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治安管理处罚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无证驾驶 工伤认定 法律适用

一、基本案情

王某是一家企业的职工，20__年8月14日，在上班途中，无证驾驶摩托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受伤后住院治疗。申请人王某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某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申请人无证驾驶为由，认为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作出《非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申请人不服，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二、争议焦点

20__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1994年5月12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辆应当受到处罚。20__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证驾驶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20__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删除了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规定。那么法律修改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后，无证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

一种观点认为，“违反治安管理”是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将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与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分离，违法交通管理的行为不再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因此，只要本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即使本人存在无证驾驶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观点认为“违反治安管理”不仅限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包括特别法的规定。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分离在两部法律中分别规定，仅仅是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对于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有系统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时“不再重复规定”而已。但从内容和性质上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明显属于妨害公共安全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当然包括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只要本人有无证驾驶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则不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三、困境：法律适用

《行政处罚法》确定了“行政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定首先意味着违法行为法定和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定：行政相对人的某一行为只有相应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确定其具有违反某种行政管理秩序的性质，才是应受相应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某种违法行为究竟属何性质，有些是比较明确的，有些则不甚明确，其性质有时会具有竞合性，如违章建筑可能既具有违反土地管理秩序的性质，也可能同时具有违反规划管理秩序的性质，本案中的无证驾驶行为可能既具有违反交通安全管理秩序的性质，也可能同时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性质。在相应行为性质不明或性质竞合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怎么认定该行为的性质呢？基本方法自然是考查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规定。当法律、法规、规章具体规定亦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则应分析行为人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和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内容。就本案而言，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1994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将此种性质竞合的行为明确纳入“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范畴，而20__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则将该行为纳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范畴，20__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将之从“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中排除出来。根据违法行为性质法定原则和后法由于前法的原则，“无证驾驶”行为的性质无疑应认定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而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尽管该行为性质实际上有竞合性，即同时也具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性质。

四、出路：法律漏洞的补救

篇2

共享专车（汽车）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者说从形式上已经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共享自行车――单车。共享单车尤其无桩共享单车以其绿色环保、使用费用低廉、停车便易等特点，正在中国掀起一股热潮。

这股热潮既有资本上的冲动，亦有自行车生产上的利好，更有骑行的快乐。

相比共享专车，共享单车的法律问题更为细碎和贴近民生。共享单车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治安管理、城建市容管理，甚至涉及刑法和民法的基本财产类法律问题。有人说，共享单车是国民道德水平的“照妖镜”。

笔者认为，在共享单车热涌的当下，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的约束范围，上述法律法规能否在骑行过程中得到良好贯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法律素养。这种法律素养甚至决定着共享单车经济模式能走多远。 骑行有章可循

共享单车第一个层面上的法律问题，涉及交通和市容城建的行政管理问题。

人们更习以为常的是有关部门对机动车的管理，对于非机动车尤其自行车的违章问题，或偶以道德问题谴责，或视而不见。但实际上，非机动车违章问题的多见程度甚于机动车，早已是交通管理的老大难。 在共享单车热涌的当下，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了道德的约束范围。

有交通管理部门统计了非机动车常见的主要问题，如逆向行驶、违反规定使用其他车辆专用车道、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不服从交警指挥、不按规定载物载人、违章停放等。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上述违章行为有明确规定。比如该法第57条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第59条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非机动车的相关违法行为也有相关罚则，其第89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不过，囿于警力不足、取证难等原因，这一罚则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鲜有执法案例。但随着共享单车的兴起，不排除执法部门将“激活”这一条款，对单车骑行乱象起到规制示范作用。

除了交通管理问题，市容管理问题也十分突出。

共享单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桩停放、即走即停。这一特点让骑行更加便利快捷，也让共享单车模式得以迅速传播。但同时，无序停放、过度投放的问题已经困扰到城市管理者。

共享单车停放在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行人和机动车道、小区绿化带、盲道等问题日益突出。据报道，多种共享单车因为投放时占用盲道等原因被杭州市西湖区城管部门责令整改;上海市交通委已约谈了摩拜、ofo等6家共享自行车企业，要求它们即日起暂停投放。

这其中既有投放企业的问题，也有骑行者的问题。以笔者之见，后者的严重程度重于前者。从共享单车企业的一个投放点，被需求者迅速扩散到大街小巷，可能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多数市民在使用后都会按照规定停放，但扎眼的违章违规违法行为，还是随处可见。

上述有些问题在共享单车出现前便已经存在或者常，为什么现在拿出来重提？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据有关机构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1886万，预计2017年底将达5000万用户规模。也就是说，在共享单车出现并呈井喷之势后，各大城市尤其一线城市，自行车数量和骑行用户数激增。 法眼

如此规模下，本来就是一个老大难的交通问题，应当如何管理？市容城建部门又该如何监管？如果尺度过大过死，可能会被诟病因噎废食，影响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专车那样;如果放任不管，有一天某一个街道会被废铜烂铁的单车占据，有一天交通会被无序行驶的单车阻塞。

笔者并不认为，强行政监管会让一切变得井然有序，而是觉得，在适度监管下，只有消费者、需求者认真执行法律规则，真正自律起来，以及共享单车企业加大宣传单车正确的使用放置规则，这种模式才有望形成良好业态。 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

除了上述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之外，基于单车本身使用、所有等权利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考验着国民的法律素养。

目前所发生的诸多案例，可以分类为：违约行为、民事侵权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犯罪行为。

从权属而言，单车的所有权属于单车经营的企业，骑行者与经营企业通过电子合同建立了租赁关系。未按要求停放、未按要求骑行，除了违反行政法规外，在民法层面上，便是一种违约行为，说到底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尤其在约束和监督机制欠缺的共享单车模式下，一般违约和侵权行为都不会被追究责任，那么诚信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骑行者最基本法律素养的表现之一。

如果诚信问题显得虚无缥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实实在在的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了。

租赁期间未尽到正常保管义务而导致单车损毁的，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应当履行赔偿责任。但是据为己有的行为，诸如上私锁、涂抹号牌等，便是典型的“盗窃”行为。

北京一家医院两名护士给ofo单车上私锁，2017年2月22日，公安机关以盗窃行为定性将她们行政拘留五日。

盗窃的首先一个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是采用规避他人管控的方式，转移而侵占公私财物所有权的行为。严重者构成犯罪，轻者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被行政拘留。上述两位护士的行为属于后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此外，还有一种盗窃行为，即盗取单车零部件的行为。一些单车轮胎、车座、铃铛或者车筐丢失，如果是造价较高的单车，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

但上述行为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行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区别在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更直接表现在以损毁为目的，比如将单车烧毁、扔进山谷河道的行为。行政处罚如上述《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多次进行上述行为，情节恶劣的，根据《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即已经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对更让人痛恨的行为，诸如在车座、车把处涂抹口香糖、胶液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对于此种行为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定性为寻衅滋事行为。此类行为人存在故意蔑视社会道德、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意识，侵害了公共秩序，同时也对公私财物和不特定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

还有一类行为是在车座上安插针头，这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轻者应当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定性;或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以故意伤害定性;情节严重者，应当依据《刑法》按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 私自共享密码的法律边界

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有着不同的开锁模式，类似于ofo的开锁模式，基本上是一车一密码。理论上只要记住了一辆单车的号牌和密码便可以免费使用。在此种模式下，网络上出现了“单车密码”共享的软件，只要在该软件上输入单车号牌，就会自动弹出密码。骑行者只需支付低于共享单车企业的费用或者免费就可以获取密码。

对于上述行为，学界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一般用户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提供密码的软件运营者属于盗窃行为;有的认为，《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只能按违约行为处理;也有人认为，上述行为构成了侵占行为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上述行为中使用者、提供密码的软件运营者和共享单车企业等主体之间根本不存在合同关系，违约行为也就无从谈起。

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一般只有三种：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他人的埋藏物。很显然，共享单车不属于上述主体之一，因此也不能构成侵占罪。

那是否成盗窃罪或盗窃行为？首先从行为侵犯的对象上分析，共享单车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能够被移动、能够被他人所控制和占有的财物;其次，该行为违背了单车所有者的意志;第三，正常租用单车的行为，是通过互联网信息让单车经营企业获知使用单车的意图，而后按照收费规定骑行单车。但上述其他途径获知密码的行为，是在单车企业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密码进而使用单车，具有秘密窃取的性质。

上述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性质？一般理论而言，非法占有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客观上对财物的实际非法控制状态，以及主观上企图通过危害行为达到对财物实际非法控制的目的，而不是要求行为人对财物的永久控制。

由此而言，通过软件非法获取密码骑行共享单车的行为和提供软件服务的行为，均应构成盗窃行为。对于骑行者而言，涉及财物的价值较低，如果不是长期控制单车，而是每次只为了不交纳几元钱的租赁费，即使一年内有多次这种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因为这种行为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并不属于“多次入户盗窃”或者“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但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警戒。对于软件提供者而言，如果获取了一定数额的非法利益，则可能构成盗窃罪。

篇3

广大农民朋友们：

“春耕一季忙，秋收万颗子”。然而在丰收的同时，大量农作物秸秆的露天燃烧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更严重危害群众健康和交通安全，秸秆露天焚烧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露天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是污染空气环境。焚烧产生的浓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不仅污染空气，而且严重影响人体健康;二是威胁交通安全。焚烧秸秆产生的浓烟直接影响民航、铁路、公路的正常运营，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三是形成火灾隐患。秸秆焚烧导致火灾频发，尤其是在村庄和森林附近，一旦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为尽快扭转秸秆禁烧工作不利局面，最大限度降低秸秆露天焚烧对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全市已制定了《市秸秆禁烧区划定方案》，限烧区内可根据气象条件，有序开展计划烧除；禁烧区内禁止焚烧秸秆，必须全部离田。对违规焚烧农秸秆的区域，将严格依照《市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究办法》进行查处。同时，对个人的违规焚烧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9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焚烧秸秆导致火灾事故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以“过失引起火灾”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的决定、命令的；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在秸秆禁烧工作中，不服从管理，殴打、故意伤害、公然侮辱工作人员及镇、村干部的，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43条的规定，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对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引起火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以放火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广大农民朋友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为了让天更蓝、水更绿，请大家响应号召，不违规焚烧秸杆，共同营造环境优美的家园。

篇4

1、如果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将会涉嫌故意伤害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费用，但是不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2、如果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除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外，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关键词：治安调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25-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正处在比较复杂的状态之中。各种观念与利益发生激烈地碰撞，社会纠纷主体及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因此，如何稳妥、恰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公安机关的视角，就如何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治安调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将调解分为：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这些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调解体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大量的民间纠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拿到人民法院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每天都在接出警，绝大部分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约80％的案件起因为民间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处理条件。同时还有一部分民间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通过报警求得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公安机关每天都在做大量调解工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基层，特别是在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公安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做好治安调解工作，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进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1.治安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系框架内，大量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面对这类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对执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相对于行政处罚，治安调解越来越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包括它的自愿性、协商性、简易性、高效性、灵活性和成本的低廉性，等等。因此，无论是从法律依据、社会需求、执法成本和当事人意愿等诸多因素考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适用调解处理法定情形的治安案件采取调解处理，既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传统道德的传承和延续，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相吻合。

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通过耐心疏导，可以缓和当事人的偏激情绪，妥善而有效地平息纷争，有助于减轻被处罚人对社会的仇视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有利于邻里、朋友、单位同事等特定人之间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解决原有关系纠纷的要求，使之和睦相处，日常关系更加融洽，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2.治安调解是节约行政资源的现实需要

治安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纠纷中的主要手段，主要是在基层派出所治安管理工作中实施。我们在现阶段处理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投入的警力越来越多，现已超过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其他治安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纠纷发生量大，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是纠纷当事人中也比较认同公安机关调解，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情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三是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仲裁和诉讼是一种极具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活动，不被我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由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治安调解的设置和完善，既可以节约有限的行政资源，又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当场调解的广泛运用，减少了公安机关案件调查的工作量，加快了化解纠纷的速度。此外，先行采用治安调解方式处理纠纷，即便在处理过程中，当事人要诉诸法院，也能方便当事人的举证，而且对于不属于治安纠纷范围的，也可以及时指引当事人选择合适的途径解决。

3.治安调解是体现立法宗旨，追求执法活动最佳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在制定行政法律法规时对治安调解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运用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和构成轻伤害刑事案件更加规范，以实现法律所追求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调解处理(即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治安案件的调解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其他法规，对如何规范地开展调解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治安调解范围的扩大，更加利于公安机关利用调解手段，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警民关系，并且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当指出，治安案件中往往是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抗性最强、最尖锐，相对其他案件处理方式来说，调解尤其是处罚调解更具有迅速化解矛盾、消除分歧、解决纷争的突出特点，已经成为在治安案件中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的权威性也在目前得到了大

多数治安纠纷当事人的认可，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履行或达成协议履行后又反悔的案件极少。

4.治安调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法理念的集中体现

很多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一些琐事、小摩擦、感情一时冲动等纠纷引发的，在公安机关对其教育处罚后，违法嫌疑人在付出法律、经济、亲情、政治等巨大代价后，往往追悔莫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法律代价，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对其采取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违法犯罪嫌疑人将对自己的行为付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代价。二是违法嫌疑人付出经济代价，违法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前提下，还要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如果公安机关不做调解处理，被侵害人还要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违法嫌疑人将承担被侵害人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在内的各项费用，付出巨额经济赔偿的代价。三是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付出亲情代价，治安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受理调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人及家属都将为此事不得安宁，给包括其父母、妻儿在内的整个家庭及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四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政治代价，违法嫌疑人在升学、人伍、工作的政审时，由于有违法犯罪记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职人员，除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外，还将可能受到其所在单位的处理。

恰当地运用治安调解处理，可以做到最大程度降低行政处罚带来的不必要后果，给违法嫌疑人一个改正机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思想。对于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治安案件的处罚前调解，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要成功地进行处罚前调解，掌握调解工作的原则是前提。

二、当前公安机关履行治安调解职能时存在的两个误区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在200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查活动，千方百计地缓解矛盾、化解纠纷，尽最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然而在工作实践中，受工作能力、法律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在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一些办案民警没能很好地掌握治安调解的原则和方法，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仅影响了“执法规范化建设”进程，有的甚至影响了警民关系和谐。这些偏差总的说来有“左”和“右”两种表现形式。

1.“左”的方面的表现

从“左”的方面看，部分民警忽视治安调解的积极作用，认为费时费力，不如按章处罚来得简单，从而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存在机械执法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不深不细，草率处罚结案。对于有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殴打他人案件，在双方都有违法情节的情况下，办案人对调解工作浅尝辄止，不做进一步深入工作，以双方处罚简单结案，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不满。某分局派出所在处理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殴打他人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有明显悔意，并表示愿意做出适当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办案民警片面强调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分歧，没有认真做进一步工作，仅仅根据双方均有轻微伤的情况分别对两名当事人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和十日，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裁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裁决，引发了行政复议和诉讼，进而越级上访，使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办案单位和办案民警也为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成警力和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二是图省事怕麻烦，急于推脱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本条款中使用的是“可以”调解处理，而不是“应当_，，，这就意味着对于治安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公安机关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调解。同时，本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民事争议赔偿受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在工作中，一些办案民警以本条款为依据，人为将民事争议和民事赔偿分割开来，仅以治安案件民事争议中的行政责任进行认定和处罚，而将民事赔偿部分全部推向了人民法院。就被侵害人来讲，要想向侵害人进行民事追偿，还须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这无疑对保护被侵害人合法权益非常不利。

三是大局意识不强，盲目激化矛盾。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由普通消费者和服务机构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不断上升，其中以医患纠纷最为突出，少数患者及家属以医疗机构处置不力导致患者病清加重直至死亡后果为由，聚众滋事，扰乱了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在处置此类治安案件中，如果不考虑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一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规定对当事人硬性处罚，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事件本身的妥善解决，更容易将矛盾转嫁到公安机关头上，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笔者认为，从既有经验来看，对于医患纠纷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类治安案件，如无特别严重后果，都应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进行调解处理。

2.“右”的方面的表现

从“右”的方面看，有一些民警对治安调解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治安调解的界限掌握不准确、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结果不合理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是人为扩大调解范围。个别民警扩大调解的范围，以调解代替治安处罚，造成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击不力，案件降格处理。如对寻衅滋事、雇凶伤害他人、为泄私愤公然损坏财物等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进行调解，超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范围，导致群众对法律的曲解，甚至认为只要赔了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二是不注重治安调解的程序。一些民警接到需治安调解的案件往往急于求成，不走程序。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民警在处理“纠纷”类报案时，存在着思维定势，认为此类案件最终必是调解，没有进行及时、详细地调查取证、形成材料。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由于没有认真调查取证，无法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当事人，造成调解成功率低。一旦调解工作失败，公安机关决定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时，由于案件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证据收集不到位，无法有效裁决。

三是反复调解导致办案超期。个别民警在办理治安调解案件时，没有充分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一味在调解数额上反复徘徊，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超期。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案件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给当事人解决，结果形成

了上访案件。

四是调解卷宗不规范。基层派出所普遍存在着调解案件虽多，但形成的规范化调解卷宗却很少，常常是几张纸便是一本调解卷宗。有的即使形成了正式的调解卷宗，卷宗也不规范。在各级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往往就是治安调解的卷宗。有的办案单位只有等到各级执法检查时才慌了手脚，加班加点的进行整改，影响正常工作。

三、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势作用的有效途径

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是执法实践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治安调解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民警的法律水平、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和人格魅力。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基于多年基层公安工作实践，对于如何提高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队伍治安调解工作能力，笔者有以下四点建议：

1.确定位治安调解的价值取向

过高估计治安调解的作用与轻视治安调解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要给治安调解制度正确定位，我们应当冷静分析、正确认识治安调解制度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在化解、消除社会矛盾中的巨大作用。调解结案和裁决结案，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而是应根据实际案情，对症下药。在符合案件事实和适用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办案程序。不管选择哪种程序，都应当确保办案过程的公正性。

2.牢牢把握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

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对治安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治安调解必需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损毁他人财物和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不适用治安调解；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不能适用治安调解。治安调解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案件事实要清楚，这是治安调解的基本要求。受理案件伊始，我们的办案人员就要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将案件事实查清，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这是调解治安案件的基础，也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分清是非。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即开展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会各持己见，僵持不下，一旦治安调解不成，治安处罚时会因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导致治安案件无法处理，形成积案或案件。二是调处结果要公平公正，这是治安调解成功的保证。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正的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公正。合法公正的调解，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只有做到执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时间检验。三是调解前提是双方自愿，这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有选择是否接受调解的权利，应在询问笔录或申请调解材料中有当事人提出或者接受调解的记录内容。特别是受伤一方伤势未恢复，但因特殊原因如当事人一方为外来人员要离开或者可能出走的，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提前进行调解的，应当递交要求提前一次性解决的书面材料，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未经当事人请求、同意，强行进行非自愿调解，不仅无益于纠纷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工作的误解，为案件的最终处理增加了阻力。四是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这是自愿原则在法律框架内的延续。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诉讼权利。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服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治安调解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调解艺术，要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知识和多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3.熟练掌握治安调解的基本方法

优秀的调解人员要善于总结积累调解经验，努力把握调解方式方法。工作中充分尊重当事人人格，以公正廉明、文明礼貌的良好形象获得双方当事人互相尊重，法理并用，适当的心理战术使当事人面对现实进行调解。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中，笔者认为以下五种工作方法值得借鉴：首先要认真听取当事人倾诉。弄清基本情况，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要动辄训斥。才能避免先入为主，让当事人误认为偏袒一方，使治安调解工作处于被动。在调解过程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不放弃任何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希望，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然如果达成协议无望，不要强行调解、违法调解。其次要谨言慎行，树立威信。面对矛盾和争议，不能简单地用说教式的方法去化解，处理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去为当事人公正评断，才能使人信服，民警的态度直接影响调解的成功与否，慎重、不偏不倚的语言极为重要。调解当中要语气平和、忠恳，言行文明礼貌，以礼待人，充分尊重当事人，同时善解人意，立场公正，不偏不离。由此才能赢得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则当事人才乐意接受调解。第三要褒扬激励与分析错误并用。发生纠纷的双方，因为某种矛盾，容易相互计较，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每个人各有不同，都有长处、优点，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通过对长处的表扬鼓励，可以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激活他的好情绪，设法找回他们的自尊，找回他们的觉悟，心理扶正了，看问题的高度提高了，跳出问题看问题，矛盾就容易解决了。同时可以堵住他可能反复的退路，从而使调解容易成功。同时，调解人员在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双方的过错说得多一些。因为过错越多，否定起来就越容易，一旦过错方的理由被否定，调解成功的把握就会越大。当然，分析当事人的过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理有据。第四要把握焦点，找准突破口。调解纠纷工作应着眼于个性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的放矢地做工作。我们有时反反复复做不好，其中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把问题的症结找准，如果没有准确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下再大的力气也没用。实践证明，只要问题看得准，找准调解的切人口，“病”治到根上，就能达到事半功倍，药到“病”除之效。应当注意的是，调解人员应善于从掌握的案情中寻找有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条件。第五要透析心理，急缓适当。在案件处理当中，双方当事人仍在气头上，情绪激动、火气旺。只要不继续恶化的纠纷，不急于调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冷处理”，让当事人有一定的时间思考。案件刚刚发生，无论民警说的再真理、说得再动听都无济于事，原因是当事人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此时，不妨进行冷处理，即把调解工作暂时放下，现行收集证据，让当事人冷静思考，多方位思考，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调解人员意见，然后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外，治安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身边的人，即

其近亲、信任的朋友等会出面询问情况。有经验的调解人员可以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利用一切有价值去探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多方工作，群力群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治安调解是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作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学习相关政策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不断丰富自己，广博知识，尊重他人。只有这样，在当事人面前才能显现出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当事人才会信服，调解结案的成功率才会提高。

治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道德观念、法制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往往会固执己见，因此，要根据每一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采取恰当的形式，运用恰当的语言，甚至是选择恰当的场合和时间，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解释、说服工作，辩法析理，分析其利弊，消除其疑虑。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法律资源优势，加强群众法制宣传，让法律进小区、进单位、进家庭，以案讲法，现场说法，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能够预防和制止一批潜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总之，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结案方式，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充分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做好民事调解工作，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公安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民事调解工作能力和水平，是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安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秋风.人民调解员制度：没落还是复兴?[J].中国新闻周刊，2007-04-20.

摘要：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针对现阶段在治安调解工作中存在的“偏左”或“偏右”的误区，在加强公安机关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发挥人民调解的传统优势，拓宽调解渠道，丰富调解手段是治安调解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治安调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25-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正处在比较复杂的状态之中。各种观念与利益发生激烈地碰撞，社会纠纷主体及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因此，如何稳妥、恰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公安机关的视角，就如何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治安调解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将调解分为：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这些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调解体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大量的民间纠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拿到人民法院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每天都在接出警，绝大部分是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约80％的案件起因为民间纠纷，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处理条件。同时还有一部分民间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通过报警求得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公安机关每天都在做大量调解工作，将大量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基层，特别是在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公安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做好治安调解工作，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进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1.治安调解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系框架内，大量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面对这类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对执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个大的前提下，相对于行政处罚，治安调解越来越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包括它的自愿性、协商性、简易性、高效性、灵活性和成本的低廉性，等等。因此，无论是从法律依据、社会需求、执法成本和当事人意愿等诸多因素考量，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适用调解处理法定情形的治安案件采取调解处理，既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传统道德的传承和延续，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相吻合。

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通过耐心疏导，可以缓和当事人的偏激情绪，妥善而有效地平息纷争，有助于减轻被处罚人对社会的仇视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有利于邻里、朋友、单位同事等特定人之间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解决原有关系纠纷的要求，使之和睦相处，日常关系更加融洽，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

2.治安调解是节约行政资源的现实需要

治安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纠纷中的主要手段，主要是在基层派出所治安管理工作中实施。我们在现阶段处理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投入的警力越来越多，现已超过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其他治安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纠纷发生量大，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是纠纷当事人中也比较认同公安机关调解，公安机关处理此类情况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三是对于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仲裁和诉讼是一种极具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活动，不被我国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时，由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治安调解的设置和完善，既可以节约有限的行政资源，又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当场调解的广泛运用，减少了公安机关案件调查的工作量，加快了化解纠纷的速度。此外，先行采用治安调解方式处理纠纷，即便在处理过程中，当事人要诉诸法院，也能方便当事人的举

证，而且对于不属于治安纠纷范围的，也可以及时指引当事人选择合适的途径解决。

3.治安调解是体现立法宗旨，追求执法活动最佳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由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在制定行政法律法规时对治安调解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有了充分的法律保障，运用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和构成轻伤害刑事案件更加规范，以实现法律所追求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进行调解处理(即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治安案件的调解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其他法规，对如何规范地开展调解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治安调解范围的扩大，更加利于公安机关利用调解手段，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警民关系，并且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当指出，治安案件中往往是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抗性最强、最尖锐，相对其他案件处理方式来说，调解尤其是处罚调解更具有迅速化解矛盾、消除分歧、解决纷争的突出特点，已经成为在治安案件中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的权威性也在目前得到了大多数治安纠纷当事人的认可，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履行或达成协议履行后又反悔的案件极少。

4.治安调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执法理念的集中体现

很多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一些琐事、小摩擦、感情一时冲动等纠纷引发的，在公安机关对其教育处罚后，违法嫌疑人在付出法律、经济、亲情、政治等巨大代价后，往往追悔莫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法律代价，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对其采取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违法犯罪嫌疑人将对自己的行为付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代价。二是违法嫌疑人付出经济代价，违法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前提下，还要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如果公安机关不做调解处理，被侵害人还要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违法嫌疑人将承担被侵害人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在内的各项费用，付出巨额经济赔偿的代价。三是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付出亲情代价，治安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开始受理调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人及家属都将为此事不得安宁，给包括其父母、妻儿在内的整个家庭及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四是违法嫌疑人付出政治代价，违法嫌疑人在升学、人伍、工作的政审时，由于有违法犯罪记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职人员，除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外，还将可能受到其所在单位的处理。

恰当地运用治安调解处理，可以做到最大程度降低行政处罚带来的不必要后果，给违法嫌疑人一个改正机会，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思想。对于殴打他人、伤害他人身体治安案件的处罚前调解，我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要成功地进行处罚前调解，掌握调解工作的原则是前提。

二、当前公安机关履行治安调解职能时存在的两个误区

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在200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优先，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查活动，千方百计地缓解矛盾、化解纠纷，尽最大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然而在工作实践中，受工作能力、法律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在一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一些办案民警没能很好地掌握治安调解的原则和方法，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仅影响了“执法规范化建设”进程，有的甚至影响了警民关系和谐。这些偏差总的说来有“左”和“右”两种表现形式。

1.“左”的方面的表现

从“左”的方面看，部分民警忽视治安调解的积极作用，认为费时费力，不如按章处罚来得简单，从而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存在机械执法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工作不深不细，草率处罚结案。对于有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较轻的殴打他人案件，在双方都有违法情节的情况下，办案人对调解工作浅尝辄止，不做进一步深入工作，以双方处罚简单结案，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不满。某分局派出所在处理一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殴打他人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有明显悔意，并表示愿意做出适当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办案民警片面强调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分歧，没有认真做进一步工作，仅仅根据双方均有轻微伤的情况分别对两名当事人做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和十日，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裁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裁决，引发了行政复议和诉讼，进而越级上访，使本来简单的案件复杂化，办案单位和办案民警也为此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成警力和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二是图省事怕麻烦，急于推脱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本条款中使用的是“可以”调解处理，而不是“应当_，，，这就意味着对于治安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公安机关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调解。同时，本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民事争议赔偿受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在工作中，一些办案民警以本条款为依据，人为将民事争议和民事赔偿分割开来，仅以治安案件民事争议中的行政责任进行认定和处罚，而将民事赔偿部分全部推向了人民法院。就被侵害人来讲，要想向侵害人进行民事追偿，还须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这无疑对保护被侵害人合法权益非常不利。

三是大局意识不强，盲目激化矛盾。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由普通消费者和服务机构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不断上升，其中以医患纠纷最为突出，少数患者及家属以医疗机构处置不力导致患者病清加重直至死亡后果为由，聚众滋事，扰乱了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在处置此类治安案件中，如果不考虑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一味按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条文规定对当事人硬性处罚，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事件本身的妥善解决，更容易将矛盾转嫁到公安机关头上，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笔者认为，从既有经验来看，对于医患纠纷引发的扰乱公共秩序类治安案件，如无特别严重后果，都应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进行调解处理。

2.“右”的方面的表现

从“右”的方面看，有一些民警对治安调解的理解存在偏差，对治安调解的界限掌握不准确、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结果不合理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是人为扩大调解范围。个别民警扩大调解的范围，以调解代替治安处罚，造成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击不力，案件降格处理。如对寻衅滋事、雇凶伤害他人、为泄私愤公然损坏财物等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进行调解，超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范围，导致群众对法律的曲解，甚至认为只要赔了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二是不注重治安调解的程序。一些民警接到需治安调解的案件往往急于求成，不走程序。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民警在处理“纠纷”类报案时，存在着思维定势，认为此类案件最终必是调解，没有进行及时、详细地调查取证、形成材料。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由于没有认真调查取证，无法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服当事人，造成调解成功率低。一旦调解工作失败，公安机关决定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时，由于案件事实没有调查清楚、证据收集不到位，无法有效裁决。

三是反复调解导致办案超期。个别民警在办理治安调解案件时，没有充分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一味在调解数额上反复徘徊，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超期。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个别案件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也没有给当事人解决，结果形成了上访案件。

四是调解卷宗不规范。基层派出所普遍存在着调解案件虽多，但形成的规范化调解卷宗却很少，常常是几张纸便是一本调解卷宗。有的即使形成了正式的调解卷宗，卷宗也不规范。在各级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往往就是治安调解的卷宗。有的办案单位只有等到各级执法检查时才慌了手脚，加班加点的进行整改，影响正常工作。

三、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势作用的有效途径

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是执法实践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治安调解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民警的法律水平、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和人格魅力。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基于多年基层公安工作实践，对于如何提高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队伍治安调解工作能力，笔者有以下四点建议：

1.确定位治安调解的价值取向

过高估计治安调解的作用与轻视治安调解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要给治安调解制度正确定位，我们应当冷静分析、正确认识治安调解制度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在化解、消除社会矛盾中的巨大作用。调解结案和裁决结案，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而是应根据实际案情，对症下药。在符合案件事实和适用的基础上合理选择办案程序。不管选择哪种程序，都应当确保办案过程的公正性。

2.牢牢把握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

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对治安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治安调解必需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损毁他人财物和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不适用治安调解；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不能适用治安调解。治安调解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案件事实要清楚，这是治安调解的基本要求。受理案件伊始，我们的办案人员就要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将案件事实查清，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这是调解治安案件的基础，也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分清是非。在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即开展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会各持己见，僵持不下，一旦治安调解不成，治安处罚时会因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导致治安案件无法处理，形成积案或案件。二是调处结果要公平公正，这是治安调解成功的保证。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正的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公正。合法公正的调解，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只有做到执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时间检验。三是调解前提是双方自愿，这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有选择是否接受调解的权利，应在询问笔录或申请调解材料中有当事人提出或者接受调解的记录内容。特别是受伤一方伤势未恢复，但因特殊原因如当事人一方为外来人员要离开或者可能出走的，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提前进行调解的，应当递交要求提前一次性解决的书面材料，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未经当事人请求、同意，强行进行非自愿调解，不仅无益于纠纷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工作的误解，为案件的最终处理增加了阻力。四是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这是自愿原则在法律框架内的延续。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赔偿，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诉讼权利。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服的，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治安调解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要讲究调解艺术，要善于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知识和多种技巧，才能达到成功调解的目的。

3.熟练掌握治安调解的基本方法

优秀的调解人员要善于总结积累调解经验，努力把握调解方式方法。工作中充分尊重当事人人格，以公正廉明、文明礼貌的良好形象获得双方当事人互相尊重，法理并用，适当的心理战术使当事人面对现实进行调解。在大量的工作实践中，笔者认为以下五种工作方法值得借鉴：首先要认真听取当事人倾诉。弄清基本情况，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要动辄训斥。才能避免先入为主，让当事人误认为偏袒一方，使治安调解工作处于被动。在调解过程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不放弃任何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希望，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然如果达成协议无望，不要强行调解、违法调解。其次要谨言慎行，树立威信。面对矛盾和争议，不能简单地用说教式的方法去化解，处理纠纷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去为当事人公正评断，才能使人信服，民警的态度直接影响调解的成功与否，慎重、不偏不倚的语言极为重要。调解当中要语气平和、忠恳，言行文明礼貌，以礼待人，充分尊重当事人，同时

善解人意，立场公正，不偏不离。由此才能赢得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则当事人才乐意接受调解。第三要褒扬激励与分析错误并用。发生纠纷的双方，因为某种矛盾，容易相互计较，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每个人各有不同，都有长处、优点，存在着积极向上的因素。通过对长处的表扬鼓励，可以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激活他的好情绪，设法找回他们的自尊，找回他们的觉悟，心理扶正了，看问题的高度提高了，跳出问题看问题，矛盾就容易解决了。同时可以堵住他可能反复的退路，从而使调解容易成功。同时，调解人员在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双方的过错说得多一些。因为过错越多，否定起来就越容易，一旦过错方的理由被否定，调解成功的把握就会越大。当然，分析当事人的过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理有据。第四要把握焦点，找准突破口。调解纠纷工作应着眼于个性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的放矢地做工作。我们有时反反复复做不好，其中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把问题的症结找准，如果没有准确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下再大的力气也没用。实践证明，只要问题看得准，找准调解的切人口，“病”治到根上，就能达到事半功倍，药到“病”除之效。应当注意的是，调解人员应善于从掌握的案情中寻找有可能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条件。第五要透析心理，急缓适当。在案件处理当中，双方当事人仍在气头上，情绪激动、火气旺。只要不继续恶化的纠纷，不急于调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冷处理”，让当事人有一定的时间思考。案件刚刚发生，无论民警说的再真理、说得再动听都无济于事，原因是当事人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此时，不妨进行冷处理，即把调解工作暂时放下，现行收集证据，让当事人冷静思考，多方位思考，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调解人员意见，然后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另外，治安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身边的人，即其近亲、信任的朋友等会出面询问情况。有经验的调解人员可以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利用一切有价值去探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多方工作，群力群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治安调解是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作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学习相关政策理论，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不断丰富自己，广博知识，尊重他人。只有这样，在当事人面前才能显现出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当事人才会信服，调解结案的成功率才会提高。

治安案件的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道德观念、法制意识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往往会固执己见，因此，要根据每一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采取恰当的形式，运用恰当的语言，甚至是选择恰当的场合和时间，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解释、说服工作，辩法析理，分析其利弊，消除其疑虑。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法律资源优势，加强群众法制宣传，让法律进小区、进单位、进家庭，以案讲法，现场说法，增强了群众的法制观念，能够预防和制止一批潜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总之，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结案方式，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充分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做好民事调解工作，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公安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民事调解工作能力和水平，是做好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公安工作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

篇6

野外用火极易引发森林火灾，我县已进入森林消防的关键时期。为了切实加强野外用火管理，预防森林火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省森林消防条例》和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月日至月日为全县森林禁火期。禁火期内严禁任何单位、个人在林区和林缘50米内实施野外用火，严禁携带火源、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在林区上坟祭祖和丧葬时严禁燃放烟化爆竹、烧香、烧纸钱、点蜡烛、送坟灯、烧坟草等一切明火活动，严禁在林区和林缘烧灰、烧地（田）坎、炼山等一切生产用火，严禁在林区野外吸烟，严禁在林区和林缘野炊、玩火，严禁在林区违法狩猎和使用容易引发明火的猎捕工具及狩猎方法，严禁在林区乘坐交通工具时向外丢弃火种。

二、森林禁火期内，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国有森林经营单位要在入山路口设立临时森林消防检查点，对进入林区的车辆、人员进行森林消防安全检查，对违法携带的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物品应集中保管，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常年禁火区范围，经营和管理单位应当在入山路口设立禁火标志。

三、各村（居）民委员会要切实负起森林消防的责任，加强林区野外火源管理，广大村（居）民要严格遵守森林消防规定，不在林区和林缘违法用火。各学校要加强学生的防火教育。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监护人要履行有效的监管义务。

四、各旅游景区、林场、森林公园、水库库区、公墓墓区和所有森林经管单位要按各自职责加强防范和管理，加大检查力度，确保辖区安全。

五、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要带头遵守森林消防规定。

六、对违反本通告规定在森林禁火期内野外用火，但未引起森林火灾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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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针：以人为本建队伍（看素质）、标本兼治抓预防（看预防）、严格管理重执行（看落实）、竭诚服务树形象（看形象）

工作目标：

1、火灾扑救成功率达到100%，杜绝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2、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达到上级考核目标；

3、重点防范部位的治安防范措施落实率达到100%；

4、队伍素质和形象有较大提升，厂内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5、管理费用不超标。

围绕上述工作目标，要着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1、坚持人防、技防与物防相结合，彰显治安防范功效。

一是充分发挥门岗、围墙一期警务监控系统的技术防范作用，实施区域、节点控制。熟知各个监控点的位置，加大对监控点发案应急处置演练，全面提高快速反应和果断处置能力，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围墙二期警务监控工程建设，利用现有监控平台，逐步将重要物资集散地、关键设备存放点和厂内主要交通干道纳入监控系统，扩大监控系统的覆盖面。

二是在积极推进围墙二期警务监控工程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出厂人员、物资、车辆的查验力度，尤其是可疑人员、车辆以及车辆的隐秘部位，更要严查、细查，绝不放过任何疑点。与此同时，积极研究探索查验出入厂人员、车辆、物资的技术手段，减少拉运土方等特殊车辆向厂外夹带物资的几率。

三是加强对基层单位治安防范工作的指导，督促各单位建立健全班组、车间、厂、保卫部“四位一体”防范体系，逐级完善防范措施，层层落实管理责任。要定期深入现场，及时发现问题，主动有效沟通，加大对各项隐患的排查和整改力度，指导和帮助新建项目、新投产单位建立完善要害标识、治安管理制度、防范措施等必要的基础工作，确保防盗、要害部位、重要物资等的安全，有效控制、减少公司物资流失。

四是总结20__年防灭火知识技能培训经验，对变配电工进行再培训、再训练，由适应型向实战型转变，同时，把防灭火知识、技能培训向易燃、易爆、危化品等关键岗位人员延伸，扩大培训面，进一步增强关键岗位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其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有效降低火灾损失，确保防火安全。

2、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考核相结合，彰显治安管理力度。

一是以推进“五.五”普法工作为契机，通过法制课、法律知识竞赛、答卷等形式，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宪法、劳动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利用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大警示教育力度，促进全员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法律意识。

二是针对不同阶段治安管理的重点，按照以点带面、点面结合、重在效果的原则，及时深入生产单位、施工单位、劳务单位和在厂内务工人员中广泛宣讲股份公司各项治安保卫、消防管理和处罚规定，扎实做好思想防范。

三是保持严管、严查、严惩高压态势，顶住压力，坚持标准，对触犯法律和违反公司治安保卫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规定考核，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通过以上措施，全力营造“不能违规、不敢违法、不思偷盗”的治安管理氛围。

3、坚持科学疏导与强化管制相结合，确保交通安全顺畅。

针对公司__*万吨钢生产能力对进厂原燃材料需求增加、厂内交通压力大的实际，提前介入交通流量大和易造成交通堵塞的关键路段，科学指挥疏导，合理分流车辆，按照方便生产建设、减少车辆在厂内行驶和停留时间、确保交通安全的原则，规范车辆行走路线，强化交通管理，降低交通堵塞率和肇事率，努力为生产建设提供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

4、坚持快速反应与竭诚服务相结合，彰显服务效益。

一是牢固树立服务思想，将管理融入服务之中，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的深入基层，主动为各单位治安、消防管理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和指导各单位解决治安、消防管理上的难题。

二是随着20__年集体企业改制、已剥离单位保护期政策调整以及生产经营形势的变化，一些潜在性的矛盾将逐步显露出来。要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和完善情报信息网络，及时收集和排查不稳定因素，为公司科学决策、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提供准确信息，同时要细致扎实的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准备，确保生产办公秩序的绝对安全。

三是围绕公司生产建设，在诸如动火现场监护执勤、高空施工作业、生产生活水运送、危险爆炸品处置及其他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竭尽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公司快速、健康发展分忧。

四是针对明年各重点工程收尾工程和老区改造全面铺开、8号高炉将开工建设的实际，坚持靠前服务，加强工程产生的废旧物资和现场治安秩序的管理，加大对安装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的看护力度，经常性的对施工现场的治安防范工作进行检查和督导，确保各项工程的顺利进行。

5、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团队执行力，彰显团队战斗力。

以“实行军事化管理、打造过得硬团队”为目标，全面加强学习、教育、管理、培训、考核，努力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是积极组织员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员工队伍的政治信念，充分发挥各级群团组织和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动作用，把员

工的精力和智慧引导到为公司又快又好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上来。二是要把握员工思想脉搏，关心员工冷暖，针对员工思想疑虑，注重心理疏导，积极解疑释惑，扎实开展爱心救助、生日祝福等送温暖活动，主动帮助员工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上的难题，切实让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帮助、领导的爱护、同事的关怀、家庭的温暖，全面稳定员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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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处罚是一种惩戒性的行政执法行为，被广泛运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它一方面是维护行政权威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侵害性很大的具体行政行为，很容易被滥用。一旦被滥用，将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成直接的威胁和损害。因此，行政处罚历来是行政法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行政处罚；特征；原则；案例分析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对于权力的授予和控制一直是相伴而生的。任何公权力都有被滥用的风险。行政机关在其自身裁量权范围内，是相对自由的空间，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相关违法行为。我们试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行政处罚的相关问题。

一、案情简介

J县公安局受理了秦某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J县公安局传唤秦某到J县公安局小吕寨派出所，对秦某进行了询问，秦某称：2012年8月份已经对猪场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补偿，共1262086元，但没有给我重新安置猪场场地，10月14日我就不让他们施工了，2013年3月22日上午施工队准备施工我阻拦他们。2013年3月29日，J县公安局从J县国土资源局调取了巨土罚字（2012）第1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2年8月13日作出）及送达回证、送达照片，决定书认定成殿英擅自建猪场，决定限期拆除并罚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显示：被告2013年4月16日告知了秦某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陈述和申辩权，注明“秦某沉默不语”“被告知人拒绝签字”，笔录有办案民警党涛、张雷签字。J县公安局经审批于2013年4月16日作出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秦某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卷内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注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被处罚人宣告并送达。被处罚人拒绝签字”。有办案民警党涛、张雷签字。卷内2013年4月17日的行政拘留通知书注明“成殿英拒绝签字”，有办案民警朱立明、张文杰及见证人成某签字。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执行。秦某不服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向邢台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邢台市公安局作出邢公行复字（2013）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J县公安局作出的巨公（吕）决字（2013）第0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理论阐述

（一）行政处罚的定义及特征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但未构成犯罪的行为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一种制裁性的行政行为；对于受到处罚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是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处罚的特征如下：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行政主体。拥有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权。其他国家不是随便享有和行驶行政处罚权的。只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有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才拥有处罚权。而且并不是每一个领域具有行政处罚权，对于特定领域只能改机关行使，其他非主观行政机关是无权行使的。

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是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外部行政行为。区别于行政处分，行政处分是针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任命等，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

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其以惩戒为目的，针对已经发生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不因违法行为的中止或者结束而停止。区别于行政强制的督促功能，对于义务人开始履行相应义务时，行政强制行为即停止。而且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行政处罚往往是一次性的，而执行罚则可多次采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二）行政处罚的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是指只有法律可以设定各种类型的行政处罚，法规及规章可在一定权限范围内设定行政处罚。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处罚的主体以及其职权也是法定的，这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被处罚行为法定，是指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为依据。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法无明文规定不受处罚。处罚的种类、内容和程序法定。实施处罚，不仅要求实体上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要求程序合法。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公正公开原则。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要求行政处罚必须公平、公正，没有偏私，设定和事实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未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以及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处罚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们通过行政处罚目的是制止违法行为，同时也预防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又不能单单依靠教育的力量，必须以行政处罚权作为后盾，责令其改正。

（三）行政处罚的条件

我们说适用行政处罚，首先要求行政主体适格，即游享有法定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其次，行政处罚必须是以违法行为为客观前提，发生了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作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惩戒，而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对象也需要适格，即达到了法定的责任年龄并具备责任能力。行政处罚也应当符合法定追究的时效。

三、案例评析

结合上述理论阐述，我们来看上文中提到的案例。被告J县公安局受理了秦某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案后，进行了询问、调查，证人证明成殿英家找人助威，未证明秦某找人聚众实施扰乱秩序，J县公安局对秦某按聚众扰乱秩序的首要分子进行处罚，我们认为主要证据不足。J县公安局认定秦某组织多名村民阻挠邢衡高速施工，邢衡高速系项目名称，并非单位名称，J县公安局对秦某扰乱了哪一个单位的秩序，秦某阻拦施工是否侵犯了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均未进行调查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共五种违法行为。第二款是对聚众实施第一款行为的首要分子的处罚。J县公安局虽以扰乱单位秩序立案，但未认定秦某实施的是何种违法行为。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是扰乱公共秩序，不是扰乱单位秩序，据此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采纳。J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若该项目施工单位为合法中标的河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该标段由公司成立的第九标段项目部管理；施工方与落实征地补偿不是同一主体；被上诉人家在控制区范围内；被处罚人秦某2012年12月25日、2013年3月22日、2013年3月23日、2013年4月16日多次以“邢衡高速拆迁了我的养猪场，共补偿我126.2086万元，没有重新给我安置猪场场地。”为由，以暴力胁迫手段阻扰施工方施工，并以支付报酬的方式组织村民聚众阻扰施工，有相关证人证明秦某阻扰施工的事实，且秦某家的拆迁补偿款已补偿到位。因此，被上诉人扰乱施工单位工作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时河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合法的施工资质及工程施工权。被上诉人以拆迁补偿问题未解决为由，阻拦施工，侵犯了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秦某与召集人成殿英本就是一家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聚众实施扰乱单位秩序行为，对秦某按聚众扰乱秩序的首要分子进行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以上情况都满足的话，那么公安局进行处罚的行政行为是符合程序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

参考文献：

[1] 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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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下列城市广场(以下统称广场):

(一)武林广场:东至广场东通道东侧人行道;南至体育场路北侧人行道;西至广场西通道西侧人行道;北至环城北路南侧人行道。

(二)吴山广场:东至粮道山路西侧人行道;南至市财政博物馆围墙外侧;西至四宜路东侧人行道;北至高银巷南侧人行道。

(三)青少年宫广场:东至少年宫河下西侧人行道;南至白沙路北侧人行道;西至保亻叔路东侧人行道;北至青少年宫前平地南台阶。

(四)城站广场:东至*铁路新客站主站房西侧规划红线;南至江城路郭东园巷以北人行道;西至建国南路东侧人行道;北至清泰立交桥北侧滴水线(不含桥面)向南范围。

(五)火车东站广场:东至铁路东站站房西侧立面垂直线;南至新塘河驳坎以北;西至站前环路环岛西侧人行道;北至邮政路北侧人行道。

第三条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广场内的单位及其所属人员,下同),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城市广场由广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组建广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实行综合管理。

广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广场的日常管理和有关的组织、协调工作。

广场监察队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对广场内违反有关社会管理秩序、市容环境、绿化和道路设施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查处并实施处罚;对委托处罚范围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广场监察队有权予以制止,并应当及时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广场内的治安、交通、绿化、市容环境和市政公用设施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委托处罚事项对广场监察队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公共秩序。

广场内禁止下列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

(二)扰乱车站、商场、剧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

(三)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闹事;

(四)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五)其他扰乱治安秩序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社会管理秩序。

广场内禁止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损毁喷水设施、公告栏、画廊、雕塑、公用电话、路灯、交通标志或者其他公共设施;

(二)倒卖车票、文艺演出入场券或者其他票证;

(三)进行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

(四)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中违反前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委托广场监察队予以处罚。

第七条进入广场的车辆和行人,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自觉维护广场内的交通秩序和交通畅通。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车辆和行人在明令禁止通行的区域或者路段内强行通行;

(二)公交车辆和其他客运车辆(包括接送客车)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停靠;

(三)不按规定停放机动车辆或者非机动车辆;

(四)其他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其中违反前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委托广场监察队予以处罚。

第八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内的道路(包括人行通道,下同)及其附属设施。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道路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擅自占用道路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擅自挖掘道路;

(二)擅自占用道路堆物或者设摊经营;

(三)偷盗、挪动、损毁窨井盖、路牌、指示牌等道路附属设施;

(四)其他损坏、侵占道路设施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政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爱护绿化,保护各类绿化设施。

广场内禁止下列破坏绿化或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任意借用、占用绿地,在绿地内堆放杂物,挖坑取土;

(二)折损、刻划树木,采摘花卉;

(三)践踏绿地、花坛;

(四)其他破坏绿化或者绿化设施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的环境卫生,保持广场的环境整洁。

广场内禁止下列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或者乱扔、乱倒废弃物;

(二)车辆装载的货物散落、飞扬、流漏;

(三)擅自拆除、迁移、占用、损毁环境卫生设施;

(四)其他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进入广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广场的市容美观、环境和谐。

广场内禁止下列影响市容观瞻的行为或者现象:

(一)在建筑物、构筑物、雕塑或者其他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

(二)携犬等宠物进入;

(三)吊挂、晾晒物品;

(四)随地躺卧、露宿;

(五)乞讨、拾荒;

(六)在喷水设施中洗澡、洗涤物品;

(七)宣传牌、指示牌、灯箱等设施未保持整洁、完好;

(八)其他有碍市容的行为或者现象。

违反前款第(一)、(二)、(三)、(七)项规定的,由市容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市限制养犬规定》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四)、(五)、(六)、(八)项规定的,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

第十二条广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杂耍卖艺、兜售物品;

(二)擅自设置户外广告;

(三)其他妨害广场管理秩序的活动。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浙江省取缔无照经营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市容管理部门委托广场监察队按照《*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前款第(三)项规定的,由广场监察队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造成损失的,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在广场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并征得广场管理办公室的同意:

(一)组织文娱、体育、展览、咨询等活动;

(二)张挂、张贴宣传品;

(三)因养护、维修需要进行施工作业;

(四)设置公共服务设施;

(五)其他影响广场管理秩序的活动。

违反前款规定的,广场监察队应当进行劝阻或者予以制止,并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

第十四条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广场监察队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广场监察队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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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实现整个社会平稳、和谐的前进。刑法中的一些行政犯罪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些犯罪的正确审判能够促进法治的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0月28日，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治安派出所接到举报：有人在车管处附近买卖伪造机动车牌照。当日15时许，警方将宫、刘等人抓获，并从宫处收缴伪造机动车号牌六副。2008年11月1日，警方将王和张二人抓获，缴回造假车牌模具、材料、反光膜等物品。经审查查明，被告人王在2006－2008年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伪造机动车牌300余副，获利3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宫在王处购买假车牌约160副，卖出后非法获利3000余元；被告人张从王手处购买假车牌约100副，卖出后非法获利1000余元；被告人刘从宫处购买假车牌6副，卖出后非法获利60元。2009年4月21日，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王等4人公开宣判，王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宫、张、刘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3年、1年。经该案主审法官介绍，将机动车号牌定位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买卖机动车号牌行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来定罪量刑，这在全省是首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辆证件不仅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证书，也包括号牌，这些都是机动车的合法证件。车辆号牌是公安机关专属制发的机动车合法权属及使用的证件之一，是与行驶证书同时使用并起相同证明作用的法定证件，是公安机关依法管理机动车辆的凭证和手段，它与行驶证配套颁发，缺一不可，它以外挂在机动车上的形式，与行驶证一同起证明机动车合法性的作用。根据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制作、销售机动车号牌。而本案被告人明知伪造和买卖机动车号牌违法，却大肆伪造和贩卖，因此用刑法此条款定罪是适当的。［1］然而，本案被告人王、张的辩护人认为该案的关键在于“机动车号牌”不属于刑法意义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公章”，依照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的基本原则，本案适用刑法第280条量刑不妥，本案应该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范围。这一观点成为庭审中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问题。该案不仅让我们产生如下疑问：⑴为什么在法律已经有明确界定的前提下还会出现争议；⑵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到底在哪；⑶是否一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可以成为那些已经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极大伤害的人逃脱人民追究其责任的救命稻草；⑷在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我们如何在保持刑法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兼顾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在笔者看来，解开上述疑问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行政犯的视角去解决成文法体制下刑法条文的机械化与行政法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关于行政犯的立法现状

（一）刑事犯与行政犯

刑事犯与行政犯的概念来源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观念，一般认为自然犯与法定犯最早渊源于古代罗马法制度。［2］（p140）但真正完整的提出自然犯法定犯分类并在理论上系统的加以阐述的是意大利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加罗法洛。他认为，“在一个行为被公认为是犯罪前所必需的不道德因素是对道德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绝对表现为怜悯和正直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伤害。而且，对这些情感的伤害不是在较高级和较优良的层次上，而是在全社会都具有的平常的程度上，而这种程度对于个人适应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伤害以上两种情感之一的行为称为‘自然犯罪’；”［3］（p44）“那些未被我们列入的犯罪不属于社会学研究的犯罪范畴，他们与特定国家的特定环境有关，他们并不说明行为人的异常……被排除的犯罪常常仅是侵害了偏见或违反了习惯，或者只是违背了特定社会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根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且对社会的共同存在并非必不可少……”［4］（p53）可见，加罗法洛将道德情感作为划分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标尺，违背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情感的犯罪行为就是自然犯，而那些并未违背基本道德情感，仅仅是由于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成为犯罪的行为即是法定犯，各国由于各自的地区和习俗、法律、习惯不同也有着不同的规定。于是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概念形成，后来逐渐演变为刑事犯和行政犯之分。行政犯是前置性地违反国家行政经济管理法规，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进行刑事评价的行为。而刑事犯一般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违法问题，在犯罪与治安不法行为相分离的国家，通常表现为严重违反治安法，直接破坏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伦理准则和道德情感，而且需要对其进行刑法评价。［5］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刑法的变化发展主要是行政犯的增加，而非刑事犯的增加，因为刑事犯是刑法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刑法发展过程中最先发展起来且最受法学家和学者重视的部分。从我国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我国从1979年颁布刑法典到1997年修改以及目前的7个刑法修正案，主要是对行政犯的修改和完善，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行政犯的罪名甚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已经不复存在。1979年刑法典中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也不认为是犯罪了。

（二）我国行政犯的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针对行政犯采用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立法模式，就是有关于行政犯的基本罪状和法定刑都是在刑法典及其修正案或刑法单行法规中规定的，行政法规中不设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只是在处罚罚则中对追究刑事责任做出笼统的宣告式表述，例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种依附性的立法模式不具有独立性，缺陷很大：⒈系统性较差，不利于法律的适用。有关于行政犯的规定散见于行政法规和刑法及其修正案以及刑法单行法规，尤其是我国的行政法规比较繁杂，数量大，种类多，造成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法律时具有较大的工作量和难度。而且如此繁杂的法规和法律更会造成相似的案件适用的法律不同，使公众对法律的信赖度降低，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维护法律的尊严。⒉独立性差，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此种立法模式的依赖性很强，不具有独立的应用性，而且由于刑法典中大量有关行政犯的条款，而历次刑法的修改多数都是关于行政犯的内容，由此造成刑法频繁的变动，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威严性。⒊操作性差，不利于法律的执行。有的行政法规中，只是概括的指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明确地指出适用刑法典的哪一条款或哪一罪名，导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很难将行政法规的条款与刑法典中条款相对应，甚至出现对应不准、对应不上，相同或相似的案情，由于审判人员的差异导致虽然都是从行政法规出发，但是对应出不同的刑法罪名，最后得出不同的刑罚结果。还有一部分行政法规，虽然明确列出了适用刑法的条款，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刑法已多次修改，但是附属性法规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导致适用上非常混乱，新法、旧法交错，甚至无法适用。例如，我国1992年4月3日通过的《妇女保障法》第51条规定：“雇佣、容留妇女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16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此条款中所提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经被《治安管理处罚法》所取代，而且此处提到的第19条是关于行政拘留的款项，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19条已经变更为关于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内容了，毫不相关。而且此处的比照《刑法》第160条，是指1979年《刑法》中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而1997年《刑法》第160条是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两者之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