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处罚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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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处罚制度

篇1

关键词:研发支出 资本化 动因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273-02

企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支撑,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产物,它日益成为企业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完善,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无形资产的研究与开发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研发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重在增大。对研发支出发生时是计入当期损益还是予以资本化,一直是会计界争论的问题,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该问题更具有研究的必要性。

目前世界各国对研发支出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美国会计准则主张将研发支出费用化,荷兰的会计准则主张研发支出只要在预期具有未来效益时即可予以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允许研发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它将研发活动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一定条件后予以资本化。2006年以前,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处理,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关于研发支出的规定作出重大修改,处理方式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这一举措使企业不必担心因大量的研发费用计入损益表而使得当期利润大幅降低,能够改善企业反映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指标,这在理论上可以提高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经过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有条件的资本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研发力度,有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企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

一、制度背景

(一)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无形资产准则第十三条规定,企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直接参与开发的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该规定即要求将研发支出作为当期损益,全部予以费用化处理。该种处理方式虽然符合谨慎性原则,但背离了真实性原则。

(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研发支出有条件地资本化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科研能力的提高,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会计准则开始与国际趋同。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参考,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对研发支出的处理方式作了较大的调整。第七至九条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五个条件,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1)技术上讲,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2)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3)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5)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该准则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首先在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上,准则没有制定明确的标准。准则虽然对“研究”与“开发”的概念做出了定义,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过程复杂,加上会计人员并不直接参与该过程,因此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很难被清楚地划分,主要还是依赖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其次在初始计量上,确认为无形资产必须满足的五个条件在实际操作中较难做出客观的判断,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为依赖于主观判断,管理层可能以人为地判断失误为借口来提高当期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在后期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或会计更正的方式来调整差错,这样做也并不违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分析

(一)研发支出费用化的劣势

1.不符合配比原则。当企业的研发成果最终确认为无形资产时,该无形资产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若在研发期间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处理,不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则无形资产产生的收益没有相配比的费用,不符合会计上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会影响在该会计期间,企业计算所取得的净损益的准确性。

2.不符合真实性原则。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处理时,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只包括依法取得时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研发期间产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均不包含在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中。这种处理方法会使得无形资产的真实价值不能全部体现出来,甚至导致知识产品的成本计量严重失真,企业真实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法反馈给投资者,这对于投资者利用提供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是非常不利的。

3.不符合一致性原则。在2007年以前,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不同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规定不同的入账价值标准。企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实际购买时支付的价款作为该资产的原值,而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账面原值仅包括取得注册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支出,而把研究和开发过程中的费用计入当期损益,采用费用化处理。同样是获取无形资产,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企业资产总额的影响差异较大。

4.企业管理者偏向于短期行为,阻碍技术创新。研发支出全部予以费用化的处理方式会导致企业当期利润大幅降低,这使得一些管理者减少甚至放弃能推动企业未来发展的技术投资,转而追求短期的账面高额利润,以实现自身的业绩目标,但最终阻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损害了企业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5.企业筹资难度增大。研发支出费用化导致的利润减少会使得投资者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降低信心,从而减少资金投入,限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不利于企业以投资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优势

通过分析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的缺陷及其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如何反映自创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考虑采取将研发费用的资本化与费用化相结合的方式。研发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对企业自身利益来说具有以下优点:

1.有利于企业评价经营业绩。无形资产在研发期间花费较大, 一旦成功后, 企业在长期内能获得高额的回报,将研发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使得研发阶段的费用能与后期的收益相配比, 从而有利于企业对不同期间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2.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允许将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降低研发活动对企业财务状况的负面影响,投资者能更恰当地评估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增强企业的融资信心。此外,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可以反映出企业研发活动的投资力度和成功可能性, 研发成功后将开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投资者就可以得到企业管理层对无形资产预期收益评估的信息, 从而有利于投资者进行决策。

3.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开发阶段的支出可以有条件的资本化,这一处理方式可以改善企业在开发阶段的盈利状况,避免利润的大幅度波动,同时增加企业的资产,提高权益比例。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同时改善减少了企业的短期行为,自然地抑制了企业管理层通过削减研发费用来提升当期业绩的做法,鼓励企业加强新技术的开发,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以获取长远利益。此外,在外购还是自创无形资产的选择上对企业的资产总额的影响差异缩小,增强了企业自行开发技术,以核心竞争力树立发展优势的意愿。

三、建议

我国2007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对研发支出采用有条件的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一方面使企业的财务数据更具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提供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为了使会计信息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准则制定机构应该就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方式做出更为详细和严格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1.在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上制定出更为客观的标准。具体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对准则加以补充。在定性方面,可以用列举法进一步明确研究和开发阶段行为活动的范围;在定量方面,可以按不同行业的特点,对开发阶段的支出按销售收入百分比法规定上限,来规范企业以盈余管理为动机的资本化行为。

2.对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进行详细的补充说明。在《实施细则》中可以增加确定满足各项条件的判定方法,如对于技术可行性的判定可以借鉴国外的同行评议、权威评估等方法。企业必须提供准则规定的有效文件证明其开发支出满足各项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3.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披露要求,对于资本化的研发支出需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提供判断依据,列示证明文件。

证监会需进一步完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一般规定》。在现有的披露开发支出期初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期末额的基础上,还应要求将本期增加额和本期减少额按性质进行明细披露和说明;并要求披露本期资本化的开发支出占当年资本化前的总资产的比重,超过正常的比重范围时,证监会应对企业执行调查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资本化行为。

同时,财政部门应注重加强企业会计人员素质,提高其专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感。审计部门需完善相关审计制度,对于不真实的研发支出,无法提供准确判断依据的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和研发失败后未及时进行费用化处理的研发支出都需要提出调整要求。

此外,债权人和企业自身都应该特别关注资本化的研发支出是否真实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免因虚假的财务信息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准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刘凯扬.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激励效应研究[J].时代金融,2011(4)

4.王艳,冯延超,梁莱歆.高科技企业R&D支出资本化的动机研究[J].财经研究,2011(4)

5.许罡.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的价值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12)

6.张清宏.对研发支出费用化与资本化博弈问题的探讨.财会研究,2010(3)

篇2

    职工余某与某公司签订3年的劳动合同。工作期间患“腰间盘突出症”,合同医院给其开具休息一周的证明。但该公司规定:合同医院的证明须由本公司医务室医生签字后方能生效。而公司领导认为余某无病,不让医务室医生签字。余某因不能坚持上班,便在家休息一周。公司领导则以旷工为由对余作出除名处理的决定。这件事在职工中引起反响。那么,企业的规章制度可否作为处理职工的依据呢?

    专家评析:

    《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就是说,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依法建立的,不与法律相抵触,是可以作为处理职工依据的

篇3

一、处罚

(一)道路交通安全

按《道路交通客运安全责任合同书》执行。

(二)煤矿安全

1、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一般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15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3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1万元罚款。

2、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重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30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10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2万元罚款。

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60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20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3万元罚款。

对煤矿安全所涉及企业和个人的罚款由县国土资源局收取后上缴县财政。

(三)非煤矿山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

1、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一般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4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2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5万元罚款。

2、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重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8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3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8万元罚款。

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15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8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1万元罚款。

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安全所涉及企业和个人的罚款由县经贸局收取后上缴县财政。

(四)消防安全

1、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一般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3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1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5万元罚款。

2、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重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5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2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8万元罚款。

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10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3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1万元罚款。

对消防安全所涉及企业和个人的罚款由县消防大队收取后上缴县财政。

(五)特种设备安全

1、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下一般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2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1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5万元罚款。

2、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重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3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2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0.8万元罚款。

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安全事故的,除依法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外,对企业处予5万元罚款,对法人代表处予3万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处予1万元罚款。

对使用特种设备的单位进行的罚款由县质监局收取后上缴县财政。

二、奖励

对全年因为安全监管措施落实较好,无安全事故,无违章作业行为的企业,县人民政府给予1万元奖励。

三、资金管理

所收缴罚款上交县财政后,实行专款专户管理。对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不缴纳罚款的,进行停业整顿。

篇4

为帮助企业克服当前经济困难,促进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现就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提出如下意见:

一、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一)出台住院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将蓬江区、江海区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保单位缴费率,从市区上年度职工月人均工资的6.5%降至4.5%。(市劳动保障局负责,新会区和各市参照制定相应政策)

(二)加工制造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在职工自愿的前提下,可执行市规定的最低缴费基数。(市劳动保障局负责,新会区和各市依照执行)

(三)工伤保险缴费率从缴费工资的1%调整为0.7%。(市劳动保障局负责)

二、从低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

向加工制造企业征收的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如有上下限幅度规定的,执行最低收费标准;其中,市留用部分按最低标准的50%收取。实施期限为2009年缴费年度。减收后留用资金的缺口,由企业所在地政府统筹解决。(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和各市、区政府负责)

三、对困难企业部分缓征堤围防护费,减征土地使用税

(一)加工制造企业缴交堤围防护费确有困难的,经当地经贸部门确认,向当地水利部门申请,暂缓征收应缴堤围防护费的50%,期限为2009年缴费年度。已将堤围防护费收费权向金融机构质押贷款的市、区,在不影响质押权效力和还贷能力的前提下,自行确定缓征范围、比例和期限。(市水利局、市地税局、市物价局和各市、区政府负责)

(二)加工制造企业依法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经企业所在地经贸部门确认,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减征超过2.5元/平方米部分的土地使用税,减征期限为2009年税收征收年度。(市经贸局、市地税局负责)

四、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企业的支持

整合现有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并从省支持我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划出部分统筹使用,以贷款贴息、专项补贴等形式支持加工制造企业及为加工制造业服务的物流企业的融资和技术改造。(市财政局、市经贸局和各市、区政府负责)

五、设立鼓励企业发展专项奖励

对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增长25%以上的加工制造企业,按其上述税收入市、县库的增速和增加额分档给予奖励。(具体操作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经贸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共同研究制定和负责)

六、规范涉企检查和处罚

(一)知会制度。有关职能部门的涉企检查和行政处罚,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关于执法依据、职权、程序和责任等规定进行。切实加强部门组织领导和协调,严格把关,强化内部监督,落实责任追究制。凡涉企检查,应经部门分管领导同意或作知会;对涉企数量多的检查,以及重大检查和处罚,须经部门主要领导批准,并及时知会市政府有关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二)备案制度。对企业的行政处理和财物罚没,由职能部门作出决定后,须报市纠风办备案。由市纠风办把对企业处罚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等情况,每月汇总报市政府分管领导,每季汇总报市政府主要领导,重大处罚及时报市政府有关领导。(市有关职能部门、市监察局负责)

(三)审计制度。由审计部门每年对职能部门的罚没收入及其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计。职能部门通过关联机构以服务经营名义向企业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视为该部门的乱收费行为,经审计后按有关法规处理。(市监察局、市审计局负责)

七、开设专门的企业意见反馈、投诉渠道

在“中国江门政务之窗”增设“企政通”栏目,在网上收集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由政府热线反馈相关部门负责落实。(市信息产业局负责)

八、实施期限及其他

篇5

有一组比较“残酷”的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为6年;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9年。自改革开放以来,存活下来的企业不到20%。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对民营企业而言,它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规模长不大,寿命活不长。当然致使这种现象出现是有很多问题的,其中之一就是员工的高流失率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人才是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员工流失,特别是骨干员工的流失,对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是致命的打击。解决好员工的流失问题,将有助于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对策做一些探讨。

一、员工流失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近年来民营企业员工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工作职责设计不合理、负担过重。多数民营企业存在超时超强度劳动问题,计件制工人按计件工作量付酬,而对一些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员工加班,则常常是象征性地发一些加班工资,或不发加班工资,有些企业关键技术的管理人员,常常24小时开着手机,随叫随到。无论是否发加班工资,但毫无疑问,员工的劳动强度远比一般国有企业大。这主要缘于企业对各岗位的工作职责设计缺乏科学依据,员工工作职责分配不合理,工作边界不清晰,人为地加大了工作强度。即便在经济上有一定补偿,但长此以往,员工身体难以承受必然选择离开。

2.处罚严重、工作压力大。民营企业在管理状态上;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太缺乏有效的管理;另一种则是制度化管理。缺乏制度的企业处罚是随机的,制度健全的企业,其制度条款往往处罚多于奖励。处罚涉及工作任务的数量、工作质量、劳动纪律、事故、损失、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个别企业员工的处罚扣款竟达当月工资总额的1/3。当然,适当的处罚有利于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但处罚过多则适得其反。有研究表明:当员工在一种高度紧张、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工作时,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反而低于正常水平。员工长期处在担心被处罚的压力下,工作不可能愉快,也不可能长久,一有机会就会选择离开。

篇6

全面排查辖区内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以下简称“重金属排放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的环境隐患,摸清重金属污染情况,建立监管台帐,确定重点防控区域(流域)、行业、企业和高风险人群;强化环境执法,依法查处重金属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建立健全重金属防治体系和污染事故应急体系,保障环境安全。

二、工作重点

根据我市实情,确定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重点防控的区域(流域)是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重点防控的行业是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电镀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重点防控的企业是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重金属排放企业(特别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上游的企业)。

三、主要措施

(一)做好对重金属排放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环境隐患的全面检查,摸清重金属污染情况,建立监管台帐,确定我市重点防控区域(流域)和重点防控企业名单。为了确保环境安全,各县(市、区)政府必须与辖区内的所有重金属重点防控企业签订环境安全责任状。

1.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处,对污染治理设施不能稳定达标或超总量排污的重金属污染企业,依法责令整改直至关闭。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金属企业依法实施关闭,坚决取缔无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活动。

2.建立对重金属排放企业的巡查制度,加强对重金属污染企业的监控,严防超标排放。将整治重金属违法排污企业作为全市环保专项行动的重点,不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维护社会公平。

(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三同时”验收制度,提高新建排放重金属污染物项目的准入门槛,对排查发现的未经环评审批且危害群众健康的已建成项目,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关停拆除。

(三)严禁在重金属排放企业1公里范围内新建居民点,在此范围内现有的居民点应按规定要求地方政府实施搬迁;地方政府对此有承诺的,必须按承诺予以兑现。

(四)进一步规范重金属排放企业的环境管理,督促企业建立特征污染物产生、排放台帐和日常监测制度,定期报告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布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情况。督促企业提升污染治理水平,规范原料、产品、废弃物堆放场和排放口,建立和完善重金属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督促重点防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对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责令限期改正。

(五)要按照《市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对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群发性健康危害事件或造成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按有关规定对负责人实施问责,并从该重金属排放企业的立项、审批、验收、生产和监管全过程,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究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年5月15日前)

各县(市、区)政府根据本方案,制定辖区内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并于4月25日前将实施方案及联系人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环保局)。

(二)集中整治阶段(5月16日—9月30日)

各县(市、区)组织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的重金属排放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环境隐患进行全面检查,摸清重金属污染情况,建立监管台帐,确定重点防控区域(流域)、行业、企业和高风险人群。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处,对污染治理设施不能稳定达标或超总量排污的重金属污染企业,依法责令整改直至关闭。

(三)督查阶段(10月1日—11月15日)

市环保局将对辖区内整治行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确保对违法排污企业处罚到位、整改到位,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省环保厅也将会适时对我市的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四)总结阶段(11月15日—12月5日)

各县(市、区)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并于12月5日前将工作总结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环保局)。

五、具体要求

(一)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各地政府必须对辖区内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负责,要精心组织,切实加强领导,研究制定辖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处理解决整治行动中遇到的问题。

篇7

第一条 为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活动,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活动,是指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拆解,从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用改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物理、化学特性的方法减少已产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量,减少或者消除其危害成分,以及将其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不包括产品维修、翻新以及经维修、翻新后作为旧货再使用的活动。

第三条 列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国务院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工业信息产业等主管部门制订和调整《目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第四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资源综合利用、工业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拟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负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管理工作。国务院财政、工商、质量监督、税务、海关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

第六条 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第七条 国家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费用的补贴。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人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缴纳义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应当纳入预算管理,其征收、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工业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制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征收标准和补贴标准,应当充分听取电器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处理企业、有关行业协会及专家的意见。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示范、推广和应用。

第九条 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不得进口。

第二章 相关方责任

第十条 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人生产、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电器电子产品污染控制的规定,采用有利于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设计方案,使用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以及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

电器电子产品上或者产品说明书中应当按照规定提供有关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回收处理提示性说明等信息。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自行或者委托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电器电子产品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应当在其营业场所显著位置标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提示性信息。

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由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处理企业处理。

第十二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应当采取多种方式为电器电子产品使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回收服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对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处理,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未取得处理资格的,应当将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交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处理企业处理。

回收的电器电子产品经过修复后销售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等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并在显著位置标识为旧货。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交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处理企业处理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资产核销手续。

处理涉及国家秘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依照国家保密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国家鼓励处理企业与相关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第十五条 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保障人体健康的要求。

禁止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第十六条 处理企业应当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日常环境监测制度。

第十七条 处理企业应当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基本数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第十八条 处理企业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十九条 回收、储存、运输、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规定。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国务院资源综合利用、质量监督、环境保护、工业信息产业等主管部门,依照规定的职责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相关政策和技术规范。

第二十一条 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资源综合利用、商务、工业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编制本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

第二十二条 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并在其经营范围中注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企业,方可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

除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外,禁止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单位和个人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第二十三条 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完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

(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

(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十四条 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受理申请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之日起60日内完成审查,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书面核查和实地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向有关部门检举。有关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依法及时处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进口电器电子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人生产、进口的电器电子产品上或者产品说明书中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回收处理提示性说明等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擅自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查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业、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暂停直至撤销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

第三十条 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企业未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未按规定报送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或者报送基本数据、有关情况不真实,或者未按规定期限保存基本数据的,由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企业未建立日常环境监测制度或者未开展日常环境监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处理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处理场应当具有完善的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确保符合国家或者地方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并应当遵守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处理场应当符合国家和当地工业区设置规划,与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相协调,并应当加快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讯,3月5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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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检制度;年度报告

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社会组织;主要形式有:独资、合伙、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秩序,现代国家一般对企业在市场中的进入、运行、退出都有一定的监管。对企业运行的监管则视企业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而不同,前者需要执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后者的要求则低很多。我国自1983 年以来,对非上市企业实行的都是年度检验制度,这项制度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贡献颇多,但自2014年2月国务院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企业实行年度报告制度,标志着实施了三十多年的年检制度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企业年度报告制度是指企业依法向登记机关定期、如实上报年度登记事项执行情况和经营情况的法定制度。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理应由市场决定其进入、发展、退出,政府只需维护市场的有效、合理,兼顾公共利益的保护即可。基于有限政府的思想,自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普遍的放松了对于企业经营的管制。而我国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国家干预意识过强,使得政府职能混乱、资源浪费、监管不当。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在我国呼吁已久,终于国务院与2014年2月批准《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方案》自3月1日起实施,企业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公司股东(发起人)缴纳出资情况、资产状况等,企业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对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内容进行抽查。而基于《方案》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通知[1],此次改革涉及: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企业。

二、年检制度

企业年度检验是企业登记机关依法按年度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对与企业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的监督管理制度。1982 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年检对象只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公司形式的市场主体尚未包含在内;这是年检制度的首次入法;随后几经修改,2006年2 月24日再次修订的《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最终确定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年检制度[2]。伴随着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转型,企业年度检验制度在监督管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三、与年检制度相比,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特点

(一)监管方式转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便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我国之前的年检制度受传统的政府监管方式的影响虽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以直接干预为主,市场发展一直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监管权太强、负担较重、寻租厉害。而《方案》中出台的年度报告制度,则将政府的直接检查,变为督促市场主体及时、准确的报告公开信息的间接监管,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弱化政府的管理职责,虽然政府仍保留了抽查的权力,但相对前者,政府已在转变监管方式,还市场更多的自由。

(二)提出信用信息公示体系的构建

《方案》中强调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将违信公示作为企业违之之惩罚。其规定:一、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信息公示制度,将企业登记备案、监管、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信息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二、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向社会公布,使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将年度报告与信用建设相结合,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运行模式,增加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企业的信用意识,更有利于社会公众对企业行为的监督[3]。

(三)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为企业减负

《方案》提出年度公示制度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便于企业按时申报;且强化了企业的义务,要求其向社会公示年报信息,供社会公众查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来查询企业的有关信息。对企业来说,无需每年到工商部门提交检查、如实公布即可,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披露信息的主动性。

四、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不足

(一)规定年度报告制度的文件位阶太低

《方案》全称是《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虽由国务院批准,但其法律位阶却比部门规章还要低。将现行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这一重要的措施由这样一个方案的形式确立,本身是否存在不当。且这本是政府在企业管理思路上的一个转变,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市场,但这样一个意味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方案却以行政指导立法的形式展开,是否有点矛盾。自今年3月1日开始,这一制度便正式实施,这彰显了我国当前的行政权力的强大和行政效力的便捷。

(二)规定内容太过抽象

《方案》对于年度报告制度的规定只有一段,却规定了报告单位、报告内容、审查方式等内容。虽已将年度报告制度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但内容改过具体,操作性差。如规定的报告内容事项太少,难以达到监管的目的;报告时间、报告方式都未有明确规定;如何抽查、怎样抽查亦未详尽;惩罚措施只有依法处罚加信誉公示通告、操作空间太大、寻租容易。

(三)审点依然是企业的登记情况

《方案》中规定的报告内容:公司股东(发起人)缴纳出资情况、资产状况等,企业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故而,现行的企业年度报告制度与之前的年检制度一样,审查的重点依然是企业的登记情况,而非企业的财务状况。这一点则与国外年度报告制度相差较远,国外的年度报告制度即对公司的登记事项监督检查,亦强调对公司财务状况的知悉和掌握[4]。因此,现行的年度报告制度只是政府审查方式的转变,而实质需审查的内容依然未变。

(四)未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

无论是企业年检还是年度报告都是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管,我国之前的年检制度是管理有之、引导不够,而今的年度报告制度显然矫枉过正,仅仅一工商部门之抽查,对企业提供资料即无实质审查亦无形式审查,兼之以未完善的信用体系,又未赋予公众监督权力,如此单一的监管体系,恐难履行好其监管职能。

五、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完善

年度报告制度虽在国外已实行多年,但在国内毕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自然存在诸多未尽之处。比之国外经验、以及国内多年实施企业年检制度的总结,对于刚刚启程的年度报告制度建议如下:

(一)完善法律法规

《方案》只是一个改革的大纲,具体制度的建立仍需详细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相对于《方案》的简单概括,后续法律法规,首先、需要明确管理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管理部门有哪些监管权力、措施、怎样监管;其次、明确企业报送年度报告的责任、义务,怎样报送、以什么格式报送;最后、需建立明确的法律责任、统一的处罚幅度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任何规定不透明的地方往往即是管理机构寻租的腐败区。《方案》可以简单概括,但后续的法律法规必须明确,管理机构的职能以及企业的义务与权利。

(二)完善多层次监管体系

1、严格的税收制度

税收与企业息息相关,是最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税收制度的完善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的有效收入,更可以实现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政府可以通过对税收信息的统计、分析,很快掌握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可借税收制度的适当调整,实现对经济的宏观。完善税收制度,发挥税收的调控职能,构成对企业的多次监管,维护市场的有效、安全。

2、完善企业信用体系

市场的诚信建设也是现代经济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之一,且其运行成本低,能有效节约了社会资源。故《方案》提出通过完善信用约束机制等监管措施来推动实现"严管"。目前条件下,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依托,通过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实现协同监管,是一个可行而有效的手段。

3、加强社会监督

企业年度信息报告公示制度,要求企业相关信息的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对于信息的直接利益主体,只有一个查询权,基本是对社会监督力量的浪费,这部分群体即是公开信息的受众,亦是公开信息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是最可能受到公开信息的影响、也是最容易发现企业公开信息存在问题的主体。由于管理部门对于企业报告信息只是抽查,故而作为利益驱动型的企业报告很有可能存在违法问题,如此疏落的政府监管很难维持报告的真实、准确,赋予公众监督权,即可补上监管的空缺,亦可节约行政成本。

(三)完善处罚措施

1、明确行政处罚措施

《方案》中规定的处罚措施太过具体。应当明确处罚的原由、处罚措施、救济方式等。鉴于之前的处罚措施只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的操作空间太大,吊销执照的处罚太重。故而对于企业年检制度的违法处罚,应该首先明文规定,法无规定即无授权不可罚;其次依法处罚,行政处罚要适当、合理;再次、要引入新的惩处措施,如警告、公告;最后、慎用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2、加重个人责任

《方案》虽引入了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处罚措施,但只是通报有关部门、产生信用约束。企业虽是独立主体,但其行为都是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意思表示。企业年度报告违法,处罚企业无可厚非,但做出报告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也难辞其咎。加重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刑事、行政处罚才能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使这班人不敢实施类似行为。

3、强化司法救济和刑事惩治

司法机关的民事救济和刑事惩治是对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惩罚,对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依法惩处各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

企业年度报告制度自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项政策虽然还不完善,但其是政府转变管理思维的开始,意义重大。企业作为商主体终究是市场中的活动者,应由市场决定其生死成败,政府做好监管职责、服务职能即可。总之,企业年度报告制度是企业监督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度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会随着企业登记注册监督管理改革的逐步成熟一一解决。

参考文献: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3号][EB/OL]国家工商总局网,http://,2014-02-20.

[2]洪婷婷.关于企业年检制度的探索与思考-兼与国外公司年度报告制度比较与借鉴[J].法制建设,2013,(10).

[3]江苏省工商局企业处.建立企业年度报告制的几点思考[J].工商行政管理,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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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社会中处罚的产品琳琅满目,从社会道德舆论的谴责,到合同法中处罚性的违约金,到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再到刑法中的刑罚等。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罚,即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控制的表现形式。处罚意味了主体违反了某种受强制保护的规则后的社会代价,或者说是报应的成本。其实我们首先应当为惩罚正名。一般意义上的惩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条件性, 实施惩罚必须以处于某集团或团体组织中的成员行为违规并触特定主体的利益为前提,即以造成损失和违规为前提条件;(2)临时性,惩罚是临时剥夺当事人的某种权益,是一种手段,不以惩罚为目的;(3)报应性 ,违规者要为自身行为不当而造成的后果承担自己的不利益;(4)惩戒性 ,如果使用适当,惩罚可以使违规行为者得到遏止的暗示,也可使其他主体习得到间接经验,不敢犯类似的错误,具有警示的性质,即可以威慑未来事件潜在的危险;(5)相对性,惩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动态性。(6)惩罚的局限性。惩罚不是万能的,效能是有限的,本身处罚的负面效应。使用不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罚,旧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确立的是企业对职工的惩罚的概念范畴体系,有的叫纪律处分,有的叫行政处分,有的叫行政处罚,有的经济处罚,个人以为“企业对职工的惩罚”这是经济性概念和行政概念的混合,从法律角度应当叫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分。根据《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员工的处分包括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事实上行政处分与纪律处分的区别。纪律处分是指社会组织对违反组织章程、内部规章制度的内部成员给予的处分。二者的区别是:第一,实施的主体不同,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处分,纪律处分是社会组织实施的处分;第二,实施的对象不同,行政处分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纪律处分的对象是社会组织的成员;第三,依据不同,行政处分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纪律处分的依据是法律、法规以及组织章程、规章制度、决议等。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处分概念的混淆不清是我国目前企业对劳动者处罚混乱的典型症状。

一、解读《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事过境迁

(一)《奖惩条例》颁布之后的经济体制的变迁从以后,中国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使国富民强起来,制定了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一个花费资本巨大的一个产业。因此有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服务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城市中的国有性质的企业的一切资源配置全都成为政府行为,老动者进入单位的门,就是单位的人。劳动者的政治前途,事业成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甚至子女受教育的幼儿园、学校,单位都大包大揽了。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的话,用人单位从此成为每一个老动者的依附的命根子。因此《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正是在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出笼,在以固定工为主体的劳动用工条件下制定的,企业劳动者作为计划经济的要素,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由政府纳入了计划的编制。企业严格限制劳动者的流动,企业无权通过将不合格的劳动力资源剔除出企业,当然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也就没有必要剔除出去,也就谈不上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同样当时也没有劳动力市场。公有制的企业为了维持内部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正常运作,在企业实行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企业对内部的职工的惩处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几经曲折改革后形成了崭新的孕育着巨大风险和机遇的市场模式,新的多元化的利益元素开始在旧的劳动关系管理格局中激荡。

(二)《奖惩条例》颁布之后劳动力资源市场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谈不上劳动力市场的,中国这二十多年经历了劳动力市场的从无到有的重大变迁,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首先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原来只能在农村从事种粮食生产,在田地里劳作的人,现在不必再局限于农业生产了,可以转移到乡镇企业,而且现在也可以转移到小城镇,中等城镇,甚至转移到京沪等这样的大城市了,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是对于城市职工来讲,那么过去是铁饭碗,没有竞争。有权在中学毕业以后或者大学毕业以后由国家包办工作,那么现在竞争激烈众所周知,这个竞争者首先是外来务工人口,也就是农村转移到城市来的劳动力。 再次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那么现在更多的劳动力被配置到非国有经济里面去。 第四,非正规就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这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下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首先要清除过去妨碍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障碍。

(三)《奖惩条例》颁布后劳动关系的属性的变迁

与计划经济时代比,劳动关系日趋明朗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主体关系不是清晰明确的。国家代表全社会利益,企业行政和职工都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身份,表现为利益一体型的劳动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劳动行政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表现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直接构成并自行管理的系统,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和劳动力利益的差异型关系。同时,由于双方主体之间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日趋契约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节方式主要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来实现,且劳动关系市场化,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劳动关系的形成、劳动条件的确定以及劳动力价格水平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状况。因此包括《奖惩条例》在内国家或地方颁布的处罚规定以及许多企业内部制定的处罚规则明显有参照《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的痕迹。过去的劳动关系的行政属性是对公有制企业采取政企不分的劳动关系从的行政属性走向商业属性,开始具备一种社会契约化的体征。

(四)《奖惩条例》颁布后劳动关系的调整理念的变化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行政化管理和员工的国家干部的身份待遇,因此出台了这种类似于如今公务员处罚条例的规定。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也被定性为行政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由于劳动者先天和后天具有的弱势地位,导致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局部范围出现比较严重的劳资矛盾,为了调整这一日益敏感的且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国家介入来平衡这种容易失衡的劳资关系,劳动法也越来越被赋予社会法的色彩,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我国劳动关系的价值的调整由此可见经历了从公法调整再到私法调整再到社会法调整的过程,完成了从人身依附到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社会进步过程。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不能因为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法的公法成分非要参照行政管理模式。

二、质疑在企业管理领域的惩罚原理

计划经济时代特殊的劳动关系和管理模式的大前提以及如此背景下演绎出来的小前提,使处罚成为维持稳定呆板的劳动系统的最为有效得手段,来维持企业组织庞大的行动能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行使着半政府的职能。企业职工基本上是终身制以及接班制,即职工进入企业之后,大多数是有进无出。如果职工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和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行为,企业是不能辞退他们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借助处罚的手段进行劳动管理和企业管理。似乎罚款成为企业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

(一)消极影响的心理学分析 实证的行为心理学上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东西的价值估计,比得到相同价值时的估价高出两倍。而且,当所得比预期多时,人们会很高兴;而当失去的比预期多时,损失带来的心理痛楚胜过认为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占有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痛苦越大。加上数千年惩罚的报复性和习惯性,认为惩罚带来的违反规则的成本足以遏止人对规范的挑战心理。通过惩罚原理达到循规蹈矩的增强目的。将这种惩罚的原理利用得淋漓尽致,工具主义的管理理念的异化导致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就得罚,管理者们迷恋于万能主义的惩罚,但是现代的管理文明强调管理的人性化,注重人权惩罚面临着全面的社会文明的挑战,管理的工具主义威胁着人类本身的价值。从管理学的发展来看,倾向于采用经济惩罚手段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最早的管理思想中,管理者会假设员工都是懒惰的、不自觉的,所以要用监管的方式来管理员工,如果员工违反了管理者的规定,自然要对员工进行处罚;现在的管理思想中,管理者会把所有员工都假设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拥有创造力的人,因此管理倾向以结果为导向,即按照员工的绩效进行评估,确定员工的报酬,而经济惩罚已经在逐渐淡出,已经被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用,因为管理学理论正在朝着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行政化管理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职工更多的是使用行政手段,缺乏用法律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管理企业,更缺乏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管理效应。处罚作为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点的。当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即使企业使用某些行政手段管理企业,也绝不是政府性的行政手段,而应该是企业性的管理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处罚并不是万能的。企业管理和劳动管理手段多种多样。罚款适用的情形不应当过于宽泛。职工违反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可以通过教育、纪律处分、劳动仲裁或法律诉讼等途径解决。还可以通过订立短期劳动合同,签订劳动试用期合同来解决。惩罚是一种负增强的行为矫正技术,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惩罚权,容易使下属迎合上司的喜好,对上级惟惟诺诺,不提出自己的思考。动辄处罚会对员工心理造成冲击,员工会觉得自己本来固定的收入被扣掉了一部分,从而产生怨气。惩罚带来的强烈的剥夺感和屈辱感,在可以闭合的劳动力系统中劳动者往往会在优选择的情况下离开原先的用人单位,没有选择余地的劳动者只能“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其工作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二)负面影响的成本管理学分析 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残酷竞争,劳动力剩余问题严峻,用人单位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拼命地降低成本和追求利润是吾人可以否认的事实,因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这种供求关系,为了自身的利益压低劳动者的使用成本,甚至于不惜非法处罚劳动者,企业制定自己的家法,处罚依据本身不合法,处罚员工随意性大,不讲求合理性,倾向领导的情绪化,程序不合法问题非常严重,劳动者为了保住一份工作往往面对企业非法处罚无可奈何,这种企业内部的“家庭暴力”严重地侵害者劳动者的权益,企业的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惩罚容易激化劳资矛盾,近年来因为企业处罚员工导致的劳动争议案件不断攀升,使劳动者和管理层关系紧张,造成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严重的信任危机,使企业内部的沟通成为严重的问题。管理者运用权力的方式直接影响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场所的氛围,所以它对于管理者十分重要。利用各种“花样”来处分员工,在本质上是为了阻止员工继续犯错,改善其工作态度,这种方法本身并没有错。企业借助自己的优势,利用劳动者的弱势,企业任意挥动乘法这根大棒,动辄惩罚劳动者,如停职、降职、罚款、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强行调动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细节。实施惩戒性规范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并非轻而易举的达到目的的。事实上惩戒者要依赖被惩戒者的支持,并且事后在与他人讨论有关事件时,要得到舆论(第三者)的支持。虽然企业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同样受到目标行动者的行动的外部影响,但是这里的规范对于劳动者来说,始终是一种倾向分离性的规范(即用人单位作为目标行动者所占受益者的比例较小),而用人单位则接近于共同性规范(用人单位作为目标行动者占受益者比例很大)。这样使得劳动者倾向于抵制规范,即使用人单位所拥有的控制权(可以充分惩罚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惩罚所获得的利益却是有限的。因为这种惩罚往往得不到被惩罚者的支持,同时实施惩戒者事后也不能得到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可见惩罚是具有边际效应,越是苛刻的盛行的惩罚主义越是造成混乱和不效益。惩罚会带来的价值有些时候足以抵消惩罚的效应,过多的使用惩罚也是管理者的一种无能表现。我们无法想象劳动者兢兢业业地劳动只是在处罚大鞭的挥舞下成就的现代劳动关系的管理文明。

三、亟待解决的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存在的弊端

目前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的合宪性、合法性、人道性、合理性以及科学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作为两个利益并不完全重叠甚至相对对立的利益范畴,实务中的不规范现象亟待解决,这是我国各种使用劳动力的经济实体所面临的共同 的人力资源的管理难题。

(一)处罚的范围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各类企业中,企业对员工实施罚款司空见惯。按照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的《企业职工奖励条例》的规定, 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有权对职工实施罚款。该条例第11条规定了范围。(1)其中“违反劳动纪律,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消极怠工,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或者工作任务的”。无法判断“经常”的标准,缺乏操作标准。(2)“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调动、指挥,或者无理取闹,聚众闹事,打架斗殴,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无法判断后半部分是否为发生影响秩序的结果作为认定的标准。(3)“玩忽职守,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或者违章指挥,造成事故,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的条款,无法判断是并列关系和承接关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范围也没有界定,属于政治性的概念。(4)“工作不负责任,经常产生废品,损坏设备工具,浪费原材料、能源,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经常”没有明确界定,未量化处理,缺乏可操作性。(6)“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中“投机倒把”的称法已经没有详细的依据了。(7)“滥用职权,违反政策法令,违反财经纪律,偷税漏税,截留上缴利润,滥发奖金,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损公肥私,使国家和企业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职工有上述行为,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只说明触犯刑律才由国家司法机关惩处,明显政企不分,代替行政权的痕迹浓重,且可能导致重复处罚。(8)“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这款兜底性的条款更是为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企业往往擅自扩大处罚范围。

(二)处罚的依据存在的问题 首先,《企业职工奖励条例》、《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全民所有制公司职工管理规定》、《关于贯彻执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实施办法》以及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的复函作为企业处罚劳动者的依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不适应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目前企业仍然拿着这些旧船票来处罚劳动者,弊端久亦。《奖惩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体职工。对企业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给予奖励或惩罚,其批准权限和审批程序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办理。”我国目前有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涉外经济(包括外商投资、中外合资及港、澳、台投资经济)等经济类型,除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的企业中,都存在对职工罚款的问题,而这些企业行使罚款权目前是无法可依的。甚至于也已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样。其次,司法解释认可了企业制定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我国现行有关立法看,对企业规章的内容合法性规范、规章的制定程序以及公示的方式等都没有具体规定或根本没有规定。法律的真空地带不仅导致劳动者自身维权的缺乏依据,也使劳动保障部门和人民法院在解决劳动关系的问题过程中没有具体依据。至于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处罚依据,个人认为不应合法,劳动合同的鉴证工作不是强制的,用人单位往往提供格式合同,劳动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倘若处罚条款加入合同中,增加了处罚侵权的概率。

(三)处罚合理性存在的问题 《奖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但是没有严格的实施界限,企业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有的企业只是选择性的将这些惩罚措施变通使用,甚至有的企业与行政处罚法中的人身罚,行为罚、申诫罚、经济罚的处罚方式混同,这些模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部处分条例有着明显的行政痕迹,且各企业中普遍存在奖惩不对称的问题。企业中普遍存在以扣代缴的经济处罚的做法,《奖惩条例》第16条规定:“对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众多企业往往是采取超过月工资的20%,认为是“一般”,所以可以特殊。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以罚代赔现象。赔偿和罚款不同,罚款属于处分性质;赔偿是职工应负的一种经济责任。企业常常采用处罚代替赔偿。惩罚劳动者常常的体现个人意志,体现了上司的个人情绪性、随意性和偏激性的特点。由于我国私人资本的不断发展,许多私营企业如雨后的春笋一样遍地开花,私人资本的对利追求的极端性,导致私人企业老板不惜侵害员工的合法利益,甚至随着自己的情绪随意不人道地处罚员工,甚至于用私人暴力对劳动者进行侵害。私人老板会因为个人酗酒、家庭矛盾或者工作的不愉快宣泄在处罚劳动者的身上,国内已经有了并不少见的报道。

篇10

关键词:价格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19-02

一、问题的提出

复方利血平是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抗高血压药,每片零售价格仅0.08元,全国目前有1 000多万高血压患者长期依赖此药,其主要原料为盐酸异丙嗪,仅有辽宁宏达和辽宁医创两家制药公司生产。

2011年6月9日,山东顺通和山东华新分别与辽宁宏达及辽宁医创签订《产品销售协议书》,垄断了盐酸异丙嗪在国内的销售,且立刻将销售价格由每公斤200元提高到300元~1 350元,并与我国生产复方利血平的最大四家企业协商,表示可以提供盐酸异丙嗪,但这四家企业须先将复方利血平的价格从1.3元/瓶提升到5元~6元/瓶。

2011年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山东顺通和山东华新强迫下游生产企业抬高投标价格,非法控制抗高血压药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价格招投标制度,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责令两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解除与盐酸异丙嗪生产企业签订的销售协议,并对两企业处以罚款处罚。

这是国内首起垄断重罚案,虽以发改委的重罚为结局,但发改委在处罚决定中并没明确揭示两药企违反的具体法律法规,使得该处罚的信服度有所降低。而揭示山东两药企违反的具体法律法规,则需对该案中山东两药企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定。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山东两药企的违法行为属通过价格卡特尔的方式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

二、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1.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根据《反垄断法》第17条:“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采取的是市场份额即市场占有率的标准,加之根据相关市场上的竞争状况,考量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以及商品价格、技术条件等方面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即是指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是指企业凭借已经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对市场的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的交易或者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

一般来说,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必须满足三个要件:(1)实施滥用行为的主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滥用行为;(3)滥用行为削弱了市场竞争,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

2.山东两药企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本案中,山东两药企因分别与全国唯一生产盐酸异丙嗪的辽宁宏达及辽宁医创签订《产品销售协议书》,控制了盐酸异丙嗪的全部货源,而盐酸异丙嗪作为生产复方利血平的主要原料,因此毫无疑问山东两药企在生产复方利血平原料药货源的相关市场占有了支配地位。

3.山东两药企是否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

根据《反垄断法》第17条关于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实施,即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限制竞争或达到独占市场的目的,基于其优势地位将价格定在竞争水平之上,或者是低于商品成本进行销售,又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变相降低价格销售,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竞争环境,损害国家利益或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构成实质性的限制和影响,并将最终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本案中,山东两药企在控制盐酸异丙嗪的货源以后提高销售价格并与四家企业协商的行为最终将危及高血压患者这一消费群体的切身利益,实质上就是利用自己在生产复方利血平原料药货源的相关市场占有的支配地位,对交易相对人实施了不公平交易的行为,滥用了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

三、关于价格卡特尔

1.关于价格卡特尔

价格卡特尔,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为牟取超额利润,以合同、协议等方式,共同商定商品或服务价格,从而限制市场竞争的一种垄断联合,如规定产品的最低限价、最高限价或价格构成。在存在价格卡特尔协议的情况下,其参加者能够获得稳定的利润,但是其存在实质上侵犯了价格运行的市场规律,影响了竞争秩序,破坏了通过竞争影响价格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最终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垄断协议以及第14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垄断协议中都就将价格卡特尔这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了禁止范畴。

2.山东两药企是否属于价格卡特尔

山东两药企联合抬高盐酸异丙嗪的销售价格,并企图与下游购货商达成复方利血平销售价格的抬高作为提供盐酸异丙嗪的条件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垄断后的价格串谋勾结,即本质上就是价格卡特尔。

四、对本案的具体分析

关于本案,笔者认为山东两药企的行为系通过形成价格卡特尔的方式滥用了其在复方利血平原料药货源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其强迫下游生产企业抬高药品投标价格,非法控制抗高血压药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的这些行为具体违反了以下法规。

一是《反垄断法》第13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二是《反垄断法》第14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是《价格法》第14条:“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六)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收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四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5条:“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标价或者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五是《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价格及收费管理暂行规定》第1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六)操纵投标价格或进行价格欺诈,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虽然日前发改委已经对山东两药企进行了重罚,但是笔者认为已经承受了高药价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向违法企业索赔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反垄断法》第50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价格法》第41条“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山东两家药企控制原料药货源,以垄断的方式抬高药价,已经构成违法,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依法向山东两药企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五、对我国通过价格卡特尔方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则的反思

1.相关处罚程序的配套与完善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38、44条的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同时,经营者违反法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但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拒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反垄断执法机构有关决定或禁令的经营者采取怎样的措施。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引入延迟履行处罚义务罚金制度,即为了督促违法当事人尽快履行其义务,在其一旦延迟履行便对其进行因延迟履行而产生的第二次处罚,具体可通过处以罚金的方式予以实现。

2.提高查处垄断行为的可行性

与其他垄断行为相比,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以及价格垄断协议的查处更加复杂和困难,需要从制度和执法能力两个方面予以保障。一是不断完善反价格垄断配套规章。有法可依是查处价格垄断行为的前提,因此应当尽快出台反价格垄断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规定,并结合执法实践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价格垄断协议的取证等方面作出更细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二是提高执法人员综合专业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为垄断行为的查处提供坚实的执法能力保障。

3.引入价格听证制度

针对通过价格卡特尔等方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政府还可采用通过对价格规制的方式限制、排除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滥用行为,同时通过引入价格听证制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促进经营者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提供商品或服务。

4.健全消费者民事诉讼救济制度

任何违法的垄断行为最终都将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价格卡特尔的方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违法行为也不例外。通过价格卡特尔将产品定价,人为地抹杀了市场竞价的核心竞争环节,最终侵害的仍是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应当完善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救济自己在违法垄断行为中受到的损失。

5.反垄断执法方式的改进

目前,在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方式大多采取的是事后的处罚方式,很多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对可能进行或正在进行的违法垄断行为做到及时地监督和惩治,且在事后的处罚过程中也往往没有能够详尽地揭示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大大降低了反垄断执法的信服度。因此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当注重法律依据的披露,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公信力。

六、结语

通过价格卡特尔等方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在实际反垄断的查处中证据的搜集和整合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应当首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价格卡特尔等违法行为的行为模式和特征等各方面有一个深入地了解,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各项制度的改进及完善,提高反垄断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反垄断调查的业务能力,才能真正为反垄断执法提供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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