲学认为阶级冲突是由于资产所有者所拥有的高生产率生产资料与无产者从事的社会化劳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关键词：生态物权 生态物 权利

为了竭力解决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问题，人们试图通过生态哲学的思考与生态立法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而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作为人类生态化变革的重要环节，必将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路上前进。

一、生态物权内涵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具备财产价值和生态价值。前者指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要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材料或必备条件，具有有用性价值；后者则是指整个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为人们提供了适宜生产生活的稳定环境。因此公民享受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活必须要素，并从中受益，这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体现。

生态物权就是生态系统中的权利主体对生态环境中的构成要素（如阳光、空气、水、土壤、自然资源、生物等）所享有的受益权利。生态物权的确立对于公民的正当生态受益权具有保护作用，公民在自身享受清洁、健康环境的同时必须以不侵害别人的环境受益权为条件，或者在利用生态环境里的某些要素创造利益时要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分摊、平等分配、公平承担责任的义务。

二、生态物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要想通过生态物权的确立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必须以知识理论或者思想理论作基础。各个学科，特别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的理论知识为生态物权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重点从哲学角度分析生态物权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 人与自然的地位

人与自然的地位问题是生态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从存在论角度看，人与自然一样同属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从价值论角度上看，人具有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特殊社会属性，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具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存在物的能力，因此从价值论层面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具有目的性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纯自然的物质交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的规律缺乏全面的认识，人们终将得到大自然的惩罚及报复。

但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承认人对自然有依赖和服从的前提下，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重视通过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及研究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物权的发展即是在客观承认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进行的。

（二）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

生态环境中的各个生态物不仅以单个个体的形式存在，各类生态物内部之间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并构成一个复杂的、联系紧密的整体。人与自然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进行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站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而生态物权的确立恰好协调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在法律层面使得生态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高度的协调。

（三）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考验国家管理者政治正确性的一个关键性科目。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随着这个主题的过渡泛化而变得模糊而不准确。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表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思想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可持续”与“发展”的统一在观念上的看法。但是最终目的必然是在实践层面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指导思想转变成一种行为模式。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需要法律作坚实的行为规范指导。生态物权的确立使得每个公民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维护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监督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重要作用及影响。

（四） 维护生态正义要求

生态物权确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而生态正义则为生态物权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新契约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公平是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公平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目前生态环境的变化已经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来得到改善，而是应该发动全民的力量，发挥每个人的力量，首先消除代际内的不公平才能获得拯救生态环境的机会。生态物权将以每个公民为道德主体，通过维护自身的切身权益，履行自身责任和衣服来达到公平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目的，并且从另一个角度维护代际之间的公平。

宏观上的生态设想只有注入传统的物权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关系。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具有坚实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基础，对于我们改变传统生态保护观念具有深刻意义。当然，生态物权的确立面临着建立一整套以公民生态权益保护为中心的生态立法制度，而这个过程势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动态性实践过程，同时对于我国法律法规的健全起到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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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可行性研究是运用多种科学手段(包括技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及系统工程学等)对一项工程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综合科学。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投资)之前，双方要从经济、技术、生产、供销直到社会各种环境、法律等各种因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确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项目是否可行，估计成功率大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程度，为决策者和主管机关审批的上报文件。

研究方法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是融合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营销、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创新而形成的方法体系。主要数据资料来源国家权威统计部门、协会、中商情报网细分市场数据库等。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和专业方法。

1、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

2、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用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逻辑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归纳、演绎、综合。

3、专业方法

专业方法是各门学科中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专业方法具有综合性、专业性、创新性的特点。

方法作用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在制定某一建设或科研项目之前，对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有效性、技术方案及技术政策进行具体、深入、细致的技术论证和经济评价，以求确定一个在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的最优方案和最佳时机而编制的书面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是要求以全面、系 统的分析为主要方法，经济效益为核心，围绕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拟建项目是否可行。对整过可行性研究提出综合分析评价，指出优缺点 和建议。为了结论的需要，往往还需要加上一些附件，如相关数据、论证材料、计算图表、附图等，以增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说服力。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确定建设项目前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工作，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的科学方法，在投资管理中，可行性研究是指对拟建项目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 等进行调研、分析比较以及预测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财务的盈利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以及 建设条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可行性研究的作用

1、可行性研究是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和编制设计任务书的依据;

2、可行性研究是项目建设单位筹集资金的重要依据;

3、可行性研究是建设单位与各有关部门签订各种协议和合同的依据;

4、可行性研究是建设项目进行工程设计、施工、设备购置的重要依据;

5、可行性研究是向当地政府、规划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申请有关建设许可文件的依据;

6、可行性研究是国家各级计划综合部门对固定资产投资实行调控管理、编制发展计划、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的重要依据;

7、可行性研究是项目考核和后评估的重要依据。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作用

1、建设项目论证、审查、决策的依据。

2、编制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的依据。

3、筹集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重要依据。

4、申请专项资金，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5、股票发行，向证监会申请股票上市的重要依据。

6、取得用地，向国土部门、开发区、工业园申请用地的重要依据。

7、与项目有关的部门签订合作，协作合同或协议的依据。

8、引进技术，进口设备和对外谈判的依据。

9、环境部门审查项目对环境影响的依据。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意义

篇7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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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和谐社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经济法与和谐社会找到了契合点，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的经济法应当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经济法保证经济公平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和前提

和谐社会应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均衡和协调的社会。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这种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就需要从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上加以调整，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讲，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论是基于人类完全理性假设而主张国家对经济施行全面干预的传统经济法，还是基于人类有限理性假设而对主张国家经济实施适度干预的现代经济法。经济法在本质上乃是以公法介入私法；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当中国经济法而从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嬗变的时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平衡无疑是其主旨与精髓。这种相对平衡至少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是竞争公平。竞争是效益之源，竞争是效益之母。正是由于竞争机制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才能得以有序运行，并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社会效益目标得以实现，要保证竞争机制的运行，就必须保证竞争公平，要解决好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应着重解决两个公平。其一机会公平，大家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能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利益驱动机制得以运行。其二规则公平，保证所有的运动员都遵守同样比赛规则。

其次是合理差别待遇。竞争机会的公平，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公平，这就需要伸出国家之手，施行合理的差别待遇制度，对失衡的利益予以矫正，从而恢复不同主体间特别是个体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在经济法领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又分为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在宏观方面，又分为不同经济成份之间利益平衡与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平衡。在微观方面，国家应制订相关法律和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

最后是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分配公平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应遵循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三者彼此联系，不可分离，责是基础，利是目标，权责相当，责利相谐，不能畸轻畸重，只有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保障分配公平目标的实现。关于分配标准的选择，应根据我国现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将按劳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分配标准，以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作为补充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分配公平内涵的实现。

二、经济法追求社会利益本位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价值支撑

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存在和被尊重。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漠视社会整体利益，那么不仅对社会整体，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是极其有害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的共识。“社会本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这一利益本位立场是生产社会化和法思想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依赖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市场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法思想也遵循个人本位。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垄断的形成，大量无序竞争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运行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日益显露。人们呼吁国家伸出“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稳定发展。同时，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激烈冲突这就促使法思想开始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经济法“为了填补市民法所剩留的空白状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社会利益本位立场。”它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它的任务是既要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又要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控制防止因权力过度膨胀或权力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可以在各部门经济法中得到验证。首先是竞争法。竞争必然引发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这是由竞争的消极功能决定的。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竞争的副作用难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民法能充分维护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正当竞争和垄断因其破坏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科技进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越来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竞争法便应运而生。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法试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维护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竞争法追求的是维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个竞争秩序，而不是单个市场主体的竞争权利。其次是宏观调控法。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的特点，是一种事后调节。这种事后调节导致信息不畅、供求失调、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和良性发展，克服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国家便开始运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宏观调控法也只能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后是国家投资经营法。由于市场主体的唯利性，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一般市场主体不愿或不能进入的领域，如公共设施的营建、社会公益事业和涉及国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等，是法律予以禁止或限制随意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便直接以投资者身份参与这些领域的经营活动。国家投资经营，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调节社会经济总体结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只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三、经济法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制度保证

“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离开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调节经济的法律，社会经济就会立即陷于崩溃”，这是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权力（利）边界没有合理划分，不仅市场的效率会遭受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经济运行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公平出现，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导致社会不和谐。

实际上，政府对经济活动介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利益所驱动。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权力（利）边界问题，传统的强调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私人自治的民商法无能为力。如何控制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在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制度性关系上取得了成效。经济法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政府部门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利），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还可以规定政府要从职能型政府向提供生产信息、提供有公信力的认证、提供培训等服务型政府转换，这些都显示了经济法在“干预政府”方面的有益探索。即如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腐败问题，其根本的一个源头即是权力可以轻易地进入市场，可以随便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对于腐败现象，除了体制内外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之外，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制度化”地界定和划分，才能大大减少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减少腐败，从而保障社会真正的和谐。

经济法产生于纠正市场和政府失灵，这决定了经济法在其产生过程中，不仅有国家（政府）的作用，而且存在各种利益团体的参与，存在着在程序和机制上的社会性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部经济法的产生，不仅要遵循传统的立法机制，而且要充分地吸收社会各方面意见，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经过程序上充分的调研和公开的听证，以使包括政府各部门在内的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和充分整合、协调。经济法为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其运行及宗旨实现过程中，不仅有国家的政策号召，有政府部门的组织实现机制，而且需要广大的社会中介机构，乃至社会团体的参与。例如高校、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等参与其中。这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配合与协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实施机制，以及政府部门实行的“问责制”，使得经济法作为一个国民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外在制度”法，从产生机制及运行和实施机制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3](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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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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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生产力；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18-0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了有了很大提高，消费层次和消费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居民的消费观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在消费的过程中也逐渐出现许多不合理的消费现象。对待此类问题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人自身的发展，也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能否和谐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站在哲学的高度，以马克思消费理论为指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消费观的基本原则。

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认为，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和终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后环节，然而它本身的目的也取决于生产的目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消费的目的依赖于生产的目的，即满足资本的增值。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它生产的目的显然是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正常需要，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的目的逐渐变成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消费有助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又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消费观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基本原则。这种消费观，不是提倡只为生产而生产，也不是提倡只为发展经济去生产，更不是主张只为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而生产。与之相反，它提倡的是一种为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达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它把居民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和判断消费是否理性的最高标准，并把这种标准推广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使得居民的一切消费活动都为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如果人们把物质作为第一，甚至是唯一的追求，而脱离了对精神的追求，那就只会是一种堕落、空虚，丧失自身的理想和精神信仰，最终沦为物语的奴隶；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导致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甚至导致后代持续发展能力的枯竭。

总而言之，人的全面发展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人不断全面发展，其自身的综合素质就越高，而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又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消费观，就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提倡合理、适度和绿色的消费观，鼓励人们积极培养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基本原则

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矛盾：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人口众多和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基本原则，形成自然、人和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局面。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可持续性原则提倡把人的消费行为纳入生态系统之中，不应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之中，社会客体和自然客体都会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的作用。主体只有不断通过对客体的认识，遵循客体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消费坚持可持续性原则，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提倡一种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的消费模式，反对对自然无止境的开采，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其次，从当代人与后代人的角度看，可持续性原则提倡的是长久消费和公正消费，要求人们在利用和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还要保证后代人具有同当代人一样的发展潜力。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的消费不应该以损害后代人的消费为代价。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和延续后代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只考虑实现利益而忽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缺少对后代人发展需求以及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总之，以可持续性目标为基本原则的消费，要求我们在满足自身要求的基础上，还要顾及后代人的消费需求。这样，既能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还能有助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提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消费能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并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力的质量，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过度抑制消费，也不能使消费滞后，而应该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逐渐提高消费水平，使得消费和生产能够协调的发展。

在目前来看，我国居民的消费仍存在消费不足和过度消费的问题，根据上述的马克思消费理论，我们需要避免抑制消费、过度消费。

一方面，抑制消费主要是因为部分人认为低消费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殊不知，根据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低消费却难以带来生产的持续进行，最终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持有高消费观点的人认为，消费对社会经济生产有促进作用，但他们忽视了过度消费不仅可能影响资本积累，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以致阻碍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