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03 17: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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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

篇1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任务;措施

中国地大物博,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其他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载体,更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助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土地的重要性所在,因此,诸多土地政策出台,为土地的使用、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不得不重视的是土地政策逐渐开始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换句话说,土地政策已经成为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重的宏观调控手段,因此,加强对土地政策宏观调控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不断强化其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不断加强其相关机制的完善和协调,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才能使得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主要任务

1、确保经济增长

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与任务就是确保经济的不断增长,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还应该有效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运行。如此一来,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与建设速度,而且还要注重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同时还要确保其能够与其他行业用地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性。第二,做到“四个平衡”。具体包括土地供与求的平衡、土地供应和社会经济正常发展之间的平衡、土地供求空间布局的平衡、土地价值和社会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土地资产价格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2、保护耕地与集约用地

当前土地利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说有些地方仍然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土地粗放利用现象频发,从而导致耕地的资源数量与质量大幅度下降,而建设用地却快速增加,甚至出现不合理用地现象,使得耕地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政策的出台对于耕地的保护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土地的使用也有着相关的规定,对于土地的发展有着借鉴性的意义。

3、公平发展

当前,公平发展问题受到人们的进一步重视,社会发展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城乡发展相差大;农民征地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中低收人阶层的住房保障得不到有效解决。而土地政策的出台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它可以针对土地供应、开发整理以及收益分配等内容,为其提供具有保障性的优惠政策,对于维护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分析,增加对于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从而有效营造社会发展的公平环境,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4、统筹区域土地利用

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其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将区域土地统筹利用,并且注重土地利用内部结构的优化,与该区域的相关发展政策实现进一步的配合,同时还要确保土地政策对于特殊区域的调控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比如说对于重点发展区、限制发展区或是优先发展区的调控;通过土地政策实现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加强区域土地的协调利用,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现象,而且对于重复建设的问题也会有极大的改善,注重徒弟的置换与调整,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和土地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二、强化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措施

1、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

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想要做的更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其长效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该加强土地管理与耕地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当前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在于其投资规模过大,违法违规用地现象严重,耕地保护不力,所以就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整顿和治理,逐渐建立起有关土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其次,还应该研究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土地税收政策,逐渐建立起完善统一的土地市场。再者,建立完善的规划体系,确保其层次的分明性,边界要保持清晰,而且衔接协调要到位,进一步完善土地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工作具有一定的长远性和战略性,需要一个完善的规划系统进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政策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2、完善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绩效评价

当前,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土地政策,主要还是倾向于文字层面,缺乏具体的实践活动,只有落于实践,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宏观调控功能。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要从实际出发,充分了解到土地管理相关工作指标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房地产业发展等指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进一步加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其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土地政策已经成为我国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其的重视度也在不断提高,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该政策的不断成熟发展,其功能职责也趋向于明确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不是独一存在的,只有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相协调,其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和完善。除了土地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只有将上述政策进行结合,使其能够协调发展,充分把握住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分析当前所有政策的具体内容,让其充分协同起来,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只有如此,作为我国宏观调控手段的土地政策的重要作用与功能才能够有效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支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手段,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的使用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主要针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措施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后期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以及经济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侯飞.发挥土地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对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

篇2

今年上半年的日历已撕完最后几张。国家统计局最终交出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

在美日欧经济全面衰退,全球增长前景阴霾重重的情况下,7%以上的增长虽不及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增速,但却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救急式的“维稳”、“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完成。

但是,为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完成“保增长”,宏观政策代价不菲。由于政策本身的着力点依然是寄希望于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保增长”的任务是完成了,同时,政策的负面效果亦开始显现。

比如,有很多地方为了单纯追求投资效率,在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跟风上马,大部分资金投向了“两高”行业,而民间投资依然冰冷一片,中小企业生存的严峻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由于宏观政策过于强调“保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的大局,中国产能依然过剩,内需依然不振。

所以,中国下半年的任务是:不仅要继续巩固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果,更要消化前一阶段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方向不会急刹车的情况下,政策的目标“拐点”必将提前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2009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高达7.36万亿的信贷,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引擎,在没有启动民间投资和政府财政增收困难的双重困境下,将面临政策持续性的空前压力。因此,下半年即使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政策本身的“内涵”必将有显著的调整,期待出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通胀压力提前显现。

如果说上半年宏观政策一举扭转了经济下滑的颓势,那么下半年才是真正考验经济是否企稳的关键时期。但大量信贷的投放助长了通胀的预期,在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通胀的提前来临可能会导致经济进入可怕的“滞涨”状态。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被延迟。

由于过分强调“保增长”,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的任务一再迟延,甚至一部分投资投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造成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重。这样,宏观上由于公共投资的加大,使得本来投资过大的宏观结构更加失衡,微观上为了保增长,催促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在一些领域卷土重来。因此,从增长的持续性而言,结构调整是下半年绕不过去的艰巨任务。

第四,危机延缓了关键领域的改革。

经济危机非但没有成为改革的契机,反而使得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领域的深层矛盾,不可能绕开关键领域的改革而得到解决。垄断、资源价格、收入分配、民生工程,还有民间投资,乃至中小企业的复苏,如果没有改革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们可以判断,如果将上半年救急的宏观政策视为“西医”疗法,下半年,中国则需要对经济进行调养的“中医”疗法――“调结构”取代“保增长”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

就具体的政策措施而言,笔者预计宏观政策将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推进:首先,继续坚持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其次,中央出台更加具体的刺激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第三,在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没有得到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进一步出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揽子优惠政策;第四,资源税和垄断领域的改革将再次启动;第五,出台启动民间投资的新的“非公36条”,将民间投资的启动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

篇3

首先,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当非常清晰地定为国内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当国内价格总水平稳定时,其他的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失业率、经常账户等)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平衡。物价总水平不是指单一商品(钢材、原油或粮食)的价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权汇总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指数,最理想的是GDP平减指数。中国还应制定适当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产品短期因素的影响。此外,还必须特别关注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为宏观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据。

中国的宏观调控在主观上有多重目标,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员和学者把宏观调控简单理解为压缩钢铁、房地产等特定行业的固定投资,或者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这些虽重要,但非宏观问题,却与宏观调控混在一起,导致政府不能适时对症下药。本来货币政策是为了影响总需求,如果总需求过旺导致了严重的通胀压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虑加息。但若把宏观调控目标狭义视为刺激粮食生产或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便会反对加息,甚至呼吁减息。

宏观调控主要是调节经济总量,如通货膨胀、GDP和失业率等,不能等同于产业政策,更不能肆意干预企业微观决策。不能指望宏观政策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如“三农”问题。后者必须依靠长期不懈的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

其次,宏观调控必须主要依靠市场化的间接政策手段,而尽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这就是尊重企业和家庭作为基本经济主体的理性和自主决策权,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只图通过柔性政策措施来影响其资本成本、外部运营环境和未来利润预期,从而诱导其自发地调整经济行为。政府可能有理由对电解铝和钢铁行业的巨大投资扩张感到担忧,但也应当认识到,大量投资其实是需求持续扩张而引起未来利润预期上升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为非理或“盲目投资”。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诸如加息等市场化的手段来大幅提高投资的成本,而不是主要通过发“红头文件”、动员号召、直接命令的方式来压缩、冻结、禁止甚至关闭已进行的投资项目。

行政手段至少有两大害处:一是容易矫枉过正,增加操作性失误的风险,反而增加了“硬着陆”的概率;二是容易打击伤害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对未来就业和产出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为行政手段辩护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全,宏观调控只能依赖行政措施。但中国经过26年的改革,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机制和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为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打下了基础。在1993年-1997年的宏观调控中,这些政策措施的良好效果业已突显。而继续采用行政手段,只会压抑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妨碍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

第三,宏观调控必须注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调控中,财政政策未能与货币紧缩措施有机同步配合。当内外需双双强劲、通胀压力死灰复燃时,财政政策应有根本性的及时调整,变“扩张性”为“紧缩性”。过去两年是中国减少财政赤字的黄金机会,有相当大的空间削减政府许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资。

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兼顾内外均衡,但国内经济平衡和稳定是重心,外部经济平衡应从属于国内经济稳定。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经济过热失控,通胀大幅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国内宏观经济将急剧不稳定。而在汇率走向灵活后,即使人民币升值而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只要实行明智的货币政策,避免国内经济重大失衡,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篇4

实施“从紧货币政策”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将使徐州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更为突出。一个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即金融对经济发展起到“供给主导”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经济增长提升金融服务需求,从而带动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处于“需求遵从”地位。金融供给对前者影响很大,对后者影响相对较小。目前,徐州仍属于前者,近三年,徐州市的GDP与财政收入每年分别以15%、25%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总额仍只占全省的6.63%和5%。2006年末徐州市GDP与贷款额之比为1∶0.48,而同期全国为1∶1.07,江苏省为1∶0.86,即徐州每产出1个单位的GDP所投入的信贷资金比全国、江苏省平均水平分别低59.6和38个百分点。处于经济 “起飞阶段”的徐州,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高,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扩大其经济发展的“振幅”,过去六年间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1年至2006年,江苏省经济增长速度的峰顶与峰谷落差为3.5个百分点,而徐州市为10.77个百分点。

从紧货币政策将使徐州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性矛盾趋于突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徐州存在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企业规模结构矛盾和产业结构矛盾。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信贷资金会更多地流向盈利能力强的优势地区、优势产业和企业,这将导致现存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

从紧货币政策将使民间借贷趋于活跃。民间借贷受国家宏观政策的限制少,对市场反应灵敏,其融资总量与正规金融渠道存在着互补关系。2007年第4季度,金融机构贷款受限后,部分对资金有刚性需求的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已开始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也立即作出反应,据调查,2007年11月末,民间借贷平均成本比年初增加20%以上,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区间已经达到13%~18%。与此同时,融资规模也在快速上升。

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

工作思路与策略选择

一是密切关注辖区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货币政策的宣传引导工作。基层人民银行要及时掌握经济金融运行特点,按照宏观政策的取向,及时向地方政府提出调控建议,向金融机构指导意见,向社会公众进行政策解读,使微观主体的行为自觉符合宏观政策的意图。特别是要通过做好对外宣传,使微观主体形成正确的心理预期,促使其经营行为与宏观政策保持一致。

要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发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价格政策、产业政策等协同配合的最大效果。基层人民银行要通过召开汇报会、通气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借用社会力量,加强对辖区的信贷指引,实现经济和金融的良性互动,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是合理控制总量,促进调整结构,确保实现调控目标。人民银行基层行要通过控制总量实现“从紧”要求,腾出资金支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达到有保有压、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一要大力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二要大力支持“三农”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三要大力支持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支持以开发利用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持以利用新技术促进节能减排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要大力支持资金需求量不大、能有效促进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五要着力解决好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发展的资金需要,支持发放下岗失业人员的小额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大力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达到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目的。

三是创造宽松环境,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民间借贷、小额贷款组织等在促进民营创业,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业的融资困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其不能吸收存款,只是以自有资金放贷,仍属于直接融资方式,不会产生派生存款,不会扩大货币供应总量,能在有效融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因此,人民银行基层行要支持民间直接融资的发展,并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测分析,针对其融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化解消极因素。在条件具备时,可将信贷征信系统对其有限度开放,增强小额贷款组织的风险管理能力,帮助其防范风险。

四是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要创新信用工具,以多种信用方式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效益好的项目和企业;二是要创新支付工具,便利客户结算,加速资金周转,提升服务水平;三是要创新服务方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设计金融产品,拓展赢利空间。通过金融创新,实现赢利模式的多元化。

五是加强金融生态建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越是在“从紧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越是要加强风险监测,越是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人民银行基层行要根据本地实际,密切监测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严防出现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防止出现由局部突发事件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要全方位做好金融生态建设的宣传和各项措施落实,抓好金融生态县的建设和考核评价,强化社会信用理念,打击可能出现的各种逃废债行为;要加强信贷征信管理,将分散在各部门的信用信息尽可能地纳入到人民银行的征信数据库中,并充分发挥征信数据的作用,通过征信查询,震慑各类失信主体。通过金融生态建设,促进金融的健康运行,促进本地的可持续发展。

六是坚持统筹兼顾,完善政策措施,切实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一要统一中、外资银行的调控政策,统一不同金融市场的调控政策,统一不同管理部门的宏观政策,实现各种经济主体平等竞争,防止出现在宏观调控中因政策不一致造成此紧彼松、削弱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情况。二要注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要冲破西方中央银行理论的束缚,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以结构调整推动总量调控。人民银行要研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推动信贷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利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实施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银行的作用,赋予其一定的结构调整权和实施货币政策“执法权”,以确保宏观调控措施实施到位。(作者单位: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

相关链接:名词简释:货币政策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

篇5

关键词: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宏观政策

一、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的背景和意义

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命脉,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资本结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与企业成长、价值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内在联系,影响企业资本成本,合理使用资金、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意义。

房地产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且对钢材等相关行业带动作用明显。但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负债率高,与宏观调控政策息息相关。

二、2003年~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情况

概括近十几年国家对房地产的政策:阶段一(1998年至2003年):从无到有,蓬勃发展;阶段二(2004年至2007年):小幅调控,扬汤止沸;阶段三(2008年):小幅刺激,中流砥柱;阶段四(2009年至今):大幅调控,勇于改革。

三、实证公司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公司选取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更能客观反映出现实中存在的情况,本文在选取样本时遵循以下原则:(1)股票上市初期公司的表现和股票价格不稳定,因此选择2000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2)ST,PT 类公司不能较好反映出上市公司真实价值,因此不将此类公司作为样本。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10年间上市的2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数据,(万科A000002,苏州高新 600736,银基发展 000511,渝开发 000514,中航地产A 000029,世茂股份 600823,保利地产 600048,深长城 000042,陆家嘴 600663,信达地产 600657,国兴地产 000838,东华实业 600393,阳光股份 000608,泰达股份 000652,中华企业600675,冠城大通 600067,珠江实业600684,万达企业 600641,亿城股份 000616,绿景地产 000502)。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从各公司财务报告中获取,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率,公司规模债务担保能力,股市收益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实际GDP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信贷规模,长期利率,短期利率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获取。

四、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数据

(一)方法选择

本文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公司层面变量和房地产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选取2003到2012年10年间的数据进行观察与统计。采用面板数据描述样本在此期间内变化情况,观察每个样本在一个时刻上如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统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特性的连续变化,获取比单截面数据建模更多的动态信息。微观公司层面因素为控制变量,综合两方面因素构建单方程静态面板模型:LEVi t=Macroi tα+Xi tβ+Δit,LEVi t为公司i在t时刻的资本结构,Macroi t为宏观经济变量,Xit为公司层面变量,Δit为扰动项。

(二)选择变量和数据

(1)资本结构变量:资产负债率(LEV1),有息负债率(LEV2)。(2)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周期(LNGDP),信贷规模(LNLOAN),市场信贷违约风险(DEFAULT),利率(SR和LR),股市收益率(STOCKM)。(3)公司层面变量:公司规模(SIZE),实际税率(RT),负债担保能力(ACF)盈利能力(ROA)。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分别做出因变量、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表明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说明需要解决自变量多重共线性问题即不能直接建立线性相关模型。为消除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下面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变量综合成少数几个综合变量来研究总体各方面信息,增加新的公共因子,并且使公共因子之间线性无关。

(四)模型回归与因子分析

使用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将所有的变量标准化,得出主成分表和每个成分的贡献率。因为在成分8时,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100%,所以提取前8个成分作为公共因子。

载荷矩阵,展示的是原始变量和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基于载荷矩阵可以解释各个因子的含义。载荷矩阵的性质是因子载荷矩阵中各列元素的平方和为相应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而成分得分矩阵可以获知各公共因子与变量的变换关系。

将10个自变量归结于8个新的公共因子,通过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求得成分综合得分,即用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乘以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就可以得到成分得分。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信贷违约风险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率负相关。(2)信贷规模、长期利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显著。(3)股市收益率、短期利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有较显著的正影响。(4)盈利能力、负债担保能力与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较强相关关系,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用来抵押的资产越大其负债能力越强。(5)公司规模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公司规模越大,营运所需资金越多,财务杠杆越大。(6)宏观经济因素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宏观经济上升时,房地产公司杠杆水平下降,反之上升。(7)实际税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说明国家宏观政策对于房地产行业征税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宏观经济周期、公司规模、负债担保能力、盈利能力,而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政策走向又往往决定实际税率。为此,上市公司可以对国家宏观政策进行合理预测,大致判断国家对房地产行业采取积极或稳健的政策,以此来调整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融资结构。

参考文献:

[1] 李家林.宏观经济因素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D].复旦大学,2010.

[2] 陈艳杰.因子分析法下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视角(下),2011(11):28-29+31.

[3] 王晓芳,田军伟.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09):99-102.

篇6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 金融 经济增长 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第一重机制:公司上市及整治

由表1可见,在广西北部湾的13家上市公司中,ST的有5家。北部湾要发展壮大,上市融资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是从现有上市公司的绩效来看,情况难以乐观。处理好上市公司的债务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是对公众责任的一种承认,有利于激发后续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使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相一致,互利多赢。

今后10年,经济区将形成2万亿元至2.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必须用好公司上市这个融资平台。但是,北部湾地区公司上市存在一些问题:

上市公司数量少,规模小。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主体,发行股票是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包括沪市A股市场、深市A股(含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从北部湾地区企业利用股票市场融资的情况看,仍然十分落后,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上市公司数量少。截止2010年9月底,国内A股市场共有上市公司1923家,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有上市公司60家。但是,北部湾经济区却只有上市公司13家,仅占国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的0.67%,即只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平均上市公司数量的1/5。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具有高成长性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于2009年10月正式推出了创业板市场。至2010年9月末,全国共有120多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但在这一市场上北部湾经济区的企业至今尚未实现零的突破。第二,上市公司分布不均衡。目前,北部湾经济区范围内的13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集中在南宁和北海,其他城市很少,特别是防城港、钦州和崇左至今尚无一家上市公司。第三,上市公司总体规模小。截止2010年9月24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33131亿元,每家上市公司市值平均为121.23亿元。而同期北部湾经济区1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只有475.64亿元,仅占同期沪深上市公司总市值的0.2%;平均规模仅36.58亿元,是全国上市公司平均规模的30%。再从上市公司规模占GDP的比例看,全国这一数据约为69%,而北部湾经济区的这一数据则只有19%。第四,上市公司后备资源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目前进入上市辅导的企业数量少,而且大多规模较小。这不仅就意味着北部湾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扩充存在后续力量不足的问题,而且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北部湾地区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仍然不通畅。

已有上市公司总体素质不高。上市公司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前景,更影响一个地区企业形象的重要因素。整体来看,北部湾地区已有的13家上市公司素质不是很高,这不仅表现在上市公司中高科技企业少,而且最明显的表现是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弱,被ST的公司比例偏高。截止2010年9月,国内A股市场1900多只股票中,共有SST、ST、*ST股票141只,ST类公司占比约为7.32%。而北部湾地区的13家上市公司中,被ST的就有5家,占38.5%,ST公司占比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多。部分ST公司打着高科技公司的旗号,从市场圈钱,从公司抽血,性质恶劣,已经触犯刑法。其恶劣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影响到后续北部湾公司的上市融资。而重组现有优质资源,培植现有优质高科技公司上市,是近期可以集中精力做的。第一,清理ST北海港,继续整合北海港与防城港、钦州港资源。“三港合一”后,防城港做铁矿石进口钢材出口、北海港依托林纸项目、钦州港做其他物流基地。否则,北部湾出海港将在与深圳、湛江、广州等港口的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第二,尝试把上市公司五洲交通的股权划拨给北部湾交通投资集团所有,通过定向增发、配股、资产划转或股权转让等方式,把经济区的交通投资项目装入上市公司,以加速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推动国海证券IPO上市或借壳上市,以提升其为本地企业提供上市服务的能力。同时,培植后备上市资源是北部湾政府的中长期努力目标。要加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的协调,包括政策、信息、资源调度等方面的合作与共享。合作最好以平台的形式进行,以制度化的平台来降低参与者的参与成本。

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重机制:银行融资及风险防范

银行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信用风险。房地产价格跌破首付比率,则房地产信用风险立刻成为现实。担保贷款、信用贷款等风险。政府担保贷款、担保公司贷款这些贷款随着项目的失败或经济衰退,会出现大面积的系统性信用风险,从而诱发金融危机。有腐败背景的关系贷款往往酿成巨额损失。在强调银行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潜在的银行信用风险。北部湾金融业的发展一定要先打好金融基础设施。否则,GDP短期高速增长之后必然留下巨额呆坏账,给下一代甩下沉重的包袱。信用评估机制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信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引进大型企业在短期内是较好的办法。吸引大企业的弊端是,一方面吸引条件要更加优惠,以弥补其承担的额外风险,另一方面,其它市场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更加困难。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在政府主导、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现实下,创业环境是否良好成了市场环境是否完善的重要试金石。

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重机制:高科技产业的公共资金扶持机制

当前,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引导和帮助孵化期内的企业提升生存空间,关键还在于如何更好地帮助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南宁技术创业者中心认为最影响企业存活率的因素往往在于资金状况。

南宁高新区集聚了广西65%的软件企业,由南宁市技术创业者中心投资建立的软件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拥有一批如亚奥数码、大象科技、德意数码等区内外知名企业。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地理信息、动漫产业等产生的市场需求,以及北部湾地区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信息交流服务中心的战略、“数字南宁”战略所创造的需求,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南宁生物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公共资金的扶持。南宁市协助国家创新基金管理机构审核、认定、监督创新基金使用,还积极组织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另外,南宁技术创业者中心还投资建设了生物工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形成一条完整的孵化链,从项目的小试到中试再到产业转化。该平台先后为3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5项市级项目提供支持。北部湾地区以南宁为首,存在着生物产业的一定优势。

北部湾地区公共资金扶持有以下几个特点:力度不足,2009年只有3000万左右。相对于几万亿的投资来说,该数额似乎太小。扶持对象主要集中在南宁市,其它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能力明显不足,获得公共资金扶持的能力不足。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业和生物产业。政府财力有限,力不从心。

促进经济增长第四重机制:资产价格风险管理机制

资产价格风险的管理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宏观政策管理为主,通过抑制金融创新来防范风险。我国一度是该种模式,其特征是企业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且金融市场不发达。二是以微观主体以市场机制为主。美国、英国皆是该模式,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企业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强,可选择的工具较多。

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价格、汇率、利率、房地产价格等,对于引导资源配置是非常关键的。这些价格波动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当企业规模较小时,企业没有资源来建设防范这些风险的能力。在金融市场落后的背景下,微观层面的企业作为主体来防范资产价格风险是没有规模经济的。此时,国家通过金融管制等宏观政策手段来管理全社会的金融风险,是较好的选择,符合经济规律。该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政策正确和执行灵活,否则,错误的宏观金融政策会导致宏观风险不断积累,最终集中爆发,后果更加具有破坏性。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企业或者依靠自身,或者依靠金融机构来防范风险。这种模式下,微观层面的金融效率较高,宏观层面的风险防范建立在了微观层面风险防范健全的基础之上。但是,一旦微观层面系统性地出现问题,如风险共振,宏观金融风险也会更加具有破坏性。

我国通过宏观政策层面的金融风险抑制机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它的不足限制了金融创新,使宏观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抑制金融活力乃至不能最大程度挖掘经济潜力为代价,并影响到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金融手段有期货、期权、互换、掉期等衍生金融工具,此外,保险手段、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商品现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也与风险相关。这些手段都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但是,一定情况下,由于市场间出现风险共振,形式上被分散和转移的风险,此时却集中爆发,原本稳定的系统就会崩溃。

由于资产价格风险的全球性,广西北部湾资产价格风险管理机制显然从属于全国资产价格风险管理工作。本文建议:国家层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包括衍生金融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现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等。宏观政策对金融创新的抑制的代价是微观效益损失,我国已经达到了大力发展金融业的门槛。行业层面加强对风险的预警、监测、调控。本地层面加强全民金融投资的教育,提高金融机构的投资能力,建设法制、透明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风险驾驭能力,是宏观金融风险防范的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金融支持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上市、银行融资、公共资金扶持来实现,同时,资产风险管理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防范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上市不只是融资,还可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对股票市场的法治治理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银行融资,由于广西北部湾超常规的发展速度难以由常规信贷手段来支撑,信用风险是突出的问题。大企业和小企业形成的产业群共同发展,有待于防范微观上的信用风险。但是,宏观信用风险仍然存在,如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等。北部湾还有第三重机制,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公共资金支持机制,但力度不足,且地域上集中在南宁,行业上集中在软件和生物。

篇7

2009年底开始陆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直接目的是为了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是,由于房地产业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单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待这一调控,恐怕未必能够完全把握未来政策走势的完整脉络。次贷危机已经提示全世界,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应当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中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和杠杆,而这在中国过往的宏观政策中其实早已有所体现,因此,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看作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会更容易把握未来的政策走向。

表面上看,近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选在房价飞涨、投机气氛开始浓厚之际,其背景是民间对高房价的抵触情绪上升、高房价对未购房者“居者有其屋”理想的冲击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深究起来,这次调控不论时机还是力度选择,其实都脱离不了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

本轮房价的飞涨始于2009年中。当时,房地产市场执行的是偏宽松的政策,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稳固,房地产行业还背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萧条的重任,适度的过热正是政策所要催化的结果之一。到了2009年底,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相当可靠,甚至由于流动性旺盛,已初现局部过热的苗头。从这个角度看,对房市的调控,其实可以理解为中国宏观刺激政策退出中的一步棋,而绝非对房地产市场的急刹车。从政策节奏上看,中国已经开始提高准备金率,也证明刺激政策处于逐步退出之中。

事实上,此次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并不是很大,绝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底的调控那样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下猛药。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大背景是宏观经济明显过热,地产作为重要的龙头产业,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抑制,加之高房价引起的诸多社会矛盾,政策的力度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对开发商融资的严格控制,结合近乎窒息的需求方,最终使得房价大幅走低。然而,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一情形重现的概率几乎不存在,政策不可能让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从而拖累整体的经济增长。因此总体来看,目前对房地产市场不宜过度悲观,毕竟政策还处于早期的微调阶段,而且长远看,越早微调,越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此次调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飞涨的房价得以抑制,伴以交易量适度下降。

房地产政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行业,主要与其行业特点有关。首先,房地产业一般杠杆率较高,占用的资金总量庞大,所以,房价波动对于流动性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房价上升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下跌则可能给一个高杠杆的金融体系带来危机。次债危机之所以震倒全球金融体系,就在于地产杠杆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杠杆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次,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接近20%,调控这一产业,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足以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再次,房地产具有金融属性,房地产投资的变化会对资金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最后,中国经济正处在调整结构的关键时刻,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未来很难再起到支柱作用,在调结构初现成果以前,如果盲目过度调控地产行业,很可能会间接给经济调整造成困难。因此,如果单从微观的行业角度看,很难猜测还会出台哪些调控政策、政策要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一旦将房地产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来看,就可以判断,这次调控不会对房地产业造成巨大的打击。

篇8

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是指市场参与者不能履约从而引起其他参与者也不能履约,或者系统性事件冲击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发生锁链反应并诱发金融危机的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蔓延。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界线已相当模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开放、资金流动和市场运作等方面联系不断加强,增加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和敏感性。一个国家的金融波动会通过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市场上投资行为的改变,传送到本国市场,这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市场规模较小,产品流动性较差,金融产品单一,溢出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

(二)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扩张。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可以放大实体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引起或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一方面,金融体系风险本质上具有内生特征,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扩张时,风险认知能力下降、资产价格激增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过度膨胀,而萎缩时则反之。因此,金融系统具有潜在的倾向使金融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均衡,即金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研究显示,目前的金融制度和机制设计本身会加剧金融行为的顺周期性,如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

(三)金融市场缺乏异质性。金融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前提是金融市场行为异质性,即市场参与者众多,并且有不同目标和稳定的预期。但事实上,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市场参与者行为往往是趋同的,即行为同质性。同质性不仅会使金融系统缺乏收敛性和抵消性,加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效应,而且可能导致风险暴露于相同或类似资产,金融机构难以覆盖风险敞口,产生连锁反应。

(四)金融创新过度。金融创新一直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它通过把风险转移给有承受能力、承受意愿而且有能力管理风险的合适投资者,增强了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推动实体经济有效增长。但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市场盲目性等诸多因素影响,在金融创新过度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产品供给的障碍,导致大量风险跨机构转移,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再加上金融创新的杠杆性逐渐加强,使得系统性风险随之成倍放大,并在金融体系中不断传递,极易波及到实体领域,造成动荡甚至是危机。

二、宏观审慎对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

系统性风险的本质特征是传染性和风险溢出性,正因如此,单一的机构微观监管无法解决系统性风险的外部效应,相比之下,宏观审慎从整体金融体系入手,考虑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关注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程度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传导,最终合理判断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水平和发展趋势,可以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

(一)宏观审慎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关注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的金融失衡和共同风险敞口,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审慎措施,确保金融体系有能力承受金融失衡的释放,抵御外部冲击。

(二)宏观审慎有利于加强金融业的逆周期监管。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行为有限理性和短期性会放大顺周期效应,推动经济金融泡沫的形成与扩大,导致风险不断积聚。宏观审慎管理通过逆周期监管手段,有利于从整体上审视金融业存在的顺周期问题,约束经济扩张时期系统性风险的累积,限制经济衰退时期金融困境的处置成本,从而减轻顺周期效应,促进金融业的稳健发展。

(三)宏观审慎有利于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我国各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经济发展,但在政策出台、力度把握上还缺乏系统规划和整体协调,弱化了政策效果。而宏观审慎着眼于整体监管,有利于从全局上统筹兼顾各方的利害关系,促进宏观政策的协调出台和执行。

三、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

当前实施宏观审慎仍面临很多问题:

一是反周期操作对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典型的反周期操作的宏观审慎工具。金融机构只有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在经济萧条时期才能拥有更大的缓冲余地。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虽然不能结束繁荣衰退周期,但将有助于减少幅度。但是,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影响杠杆率,会限制金融机构的利润,对金融业的经营产生冲击。

二是宏观审慎规则与工具的复杂性。宏观审慎监管效果需要通过相关工具的实施才能完全发挥,而现有的宏观审慎工具并不多,大部分仍在研究当中。宏观审慎规则的具体实施是一个过程,规则的制定和工具的设计,不仅需要专业技能,而且初期困难和成本都比较大,在具体运作时对各部门、机构的交流和协调也有较高的要求。

三是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监管套利。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进行套利行为。目前,全球都处在金融改革进程之中,虽然强调国际监管合作,但实际上由于国情差异,国与国之间很难完全沟通,部分全球化标准在制定时也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忽略了一些国家的市场情况和相应需求。因此,各国政府宏观审慎政策的差异性有可能会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的发生。监管套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监管政策的漏洞,但同时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引起热钱流动,降低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建议

伴随全球金融加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一)明确宏观审慎的监管主体。宏观审慎的监管主体首先应该具备独立性、透明性和可信性;其次需要能够覆盖宏观全局,协调各部门的共同发展;最后还要拥有及时处理单个机构或部门问题的能力。综合以上考虑,中央银行是最符合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在当前的金融监管格局下,明确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优势和作用显得至关重要。

(二)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减少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度,增加金融主体的异质性,促进支付结算平台、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为宏观审慎管理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推进金融组织机构的发展,丰富融资手段;三是促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避免个别机构和个别领域的风险敞口演变成系统性风险。此外,还要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系统性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提高对金融体系风险动态变化的跟踪能力,从宏观角度上对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及风险水平进行审慎分析和评估,并强化对高风险和重点风险的快速识别和及时预警能力。

(三)促进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宏观审慎监管需要获得微观审慎数据作为决策依据,微观机构也需要获得宏观审慎形势以提升应变能力。只有宏观监管部门与其他各机构和部门充分协调与沟通,才能够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中央银行不仅要与金融监管机构定期传递以文字形式反映的各类信息,还应该向金融监管机构通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微观机构也要予以配合,并及时、定期报送本部门所监管机构的现场、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分析报告。

篇9

缺乏的表现

间接财源缺乏,是当前县域经济生活中面临着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人才等资源型间接财源严重不足。且呈下降趋势。近几年来,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大量向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已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一大“景观”,这使区域间接财源分布差距拉大。

2技术型和管理型的间接财源水平较低。当前县域经济中普遍缺乏“含金量”高的技术,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3部分间接财源存量难以盘活、质量难以提高。如县域内银行信贷资金质量差、信贷资产难以盘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典型例子。

4各种类型的间接财源不配套。有的缺资金,有的缺人才。各类型的间接财源在区域内分布、构成极不合理。

多个因素导致

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一是县域经济先天不足,在市场竞争中对间接财源的吸纳缺乏凝聚力。在经济转轨时期,县域经济基础差、底子簿、起点低,缺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产业政策倾斜的重点项目。由于县域经济缺乏吸纳资金、人才等间接财源的有效载体,致使县域经济吸收域外间接财源的难度大,这也是这些年来县域招商引资成绩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间接财源外流,是经济转轨时期县域经济建设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和政策对间接财源流动起决定作用,这必然引起县域间接财源外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方面是在间接财源得不到合理有效使用和地方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县域的人才、资金、技术,必然在市场的引导和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向能优化资源配置和国家产业政策倾斜的地区流动。另―方面,国家为解决“瓶颈”产业制约的问题,兼顾全局,有意识地通过经济杠杆部门分流了县域间接财源。如国家实行分税制后,减少了对地方财政的返回比例;国有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后,为保国家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削减了基层银行放贷权限,相对减少,了对地方经济的信贷投入。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以后,财源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但由于大多数地区县级经济欠发展,直接财源不足,财政收不保支,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加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以及政府长官政绩的考核“以财政论英雄”,任务下得过重。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地方政府在财源建设工作中往往重“直接”、轻“间接”,重短期、轻长远,难以按经济规律办事,做出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宏观政策的事情,产生许多“损财”、“失财”行为,使财源建设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产生恶性循环。

因此,我们在评价其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时,应看到其正负面效应。既要从宏观上看到间接财源的流动给市场经济建设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有利一面;又要从微观上看到,间接财源缺乏对地方财源建设制约的影响并由此引发区域经济恶性循环,区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社会各安定因素增加等危害的严重性。遵循三原则

在研究加强县域间接财源建设问题时,我们应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家宏观政策为前提,以搞活微观经济为目的。

县域间接财源建设应遵循的几个原则。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此,县域间接财源建设要立足当前,有限长远,着眼于培育可持续发展间接财源,增强财源建设发展的后劲。

二是相互配套的原则。间接财源的各要素要相互配套,才能形成整体促进力,推动直接财源的形成。因此,在间接财源建设中,要坚持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并重的原则,整体推进。

三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前几年,许多县“东施效颦”,生搬硬套沿海发达地区经验,忘记了自身偏辟、交通不便的实际,一窝蜂而上。卖地皮、大兴土木、建立开发区,招商引资,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没引来资,反而使开发区变成了“居民新村”,压死了域内民间投资资金,削弱了域内民间投资的后劲。

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摸清本地间接财源的底了,明确现状。其次要发挥本地间接财源优势。如对传统民间加工技术要深入挖掘,不断开发,发扬光大,增加它们的“含金量”。第三是在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发展本地经济时,不要生搬硬套,甚至做表面文章,追求短期效益,要注意避免它对域内间接财源的负效应。

重在改制建制

建立健全各项机制,使间接财源得到充分的培育、有效合理的使用和及时地转化为直接财源,是当前间接财源建设工作的重点。

・健全考核机制。建立层层把关的考核机制,把间接财源建设纳入对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和各经济杠杆部门及其负责人考核的范围。

考核的主要内容:(1)是否有造成域内投资者向域外投资或域外投资者不敢来域内投资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行为。(2)是否有在用人上因“暗厢操作”、教条主义,对专业技术人才提拔、使用不合理,造成人才外流的行为。(3)是否有因泄密、告密,泄露域内产品技术,使域内技术外流的行为。(4)是否有符合产业政策、信贷条件的技术项目在银行有能力支持的范围内,而银行不支持的行为。同时,要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在资金、人才、技术的引进上适当分配些任务。

考核的主要办法:一是对间接财源建设有贡献的人,要从经济上进行奖励,在人事提拔上优先考虑,在其子女就业、家属工作安排上优先解决;二是对过份注重个人和小集团利益,,造成“损财”、“失财”的,要及时地进行严肃处理。

・建立培育机制。县域间接财源的培育应从县域的实际出发,突出县域特色。要大力发展实用型教育、建立输出型的人才培育机制、着力培养和提高全民的投资意识、关心和支持域内法人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发展。

篇10

关键词 统计 统计公信力 对策

中图分类号:C829.2 文献标识码:A

统计是反映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具,是社会各方面信息需求的主要来源。高度的统计公信力不仅有利于政府准确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方针,也有利于微观经济体掌握市场、行业和自身的经营环境,及时调整经营目标方向。相反,较低的公信力是社会各方面信用透支的表现,不仅导致政府容易制定出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的宏观政策,损害政府形象,影响施政能力;而且不正确的宏观政策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各方面,会逐步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提高统计公信力,对国家、社会甚至个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公信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行为是否端正。目前,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之一,的统计信息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然而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这种局面的发生主要是我国统计行为存在的弊端导致了统计公信力的缺失。

1官方统计行为的弊端

官方统计就是政府统计,既包括政府统计部门进行的综合统计,也包括其它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部门统计。高速发展的中国、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等社会发展格局,诱发出我国官方统计行为影响统计公信力的具体矛盾。

1.1管理体制制约统计行为的独立性

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依法独立承担国家统计局布置的各项调查任务,但没有实质改变政府统计管理体制制约统计行为独立性的状态。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统计信息的收集、整理、公布等职能依然倚仗地方各个统计部门,这些统计部门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即在业务上接受上级机构的领导,在经费、人事等方面又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这样为行政干预统计数据创造了条件,干预事件也屡见不鲜。

1.2政绩考核侵蚀统计行为的独立性

官方统计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提供有关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信息,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宏观发展规划服务的。但长期以来,我国官方统计服务多以“官方”为重,缺乏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为中小经济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服务意识。各级政府以“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等指标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政绩考核逐步演变成“数据考核”,这样为行政干预统计数据营造了动机。某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所谓政绩,指使统计机构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某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骗取荣誉和利益“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官方统计行为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破坏。

1.3统计指标体系难调和,部门间利益难平衡

政府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都设置了内容丰富的统计指标体系,但体系之间一方面普遍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条块分割不匹配、信息资源重复浪费等现象;另一方面缺乏对新领域、新事物的统计洞察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反应滞后,无法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现状,加上出于各自政治影响力的考虑,官方统计数据“打架”现象屡有发生,官方统计公信力自然受到影响。

2社会统计行为的缺陷

2.1社会统计行为意识淡薄,氛围不和谐

我国社会统计的客体多指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体,他们是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重要信息承载者,他们的统计行为极大地影响着统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目前,我国的微观经济体的统计行为意识比较淡薄,容易产生抵触消极情绪,特别在统计调查中涉及“销售”、“利润”和“收入”等敏感指标时,往往为了利益驱使或者隐私问题采取虚报、瞒报等统计造假行为,数据质量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统计的环境氛围也受到影响。

2.2低社会化程度的社会统计未能成为我国统计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统计主体主要是指以赢利为目的的独立开展统计行为的单位,包括信用评级机构、信息咨询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覆盖、高密度、高水准的社会统计有利于推动统计方法的创新和提高,有利于发掘社会信息来源的采集渠道,有利于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水平,有利于树立整个社会对统计工作的正确观念,有利于监督、督促官方统计行为。在我国,此类统计调查服务机构相对较少、层次较低,社会影响力不高,只能满足少数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还不能成为政府统计的重要参考来源和有效补充。

3个体统计行为的诱惑

3.1个体统计缺乏公平感

长期以来,我国统计人员不被重视,还不如“账房先生”,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为他人所承认。一方面,统计人员提供不实统计信息害怕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另一方面,遵章守法、秉公办事、如实提供统计信息又不为部分领导理解,这种两难的境地使个体统计行为失去“公平”。

3.2个体统计目标价值易被动摇

虽然绩效不是统计人员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统计目标的唯一追求,但它仍可满足统计个体的许多需要。当绩效与统计客观性发生冲突时,统计人员的行为天平往往倾斜于绩效一方,这就导致统计人员在心理上对能否真正完成统计目标产生怀疑,最终使统计行为呆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